邓显鹤弘扬湘学的成就与贡献
时间：2017-03-19 09:05 来源：湖湘文化网 作者：夏剑钦 阅读：次
邓显鹤，字子立，号湘皋，晚号南村老人，清新化县人。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八岁能诗，举嘉庆九年(1804)乡试，屡试礼部不第，遂厌薄仕进，博究群书，足迹半天下。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宁乡县训导十三年，引疾归乡后主讲邵阳濂溪书院，于咸丰元年(1851)卒。
是一位终身致力于湖南文献搜讨、整理并编辑出版的古文献学家和编辑出版家。梁启超认为他“于湖南文献搜罗最博，以独力私撰《道光宝庆府志》、《道光武冈州志》最称精审”，故誉之为“湘学复兴之导师”①。
很显然，梁启超这里所说的“湘学”，是指以湖南人为主所创造的“湘人之学”，它包括湘人先辈的文献、学艺、人格及其学风。梁氏研究清代学术史，很注重各地之文献整理与学术、学风的地理分布，认为“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且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
▲“南村草堂”石刻
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成，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②。由此，他把特别注重“诗文之征、耆旧之录”这一文献征讨工具的邓显鹤，与清代史学家李绂、全祖望相提并论，认为“彼全谢山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于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大验耶”③那么，邓显鹤对于弘扬湘学到底有哪些成就与贡献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他以整理乡邦文献为己任，倾毕生精力从事搜寻、整理、编纂并刊刻了大量的地方文献。
对于这一方面的成就，曾国藩在其所作《邓湘皋先生墓表》中曾有个较为全面的概述：“其于湖南文献搜讨尤勤，如饥渴之于食饮，如有大谴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以为洞庭以南，服岭以北，旁薄清绝，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郁不宣，君子惧焉。于是搜访滨资郡县名流佳什，辑《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东起漓源，西接黔中，北汇于江，全省之方舆略备，巨制零章甄采略尽，为《沅湘耆旧集》二百卷。遍求周圣楷《楚宝》一书，匡谬拾遗，为《楚宝增辑考异》四十五卷。绘乡村经纬图以诏地事，评述永明播越之经以旌忠烈，为《宝庆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冈州志》
三十四卷。衡阳王夫之，明季遗老，国史《儒林传》刊于册首，而邦人罕能举其姓名，乃旁求遗书，得五十余种，为校刻者百八十卷。浏阳欧阳文公玄，全集久佚，流俗本编次失伦，为覆审补辑若干卷。大儒周子权守邵州，录其微言，副以传谱之属，为《周子遗书》若干卷。所至厘定祀典，褒崇节烈，为《召伯祠从祀诸人录》一卷、《朱子五忠祠传略考正》一卷、《五忠祠续传》一卷、《明季湖南殉节诸人传略二卷》。呜呼，可谓勤矣。”
▲邓显鹤墓表（曾国藩文、左宗棠篆额并书）部分
曾文中所举书目虽还并不完全，但也使人感到湖南自有史以来，恐怕还没哪一位学者所搜讨与编纂的文献有如此壮观的。其搜讨之难，编纂之艰苦，自非常人所难想象和承受。其中如他主编的《沅湘耆旧集》，便是他为了“以诗存人，亦以人存诗，用备一方掌故”④，费时二十余载，搜集了明、清两代三百余家、诗四千余首的《资江耆旧集》印行之后，复“念全楚之大，非一道所能赅，自湖外诸郡，分隶湖南布政，其间巨儒硕彦，通人谊士，断璧零珪，湮霾何限！文采不曜，幽光永沉，此亦阙于采录者之罪也。因发愤推广，展转搜索”编纂而成的又一部辑录湖南先贤诗作及其相关文献的诗歌总集。此书前编四十卷，是邓显鹤取其子邓琮历年所辑沅湘地区从晋宋至元代历朝公卿、布衣、闺阁、释道等330家所作诗2230首，自己“评为审定”的。本编二百卷，是邓显鹤本人辑自明代洪武、永乐至清道光年间，凡沅湘一带诗人1699人，诗15680首。在清朝统治者对汉儒严厉控制的情况下，士人“多以文术志节相高，往往抱幽守独，至老死且窖其书牖下，不求立名于时”⑥要在这种情况下搜讨文人诗作与诗人掌故，谈何容易！难怪他几十年往来踯躅于沅湘之滨，每得残缣断简如获异珍，“惊喜狂拜，至于泣下”⑦。至于他编纂的这些文献的价值，与他同辈的桐城派学者姚莹曾在《南村草堂文钞序》中有个比较，认为“湘皋以诗鸣湖南数十年矣，乃其用心则尤在访罗遗佚、表章文献……其大者尤莫如表彰衡阳王先生久晦之书，与顾、黄诸老并列；裒辑欧阳文公圭斋全集，与庐陵并行；编订《周子全书》，与《二程遗书》、《朱子全书》同垂天壤。其所为《宝庆府志》，先民、遗民、从臣、迂客及胜朝耆旧诸传，尤多可歌可泣，为史传所遗之人。盖楚故也，而天下之大文系焉”。姚莹所强调的这几种文献中，尤以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成之《船山遗书》影响甚巨。虽然那次所刻船山的著作并非“全书”，而只是船山阐释《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四书》等经部的著作18种151卷，且担任校雠的邹汉勋不太尊重原著，校勘中有些删改原著以失真貌的现象，但这次刊刻毕竟使两百年来无人知晓的船山主要哲学著作能公之于世，嘉惠后学。且因其影响日渐扩大，以至后来同治年间有曾国藩、国荃兄弟在金陵节署刊印的收书57种288卷的更大规模的《船山遗书》。船山作为一个遁迹荒野的乡间老儒，其学术思想能与清初早已声名彪炳的顾炎武、黄宗羲“共垂不朽”，这正如王先谦所说：“刊书之功不可没。”⑧
在清朝统治阶级看来，邓氏搜讨文献，知人论世，表彰先哲，尤其是评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是非常有益于人心世道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如他搜刻明季《蔡忠烈遗集》，以及建议设会城前后五忠祠和宝庆府前后五忠祠等举措，道光末的兵部主事、诗人杨彝珍等极为赞赏，认为这些举措“尤欲举贞臣烈士为邦人劝，俾各动其忠勇义愤之心，以维持夫天地气数之变，其用意尤深且远焉”⑨。甚至认为太平军兴起以来，“侵鄂州，寇皖城，犯金陵，皆无不望风摧靡，独吾长沙婴城同守迄三阅月，而贼卒受创解去，遂能安据上游，下竹箭，输粮糗，士奋卒武，以成江汉之捷，而克禽大憝者，良有由也”⑩。也就是说，太平军独在湖南受创，以致最后被湘军所败，这与邓显鹤搜刻乡邦文献、表彰贞臣烈士以劝勉士人“动其忠勇义愤之心”是分不开的。
二、自幼嘉吟咏，工诗古文，所为诗文史志均是有益于湘学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
邓显鹤自幼颖慧过人，读书入目成诵，有神童之异；好吟咏，与同里欧阳辂为诗友，十八岁即开始编诗集。十九岁补县学弟子员，旋由廪膳生登嘉庆甲子乡荐。第二年春天会试下第后，即与兄显鹃筑听雨山房于南村之旁，闭户读书。《清史列传》说他“笃于内行，事兄显鹃如父，抚兄子为己子。尝作《听雨图》及《南村耦耕图》以见志”。
显鹤读书，“讲求经济之学，凡一切朝章大政、国家掌故，靡不综录成帙，以期实用”⑩。后绝意仕进，远游燕、齐、淮、扬、百粤等地，所到之处，皆有题咏，“悲愉抑塞，一寓于诗”，“凡海内荐绅大夫与才俊之士悉慕与为友。其议论风发，上下古今，率常倾其坐人”。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每一篇出，必以汉、魏为标准，以杜、韩为法律，风泉满听，云霞生色，无翏翏穷苦之音，有造化微妙之旨，甚有声誉”。由于他诗名远播，以致两湘盐运使曾澳（号宾谷）主持风雅诗会和编辑诗集，也要不远千里，专致书信和盘缠，请他人幕府赋诗题贺、评定诗作，“凡一篇一集，悉属点定。每当高会广坐，长吟短咏，应口雒诵，无不惊异，服其媕雅”。难怪他居淮上五年，能挟其才遍游东南诸侯，“所至适馆授餐，皆为上客，倾动海内”。他三十九岁时，已有《种草堂初集》、《相思草》、《北上集》、《观海集》、《过江》上下集等诗稿十四种，约八千余首诗。惜嘉庆二十三年(1818)诗稿毁于火。
后静心追忆，又经欧阳辂删辑，仅存三百余首，编为《湘皋诗存》五卷。道光六年(1826)他将近五十岁时，陶澍曾为他的诗集作序，说他“频年携其诗往来江湖间，一厄于火，再厄于水，存者十六卷，因促之付剞劂氏”。
但那年刊刻的《南村草堂诗钞》却是二十卷本。则今行世的《南村草堂诗钞》二十四卷本，是在道光六年前十六卷本的基础上逐年累积至咸丰元年他逝世后由其后人续刻印行的。
《南村草堂诗钞》有曾官湖南学政、湖南乡试正考官的工部右侍郎、诗人程恩泽作序，其序中说：“湘皋内行纯笃，读书知所别择。外和而通，内刚毅不可犯，又抑塞磊落，多所磨淬。故明足以析理，辨足以破幽。其发于诗也，引之而高，邃之而深，激之而厉以长，涵之而夷以婉，大之治忽之故，小之身世之感，无弗赅焉。”又有挚友陶澍和欧阳辂的序。陶序说：“湘皋之诗，导源于魏晋而驰聘于唐宋诸老之场，雄厚峻洁，磅礴沈郁，情深而意远，气盛而才大。”⑩欧序则说：“盖其学无不窥，而性情之真至敦厚，足与古籍相发明，故其形为歌诗，因事揆象，适然若逢其故物，沛然意惬而理顺，使人诵之，知其人，知其性情，知其取精之多，而不以博淹矜。”⑩可见他们对邓显鹤的诗作和人品都评价很高。
《南村草堂诗钞》是以写作时间为序编排的，始自显鹤壮年三十（嘉庆十二年）其叔父邓长信在伊犁为官时（见卷一《励志》诗），终于诗人逝世之咸丰元年，共二十四卷1560首。其间清嘉庆、道光年间的诸多人与事，“大之治忽之故，小之身世之感，无弗赅焉”。其中寄奉或酬唱诗作较多者，除给家人叔父长信与仲兄显鹃等人外，如李宗瀚、陶澍、林则徐、贺长龄、李星沅、左宗棠、曾澳、姚莹、杨彝珍、唐鉴等，皆社会贤达之士，欧阳辂、黄本骥、晏贻琮、贺熙龄、沈道宽、魏源、何绍基、杨季鸾、左宗植等，皆当时著名诗人或才彦之士，均为诗人之挚友或同道。
史称邓显鹤工诗古文，即他不仅善于作诗，还善于作“古文”。这里的古文，是有别于当时科举取士之“时文”的古代散文体文章。《清史列传》说他“所为古文详赡演迪，壹意表章先哲，时以比全祖望之《鲒埼亭集》”。
难怪他的文章在当时就被广为传抄，“卓然成家”，以致后来竟有六篇被王先谦选人其所编选的《续古文辞类纂》一书。咸丰元年刊有《南村草堂文钞》，前有姚莹序、沈道宽序，全书二十卷。收录邓氏论、序、记、书信、碑铭和传文等凡186篇，涉及古今湖湘人物数百，尤以集内碑铭、传记等文字中关于南明先人的史料，颇为珍贵。
此《文钞》的文献价值与篇幅虽然难能与全祖望的《鲒埼亭集》等量齐观，但其文献资料于湘人、湘学之深入研究，当是不可或缺的。总之，邓氏《诗钞》、《文钞》二集，既是他本人生平大事与师友交往的生动记载，也是研究晚明和清嘉、道间湘人逸事的重要参考文献。
三、他一生以纂述与教育相始终，振拔孤寒，教泽在人，尤笃于风义、师友，且以其名儒笃行昌其家。
邓显鹤的许多编纂和著述工作都是在他教授之余进行的，因而其一生是以纂述与教育相终始，教育是他终其生的职业。早在十九岁补廪膳生员之后，他就曾因家贫往安化授徒。其仲兄显鹃（字子振，号云衢，一作云渠），是幼时曾在其外祖靖州训导毛学古处读书、师事名宿茶陵谭声元的博学名儒，也因屡试未中、家贫而以授徒养亲。他居家数十年，关心邻里疾苦，维护地方风化，因品格为时人敬佩而由新化县教谕举荐为“优行”。兄弟俩情谊笃厚，以教学为乐。尤其是邓显鹤任宁乡县训导兼长沙府教授的十三年中，其兄显鹃被接至宁乡居学舍达十二年，兄弟俩常召邑中名士研讨经义，切磋诗文，并从事著述。如增辑明季周圣楷《楚宝》成四十五卷，便是邓显鹤官宁乡训导时完成的。他引疾告归后，先被聘为常德朗江书院主讲，在那里编辑告成了《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后被聘主讲濂溪书院，也是一边讲学、一边著述，完成了《沅湘耆旧集》正编二百卷。
咸丰元年再一次主讲濂溪时，他又在续纂《宝庆府志》，竟于八月廿八日寿终讲院，可说是毕生尽瘁于教育与纂述的岗位上。
《清史列传》说他“平生尤笃风义，喜振拔孤寒”，也就是说他在教育中，特别爱护和提携家世寒微、无可依恃的贫苦好学子弟。由于师生间情深义笃，他引疾归乡后，“诸生切去思之感，有越数百里远来省问者”。他对后生不仅极尽关爱与提携，而且独具慧眼，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如宝庆同乡魏源、邹汉勋等，都曾向邓显鹤问学，一生以师礼事之，受到邓显鹤的赏识与器重。
魏源第一次北上京师求学时，即与长他17岁的邓显鹤一路同行，并留下了《北上杂诗七首同邓湘皋孝廉》。邓显鹤始终对魏源寄予厚望，曾以“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为韵，作诗代简咏魏源云：“吾衰不复振，责望及乡间。子于乡闾中，乃独称相如。窃闻诸老先，待子承明庐。放子出一头，勉旃副时誉。”诗中将魏源比作蔺相如那样智勇双全的大臣，并勉励他继续努力，以副时誉。尤其是邹汉勋，“孜孜为学时，无人知者，惟同县人邓显鹤深异之”。是邓显鹤主动邀请邹汉勋一同校刊《船山遗书》，使邹汉勋逐步成为湖湘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并与船山结下不解之缘。其他如陶澍、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何绍基等重要人物，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邓显鹤的关爱与影响。
邓显鹤一家，祖、父、兄弟三世皆以名德称于州里。“祖胜逵，诸生，讲学资、邵间，著录弟子凡数十人，通籍者二人，学者称松堂先生，著有《松堂诗存》。父长智，国子监生，与弟山东巨野县君长信以孝友型于家。”显鹃、显鹤兄弟尤以博学和兄弟情笃为人所重。邓显鹤更是“内行醇笃，事其兄抑畏惟谨，迄白首无间言，抚其子勤于己子，衣食必先取足。尤笃于风义，师友存没之感，数十年如一日”。因而他们能以自己的道德、文章与笃行使地方风清，家族昌盛，“群从子姓皆孝友力学”。在邓显鹤兄弟的抚养教育下，兄子邓瑶尤贤而能文章，“以拔贡佐左文襄公戎幕，多所建白，时比之江左夷吾”；显鹤次子邓琮为道光丁酉科拔贡生，癸卯科举人，“诗文皆有家法，纂《沅湘耆旧集》前编，极精审”。
邓显鹤长子邓琳早在京都国子监读书时先父而亡，次子邓琮则于父亡一月以哀毁终。于是邓显鹤逝世后，便由兄子邓瑶撰写叔父《行状》并致函曾国藩请求撰写《墓表》。曾国藩在咸丰壬子二年(1852)六月二十日的复函中，不仅爽慨地答应了邓瑶的要求，而且再次表示了自己对邓显鹤的敬仰之情。他说：“湘皋先生道德文章，私心淑慕者二十年矣。不得追陪杖履，上下言论，窃以为憾。犹幸于黄正甫家一接光仪，而吾友郭筠仙、彭晓杭、江岷樵、宗香海兄、袁漱六、左景侨、杨性农诸君子，每见未尝不亟称先生，以是尤企仰。”③虽然由于戎马倥偬，曾国藩所承诺的那篇《邓湘皋先生墓表》，直至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才写成，随后由邓湘皋之孙光黼携赴兰州，由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篆额并书，但邓湘皋在曾、左二人心目中的地位于此可见。
综上所述，可知邓显鹤一生不仅以自己纂著的大量湖湘文献和诗文等，使自己成为了湖湘之学的一代传人，而且他还教育和培养了一大批湖湘士子不断地继承和弘扬湖湘之学，使之代代相传。这也足以说明，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左宗植、郭嵩焘、江忠源、何绍基、杨彝珍等湘中人杰推崇邓湘皋之道德文章并非偶然，梁启超称他为“湘学复兴之导师”也不是过誉的，而湘学研究中对邓显鹤之研究更应当进一步加强。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文室》之四十一《说方志》。
②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④⑤⑦邓显鹤《沅湘耆旧集·自叙》。
⑥⑨⑩（12）（24）杨彝珍《邓先生传》，载《移芝室集》。
⑧见王先谦编《续古文辞类纂》批笺。
（11）（13）（14）（15）（23）刘基定《宁乡训导邓湘皋先生墓表》。
（16）陶澍《南村草堂诗钞序》，岳麓书社1994年版。
（17）（18）（19）（22）《南村草堂诗钞》，岳麓书社1994年版。
（20）程恩泽《南村草堂诗钞序》，岳麓书社1994年版。
（21）同治《新化县志》。
（25）曾国藩《邓湘皋先生墓表》。
（26）邓南骥《重印先人诗文集序》，见民国重刊《南村草堂文钞》卷首。
（27）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
（28）见咸丰十年刻本邓瑶著《双梧山馆文钞》之曾国藩复邓瑶书。
（作者单位：岳麓书社）【录自2008年5月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8年第2期总第4期】
是一位终身致力于湖南文献搜讨、整理并编辑出版的古文献学家和编辑出版家。梁启超认为他“于湖南文献搜罗最博，以独力私撰《道光宝庆府志》、《道光武冈州志》最称精审”，故誉之为“湘学复兴之导师”①。
很显然，梁启超这里所说的“湘学”，是指以湖南人为主所创造的“湘人之学”，它包括湘人先辈的文献、学艺、人格及其学风。梁氏研究清代学术史，很注重各地之文献整理与学术、学风的地理分布，认为“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且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
▲“南村草堂”石刻
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成，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②。由此，他把特别注重“诗文之征、耆旧之录”这一文献征讨工具的邓显鹤，与清代史学家李绂、全祖望相提并论，认为“彼全谢山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于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大验耶”③那么，邓显鹤对于弘扬湘学到底有哪些成就与贡献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他以整理乡邦文献为己任，倾毕生精力从事搜寻、整理、编纂并刊刻了大量的地方文献。
对于这一方面的成就，曾国藩在其所作《邓湘皋先生墓表》中曾有个较为全面的概述：“其于湖南文献搜讨尤勤，如饥渴之于食饮，如有大谴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以为洞庭以南，服岭以北，旁薄清绝，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郁不宣，君子惧焉。于是搜访滨资郡县名流佳什，辑《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东起漓源，西接黔中，北汇于江，全省之方舆略备，巨制零章甄采略尽，为《沅湘耆旧集》二百卷。遍求周圣楷《楚宝》一书，匡谬拾遗，为《楚宝增辑考异》四十五卷。绘乡村经纬图以诏地事，评述永明播越之经以旌忠烈，为《宝庆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冈州志》
三十四卷。衡阳王夫之，明季遗老，国史《儒林传》刊于册首，而邦人罕能举其姓名，乃旁求遗书，得五十余种，为校刻者百八十卷。浏阳欧阳文公玄，全集久佚，流俗本编次失伦，为覆审补辑若干卷。大儒周子权守邵州，录其微言，副以传谱之属，为《周子遗书》若干卷。所至厘定祀典，褒崇节烈，为《召伯祠从祀诸人录》一卷、《朱子五忠祠传略考正》一卷、《五忠祠续传》一卷、《明季湖南殉节诸人传略二卷》。呜呼，可谓勤矣。”
▲邓显鹤墓表（曾国藩文、左宗棠篆额并书）部分
曾文中所举书目虽还并不完全，但也使人感到湖南自有史以来，恐怕还没哪一位学者所搜讨与编纂的文献有如此壮观的。其搜讨之难，编纂之艰苦，自非常人所难想象和承受。其中如他主编的《沅湘耆旧集》，便是他为了“以诗存人，亦以人存诗，用备一方掌故”④，费时二十余载，搜集了明、清两代三百余家、诗四千余首的《资江耆旧集》印行之后，复“念全楚之大，非一道所能赅，自湖外诸郡，分隶湖南布政，其间巨儒硕彦，通人谊士，断璧零珪，湮霾何限！文采不曜，幽光永沉，此亦阙于采录者之罪也。因发愤推广，展转搜索”编纂而成的又一部辑录湖南先贤诗作及其相关文献的诗歌总集。此书前编四十卷，是邓显鹤取其子邓琮历年所辑沅湘地区从晋宋至元代历朝公卿、布衣、闺阁、释道等330家所作诗2230首，自己“评为审定”的。本编二百卷，是邓显鹤本人辑自明代洪武、永乐至清道光年间，凡沅湘一带诗人1699人，诗15680首。在清朝统治者对汉儒严厉控制的情况下，士人“多以文术志节相高，往往抱幽守独，至老死且窖其书牖下，不求立名于时”⑥要在这种情况下搜讨文人诗作与诗人掌故，谈何容易！难怪他几十年往来踯躅于沅湘之滨，每得残缣断简如获异珍，“惊喜狂拜，至于泣下”⑦。至于他编纂的这些文献的价值，与他同辈的桐城派学者姚莹曾在《南村草堂文钞序》中有个比较，认为“湘皋以诗鸣湖南数十年矣，乃其用心则尤在访罗遗佚、表章文献……其大者尤莫如表彰衡阳王先生久晦之书，与顾、黄诸老并列；裒辑欧阳文公圭斋全集，与庐陵并行；编订《周子全书》，与《二程遗书》、《朱子全书》同垂天壤。其所为《宝庆府志》，先民、遗民、从臣、迂客及胜朝耆旧诸传，尤多可歌可泣，为史传所遗之人。盖楚故也，而天下之大文系焉”。姚莹所强调的这几种文献中，尤以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成之《船山遗书》影响甚巨。虽然那次所刻船山的著作并非“全书”，而只是船山阐释《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四书》等经部的著作18种151卷，且担任校雠的邹汉勋不太尊重原著，校勘中有些删改原著以失真貌的现象，但这次刊刻毕竟使两百年来无人知晓的船山主要哲学著作能公之于世，嘉惠后学。且因其影响日渐扩大，以至后来同治年间有曾国藩、国荃兄弟在金陵节署刊印的收书57种288卷的更大规模的《船山遗书》。船山作为一个遁迹荒野的乡间老儒，其学术思想能与清初早已声名彪炳的顾炎武、黄宗羲“共垂不朽”，这正如王先谦所说：“刊书之功不可没。”⑧
在清朝统治阶级看来，邓氏搜讨文献，知人论世，表彰先哲，尤其是评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是非常有益于人心世道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如他搜刻明季《蔡忠烈遗集》，以及建议设会城前后五忠祠和宝庆府前后五忠祠等举措，道光末的兵部主事、诗人杨彝珍等极为赞赏，认为这些举措“尤欲举贞臣烈士为邦人劝，俾各动其忠勇义愤之心，以维持夫天地气数之变，其用意尤深且远焉”⑨。甚至认为太平军兴起以来，“侵鄂州，寇皖城，犯金陵，皆无不望风摧靡，独吾长沙婴城同守迄三阅月，而贼卒受创解去，遂能安据上游，下竹箭，输粮糗，士奋卒武，以成江汉之捷，而克禽大憝者，良有由也”⑩。也就是说，太平军独在湖南受创，以致最后被湘军所败，这与邓显鹤搜刻乡邦文献、表彰贞臣烈士以劝勉士人“动其忠勇义愤之心”是分不开的。
二、自幼嘉吟咏，工诗古文，所为诗文史志均是有益于湘学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
邓显鹤自幼颖慧过人，读书入目成诵，有神童之异；好吟咏，与同里欧阳辂为诗友，十八岁即开始编诗集。十九岁补县学弟子员，旋由廪膳生登嘉庆甲子乡荐。第二年春天会试下第后，即与兄显鹃筑听雨山房于南村之旁，闭户读书。《清史列传》说他“笃于内行，事兄显鹃如父，抚兄子为己子。尝作《听雨图》及《南村耦耕图》以见志”。
显鹤读书，“讲求经济之学，凡一切朝章大政、国家掌故，靡不综录成帙，以期实用”⑩。后绝意仕进，远游燕、齐、淮、扬、百粤等地，所到之处，皆有题咏，“悲愉抑塞，一寓于诗”，“凡海内荐绅大夫与才俊之士悉慕与为友。其议论风发，上下古今，率常倾其坐人”。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每一篇出，必以汉、魏为标准，以杜、韩为法律，风泉满听，云霞生色，无翏翏穷苦之音，有造化微妙之旨，甚有声誉”。由于他诗名远播，以致两湘盐运使曾澳（号宾谷）主持风雅诗会和编辑诗集，也要不远千里，专致书信和盘缠，请他人幕府赋诗题贺、评定诗作，“凡一篇一集，悉属点定。每当高会广坐，长吟短咏，应口雒诵，无不惊异，服其媕雅”。难怪他居淮上五年，能挟其才遍游东南诸侯，“所至适馆授餐，皆为上客，倾动海内”。他三十九岁时，已有《种草堂初集》、《相思草》、《北上集》、《观海集》、《过江》上下集等诗稿十四种，约八千余首诗。惜嘉庆二十三年(1818)诗稿毁于火。
后静心追忆，又经欧阳辂删辑，仅存三百余首，编为《湘皋诗存》五卷。道光六年(1826)他将近五十岁时，陶澍曾为他的诗集作序，说他“频年携其诗往来江湖间，一厄于火，再厄于水，存者十六卷，因促之付剞劂氏”。
但那年刊刻的《南村草堂诗钞》却是二十卷本。则今行世的《南村草堂诗钞》二十四卷本，是在道光六年前十六卷本的基础上逐年累积至咸丰元年他逝世后由其后人续刻印行的。
《南村草堂诗钞》有曾官湖南学政、湖南乡试正考官的工部右侍郎、诗人程恩泽作序，其序中说：“湘皋内行纯笃，读书知所别择。外和而通，内刚毅不可犯，又抑塞磊落，多所磨淬。故明足以析理，辨足以破幽。其发于诗也，引之而高，邃之而深，激之而厉以长，涵之而夷以婉，大之治忽之故，小之身世之感，无弗赅焉。”又有挚友陶澍和欧阳辂的序。陶序说：“湘皋之诗，导源于魏晋而驰聘于唐宋诸老之场，雄厚峻洁，磅礴沈郁，情深而意远，气盛而才大。”⑩欧序则说：“盖其学无不窥，而性情之真至敦厚，足与古籍相发明，故其形为歌诗，因事揆象，适然若逢其故物，沛然意惬而理顺，使人诵之，知其人，知其性情，知其取精之多，而不以博淹矜。”⑩可见他们对邓显鹤的诗作和人品都评价很高。
《南村草堂诗钞》是以写作时间为序编排的，始自显鹤壮年三十（嘉庆十二年）其叔父邓长信在伊犁为官时（见卷一《励志》诗），终于诗人逝世之咸丰元年，共二十四卷1560首。其间清嘉庆、道光年间的诸多人与事，“大之治忽之故，小之身世之感，无弗赅焉”。其中寄奉或酬唱诗作较多者，除给家人叔父长信与仲兄显鹃等人外，如李宗瀚、陶澍、林则徐、贺长龄、李星沅、左宗棠、曾澳、姚莹、杨彝珍、唐鉴等，皆社会贤达之士，欧阳辂、黄本骥、晏贻琮、贺熙龄、沈道宽、魏源、何绍基、杨季鸾、左宗植等，皆当时著名诗人或才彦之士，均为诗人之挚友或同道。
史称邓显鹤工诗古文，即他不仅善于作诗，还善于作“古文”。这里的古文，是有别于当时科举取士之“时文”的古代散文体文章。《清史列传》说他“所为古文详赡演迪，壹意表章先哲，时以比全祖望之《鲒埼亭集》”。
难怪他的文章在当时就被广为传抄，“卓然成家”，以致后来竟有六篇被王先谦选人其所编选的《续古文辞类纂》一书。咸丰元年刊有《南村草堂文钞》，前有姚莹序、沈道宽序，全书二十卷。收录邓氏论、序、记、书信、碑铭和传文等凡186篇，涉及古今湖湘人物数百，尤以集内碑铭、传记等文字中关于南明先人的史料，颇为珍贵。
此《文钞》的文献价值与篇幅虽然难能与全祖望的《鲒埼亭集》等量齐观，但其文献资料于湘人、湘学之深入研究，当是不可或缺的。总之，邓氏《诗钞》、《文钞》二集，既是他本人生平大事与师友交往的生动记载，也是研究晚明和清嘉、道间湘人逸事的重要参考文献。
三、他一生以纂述与教育相始终，振拔孤寒，教泽在人，尤笃于风义、师友，且以其名儒笃行昌其家。
邓显鹤的许多编纂和著述工作都是在他教授之余进行的，因而其一生是以纂述与教育相终始，教育是他终其生的职业。早在十九岁补廪膳生员之后，他就曾因家贫往安化授徒。其仲兄显鹃（字子振，号云衢，一作云渠），是幼时曾在其外祖靖州训导毛学古处读书、师事名宿茶陵谭声元的博学名儒，也因屡试未中、家贫而以授徒养亲。他居家数十年，关心邻里疾苦，维护地方风化，因品格为时人敬佩而由新化县教谕举荐为“优行”。兄弟俩情谊笃厚，以教学为乐。尤其是邓显鹤任宁乡县训导兼长沙府教授的十三年中，其兄显鹃被接至宁乡居学舍达十二年，兄弟俩常召邑中名士研讨经义，切磋诗文，并从事著述。如增辑明季周圣楷《楚宝》成四十五卷，便是邓显鹤官宁乡训导时完成的。他引疾告归后，先被聘为常德朗江书院主讲，在那里编辑告成了《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后被聘主讲濂溪书院，也是一边讲学、一边著述，完成了《沅湘耆旧集》正编二百卷。
咸丰元年再一次主讲濂溪时，他又在续纂《宝庆府志》，竟于八月廿八日寿终讲院，可说是毕生尽瘁于教育与纂述的岗位上。
《清史列传》说他“平生尤笃风义，喜振拔孤寒”，也就是说他在教育中，特别爱护和提携家世寒微、无可依恃的贫苦好学子弟。由于师生间情深义笃，他引疾归乡后，“诸生切去思之感，有越数百里远来省问者”。他对后生不仅极尽关爱与提携，而且独具慧眼，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如宝庆同乡魏源、邹汉勋等，都曾向邓显鹤问学，一生以师礼事之，受到邓显鹤的赏识与器重。
魏源第一次北上京师求学时，即与长他17岁的邓显鹤一路同行，并留下了《北上杂诗七首同邓湘皋孝廉》。邓显鹤始终对魏源寄予厚望，曾以“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为韵，作诗代简咏魏源云：“吾衰不复振，责望及乡间。子于乡闾中，乃独称相如。窃闻诸老先，待子承明庐。放子出一头，勉旃副时誉。”诗中将魏源比作蔺相如那样智勇双全的大臣，并勉励他继续努力，以副时誉。尤其是邹汉勋，“孜孜为学时，无人知者，惟同县人邓显鹤深异之”。是邓显鹤主动邀请邹汉勋一同校刊《船山遗书》，使邹汉勋逐步成为湖湘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并与船山结下不解之缘。其他如陶澍、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何绍基等重要人物，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邓显鹤的关爱与影响。
邓显鹤一家，祖、父、兄弟三世皆以名德称于州里。“祖胜逵，诸生，讲学资、邵间，著录弟子凡数十人，通籍者二人，学者称松堂先生，著有《松堂诗存》。父长智，国子监生，与弟山东巨野县君长信以孝友型于家。”显鹃、显鹤兄弟尤以博学和兄弟情笃为人所重。邓显鹤更是“内行醇笃，事其兄抑畏惟谨，迄白首无间言，抚其子勤于己子，衣食必先取足。尤笃于风义，师友存没之感，数十年如一日”。因而他们能以自己的道德、文章与笃行使地方风清，家族昌盛，“群从子姓皆孝友力学”。在邓显鹤兄弟的抚养教育下，兄子邓瑶尤贤而能文章，“以拔贡佐左文襄公戎幕，多所建白，时比之江左夷吾”；显鹤次子邓琮为道光丁酉科拔贡生，癸卯科举人，“诗文皆有家法，纂《沅湘耆旧集》前编，极精审”。
邓显鹤长子邓琳早在京都国子监读书时先父而亡，次子邓琮则于父亡一月以哀毁终。于是邓显鹤逝世后，便由兄子邓瑶撰写叔父《行状》并致函曾国藩请求撰写《墓表》。曾国藩在咸丰壬子二年(1852)六月二十日的复函中，不仅爽慨地答应了邓瑶的要求，而且再次表示了自己对邓显鹤的敬仰之情。他说：“湘皋先生道德文章，私心淑慕者二十年矣。不得追陪杖履，上下言论，窃以为憾。犹幸于黄正甫家一接光仪，而吾友郭筠仙、彭晓杭、江岷樵、宗香海兄、袁漱六、左景侨、杨性农诸君子，每见未尝不亟称先生，以是尤企仰。”③虽然由于戎马倥偬，曾国藩所承诺的那篇《邓湘皋先生墓表》，直至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才写成，随后由邓湘皋之孙光黼携赴兰州，由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篆额并书，但邓湘皋在曾、左二人心目中的地位于此可见。
综上所述，可知邓显鹤一生不仅以自己纂著的大量湖湘文献和诗文等，使自己成为了湖湘之学的一代传人，而且他还教育和培养了一大批湖湘士子不断地继承和弘扬湖湘之学，使之代代相传。这也足以说明，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左宗植、郭嵩焘、江忠源、何绍基、杨彝珍等湘中人杰推崇邓湘皋之道德文章并非偶然，梁启超称他为“湘学复兴之导师”也不是过誉的，而湘学研究中对邓显鹤之研究更应当进一步加强。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文室》之四十一《说方志》。
②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④⑤⑦邓显鹤《沅湘耆旧集·自叙》。
⑥⑨⑩（12）（24）杨彝珍《邓先生传》，载《移芝室集》。
⑧见王先谦编《续古文辞类纂》批笺。
（11）（13）（14）（15）（23）刘基定《宁乡训导邓湘皋先生墓表》。
（16）陶澍《南村草堂诗钞序》，岳麓书社1994年版。
（17）（18）（19）（22）《南村草堂诗钞》，岳麓书社1994年版。
（20）程恩泽《南村草堂诗钞序》，岳麓书社1994年版。
（21）同治《新化县志》。
（25）曾国藩《邓湘皋先生墓表》。
（26）邓南骥《重印先人诗文集序》，见民国重刊《南村草堂文钞》卷首。
（27）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
（28）见咸丰十年刻本邓瑶著《双梧山馆文钞》之曾国藩复邓瑶书。
（作者单位：岳麓书社）【录自2008年5月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8年第2期总第4期】
(责任编辑：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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