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5年11月1日，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先生病故。马英九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深切怀念父亲的悼文。从此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深远影响。

　　

　　“民国”九十四年（2005年）11月1日晚上，台北国泰医院七楼加护病房中，两天前因心肌梗塞入院急救的父亲仍在作最后的奋斗。7时05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陡降为零，他终于在妈妈、大姐、三姐、内子美青与我的陪伴下，退出了85年精彩的一生。我站在床边，紧握他余温犹存的右手，噙泪默念“父子结缘55年，只盼来生再续缘”。

　　我的祖父、父亲都在幼年丧父，祖父立安公是9岁，父亲则是7岁。我能在父亲的呵护下结缘55年，实在是情缘深厚，分外幸运。

　　

　　幼年时期　严父良师

　　父亲自幼失怙，深怕我们缺少父爱，因此把严父良师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他本人多才多艺，文武双全。年轻时作诗填词、撰联作对、弈棋票戏，样样精通，而长、短跑，篮、排球及游泳，亦达当时省级选手水准，而在高中与大学更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展现优异的领导能力，可说是从小就是才子型的领袖人物。

　　成家后成为８口之家的家长，家中大小工程修缮，也能一手打理。小时候我们住在台北万华广州街一幢拼凑的公房中，我们住２楼最后一家。一户６０多人共用一个水龙头、一间公厕，因此家家要自备水缸与马桶，２楼还要装压水机。初期家中桌子、柜子都是父亲用肥皂箱改装的，输水管也是他设计的。台风天屋顶漏雨，要用饼干盒去接水；停水时，我们小孩则用奶粉罐去对面的龙山国校提水。

　　在这样窳陋的环境中，他对子女的期待却丝毫不打折扣，我们对他当然是又敬又畏。当同龄的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们就被要求背唐诗、读古文、练书法、做家事、早起早睡。有时由父亲督导，有时由母亲面授。另外，他们并从微薄的薪水中，挤出购买伟人传记与世界名著的费用，让我们在艰困中仍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父亲的口头禅：“培养读书的兴趣，养成读书的习惯”，让我们子女终身受用不尽。

　　

　　谙熟古文经典

　　记得有一次在台北市议会答询时，我提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有议员突然质询：此句语出何典？我立即回答“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是郑庄公预言他同父异母弟弟共叔段未来下场的话”，当时举座皆惊。其实倒不是我国学底子好，而是这刚好是我７岁时熟读过的一篇古文，其中颍考叔利用隧道安排郑庄公母子相会，以化解庄公毒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传奇，还成为我当年规划开放大陆探亲方案的名称——“颍考方案”。此外，我们兄弟姊妹５人练习书法都在５年以上，日后不论求学或就业，从未在这方面吃过亏，都是拜父母家教严格所致。

　　除了经典教育之外，还有人格教育。我挂在办公室的一副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就是乐善好施的家祖父立安公，９０年前在湖南湘潭劝世教子的名言，木刻加漆挂在他的善产管理所。民国七十五年（１９８６年），我出版第一本中文学术著作时，把它摆在扉页上，提升到“马氏家训”的地位，让父亲老怀弥慰。

　　

　　跑步也是家传

　　谈起体育，父亲更是在行。高中及大学时均曾在一天之内，连获全校４００米、８００米、１５００米及１００００米四个第一，并曾获选代表湖南参加全国运动会，惜因日军侵华而取消办理。比起父亲，我可差远了。我跑万米最好的成绩也比当年的父亲慢６分钟以上，游泳更连比都无法比。

　　跑步也是家传的运动。念高中时暑假有一天早晨贪睡，父亲硬是把我叫起来，带我出去跑３０００米，并告诉我跑步是健身最方便、最省钱与最有效的运动；他本人幼年体弱，就靠中学６年勤练跑步而转弱为强，并成为其他运动的基础。我日后养成跑步习惯，并全力推广长跑运动，父亲功不可没。他认为运动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养成“不偷懒”的决心与毅力，这一点我倒是继承下来了。

　　

　　青壮时期　亦师亦友

　　上了高中之后，知识增加了，见识也自不同，父子之情慢慢转化成“亦师亦友”的关系，和父亲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在高一时，就想念文组，父亲却持异见。他当年读的长沙岳云中学以理工科闻名全省，他高中三年数理皆极佳，但投考大学同时考上唐山工学院与中央政治学校（政大前身），却放弃前者而就读后者。他自己弃理学文，却劝我暂不转文组的逻辑是：学习数理有助思考，不妨高二多念一年理组后再转文组。这个逻辑我接受了。

　　高二念完，我成绩中上，他即支持我转组。大专统考填志愿时，他又有意见了。他希望我学政治，我则希望学法律，最后他接受了我的意见。３０多年来，他常常认为我法治观念太强，司法性格太重，守经有余，权变不足。我则认为近代中国积弱不振，跟法治不彰关系重大，故“非过正不足以矫枉”。３０多年来，我们父子谁也没说服谁。他现在走了，我也没人可以辩论了。写到这里，又不禁红了眼眶。

　　父亲志大才高，但年逾三旬，即有８口之家待养，为了子女教育，毅然放弃出国进修，对往后发展不无影响，令他始终视为憾事，因此一直希望在子女身上补偿。而他器识恢宏、思虑周密，但个性刚烈，作风强势，办事固然效率甚高，表现耀眼，但亦易遭阻力，乃至诬陷。

　　

　　“父亲一生都不是权贵”

　　他在党务任务中数次受挫，使他几乎心灰意冷。我亲历的一次是在民国六十一年（１９７２年），他在国民党知青党部担任书记长时，因安排资深中央民代到台大校园辩论国会改造问题，轰动一时，一般公认是国民党面对现实的改革表现，父亲也被视为开明派，可是却被人曲解为“把老代表送到台大给学生公审”，一状告到中央，他不久就被调职，只做了３个多月，当时台大师生称之为“百日维新”。

　　外界常报道，说父亲曾任先“总统”蒋公（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甚至出身情报机关），一直视他为“高官”、“权贵”。实际上，他从未担任该职，亦从未在情报机关服务过。他参加中国国民党６３年，在党部服务近４年，但从未被选为中央委员，一生引以为憾。担任公职最高做到“行政院青”辅会处长（二职等），７０岁届龄退休时担任国民党中央考纪会副主委，实在都算不得“高官”、“权贵”。

　　父亲一生，一方面承继中国知识分子的大传统，一方面忠党爱国，至死不渝，是老派知识分子的典型。外界普遍认为，我人生的几项重要决定，都是出自父亲安排或建议，其实倒并非完全如此。

　　譬如说，我考取中山奖学金出国留学，是我自己的决定，但获得父亲的赞同。我学成返国的任务安排，本已申请到大学专任教职，因家父强力建议而作了修正。我４０岁出任国民党副秘书长，使他有些意外，但入阁担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陆委会副主委”、“法务部部长”，他都支持，但当我“从法务部长”被调去担任“政务委员”时，他确有微词。

　　数月后，相继发生彭婉如、刘邦友、白晓燕命案，社会治安急剧恶化，数万民众上街抗议，我身为督导治安的政务委员，深感羞愧，立刻发表辞官声明，退出现职。父亲事前并无所悉，但知道后也支持我的决定，只感觉我措辞太强，对我的长官不够尊重。

　　

　　“鼓励我参选台北市长”

　　一年后，他力主我参选台北市长，当时我说不参选已有多次，最后之所以改变决定，他的鼓励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外界认为国民党内无人敢挑战陈水扁市长，令人很不服气，而我深知，我如不出战，任何其他党内同志败选，我都难逃指责，既然如此，何不勇敢地出战？尤其看到临时被征召的老友（一位杰出的部长）家人悲情的反应，更坚定了我出马的决心。在这一方面，父亲始终鼓励支持，当然有其关键作用。

　　５５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在这段岁月中，父亲扮演严父、良师、益友的角色，对我教育、培训、督导，期许我成为一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国士，继承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传统。他尽到了世间一个父亲能尽的一切力量。我一直勉力以赴，不敢怠慢。

　　（原载台湾《联合报》）【原载2007年11月出版《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7年第2期总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