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视“麓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
时间：2017-01-10 21:01 来源：湖湘文化研究会官网 作者：文选德 阅读：次
随着湖湘文化研究的不断深人，我以为应该提出“麓山文化”的概念。湖湘文化和麓山文化之间，不存在谁先谁后谁大谁小的问题，只是因为地理区域的客观现实使麓山文化不得不成为湖湘文化的属概念和组成部分。所谓“麓山文化”，是指位于长沙的岳麓山所蕴含的自然灵气和人文精神。研究湖湘文化不能不探析麓山文化，因为岳麓山是一座渗透人文精神、令人心灵震撼的文化高山；而麓山文化则又比较完整地诊释了湖湘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延伸过程，品读麓山文化更能直观深人的理解湖湘文化。
一、岳麓山是一座文化大山
要诠释麓山文化，必须对岳麓山有个大概的整体了解。现今的人们，如果要在长沙寻找一个标志性物体的话，那我以为非岳麓山莫属。岳麓山是当代湖南的文化地标，她那延绵河西数十平方公里的绿色屏障无愧于长沙城的天然绿肺。正因为她在城市中的凸现，无疑为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为“底蕴深厚”的湖湘文化增添了高度、曲线、生机和韵味。
岳麓山又称灵麓峰，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南北朝刘宋时的《南岳记》载：“南岳衡山……回雁为首，岳麓为足，东南临湘川，遥望如阵云，治湘千里九向九背。”岳麓山因为在南岳之麓，所以称为岳麓山。
让我们走进岳麓山吧。欲上岳麓山，目前有两个入口，其中一个座落在毛泽东同志创建的“新民学会”原址的旁边，叫东大门；另一个是从湖南大学东方红广场往左走的山坡路上，叫南大门。如今人们一般都从此门而人，因为山门伫立在此，且一路幽静清凉，山树丛生，非常爽气。当然，从东方红广场往右走，经自卑亭和湖大礼堂，穿过岳麓书院从后门也可进入山中，这是一条文化路径，颇有历经文化洗礼后返璞归真，重回大自然的意味。但不论从哪里人门上山，你都会首先去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和安徽滁县的醉翁亭（1046年建）、杭州西湖的湖心亭（1552年建）、北京陶然亭公园的陶然亭并称全国四大名亭的爱晚亭。这爱晚亭系四柱双层，碧瓦红柱，翘角飞檐的歇山顶古典庭阁，上有毛泽东同志题写的“爱晚亭”匾额。这里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集会谈论天下大事，宿营锻炼胆识胆量的地方。亭子四周古木参天，一年四季绿树成荫，特别是一到秋天，满山红枫，层林尽染，“停车坐爱枫林晚，籍叶红于二月花”，正是这种写照。古木秋深的爱晚亭，确实美不胜收，令人陶醉。
过了爱晚亭，山路高高低低、盘旋曲折，经过一座小桥流水和一段山间小径后，就可以看到一座令人肃然起敬的墓碑。这就是蒋诩武之墓。蒋诩武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总司令。孙中山先生对他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为“开国元勋”。告别蒋公栩武之墓，走过一座叫“仰云亭”的八角亭，就到了麓山寺。这麓山寺暂且不说，但在半山腰，有一座六方形的凉亭，据传很早以前，此地为半云庵所在，曾经有一位烧火僧以“半”字为题，赋诗一首云：“半山半庵号半云，半亩半地半崎嵌。半山茅块半山石，半壁晴天半壁阴。半酒半诗堪避俗，半仙半佛好修心。半间房舍半分云，半听松声半听琴。”看来这古麓山寺的佛家子弟还颇有文化素养。过了麓山寺，则有下方的白鹤泉，上方的蔡愕墓以及蔡得墓再向上的黄兴墓。应该说，这里是登游岳麓山的“中转站”，既是休息小憩之地，也是追怀先辈之所。白鹤泉这一眼从不干涸的泉水，有“麓山第一芳润，，的美誉。相传古时曾有一对仙鹤常飞此处驻足而得，并说这白鹤泉煮沸的水用来泡茶，燕腾的热气会在杯口盘旋起舞成鹤状，所以后人相信这泉水的灵气，常有人来此向泉中投抛钱币以祈福寿。清光绪年间有人建亭于泉目。从白鹤泉返回麓山寺的坪台，沿石级而上便是蔡愕和黄兴两位先辈的长眠之所。两人生前往往被人并称，都是民主革命先驱；而两人墓葬地也颇多相似，曾经都是国葬于此。国父孙中山给蔡愕题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为黄兴撰联：“无公则无 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这两幅对联都写得枪然壮阔，质朴铿锵。这两人的墓碑都是古埃及方尖碑式的，酷似利剑直刺云霄，是两人戎马一生、天下为公的生动体现。在这里还要提及两位以死殉国明志的烈士，就是陈天华和姚宏业。因为感愤时事，不满现实，湖南新化人陈天华于1905年12月8日在日本蹈海自尽，湖南益阳人姚宏业于1906年3月27日跳人黄埔江而死。1吓年5月23日，二位烈士的遗骸运抵长沙，民众百姓不顾当局阻拦，于29日即阴历闰四月初七日将二位烈士公葬于岳麓山“以彰义烈”。当时长沙全城学生全都出动，送葬队伍长达十余里共数万人之多。有人记载：“送葬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编素。”“清朝官绅咸为属目，以为民气伸张至此，其祸至足以沦宗社。”岳麓山深埋的根根忠骨昭示着岳麓山是一座不朽的英雄山。
过了黄兴墓，沿着东南方向走就可以登上山顶了。来到山顶云麓道宫，倚栏眺望，湘江为带，桔子洲浮碧江心，数座大桥飞架东西，长沙这座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尽在青烟紫气之中。环顾四周，有凤凰山、玉屏山、天马山、桃花岭、绿蛾岭、金牛岭、圭峰等与青山翠峰依附着，宛若众星拱月。唐代．诗人刘禹锡“群峰朝拱如骏奔”的诗句，尽显岳麓山的天然雄泽之势‘岳麓之胜，甲于楚湘。岳麓山，这是一座景冠三湘的不朽名山，这是一座钟灵毓秀的文化高山。其蕴含的宗教．文化、碑刻文化、书院文化，以及掩埋着铮铮忠骨与高洁灵魂的无数墓家、历朝历代的大家巨匠名流显要所留下的千古名篇和动人故事，大都成为这名山圣地之中的涓涓文化细流，潺潺作响地汇人浩瀚无涯的湖湘文化之中，湖湘文化也因此而日渐丰厚、博大、精深。另外，其留存的“千年讲坛”岳麓书院、禹王碑、隋舍利塔、爱晚亭、古麓山寺、云麓宫、麓山寺碑、黄兴墓、蔡愕墓，以及位于岳麓山赫石坡岳王亭上方的“陆军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等等人文胜迹，则自然成为这座名山圣地中耀人眼球的珠光神灵。我们走进麓山，感同体认到承载自己躯体与灵魂的，似乎不是脚下的石板与路径，而是这岳麓山那神奇的自然灵气和不朽的人文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说，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岳麓山是湖湘文化的源头。现今在长沙，如果要拟定一条“文脉”的话，那就是：云麓宫－麓山寺—岳麓书院—自卑亭—朱张渡—橘子洲—杜甫江阁－天心阁。
“山径晚红舒，一双驯鹤待笼来；峡谷清翠滴，五百妖桃新种得。”座落在文化古城长沙西岸，但却成为东岸长沙“碧障屏开，秀如琢玉”的岳麓山，究竟成于何时，无可考证。至于现今还残存于岳麓山上的那块禹王碑，只知其碑位于岳麓山巅的苍紫色石壁上，再东而立。碑高1.7米，宽1.4米。碑文分九行，每行有九事，末行空四字，计77字。碑的文字形如拼鲜，既不同于甲骨钟鼎文，也不同于摘文拼鲜，很难辨认。碑文记述和颂扬大禹治水的功绩，据说碑下还镇压着兴风作浪的龙妖。传说远在1200多年以前，听说过此碑的韩愈还亲自登临南岳的峋楼峰寻访过禹王碑，并留下过诗记。现今全国约有十多座镌立禹碑，据说都是由岳麓山禹王碑模本复刻。但这禹王碑究竟何时从何而来，其中又有什么故事，人们也还不甚了解，是为“千古之谜”。然而，不论是无可考证还是千古之谜，巍峨挺拔、翠绿秀美的岳麓山，作为“盘绕八百里，上如车盖及衡扼之形，高四千一十丈，山有七十二峰”的南岳衡山之足，却以其特有的自然灵气和人文精神，形成“千里望衡先望麓，相将七二数云寰”的独特景观，并历经千百年的风雨沧桑，形成了融山、水、洲、城于一地，成就了融儒、释、道三家文化于一体，在湖湘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底蕴深厚的“麓山文化”。
一般说来，湖湘文化产生形成于两宋时期，但“湖湘”地域名称则早在初唐时期就有文字记载。如初唐诗人王勃（公元660年一676年）在其撰写的《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中说：“虽复苍梧北望，湖湘盈舜后之歌”。又如唐宣宗至唐鼓宗初年（公元847年一860年），任职于朝廷的郑薰在《内待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送碑》中说：“傍连荆楚，南接湖湘。”这些说明，“湖湘”一词作为地域名称，早在五代“权知潭州军府事”周行逢“我占有湖湘之地”前就已经出现，且在人们心目中，“湖湘”早已从早期的“荆楚“概念中脱离出来，属于一个独立存在的地理概念。也许就是随着“湖湘”这个地域概念的出现，所以在北宋、南宋时期也就出现了被当时学界称之为“湖湘学”或“湖湘学派”的湖湘文化。其实，湖湘文化的孕育产生，虽然离不开奠基者和开拓者的努力探求，但也与社会环境因素关系密切。历史上所言的琳族”因素也可以理解为“文化传统”的“基因传承”。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而湖湘学派则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支脉，即所谓的“道南正脉”，或如岳麓书院对联云：“吾道南来，原本镰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是说从道州镰溪走出来的周敦颐等乃是湖湘文化的精神鼻祖。而这一切，则又可以从聚儒释道三家文化于一山的“麓山文化”中找到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轨迹。可以说，湖湘文化的一些主要特质都历经时代风雨，深深地积淀在麓山文化之中。
岳麓山海拔不高，但挺拔秀美。山顶云麓道宫的道家文化，山腰古麓山寺的释家文化，山脚岳麓书院的儒家文化，共一融于岳麓山中，传承着湖湘文化的精气神。
二、山顶云麓道宫的道家文化
岳麓山的山顶，凌势而立的建筑群体叫云麓道宫，蕴含着丰厚玄妙的道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道家文化，东晋大兴元年（318年）就己流布湖南，唐代呈现蓬勃发展状态，至宋代道教各宗派逐渐合流，主要归为“正一派”，明代更是风靡一时。史载，东晋太尉陶侃之孙陶炎、孙侄陶桓曾在长沙学道修炼，这恐怕是长沙有道教活动的最早记载了。据传，最初道人修炼是在岳麓山的蟒蛇洞中进行的，因此蟒蛇洞又叫抱黄洞。（抱朴子·黄白》说“黄者，金也。白者，银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隐之云尔。”意思是说有道人隐藏在那里炼丹。关于这蟒蛇洞，据说是一个叫做张抱黄的道士在洞中修炼得道升天，留下这个满布仙气的洞穴。尔后一条蟒蛇盘踞于此，吸纳道士的仙气修炼成精，每年七月十五日便出洞害人。这蟒蛇害人的办法，是将两只眼睛幻化成两盏灯笼，而一条长舌则变作长桥，诱人误以为天门已开。此时河东的善男信女们便纷纷前去祭拜，但凡去祭拜的人统统不见回来。时任荆江二州刺史的陶侃发现情况异常，便于某年的七月十五日亲自遥望麓山，结果只见那两盏灯笼寒光闪闪，断定是妖精作孽，于是用力张弓一箭射去，只听得一声惨叫，灯笼灭了一盏，妖精从此也未现形。这也只是一个传说，无以考证，但这个蟒蛇洞现在还存在，位于岳麓山禹王碑北面的一个幽谷之中。（岳麓志》载：晋时德润门外有白鹤观，观有高楼与麓山抱黄洞相对。唐代葛洪天台派传人肖灵护在此学道炼丹。宋代道士刘跋仙隐居抱黄洞行灵龟吐舌之法，他自号“潇湘子”，每日吟诗撰联，曾有诗云：“我爱潇湘境，红尘隔岸除。南山七十二，独喜洞真墟。”这说明当时的道家思想在潇湘大地特别是在长沙境内已经广为传播。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载有老子道经和德经的帛书。这说明处于汉王朝开朝之初的长沙王，在纷纭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为保住自己因军功而策封的异姓王权位和王室的既得利益，又不得罪朝廷各路神仙，便以老子无为而治之术明哲保身，把老庄思想作为立国安命之本，这也就使得长沙邑地受此思想影响广泛，祟道者众，后遂为道教一脉。
至于在岳麓山云麓峰顶修建道观，始于何时也已无证可考。有记录可查的当推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年），当时吉简王朱见浚，藩住长沙时取武当山道观的宫殿建筑形制，在岳麓山顶修建了道观，名日洞真观，这是道教在长沙发展兴盛的重要标志，被奉为道家七十二福地的“第二十洞真墟福地。”当时有佚名诗《云麓峰洞真观日记》云：“玉洞仙坛长冷落，真虚岩窦色常新。可怜城里悠悠者，不识潇湘四季春。”看来诗者对当时长沙城里的公子哥儿们，不上山求神拜道还甚为不满。隆庆年间，山顶庙宇虽陈旧乏修，但香火旺盛，于是知府孙复即令道士李可经主持修茸，并植松、柏、桐、梓以及重竹等，使观宇隐秘于青松翠竹之中。此时，正有道士金守分云游到此，见此地是仙山宝地，遂生爱慕之心，于是驻足修炼，并增建殿堂，凿石为柱，覆以铁瓦，改名为“云麓宫”，使山顶道观香火日益旺盛。清康熙四年（1665年），嘉庆八年（1803年），道光十三年（1832年），朝庭都曾予以维修扩建，至咸丰二年（1852年）“云麓宫”毁于兵资。同治二年（1863年），武当道士向建辉依原址重建，前为关帝殿，中为玄武祖师殿，后为三清殿，并在左右两侧增建五岳和天妃殿等。这“三清殿”是因道家以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球（太上老君）为最高尊神，合体三清，故为三清殿。自此“云麓宫”已成规模且焕然一新。明末清初长沙人廖元度有《宿云麓宫》诗云：“林深宵空重，一枕对青灯。月色如秋瘦，虫声触梦醒。”清代岳麓书院肄业生椒浦人严正其撰《夜登云麓宫》诗云：“云麓峰巅裹足眠，征初犹带五溪烟。当头华月三千里，弹指东风念四年。螟色暗投游履外，松涛请到柞钟边。故园计买青山宅，便与人间作散仙。”清末临湘进士，湖南高等学堂吴懈先生到此一游时，见景生情，欣然撰联：“对云绝顶方为麓，求道安心才是宫”，将“云麓道宫”巧嵌其中。清人黄道让则为宫右望湘亭撰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奔洞庭。”民国时期，马续常来云麓宫倚栏凭眺，发思古幽情，留下联云：“古刹出层霄，看岳色平分，江流环绕；名山多胜迹，有少陵写句，北海题碑’。抗日战争时期，日寇轰炸长沙，云麓宫亦受严重破坏，宫内神像、碑刻均遭摧毁。抗战胜利后，道人邹云开、吴明海等即筹款修复，把灵宫殿、清虚宫，吕祖殿、祖师殿、三清殿等都重新树立起来了，只是把黄道让、马续所撰对联改用木刻予以恢复，其余一切照旧，基本恢复旧观。
另外，如今宫后古树上仍紧嵌铁钟一口，名为“飞来钟”，传说这“飞来钟”本为古云麓道宫一个专用鸣器。每当炊饭已成，而道众仍在山下耕种未归，于是鸣此钟召唤道众收工回还就餐。关于“飞来钟”的传说，清人聂汝康《登云麓寺》诗云：‘我亦如钟挂树巅，凌空飞上寺门前。山风欲到松传语，铁瓦无棱石补天。云堕遥岑一寸碧，水围荒戌万家烟。正思好景披图贤，已挂晴岚落照边”。诗不仅道出了“飞来钟＂之事，而且还描述了“云麓宫”的雄伟气势。
全国解放后，云麓宫仍由道人居住管理，道人们以卖茶 维持生计。1955年6月22日，毛泽东畅游湘江后登上岳麓山云麓宫，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校友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的周世钊，写下了（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诗：“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一”。1956年以来，人氏政府数次拨款重修旧观。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道观部分被毁，颇显空寂，但这些年来，政府在宫室旧地先后维修并新建二层重檐歇山楼阁、吕祖殿、望湘阁等，使岳麓山顶云麓宫群殿旧貌变新颜。
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思想学派，最初被称为道德 家。老子是公认的道家创始人，首倡道为本原，道生万物；提出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主张贵柔守雌，弱以胜强，向往回复“纯朴”的至德之世。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仅次于儒家的重要学派，对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依此推理，道家文化流布于湖南，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影响至深。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说明当时的道人还是很有文化底蕴的。现今岳麓书院内赫曦台的墙面上有“福”“寿”二字，据说曾经有一伙春风得意的举人才子在这台上设宴聚会，这时有一位从云麓道宫下来的老道人也想参加这个聚会。但席间有一位举人十分轻蔑地说，这种文人聚会你一个道士恐怕不适合吧？老道说，人不可貌相，你又不曾见到我的诗词书法，何论不适合呢？举人听后大怒，说这茅山道人好大口气，便要左右持棍将其赶出门外。谁知这老道袖袍一挥，竟无人能够近身。老道此时操起一扫帚沽着黄泥水就在左面墙上一口气一笔写就了一个丈余的“寿”字。那“寿”字仙风道骨，潇洒飘逸，把众书生看呆了。老道写完便拂袖扬长而去，惊呆了的书生们竟然无人敢在右边的墙上提笔应对。最后，还是罗典山长亲笔写了一个“福”字，但这个“福”字，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看都不如那个“寿”字写得苍劲有力。这个故事说明当时人驻云麓宫的道人们大都具有较为厚实的文化功底。今日我们登临云麓宫，在望湘阁上凭栏远望，不仅可以欣赏到“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的长沙之山与城、江洲和谐构筑的山水美景，而且更能从三清殿内的那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佳句中，感悟到道家经典的真谛和道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三、山腰古麓山寺的释家文化
岳麓山的山腰，规模宏大的寺庙院落叫古麓山寺，彰显着神秘久远的释家文化。释家即佛家。据传：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一日与警卫李银桥散步，提出来要去看看佛教寺庙，李说：“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当即严肃告诉他：“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些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的确，自然景观是天造地设的事物，没有必要掺人人为的思想元素。而文化或人文胜迹，则需要人类去开发去创造，去掺入人文精神安顿人文价值。岳麓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座文化高山，应该说得益于佛教的最先进人。
佛教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进人湖南，比道教传入湖南要早五十年。佛教传人湖南后，在两晋时期得以初步发展，尔后的南北朝和隋代呈现出蓬勃发展景象。后经唐宋时斯的漫长阶段，湖南佛教在曲折中得以长足发展。特别是禅宗势力日益强大，逐步演变为伪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等五个禅宗支派，加上宋代从临济宗派分出的杨岐宗和黄龙宗，世称“五家七宗”。元代湖南佛教走人低谷，明代得以明显恢复和发展。
就是在公元268年，从会稽刻县即今浙江省嵘县来湘传 播佛教的第一个僧人竺法崇登临岳麓山，一眼便看中了这个 古木参天、林深泉清的地方，并毅然决然在此建设了“湖湘第一道场”麓山寺。自此以后，宗教文化便浸润着三湘四水并开始生根发芽，而岳麓山的这座原本奇秀异常的山峰也就开始具有永久的文化魅力。
麓山寺坐落于岳麓山山腰，左临清风峡，右倚白鹤泉，亦称鹿苑、慧光寺、万寿禅寺、岳麓寺等，为佛教人湘最早的遗迹，是湖南佛教的发源地，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道场之一，有“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之称。人们立于寺前可瞰浮碧江心的橘洲和碧透北去的湘江，寺后则是丹枫流霞，钟鼓声声，梵叹悠悠，清幽深远，宛如仙境。
据史载，自竺法祟创建麓山寺后，八方高僧纷至沓来。晋代法导、法憨二人步法崇后尘，于法崇入山十三年后也入驻麓山寺，法憨撰著了《显验粉，还注释了《大道地经》，使佛事日益得以弘扬。隋开皇九年（589年），天台宗集大成者智颁大师在此传经说法，宣讲《妙法莲华经》，宜扬“三帝园融”教义，一时听者云集，对湖南佛教影响久远。隋仁寿年间，文帝得天竺沙门所献大量佛舍利，便诏令全国各州府建塔安置。《释氏要览》载：“释迎既卒，弟子阿难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荣坚固，名日舍利子，因造塔以藏之。”湖南官府亦于仁寿二年（砚年）奉命在古麓山寺附近建舍利塔一座。这座塔因年代久远，后已塌毁。民国时期，有信徒在岳麓山一寻得原塔遗址，便在此重修一小型石塔以存古迹。此塔通高仅3.7米，为花岗岩砌成，须弥座，中园，上为僧帽状，塔前有碑，正面刻“隋舍利塔”，背面为“共建菩提”，意即共同栽种菩提树，共同觉悟成佛。此塔虽为重建，但年代久远，仍不失为灵秀麓山的一大人文胜景。
唐代时，古麓山寺处于全盛时期，可谓高僧辈出，游客如云。其时飞活动于麓山寺的著名僧侣有智谦、摩诃衍、惠镜、惠齐、兴哲等人，其中以摩诃衍禅师影响最大。敦煌汉文写卷（顿悟大乘正理决》中就有“于大唐国请汉僧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的文字记载。据考证，摩诃衍是把中国佛教禅宗传人西藏的第一位高僧。唐李琶称赞他“五方园常，四无清静，以因因而人果果，以灭灭而会如如”。可见其佛学造诣极为高深，他能来麓山寺弘佛，足见麓山寺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此时的麓山寺，殿堂雄伟，规模宏大。据载，其头山门在湘江之滨的赤沙湖畔的牌楼口，二山门在今之麓山门，大雄宝殿在今岳麓书院处，前有放生池，两侧有钟鼓楼。自大雄宝殿沿清风峡而上修建了许多廊虎，回廊而上，设置着舍利塔、观音阁、藏经楼、讲经堂、法华泉（即今白鹤泉）、直至山顶之法华台。当时麓山寺的兴旺引来了无数大家巨匠登临求拜，并留下了诸多名篇及有“三绝”之誉的《麓山寺碑》。“诗圣”杜甫拜过麓山寺和道林寺以后，写下了《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诗中关于“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人赤沙潮”，“塔级宫墙北丽敌，香厨松道清凉俱”等诗句，盛赞麓山寺殿宇的宏伟壮观及环境的清新幽静。唐代诗人刘禹锡留连该寺，写下了“高殿呀然压苍峨，俯瞰长沙疑欲吞”等名作佳句。唐释齐己暮游麓山寺时云：“寺楼高出碧崖棱，城里谁知在上层；初雪洒来乔木唉，远禽飞过大江澄；闲消不睡怜长夜，静照无言谢一灯；回首河边是空地，四林桑麦遍丘陵”。此诗将麓山寺的夜景与释者既追求空灵意境又关心民间疾苦的矛盾心情一一陈述，令人感叹。五代罗隐面对人生的无奈，在《岳麓寺》中写道：‘蟾宫虎穴两皆休，来凭危栏送远愁，多事林莺还漫语，忘情边雁不回头。春融只待乾坤碎，水洞深知世界浮，故共高僧话心迹，落花芳草奈相尤o 唐代著名文学家、大书法家李琶在《麓山寺碑》中高度评述了麓山寺周围的环境：“幽谷左豁，祟山右峙，瞰郭万家，带江千里，玉水布飞，石林云起。”古麓山寺真可谓占尽了山川形胜。这《麓山寺碑》现珍藏于岳麓书院内，高近三米，宽一米有余，由李琶撰书，黄仙鹤刻石。碑额篆书“麓山寺碑”四字，碑文1400余言，骄散文体并用，记叙了麓山寺自晋泰始年间建立至唐开元立碑时期年的兴废、修茸、历代禅师宣扬佛法的经过，以及岳麓山的秀丽风光。由于此碑“文词华茂、字体秀劲、刻工传神”，确实精湛独到，被后人誉为“三绝碑”。麓山寺碑在我国古代碑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享有很高声誉，后起的书法大师如米带等均沿袭其法，元代书法大家赵孟频更是“每作大字一意拟之。麓山寺自晋代创建以来，经隋唐的发展和宋元的延续，至明代中期已成为全国佛教禅宗派的著名道场。为表彰麓山寺的功绩，明神宗于万历年间，特赐名“万寿禅寺”。后禅寺毁于兵火，可谓片瓦无存，四周竹木亦被砍伐殆尽。明代李东阳此时风流年少，仕途顺坦，登临麓山寺写道：“危峰高瞰楚江干，路在羊肠第几盘，万树松杉三径合，四山风雨一僧寒。平沙浅草连天远，落日孤城隔水看，蓟北湘南但在眼，鹤鸽声里独凭栏。到了清代，麓山寺又得以中兴，诗僧辈出，先后涌现了智植、阿诺、弥篙、天放、笠云等五个在诗坛上颇有成就的诗僧，为名山大寺增色不少。至晚清时寺宇经过修复与扩建，仍基本保持旧昔的规模，且显得面貌一新。由此可见，佛家文化两晋时就在岳麓山腰独辟蹊径，创建麓山寺，以供人们求神拜佛、占卦问签、卜盆吉凶，任尔须弥芥子，佛家皆以其恢宏气度予以容纳，并以慈悲宽忍为宗旨，化恶扬善为手段，普渡众生为目的，深深地将佛家文化植于湖湘大地，历时1700余载仍顽强屹立于岳麓山腰。清代张九锐怀悲天悯人之情写下（麓山寺》诗：“名蓝有榻枕出城，四十年来小劫更；白鹤泉开新镜影，六朝松卷旧涛声。不逢惠远云归杳，空说王乔化羽轻，惆怅两廊数椽柱，半敬风雨不胜情o’’寸限于岳麓山腰的佛家文化以及由这佛家文化引述而来的许许多多诗词歌赋、碑雕摹刻等，也构成了湖湘文化大系中的重要一脉。
抗战时期，麓山寺的大部分建筑毁于战火，仅存山门和后殿观音阁及虎岭堂等清代遗构。“文化大革命”中，寺内经像几乎全遭破坏，只留极少数几个僧尼住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落实，1983年，麓山寺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1986年，人民政府拨下巨款，释家徒众筹集巨资，再次在麓山寺原址修茸寺庙，一座仿唐宫殿式建筑群落再一次以其独具湖湘文化风采的面貌展现于岳麓山腰，佛家文化得以弘扬光大。
新建“麓山寺”为仿唐建筑风格，重檐歇山顶，施黄色琉璃瓦面。山门采湖南地方建筑风格，作清代形制的牌楼，精雕细镂，盘龙腾凤，极尽华丽。门额写有“古麓山寺”四字，两侧对联为清末王阖运撰写，联日：“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笔势苍劲沉雄，显示了麓山寺在湖南乃至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人寺之前进为弥勒殿，殿内正中祀弥勒佛，背面为韦陀塑像，左右两壁嵌十八罗汉像。塑像神形兼备，栩栩如生，气势恢宏，令人肃然。中进的大雄宝殿为三开间重檐歇山，用42根石圆柱支撑，由大门、屋顶、梁杭、斗拱、檀、椽、门、窗、媚额等部件构成，并饰有绘画、雕刻、书法等，显得高大雄伟，颇具传统唐风和地方特色。大殿两侧墙上嵌有千尊小佛像，故大殿又称“千佛殿”。这些佛像雕刻精美，立体感强，表现丰富，引人入胜。前两侧为斋堂和禅堂，一如旧制，中有较开阔的庭院。殿后拾级而上为藏经阁，又因阁内供奉观音，也称观音阁，古朴厚重，飞金流碧。阁内重塑的观音大士像，高约4米，慈眉善目，极具亲和感。神完有联：“二七慈悲喜舍身，感湘土群声持诵；四八庄严微妙相，应麓山万众瞻依。”此阁系清代原构，始建于康熙三十九年（1706年），为五间两循硬山大殿，石拱门联“万亿香水海，百千日目光”，据说为该寺创始人法崇禅师所撰。阁前有两棵罗汉松，传为六朝时所植，已有千余年历史，其中有一棵明代时被雷击后补栽，也有五百余年了。两松对立，AL枝交错，宛若关隘，护于禅门左右，故又有“松关＂之称。这“六朝古松”左边的一棵高近十米，胸径88厘米，历经1700余年风雨，是目前国内现存古罗汉松中树龄最长的，已经成为麓山寺一大风景名胜。唐代诗人刘长卿观后叹谓：“桂寒知自发，松老问谁栽！”明代时，更是成为“高枝轮困逼南斗，旁枝奄暖荫连亩。＂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94年圣辉大和尚驻锡麓山寺后，寺院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寺内僧众济济，佛菩萨塑像齐备，佛学藏书丰富，佛教丛林制度得以全面恢复。1997年至今，还先后修建了方丈楼、藏经阁、五观堂、后山门、讲经堂、素茗斋、佛学院教学楼、图书馆、法师楼、僧寮等，寺院格局得以进一步完善。1999年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还在此创办了湖南第一所佛学院，实行学修一体化，为湖南佛教事业的发展注人新的活力。
今日，我们漫步“湖湘第一道场”，深感麓山因为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的滋润而更显灵秀，深感湖湘文化因为佛教文化的融汇而更显丰厚，更为精深博大。
四、山脚岳麓书院的儒家文化
岳麓山的山脚，声名远播的千年学府叫岳麓书院，是儒家文化之集大成者，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
现今人们，一说起岳麓书院，首先想到的就是那“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书院门联，继而就会谈起“书院文化”，谈起湖湘文化，而比较少的谈及儒家文化。这对于一般人来说，自然无可非议，但只要我们仔细思量一下，就会觉得这样的思维方式会让人们产生“书院文化”是无源之水的感觉和疑虑。其实，书院是唐代儒士继承先秦私学，两汉精舍之后的一种学习环境。因为先秦时孔子创立儒学以后，学子们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生之宏愿。“子不语怪力乱神”，成为学子们的座右铭。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必须从识字读书开始，故民间儒士们便首先为“聚书、聚众读书”而建一些名为“书院”的学习场所。继而官府又承袭汉魏“聚藏群书”、“校理经籍”之责，创办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等一些全新的学习场所和学术机构。唐代官设、私办书院，至少有四、五十所之多。当时湖南就有枚县司空山光石山书院、衡山邺侯书院、末阳北杜陵书院、衡阳石鼓山李宽中秀才书院、衡山净福山韦宙书院、澄州文山书院、衡山紫盖峰卢潇书院、桃源桃川宫天宁书院等。唐代民间书院虽说是私人读书之场所，但同时也向社会开放，接纳四方文人墨客诗人学者以及和尚道士，不分高低贵贱和种族类群，只要是爱书习文者均可前往，大家在一起谈诗论文、讲今就学、品荣游宴，研究著述，讨论时尚等，可以无所不可。应该说，书院的产生，是下层社会中学子士人，为打破魏晋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度，以及扫除玄学空谈学习风气而出现的一种自主创新而又影响后世的文化机制。书院刚一建立就承担了改造、更新、传递华夏文化的重任，从事着读书藏书、游宴会友、吟诗作文、教授知识、讨论时势、学术交流等重要文化活动。书院原本是儒者集会之处所，但自建立伊始，就从不避佛道。只要是有朋自远方来，就不亦悦乎。在书院往往是僧侣、道人、儒士齐聚一堂，谈文论道，吟诗赋对，可谓乐在其中。齐己夜宿沉杉进士书院时，即兴赋诗：“相期只为话篇章，寒宵未卧共思量”。王建看到杜中垂书院新移小竹时，有感而发：“此地本无竹，远从山寺移”。吕温在李宽中秀才书院中，感到书院内仙风道骨的人众时，情不自禁道：“闭院开轩笑语阑，江山并人一壶宽……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于韶见书院内神完灯烟袅袅，僧院与书院相邻而居，和谐共处，便《题字文褒山寺读书院》：“读书林下寺，不出动经年。草阁连僧院，山厨共不泉。云庭无履迹，完壁有灯烟。年少今头白，删诗到几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儒释道三家的相互影响与沟通，成为书院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条件，这也就使得书院除了传承私学的传统和特色以外，同时也吸取官办学校和佛庙道观讲经说法的长处，使其管理和建设也就日逐完善，而创办地点也就不避禅林、精舍和道观，多选择风景秀丽、环境宁静的名山胜景建立书院，即使设于城市，也如城中寺庙般讲究，或移花植木，或凿池造山，把其装扮得像寺院那样古朴华丽，隐于丛林院落之中。
岳麓山临江近市，林深茂密，风景如画，优美静谧，实乃建立书院的上佳境地。史载，两晋时即有僧人在岳麓山下筑屋建瓶，并常有士子游山后见此处环境优雅而告求读书。唐末五代时智珑和尚等二人，推祟儒者之道，在此割地建房，豹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堂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采纳彭城刘兴学之议，将它扩建为官府支持和帮助的书院。书院从此与僧侣及其所居地脱离而正式独立。所以岳麓书院的建院史定于公元976年，这才有今日“千年学府”之美称。书院初时设讲堂五间，斋舍52间。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又重新扩建书院，使书院得以进一步扩展。咸平四年（1001年），李允则上奏朝庭为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国子监的一些典籍，加之学田设置的开始，这就标志着书院之讲学、藏书、供祀等三个功能已经基本形成。对于朱洞肇启书院和李允则扩建书院，北宋文学家王禹假曾写下《潭州岳麓书院记》，表彰他们的功绩，认为岳麓书院的建立与发展是湖湘文化昌明、经世人才蔚起之一大关键，并把素称。蛮荒”的湖湘之地，比作孔孟故地“沫泅，。邹瞥，可谓评价至高，期望亦高。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任书院山长。周式办学成绩卓著，闻名天下，故在大中样符八年（10巧年）受到宋真宗的召见。由于周式学行兼备，真宗欲诏令他为国子监主薄，留在宫中讲学。但周式无意留在宫中为官，执意回山执教。真宗为其精神所动，赐予内府书籍，允其回山请求，并书“岳麓书院”匾额。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成熟、繁荣时期。南宋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守道《龚斋文集》卷四《赠了敬序》云：“往年余长岳麓，山中碑十余，寻其差古者……其一记国初建书院，志撰者名。碑（古麓山寺碑，唐李岂撰书，引者注）言：‘书院乃寺地，有二僧，一名智珑，一名某，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凌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澎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凡所营度，多出其手。时经籍缺少，乃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其后，版图人职方，而书院因袭，增拓至今，厂南宋孝宗乾道元年即公元1165年，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刘琪，在“兵革灰烬”的旧址上复建“屋五十楹，有厥里先圣像于殿中，而加藏书于堂之北”。另增辟堂北山长居，院南风云亭，院前灌缨池、咏归桥、梅柳堤以及湘江船斋、浮桥，扩大风景带。此时岳麓书院由张拭主持教事，已开书院集讲学、藏书、祭祀先儒三种基本功能之先河。岳麓书院此时其实就是孔子学院，就是儒家学院。因为在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影响下，儒家文化到了宋明时代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更新，儒释道三家已经融汇合流并产生了理学。而理学的开山人物则是湖南道州的周敦颐，颇负盛名的岳麓书院则成为理学传播的大本营。理学与书院的一体化，催生了著名的湖湘学派，导致了湖湘文化的最终形成。
理学大师张拭主持书院教事后，亲自为重修后的岳麓书院撰写了《重修岳麓书院记》，莫定了该院的办学方略。他强调因“天理人欲”以求仁，“必贵于学以明之”，以“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为办学之目的，他借用“三代导人，教学为先，人伦明，小民亲而王道成，，的封建理想，力图把书院教育与修齐治平的经世济民联系起来，力求培养出“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经世之才。他的教学坚持“循序渐进”、“博约相颂”、“学思井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五条原则，颇具儒学特色。张拭主持岳麓书院教事，在湖湘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弟子与后人，这些人才构成湖湘学派中儒家文化的中流砒柱，张拭则成为与朱熹、吕祝谦齐名的“东南三贤”。宋代大教育家朱熹得知张拭主教岳麓书院成就显赫，十分赞赏，并于乾道三年（1167年），从福建崇安启程，不远千里于九月八日来到长沙，留住两月。期间举行“朱张会讲”，作“中庸”之辨，听者盛况空前，讨论十分热烈，开创了岳麓书院不同学派讲学自由新风。会中朱张携手漫游岳麓，登临南岳，结下了深厚友谊。此次朱张会讲，加强了闽学与湘学两派的学术交往交流，促进了岳麓书院的学术研究与传播。“士子振振向往以千数，时称潭州为邹鲁”。朱张会讲实为岳麓书院史上的一件盛事。时至今日，由朱熹、张拭共赋的“烟云妙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优时君子心”的联语还留存在岳麓书院的赫曦台上。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出任湖南安抚使再次来到潭州。在任期间，他明确表示要以治教为重，并着手振兴岳麓书院教育。此时张拭已经作古，朱熹对当时掌理岳麓书院的事功学派陈傅良甚为不满，认为岳麓“比年以来，师道陵夷，讲论废思，士气不振”，决心振兴岳麓书院。此次朱熹兴学岳麓书院，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将往时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颁行于岳麓书院，名为“朱子书院教条”，并亲自为学讲论。“时刘公（琪）所创书院岁久寝坦，公（朱熹）修复之，更建于爽屺之地，规制一新。，，朱熹还亲自手书“忠、孝、廉、节”四字并刻碑于讲堂，成为儒家女化和书院道统源流之象征，现今存于岳麓书院中的“忠、孝、廉、节”为清代复刻版。至此，前来求学者日众，以至“座不能容”，“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一时文风大盛，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集结地和大本营并进人了全盛时期。
元朝时期，岳麓书院仍在绵延办学之中，由朱熹、张拭所奠定的文化教育传统也得以继承和发扬。明代岳麓书院教育也有进一步发展，规制也更加完善。特别是明代中叶王守仁及其弟子们来岳麓书院讲学，使得王阳明心学学术之风在岳麓书院兴起，冲破了程朱理学的藩篱，对岳麓书院的学术、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清朝中国书院的发展进人演变普及时期。清朝初年，岳麓书院得到官府的更多支持。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所赐御书“学达性天”匾额，以及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被护送到岳麓书院，这使书院学子们倍受鼓舞，学风日盛。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颁布上谕，扶持一些省会重点书院并称之为“省城书院”，岳麓书院名列其中，这就确立了岳麓书院作为湖南地方高等学府的地位。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亲踢御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岳麓书院传播理学之功。清代的岳麓书院不仅有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而且还受经学传播的影响。因为乾隆以后，受乾嘉学派的影响，一些从事话经考史的经学家曾经主持书院教事，他们在岳麓书院研究和传播经学，并取得一定的反映清代学术特色和成就的学术成果，这就使得岳麓书院的学术风尚有了一定的变化。如经学家王九溪主教书院时，就很注意培养学生“通晓时务物理”和话经考史的务实学风。道光年间，湖南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更有湘水校经堂的设置，它不课时文，专习经史，这使岳麓书院又成为经学研究的一个基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人社会急剧变革的近现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处在不断的变革过程中，这期间，遂有废书院兴学堂、废学堂兴学校的变革发展。晚清以后，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岳麓书院经历变革学制的重大变化。从1卿年到1926年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岳麓书院经历了光绪二十九年（1期年）湖南巡抚赵尔龚改名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的学校变更，最终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学制变革。但不论怎样，清代的岳麓书院成为传承儒家学说的教育基地，培养了约一万七千多名士人学子，其中陶澎、魏源、曾国落、曾国荃、左宗棠、郭篙煮、唐才常等更是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显赫人物。特别是在现代革命史上，当中华民族遭受苦难的时候，岳麓书院内走出了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愕等，他们倡导时代前沿的思想文化，推动社会变革。当国家发生“天崩地解”式的剧变时，岳麓书院内又站出了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他们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共产主义，成为民族和国家的栋梁。特别是毛泽东这位时代伟人，自1910年“立志出乡关”以后，曾多次人住岳麓书院研习四书五经，感受湖湘文化。1955年10月，还写诗和周世钊同志：“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城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拼年仍到赫曦台”。这诗如今就书写在岳麓书院的赫曦台上。在这些从岳麓书院大门走出来的先贤先辈和名人伟人身上，无不体现着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特有的人文精神。既然如此，那么湖湘文化的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湖南的学者们大都认为，由于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几乎是同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湖湘文化的人文精神是：经世济用，国家为重，敢为人先，兼收并蓄，百折不挠，不怕牺牲。还有湖南人的人文精神又究竟是什么？湖南有位年轻的学者说得好：那是屈原仰首问天的神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是范仲淹把酒临风的襟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是谭嗣同的从容赴难，“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是杨度的隐忍绝决，偌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那是彭德怀的忠肝义胆，“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那是陶铸的革命情怀，“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那是毛泽东闲庭信步的满门忠烈，“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求素、奋斗、勇敢、牺牲、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以血色为旗帜，这便是不信邪、不怕鬼、不服输、不怕死的湖南人异乎寻常的人文精神。而从岳麓书院昭示出的这异乎寻常的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的人文精神，又都蕴含在高大的麓山之中。
今日的岳麓书院，已是旧貌变新颜，并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大学城的核心极地，正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美貌．秀姿展示在世人面前。历史上，书院虽遭七次兵资，但中国儒家文化中“修齐治平”的思想，“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恭宽信敏慧”的态度，“忠孝廉节”的气节，却从未泯灭过。新世纪新时期，岳麓山脚下的岳麓书院更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开放的世界面前，成为湖湘文化的历史见证和突出标志，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处和集散地。
五、麓山文化与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文化概念，作为一种别具风格的地域文化，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交流中成熟和发展起来的。那些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界的优秀文化，都或先或后地融入了湖南的历史文化长河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到汉代的楚文化，从南北朝到隋唐的佛教文化，再到宋明湖湘学派所倡导的新儒学，最后到清末至民国初期以变革与复兴为主流的革命文化思潮，湖湘文化的源流传承脉络十分清晰，内容丰富多彩。但不论其如何源远流长，不论其如何底蕴深厚，也不论其如何经世济用，我总认为，儒释道三家都是其重要精神载体，都是其重要思想基因。儒释道三家经过约两千年的互动融合，各以其自身的文化特质发挥着各自的文化优势，以至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和家园，当然也是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的精神故乡和家园。然而，岳麓山儒释道文化的兴衰发展，积淀成了独具特色的“麓山文化”。山顶，以老庄学说为主体，融合抱朴子及历代方家术士道人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清静无为”、，道法自然”的绝尘超俗、功成身退之道家文化；山腰，由达摩东渡而来的佛家思想，经历代高僧智士的传承弘扬，形成了“慈悲为怀”，“去恶从善”的善良、宽容、奉献、无畏之佛家文化；山脚，以孔子之四书五经为中心，经历代志士仁人的苦心励炼，形成了“修齐治平”、“敢为人先”的仁礼、忠恕、中庸、向上之儒家文化。而这儒释道三家文化，又深深植根于岳麓山中，形成了彰显湖湘文化之“经世、爱国、务实、奋斗”特质的“麓山文化”。一般说来，区域文化无区域，文化的沟通与整合本来就是社会运转的基础构件。中原文化与湖楚文化的沟通与整合，便有了湖湘学派的萌芽；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的沟通和整合，便有了湖湘学派的诞生；纳百家兼容并蓄，便有了王船山的百科之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沟通与整合便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所以极而言之，如果没有源远流长的麓山文化，也就没有底蕴深厚的湖湘文化。通观天下众山，能使儒释道三家集于一体，同时又各自独立创新发展，成就各自文化体系的，实在只有岳麓山矣。同时，通观全国乃至世界各大城市，拥有一座像岳麓山这样文化底蕴深厚的，能与江水、湖洲、古城自然和谐相融的，实在也只有长沙城矣。长沙也因有岳麓山而声名远播，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岳麓山，是一座千古名山，是一座文化大山，是时至今日仍然可触可摸可感可知的湖湘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基地。岳麓山所承载的文化表象和文化精神，以及所孕育的博大深厚的麓山文化，充分表明岳麓山是湖湘文化的中心谷地。这岳麓山孕育的麓山文化，传承了湖湘文化精萃，造就了湖湘历史名人，集结了湖湘山水灵性，陶冶了湖湘民众气节，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麓山文化是最能体现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重要源头和显著标示。在改革开放不断深人扩大的今天，我们务必重视麓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使之得以不断发扬光大。
注：写作此文主要参阅了李强《湖湘文化圣地—岳麓山》和《湖南宗教文化艺术四库图志》，以及范宁《长沙这个鬼地方》等著作，特此说明并至谢。
（作者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原载2007年11月出版《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7年第2期总第2期】
一、岳麓山是一座文化大山
要诠释麓山文化，必须对岳麓山有个大概的整体了解。现今的人们，如果要在长沙寻找一个标志性物体的话，那我以为非岳麓山莫属。岳麓山是当代湖南的文化地标，她那延绵河西数十平方公里的绿色屏障无愧于长沙城的天然绿肺。正因为她在城市中的凸现，无疑为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为“底蕴深厚”的湖湘文化增添了高度、曲线、生机和韵味。
岳麓山又称灵麓峰，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南北朝刘宋时的《南岳记》载：“南岳衡山……回雁为首，岳麓为足，东南临湘川，遥望如阵云，治湘千里九向九背。”岳麓山因为在南岳之麓，所以称为岳麓山。
让我们走进岳麓山吧。欲上岳麓山，目前有两个入口，其中一个座落在毛泽东同志创建的“新民学会”原址的旁边，叫东大门；另一个是从湖南大学东方红广场往左走的山坡路上，叫南大门。如今人们一般都从此门而人，因为山门伫立在此，且一路幽静清凉，山树丛生，非常爽气。当然，从东方红广场往右走，经自卑亭和湖大礼堂，穿过岳麓书院从后门也可进入山中，这是一条文化路径，颇有历经文化洗礼后返璞归真，重回大自然的意味。但不论从哪里人门上山，你都会首先去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和安徽滁县的醉翁亭（1046年建）、杭州西湖的湖心亭（1552年建）、北京陶然亭公园的陶然亭并称全国四大名亭的爱晚亭。这爱晚亭系四柱双层，碧瓦红柱，翘角飞檐的歇山顶古典庭阁，上有毛泽东同志题写的“爱晚亭”匾额。这里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集会谈论天下大事，宿营锻炼胆识胆量的地方。亭子四周古木参天，一年四季绿树成荫，特别是一到秋天，满山红枫，层林尽染，“停车坐爱枫林晚，籍叶红于二月花”，正是这种写照。古木秋深的爱晚亭，确实美不胜收，令人陶醉。
过了爱晚亭，山路高高低低、盘旋曲折，经过一座小桥流水和一段山间小径后，就可以看到一座令人肃然起敬的墓碑。这就是蒋诩武之墓。蒋诩武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总司令。孙中山先生对他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为“开国元勋”。告别蒋公栩武之墓，走过一座叫“仰云亭”的八角亭，就到了麓山寺。这麓山寺暂且不说，但在半山腰，有一座六方形的凉亭，据传很早以前，此地为半云庵所在，曾经有一位烧火僧以“半”字为题，赋诗一首云：“半山半庵号半云，半亩半地半崎嵌。半山茅块半山石，半壁晴天半壁阴。半酒半诗堪避俗，半仙半佛好修心。半间房舍半分云，半听松声半听琴。”看来这古麓山寺的佛家子弟还颇有文化素养。过了麓山寺，则有下方的白鹤泉，上方的蔡愕墓以及蔡得墓再向上的黄兴墓。应该说，这里是登游岳麓山的“中转站”，既是休息小憩之地，也是追怀先辈之所。白鹤泉这一眼从不干涸的泉水，有“麓山第一芳润，，的美誉。相传古时曾有一对仙鹤常飞此处驻足而得，并说这白鹤泉煮沸的水用来泡茶，燕腾的热气会在杯口盘旋起舞成鹤状，所以后人相信这泉水的灵气，常有人来此向泉中投抛钱币以祈福寿。清光绪年间有人建亭于泉目。从白鹤泉返回麓山寺的坪台，沿石级而上便是蔡愕和黄兴两位先辈的长眠之所。两人生前往往被人并称，都是民主革命先驱；而两人墓葬地也颇多相似，曾经都是国葬于此。国父孙中山给蔡愕题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为黄兴撰联：“无公则无 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这两幅对联都写得枪然壮阔，质朴铿锵。这两人的墓碑都是古埃及方尖碑式的，酷似利剑直刺云霄，是两人戎马一生、天下为公的生动体现。在这里还要提及两位以死殉国明志的烈士，就是陈天华和姚宏业。因为感愤时事，不满现实，湖南新化人陈天华于1905年12月8日在日本蹈海自尽，湖南益阳人姚宏业于1906年3月27日跳人黄埔江而死。1吓年5月23日，二位烈士的遗骸运抵长沙，民众百姓不顾当局阻拦，于29日即阴历闰四月初七日将二位烈士公葬于岳麓山“以彰义烈”。当时长沙全城学生全都出动，送葬队伍长达十余里共数万人之多。有人记载：“送葬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编素。”“清朝官绅咸为属目，以为民气伸张至此，其祸至足以沦宗社。”岳麓山深埋的根根忠骨昭示着岳麓山是一座不朽的英雄山。
过了黄兴墓，沿着东南方向走就可以登上山顶了。来到山顶云麓道宫，倚栏眺望，湘江为带，桔子洲浮碧江心，数座大桥飞架东西，长沙这座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尽在青烟紫气之中。环顾四周，有凤凰山、玉屏山、天马山、桃花岭、绿蛾岭、金牛岭、圭峰等与青山翠峰依附着，宛若众星拱月。唐代．诗人刘禹锡“群峰朝拱如骏奔”的诗句，尽显岳麓山的天然雄泽之势‘岳麓之胜，甲于楚湘。岳麓山，这是一座景冠三湘的不朽名山，这是一座钟灵毓秀的文化高山。其蕴含的宗教．文化、碑刻文化、书院文化，以及掩埋着铮铮忠骨与高洁灵魂的无数墓家、历朝历代的大家巨匠名流显要所留下的千古名篇和动人故事，大都成为这名山圣地之中的涓涓文化细流，潺潺作响地汇人浩瀚无涯的湖湘文化之中，湖湘文化也因此而日渐丰厚、博大、精深。另外，其留存的“千年讲坛”岳麓书院、禹王碑、隋舍利塔、爱晚亭、古麓山寺、云麓宫、麓山寺碑、黄兴墓、蔡愕墓，以及位于岳麓山赫石坡岳王亭上方的“陆军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等等人文胜迹，则自然成为这座名山圣地中耀人眼球的珠光神灵。我们走进麓山，感同体认到承载自己躯体与灵魂的，似乎不是脚下的石板与路径，而是这岳麓山那神奇的自然灵气和不朽的人文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说，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岳麓山是湖湘文化的源头。现今在长沙，如果要拟定一条“文脉”的话，那就是：云麓宫－麓山寺—岳麓书院—自卑亭—朱张渡—橘子洲—杜甫江阁－天心阁。
“山径晚红舒，一双驯鹤待笼来；峡谷清翠滴，五百妖桃新种得。”座落在文化古城长沙西岸，但却成为东岸长沙“碧障屏开，秀如琢玉”的岳麓山，究竟成于何时，无可考证。至于现今还残存于岳麓山上的那块禹王碑，只知其碑位于岳麓山巅的苍紫色石壁上，再东而立。碑高1.7米，宽1.4米。碑文分九行，每行有九事，末行空四字，计77字。碑的文字形如拼鲜，既不同于甲骨钟鼎文，也不同于摘文拼鲜，很难辨认。碑文记述和颂扬大禹治水的功绩，据说碑下还镇压着兴风作浪的龙妖。传说远在1200多年以前，听说过此碑的韩愈还亲自登临南岳的峋楼峰寻访过禹王碑，并留下过诗记。现今全国约有十多座镌立禹碑，据说都是由岳麓山禹王碑模本复刻。但这禹王碑究竟何时从何而来，其中又有什么故事，人们也还不甚了解，是为“千古之谜”。然而，不论是无可考证还是千古之谜，巍峨挺拔、翠绿秀美的岳麓山，作为“盘绕八百里，上如车盖及衡扼之形，高四千一十丈，山有七十二峰”的南岳衡山之足，却以其特有的自然灵气和人文精神，形成“千里望衡先望麓，相将七二数云寰”的独特景观，并历经千百年的风雨沧桑，形成了融山、水、洲、城于一地，成就了融儒、释、道三家文化于一体，在湖湘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底蕴深厚的“麓山文化”。
一般说来，湖湘文化产生形成于两宋时期，但“湖湘”地域名称则早在初唐时期就有文字记载。如初唐诗人王勃（公元660年一676年）在其撰写的《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中说：“虽复苍梧北望，湖湘盈舜后之歌”。又如唐宣宗至唐鼓宗初年（公元847年一860年），任职于朝廷的郑薰在《内待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送碑》中说：“傍连荆楚，南接湖湘。”这些说明，“湖湘”一词作为地域名称，早在五代“权知潭州军府事”周行逢“我占有湖湘之地”前就已经出现，且在人们心目中，“湖湘”早已从早期的“荆楚“概念中脱离出来，属于一个独立存在的地理概念。也许就是随着“湖湘”这个地域概念的出现，所以在北宋、南宋时期也就出现了被当时学界称之为“湖湘学”或“湖湘学派”的湖湘文化。其实，湖湘文化的孕育产生，虽然离不开奠基者和开拓者的努力探求，但也与社会环境因素关系密切。历史上所言的琳族”因素也可以理解为“文化传统”的“基因传承”。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而湖湘学派则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支脉，即所谓的“道南正脉”，或如岳麓书院对联云：“吾道南来，原本镰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是说从道州镰溪走出来的周敦颐等乃是湖湘文化的精神鼻祖。而这一切，则又可以从聚儒释道三家文化于一山的“麓山文化”中找到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轨迹。可以说，湖湘文化的一些主要特质都历经时代风雨，深深地积淀在麓山文化之中。
岳麓山海拔不高，但挺拔秀美。山顶云麓道宫的道家文化，山腰古麓山寺的释家文化，山脚岳麓书院的儒家文化，共一融于岳麓山中，传承着湖湘文化的精气神。
二、山顶云麓道宫的道家文化
岳麓山的山顶，凌势而立的建筑群体叫云麓道宫，蕴含着丰厚玄妙的道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道家文化，东晋大兴元年（318年）就己流布湖南，唐代呈现蓬勃发展状态，至宋代道教各宗派逐渐合流，主要归为“正一派”，明代更是风靡一时。史载，东晋太尉陶侃之孙陶炎、孙侄陶桓曾在长沙学道修炼，这恐怕是长沙有道教活动的最早记载了。据传，最初道人修炼是在岳麓山的蟒蛇洞中进行的，因此蟒蛇洞又叫抱黄洞。（抱朴子·黄白》说“黄者，金也。白者，银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隐之云尔。”意思是说有道人隐藏在那里炼丹。关于这蟒蛇洞，据说是一个叫做张抱黄的道士在洞中修炼得道升天，留下这个满布仙气的洞穴。尔后一条蟒蛇盘踞于此，吸纳道士的仙气修炼成精，每年七月十五日便出洞害人。这蟒蛇害人的办法，是将两只眼睛幻化成两盏灯笼，而一条长舌则变作长桥，诱人误以为天门已开。此时河东的善男信女们便纷纷前去祭拜，但凡去祭拜的人统统不见回来。时任荆江二州刺史的陶侃发现情况异常，便于某年的七月十五日亲自遥望麓山，结果只见那两盏灯笼寒光闪闪，断定是妖精作孽，于是用力张弓一箭射去，只听得一声惨叫，灯笼灭了一盏，妖精从此也未现形。这也只是一个传说，无以考证，但这个蟒蛇洞现在还存在，位于岳麓山禹王碑北面的一个幽谷之中。（岳麓志》载：晋时德润门外有白鹤观，观有高楼与麓山抱黄洞相对。唐代葛洪天台派传人肖灵护在此学道炼丹。宋代道士刘跋仙隐居抱黄洞行灵龟吐舌之法，他自号“潇湘子”，每日吟诗撰联，曾有诗云：“我爱潇湘境，红尘隔岸除。南山七十二，独喜洞真墟。”这说明当时的道家思想在潇湘大地特别是在长沙境内已经广为传播。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载有老子道经和德经的帛书。这说明处于汉王朝开朝之初的长沙王，在纷纭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为保住自己因军功而策封的异姓王权位和王室的既得利益，又不得罪朝廷各路神仙，便以老子无为而治之术明哲保身，把老庄思想作为立国安命之本，这也就使得长沙邑地受此思想影响广泛，祟道者众，后遂为道教一脉。
至于在岳麓山云麓峰顶修建道观，始于何时也已无证可考。有记录可查的当推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年），当时吉简王朱见浚，藩住长沙时取武当山道观的宫殿建筑形制，在岳麓山顶修建了道观，名日洞真观，这是道教在长沙发展兴盛的重要标志，被奉为道家七十二福地的“第二十洞真墟福地。”当时有佚名诗《云麓峰洞真观日记》云：“玉洞仙坛长冷落，真虚岩窦色常新。可怜城里悠悠者，不识潇湘四季春。”看来诗者对当时长沙城里的公子哥儿们，不上山求神拜道还甚为不满。隆庆年间，山顶庙宇虽陈旧乏修，但香火旺盛，于是知府孙复即令道士李可经主持修茸，并植松、柏、桐、梓以及重竹等，使观宇隐秘于青松翠竹之中。此时，正有道士金守分云游到此，见此地是仙山宝地，遂生爱慕之心，于是驻足修炼，并增建殿堂，凿石为柱，覆以铁瓦，改名为“云麓宫”，使山顶道观香火日益旺盛。清康熙四年（1665年），嘉庆八年（1803年），道光十三年（1832年），朝庭都曾予以维修扩建，至咸丰二年（1852年）“云麓宫”毁于兵资。同治二年（1863年），武当道士向建辉依原址重建，前为关帝殿，中为玄武祖师殿，后为三清殿，并在左右两侧增建五岳和天妃殿等。这“三清殿”是因道家以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球（太上老君）为最高尊神，合体三清，故为三清殿。自此“云麓宫”已成规模且焕然一新。明末清初长沙人廖元度有《宿云麓宫》诗云：“林深宵空重，一枕对青灯。月色如秋瘦，虫声触梦醒。”清代岳麓书院肄业生椒浦人严正其撰《夜登云麓宫》诗云：“云麓峰巅裹足眠，征初犹带五溪烟。当头华月三千里，弹指东风念四年。螟色暗投游履外，松涛请到柞钟边。故园计买青山宅，便与人间作散仙。”清末临湘进士，湖南高等学堂吴懈先生到此一游时，见景生情，欣然撰联：“对云绝顶方为麓，求道安心才是宫”，将“云麓道宫”巧嵌其中。清人黄道让则为宫右望湘亭撰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奔洞庭。”民国时期，马续常来云麓宫倚栏凭眺，发思古幽情，留下联云：“古刹出层霄，看岳色平分，江流环绕；名山多胜迹，有少陵写句，北海题碑’。抗日战争时期，日寇轰炸长沙，云麓宫亦受严重破坏，宫内神像、碑刻均遭摧毁。抗战胜利后，道人邹云开、吴明海等即筹款修复，把灵宫殿、清虚宫，吕祖殿、祖师殿、三清殿等都重新树立起来了，只是把黄道让、马续所撰对联改用木刻予以恢复，其余一切照旧，基本恢复旧观。
另外，如今宫后古树上仍紧嵌铁钟一口，名为“飞来钟”，传说这“飞来钟”本为古云麓道宫一个专用鸣器。每当炊饭已成，而道众仍在山下耕种未归，于是鸣此钟召唤道众收工回还就餐。关于“飞来钟”的传说，清人聂汝康《登云麓寺》诗云：‘我亦如钟挂树巅，凌空飞上寺门前。山风欲到松传语，铁瓦无棱石补天。云堕遥岑一寸碧，水围荒戌万家烟。正思好景披图贤，已挂晴岚落照边”。诗不仅道出了“飞来钟＂之事，而且还描述了“云麓宫”的雄伟气势。
全国解放后，云麓宫仍由道人居住管理，道人们以卖茶 维持生计。1955年6月22日，毛泽东畅游湘江后登上岳麓山云麓宫，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校友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的周世钊，写下了（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诗：“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一”。1956年以来，人氏政府数次拨款重修旧观。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道观部分被毁，颇显空寂，但这些年来，政府在宫室旧地先后维修并新建二层重檐歇山楼阁、吕祖殿、望湘阁等，使岳麓山顶云麓宫群殿旧貌变新颜。
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思想学派，最初被称为道德 家。老子是公认的道家创始人，首倡道为本原，道生万物；提出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主张贵柔守雌，弱以胜强，向往回复“纯朴”的至德之世。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仅次于儒家的重要学派，对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依此推理，道家文化流布于湖南，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影响至深。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说明当时的道人还是很有文化底蕴的。现今岳麓书院内赫曦台的墙面上有“福”“寿”二字，据说曾经有一伙春风得意的举人才子在这台上设宴聚会，这时有一位从云麓道宫下来的老道人也想参加这个聚会。但席间有一位举人十分轻蔑地说，这种文人聚会你一个道士恐怕不适合吧？老道说，人不可貌相，你又不曾见到我的诗词书法，何论不适合呢？举人听后大怒，说这茅山道人好大口气，便要左右持棍将其赶出门外。谁知这老道袖袍一挥，竟无人能够近身。老道此时操起一扫帚沽着黄泥水就在左面墙上一口气一笔写就了一个丈余的“寿”字。那“寿”字仙风道骨，潇洒飘逸，把众书生看呆了。老道写完便拂袖扬长而去，惊呆了的书生们竟然无人敢在右边的墙上提笔应对。最后，还是罗典山长亲笔写了一个“福”字，但这个“福”字，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看都不如那个“寿”字写得苍劲有力。这个故事说明当时人驻云麓宫的道人们大都具有较为厚实的文化功底。今日我们登临云麓宫，在望湘阁上凭栏远望，不仅可以欣赏到“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的长沙之山与城、江洲和谐构筑的山水美景，而且更能从三清殿内的那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佳句中，感悟到道家经典的真谛和道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三、山腰古麓山寺的释家文化
岳麓山的山腰，规模宏大的寺庙院落叫古麓山寺，彰显着神秘久远的释家文化。释家即佛家。据传：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一日与警卫李银桥散步，提出来要去看看佛教寺庙，李说：“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当即严肃告诉他：“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些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的确，自然景观是天造地设的事物，没有必要掺人人为的思想元素。而文化或人文胜迹，则需要人类去开发去创造，去掺入人文精神安顿人文价值。岳麓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座文化高山，应该说得益于佛教的最先进人。
佛教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进人湖南，比道教传入湖南要早五十年。佛教传人湖南后，在两晋时期得以初步发展，尔后的南北朝和隋代呈现出蓬勃发展景象。后经唐宋时斯的漫长阶段，湖南佛教在曲折中得以长足发展。特别是禅宗势力日益强大，逐步演变为伪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等五个禅宗支派，加上宋代从临济宗派分出的杨岐宗和黄龙宗，世称“五家七宗”。元代湖南佛教走人低谷，明代得以明显恢复和发展。
就是在公元268年，从会稽刻县即今浙江省嵘县来湘传 播佛教的第一个僧人竺法崇登临岳麓山，一眼便看中了这个 古木参天、林深泉清的地方，并毅然决然在此建设了“湖湘第一道场”麓山寺。自此以后，宗教文化便浸润着三湘四水并开始生根发芽，而岳麓山的这座原本奇秀异常的山峰也就开始具有永久的文化魅力。
麓山寺坐落于岳麓山山腰，左临清风峡，右倚白鹤泉，亦称鹿苑、慧光寺、万寿禅寺、岳麓寺等，为佛教人湘最早的遗迹，是湖南佛教的发源地，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道场之一，有“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之称。人们立于寺前可瞰浮碧江心的橘洲和碧透北去的湘江，寺后则是丹枫流霞，钟鼓声声，梵叹悠悠，清幽深远，宛如仙境。
据史载，自竺法祟创建麓山寺后，八方高僧纷至沓来。晋代法导、法憨二人步法崇后尘，于法崇入山十三年后也入驻麓山寺，法憨撰著了《显验粉，还注释了《大道地经》，使佛事日益得以弘扬。隋开皇九年（589年），天台宗集大成者智颁大师在此传经说法，宣讲《妙法莲华经》，宜扬“三帝园融”教义，一时听者云集，对湖南佛教影响久远。隋仁寿年间，文帝得天竺沙门所献大量佛舍利，便诏令全国各州府建塔安置。《释氏要览》载：“释迎既卒，弟子阿难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荣坚固，名日舍利子，因造塔以藏之。”湖南官府亦于仁寿二年（砚年）奉命在古麓山寺附近建舍利塔一座。这座塔因年代久远，后已塌毁。民国时期，有信徒在岳麓山一寻得原塔遗址，便在此重修一小型石塔以存古迹。此塔通高仅3.7米，为花岗岩砌成，须弥座，中园，上为僧帽状，塔前有碑，正面刻“隋舍利塔”，背面为“共建菩提”，意即共同栽种菩提树，共同觉悟成佛。此塔虽为重建，但年代久远，仍不失为灵秀麓山的一大人文胜景。
唐代时，古麓山寺处于全盛时期，可谓高僧辈出，游客如云。其时飞活动于麓山寺的著名僧侣有智谦、摩诃衍、惠镜、惠齐、兴哲等人，其中以摩诃衍禅师影响最大。敦煌汉文写卷（顿悟大乘正理决》中就有“于大唐国请汉僧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的文字记载。据考证，摩诃衍是把中国佛教禅宗传人西藏的第一位高僧。唐李琶称赞他“五方园常，四无清静，以因因而人果果，以灭灭而会如如”。可见其佛学造诣极为高深，他能来麓山寺弘佛，足见麓山寺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此时的麓山寺，殿堂雄伟，规模宏大。据载，其头山门在湘江之滨的赤沙湖畔的牌楼口，二山门在今之麓山门，大雄宝殿在今岳麓书院处，前有放生池，两侧有钟鼓楼。自大雄宝殿沿清风峡而上修建了许多廊虎，回廊而上，设置着舍利塔、观音阁、藏经楼、讲经堂、法华泉（即今白鹤泉）、直至山顶之法华台。当时麓山寺的兴旺引来了无数大家巨匠登临求拜，并留下了诸多名篇及有“三绝”之誉的《麓山寺碑》。“诗圣”杜甫拜过麓山寺和道林寺以后，写下了《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诗中关于“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人赤沙潮”，“塔级宫墙北丽敌，香厨松道清凉俱”等诗句，盛赞麓山寺殿宇的宏伟壮观及环境的清新幽静。唐代诗人刘禹锡留连该寺，写下了“高殿呀然压苍峨，俯瞰长沙疑欲吞”等名作佳句。唐释齐己暮游麓山寺时云：“寺楼高出碧崖棱，城里谁知在上层；初雪洒来乔木唉，远禽飞过大江澄；闲消不睡怜长夜，静照无言谢一灯；回首河边是空地，四林桑麦遍丘陵”。此诗将麓山寺的夜景与释者既追求空灵意境又关心民间疾苦的矛盾心情一一陈述，令人感叹。五代罗隐面对人生的无奈，在《岳麓寺》中写道：‘蟾宫虎穴两皆休，来凭危栏送远愁，多事林莺还漫语，忘情边雁不回头。春融只待乾坤碎，水洞深知世界浮，故共高僧话心迹，落花芳草奈相尤o 唐代著名文学家、大书法家李琶在《麓山寺碑》中高度评述了麓山寺周围的环境：“幽谷左豁，祟山右峙，瞰郭万家，带江千里，玉水布飞，石林云起。”古麓山寺真可谓占尽了山川形胜。这《麓山寺碑》现珍藏于岳麓书院内，高近三米，宽一米有余，由李琶撰书，黄仙鹤刻石。碑额篆书“麓山寺碑”四字，碑文1400余言，骄散文体并用，记叙了麓山寺自晋泰始年间建立至唐开元立碑时期年的兴废、修茸、历代禅师宣扬佛法的经过，以及岳麓山的秀丽风光。由于此碑“文词华茂、字体秀劲、刻工传神”，确实精湛独到，被后人誉为“三绝碑”。麓山寺碑在我国古代碑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享有很高声誉，后起的书法大师如米带等均沿袭其法，元代书法大家赵孟频更是“每作大字一意拟之。麓山寺自晋代创建以来，经隋唐的发展和宋元的延续，至明代中期已成为全国佛教禅宗派的著名道场。为表彰麓山寺的功绩，明神宗于万历年间，特赐名“万寿禅寺”。后禅寺毁于兵火，可谓片瓦无存，四周竹木亦被砍伐殆尽。明代李东阳此时风流年少，仕途顺坦，登临麓山寺写道：“危峰高瞰楚江干，路在羊肠第几盘，万树松杉三径合，四山风雨一僧寒。平沙浅草连天远，落日孤城隔水看，蓟北湘南但在眼，鹤鸽声里独凭栏。到了清代，麓山寺又得以中兴，诗僧辈出，先后涌现了智植、阿诺、弥篙、天放、笠云等五个在诗坛上颇有成就的诗僧，为名山大寺增色不少。至晚清时寺宇经过修复与扩建，仍基本保持旧昔的规模，且显得面貌一新。由此可见，佛家文化两晋时就在岳麓山腰独辟蹊径，创建麓山寺，以供人们求神拜佛、占卦问签、卜盆吉凶，任尔须弥芥子，佛家皆以其恢宏气度予以容纳，并以慈悲宽忍为宗旨，化恶扬善为手段，普渡众生为目的，深深地将佛家文化植于湖湘大地，历时1700余载仍顽强屹立于岳麓山腰。清代张九锐怀悲天悯人之情写下（麓山寺》诗：“名蓝有榻枕出城，四十年来小劫更；白鹤泉开新镜影，六朝松卷旧涛声。不逢惠远云归杳，空说王乔化羽轻，惆怅两廊数椽柱，半敬风雨不胜情o’’寸限于岳麓山腰的佛家文化以及由这佛家文化引述而来的许许多多诗词歌赋、碑雕摹刻等，也构成了湖湘文化大系中的重要一脉。
抗战时期，麓山寺的大部分建筑毁于战火，仅存山门和后殿观音阁及虎岭堂等清代遗构。“文化大革命”中，寺内经像几乎全遭破坏，只留极少数几个僧尼住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落实，1983年，麓山寺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1986年，人民政府拨下巨款，释家徒众筹集巨资，再次在麓山寺原址修茸寺庙，一座仿唐宫殿式建筑群落再一次以其独具湖湘文化风采的面貌展现于岳麓山腰，佛家文化得以弘扬光大。
新建“麓山寺”为仿唐建筑风格，重檐歇山顶，施黄色琉璃瓦面。山门采湖南地方建筑风格，作清代形制的牌楼，精雕细镂，盘龙腾凤，极尽华丽。门额写有“古麓山寺”四字，两侧对联为清末王阖运撰写，联日：“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笔势苍劲沉雄，显示了麓山寺在湖南乃至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人寺之前进为弥勒殿，殿内正中祀弥勒佛，背面为韦陀塑像，左右两壁嵌十八罗汉像。塑像神形兼备，栩栩如生，气势恢宏，令人肃然。中进的大雄宝殿为三开间重檐歇山，用42根石圆柱支撑，由大门、屋顶、梁杭、斗拱、檀、椽、门、窗、媚额等部件构成，并饰有绘画、雕刻、书法等，显得高大雄伟，颇具传统唐风和地方特色。大殿两侧墙上嵌有千尊小佛像，故大殿又称“千佛殿”。这些佛像雕刻精美，立体感强，表现丰富，引人入胜。前两侧为斋堂和禅堂，一如旧制，中有较开阔的庭院。殿后拾级而上为藏经阁，又因阁内供奉观音，也称观音阁，古朴厚重，飞金流碧。阁内重塑的观音大士像，高约4米，慈眉善目，极具亲和感。神完有联：“二七慈悲喜舍身，感湘土群声持诵；四八庄严微妙相，应麓山万众瞻依。”此阁系清代原构，始建于康熙三十九年（1706年），为五间两循硬山大殿，石拱门联“万亿香水海，百千日目光”，据说为该寺创始人法崇禅师所撰。阁前有两棵罗汉松，传为六朝时所植，已有千余年历史，其中有一棵明代时被雷击后补栽，也有五百余年了。两松对立，AL枝交错，宛若关隘，护于禅门左右，故又有“松关＂之称。这“六朝古松”左边的一棵高近十米，胸径88厘米，历经1700余年风雨，是目前国内现存古罗汉松中树龄最长的，已经成为麓山寺一大风景名胜。唐代诗人刘长卿观后叹谓：“桂寒知自发，松老问谁栽！”明代时，更是成为“高枝轮困逼南斗，旁枝奄暖荫连亩。＂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94年圣辉大和尚驻锡麓山寺后，寺院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寺内僧众济济，佛菩萨塑像齐备，佛学藏书丰富，佛教丛林制度得以全面恢复。1997年至今，还先后修建了方丈楼、藏经阁、五观堂、后山门、讲经堂、素茗斋、佛学院教学楼、图书馆、法师楼、僧寮等，寺院格局得以进一步完善。1999年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还在此创办了湖南第一所佛学院，实行学修一体化，为湖南佛教事业的发展注人新的活力。
今日，我们漫步“湖湘第一道场”，深感麓山因为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的滋润而更显灵秀，深感湖湘文化因为佛教文化的融汇而更显丰厚，更为精深博大。
四、山脚岳麓书院的儒家文化
岳麓山的山脚，声名远播的千年学府叫岳麓书院，是儒家文化之集大成者，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
现今人们，一说起岳麓书院，首先想到的就是那“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书院门联，继而就会谈起“书院文化”，谈起湖湘文化，而比较少的谈及儒家文化。这对于一般人来说，自然无可非议，但只要我们仔细思量一下，就会觉得这样的思维方式会让人们产生“书院文化”是无源之水的感觉和疑虑。其实，书院是唐代儒士继承先秦私学，两汉精舍之后的一种学习环境。因为先秦时孔子创立儒学以后，学子们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生之宏愿。“子不语怪力乱神”，成为学子们的座右铭。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必须从识字读书开始，故民间儒士们便首先为“聚书、聚众读书”而建一些名为“书院”的学习场所。继而官府又承袭汉魏“聚藏群书”、“校理经籍”之责，创办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等一些全新的学习场所和学术机构。唐代官设、私办书院，至少有四、五十所之多。当时湖南就有枚县司空山光石山书院、衡山邺侯书院、末阳北杜陵书院、衡阳石鼓山李宽中秀才书院、衡山净福山韦宙书院、澄州文山书院、衡山紫盖峰卢潇书院、桃源桃川宫天宁书院等。唐代民间书院虽说是私人读书之场所，但同时也向社会开放，接纳四方文人墨客诗人学者以及和尚道士，不分高低贵贱和种族类群，只要是爱书习文者均可前往，大家在一起谈诗论文、讲今就学、品荣游宴，研究著述，讨论时尚等，可以无所不可。应该说，书院的产生，是下层社会中学子士人，为打破魏晋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度，以及扫除玄学空谈学习风气而出现的一种自主创新而又影响后世的文化机制。书院刚一建立就承担了改造、更新、传递华夏文化的重任，从事着读书藏书、游宴会友、吟诗作文、教授知识、讨论时势、学术交流等重要文化活动。书院原本是儒者集会之处所，但自建立伊始，就从不避佛道。只要是有朋自远方来，就不亦悦乎。在书院往往是僧侣、道人、儒士齐聚一堂，谈文论道，吟诗赋对，可谓乐在其中。齐己夜宿沉杉进士书院时，即兴赋诗：“相期只为话篇章，寒宵未卧共思量”。王建看到杜中垂书院新移小竹时，有感而发：“此地本无竹，远从山寺移”。吕温在李宽中秀才书院中，感到书院内仙风道骨的人众时，情不自禁道：“闭院开轩笑语阑，江山并人一壶宽……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于韶见书院内神完灯烟袅袅，僧院与书院相邻而居，和谐共处，便《题字文褒山寺读书院》：“读书林下寺，不出动经年。草阁连僧院，山厨共不泉。云庭无履迹，完壁有灯烟。年少今头白，删诗到几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儒释道三家的相互影响与沟通，成为书院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条件，这也就使得书院除了传承私学的传统和特色以外，同时也吸取官办学校和佛庙道观讲经说法的长处，使其管理和建设也就日逐完善，而创办地点也就不避禅林、精舍和道观，多选择风景秀丽、环境宁静的名山胜景建立书院，即使设于城市，也如城中寺庙般讲究，或移花植木，或凿池造山，把其装扮得像寺院那样古朴华丽，隐于丛林院落之中。
岳麓山临江近市，林深茂密，风景如画，优美静谧，实乃建立书院的上佳境地。史载，两晋时即有僧人在岳麓山下筑屋建瓶，并常有士子游山后见此处环境优雅而告求读书。唐末五代时智珑和尚等二人，推祟儒者之道，在此割地建房，豹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堂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采纳彭城刘兴学之议，将它扩建为官府支持和帮助的书院。书院从此与僧侣及其所居地脱离而正式独立。所以岳麓书院的建院史定于公元976年，这才有今日“千年学府”之美称。书院初时设讲堂五间，斋舍52间。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又重新扩建书院，使书院得以进一步扩展。咸平四年（1001年），李允则上奏朝庭为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国子监的一些典籍，加之学田设置的开始，这就标志着书院之讲学、藏书、供祀等三个功能已经基本形成。对于朱洞肇启书院和李允则扩建书院，北宋文学家王禹假曾写下《潭州岳麓书院记》，表彰他们的功绩，认为岳麓书院的建立与发展是湖湘文化昌明、经世人才蔚起之一大关键，并把素称。蛮荒”的湖湘之地，比作孔孟故地“沫泅，。邹瞥，可谓评价至高，期望亦高。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任书院山长。周式办学成绩卓著，闻名天下，故在大中样符八年（10巧年）受到宋真宗的召见。由于周式学行兼备，真宗欲诏令他为国子监主薄，留在宫中讲学。但周式无意留在宫中为官，执意回山执教。真宗为其精神所动，赐予内府书籍，允其回山请求，并书“岳麓书院”匾额。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成熟、繁荣时期。南宋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守道《龚斋文集》卷四《赠了敬序》云：“往年余长岳麓，山中碑十余，寻其差古者……其一记国初建书院，志撰者名。碑（古麓山寺碑，唐李岂撰书，引者注）言：‘书院乃寺地，有二僧，一名智珑，一名某，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凌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澎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凡所营度，多出其手。时经籍缺少，乃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其后，版图人职方，而书院因袭，增拓至今，厂南宋孝宗乾道元年即公元1165年，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刘琪，在“兵革灰烬”的旧址上复建“屋五十楹，有厥里先圣像于殿中，而加藏书于堂之北”。另增辟堂北山长居，院南风云亭，院前灌缨池、咏归桥、梅柳堤以及湘江船斋、浮桥，扩大风景带。此时岳麓书院由张拭主持教事，已开书院集讲学、藏书、祭祀先儒三种基本功能之先河。岳麓书院此时其实就是孔子学院，就是儒家学院。因为在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影响下，儒家文化到了宋明时代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更新，儒释道三家已经融汇合流并产生了理学。而理学的开山人物则是湖南道州的周敦颐，颇负盛名的岳麓书院则成为理学传播的大本营。理学与书院的一体化，催生了著名的湖湘学派，导致了湖湘文化的最终形成。
理学大师张拭主持书院教事后，亲自为重修后的岳麓书院撰写了《重修岳麓书院记》，莫定了该院的办学方略。他强调因“天理人欲”以求仁，“必贵于学以明之”，以“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为办学之目的，他借用“三代导人，教学为先，人伦明，小民亲而王道成，，的封建理想，力图把书院教育与修齐治平的经世济民联系起来，力求培养出“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经世之才。他的教学坚持“循序渐进”、“博约相颂”、“学思井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五条原则，颇具儒学特色。张拭主持岳麓书院教事，在湖湘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弟子与后人，这些人才构成湖湘学派中儒家文化的中流砒柱，张拭则成为与朱熹、吕祝谦齐名的“东南三贤”。宋代大教育家朱熹得知张拭主教岳麓书院成就显赫，十分赞赏，并于乾道三年（1167年），从福建崇安启程，不远千里于九月八日来到长沙，留住两月。期间举行“朱张会讲”，作“中庸”之辨，听者盛况空前，讨论十分热烈，开创了岳麓书院不同学派讲学自由新风。会中朱张携手漫游岳麓，登临南岳，结下了深厚友谊。此次朱张会讲，加强了闽学与湘学两派的学术交往交流，促进了岳麓书院的学术研究与传播。“士子振振向往以千数，时称潭州为邹鲁”。朱张会讲实为岳麓书院史上的一件盛事。时至今日，由朱熹、张拭共赋的“烟云妙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优时君子心”的联语还留存在岳麓书院的赫曦台上。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出任湖南安抚使再次来到潭州。在任期间，他明确表示要以治教为重，并着手振兴岳麓书院教育。此时张拭已经作古，朱熹对当时掌理岳麓书院的事功学派陈傅良甚为不满，认为岳麓“比年以来，师道陵夷，讲论废思，士气不振”，决心振兴岳麓书院。此次朱熹兴学岳麓书院，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将往时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颁行于岳麓书院，名为“朱子书院教条”，并亲自为学讲论。“时刘公（琪）所创书院岁久寝坦，公（朱熹）修复之，更建于爽屺之地，规制一新。，，朱熹还亲自手书“忠、孝、廉、节”四字并刻碑于讲堂，成为儒家女化和书院道统源流之象征，现今存于岳麓书院中的“忠、孝、廉、节”为清代复刻版。至此，前来求学者日众，以至“座不能容”，“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一时文风大盛，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集结地和大本营并进人了全盛时期。
元朝时期，岳麓书院仍在绵延办学之中，由朱熹、张拭所奠定的文化教育传统也得以继承和发扬。明代岳麓书院教育也有进一步发展，规制也更加完善。特别是明代中叶王守仁及其弟子们来岳麓书院讲学，使得王阳明心学学术之风在岳麓书院兴起，冲破了程朱理学的藩篱，对岳麓书院的学术、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清朝中国书院的发展进人演变普及时期。清朝初年，岳麓书院得到官府的更多支持。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所赐御书“学达性天”匾额，以及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被护送到岳麓书院，这使书院学子们倍受鼓舞，学风日盛。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颁布上谕，扶持一些省会重点书院并称之为“省城书院”，岳麓书院名列其中，这就确立了岳麓书院作为湖南地方高等学府的地位。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亲踢御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岳麓书院传播理学之功。清代的岳麓书院不仅有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而且还受经学传播的影响。因为乾隆以后，受乾嘉学派的影响，一些从事话经考史的经学家曾经主持书院教事，他们在岳麓书院研究和传播经学，并取得一定的反映清代学术特色和成就的学术成果，这就使得岳麓书院的学术风尚有了一定的变化。如经学家王九溪主教书院时，就很注意培养学生“通晓时务物理”和话经考史的务实学风。道光年间，湖南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更有湘水校经堂的设置，它不课时文，专习经史，这使岳麓书院又成为经学研究的一个基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人社会急剧变革的近现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处在不断的变革过程中，这期间，遂有废书院兴学堂、废学堂兴学校的变革发展。晚清以后，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岳麓书院经历变革学制的重大变化。从1卿年到1926年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岳麓书院经历了光绪二十九年（1期年）湖南巡抚赵尔龚改名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的学校变更，最终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学制变革。但不论怎样，清代的岳麓书院成为传承儒家学说的教育基地，培养了约一万七千多名士人学子，其中陶澎、魏源、曾国落、曾国荃、左宗棠、郭篙煮、唐才常等更是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显赫人物。特别是在现代革命史上，当中华民族遭受苦难的时候，岳麓书院内走出了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愕等，他们倡导时代前沿的思想文化，推动社会变革。当国家发生“天崩地解”式的剧变时，岳麓书院内又站出了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他们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共产主义，成为民族和国家的栋梁。特别是毛泽东这位时代伟人，自1910年“立志出乡关”以后，曾多次人住岳麓书院研习四书五经，感受湖湘文化。1955年10月，还写诗和周世钊同志：“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城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拼年仍到赫曦台”。这诗如今就书写在岳麓书院的赫曦台上。在这些从岳麓书院大门走出来的先贤先辈和名人伟人身上，无不体现着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特有的人文精神。既然如此，那么湖湘文化的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湖南的学者们大都认为，由于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几乎是同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湖湘文化的人文精神是：经世济用，国家为重，敢为人先，兼收并蓄，百折不挠，不怕牺牲。还有湖南人的人文精神又究竟是什么？湖南有位年轻的学者说得好：那是屈原仰首问天的神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是范仲淹把酒临风的襟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是谭嗣同的从容赴难，“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是杨度的隐忍绝决，偌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那是彭德怀的忠肝义胆，“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那是陶铸的革命情怀，“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那是毛泽东闲庭信步的满门忠烈，“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求素、奋斗、勇敢、牺牲、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以血色为旗帜，这便是不信邪、不怕鬼、不服输、不怕死的湖南人异乎寻常的人文精神。而从岳麓书院昭示出的这异乎寻常的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的人文精神，又都蕴含在高大的麓山之中。
今日的岳麓书院，已是旧貌变新颜，并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大学城的核心极地，正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美貌．秀姿展示在世人面前。历史上，书院虽遭七次兵资，但中国儒家文化中“修齐治平”的思想，“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恭宽信敏慧”的态度，“忠孝廉节”的气节，却从未泯灭过。新世纪新时期，岳麓山脚下的岳麓书院更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开放的世界面前，成为湖湘文化的历史见证和突出标志，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处和集散地。
五、麓山文化与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文化概念，作为一种别具风格的地域文化，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交流中成熟和发展起来的。那些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界的优秀文化，都或先或后地融入了湖南的历史文化长河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到汉代的楚文化，从南北朝到隋唐的佛教文化，再到宋明湖湘学派所倡导的新儒学，最后到清末至民国初期以变革与复兴为主流的革命文化思潮，湖湘文化的源流传承脉络十分清晰，内容丰富多彩。但不论其如何源远流长，不论其如何底蕴深厚，也不论其如何经世济用，我总认为，儒释道三家都是其重要精神载体，都是其重要思想基因。儒释道三家经过约两千年的互动融合，各以其自身的文化特质发挥着各自的文化优势，以至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和家园，当然也是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的精神故乡和家园。然而，岳麓山儒释道文化的兴衰发展，积淀成了独具特色的“麓山文化”。山顶，以老庄学说为主体，融合抱朴子及历代方家术士道人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清静无为”、，道法自然”的绝尘超俗、功成身退之道家文化；山腰，由达摩东渡而来的佛家思想，经历代高僧智士的传承弘扬，形成了“慈悲为怀”，“去恶从善”的善良、宽容、奉献、无畏之佛家文化；山脚，以孔子之四书五经为中心，经历代志士仁人的苦心励炼，形成了“修齐治平”、“敢为人先”的仁礼、忠恕、中庸、向上之儒家文化。而这儒释道三家文化，又深深植根于岳麓山中，形成了彰显湖湘文化之“经世、爱国、务实、奋斗”特质的“麓山文化”。一般说来，区域文化无区域，文化的沟通与整合本来就是社会运转的基础构件。中原文化与湖楚文化的沟通与整合，便有了湖湘学派的萌芽；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的沟通和整合，便有了湖湘学派的诞生；纳百家兼容并蓄，便有了王船山的百科之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沟通与整合便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所以极而言之，如果没有源远流长的麓山文化，也就没有底蕴深厚的湖湘文化。通观天下众山，能使儒释道三家集于一体，同时又各自独立创新发展，成就各自文化体系的，实在只有岳麓山矣。同时，通观全国乃至世界各大城市，拥有一座像岳麓山这样文化底蕴深厚的，能与江水、湖洲、古城自然和谐相融的，实在也只有长沙城矣。长沙也因有岳麓山而声名远播，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岳麓山，是一座千古名山，是一座文化大山，是时至今日仍然可触可摸可感可知的湖湘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基地。岳麓山所承载的文化表象和文化精神，以及所孕育的博大深厚的麓山文化，充分表明岳麓山是湖湘文化的中心谷地。这岳麓山孕育的麓山文化，传承了湖湘文化精萃，造就了湖湘历史名人，集结了湖湘山水灵性，陶冶了湖湘民众气节，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麓山文化是最能体现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重要源头和显著标示。在改革开放不断深人扩大的今天，我们务必重视麓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使之得以不断发扬光大。
注：写作此文主要参阅了李强《湖湘文化圣地—岳麓山》和《湖南宗教文化艺术四库图志》，以及范宁《长沙这个鬼地方》等著作，特此说明并至谢。
（作者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原载2007年11月出版《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7年第2期总第2期】
(责任编辑：周顺)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创
谈湖南人精神：劲悍
“楚风”“湘学”铸
由“江湖之远”到“
以“三化”推动湖湘
理学鼻祖与湘学宗主最新内容
曾国藩对湖湘文
湖湘历史文化与
再论近代湖湘文
地域文化研究中
地域文化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