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7年第2期刊载的佚名所撰《湖南历史文化之最》（以下简称“之最”），就笔者读书所得，发现有几个“之最”其实并非“之最”。现考辨如下，以供湖湘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
 

　　一．关于“中国最早的地图”

　　“之最”一文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幅地图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地图实物。”其实并非如此。

　　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区东南麦积山风景区（今属北道区党川乡）的放马滩一号秦墓中出土了四块木板地图。关于其准确的绘制年代，虽然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但其下限不会晚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则是无疑的。此为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实物地图，亦为世界上最早的木板地图。以其时代早及保存完整，于1994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现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块木板材质均为松木，大小基本相同（长26.7厘米，宽18.1厘米，厚1.1厘米）。其中三块木板两面有图，一块一面有图，共有七幅地图，均用墨线绘制。为战国末期秦国邽县的地图。图上不仅有山脉、河流、居民点、城邑及其名称，部分地区还表示了树木的分布情况及各地之间的里程注记。各种注记文字有82条之多。内容丰富且形象。按其用途，可分为《政区图》、《地形图》和《林木资源图》，反映了战国时期秦国属地的行政区域、地理概貌和经济概况。现今渭水支流及该地区的许多峡谷在地图上仍可以找到，并与《水经注》一书的记载一致。图中标明的各种林木如蓟、柏、楠、松等，与现今渭水流域的植物分布和自然环境也基本相同，表明这些地图为相当准确的实测图。此外，在放马滩古墓葬群中的1座汉墓中还发现了一幅西汉初期的纸绘地图。

（附图：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之战国时期地图）晋代地图学家裴秀在总结前人制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图六体说”，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之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河流道路之曲直）作为绘图六原则。秦汉以前的地理学在地图绘制方面是否有严格的标准，史籍并无明确记载。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图除了缺乏明确的分率外，其余要素均已具备，表明当时之地图绘制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对研究当时被称为“犬丘”、“西戎”、“犬戎”之邽县的行政范围、建制、自然资源、历史地理均具有重要价值，亦为研究中国先秦发达的地图学及地图绘制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此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都城遗址以西约两公里的战国时期中山国第五代国王王陵地宫中出土了一幅铜版墓域建筑规划图——“兆域图”。现代地图的基本要素包括图形、符号、比例尺、方位和经纬度等内容。除经纬度外，该“兆域图”已经具备了地图的其他所有基本要素。制作时间约在公元前310年，距今已有2300余年历史，是国内已发现之最早的建筑平面规划地图，亦为世界最早有比例的铜版建筑图。现藏于河北省考古研究所。

　　“兆”为古代对墓域的称谓。“兆域图”是标示王陵方位、墓葬区域及建筑面积形状的平面规划图。该图刻划在一长96厘米、宽48厘米、厚0.8厘米、重32.1公斤的长方形铜版上。正面为金银镶嵌的王陵布局平面图图形线划符号，及模铸阳文的数字注记和文字说明。共标有各种文字注记33处、数字注记38处，计四百多字，均以战国时期的文字“金文”书写。其中有中山国王的“诏书”42字，经释译，内容为该国王生前下令为自己修筑陵寝，并绘制成一式两份的“兆域图”作为建筑的依据，规定其去世后一幅用以随葬，一幅藏于宫内。图中用正投影法标示了王陵及王后、夫人等五个陵墓及其附属建筑的方位，所标示的方位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现代地图相反；并详细标示了王陵的“堂”、“宫”、“门”、“垣（墙）”、“丘足（墓坡的坡足）”等的位置，采用“尺”和“步”两种度量单位表示，分率为五百分之一比例。所有线条符号及文字注记均按对称关系配置，布局严谨，图文并茂，制作极为精细。

（附图：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第五代国王王陵地宫出土之“兆域图”）

    二．关于“中国最早的坐堂医生”

　　“之最”一文说：“长沙太守张仲景是最早的‘坐堂医生’。东汉献帝建安中期，名医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长沙连年疫情流行，为拯救百姓，时称‘经方大师’的张太守视功名于不顾，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坐堂医生’四字为病人诊脉处方，他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坐公堂上，让民众就医。后来，中医药人士效法张仲景，在药店门前挂牌行医，坐堂应诊。从此乃把中医生称为‘坐堂医生’，中药店的牌号也多称为‘堂’了。”

　　众所周知，正史如《后汉书》、《三国志》等均未为张机（字仲景）立传；而在宋代之前的文献中，只有唐代甘伯宗的《名医录》中提到张氏“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但该书在北宋医官林亿、高宝衡、孙奇等人整理校刊《伤寒论》之后已经佚亡。这一记载见诸于林亿等人的《伤寒论》整理校刊序中，原文究竟怎样记载、详略如何、有几分可靠程度，完全不得而知。然而，唐代去东汉已有数百年之久，在正史没有任何记载的情况下，甘伯宗是依据什么资料为张仲景作传的，也不得而知。剩下的就是出现于北宋时期经林亿等人整理校刊之《伤寒论》中一篇署名“汉长沙守南阳张机著”的序言。这篇序言的疑点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讨论，仅仅从这一署名，也可以看出并非出自汉代人之手。要知道，生活于某个朝代的人，决不会在自己的署名和官职前署上某个朝代的名称，而只会署上该朝代某个帝王的年号。这是一种常识，也不必深论。“汉长沙守”的署名只可能是后世人追述。

　　基于此，后世人对张仲景生平事迹的了解，能够依据的资料，就是这一尚有疑问的所谓“序言”和成书于北宋年间的《太平御览》所引述之《何颙别传》中关于张仲景医疗事迹的少许记载，后者并未提及张氏曾经担任过长沙太守。正是如此，张氏是否担任过长沙太守，根本就是一个迷。由于《伤寒论》是一部影响甚大的医学著作，关于其作者的生平事迹，大家都想弄清楚，故明代以降，许多人进行了考证，但都因未能发掘出新的史料，根本就没有任何说服力。例如，民初学者章太炎写过一篇《张仲景事状考》，敷衍成文，最后也只是说：“意者（张氏）先在荆州，与仲宣(王粲)遇，表即并怿，仲景始以表命官其地，则宜在建安七年矣。”何谓“意者”？就是“推测”，并无实据。然而，一些文史工作者仰慕章太炎的赫赫大名，将章氏之“意者”视之为定论，并且加以随意发挥和演绎，最后变成了无中生有的说故事。

　　张仲景是否担任过东汉时期的长沙太守？这里不作讨论。但在民国之前的所有文献资料中，从来没有关于其在长沙太守任职期间内“坐堂行医”的记载。“之最”一文中那个细节清楚到如同亲眼所见的动人故事，当然不是该作者原创，而是出自若干年前某位先生编写的少儿科普书。久而久之，那位先生进而将自己所编造的故事视为信史，又写成学术文章发表。于是“子虚乌有”进而“三人成虎”，竟成为人们转相征引的信史了。这里也按下不谈。

　　既然张仲景是否当过长沙太守还成问题，那么“坐堂行医”肯定与他无关了。实际上，稍微对中国医药发展史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了解的人都知道，药店的出现，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同步的。在唐代以前，无论是行医还是卖药，大都是“走方”形式，即所谓“游医”；或者是坐在家里接诊；如有病家接请，亦可上门服务。社会上正规的药店出现在唐宋时期，尤其在是宋代的城市。这从诸多宋代史籍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中可以看到。“坐堂行医”就是出现在那个时期。药店为了招徕顾客，便聘请了一些医生坐在药铺的店堂里为人看病开药方，以促进药物的销售。如果该药店能够聘请到一位名医，较之其他药店当然更有竞争力。这个“堂”是药铺的店堂，而非官府的“公堂”。前述故事甚至还描述出张仲景“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坐堂医生’四字为病人诊脉处方”的细节，想象力不可谓不丰富。

　　在唐代以前，职业医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魏晋以降许多贵胄名宦编撰有医药书籍，其实都是闲着无事，既有钱又有能力收集到许多相关资料，门下还有写手，便出现了许多由他们署名编撰的医药书籍。这些书籍都是“编”的而不是“著”的。宋代以文治国，重视文人，医家的地位也在此时期得到的提升，许多服务于朝廷的医家与其他职能官员一样，被授予了某某“大夫”、某某“郎”的品衔（注意：是品衔而非官职）。正如现在经济社会转型，经商的人吃香，一些本来不是“老板”的人，如政府部门官员，学术界的博导、硕导和学术带头人，都被手下称之为“老板”一样，宋元以降，社会上的医生也就有了“大夫”、“郎中”的称呼，开始是尊称，后来就变成了俗称。时移岁迁，古代官阶品位的“大夫”、“郎中”已经没有了，但移植到民间之对医生的称谓却保存下来。按照“之最”所述“坐堂行医”的思路，总不致于古代官制中的这些品阶，反而是借用了民间对医生的尊称不成？
 

　　三．关于“世界最早的釉下彩瓷器”

　　“之最”一文说：“世界最早的釉下彩瓷器。唐代长沙窑以其发明釉下彩瓷器著称于世，代表着当时全国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产品畅销国内外，潭州因此成为著名的陶瓷之路的起点。”

　　1983年，在江苏南京雨花台区长岗村发现了一座东吴末西晋初的墓葬，出土了一件通体装饰釉下彩画的青瓷羽人纹盘口壶。研究报告说，这是迄今所见以绘画艺术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也是东吴西晋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这件青瓷盘口壶的壶颈四周有一圈突出的佛像，表明三国时期佛教在南方已比较普及。这件造型朴实的瓷壶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地位是不容低估的，它占有中国瓷器的两个之最：一方面，在制作方法上它先用泥塑做好佛像，贴于壶身，绘好纹饰，最后再涂釉烧制，是现存最早的一件成熟的釉下彩瓷器，显示了当时陶瓷业的发达及南方陶工的精湛技艺；另一方面，它的羽人图案充满了动感和神秘色彩，是东吴到西晋时期瓷绘艺术现存唯一的实物资料，堪称瓷中绘画艺术的珍品。这件瓷器比唐代长沙窑的釉下彩瓷器要早数百年。即使如此，研究者也只是说“它占有中国瓷器的两个之最”而“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地位是不容低估的”，并未自我吹嘘为“世界最早”。这件瓷器曾经在2006年7～10月的湖南省博物馆“走向盛唐”的国宝文物大展中展出。

（附图：1983年南京长岗村M5出土之“青瓷羽人纹盘口壶”）

    四．关于“中国最早的印刷广告和广告文”

　　“之最”一文说：“1985年在沅陵县双桥元墓中发现了两张元代潭州‘票报’。票报即现今的海报。出土的印刷广告系用黄色毛边纸印制，一尺见方，亦可作包装纸，广告文字为：‘潭州升平坊内，白塔街大尼寺相对住，危家自烧洗无比鲜红、紫艳上等银朱、水花二珠、雌黄，坚实匙筋。习者请将油漆试验，便见颜色与众不同。四远主顾请认门首红字高牌为记。’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和广告文。”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块北宋年间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白兔儿”铜版。这块“白兔儿”铜版长12.4厘米、宽13.2厘米，是用来印刷广告的。其年代最迟不晚于公元1127年，即北宋末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该铜版包括有商标设计：铜版正中有店铺标记“白兔捣药图”；而且还有标注：“认门前白兔儿为记。”铜版下方的广告文字为：“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兴贩，别有加饶，谓记白。”这块铜版不仅清楚地说明了店铺的名称，同时还注明店铺的经营范围、方法、质量等，形象生动，简洁明了，真可谓设计精巧。这块印刷广告铜版收入了许多商业史著作，并成为考试的教材内容，为学术界所公认。

（附图：“刘家功夫针铺”“白兔儿”铜版及释文）

    五．关于“中国最早的金属称量货币”

　　“之最”一文说：“1959年宁乡黄材出土的商代铜铙中藏有224只小青铜斧，大小一致，全是新铸，未见使用痕迹。据《居后敦》铭文‘货余一斧，舍余一斧’，以及《易·旅》中‘得其资斧’等记载推断，资斧当为资金。可见‘斧’曾具备货币的职能，东周铜币‘布钱’大抵源于斧下的斤字。由此可认定宁乡铜铙中贮藏的铜斧是一种称量货币。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金属货币。”

　　首先，此说尚存在疑问。其一，宁乡黄材出土的商代铜铙和小青铜斧并无准确的断代时间，究竟是商代还是西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其二，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未见以“斧”作为货币的记载。“之最”一文以“《易·旅》中‘得其资斧’等记载推断，资斧当为资金”，进而将“推断”“当为”等模棱未定之说论定为“可见‘斧’曾具备货币的职能”；又以“东周铜币‘布钱’大抵源于斧下的斤字”，在“大抵”的基础上，“由此可认定宁乡铜铙中贮藏的铜斧是一种称量货币。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金属货币”。这种“认定”是没有说服力的。

　　货币史上，夏商时代，天然海贝是中国最早的货币。“货币”之“货”字的下部为“贝”，表明其造字渊源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的海贝。在商代中晚期又出现了铜质货币，形制乃仿海贝样式青铜铸造。这种铸造铜贝出土于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代晚期（公元前14～前11世纪）墓中，在山西保德等地的商代晚期墓葬中也有发现。其中有一种表面包金的铜币是作为大额货币使用的。它是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金属铸币。它比西方推许铸币的发明者小亚细亚的吕底人开始铸币年代（公元前7世纪）要早几个世纪。

（附图：商代晚期墓葬出土的最早铜制贝币）

    六．关于“中国最早流通黄金货币的地区”

　　“之最”一文说：“楚国黄金货币‘郢爰’是中国最早流通的金币。目前湖南发现的楚金币实物虽只有湘乡椅子山74号战国墓一处，但长沙却出土了较多数量的泥质金币，如五里牌5号楚墓出土了‘郢爱’泥金钣。而砝码、天平等称量衡器的大量出土，则从侧面反映了长沙地区黄金货币的流行。据统计，长沙有100多座楚墓出土了砝码，长沙左家公山15号楚墓还出土了一件完整的天平和一套完整的砝码。”

　　这段文字提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货币“郢爰”，话头一转，又说“目前湖南发现的楚金币实物虽只有湘乡椅子山74号战国墓一处”，并以其他墓葬中出土的“郢爰”泥金钣和砝码、天平作为佐证，似乎湘乡椅子山74号战国墓出土的也是楚金币“郢爰”实物。其实，1965年于湘乡椅子山74号楚墓出土是3枚瓜子大小的黄金，考古界的学者认为，这是人们常说的“瓜子金”。当然它很值钱，也可能作为商品交换的货币使用，但毕竟不是“金币实物”，不能称之为“货币”，更不是楚国的“郢爰”。

　　2007年4月，在江苏省大丰市刘庄镇友谊村的一个鱼塘中发现了21枚大小不等的金币，厚度相同，上面戳盖方篆体阴文“郢爰”（“郢”为楚都城名，“爰”为货币重量单位）印记。6月27日，经江苏省文物局专家组论证鉴定，最终确认为战国时期楚国的货币“郢爰”，距今约有2500年历史，而且出土地点明确，经过錾凿，是经过流通使用的郢爰，对研究战国货币“郢爰”使用方式具有重要价值。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才是截至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楚国黄金货币“郢爰”。在此之前，曾于1982年在江苏省盱眙县也出土过“郢爰”，为长方形整版，未经切割流通。如果湘乡椅子山74号楚墓出土的3枚瓜子金是“郢爰”，也应该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附图：江苏省大丰市刘庄镇友谊村鱼塘出土的21枚金币“郢爰”）“之最”一文中还有许多“之最”都值得推敲和质疑。例如“世界最早的玻璃制品之一”、“世界最轻的素纱禅衣和最早的印花织物”等，是否“最早”“最轻”姑置毋论，但难以说它们出土于长沙或湖南，其原产地一定就是当地，说不定它们都是从外地购买，或者是帝王所赐呢！“世界最早的毛笔”也是一样，抛开它的原产地问题不说，毛笔是中国独有的书写工具，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说它是中国最早的就可以了，何必硬要扩大到世界范围去比较呢！关于“中国最大的商代铜铙”，说是“这些铜铙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如形体高大厚重，甬部有旋、纹饰繁复，有特殊的兽面纹”，这些怎么证明这些“明显的地方特点”就是铸造于湖南呢！其实，考古界对这些铜器的年代和原产地都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既然还不能下定论，还是慢点说“之最”为好。至于岳麓学院是否为“世界创办最早的高等学府”，史实俱在，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笔者也是湖南人，同样热爱湖湘文化。但是，湖湘文化独具魅力的精神特质和精髓内核，决不是几个所谓“之最”所能代表的。热衷和满足于罗列几个哪怕是实实在在的“之最”，其实都是对湖湘文化的皮相宣传，何况还有一些是并非“之最”的“之最”或虚构的“之最”。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就是满足于其爷爷比他人的爷爷阔气，才有了“阿Q精神”这一成语。但愿湖湘文化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静下心来，做点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为弘扬湖湘文化和促进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尽绵薄之力。笔者愿与同仁们共勉。

【原载2008年3月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8年第1期总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