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湖湘文化所培育的典型代表，同时，他又以自己巨大的人格魅力和事功成就，为传承和弘扬湖湘文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他的这种贡献，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张扬和提升湖湘文化的固有品质

 

    以倔强不羁为生存方式的湖湘民风，以务本求实为价值体现的湖湘学风，千百年来，互为影响，融合化生，为湖湘文化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酿造其强烈的地方特色。这种特色突出表现在无须依傍的独自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格、犟拗霸蛮的任事态度四个方面。三湘四水所哺育的民众，无一不受其熏陶，区别只在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而已·。这正是湘军能诞生在湖南，能建功于天下的基础所在。曾氏所领导的这支部队，前前后后有过三十万人次的进出，历时十多年，转战十余省，在湖南堪称全民动员，全境参与。其影响面之广，自有湖湘以来，没有任何一次活动可与之相比。

 

    于是，湖湘文化中的固有品质，在这样一场波及全民全境的活动中得到极大的张扬。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对此有过生动的叙述：“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东西南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帜。一自前人血战归，后人不叹无家别。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走从军之路，靠热血搏斗来改善生存环境，自曾氏之后，成为许多湖南人的人生首选，以致近代中国军界形成“无湘不成军”的现象。

 

    同时，由于曾氏本人的文化修养以及他所推行的书生带兵的用人制度，长期以来只为士人所信奉和追求的价值观，通过军事管理的效应，得到一次最好的普及。胡林翼请老儒在军中讲授《四书》《五经》，王鑫的营地入夜则刁斗声与诵书声相混合。类似这样的军营读书事例，常见于近世湘人笔记中。

 

    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使气轻生的血性被提升到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霸蛮的任事态度被提升为硬寨死战、屡败屡战的顽强果毅的坚执定力。这里明显地有着一个方向的转移，即由个人转向群体，由私利转向公义，由小村落转向大世界。

 

    经过这次提升后的湖湘文化，进入一个全新境界。于是，心系天下、敢为人先、忧国忧民、勇于牺牲、顽强果决、定力坚执等等，便成了百余年来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主要内容。

 

    二、为湖湘文化注入时代新内涵

 

    农耕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即所谓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各自为战，无须团体，故而农耕者从来就没有团队集体的观念。过去，外国人称中国是一盘散沙。湖南以农立省，散沙现象更为严重。自从曾氏组建湘军后，此种现象开始有了改变。曾氏组建湘军，有意利用血缘、地缘、业缘这些纽带把人员结合在一起，使得大家在战场上能彼此照应，生死与共，借以克服绿营普遍存在的“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弊病。残酷的战场用最简单最直白的道理教育着湘军兵勇：团结起来就能打赢仗，仗打赢了，升官发财，大家都好；仗打输了，什么战利品也得不到，大家都不好。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曾这样赞颂湘军的团队精神：“父兄子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体结。谁肯孤生匹马还，誓将共死沙场穴。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

 

    湘军之后，团队观念在湖南广大人群中得到认可，大家能自觉地集合结队，抱团打伙。近世湖南最有名的团队华兴会、新民学会，不仅是湖南团队的典范，也是世界政坛上成功团队的典范。在《新青年》上最早向全国人民喊出“民众大联合”口号的，不是别人，而是湖南人毛泽东，由此看来便不是偶然。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协会是全国组织得最好的团队，由此看来也便不是偶然。就连湖南的出家人也知道团队的重要。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八指头陀，便是湖南人。

 

    因为地形原因，湖南历来闭塞，人们活动的范围不出洞庭湖。湘南方言中的“出湖”一词，说的是有能力有出息的意思，其源即肇于此。是战争让湖南人走出洞庭湖，驰骋大江南北；也是战争，让湖南人最早接触西洋的武器，切身体会到坚船利炮的厉害。据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胡林翼之死是因为亲眼看到洋船的“迅如奔马”。他认为“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在这点上，曾氏的器识比胡远大。作为湘军的领袖，战争逼迫曾氏成为那个时代最先深刻思索、最先寻找对策的政府高级官员。他的思索和应对写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的奏折中：  “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氏的这个建议很快形成国策。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外交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得以建立，曾氏所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得以开办。一个以引进西方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国兴起。去世的前一年，曾氏又联合李鸿章奏请官派留学生赴泰西各国学习技艺。“业成而归”，以使中国“渐图自强”。去世的当年七月，此建议付诸实现。因为湘军的缘故，  “洋务”对湖南影响极大，它大大地扩充了湘人的眼界。从那以后，普普通通的湖南民众的脑中里都开始有了西洋、东洋的概念。

 

    正因为此，清朝廷派往西方的第一任、第二任大使都是湖南人(郭嵩焘、曾纪泽)。上个世纪，东洋留学生以湘人最多，甚至连年过半百的老太太也迈开小脚，远渡重洋，如杨度的母亲李氏，蔡畅的母亲葛健豪等等。

 

    团队观念、世界眼光，这便是曾氏为湖湘文化所注入的时代新内涵中最为重要的两点。

 

    三、为湖湘文化的弘扬筑下坚实的基础

 

    曾氏事业的成功，为湖湘文化的弘扬，至少在两个方面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一是在精神上。湖湘文化本是一个蕴含伟力的文化，但因为缺乏时代机遇的凑泊，长期以来，这种伟力未得到长足的展示。湘军的胜利，使湖湘文化的强大力量得到充分验证，也使湖南人凭添空前未有的自信心，甚至滋生一股舍我其谁的略带几分狂傲色彩的自恋情结。杨度的几句诗最具代表性：“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这种自信心甚或自恋情结，为湖湘文化的弘扬酿造一种极为有利的氛围。湖南人以自己的杰出同乡为自豪，进而以生我育我的一方热土为自豪，再进而以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为自豪。在如此环境中，湖湘文化得到极好的传承和激扬。

 

    二是在物质上。湘军是一支得胜之师。因为胜利，出息了一大批人才。从湘军中走出来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先后有三十多人，司道以下的官员更多，二品以上的武官数以千计，三品以下者则不计其数。这些人凭着权势和声望，为湖湘文化的弘扬贡献着自己有形或无形的力量。也因为是胜利之师，所获的战利品便极多，仅南京一城，便号称“金银如海，财货如山”，这些金银财货大部分落入湘军吉字营的腰包，一批有钱人。他们经商办实业，建学堂办教育，送子弟到大都市读书，直至飘洋出海，为湖南现代风气的开启起着重要作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湖南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省分。那时湖南的教育业发达，新式学堂之多居全国前茅，时务学堂尤为著名。湖南的传媒业发达，《湘报》《湘学报》名满海内。湖南的维新业发达，南学会等一大批学会对中国维新运动的推进出力甚大。湖南的宪政业发达，湘人居然制定了湖南省宪法，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惟一的省宪。湖南的实业也不落后，矿藏开采、内河航运等都走在各省前列。著名的守旧振首领王先谦便既是岳麓书院山长，又身兼两湖轮船公司的大股东。这大概也是近代中国文人下海的最有名范例。

 

    就这样终于造就了百年来湖南人才辈出灿若群星的辉煌局面。

 

    四、促进湖湘文化走出湖南走向世界

 

    自古以来，无论政治、经济与文化，与中原、江南相比，湖南都落后。王    运说：“湖南自郡县以来，未尝先天下。”自从曾氏所创建的湘军成功后，湖南开始被世人刮目相看。“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这句话已为世所公认。“中兴将帅，什九湖湘”，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大经济出自大学问。湖湘文化遂因此走出洞庭湖，为海内所重。“五四”期间，陈独秀在《湖南人的精神》中写道：“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挡住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坚忍不拔的湖南人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剧变时期，就这样鼓舞着全国士人和民众。

 

    湖南人的精神还引起世界的关注。美国人类学家奥天柏是个研究人文血型的专家，他曾把人类人文血型分为六种，其中的第三种被命名为湖南型。

 

    湖湘文化是六千多万三湘儿女的共同财富，我们应当珍惜。曾国藩为湖湘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是历史的存在，我们应当正视。当然，，那一段历史是千千万万湘人共同书写的历史，曾国藩只是因其领袖的地位，而成为研究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符号。这一点，笔者希望得到大家的共识。

（作者系岳麓书社编审、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原载2007年10月出版《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7年第1期总第1期（《湖湘文库》启动暨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