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时间：2018-03-06 21:39 来源：湖湘文化网 作者：周秋光 阅读：次
（原载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会刊《湖湘文化研究》2018年总第一期）
文化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其一，文化是“人化”。文化是与人联系在一起，不与人联系在一起的就不能叫文化。人化就是“非畜化”。因此，文化就是使人脱离野蛮、脱离低级而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一种表现。
其二，文化是生活，不过不是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生活也是生活但不是文化。文化是恉集体大群的人的生活，是指生活在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集合一起大群的人的生活。
其三，文化是机制，是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社会心理的三个层次相互运作配合而产生形成的一种机制。因为文化不能独立行走，它必须与人的相关内容相互配合（人与自然的配合，人与人即与社会的配合，还有人自身即灵魂与肉的配合）协调和谐才能产生形成与发展。
讲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是要解决如何对待湖湘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的问题。历史文化是指发生在过去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文化，是昨天的文化。昨天的历史文化是需要传承的。而现实的文化都是由昨天的历史文化传承发展而来的。但是昨天的历史文化发展到了今天，不可能全部被复制和重演，需要创新才能发展。这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一、湖湘文化的传承
如何传承湖湘历史文化？我们湖湘历史文化的积淀巳经相当深厚，我们不是要把所有的历史文化都传承下去，而是要把那些已经成为了我们文化传统的优良的那一部分传统传承下去。
我曾经概括湖湘历史文化有三大个性特征、四大历史缺陷。
所谓三大个性特征：
一是湖湘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绵延传承，有一种明显的连续性，文化中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
所谓源远流长，是说湖湘文化源自楚文化。所谓绵延传承，是说从古代到近代，经世致用的学风一脉相承，不曾中断。从陶澍、贺长龄、魏源到曾国藩，从郭嵩焘、曾纪泽到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从黄兴、宋教仁、蔡锷到毛泽东，究其思想渊源，都可说从王夫之那里获取过启示。
并且这些获取启示的人在他们成才的道路上又相互渗透和影响，相互继承和弘扬。如左宗棠、胡林翼对陶澍推崇备至；谭嗣同对魏源礼赞有加；包括毛泽东也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值得提出的是，由于湖南士人注重经世致用，经世致用要求的是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而参与必然要牵涉到政治，故此也就造成了湖湘文化中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现象。
特别是到了近代，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可以说，近代湖湘文化各个层垒上的代表人物，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守旧的，都说得上是相应阶段上的政治活动家。
二是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激励一代又一代三湘儿女奋发图强，报效祖国。
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就更加进一步地得到发扬。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近代湖南士人几乎都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与使命。从曾国藩组织湘军开始，湖南人就认定“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甲午战后，维新派便认为救中国要靠湖南人!熊希龄在《时务学堂公启》中宣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杨度在所作《湖南少年歌》中更是掷地有声地说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惊人之语。
其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焕发出了一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黄兴戎马一生，出入枪林弹雨之中，从未顾及过个人的安危。蔡锷在识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后，抱病潜往云南发动护国讨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仅仅为了表示抗议和警醒国人，湖南就有5位蹈海投江的烈士：一是陈天华，在1905年底时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自杀；二是姚宏业，于1906年5月为抗议中国公学遭清廷种种钳制，在上海蹈黄浦江而亡；三是杨毓麟，于1911年夏间听到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不能自持，投英国利物浦大西洋海湾殉国；四是湘乡人彭超，为抗议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于1915年愤而投入湘江自尽；五是长沙人易白沙，为了抗议北洋军阀专权，于1921年端午节时在广东江门蹈海而死。
再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注重把抵制外国侵略与学习西方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魏源是最早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典范。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继之有曾、左等人发起洋务运动，把魏源的主张付诸实践。湖南人不仅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也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在这一方面，郭嵩焘与曾纪泽是先行者。湖南在戊戌时期所开展的新政运动中，维新志士提倡学习西方，都推崇魏源、郭嵩焘与曾纪泽三人。湖南新政运动中所取得的各项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最早尝试。然而当君主立宪的目的不达，也出现了为民主共和的实现而浴血奋战的实干家，如黄兴、宋教仁等。章太炎曾经有联挽黄兴云：“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不几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捍卫共和成果、护国讨袁的也是湖南人——蔡锷。当民主共和被后来的军阀政客偷梁换柱变成了一块空招牌时，此时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湖南志士又乘时而起，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俄为师，把反帝爱国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是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奋斗与创新精神。
这种开放精神主要表现为湖湘文化与其它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而这种交融有四个方面：一是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二是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融。三是与不同学派之间的交融。四是与外国文化之间的交融。如上三大个性特征中蕴含着三大优良传统，产生和形成了一种湖湘精神，都是可以传承下去的。
湖湘文化的三大优良传统，具体是：
一是爱国主义的传统。
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在古代是一种狭义的民族主义。所谓狭义是说它是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反对任何异民族的侵略。到了近现代，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不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民族主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了!这种爱国主义集中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为是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向西方学习科学与民主。到了当代，弘扬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就应当是与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起来。但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我们弘扬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也仍然需要有一种忧患意识，需要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作到忧国忧民忧家乡，爱国爱社会主义爱湖南。
二是经世致用、注重实干、勇于任事、自强不息、勤勉朴实的传统。
这种传统其实也就是努力奋斗的传统。陈独秀曾经列举王船山、曾国藩、黄兴、蔡锷四个人的经历，用来证明湖南人具有奋斗的精神。王船山避居山野，甘于清贫，在无与伦比的艰难条件下，深究儒学的治学与做人之道，致力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居然写出了八百余万字的激人奋发、教人进取的鸿篇巨制；曾国藩与太平天国对抗，常常是扎硬寨、打硬仗，屡败屡起，百折不挠；黄兴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每每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终成为开创中华民国的一代元勋；蔡锷只活了34岁，却干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领导了辛亥云南光复，一是发动了护国讨袁。此四人的确表现了湖南人注重实干、勇于任事、自强不息、勤勉朴实的奋斗精神。此四人虽然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但他们身上洋溢着的那种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却是我们需要发掘弘扬的宝贵财富。
三是兼收并蓄、开拓创新与对外开放的传统。
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称湖南人“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赞王船山“进退宋儒自立宗主”；赞郭嵩焘“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赞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赞王闿运“类能蹂躏数千载大儒之堂奥而建立一帜”，等等。都是说明湖南人有一种独立开拓的创新传统。这种传统促使湖南人永远探求新知和奋发进取，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设计了一个又一个革新图强的方案，探索了一条又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除了开拓创新，我们还应当发掘弘扬湖湘文化中的兼收并蓄、睁眼看世界的对外开放传统。
所谓湖湘精神，1985年长沙市民投票，选择产生八个字，“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我认为这八个字还不足以概括湖湘精神。我2011年9月23日概括湖湘精神为4句话32个字，认为可以体现从古到今的湖湘精神。这4句话32个字是：1、勤勉质朴、务实笃行（古代原生态）；2、内圣外王、经世致用（自宋以来以至明清及于近代）；3、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主要是湘军以后的近现代，1949年前）；4、变通包容、开拓创新（自近代以来特别是维新运动以后以至于当代）。如上三大优良传统和4句话32个字的湖湘精神，我觉得是应当发扬光大、传承下去的。
湖湘文化的四大缺陷不是优良传统，当然不能传承，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是什么，作为一种不优良的传统，肯定也会对我们造成一定的影响，知道了这些不良传统也好去加以克服。
这四大历史缺陷具体是：
一是严重存在着经济上极冷、政治上极热的两极化倾向。
因为这一缺陷，湖南的近代化起步较之沿海地区晚了三十余年。由于湖湘文化到了近代依然侧重于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而相对地轻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生产和流通领域，因此相比之下，湖南的经济类型人才十分匮乏。一部《中国近代史词典》共收录近代湖南名人 110名，其中资本家仅聂缉榘(衡东人)一人。在这种经济上极冷文化的影响下，湖南近代实业科技人才寥寥无几。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401人，占中国留日学生总数的14%，但其中学习实业技术的不足20人。这不足20人中唯一一位有成就的是范旭东。1949年，湖南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9亿元，其中农业占83%，工业只占17%。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63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11人，约占1/6；然而在195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的15名理事长和理事中，却没有一个是湖南人。
二是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湖南人急功近利，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以及过于强调经验的作用，忽视了理论的建构。
近世以来，湖南人虽然积极面世，但多表现为一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态。尤其是只想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把从政视为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于是造成一种浮躁的学风与行色匆匆的人生经历。近代学者王闿运的所谓“帝王之学”与杨度所扮演的颠来覆去的历史角色，就是这种学风与人生经历的充分体现。近代湖南人才辈出，但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军事类型的人才，在思想学术领域能引领风骚的人就逊色许多。这种局面的成因，应当说与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不无关系。所以经世致用对于湖南人来说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三是湖南人易走极端，保守与激进并存。
湖南人易走极端的性格，在甲午战争前后表现得十分明显。甲午战前，湖南人的保守在全国是有名的。这不仅表现为对于在沿海省份开展了30年的洋务运动无动于衷，无任何学习与效仿的表示；而且表现为对于“反教排外”，则异乎寻常地积极，走在全国各省的前列。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甲午战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的发生，湖南就一改昔日封闭守旧的格局，大力学习西方。从而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当时在中国最早提出全盘西化论主张的，如樊锥、易鼐等等，也是湖南人。可见湖南人一旦激进起来，又易于走向另一个极端。湖南人易走极端的性格在民国时期也有表现。如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筹安会六君子中竟然有三个是湖南人，即杨度、李燮和与胡瑛。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为帝制复辟大造舆论。可是又是这三个人之中的杨度，他居然在1929年的秋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为党工作。湖南在近现代诸多发展时期，其步调与全国不大一致，这一方面说明了湖湘文化在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湖南人易走极端的偏激性格。章士钊曾经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这就是说，湖南人只要是自己认准了的道理或信仰会义无反顾，坚持到底。这，可以说是优点，却也是缺陷。
四是湖湘文化中的“楚材晋用”现象较为突出。
倘若审视古往今来湖南人才发展的脉络，不难发现，许许多多湖南人的事业与功果，都是在湖南之外成就的，这就是所谓的“楚材晋用”现象，即“墙内开花墙外香”。几乎从晚清以来，湖南的有识之士便都认为：湖南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冲出洞庭湖！果然，湖南人一旦冲出洞庭湖，一旦出省，一旦放眼外部世界的时候，就能积极地学习他人长处，就能一展身手，成就大事业。
二、湖湘文化的创新
传承其实一定要与创新结合起来并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因为文化有两性：一是民族性，二是时代性。
文化是民族的产物，所以具有民族特性。任何文化都是民族的，超民族的文化是没有的。文化的时代性，是指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它反映的是各民族在相同的时代或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文化的共同要求。
以时代性论，各个不同的文化可以比较，也可以评价，可以评出文化发展的先后；以民族性论，各个不同的文化可以比较，却不可以评价，不能评出民族文化的优和劣来。因此．，文化的价值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由于文化有时代性，所以有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由于文化有民族性，于是有文化的传统问题。由于任何一种文化都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所以任何一种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己传统的现代化；任何一种现代化的文化都是包含着它自己的传统在内。
我之所以讲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就是要强调，我们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必须是体现和反映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民族性是传统的，时代性是国际的。因为要体现民族性，所以我们要保留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因为要体现时代性，所以要文化一定要国际化。民族性是保留传承；时代性是融合趋同。
我曾经撰文指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自成一体的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的传承，自宋代以来，就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地位和有影响。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湖湘文化所产生的人才群体现象，更是在国内国外引人瞩目。但也要看到，就因为文化是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文化一方面不断地积淀和绵延传承，一方面也是动态发展和可变的。传统的湖湘文化虽然创造了往日的辉煌，但是到了今天，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也已发生变化，一些核心价值虽可继续保持，但也需要不断地转型和提质改造，充实新的内容，使之具有活力，活力就是生命力。文化要有生命力，就要不断地创新。
历史上1949年以前的湖湘文化已经经历了两次转型：一次是宋代湖湘学派的确立；另一次是甲午战争之后湖湘文化的近代化。
在这里我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走向和近代权势的区域转移作一简要的追溯性介绍：中国文明，原本是自北向南转移推进，这是中国文明传承的路向，越南方越中国。到宋代，南方江西一度成为传统文化的重镇。湖南是在江西的带动下而发展的。湖南人周敦颐在江西写通书和大极图，开创了理学，胡安国胡宏父子将周敦颐的理学传播入湘，经朱张会讲发扬光大，王夫之将其推向了极致。湖南无疑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和大本营。宋以前湖南在国内没有地位，文化不行，但宋、明、清三朝，湖南在中国是有地位的，我认为湖南在这时完成了第一次转型。这是传统社会的情形。
但传统的儒家文化到了近代衰落下来。近代文明传承的方向反过来了，是由南方向北方推进。这时是越南方越进步，越北方越保守。南方沿海地区飘洋过海，早知世界是什么。林则徐和魏源给国人介绍新知识。传教士也从南方往北方进入。买办也从南方起势。五口通商后造成了湖南的失落，于是湖南在这种南北文化交流与矛盾冲突中崛起，兴起湘军，形成中国新的架构，中央的政治权势开始转移到了地方。从此，湖南人才蔚起，文化出现了辉煌发展态势。湖湘文化于是从甲午战后一直到1949年以前，完成了第二次转型。
这种态势，几乎辉煌了一个世纪， 20世纪可以说是湖南人的世纪。胡锦涛说20世纪中国的三件大事：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改革开放，前面两件事都是湖南人冲锋在前，独领风骚。
但是到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湖南人很有点像曾国藩成功之后出现固步自封的心态一样，曾国藩之后湖南人自傲虚骄了30年，到1897年才醒过来；而毛泽东也恰好是30年，在1976年他身后中国才有开改革开放。所以我说湖湘文化的笫三次转型，本来从1949年就要开始的，结果没有，很遗憾！
所以我说：湖湘文化的第三次转型从新中国建立就已经开始，然而直到今天我不认为这次转型已经完成。今天湖南人所感受到的湖湘文化，其基本价值理念，还仍然是过去的。所谓“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所反映的是近代湖湘精神，并不完全适合于现当代。现当代需要有重经济促发展增和谐的理念，而这恰是过去湖湘文化的短板，也是今天需要补充和提升的内容。
今天我们如果不奋发进取和创新，建设当代新型的湖湘文化，构筑当代新型的地方人文精神，使之又好又快、健康发展，那么今日湖南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如何构筑当代新型的地方人文精神？一般说来，人文精神是一个包含科学层面、道德层面、价值原则层面、人本主义层面、终极关怀层面等的复杂结构系统。 而一地的文化传统就往往交织着这五个层面的内容。
在当代湖湘人文精神的建构方面，应当遵循三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第二，必须反映政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建设要求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第三，必须依据和传承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
总之，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都要重视自己的文化建设，使之既保持民族性而又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就是保持传统，时代性则是融入国际化进程。我们的文化建设只能是既保持民族传统而又能融入国际化进程，才是正确的发展取向。
（作者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文化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其一，文化是“人化”。文化是与人联系在一起，不与人联系在一起的就不能叫文化。人化就是“非畜化”。因此，文化就是使人脱离野蛮、脱离低级而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一种表现。
其二，文化是生活，不过不是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生活也是生活但不是文化。文化是恉集体大群的人的生活，是指生活在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集合一起大群的人的生活。
其三，文化是机制，是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社会心理的三个层次相互运作配合而产生形成的一种机制。因为文化不能独立行走，它必须与人的相关内容相互配合（人与自然的配合，人与人即与社会的配合，还有人自身即灵魂与肉的配合）协调和谐才能产生形成与发展。
讲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是要解决如何对待湖湘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的问题。历史文化是指发生在过去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文化，是昨天的文化。昨天的历史文化是需要传承的。而现实的文化都是由昨天的历史文化传承发展而来的。但是昨天的历史文化发展到了今天，不可能全部被复制和重演，需要创新才能发展。这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一、湖湘文化的传承
如何传承湖湘历史文化？我们湖湘历史文化的积淀巳经相当深厚，我们不是要把所有的历史文化都传承下去，而是要把那些已经成为了我们文化传统的优良的那一部分传统传承下去。
我曾经概括湖湘历史文化有三大个性特征、四大历史缺陷。
所谓三大个性特征：
一是湖湘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绵延传承，有一种明显的连续性，文化中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
所谓源远流长，是说湖湘文化源自楚文化。所谓绵延传承，是说从古代到近代，经世致用的学风一脉相承，不曾中断。从陶澍、贺长龄、魏源到曾国藩，从郭嵩焘、曾纪泽到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从黄兴、宋教仁、蔡锷到毛泽东，究其思想渊源，都可说从王夫之那里获取过启示。
并且这些获取启示的人在他们成才的道路上又相互渗透和影响，相互继承和弘扬。如左宗棠、胡林翼对陶澍推崇备至；谭嗣同对魏源礼赞有加；包括毛泽东也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值得提出的是，由于湖南士人注重经世致用，经世致用要求的是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而参与必然要牵涉到政治，故此也就造成了湖湘文化中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现象。
特别是到了近代，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可以说，近代湖湘文化各个层垒上的代表人物，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守旧的，都说得上是相应阶段上的政治活动家。
二是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激励一代又一代三湘儿女奋发图强，报效祖国。
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就更加进一步地得到发扬。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近代湖南士人几乎都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与使命。从曾国藩组织湘军开始，湖南人就认定“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甲午战后，维新派便认为救中国要靠湖南人!熊希龄在《时务学堂公启》中宣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杨度在所作《湖南少年歌》中更是掷地有声地说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惊人之语。
其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焕发出了一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黄兴戎马一生，出入枪林弹雨之中，从未顾及过个人的安危。蔡锷在识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后，抱病潜往云南发动护国讨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仅仅为了表示抗议和警醒国人，湖南就有5位蹈海投江的烈士：一是陈天华，在1905年底时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自杀；二是姚宏业，于1906年5月为抗议中国公学遭清廷种种钳制，在上海蹈黄浦江而亡；三是杨毓麟，于1911年夏间听到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不能自持，投英国利物浦大西洋海湾殉国；四是湘乡人彭超，为抗议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于1915年愤而投入湘江自尽；五是长沙人易白沙，为了抗议北洋军阀专权，于1921年端午节时在广东江门蹈海而死。
再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注重把抵制外国侵略与学习西方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魏源是最早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典范。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继之有曾、左等人发起洋务运动，把魏源的主张付诸实践。湖南人不仅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也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在这一方面，郭嵩焘与曾纪泽是先行者。湖南在戊戌时期所开展的新政运动中，维新志士提倡学习西方，都推崇魏源、郭嵩焘与曾纪泽三人。湖南新政运动中所取得的各项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最早尝试。然而当君主立宪的目的不达，也出现了为民主共和的实现而浴血奋战的实干家，如黄兴、宋教仁等。章太炎曾经有联挽黄兴云：“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不几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捍卫共和成果、护国讨袁的也是湖南人——蔡锷。当民主共和被后来的军阀政客偷梁换柱变成了一块空招牌时，此时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湖南志士又乘时而起，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俄为师，把反帝爱国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是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奋斗与创新精神。
这种开放精神主要表现为湖湘文化与其它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而这种交融有四个方面：一是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二是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融。三是与不同学派之间的交融。四是与外国文化之间的交融。如上三大个性特征中蕴含着三大优良传统，产生和形成了一种湖湘精神，都是可以传承下去的。
湖湘文化的三大优良传统，具体是：
一是爱国主义的传统。
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在古代是一种狭义的民族主义。所谓狭义是说它是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反对任何异民族的侵略。到了近现代，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不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民族主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了!这种爱国主义集中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为是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向西方学习科学与民主。到了当代，弘扬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就应当是与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起来。但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我们弘扬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也仍然需要有一种忧患意识，需要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作到忧国忧民忧家乡，爱国爱社会主义爱湖南。
二是经世致用、注重实干、勇于任事、自强不息、勤勉朴实的传统。
这种传统其实也就是努力奋斗的传统。陈独秀曾经列举王船山、曾国藩、黄兴、蔡锷四个人的经历，用来证明湖南人具有奋斗的精神。王船山避居山野，甘于清贫，在无与伦比的艰难条件下，深究儒学的治学与做人之道，致力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居然写出了八百余万字的激人奋发、教人进取的鸿篇巨制；曾国藩与太平天国对抗，常常是扎硬寨、打硬仗，屡败屡起，百折不挠；黄兴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每每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终成为开创中华民国的一代元勋；蔡锷只活了34岁，却干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领导了辛亥云南光复，一是发动了护国讨袁。此四人的确表现了湖南人注重实干、勇于任事、自强不息、勤勉朴实的奋斗精神。此四人虽然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但他们身上洋溢着的那种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却是我们需要发掘弘扬的宝贵财富。
三是兼收并蓄、开拓创新与对外开放的传统。
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称湖南人“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赞王船山“进退宋儒自立宗主”；赞郭嵩焘“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赞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赞王闿运“类能蹂躏数千载大儒之堂奥而建立一帜”，等等。都是说明湖南人有一种独立开拓的创新传统。这种传统促使湖南人永远探求新知和奋发进取，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设计了一个又一个革新图强的方案，探索了一条又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除了开拓创新，我们还应当发掘弘扬湖湘文化中的兼收并蓄、睁眼看世界的对外开放传统。
所谓湖湘精神，1985年长沙市民投票，选择产生八个字，“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我认为这八个字还不足以概括湖湘精神。我2011年9月23日概括湖湘精神为4句话32个字，认为可以体现从古到今的湖湘精神。这4句话32个字是：1、勤勉质朴、务实笃行（古代原生态）；2、内圣外王、经世致用（自宋以来以至明清及于近代）；3、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主要是湘军以后的近现代，1949年前）；4、变通包容、开拓创新（自近代以来特别是维新运动以后以至于当代）。如上三大优良传统和4句话32个字的湖湘精神，我觉得是应当发扬光大、传承下去的。
湖湘文化的四大缺陷不是优良传统，当然不能传承，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是什么，作为一种不优良的传统，肯定也会对我们造成一定的影响，知道了这些不良传统也好去加以克服。
这四大历史缺陷具体是：
一是严重存在着经济上极冷、政治上极热的两极化倾向。
因为这一缺陷，湖南的近代化起步较之沿海地区晚了三十余年。由于湖湘文化到了近代依然侧重于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而相对地轻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生产和流通领域，因此相比之下，湖南的经济类型人才十分匮乏。一部《中国近代史词典》共收录近代湖南名人 110名，其中资本家仅聂缉榘(衡东人)一人。在这种经济上极冷文化的影响下，湖南近代实业科技人才寥寥无几。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401人，占中国留日学生总数的14%，但其中学习实业技术的不足20人。这不足20人中唯一一位有成就的是范旭东。1949年，湖南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9亿元，其中农业占83%，工业只占17%。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63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11人，约占1/6；然而在195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的15名理事长和理事中，却没有一个是湖南人。
二是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湖南人急功近利，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以及过于强调经验的作用，忽视了理论的建构。
近世以来，湖南人虽然积极面世，但多表现为一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态。尤其是只想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把从政视为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于是造成一种浮躁的学风与行色匆匆的人生经历。近代学者王闿运的所谓“帝王之学”与杨度所扮演的颠来覆去的历史角色，就是这种学风与人生经历的充分体现。近代湖南人才辈出，但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军事类型的人才，在思想学术领域能引领风骚的人就逊色许多。这种局面的成因，应当说与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不无关系。所以经世致用对于湖南人来说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三是湖南人易走极端，保守与激进并存。
湖南人易走极端的性格，在甲午战争前后表现得十分明显。甲午战前，湖南人的保守在全国是有名的。这不仅表现为对于在沿海省份开展了30年的洋务运动无动于衷，无任何学习与效仿的表示；而且表现为对于“反教排外”，则异乎寻常地积极，走在全国各省的前列。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甲午战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的发生，湖南就一改昔日封闭守旧的格局，大力学习西方。从而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当时在中国最早提出全盘西化论主张的，如樊锥、易鼐等等，也是湖南人。可见湖南人一旦激进起来，又易于走向另一个极端。湖南人易走极端的性格在民国时期也有表现。如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筹安会六君子中竟然有三个是湖南人，即杨度、李燮和与胡瑛。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为帝制复辟大造舆论。可是又是这三个人之中的杨度，他居然在1929年的秋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为党工作。湖南在近现代诸多发展时期，其步调与全国不大一致，这一方面说明了湖湘文化在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湖南人易走极端的偏激性格。章士钊曾经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这就是说，湖南人只要是自己认准了的道理或信仰会义无反顾，坚持到底。这，可以说是优点，却也是缺陷。
四是湖湘文化中的“楚材晋用”现象较为突出。
倘若审视古往今来湖南人才发展的脉络，不难发现，许许多多湖南人的事业与功果，都是在湖南之外成就的，这就是所谓的“楚材晋用”现象，即“墙内开花墙外香”。几乎从晚清以来，湖南的有识之士便都认为：湖南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冲出洞庭湖！果然，湖南人一旦冲出洞庭湖，一旦出省，一旦放眼外部世界的时候，就能积极地学习他人长处，就能一展身手，成就大事业。
二、湖湘文化的创新
传承其实一定要与创新结合起来并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因为文化有两性：一是民族性，二是时代性。
文化是民族的产物，所以具有民族特性。任何文化都是民族的，超民族的文化是没有的。文化的时代性，是指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它反映的是各民族在相同的时代或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文化的共同要求。
以时代性论，各个不同的文化可以比较，也可以评价，可以评出文化发展的先后；以民族性论，各个不同的文化可以比较，却不可以评价，不能评出民族文化的优和劣来。因此．，文化的价值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由于文化有时代性，所以有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由于文化有民族性，于是有文化的传统问题。由于任何一种文化都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所以任何一种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己传统的现代化；任何一种现代化的文化都是包含着它自己的传统在内。
我之所以讲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就是要强调，我们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必须是体现和反映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民族性是传统的，时代性是国际的。因为要体现民族性，所以我们要保留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因为要体现时代性，所以要文化一定要国际化。民族性是保留传承；时代性是融合趋同。
我曾经撰文指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自成一体的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的传承，自宋代以来，就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地位和有影响。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湖湘文化所产生的人才群体现象，更是在国内国外引人瞩目。但也要看到，就因为文化是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文化一方面不断地积淀和绵延传承，一方面也是动态发展和可变的。传统的湖湘文化虽然创造了往日的辉煌，但是到了今天，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也已发生变化，一些核心价值虽可继续保持，但也需要不断地转型和提质改造，充实新的内容，使之具有活力，活力就是生命力。文化要有生命力，就要不断地创新。
历史上1949年以前的湖湘文化已经经历了两次转型：一次是宋代湖湘学派的确立；另一次是甲午战争之后湖湘文化的近代化。
在这里我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走向和近代权势的区域转移作一简要的追溯性介绍：中国文明，原本是自北向南转移推进，这是中国文明传承的路向，越南方越中国。到宋代，南方江西一度成为传统文化的重镇。湖南是在江西的带动下而发展的。湖南人周敦颐在江西写通书和大极图，开创了理学，胡安国胡宏父子将周敦颐的理学传播入湘，经朱张会讲发扬光大，王夫之将其推向了极致。湖南无疑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和大本营。宋以前湖南在国内没有地位，文化不行，但宋、明、清三朝，湖南在中国是有地位的，我认为湖南在这时完成了第一次转型。这是传统社会的情形。
但传统的儒家文化到了近代衰落下来。近代文明传承的方向反过来了，是由南方向北方推进。这时是越南方越进步，越北方越保守。南方沿海地区飘洋过海，早知世界是什么。林则徐和魏源给国人介绍新知识。传教士也从南方往北方进入。买办也从南方起势。五口通商后造成了湖南的失落，于是湖南在这种南北文化交流与矛盾冲突中崛起，兴起湘军，形成中国新的架构，中央的政治权势开始转移到了地方。从此，湖南人才蔚起，文化出现了辉煌发展态势。湖湘文化于是从甲午战后一直到1949年以前，完成了第二次转型。
这种态势，几乎辉煌了一个世纪， 20世纪可以说是湖南人的世纪。胡锦涛说20世纪中国的三件大事：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改革开放，前面两件事都是湖南人冲锋在前，独领风骚。
但是到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湖南人很有点像曾国藩成功之后出现固步自封的心态一样，曾国藩之后湖南人自傲虚骄了30年，到1897年才醒过来；而毛泽东也恰好是30年，在1976年他身后中国才有开改革开放。所以我说湖湘文化的笫三次转型，本来从1949年就要开始的，结果没有，很遗憾！
所以我说：湖湘文化的第三次转型从新中国建立就已经开始，然而直到今天我不认为这次转型已经完成。今天湖南人所感受到的湖湘文化，其基本价值理念，还仍然是过去的。所谓“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所反映的是近代湖湘精神，并不完全适合于现当代。现当代需要有重经济促发展增和谐的理念，而这恰是过去湖湘文化的短板，也是今天需要补充和提升的内容。
今天我们如果不奋发进取和创新，建设当代新型的湖湘文化，构筑当代新型的地方人文精神，使之又好又快、健康发展，那么今日湖南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如何构筑当代新型的地方人文精神？一般说来，人文精神是一个包含科学层面、道德层面、价值原则层面、人本主义层面、终极关怀层面等的复杂结构系统。 而一地的文化传统就往往交织着这五个层面的内容。
在当代湖湘人文精神的建构方面，应当遵循三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第二，必须反映政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建设要求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第三，必须依据和传承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
总之，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都要重视自己的文化建设，使之既保持民族性而又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就是保持传统，时代性则是融入国际化进程。我们的文化建设只能是既保持民族传统而又能融入国际化进程，才是正确的发展取向。
（作者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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