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非常高兴应邀出席“长沙乔口渔都古镇首届赏荷季暨爱莲(廉)说论坛”，并就周敦颐的话题与各位进行一个小时的简短交流。我讲的题目是《理学鼻祖与湘学宗主周敦颐----纪念周子诞辰1000周年，追怀其思想贡献和现实价值》。

 

　　今年农历五月端午是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周敦颐是北宋时期道州营道（今湖南永州道县）人，他生于1017年，15岁以前在家乡濂溪故里度过。父辈有3位进士，舅父郑向是衡阳人。父亲去世后随母寄居龙图阁学士郑向家，20岁时由郑向保荐不经过科举考试在朝廷做了一个“试将作监主簿”，相当于今天科级干部一样的小官。但他21岁时母亲和舅舅相继去世，守孝3年。从1040年23岁以后陆续地做到了州县一级的官吏，长达32年之久。官阶不高，主要是做主管刑狱一类的官职。为官的地方包括今天的江西、湖南、四川、广东。55岁退下来隐居江西庐山的濂溪书堂，于1073年逝世，享年57岁。

 

　　周敦颐官虽做得不大，但是却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有历史地位和影响的湖南人。他的地位和影响有三点：

 

　　第一，他是中国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开创了宋以来儒学的新形态。他可以说是“上承孔孟，下启程朱”，是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他对于理学的贡献表现在：

 

　　一是开放的经典诠释态度。即将传统的汉唐笺注经学改造成为以哲学思辨为主的“心性之学”、形上之学，为儒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元素，从而使儒学焕发生机，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二是生命化儒学的精神取向。即将传统儒学的价值理念内化为自身的人格修养，从而使自身的生命存在与儒学传统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三是融摄佛道的学术视野。即以立足于儒家的“仁义礼乐”来融摄佛道的精神境界。

 

　　第二，他也是湖南千年湘学的宗主。是出生在湖南、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湖湘学人，是在屈原之后、王夫之之前的湖南本土人杰中的佼佼者。他的理学思想代表了湖湘文化在中古以后发展的高度。他对于湖南的贡献和影响：

 

　　一是使得湖南在全国开始有了地位。湖南在唐代在全国尚居于落后状态，在中原人的眼里，还是一个未完全汉化的地方。同时这里“炎热”、“卑湿”，“风俗夷僚”、“蛮越杂处”，当时普遍视为安置贬官谪吏的去处。如王昌龄、刘禹锡、褚遂良、赵冬曦、张说、令狐楚、元结、吕温、戎昱等人都是被贬来到湖南的。直到宋代，因为他著述了《太极图说》和《通书》，开创了宋明理学，才改变中原人对湖南的观感。

 

　　二是他所开创的理学，在湖南有着很好的传承与发展。最先把他的理学在湖南传承并创立湖湘学派的是南宋时从福建迁居入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俩。之后有张栻、朱熹、王夫之都在传承与发展他的学说。在王夫之之后又有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曾纪泽、谭嗣同等人。其传承与发展可谓千年一脉，不曾中断。

 

　　第三，他的影响及于东亚同文四国，即朝鲜、越南、日本、琉球。其思想光芒有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整个东亚世界，被这些国家誉为“亚圣”。

 

　　周敦颐有如此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所以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淡会上的讲话》提到的中国思想家湖南籍的6人（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李达、剪伯赞、吕振羽）中，第一个便是周敦颐，第二个是王夫之。

 

　　作为思想家的周敦颐，当然是有相当的学术成就和思想贡献的。他的学术成就怎么样？

 

　　其实周敦颐的著述数量并不多，只有《太极图》、《太极图说》和《通书》三种，《太极图》是一张图，《太极图说》和《通书》加起来才3千字，另有诗31首，文章22篇（最有名的是《爱莲说》和《拙赋》），也不过数千字而已。但影响却非常大。《太极图说》和《通书》代表了周敦颐学术的最高成就。《太极图说》是对《太极图》的说明，从“无极而太极”到“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概括了宇宙自然的生化过程及人类伦理道德和价值规范的形成过程。《太极图说》第一次提出了“无极”的概念，弥补了易学的一个空白。《通书》，共四十篇，兼容《易传》、《中庸》，是经周敦颐重新梳理的儒学体系，是周敦颐解释《周易》宗旨的通论性著作。

 

　　贺瑞麟《周子全书序》云：“孔孟而后千有余年，圣人之道不传。道非不传也，以无传道之人耳。汉四百年得一董子，唐三百年得一韩子，皆不足与传斯道。至宋周子出，而始续其统，后世无异词焉。”

 

　　周敦颐的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哲学思想。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诚字。诚是他关于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的最高境界的表达。 “诚”主要分为天道本体论和心性本体论两方面。在周敦颐看来，“诚”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据，是宇宙的本体，即天道本体论。在《太极图说》中，他认为人与万物同样都是二气交感所化生出来的，而其源都是太极，再由太极推及到了人极，也就是把人的道德、人性看成是与宇宙生生过程相同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过程，这样，周敦颐便为他的诚的理论奠定了宇宙论的基础。诚所体现的心性本体论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人的伦理道德。周敦颐如此推重“诚”，就是坚信人类具有真诚善良的本性。他发挥了《中庸》关于“诚”的思想，从宇宙论进而推演出人道观，建立了以“诚”为本的伦理道德学说。

 

　　二是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包括：

 

　　1、“教人向善，进德修业”的教育目的。周敦颐认为人性向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之教。

 

　　2、“六经为主，以诚为本”的教育内容。他十分重视儒学经典，始终将“诚”放在育人最显要的位置，反复阐述，在《通书》中“诚”字的出现就高达20次之多。

 

　　3、“自学为主，重在启发”的教育方法。始终坚持开明的教育方法，除了邀请当时的学界名流来讲学，多采用学生自学为主，特别注重启发原则。

 

　　三是社会政治思想。可以归纳为德治与刑治两个方面。

 

　　1、德治。体现在修圣德、重师道、推礼乐三个方面。

 

　　修圣德，周敦颐称之为立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修而万名感化。

 

　　重师道。周敦颐认为，使天下人从善而不为恶，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师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推礼乐。周敦颐认为：“礼，理也；乐，和也”。礼的实质在于理，“理”的本意在于治。

 

　　2、刑治。周敦颐的刑治思想体现在他的德刑观和慎刑观上。在周敦颐看来，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他指出圣人以天道为法则，主要是以政养万民，德治是最好的养民方法和手段。但同时，他又主张一定要“慎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轻易使用刑治。 那么，千年之后追怀周敦颐，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来自域外佛教文化的巨大挑战，两种文化碰撞的本质实际是宗教信仰与意义信仰的较量。周敦颐所极力主张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意义信仰。意义信仰就是对于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追寻。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人为天地之灵秀”，它排除了以宗教方式解决人的生死问题的途径，也提醒人们不要将人格降低到缺乏自我意识的动物的水平。强调人要不断地修养自已，有所作为。他的这种重建意义信仰的生命化儒学的价值取向非常了不起。为了重建意义的信仰，他努力为学钻研、开拓创新，写出了《太极图说》和《通书》两篇著述，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规模，助推儒学走出困境、第二次转型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这之中所付出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这种精神、毅力和效果更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弘扬。

 

　　二是他诚学思想中的“立人极”，对于当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启迪作用。所谓“立人极”就是要做到 “中正仁义”这四个字：

 

　　1、“中”就是要“惟中贵和”、“尚中贵和” ，就是要求人们应当友善相处，共同维护和建设好所生存的环境、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

 

　　2、“正”就是“清正廉洁”、“扶正祛邪”，“出淤泥而不染”（爱莲说），他比较莲（君子）、菊（隐逸）、牡丹（富贵）三者之间的取舍，认为隐逸不可取，富贵不足为道。只有清廉、高洁、正直、有为，才是士人的理想取径。这种寓意和提倡是为官者所应有的基本要求和必须守住的道德底线。

 

　　3、 “仁”就是要“以仁育万物” 、“爱人”、“以民为本”、认为这是为政者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立场与出发点和落脚点。

 

　　4、“义”就是讲的“立人之道”，要求为人者必须注重品性修养，加强主体人格自我完善、实现人自身（身与心）和谐统一的有效途径。

 

　　三是他社会政治思想中的和谐理念和德治刑治观，对于当今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建设有借镜意义。

 

　　1、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借镜意义：周敦颐追求“天人合一”，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和谐统一。他以“无极而太极”探讨宇宙化生及人文化成，最终落脚点是“主静立人极”，达到“天人合一”的本体。与此同时，他还主张以仁义道德为贵，以身心安静为富，倡导通过提高人的自身修养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和谐人际关系，并最终达到人自身的身心和谐。这些思想精华历经千年的积淀，至今仍熠熠生辉。

 

　　2、对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借镜意义：周敦颐提倡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主张以德治天下，慎用刑法，但又不是不要刑法。认为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是道德的保证，是实现儒家理想中的道德化社会的必要手段，因而主张慎刑。这与我们今天坚持依法治国仍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理念是相通的。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深刻把握法治和德治的辩证关系，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养分，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可见，总书记谈话所体现的治国理念，已恰如其分地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养分。周敦颐的德治、刑治思想，也进一步显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及其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