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湖南具全国影响力人物脉动的历史规律
时间：2018-03-06 20:40 来源：湖湘文化网 作者：李跃龙 阅读：次
（原载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会刊《湖湘文化研究》2018年总第一期）
湘江是一条内河，她从南至北流经湖南全境，是湖南人的母亲河，湖南也因此简称“湘”。相传一幅出于清朝进士周系英的对联曾这样自信地描述湖南和湖南人：“吾道南来，本是濂溪嫡派；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1）。历史上杰出的湖南人物，大都是从湘江出发北上，过洞庭，下长江，走向全国。曾左彭胡是这样，毛泽东也是这样。“湘江北去”既指湖南自然地理现象，又大体概括出湖湘人才脉动的历史规律。
品评湖南人物的事功，离不开时间和空间两个因素。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人以地生，地因人显。湖南人物或因区位地理因素的原因，或因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与中国历史进程交替影响之关系，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和影响力均不尽相同。概括而言，古代特别是唐宋以前湖南人文不盛，影响全国较大者稀少，属于区域类型人物，其地位也不大重要；宋代以后、特别是近现代，湖南人物“骎骎始盛”（2），先后出现了几代足以影响全国全局的人物群体，号称人才辈出、外省无出其右。
湖南在远古时期，其传说中的人物如神农炎帝、舜帝、蚩尤、善卷、二妃等，均具有全国性影响，然其真实性已不可考。某些文化学者将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混为一谈，认定炎帝为农耕文明的开创者、中医发明人（4），把湖南定位为中国上古民主法治中心，等等，这些立论属于推测，缺乏考古发掘实物和文献典籍佐证，里仁为美，是不科学的。古代湖南，最早青史留名的人物当属春秋时期澧人申鸣和白善，前者以孝勇名于时，楚王用为相，后者为楚将军。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并在湖南设立郡县，湖南开始融入中国整体之中，湖南人也开始走向全国大舞台。但自汉魏六朝迄至隋唐，湖南人物具全国影响者不多，政治和军事方面，仅有蔡伦、蒋琬、刘巴、黄盖、车胤等人，差强人意；文化界人士稍盛，如阴铿、欧阳询、怀素、李群玉等，值得一书。晚清学者皮锡瑞调侃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5）。近人林增平也用“寥若晨星”来形容湖南古代人物之荒芜”（6），大抵有一些道理。但是，唐宋以前流寓到湖南地区的外籍人物却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值得大书特书。湖南曾被称为“蛮荒卑湿之地”、“江湖之远”，楚国时期有屈原，两汉吴芮、刘发、贾谊、张仲景，六朝时期的陶渊明，唐代李白、王昌龄、杜甫、刘禹锡、韩愈、柳宗元、元结等，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湖南，有的长时间融入湖南本地的社会生活，对湖南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文化构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7）。历代的地方志均把他们的入到人物部类予以记述。回顾这一段历史，大家便会产生一个疑问：湖南道县持续发现的47颗人类牙齿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检测，把现代人生存年代向前推进了8至12万年。目前发现的距今最早的稻谷标本也在道县玉蟾岩，早于浙江河姆渡文化，被誉为稻作之源;距今最早的城址和古稻田在澧县城头山，是为城池之每。这些远古文化遗存均属世界第一。即使在宁乡，也有非常发达的青铜文化，可以比肩黄河流域的冶炼技术和工艺水平。但是，这一片产生了如此高度发达的人类早期文明的热土，在先秦到唐宋之际约两千年，与中原地区相比，已经沦落为“厉瘴之地”,成为与“东夷”“北狄”“西戎”类似的“南蛮”。湖南人成了孟子所嘲笑的“南蛮鴃舌之人”。不但屈贾逐贬长沙，就是皇家亲贵如定王刘发等，也以湖湘偏远国小而忧郁不得志。他的第六代孙刘秀后来推翻王莽政权，复兴汉室，成为中兴之主，为老祖宗争得颜面。不过，因为到刘秀这一支早已动迁到南阳，唐人肖荛在咏定王台诗中仍然拿长沙幽默了一番:“王(刘发)已分封受汉恩，长沙终不及中原。后来争得三分气，已是东都六代孙。”显然这方水土尚未达到“人杰地灵“这样一个境界，值得文人士大夫来讴歌和赞美。为什么湖南的发展落后了，反而成为中华文明的偏远角落? 这样巨大的落差让人无法理解。由唐宋上溯至先秦，湖南在发展上出现了一个怎样的凹陷，这是一个需要破解的课题。
我们说人文兴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那么，湖南人物的土著和客籍，在什么时期才开始发生换位转变?我以为，本土人士开始形成人物群体并渐次产生全局影响力，主要始于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唐宋之际，中国政治和经济重心开始变化，到南宋已大体完成由北向南的转移。靖难之役后，宋高宗建都临安，传统汉民族势力基本上偏安东南一隅。历史巨变在两方面深刻影响湖南，其一由于国土减半而湖南在全国地位极大提升，全国层面对湖南的关注度大增，曾经的边远蛮荒之地逐渐摘帽，摇身一变为朝廷不可或缺的重要辖区，名臣李纲在向皇帝上书时建议升长沙为“天下四镇”之一（8)，这种对于国家的重要地位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其二，“衣冠南渡”，北方人口大量移入，而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政界文化界人物，有的到湖南为官，有的到湖南讲学，而他们与汉唐时期流寓湖南的外籍人士被贬谪的身份有很大的不同，如四川的张浚家族、福建的胡安国家族，他们本人或者他们的后裔直接定居湖南。通过汉唐以来一个世纪的开发和建设，到两宋时期湖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荒闲土地大量垦殖，手工业和商业繁荣，集镇都市开始兴起，为湖南在文化教育和人文思想领域建设准备了物质基础，湖南成为理学的策源地、教育的先进地区，也形成湖南在中国历史上较具影响的第一个人物群体。据张伟然研究，唐五代湖南籍进士仅9人，宋代湖南进士则有149人(一说179人)，从中可以窥见宋代湖南人物群体的勃兴之状（9）。道州人周教颐成为理学先驱，一批著名学者如胡安国、杨时、张栻、朱熹、吕祖谦、真德秀、魏了翁等先后来到湖南，以书院为阵地传播思想学术和文化。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等都闻名遐迩，朱熹和张栻岳麓会讲盛况空前，“饮马池水立通，舆止冠冕塞途”，这是何等的景观佳致啊。胡安国、张栻等还定居湖南，他们的后裔成为名副其实的湖湘本土人士，胡宏、胡大时等均成为理学名家、湖湘学派干城。由于天水一朝内忧外患，阶级和民族矛盾尤其复杂，洞庭湖区钟相、杨幺起义，在宋代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它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口号，第一次表达了农民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岳飞为此驻军湖南数年。在抗金抗元斗争中，长沙成为一座英雄的城市。向子堙固守潭州，辛弃疾在此编练飞虎军，李芾、杨霆、尹谷等人慷慨赴死，而长沙的老百姓“缢林木者，累累相比。”（10)南宋遗民郑思肖写诗讴歌:“举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云。听得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湖南人的气节因此青史留名。
元代蒙古人在湖南的统治时间不长，湖南人物的影响力乏善可陈。明代湖南文教有新的发展，华容人黎淳成为明朝湖南第一位状元。我曾游历国子监，在如林的进士题名碑丛中终于找到了天顺丁丑碑刻，为这位乡贤感动而不能自已。湖南在有明一代共产生541名进士，这个数字创历史新高，也是湖南文化教育的里程碑。衡阳王夫之就是明代湖南文教事业繁荣发展的一个例证，他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六经责我开生面”，他的思想影响了从曾国藩、毛泽东直到现代的湖南人。但是明代湖南人物的时代特点，主要还是表现在湖南人物已在改变传统老面孔，在挤身中央权力核心上发力，突破了宋代湖南人偏重于文化思想领域的小圈子，汝城朱英，华容黎淳、刘大夏，茶陵张治，巴陵方钝，临武刘尧海、曾朝节，湘潭李腾芳，临湘杨一鹏，湘阴夏原吉等，都担任过尚书一级的官职，还有两位湖南人士修到正果，当到内阁首辅，一位是茶陵籍李东阳，一位是巴陵人杨一清(在巴陵成长)。湖南人当宰相，终于完成了出将入相的华丽转身。需要一提的是，湖南士人政治地位的大幅上升，包涵了两代人和两代以上的培育和积累，如李东阳之父李淳一代，已挤身京城高层圈子，李东阳在儿童时代即有机会得到皇帝赏识，以“嫂溺叔援、权也“巧对景泰皇帝的“子坐父立、礼乎?“誉为神童，传为佳话。他后来在文坛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是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死后谥以“文正”。崇祯时期入内阁的杨嗣昌，其父杨鹤已官至兵部右侍郎。这些湖湘士人并非草根，他们不是贫寒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们出道时已具有深厚的家世背景。
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湖湘人物的鼎盛局面出现在清中叶以后，晚清民国时期迄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湖南人才辈出，产生了几代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物群体，既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彰显出浓厚的湖湘地域特色。曾国藩的“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11)“扎硬寨、打死仗”，谭嗣同的“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12）,黄兴的“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立，其次功成亦不居”（13），蔡锷的“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这些湖湘精英人物的名言均深入人心，成为传统文化中励志叙事的名篇。据一位学者研究统计从1840年至1919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各领域精英人物1238人中，湖南籍有116人，占9.4个百分点。而这份精英人物群体中的超重量级761人名单中，湖南籍竟有83人，占到10.9个百分点。另据《中共党史人物简介》一书列举的515位党史人物中，湖南籍有89人，占17.3 个百分点，其中杰出领导人和创党元老湖南籍有13人，占48个百分点。在1955年授勋的解放军245名中将以上军衔的将帅中，湖南籍有73人，占28.7个百分点。数据是枯燥的，但数字所反映的事实却给人震撼。来自湘潭县旮旯韶山冲的农村青年毛泽东，说一口带湘乡腔的乡音，他的父亲曾满怀期待送长子到城里当学徒，但他没有走父亲安排好的路子，而是另辟溪径历经磨难并成就辉煌，既是中共创党元老，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是继“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后又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流人物”。不管你政治观点如何，文韬武略的毛泽东，把湖南人的事功做到了极致，前无古人，恐后无来者。
在20世纪，中华民国初期内阁总理有芷江人熊希龄，世纪末共和国总理是长沙人朱镕基。熊希龄曾站在湖南的角度看中国：“吾湘变，则中国变；吾相存，则中国存”。倡导一点一滴从自身做起。科名不顺、坐馆待时的左宗棠则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为座右铭来勉励自己。第一位驻外大使湘阴人郭嵩焘，在悉心考察西方政治后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補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14）。这种认识相对于另一位影响中国深远人物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认识高下何止几许。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考察湖南人特立独行和认知世界的不同视角。
从近代开始，湖南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群星荟萃，依次形成了多个人物集群:嘉道时期以陶澍、李星沅、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人物群体，咸同年间以曾国藩、左宗棠为领袖的湘军人物群体，晚清维新变法时期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维新派人物群体，辛亥革命前后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群体，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物群体。如果用“寥若晨星”形容湖南古代人物之稀罕，那么用“灿若繁星”来描绘近代以来湖南人物之兴盛就再恰当不过了。
以上我们分时期对湖南历史上重要杰出人物的大致情况作了梳理和归纳，大体可以总结出湖南人文及其历史变迁的几个基本特征。首先，从整体来说，历史上湖南可以称得上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一座岳麓山，半部近代史。长眠岳麓的先贤，从黄兴到蔡锷，从刘道一、蒋翊武到陈天华、焦达峰等等，这是一条中国近代人物长廊。真正是“学正朱张，一代文风光大麓; 勋高黄蔡，千秋浩气壮名山”。袁名曜山长为岳麓书院撰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胡锦涛在2014年4月9日参观书院时对陪同人员说湖南人担得起这幅对联。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以曾国藩、黄兴、蔡锷为例，高度赞许湖南人;其次，湖南人物的集体性格特征表现在政治意识上极为强烈，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具有注重实干、勇于担当和顽强的奋斗精神，这是实情。消极和负面的表现，则是客观上存在着政治军事上极热、经济上偏冷的两极化倾向，易走极端，保守和激进并存。湖湘文化要实现由革命性文化向建设性文化转变，由斗讼文化向和谐由封闭文化向开放文化转变，由重农文化向重工文化转文化转变，由自负文化、“老子天下第一”向自信文化转变，由关注政治军事方面向崇商和重视经济转变，尤其任重而道远。(15)在湖湘文化的整体气质上，也还存着一个由“吃得苦霸得蛮”向文质彬彬、郁郁乎文方向转变的问题。其三，湖南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盛衰消长的规律，大致与湖南的区位、发展变迁和历史进程紧密相联。湖南位于长江以南的中部地区，沟通东西，连接南北。2014年，湖南把自已定位为“一带一部”，即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这个定位还仅仅承接并概括了湖南在历史演变中从西到东的战略转移关系，而尚未囊括湖南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更重要的转移互动关系即南北互动的关系。湖南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其漫长的古代一直远离中原核心地区，属于开发相对较晚的地区，湖南地区长期作为中央王朝的贬谪、流放之域，古代人物不兴盛，而重量级流寓人物则较多，这是主要原因。但是一旦中国政治和经济重心发生转移后，湖南在全国的地位就会相应上升而变得极其重要。以唐宋之际作为分野，在人文历史地理革故鼎新方面，之前主要是东西两极变化关系，即政治中心由西向东转移，之后主要是南北交替关系，即经济重心自北向南转移。宋元时期抗金抗元，清中晚期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国时期的南北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湖南无一例外地成为南北政治互动的主要战场和舞台。一般来说，愈到现代，南方越来越成为中国革新力量的策源地，而北方则逐渐沦为守旧和保守势力的大本营，南北之争必然影响到三湘四水，铁马金戈、沙场点兵、纵横捭阖、波谲云诡，这里既是成功人士的高调出发地，又是退隐者的寂寞家园，湖南人士被风云际会自然而然推上这个历史舞台。他们从湘江出发，涉洞庭，下长江，由“江“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登上全国大舞台，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着各个时代湖南人物的事功、成败和影响力。
（1）这幅对联广为流传的版本是王闿运所作，“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一说出于曾国藩，也有认为左宗棠所作。但均未见之于本人文集。此处从周系英所作一说，以“嫡派“代“一脉”二字，年代也最早。
（2）(5) 《师伏堂未刊日记》见于《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
（3）2016年4月23 日余秋雨在林洲读书月活动启动式上《中国文际》演讲视频和通稿
（4）湖南大学杜钢建有多篇文章论及，如《上古的民主法治在湖南》《中华文明起源与上古宪法传统》《中国古代宪法对西方法治的影响》等，详见其红网专栏
（6）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历史研究》1988 年第3 期
（7）参见李跃龙《论流寓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湖南社会科学》2003 年第1期
（8）《宋史李纲传》
（9）参见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0) 《宋史李芾传》
(11) 《曾国藩日记》成丰元年七月十二日条
(12) 《戊戍政变记》
(13) 《致胡汉民函》，《黄兴集》
(14) 《郭嵩焘日记》第四册
(15) 参见朱有志等《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十大转换》，湖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为湖南省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副主任（副馆长））
湘江是一条内河，她从南至北流经湖南全境，是湖南人的母亲河，湖南也因此简称“湘”。相传一幅出于清朝进士周系英的对联曾这样自信地描述湖南和湖南人：“吾道南来，本是濂溪嫡派；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1）。历史上杰出的湖南人物，大都是从湘江出发北上，过洞庭，下长江，走向全国。曾左彭胡是这样，毛泽东也是这样。“湘江北去”既指湖南自然地理现象，又大体概括出湖湘人才脉动的历史规律。
品评湖南人物的事功，离不开时间和空间两个因素。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人以地生，地因人显。湖南人物或因区位地理因素的原因，或因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与中国历史进程交替影响之关系，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和影响力均不尽相同。概括而言，古代特别是唐宋以前湖南人文不盛，影响全国较大者稀少，属于区域类型人物，其地位也不大重要；宋代以后、特别是近现代，湖南人物“骎骎始盛”（2），先后出现了几代足以影响全国全局的人物群体，号称人才辈出、外省无出其右。
湖南在远古时期，其传说中的人物如神农炎帝、舜帝、蚩尤、善卷、二妃等，均具有全国性影响，然其真实性已不可考。某些文化学者将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混为一谈，认定炎帝为农耕文明的开创者、中医发明人（4），把湖南定位为中国上古民主法治中心，等等，这些立论属于推测，缺乏考古发掘实物和文献典籍佐证，里仁为美，是不科学的。古代湖南，最早青史留名的人物当属春秋时期澧人申鸣和白善，前者以孝勇名于时，楚王用为相，后者为楚将军。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并在湖南设立郡县，湖南开始融入中国整体之中，湖南人也开始走向全国大舞台。但自汉魏六朝迄至隋唐，湖南人物具全国影响者不多，政治和军事方面，仅有蔡伦、蒋琬、刘巴、黄盖、车胤等人，差强人意；文化界人士稍盛，如阴铿、欧阳询、怀素、李群玉等，值得一书。晚清学者皮锡瑞调侃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5）。近人林增平也用“寥若晨星”来形容湖南古代人物之荒芜”（6），大抵有一些道理。但是，唐宋以前流寓到湖南地区的外籍人物却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值得大书特书。湖南曾被称为“蛮荒卑湿之地”、“江湖之远”，楚国时期有屈原，两汉吴芮、刘发、贾谊、张仲景，六朝时期的陶渊明，唐代李白、王昌龄、杜甫、刘禹锡、韩愈、柳宗元、元结等，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湖南，有的长时间融入湖南本地的社会生活，对湖南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文化构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7）。历代的地方志均把他们的入到人物部类予以记述。回顾这一段历史，大家便会产生一个疑问：湖南道县持续发现的47颗人类牙齿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检测，把现代人生存年代向前推进了8至12万年。目前发现的距今最早的稻谷标本也在道县玉蟾岩，早于浙江河姆渡文化，被誉为稻作之源;距今最早的城址和古稻田在澧县城头山，是为城池之每。这些远古文化遗存均属世界第一。即使在宁乡，也有非常发达的青铜文化，可以比肩黄河流域的冶炼技术和工艺水平。但是，这一片产生了如此高度发达的人类早期文明的热土，在先秦到唐宋之际约两千年，与中原地区相比，已经沦落为“厉瘴之地”,成为与“东夷”“北狄”“西戎”类似的“南蛮”。湖南人成了孟子所嘲笑的“南蛮鴃舌之人”。不但屈贾逐贬长沙，就是皇家亲贵如定王刘发等，也以湖湘偏远国小而忧郁不得志。他的第六代孙刘秀后来推翻王莽政权，复兴汉室，成为中兴之主，为老祖宗争得颜面。不过，因为到刘秀这一支早已动迁到南阳，唐人肖荛在咏定王台诗中仍然拿长沙幽默了一番:“王(刘发)已分封受汉恩，长沙终不及中原。后来争得三分气，已是东都六代孙。”显然这方水土尚未达到“人杰地灵“这样一个境界，值得文人士大夫来讴歌和赞美。为什么湖南的发展落后了，反而成为中华文明的偏远角落? 这样巨大的落差让人无法理解。由唐宋上溯至先秦，湖南在发展上出现了一个怎样的凹陷，这是一个需要破解的课题。
我们说人文兴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那么，湖南人物的土著和客籍，在什么时期才开始发生换位转变?我以为，本土人士开始形成人物群体并渐次产生全局影响力，主要始于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唐宋之际，中国政治和经济重心开始变化，到南宋已大体完成由北向南的转移。靖难之役后，宋高宗建都临安，传统汉民族势力基本上偏安东南一隅。历史巨变在两方面深刻影响湖南，其一由于国土减半而湖南在全国地位极大提升，全国层面对湖南的关注度大增，曾经的边远蛮荒之地逐渐摘帽，摇身一变为朝廷不可或缺的重要辖区，名臣李纲在向皇帝上书时建议升长沙为“天下四镇”之一（8)，这种对于国家的重要地位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其二，“衣冠南渡”，北方人口大量移入，而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政界文化界人物，有的到湖南为官，有的到湖南讲学，而他们与汉唐时期流寓湖南的外籍人士被贬谪的身份有很大的不同，如四川的张浚家族、福建的胡安国家族，他们本人或者他们的后裔直接定居湖南。通过汉唐以来一个世纪的开发和建设，到两宋时期湖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荒闲土地大量垦殖，手工业和商业繁荣，集镇都市开始兴起，为湖南在文化教育和人文思想领域建设准备了物质基础，湖南成为理学的策源地、教育的先进地区，也形成湖南在中国历史上较具影响的第一个人物群体。据张伟然研究，唐五代湖南籍进士仅9人，宋代湖南进士则有149人(一说179人)，从中可以窥见宋代湖南人物群体的勃兴之状（9）。道州人周教颐成为理学先驱，一批著名学者如胡安国、杨时、张栻、朱熹、吕祖谦、真德秀、魏了翁等先后来到湖南，以书院为阵地传播思想学术和文化。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等都闻名遐迩，朱熹和张栻岳麓会讲盛况空前，“饮马池水立通，舆止冠冕塞途”，这是何等的景观佳致啊。胡安国、张栻等还定居湖南，他们的后裔成为名副其实的湖湘本土人士，胡宏、胡大时等均成为理学名家、湖湘学派干城。由于天水一朝内忧外患，阶级和民族矛盾尤其复杂，洞庭湖区钟相、杨幺起义，在宋代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它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口号，第一次表达了农民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岳飞为此驻军湖南数年。在抗金抗元斗争中，长沙成为一座英雄的城市。向子堙固守潭州，辛弃疾在此编练飞虎军，李芾、杨霆、尹谷等人慷慨赴死，而长沙的老百姓“缢林木者，累累相比。”（10)南宋遗民郑思肖写诗讴歌:“举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云。听得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湖南人的气节因此青史留名。
元代蒙古人在湖南的统治时间不长，湖南人物的影响力乏善可陈。明代湖南文教有新的发展，华容人黎淳成为明朝湖南第一位状元。我曾游历国子监，在如林的进士题名碑丛中终于找到了天顺丁丑碑刻，为这位乡贤感动而不能自已。湖南在有明一代共产生541名进士，这个数字创历史新高，也是湖南文化教育的里程碑。衡阳王夫之就是明代湖南文教事业繁荣发展的一个例证，他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六经责我开生面”，他的思想影响了从曾国藩、毛泽东直到现代的湖南人。但是明代湖南人物的时代特点，主要还是表现在湖南人物已在改变传统老面孔，在挤身中央权力核心上发力，突破了宋代湖南人偏重于文化思想领域的小圈子，汝城朱英，华容黎淳、刘大夏，茶陵张治，巴陵方钝，临武刘尧海、曾朝节，湘潭李腾芳，临湘杨一鹏，湘阴夏原吉等，都担任过尚书一级的官职，还有两位湖南人士修到正果，当到内阁首辅，一位是茶陵籍李东阳，一位是巴陵人杨一清(在巴陵成长)。湖南人当宰相，终于完成了出将入相的华丽转身。需要一提的是，湖南士人政治地位的大幅上升，包涵了两代人和两代以上的培育和积累，如李东阳之父李淳一代，已挤身京城高层圈子，李东阳在儿童时代即有机会得到皇帝赏识，以“嫂溺叔援、权也“巧对景泰皇帝的“子坐父立、礼乎?“誉为神童，传为佳话。他后来在文坛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是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死后谥以“文正”。崇祯时期入内阁的杨嗣昌，其父杨鹤已官至兵部右侍郎。这些湖湘士人并非草根，他们不是贫寒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们出道时已具有深厚的家世背景。
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湖湘人物的鼎盛局面出现在清中叶以后，晚清民国时期迄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湖南人才辈出，产生了几代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物群体，既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彰显出浓厚的湖湘地域特色。曾国藩的“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11)“扎硬寨、打死仗”，谭嗣同的“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12）,黄兴的“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立，其次功成亦不居”（13），蔡锷的“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这些湖湘精英人物的名言均深入人心，成为传统文化中励志叙事的名篇。据一位学者研究统计从1840年至1919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各领域精英人物1238人中，湖南籍有116人，占9.4个百分点。而这份精英人物群体中的超重量级761人名单中，湖南籍竟有83人，占到10.9个百分点。另据《中共党史人物简介》一书列举的515位党史人物中，湖南籍有89人，占17.3 个百分点，其中杰出领导人和创党元老湖南籍有13人，占48个百分点。在1955年授勋的解放军245名中将以上军衔的将帅中，湖南籍有73人，占28.7个百分点。数据是枯燥的，但数字所反映的事实却给人震撼。来自湘潭县旮旯韶山冲的农村青年毛泽东，说一口带湘乡腔的乡音，他的父亲曾满怀期待送长子到城里当学徒，但他没有走父亲安排好的路子，而是另辟溪径历经磨难并成就辉煌，既是中共创党元老，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是继“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后又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流人物”。不管你政治观点如何，文韬武略的毛泽东，把湖南人的事功做到了极致，前无古人，恐后无来者。
在20世纪，中华民国初期内阁总理有芷江人熊希龄，世纪末共和国总理是长沙人朱镕基。熊希龄曾站在湖南的角度看中国：“吾湘变，则中国变；吾相存，则中国存”。倡导一点一滴从自身做起。科名不顺、坐馆待时的左宗棠则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为座右铭来勉励自己。第一位驻外大使湘阴人郭嵩焘，在悉心考察西方政治后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補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14）。这种认识相对于另一位影响中国深远人物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认识高下何止几许。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考察湖南人特立独行和认知世界的不同视角。
从近代开始，湖南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群星荟萃，依次形成了多个人物集群:嘉道时期以陶澍、李星沅、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人物群体，咸同年间以曾国藩、左宗棠为领袖的湘军人物群体，晚清维新变法时期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维新派人物群体，辛亥革命前后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群体，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物群体。如果用“寥若晨星”形容湖南古代人物之稀罕，那么用“灿若繁星”来描绘近代以来湖南人物之兴盛就再恰当不过了。
以上我们分时期对湖南历史上重要杰出人物的大致情况作了梳理和归纳，大体可以总结出湖南人文及其历史变迁的几个基本特征。首先，从整体来说，历史上湖南可以称得上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一座岳麓山，半部近代史。长眠岳麓的先贤，从黄兴到蔡锷，从刘道一、蒋翊武到陈天华、焦达峰等等，这是一条中国近代人物长廊。真正是“学正朱张，一代文风光大麓; 勋高黄蔡，千秋浩气壮名山”。袁名曜山长为岳麓书院撰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胡锦涛在2014年4月9日参观书院时对陪同人员说湖南人担得起这幅对联。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以曾国藩、黄兴、蔡锷为例，高度赞许湖南人;其次，湖南人物的集体性格特征表现在政治意识上极为强烈，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具有注重实干、勇于担当和顽强的奋斗精神，这是实情。消极和负面的表现，则是客观上存在着政治军事上极热、经济上偏冷的两极化倾向，易走极端，保守和激进并存。湖湘文化要实现由革命性文化向建设性文化转变，由斗讼文化向和谐由封闭文化向开放文化转变，由重农文化向重工文化转文化转变，由自负文化、“老子天下第一”向自信文化转变，由关注政治军事方面向崇商和重视经济转变，尤其任重而道远。(15)在湖湘文化的整体气质上，也还存着一个由“吃得苦霸得蛮”向文质彬彬、郁郁乎文方向转变的问题。其三，湖南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盛衰消长的规律，大致与湖南的区位、发展变迁和历史进程紧密相联。湖南位于长江以南的中部地区，沟通东西，连接南北。2014年，湖南把自已定位为“一带一部”，即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这个定位还仅仅承接并概括了湖南在历史演变中从西到东的战略转移关系，而尚未囊括湖南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更重要的转移互动关系即南北互动的关系。湖南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其漫长的古代一直远离中原核心地区，属于开发相对较晚的地区，湖南地区长期作为中央王朝的贬谪、流放之域，古代人物不兴盛，而重量级流寓人物则较多，这是主要原因。但是一旦中国政治和经济重心发生转移后，湖南在全国的地位就会相应上升而变得极其重要。以唐宋之际作为分野，在人文历史地理革故鼎新方面，之前主要是东西两极变化关系，即政治中心由西向东转移，之后主要是南北交替关系，即经济重心自北向南转移。宋元时期抗金抗元，清中晚期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国时期的南北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湖南无一例外地成为南北政治互动的主要战场和舞台。一般来说，愈到现代，南方越来越成为中国革新力量的策源地，而北方则逐渐沦为守旧和保守势力的大本营，南北之争必然影响到三湘四水，铁马金戈、沙场点兵、纵横捭阖、波谲云诡，这里既是成功人士的高调出发地，又是退隐者的寂寞家园，湖南人士被风云际会自然而然推上这个历史舞台。他们从湘江出发，涉洞庭，下长江，由“江“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登上全国大舞台，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着各个时代湖南人物的事功、成败和影响力。
（1）这幅对联广为流传的版本是王闿运所作，“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一说出于曾国藩，也有认为左宗棠所作。但均未见之于本人文集。此处从周系英所作一说，以“嫡派“代“一脉”二字，年代也最早。
（2）(5) 《师伏堂未刊日记》见于《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
（3）2016年4月23 日余秋雨在林洲读书月活动启动式上《中国文际》演讲视频和通稿
（4）湖南大学杜钢建有多篇文章论及，如《上古的民主法治在湖南》《中华文明起源与上古宪法传统》《中国古代宪法对西方法治的影响》等，详见其红网专栏
（6）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历史研究》1988 年第3 期
（7）参见李跃龙《论流寓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湖南社会科学》2003 年第1期
（8）《宋史李纲传》
（9）参见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0) 《宋史李芾传》
(11) 《曾国藩日记》成丰元年七月十二日条
(12) 《戊戍政变记》
(13) 《致胡汉民函》，《黄兴集》
(14) 《郭嵩焘日记》第四册
(15) 参见朱有志等《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十大转换》，湖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为湖南省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副主任（副馆长））
(责任编辑：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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