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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追屈原的陈寅恪

时间:2017-03-19 12:50 来源:湖湘文化网 作者:黄守愚 阅读: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礼崩乐坏的战国末叶,被放逐于沅湘之间的屈子“发愤抒情”,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洁行芳,表彰独立不迁、冲决流俗之网罗的自由精神,郁起万世之哀怨。陈寅格先生一生诗文集中,不时流露了他对诗人屈原的仰慕,而这些,少有人注意,或许恰是陈寅格先生思想的源头之一。
  譬若将陈寅格先生标榜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思想完全归属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则实在是忽视了陈先生“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的“心路”。陈先生服膺张之洞《劝学篇》中主张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他曾提出了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具体方法:“避名居实,取珠还椟”及“新瓶旧酒”。正如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按照陈先生的思想,完全排斥外来文化或全盘吸收外来文化,都是不可取的,惟有“中西体用资循诱”,改造外来文化以适应我民族固有之思想观念,逐步建构本民族之新文化。因此,陈先生决不会沦为一个史学洋奴,“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思想固然有它的“中学”背景资源。
  在陈寅恪先生的一生诗文、著述中,我们不难找到他对屈原仰慕不已的“内证”。譬如《挽王静安先生》:“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辛卯广州端午》:“菖蒲似剑还生绿,艾叶如旗不闪红。唯有沈湘哀郢泪,弥天梅雨却相同。”《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道穷文式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垂老未闻兵甲洗,偷生争为稻梁谋。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沙汾梦亦休。忽奉新诗惊病眼,香江回忆十年游。”《答王啸苏七绝》其一:“望断衡云六十秋,潭州官舍记曾游。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枕上偶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何缜绝命诗因戏次其韵亦作一首诚可谓无病而呻者也》:“元亮虚留命,灵均久失魂。人生终有死,遗恨塞乾坤。”《寄瞿兑之》:“独乐园花入梦秋,诗简惊喜见公休。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此日人天无上策,旧京宫苑有边愁。论交三世今馀几,一别沧桑共白头。”《题画二首》其一:“乱眼晴云间晚霞,黄偏爱道人家。三闾彭泽非真赏,应惜连根不落花。”
  陈寅恪先生的不少诗友也以提及屈原,甚至于以屈原比附他。譬如吴雨僧《己卯端阳饯别陈寅恪兄赴英讲学》:“国觞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章士钊《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莹置酒之作》:“年事参差八载强,力如盲左压公羊。半山自认青衿识,四海公推白业陈寅恪光。初度我才怜屈子,古风畴昔佞襄王。天然写手存闺阁,好醉佳人锦瑟旁。”
  特地拈出陈寅恪先生诗文中缅怀屈原的词句,屈原的哀怨情结或许恰是陈寅恪先生的“发皇心曲”,并且二者的身世似有相同之处。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下面,我们将述说屈子与陈寅恪的身世与行迹,这样一来,可以更好地“同情之了解”陈寅恪先生。
  楚人屈原,名平,字原,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其事迹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据本传记载,屈原提倡“美政”,因政见有异,不见容于流俗,屡遭奸佞小人陷害诋毁,故遭排挤,流逐于沅、湘之间,“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王逸语),惜乎风雅寝声,发愤抒情以作《离骚》、《九歌》、《九章》、《天问》诸篇,奇文蔚起,逸响伟词,卓绝一世。楚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攻破楚都郢,悲愤投泪罗江而死。
  屈原出身楚国贵族世家,与楚王同姓(芈姓,屈、昭、景都属王族)。《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意思为其系贵胄后裔,出生之时辰还具有神秘意义,先祖为此还给他取了象征“正义”之名字。
  屈原“哀民生之多艰”,坚忍不拔,不肯改弦易辙,与时俗同流合污。譬如《离骚》:“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涉江》:“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思美人》:“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独历年而离愍兮,羌冯心犹未化。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
  为此,屈原作《橘颂》以寄托他对独立不迁之人格与自由之思想之追求。《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娉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子坚贞不渝其之操守和理想,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虽九死其犹未悔”,“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甚至有杀生成仁之宗教精神。当时之“门客”或“士人”信奉“士为知己者死”的“教条”,标榜“丹凤朝阳”、“择良木而栖”,合则留,不合则去,二三其德,抑或吮痈舔痔,即“朝秦暮楚”。但屈子独立于流俗之外,以为“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与楚国同生共死。我窃以为,屈原系三闾大夫,本楚国宗教领袖,为维系楚国存在之终极信仰之所在,宗教亡则国亡,国亡而宗教可不亡。屈原坚贞不渝,深爱其族与教,亦不减少他一分伟大形象,可为一说。
  秦汉以降,屈子蔚然成历代土人所哀咏之寄托,亦追认为湖湘文化之一源。不过,有人评论屈子过于理想,不能深刻认识到人性之恶。如清人胡文英《庄子独见·庄子总论》云:“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胡氏之论见地虽深,也未必尽然。屈子固然过于理想主义,哀怨或在“一时”,但历朝历代都有“三闾之哀怨”,历史总是喜欢重复,所以屈平之怨也在万世。王逸《离骚经章句叙》云:“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后之读其文,知其人,如贾生者亦鲜矣。然为赋以吊之,不过哀其不遇而已。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因此,每当历史转折关头,士人往往召唤楚骚传统,并借以否定既成秩序而建构新的理性秩序。
  以上所论,对陈寅恪先生说来,何不与屈子相似呢?他乃是义宁世家子弟,三世都有名望,而又数代屡遭不幸。自陈宝箴至陈寅恪,三世皆与湖南有莫大关系。
  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他的六世祖腾远始由闽入赣,定居当时的义宁州竹嘏里。腾远的儿子克绳,当时之学者称作“韶亭先生”,已为读书人家。克绳妻子李氏,是李大嵘女儿。陈、李两家均无功名,但都有声于乡,所谓“处士之家”。道光年间,风气不免“以侈靡相高,亲党问遗丰厚”,但李夫人“常裁之以礼”。陈寅恪有说:“吾家素寒贱。”我以为应是信史。但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认为陈家“素寒贱”的历史“似乎并不确实。”而钱文忠《陈寅恪印象·编选小序》云:“……这却未必可以全然视作实录。”汪、钱可能误读了“寒贱”二字。“寒”固然也有贫困之义项,但陈先生的语意里,“寒”对应“势”,“贱”对应“贵”。因此“寒贱”并不等于贫贱,有钱未必有权有势且贵。“寒贱”,当是指出身寒门,后来发迹。
  克绳生四子,幼子伟琳,字琢如,从小读书。陈琢如精通《灵枢》、《素问》,重气节,德垂乡里。琢如生宝箴,宝箴生三立,三立生寅恪。除陈寅恪外,数代精通中医,也可谓医学世家。
  陈宝箴,道光十一年(1831)生。字相真,号右铭,晚年自号四觉老人。二十一岁中举。太平军起,从父办乡团。陈琢如逝世后,陈宝箴继续统领义军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后陈宝箴游曾国藩幕,被待上宾而誉为“海内奇士”。曾国藩尤为推许陈宝箴,赠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杯旨酒待君温”以褒奖之。
  同治、光绪年间,陈宝箴曾任职湘西北,有政绩。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陈宝箴授湖南巡抚,厉行新政,使得湖南开全国风气之先。未几,戊戌事变,陈宝箴被革职,罢归江西,自放山水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陈宝箴仙逝于南昌西山。
  陈三立,学宗山谷体,清末之大诗人。陈三立与谭嗣同等并为湖南四公子之一,参与湖南新政,有贡献。陈三立晚年居北平,适卢沟桥事变爆发,忧愤成疾,拒不服药而弃世。
  光绪十六年(1890)旧历五月十七日,陈寅恪出生于长沙泰安里周达武私宅,即唐进士刘蜕故宅地。周达武系湘军将领,甘肃提督。
  前面已说到,陈寅恪深怀屈子情结,并且与屈原有着相似的世家情结。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三岁的陈寅恪随兄长陈师曾至上海,东渡日本留学。在上海,遇到陈家旧谊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作华语:“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陈寅恪深有感慨,尽管“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但其“世家子弟”之情结多少左右了他。
  郭嵩焘仅称“义门陈氏”,不称其“陈氏世家”,可见在郭氏时代,陈家还只是刚崛起的“新贵”,而并不是“世家”。但到陈寅恪一代,已有三世,勉强称得上“世家”了。俗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纵观历史,所谓世家,大多数靠某种途径而得建立。尤其是明清之际,靠科举途径奠定自身价值地位的世家内心深处都鄙夷唾弃科举本身。在陈寅恪内心深处,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要么由着兴趣发展自己的“特长”,或做学问家,或做文人。要么由着性子做纨绔子弟,纵情酒色。
  在家国危亡和西学取得话语霸权的情势下,花落春也去,陈寅恪先生内心充满了焦虑与紧张。他不得不继承家学以担荷历史的使命,试图完美地接榫西学,继续演绎传统世家的故事和复兴华夏民族。王国维之死,这种花落残春去的焦虑,给陈寅恪带来了终生的“震惊”。也难怪陈寅恪总是将王国维当成屈原。屈原面对家国衰亡,既不肯流从时俗,又不能力挽狂澜,无可奈何之下,惟有一死以殉其理想。中国文化处于数千年未有之下变局中已日趋衰落,陈寅恪心虽焦虑与紧张,但自信“花落春犹在”,他或许并不迷茫,仍旧坚守传统的文化理想。正如屈原肩负楚国兴衰的命运一样,陈寅恪不正担荷起中国近代文化使命与责任吗?据李璜《忆陈寅恪登恪昆仲》云,留学西洋的陈寅恪经常与人讨论国是,关注民生。
  据刘梦溪先生的研究,《陈寅恪诗集》中有一个再三吟咏、反复出现、贯穿终始的主题,即是兴亡之感、家国之思、身世之叹和乱离之悲。陈寅恪晚年失明、膑足,但仍然弦歌不绝,著述不止。其一生,可谓人伦之至范,万世之师表。他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对其理想坚贞不渝,“虽九死其犹未悔”。而这些,何其不是屈原品格的开显呢?陈寅恪不肯流从时俗,尤其是晚年对那些“挑灯裁作入时衣”或自投网罗的昔日旧友极尽嘲讽,难道不正是屈原《九章·橘颂》中所讴歌的“独立不迁”之精神吗?譬如《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阅报戏作二绝》其一:“弦箭文章苦未休,极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同酌曹溪我独羞,江东旧义雪盈头。君今饱啖荔支去,谁话贞元七十秋。”《答北客》:“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即负元和脚,不才蘋花即自由。”《文章》:“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人时。”《失题》:“折腰为米究如何?折断牛腰米未多。还是北窗高卧好,枕边吹送楚狂歌。”《赠蒋秉南序》:“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1961年,吴宓与陈寅恪最后一见。吴惊叹他不改“旧义”,吴在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而认为当前已遭遇甚大之困难,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独立自主,自体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人附庸。”
  故而,我以为终陈寅恪一生,其既“发皇心曲”追赞屈原,也有屈原之贞节,可视为受湖湘文化滋润之学者。【录自2008年10月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8年第3期总第5期】

(责任编辑: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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