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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评胡林翼与曾国藩

时间:2017-03-19 11:05 来源:湖湘文化网 作者:田畏 阅读:
  王闿运,字壬秋、壬父,号湘绮。湘潭人。道光十二年(1832)十一月出生长沙营盘街街口的小学宫街巷内,逝世于民国五年(1916)。著有《湘军志》、《湘绮楼日记》,门人辑其诗文为《湘绮楼全集》。
  王闿运是清季民初湘学一代宗师,诗文推崇魏晋,治学不尊汉学,也不尊宋学,自立门户,晚年追赶时髦,研究墨子学,标榜公羊学,推演“民主”。王间运之交游甚广,经历极为奇特。二十五岁中举后,运气不佳,科场屡不售,颇为失意。后游学京师,倍受户部尚书肃顺器重。
  他以纵横家自居,好帝王之学,往来于湘军人物之间,据说数次劝曾国藩反清自立,但未受采纳。此后,曾以贵宾礼遇之,若即若离,实为疏远之。王尝受聘赴江西与四川讲学,门下弟子数千,连康有为都是受其嫡传弟子廖平启发才蔚然有成的。而“王门三匠”实为千古美谈,即木匠齐白石、铜匠曾招吉、铁匠张正阳。民国初年,受弟子杨度的援引,受聘于袁世凯,出任国史馆馆长。
  王闿运一生不置产业,清贫艰苦,常靠人扶济度日。光绪十四年(1888)冬,王向郭嵩焘借钱过年遭拒绝。王怀疑郭恐其无偿还能力,指责郭以理学家自居,虚伪如市侩。郭也不喜欢他的学术取向,常批评他败坏士风,王阉运晚年,纵横家的形象十分鲜活,周旋于新、旧党两派人物之间,为各派所援引。譬如他还与革命党人宋教仁也有交往。
  光绪元年(1875),王闿运受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委托撰写《湘军志》,七年(1881)十月书成付梓。《湘军志》书成,曾国荃、郭嵩焘等人提出异议,认为该书不“真实”、“公正”,毁版,改由王安定撰写出《湘军记》。期间,他得以细心翻阅湘军人物的诗文、札牍,各相比较,从而以其个人是非价值标准评价各位湘军人物。
  今特拈出王闿运对湘军人物之胡林翼、曾国藩的评价。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之。益阳人。官至湖北巡抚。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均为“同治中兴”名臣。胡林翼父亲胡达源是探花,即一甲第三名进士。胡林翼也中了进士,但曾国藩仅只是“赐同进士”,而左宗棠未尝中进士。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阅读了《胡文忠公全集》,也十分钦佩胡林翼的文韬武略和做人、为官之道,遂把他当成学习的楷模,于是杨昌济为其改名为“润芝”,“胡字‘润芝’,我就改为‘学润’。杨先生对我说:‘司马长卿崇拜蔺相如改名相如。你既然尊敬胡润芝,就干脆改成润芝吧。’以后,师长和好友们多叫我‘润芝’。”(《新世纪周刊》2008年第9期上杨东晓《“曾胡治兵”影响中国》)
  胡林翼依据打仗经验,主编有《读史兵略》,在当时十分畅销。后来,蔡锷依据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语录,编纂《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增补为《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以将其作为黄埔军校必读教材,并签名题词赠给学生。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两年后,该书由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出版。
  胡林翼认为:“国家之败,皆由官邪。”“我朝之台湾、西域、川、楚教匪,皆由官吏贪婪。”“民乱必由官贪。”因此,治理国家,首先改革弊政,选拔优秀的人才,倡导经世致用之学风,当时的左宗棠、郭嵩焘、曾国藩、李鸿章、李续宾、李续宜、阎敬铭、罗遵殿、严树森、毛鸿裔、石清吉、王国大、邢高魁、佘吉昌、金国栋、王荣光等,都曾受到胡林翼的荐举。尤其为荐举左宗棠,更是传为政坛佳话。胡林翼死后,遗嘱要求将亲友赠送的奠仪全部用于创办箴言书院,“以公邑人”,造福乡梓。
  胡林翼曾告诫僚属说:“吾辈作官,如仆之看家,若视主人之家如秦越,则不忠莫大焉。”即今日所说的“公仆”大道理。他致力于纠正时俗,扭转世风,故曾国蕃说:“胡公功在天下”、“润芝才力过国藩十倍”,称赞他“变风气为第一,而荡平疆土二千里次之。’
  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湘乡荷叶(今属双峰县)人。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湘军创始人,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封一等毅勇侯。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晚年,镇压捻军失败。而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被斥骂为“汉奸”,“谤讥纷纷,举国欲杀”。青年毛泽东曾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而蒋介石也十分推崇曾国藩。
  据《郭嵩焘日记》,郭嵩焘在咸丰十年四月十三日的中,曾提到王闿运转述李雨苍对湖湘人物的品题,分为三等,曾国藩“至诚恺恻,笼罩一切”,为第一等;左宗棠、江忠源“光明磊落”,为第二等;胡林翼“卑鄙琐屑”,为第三等。意思是说,曾国藩作为理学家,以道德相标榜,人品第一。而胡林翼出身官宦世家,熟谙官场之道,精于权术,故而“卑鄙琐屑”。可见,王闿运早年十分推崇曾国藩。不过,郭嵩焘又指责王闿运与何绍基标新立异,“吾恐悖理而伤义者,必已多也。”郭称赞曾国藩似张浚、胡林翼似陶桓文。
  到后来,王闿运改变了对曾国藩的评价。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去世,王闿运送挽联日:“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戡定仅传方面略;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可谓对曾国藩的极为苛刻之评价。在“事功”方面,曾国藩以汉代的霍光、明代的张居正自期,但因时与势,际与遇乖,曾仅仅在东南用兵方面稍有功勋,未能笼罩一切、把持全局,无法成就继往开来的相业。在“学术”(立言)方面,与本朝的纪昀、阮元相比,略胜一筹,可惜像郑康成那样,因“岁至龙蛇贤人嗟”,来不及撰写学术专著就仙逝。似乎曾晚死几年,或许也写出几本书来,可嘉惠后学。换而言之,儒家之人生“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于“立功”、“立言”已落空。据说,光绪年间有人奏议曾国藩从祀文庙,礼部拿出王间运挽联反驳,使之失去了吃冷猪肉的机缘。
  王闿运在日记中还认为曾国藩“立德”也落空。据《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1878)二月、三月、四月的记载,十分耐人玩味,先是表彰曾国藩,后是否定之。《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二月十一日日记:“翻曾涤丈文集,见其少是汲汲皇皇,有侠劲之志,因思诸葛孔明自比管乐,殊非淡静者;而两人陈义皆以恬淡为宗,盖补其不足耶?”二月廿一日日记:“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同坐一船……”二月廿九日日记:“作《胡军篇》,看咏芝奏牍,精神殊胜涤公。有才如此,未竟其用,可叹也。”三月十六日日记:“阴。看胡奏稿、书札及《方略》,见庚申年事,忽忽不乐。又看曾奏稿,殊失忠诚之道。曾不如胡明甚,而名重于胡者,其始起至诚且贤,其后不能掩之电。余初未合观两公集,每右曾而左胡,今乃知胡之不可及,惜交臂失此人也!向非余厚曾薄胡,彰著于天下,而今日之论,几乎而不疑余之忌盛哉!”四月十二日日记:“夜看曾书札,于危苦时不废学,亦可取。而大要为谨守所误,使万民涂炭,犹自以心无愧,则儒者之罪也,似张浚矣。”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北逃热河,下谕令要求各地督抚勤王。其中,第一道谕令发给曾国藩,命其派湘军骁将鲍超带兵人京。但当时湘军徼州被困,一旦徽州失陷,则祁门大营无险可守。于是曾国藩与幕僚讨论了数天,最后采纳李鸿章的计策,采取敷衍、拖延之办法拒绝勤王,以图趁机攻打太平军捞取自己功名。相反,胡林翼接到谕令后,立即派兵北上。
  为此,胡林翼回信提醒曾国藩:“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为方册,吾为此惧。”可见,曾国藩功利心甚切,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际毫无民族大义之心。而在当时,也属不忠于朝廷,大逆不道。

左起依次王先谦、黄自元、王闿运
  王闿运认为曾国藩杀人如麻,而不知内心有愧,并非道德圣人。曾国荃攻陷安庆,曾国藩竟叮嘱过曾国荃说:“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事后,曾国荃为自己杀人过多懊悔。咸丰十年(1860)六月初十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也。”为了自己“立功”或捍卫“名教”而杀人,与诬民为盗而杀之以邀功请赏的“血红”是五十步笑百步。故而,在王闿运看来,曾国藩“立德”也失败,“三不朽”完全落空。
  相反,王闿运非常后悔早年鄙薄胡林翼,对其之评价由贬而褒。他与胡林翼交往较少,因将胡、曾的文集对比阅读,一改先前之成见,而钦佩之、推崇之。他在《湘军志。湖北篇》与《湘绮楼日记》数次称赞胡林翼,譬如《湘军志。湖北篇》云:“胡林翼知平寇之要,不在攻城。既克省城,奏蠲江夏等四十六州县田粮,以苏民困。复牙帖,开盐厘,以裕军储。”
  胡林翼出身官宦之家,早年沦为纨绔子弟,中年浪子回头改过自新,晚年则是勇猛精进,追求成德人圣,是一个极为具有特殊典范意义的道德楷模。据李元度的说法,胡林翼虽然在军营,但是读书为必修之课。他仿效顾炎武读书方法,常使人朗诵而自己听书,每天研读《资治通鉴》二十页,《四书》十页。如果事务繁忙,则减半。而对于《论语》,百渎不厌。即使患病至不能进食,也照样不荒废读书听书。李元度《论语衍义序》:
吾乡胡文忠公以天下为己任,粤寇起,公削平全楚,出境督师,拔九江及安庆,卒能制贼死命,海内识与不识,莫不震其勋名。而曾文正则尝疏称其坚持之力、综核之才、调和诸将之功,皆己所不逮而犹服其进德之猛,此为真知公者欤?公在军,治经史有常课,做顾亭林读书法,使人雒诵而己听之。日讲《通鉴》二十叶,《四子书》十叶,事繁则半之。而于《论语》尤十反不厌,敦请耆儒姚桂轩先生专讲此书。公与之上下其议论,旁征列史,兼及时务。虽病至废食,犹于风雪中张幄听讲不少休。每问吾今日接某人治某事,颇不悖于斯义否。其痛自绳削如此!
 
胡林翼
  《郭嵩焘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记写道:“寿珊言官保进德之猛,谋国之忠,临卒先日,与言三时之久,谆谆然以付托未得其人为念,言希帅毕竟高出众人,横览天下无以易尧也,我于此心亦苦矣,计亦穷矣。是夕,犹自言生平孤陋寡闻。次日遂卒,无一语及私。其于鄙人尤谆谆,所期望多过于其分,闻之流涕。”“宫保”即指胡林翼。
  蒋介石在民国十一年(1922)3月25日日记云:“看胡(林翼)集,其言多兵家经验之谈,千古不易之论,非知兵者不能言,亦非知兵者不能知其言之深微精确也。”继而在4月11日之日记中写道:“胡公之言、德、功三者,皆有可传,而曾公独称其进德之猛,是可知其虚心实力,皆由其刻自砥砺之德语而来,其办事全在‘赏罚分明,知人善任’二语中用工夫……崇拜胡公之心,过于曾公矣!”可知,蒋介石崇拜胡林翼更甚于曾国藩。
  《咸同将相琐闻》:“按圣贤而豪杰者,曾公也。豪杰而圣贤者,胡公也。李勇毅之评胡公至矣,然惟有血性者乃能用其权术。若无胡公之血性,而学其权术者,殆而已矣。”此则认为胡林翼是由豪杰而成圣贤,而曾国藩是由圣贤而成豪杰。其中之微妙,值得寻思把玩。
  当然,王闿运对曾国藩、胡林翼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个中是否有私人恩怨、成见,也难以一一发明之。
  王闿运之《湘军志》与对湘军人物的评价是否“真实”、“公正”,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赞者有之,毁者有之,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是非非,非非是是。譬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而曾国藩门下弟子黎庶昌称赞《湘军志》“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大体皆善。”(《续古文辞类纂》)
  (作者单位:益阳市益阳文化研究会)【录自2008年10月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8年第3期总第5期】

(责任编辑: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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