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曾写过一篇《略论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特点》，发表在2004年第6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否定经世致用是近代湖湘文化特点的观点立论的，我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即在汉学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时期，湖南学者仍坚持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在嘉道年间，陶澍和贺长龄等人在全国首倡经世之学；在咸、同年间，曾国藩将“经济”作为学术纲领，从而得出“我们完全有理由将经世致用作为近代湖湘文化的特征”的结论。但是这篇文章在谈到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不足之处时说：“近代湖南是一个政治斗争激烈的战场，所以许多近代湖南志士，更多注意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这些突出问题，而对于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相对次要的问题则注意不鸲。尽管这些方面的问题也是经世致用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由于时代迫切要求，人们不得不把它们暂时放在一边了。所以，我们看到，近代湖南虽然人才辈出，但多为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而经济和科技方面的人才则很少。”现在看来，这一论断有片面之处。加之，近来有人在谈论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特点时，说它只注重政治军事，而不重视经济和科技。所以，我觉得对近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特点有进行更加深入分析的必要。

 

    一、准确把握经世致用的科学内涵。

 

    经世致用是形成于明清之际的一种重要学术思潮。它主张学术研究应有利于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实际功效。这一主张是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反拨。其主张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人。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有许多进步观点，而且十分重视“质测之学”，对于刚刚从西方传人的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但是随着清代汉学的兴起，这股进步思潮被抑制了，直到道光年间，陶澍和贺长龄等人才重新倡导经世致用思想。贺长龄委托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就是他们倡导经世致用的一个范本。

 

    《皇朝经世文编》共一百二十卷，“为纲八，为目六十有五。言学之属六，言治之属五，言吏之属八，言户之属十有二，言礼之属十，言兵之属十有二，言刑之属三，言工之属九。”①这其中，固然有不少是属于学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内容，但也有不少属于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内容。如“户政”中就包括理财、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榷酤、钱币等，这些就都是属于经济方面的内容。又如，“工政”则包括土木、河防、运河、水利(包括直隶水利、江苏水利、各省水利)、海塘等方面，这其中就有不少涉及到科学技术问题。

 

    魏源说过：“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②魏源所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就充分体现了他这种上制国用，外靖疆圉，下苏民困的指导思想。

 

    二、近代湖南许多政治家、军事家都是十分重视经济和科技的。

 

    陶澍改漕运为海运，推行票盐制度，就是当时经济方面的重大改革措施。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突出表现之一，就在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响亮地喊出了中国人应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口号。而曾国藩与左宗棠倡导的洋务运动，则是将魏源的这一口号具体化为行动。曾国藩创办的安庆机械局(后改为金陵机器局)和左宗棠创办的马尾船政局及兰州织呢局，都是当时中国最早的工业企业，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郭嵩焘在出使英法期间，特别注重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考察，他19世纪80年代在湖南积极鼓吹建立轮船局，也是为了发展湖南的近代工业。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期间虽然以其激进的思想而闻名，但实际上，他也是一位十分重视科技和经济的思想家。他不仅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浏阳兴算学社，而且还积极参予了当时许多经济科技活动，如在浏阳办矿，协助盛宣怀办矿，争取粤汉铁路取道湖南等等。熊希龄虽以曾出任袁世凯的“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总理而闻名，但他在清代末年主要是创办醴陵瓷业公司和宝应长湖垦殖股份有限公司等实业。这些都清楚地说明，湖南近代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并不是只知道搞政治，而是十分重视经济和科技工作的，并且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他们的经世致用思想本来是很全面的，不过由于人们只注重宣传其政治或军事方面的功业，因而将其在经济或科技方面的成就掩盖了。    

 

    三、近代湖南出了一批著名的实业家和科学家。

 

    在工商业方面，如朱昌琳(1822—1912)，就是一位著名的盐、茶、米商人，也是一位热心社会公益的绅士。梁焕奎兄弟在杨度的支持下，在长沙创办华昌炼锑公司，获得提炼纯锑的专利权，维护了湖南的民族工业。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 (1880—1953)在上海创立恒丰纺织局、大中华纱厂等，此外他还与人合作创办了许多企业，成为工商界风云一时的人物，从1920年起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会长。范旭东(1883—1945)，曾先后在天津创办久大盐业公司、永利碱工业总公司，并在南京创办大型硫酸铵厂，是中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开创者。李烛尘(1882—1968)，长期与范旭东合作；在范逝世后，出任永利制碱公司副总经理、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等职，建国后曾出任食品工业部和轻工业部部长，民主建国会代理主任委员等职。

 

    近代还出现了一批有贡献的科学家。丁取忠(1810—1877)对算学很研究。他自己曾著有《数学拾遗》、《舆地经纬度里表》、《粟布演草》，又编辑了《白鞭堂算学丛书》32册，是当时集古今数学名著大成的数学丛书。其弟子左潜、曾纪鸿、黄宗宪等均在数学方面有成绩。左潜(?一1874)是左宗棠的侄子，他通过对徐有壬遗稿的研究，弄清了徐氏“缀术”(一种半符号代数，对于推导无穷级数比较方便)的诀窍，从而不仅完成了徐书稿，而且自己写成另外两缀术著作。曾纪鸿(1848—1877)是曾国藩的次子，他通晓西方代数学，用代数式说明对数原理和算法，写成《对数详解》一书；他还在无穷级数求圆周周率方面发明了新公式，把它算到小数点后面一百位，创造了新纪录，并写成《圆周周率考真图解》一书。黄宗宪则将南宋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作了重要改进，写成《求一术通解》，使我国这一传统数学瑰宝再放展品彩，直到今天在电子计算机程序编写上还具有实用价值。新化邹氏的地理学成就，更是令人瞩目的。这个家族自邹文苏之妻吴瑚珊开始的七代人，世代从事地理学研究和地图编制出版事业，从 19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持续了150余年，撰著地理学专著190余种，印刷出版地图300余种。七代人中最有代表的人物是邹汉勋、邹世诒、邹代钧、邹永煊、邹兴钜、邹新垓等，他们为近代中国的地理学和地图编制出版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通过以上简略的分析，可以看出，近代湖南的科技和工商业的发展还是很有成就的，它们都是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潮结出的灿烂花朵，什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开掘。这种开掘，不仅有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认识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特点，而且有助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①《魏源全集》第十三册，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页。

②《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页。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原载2007年10月出版《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7年第1期总第1期（《湖湘文库》启动暨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