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追屈原的陈寅恪
时间：2017-03-19 12:50 来源：湖湘文化网 作者：黄守愚 阅读：次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礼崩乐坏的战国末叶，被放逐于沅湘之间的屈子“发愤抒情”，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洁行芳，表彰独立不迁、冲决流俗之网罗的自由精神，郁起万世之哀怨。陈寅格先生一生诗文集中，不时流露了他对诗人屈原的仰慕，而这些，少有人注意，或许恰是陈寅格先生思想的源头之一。
譬若将陈寅格先生标榜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思想完全归属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则实在是忽视了陈先生“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的“心路”。陈先生服膺张之洞《劝学篇》中主张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他曾提出了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具体方法：“避名居实，取珠还椟”及“新瓶旧酒”。正如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按照陈先生的思想，完全排斥外来文化或全盘吸收外来文化，都是不可取的，惟有“中西体用资循诱”，改造外来文化以适应我民族固有之思想观念，逐步建构本民族之新文化。因此，陈先生决不会沦为一个史学洋奴，“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思想固然有它的“中学”背景资源。
在陈寅恪先生的一生诗文、著述中，我们不难找到他对屈原仰慕不已的“内证”。譬如《挽王静安先生》：“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辛卯广州端午》：“菖蒲似剑还生绿，艾叶如旗不闪红。唯有沈湘哀郢泪，弥天梅雨却相同。”《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道穷文式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垂老未闻兵甲洗，偷生争为稻梁谋。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沙汾梦亦休。忽奉新诗惊病眼，香江回忆十年游。”《答王啸苏七绝》其一：“望断衡云六十秋，潭州官舍记曾游。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枕上偶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何缜绝命诗因戏次其韵亦作一首诚可谓无病而呻者也》：“元亮虚留命，灵均久失魂。人生终有死，遗恨塞乾坤。”《寄瞿兑之》：“独乐园花入梦秋，诗简惊喜见公休。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此日人天无上策，旧京宫苑有边愁。论交三世今馀几，一别沧桑共白头。”《题画二首》其一：“乱眼晴云间晚霞，黄偏爱道人家。三闾彭泽非真赏，应惜连根不落花。”
陈寅恪先生的不少诗友也以提及屈原，甚至于以屈原比附他。譬如吴雨僧《己卯端阳饯别陈寅恪兄赴英讲学》：“国觞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章士钊《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莹置酒之作》：“年事参差八载强，力如盲左压公羊。半山自认青衿识，四海公推白业陈寅恪光。初度我才怜屈子，古风畴昔佞襄王。天然写手存闺阁，好醉佳人锦瑟旁。”
特地拈出陈寅恪先生诗文中缅怀屈原的词句，屈原的哀怨情结或许恰是陈寅恪先生的“发皇心曲”，并且二者的身世似有相同之处。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下面，我们将述说屈子与陈寅恪的身世与行迹，这样一来，可以更好地“同情之了解”陈寅恪先生。
楚人屈原，名平，字原，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其事迹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据本传记载，屈原提倡“美政”，因政见有异，不见容于流俗，屡遭奸佞小人陷害诋毁，故遭排挤，流逐于沅、湘之间，“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王逸语），惜乎风雅寝声，发愤抒情以作《离骚》、《九歌》、《九章》、《天问》诸篇，奇文蔚起，逸响伟词，卓绝一世。楚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攻破楚都郢，悲愤投泪罗江而死。
屈原出身楚国贵族世家，与楚王同姓（芈姓，屈、昭、景都属王族）。《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意思为其系贵胄后裔，出生之时辰还具有神秘意义，先祖为此还给他取了象征“正义”之名字。
屈原“哀民生之多艰”，坚忍不拔，不肯改弦易辙，与时俗同流合污。譬如《离骚》：“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涉江》：“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思美人》：“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独历年而离愍兮，羌冯心犹未化。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
为此，屈原作《橘颂》以寄托他对独立不迁之人格与自由之思想之追求。《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娉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子坚贞不渝其之操守和理想，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虽九死其犹未悔”，“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甚至有杀生成仁之宗教精神。当时之“门客”或“士人”信奉“士为知己者死”的“教条”，标榜“丹凤朝阳”、“择良木而栖”，合则留，不合则去，二三其德，抑或吮痈舔痔，即“朝秦暮楚”。但屈子独立于流俗之外，以为“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与楚国同生共死。我窃以为，屈原系三闾大夫，本楚国宗教领袖，为维系楚国存在之终极信仰之所在，宗教亡则国亡，国亡而宗教可不亡。屈原坚贞不渝，深爱其族与教，亦不减少他一分伟大形象，可为一说。
秦汉以降，屈子蔚然成历代土人所哀咏之寄托，亦追认为湖湘文化之一源。不过，有人评论屈子过于理想，不能深刻认识到人性之恶。如清人胡文英《庄子独见·庄子总论》云：“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胡氏之论见地虽深，也未必尽然。屈子固然过于理想主义，哀怨或在“一时”，但历朝历代都有“三闾之哀怨”，历史总是喜欢重复，所以屈平之怨也在万世。王逸《离骚经章句叙》云：“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后之读其文，知其人，如贾生者亦鲜矣。然为赋以吊之，不过哀其不遇而已。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因此，每当历史转折关头，士人往往召唤楚骚传统，并借以否定既成秩序而建构新的理性秩序。
以上所论，对陈寅恪先生说来，何不与屈子相似呢？他乃是义宁世家子弟，三世都有名望，而又数代屡遭不幸。自陈宝箴至陈寅恪，三世皆与湖南有莫大关系。
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他的六世祖腾远始由闽入赣，定居当时的义宁州竹嘏里。腾远的儿子克绳，当时之学者称作“韶亭先生”，已为读书人家。克绳妻子李氏，是李大嵘女儿。陈、李两家均无功名，但都有声于乡，所谓“处士之家”。道光年间，风气不免“以侈靡相高，亲党问遗丰厚”，但李夫人“常裁之以礼”。陈寅恪有说：“吾家素寒贱。”我以为应是信史。但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认为陈家“素寒贱”的历史“似乎并不确实。”而钱文忠《陈寅恪印象·编选小序》云：“……这却未必可以全然视作实录。”汪、钱可能误读了“寒贱”二字。“寒”固然也有贫困之义项，但陈先生的语意里，“寒”对应“势”，“贱”对应“贵”。因此“寒贱”并不等于贫贱，有钱未必有权有势且贵。“寒贱”，当是指出身寒门，后来发迹。
克绳生四子，幼子伟琳，字琢如，从小读书。陈琢如精通《灵枢》、《素问》，重气节，德垂乡里。琢如生宝箴，宝箴生三立，三立生寅恪。除陈寅恪外，数代精通中医，也可谓医学世家。
陈宝箴，道光十一年(1831)生。字相真，号右铭，晚年自号四觉老人。二十一岁中举。太平军起，从父办乡团。陈琢如逝世后，陈宝箴继续统领义军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后陈宝箴游曾国藩幕，被待上宾而誉为“海内奇士”。曾国藩尤为推许陈宝箴，赠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杯旨酒待君温”以褒奖之。
同治、光绪年间，陈宝箴曾任职湘西北，有政绩。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陈宝箴授湖南巡抚，厉行新政，使得湖南开全国风气之先。未几，戊戌事变，陈宝箴被革职，罢归江西，自放山水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陈宝箴仙逝于南昌西山。
陈三立，学宗山谷体，清末之大诗人。陈三立与谭嗣同等并为湖南四公子之一，参与湖南新政，有贡献。陈三立晚年居北平，适卢沟桥事变爆发，忧愤成疾，拒不服药而弃世。
光绪十六年(1890)旧历五月十七日，陈寅恪出生于长沙泰安里周达武私宅，即唐进士刘蜕故宅地。周达武系湘军将领，甘肃提督。
前面已说到，陈寅恪深怀屈子情结，并且与屈原有着相似的世家情结。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三岁的陈寅恪随兄长陈师曾至上海，东渡日本留学。在上海，遇到陈家旧谊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作华语：“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陈寅恪深有感慨，尽管“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但其“世家子弟”之情结多少左右了他。
郭嵩焘仅称“义门陈氏”，不称其“陈氏世家”，可见在郭氏时代，陈家还只是刚崛起的“新贵”，而并不是“世家”。但到陈寅恪一代，已有三世，勉强称得上“世家”了。俗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纵观历史，所谓世家，大多数靠某种途径而得建立。尤其是明清之际，靠科举途径奠定自身价值地位的世家内心深处都鄙夷唾弃科举本身。在陈寅恪内心深处，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要么由着兴趣发展自己的“特长”，或做学问家，或做文人。要么由着性子做纨绔子弟，纵情酒色。
在家国危亡和西学取得话语霸权的情势下，花落春也去，陈寅恪先生内心充满了焦虑与紧张。他不得不继承家学以担荷历史的使命，试图完美地接榫西学，继续演绎传统世家的故事和复兴华夏民族。王国维之死，这种花落残春去的焦虑，给陈寅恪带来了终生的“震惊”。也难怪陈寅恪总是将王国维当成屈原。屈原面对家国衰亡，既不肯流从时俗，又不能力挽狂澜，无可奈何之下，惟有一死以殉其理想。中国文化处于数千年未有之下变局中已日趋衰落，陈寅恪心虽焦虑与紧张，但自信“花落春犹在”，他或许并不迷茫，仍旧坚守传统的文化理想。正如屈原肩负楚国兴衰的命运一样，陈寅恪不正担荷起中国近代文化使命与责任吗？据李璜《忆陈寅恪登恪昆仲》云，留学西洋的陈寅恪经常与人讨论国是，关注民生。
据刘梦溪先生的研究，《陈寅恪诗集》中有一个再三吟咏、反复出现、贯穿终始的主题，即是兴亡之感、家国之思、身世之叹和乱离之悲。陈寅恪晚年失明、膑足，但仍然弦歌不绝，著述不止。其一生，可谓人伦之至范，万世之师表。他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对其理想坚贞不渝，“虽九死其犹未悔”。而这些，何其不是屈原品格的开显呢？陈寅恪不肯流从时俗，尤其是晚年对那些“挑灯裁作入时衣”或自投网罗的昔日旧友极尽嘲讽，难道不正是屈原《九章·橘颂》中所讴歌的“独立不迁”之精神吗？譬如《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阅报戏作二绝》其一：“弦箭文章苦未休，极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同酌曹溪我独羞，江东旧义雪盈头。君今饱啖荔支去，谁话贞元七十秋。”《答北客》：“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即负元和脚，不才蘋花即自由。”《文章》：“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人时。”《失题》：“折腰为米究如何？折断牛腰米未多。还是北窗高卧好，枕边吹送楚狂歌。”《赠蒋秉南序》：“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1961年，吴宓与陈寅恪最后一见。吴惊叹他不改“旧义”，吴在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而认为当前已遭遇甚大之困难，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独立自主，自体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人附庸。”
故而，我以为终陈寅恪一生，其既“发皇心曲”追赞屈原，也有屈原之贞节，可视为受湖湘文化滋润之学者。【录自2008年10月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8年第3期总第5期】
譬若将陈寅格先生标榜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思想完全归属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则实在是忽视了陈先生“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的“心路”。陈先生服膺张之洞《劝学篇》中主张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他曾提出了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具体方法：“避名居实，取珠还椟”及“新瓶旧酒”。正如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按照陈先生的思想，完全排斥外来文化或全盘吸收外来文化，都是不可取的，惟有“中西体用资循诱”，改造外来文化以适应我民族固有之思想观念，逐步建构本民族之新文化。因此，陈先生决不会沦为一个史学洋奴，“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思想固然有它的“中学”背景资源。
在陈寅恪先生的一生诗文、著述中，我们不难找到他对屈原仰慕不已的“内证”。譬如《挽王静安先生》：“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辛卯广州端午》：“菖蒲似剑还生绿，艾叶如旗不闪红。唯有沈湘哀郢泪，弥天梅雨却相同。”《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道穷文式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垂老未闻兵甲洗，偷生争为稻梁谋。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沙汾梦亦休。忽奉新诗惊病眼，香江回忆十年游。”《答王啸苏七绝》其一：“望断衡云六十秋，潭州官舍记曾游。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枕上偶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何缜绝命诗因戏次其韵亦作一首诚可谓无病而呻者也》：“元亮虚留命，灵均久失魂。人生终有死，遗恨塞乾坤。”《寄瞿兑之》：“独乐园花入梦秋，诗简惊喜见公休。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此日人天无上策，旧京宫苑有边愁。论交三世今馀几，一别沧桑共白头。”《题画二首》其一：“乱眼晴云间晚霞，黄偏爱道人家。三闾彭泽非真赏，应惜连根不落花。”
陈寅恪先生的不少诗友也以提及屈原，甚至于以屈原比附他。譬如吴雨僧《己卯端阳饯别陈寅恪兄赴英讲学》：“国觞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章士钊《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莹置酒之作》：“年事参差八载强，力如盲左压公羊。半山自认青衿识，四海公推白业陈寅恪光。初度我才怜屈子，古风畴昔佞襄王。天然写手存闺阁，好醉佳人锦瑟旁。”
特地拈出陈寅恪先生诗文中缅怀屈原的词句，屈原的哀怨情结或许恰是陈寅恪先生的“发皇心曲”，并且二者的身世似有相同之处。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下面，我们将述说屈子与陈寅恪的身世与行迹，这样一来，可以更好地“同情之了解”陈寅恪先生。
楚人屈原，名平，字原，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其事迹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据本传记载，屈原提倡“美政”，因政见有异，不见容于流俗，屡遭奸佞小人陷害诋毁，故遭排挤，流逐于沅、湘之间，“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王逸语），惜乎风雅寝声，发愤抒情以作《离骚》、《九歌》、《九章》、《天问》诸篇，奇文蔚起，逸响伟词，卓绝一世。楚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攻破楚都郢，悲愤投泪罗江而死。
屈原出身楚国贵族世家，与楚王同姓（芈姓，屈、昭、景都属王族）。《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意思为其系贵胄后裔，出生之时辰还具有神秘意义，先祖为此还给他取了象征“正义”之名字。
屈原“哀民生之多艰”，坚忍不拔，不肯改弦易辙，与时俗同流合污。譬如《离骚》：“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涉江》：“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思美人》：“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独历年而离愍兮，羌冯心犹未化。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
为此，屈原作《橘颂》以寄托他对独立不迁之人格与自由之思想之追求。《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娉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子坚贞不渝其之操守和理想，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虽九死其犹未悔”，“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甚至有杀生成仁之宗教精神。当时之“门客”或“士人”信奉“士为知己者死”的“教条”，标榜“丹凤朝阳”、“择良木而栖”，合则留，不合则去，二三其德，抑或吮痈舔痔，即“朝秦暮楚”。但屈子独立于流俗之外，以为“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与楚国同生共死。我窃以为，屈原系三闾大夫，本楚国宗教领袖，为维系楚国存在之终极信仰之所在，宗教亡则国亡，国亡而宗教可不亡。屈原坚贞不渝，深爱其族与教，亦不减少他一分伟大形象，可为一说。
秦汉以降，屈子蔚然成历代土人所哀咏之寄托，亦追认为湖湘文化之一源。不过，有人评论屈子过于理想，不能深刻认识到人性之恶。如清人胡文英《庄子独见·庄子总论》云：“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胡氏之论见地虽深，也未必尽然。屈子固然过于理想主义，哀怨或在“一时”，但历朝历代都有“三闾之哀怨”，历史总是喜欢重复，所以屈平之怨也在万世。王逸《离骚经章句叙》云：“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后之读其文，知其人，如贾生者亦鲜矣。然为赋以吊之，不过哀其不遇而已。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因此，每当历史转折关头，士人往往召唤楚骚传统，并借以否定既成秩序而建构新的理性秩序。
以上所论，对陈寅恪先生说来，何不与屈子相似呢？他乃是义宁世家子弟，三世都有名望，而又数代屡遭不幸。自陈宝箴至陈寅恪，三世皆与湖南有莫大关系。
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他的六世祖腾远始由闽入赣，定居当时的义宁州竹嘏里。腾远的儿子克绳，当时之学者称作“韶亭先生”，已为读书人家。克绳妻子李氏，是李大嵘女儿。陈、李两家均无功名，但都有声于乡，所谓“处士之家”。道光年间，风气不免“以侈靡相高，亲党问遗丰厚”，但李夫人“常裁之以礼”。陈寅恪有说：“吾家素寒贱。”我以为应是信史。但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认为陈家“素寒贱”的历史“似乎并不确实。”而钱文忠《陈寅恪印象·编选小序》云：“……这却未必可以全然视作实录。”汪、钱可能误读了“寒贱”二字。“寒”固然也有贫困之义项，但陈先生的语意里，“寒”对应“势”，“贱”对应“贵”。因此“寒贱”并不等于贫贱，有钱未必有权有势且贵。“寒贱”，当是指出身寒门，后来发迹。
克绳生四子，幼子伟琳，字琢如，从小读书。陈琢如精通《灵枢》、《素问》，重气节，德垂乡里。琢如生宝箴，宝箴生三立，三立生寅恪。除陈寅恪外，数代精通中医，也可谓医学世家。
陈宝箴，道光十一年(1831)生。字相真，号右铭，晚年自号四觉老人。二十一岁中举。太平军起，从父办乡团。陈琢如逝世后，陈宝箴继续统领义军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后陈宝箴游曾国藩幕，被待上宾而誉为“海内奇士”。曾国藩尤为推许陈宝箴，赠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杯旨酒待君温”以褒奖之。
同治、光绪年间，陈宝箴曾任职湘西北，有政绩。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陈宝箴授湖南巡抚，厉行新政，使得湖南开全国风气之先。未几，戊戌事变，陈宝箴被革职，罢归江西，自放山水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陈宝箴仙逝于南昌西山。
陈三立，学宗山谷体，清末之大诗人。陈三立与谭嗣同等并为湖南四公子之一，参与湖南新政，有贡献。陈三立晚年居北平，适卢沟桥事变爆发，忧愤成疾，拒不服药而弃世。
光绪十六年(1890)旧历五月十七日，陈寅恪出生于长沙泰安里周达武私宅，即唐进士刘蜕故宅地。周达武系湘军将领，甘肃提督。
前面已说到，陈寅恪深怀屈子情结，并且与屈原有着相似的世家情结。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三岁的陈寅恪随兄长陈师曾至上海，东渡日本留学。在上海，遇到陈家旧谊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作华语：“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陈寅恪深有感慨，尽管“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但其“世家子弟”之情结多少左右了他。
郭嵩焘仅称“义门陈氏”，不称其“陈氏世家”，可见在郭氏时代，陈家还只是刚崛起的“新贵”，而并不是“世家”。但到陈寅恪一代，已有三世，勉强称得上“世家”了。俗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纵观历史，所谓世家，大多数靠某种途径而得建立。尤其是明清之际，靠科举途径奠定自身价值地位的世家内心深处都鄙夷唾弃科举本身。在陈寅恪内心深处，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要么由着兴趣发展自己的“特长”，或做学问家，或做文人。要么由着性子做纨绔子弟，纵情酒色。
在家国危亡和西学取得话语霸权的情势下，花落春也去，陈寅恪先生内心充满了焦虑与紧张。他不得不继承家学以担荷历史的使命，试图完美地接榫西学，继续演绎传统世家的故事和复兴华夏民族。王国维之死，这种花落残春去的焦虑，给陈寅恪带来了终生的“震惊”。也难怪陈寅恪总是将王国维当成屈原。屈原面对家国衰亡，既不肯流从时俗，又不能力挽狂澜，无可奈何之下，惟有一死以殉其理想。中国文化处于数千年未有之下变局中已日趋衰落，陈寅恪心虽焦虑与紧张，但自信“花落春犹在”，他或许并不迷茫，仍旧坚守传统的文化理想。正如屈原肩负楚国兴衰的命运一样，陈寅恪不正担荷起中国近代文化使命与责任吗？据李璜《忆陈寅恪登恪昆仲》云，留学西洋的陈寅恪经常与人讨论国是，关注民生。
据刘梦溪先生的研究，《陈寅恪诗集》中有一个再三吟咏、反复出现、贯穿终始的主题，即是兴亡之感、家国之思、身世之叹和乱离之悲。陈寅恪晚年失明、膑足，但仍然弦歌不绝，著述不止。其一生，可谓人伦之至范，万世之师表。他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对其理想坚贞不渝，“虽九死其犹未悔”。而这些，何其不是屈原品格的开显呢？陈寅恪不肯流从时俗，尤其是晚年对那些“挑灯裁作入时衣”或自投网罗的昔日旧友极尽嘲讽，难道不正是屈原《九章·橘颂》中所讴歌的“独立不迁”之精神吗？譬如《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阅报戏作二绝》其一：“弦箭文章苦未休，极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同酌曹溪我独羞，江东旧义雪盈头。君今饱啖荔支去，谁话贞元七十秋。”《答北客》：“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即负元和脚，不才蘋花即自由。”《文章》：“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人时。”《失题》：“折腰为米究如何？折断牛腰米未多。还是北窗高卧好，枕边吹送楚狂歌。”《赠蒋秉南序》：“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1961年，吴宓与陈寅恪最后一见。吴惊叹他不改“旧义”，吴在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而认为当前已遭遇甚大之困难，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独立自主，自体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人附庸。”
故而，我以为终陈寅恪一生，其既“发皇心曲”追赞屈原，也有屈原之贞节，可视为受湖湘文化滋润之学者。【录自2008年10月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8年第3期总第5期】
(责任编辑：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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