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山文化，是上古神农族裔在沅、湘之间为生存、发展而创造并传承的一种民族、民间和合性原生态传统文化。它渊源久远，内涵丰富，个性鲜明，秉赋独特，生命力极强，在西、南各省区乃至东南亚诸多少数民族族群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20年中，学术界从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文物考古学等各学科对其进行多视角调查考察，但至今难窥全豹。本文综合此前诸家成果，就其渊源、属性、地位和价值试做概述，以图就教。

 

　　一、梅山文化的渊源来历

　　追溯一种文化的渊源，首先得追溯其载体即族群的渊源。“梅山”一词，正史中最早见诸《新唐书?邓处讷传》“（唐）僖宗二年（886年），向瓌招梅山十峒蛮断邵州粮道”，同时有《资治通鉴?唐纪七六》的“（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梅山蛮寇邵州”；最后是《宋史?梅山峒传》“（宋）熙宁五年（1072年），遂檄谕开梅山”。这里的“梅山”首先是地名，同时也是族称。作为地名，《宋史》界定了它的四至：“得其地，东起宁乡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砦，北界益阳泗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这四至之地，司徒岭在今长沙市宁乡县西，白沙砦为今邵阳市新宁县白沙镇，泗里河为今益阳市桃江县泗里河镇，佛子岭在今株洲市醴陵市西南，包含今湖南的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常德、怀化、娄底、邵阳8市25个县级行政区的全部或一部，总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一个半台湾省。作为族称，《宋史》的记述就是“梅山蛮”，其族群规模则有较为精确的数据：“籍其民，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这些输税的人丁和田地，分属苏、苞、顿、符等姓氏。

　　但这些数据，记述的只是这次“开梅”入籍输税的丁户田亩，并非“梅山蛮”族群的全部。根据前述的四至，唐宋时的“梅山”即今天位于洞庭、南岭和沅、湘二水之间的雪峰山脉，民间至今仍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谚语描述这个区域的地形地貌，明清两代的正史和地方史志，则都多次记述这里的居民主体仍为山居旱作的苗瑶诸族，可见宋时的“得其民”，得的只是其中在平埧间种水田的那部分已有相当“文明”程度的主户和佃农，占“八分”分量的群山间的“梅山蛮”仍在籍外。按此估算，这个族群的规模，应在40万人口以上。

　　令人犯难的是，如此规模的地域上如此规模的“化外”族群，历代官史都没有考究其渊源来历，立有专传的《宋史》，也就是一句“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了事。这就导致后世研究者众说纷纭。其实，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射到史前，放大到整个湖南乃至东亚大陆的第二、三级阶梯，则其渊源来历还是有迹可寻的。据考古学界统计，到目前为止，湖南已发现史前文化遗址1000多处，其中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已经突破了1000处，不仅遍布三湘四水，而且谱系清晰，层次分明。湘江上游有12000年至15000年的道县玉蟾岩稻粒遗存，环洞庭湖区有8000年以上的稻作遗址多处，沅水上游有7400年至8000年的洪江高庙文化遗址，洞庭湖西的澧水北岸有6000年至7000年的城头山文化遗址，这些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农耕稻作文化遗址遗存，距今年代上呈现出一种由南往北与由远至近成正比的排列；再往北到长江中游，还有5000年前的屈家岭遗址，长江下游，还有承接屈家岭的良渚遗址和河姆渡遗址，则这种排列关系更加明显。与这种排列顺序相对应的，是传说时代的神农、炎帝、蚩尤和黄帝，颛顼、尧、舜、禹和善卷、欢兜等部族的兴替；而这些部族的兴替，在湖南又都留下了人文古迹。三条线索基本重叠，就很难说是巧合，而是衔接成了一条明晰的史链：1万2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在湘南五岭山区发现了可以人工栽培的水稻，然后沿湘资沅澧4水往北往东开垦更合适种稻的水田，很快就达到了环洞庭湖区，在湖西留下了彭头山、八十垱遗址。在垦殖过程中，先人们组成了诸多部落，到距今8000年左右时在北纬27度一线留下了嘉禾、耒阳等人文古迹和高庙遗址，并有了“神农氏”族称，其首领被后人称之为“炎帝”或“赤帝”。又过了千多年，开发区扩及到整个长江中游，神农氏炎帝北上，在城头山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城邦，正式成为了南方稻作民族的部族联盟首领。他领导各部族沿长江和汉水继续往东、往北垦殖，千余年间就达到了黄河沿岸。在黄河流域，他的部族受到了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的袭击，出现了司马迁所述的“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的局面。他被廹组织军队，与以“轩辕”为首的游牧联军在阪泉一带大战三次，但三次都败北，因此而被驻防在山东一带、后人称之为“蚩尤”的另一首领罢黜，《路史》述为“蚩尤逐帝榆罔而自立，号炎帝”。蚩尤上台后即重组号称“九黎”的联军，打得轩辕联军节节败退，最后在对垒涿鹿时失误于女人，蚩尤并俘并遭杀害。此后九黎联军各路首领都自称“蚩尤”奋起作战，但因缺乏统一指挥而溃败四散。蚩尤的本部则败退回长江中游，轩辕也一路追击到洞庭湖区，司马迁以“（轩辕）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记述了这事。

　　此后2000多年间，中华大地上的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一直保持南北对垒、互有消长的局面。北方黄帝集团的部族豪强形成“百姓”贵族阶层，大批九黎战俘沦为奴隶即“黎民”。“百姓”役使掌握有先进手工技术的“黎民”无休止地劳作，创造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使北方集团建成了早期的邦国；南方蚩尤残部则一直苦于抗击北方集团的“南征”，消耗过甚，虽曾在江汉平原以“三苗”族称重新集结，并曾使舜帝的远征军全军覆灭，但终被大禹赶进了边远山区。之后又是上千年的卧薪尝胆，由熊姓芈氏三族为首建立“荆楚”，并“一鸣惊人”地“问鼎中原”，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两败俱伤，被崛起于西胡之地的秦始皇收拾了残局。

　　前280年，秦军攻进楚国的大后方，在沅水中游建立黔中郡，切断了楚人的西南退路。前223年破郢，迫使楚室残余南逃，秦军尾追南下，又在湘江下游建长沙郡。然后以此二郡为根据地，溯沅、湘二水直插岭南，由此而忽略了对楚室残余的追索。不久汉代秦兴，则以进入岭南弃秦自立的南粤国为对手，着重经营沅湘两条战略通道，更无暇顾及隔代的没落贵族。这就为后世历代王朝经营湖南提供了一个军政建置模式，即对湖南的控制基本上都是沿沅湘二水设置军政据点，且东西两线互不统属。介于沅湘二水之间的资水流域，西汉仅在上下游各置一县，上游建昭陵县，隶属零陵郡，下游建益阳县，隶属长沙王国；另在上游设置了都梁和夫夷两个小侯国，作为长沙与南粤之间的屏障。此后直到北宋，官方在资水流域的军政设置一直局限于上下游两县的控制区域。

　　这就给宋时的“梅山蛮”营造了一个“旧不与中国通”的生存空间。楚室残余逃进来之后，由于同族同源，立即融入了当地“三苗”族裔土著社会，韬光养晦，过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日子，直到再千年以后的唐末乱世，才终于没顶住向瓌的诱惑，又以断人“粮道”的武装集团面目出现。

　　梳理了“梅山峒蛮”的渊源来历，我们才可以说清：所谓梅山文化，其主源和主体即上古神农氏在三湘四水间创造、其后又得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本土环境里保存下来的中国南方传统的渔猎、稻作文化。
 

　　二、梅山文化的本质属性

　　根据上述，梅山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文化，它具备有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民间性、实用性、坚韧性与和合性、封闭性、独特性、神秘性等基本属性，并表现出较为鲜活的原生态文化形态。

　　“梅山”作为名词，地名之义官方使用仅限于唐末、五代至宋时，其地此前被视为化外蛮区，此后则是邵州或宝庆府新化县和潭州或长沙府安化县；族称之义则其此前被称为“蛮夷”或“莫徭”，此后被称为“苗蛮”或“猺獠”。此外它就只存现于宋以后的地方民间文艺作品和巫工百匠祭典仪式中。当代重提“梅山”，则是着眼于现存在湘中民间的相关文化事相，这就决定了它的历史性，同时也赋予了它令人神往的神秘性。地域性则是由《宋史》标注的四至及在其间设置新化、安化两县的举措框定的，但实际上宋人框定的只是其当时的地理空间范围，随着王朝的更替和族群的迁徙，笔者在陕南和长江、珠江流域各省区，国外学者在欧、美和东南亚各国，都找到了它的文化踪迹。这也说明了它生命力之顽强与坚韧。其民族性，是因为它承载的是依然存活在当代西南苗、瑶、侗、壮、畲等10多个兄弟民族生活中的主要祖源文化，这中间当然也包括已成为古梅山峒区域主要居民的汉族。而相对于社会上层的民间性，则是与它的历史性、实用性和封闭性共生的。“梅山”归化于封建王朝，不仅是从原始氏族公社制（其中也有初期的封建领主制）社会形态一步跨入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社会形态，省略了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两个重要历史阶段，而且是一次性地建置了由中央委派官吏的“经制”县，省略了大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曾实行过的所谓“以蛮制蛮”的“羁縻制”过渡阶段，从本质上说，是当时因需推行“新政”而急于求成的王安石和年轻气盛的“峒主苏甘”联手做的一锅“夹生饭”。土著族群不分上下整体变成“编氓”，他们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生存观念、技能、习俗和物质文化财富，在汉人为主的上流社会当然显得野蛮、怪异而陌生，也更增添了对他们的歧视。这样相互间产生的戒备心理，更坐实了它的民间性。

　　实用性和坚韧性，和合性和封闭性、神秘性，则都是由艰苦的生存条件决定的。古梅山区内主要为喀斯特地貌，山高涧深；资水虽勾通南北，但落差大，水流急，险滩多达53个，出山容易进山难。核心区域的安化、新化和隆回，至今仍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其居民性格中一大显著特色，就是务实，不论思维、交际、起造，都务求直接、实用。如穿着首选舒适保暖，饮食讲究爽口抗饿，居住必得干爽防潮，练武先求自保，祭祀也是最重与自己关系紧密的“家主”、“地主”。民谚“不信药，信酒药；不信神，信雷神”，总结的就是这种生存法则。坚韧则是这条法则的孪生姐妹。从宋神宗“开梅”至今已历6朝900多年，其间不仅有官方多次严令推行的移风易俗，而且有多次大规模的“清剿”和移民，原有的土著23姓在现代姓氏总数中已不足5%，而其文化体系竟能在多为异己的族群中间相对完整地传承至今，已足说明其生命力之顽强坚韧。其和合性，则主要表现在它的“为我所用”、兼容并包。它在顽强地维护自己特色的同时，也肯接受各种先进的外来文化，并能使之多元共存、各得其所。现存梅山师公的“儒释道巫四教合一”本经是其一例，近代史上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声，更足以说明梅山文化的又一典型特征。与之相成的，就是它的封闭性和神秘性。这些特性又是与自保的需求相关的。梅山人对自己的渊源来历和立命长技不仅讳莫如深非人不传，且还常要添加诡秘，使人望而生畏。从整体上说，这也是“梅山文化”能自成体系且至今能保持鲜明特色的原因，又是其至今仍不为大众所知更难入高层视野的病根。

　　上述特性，融铸成它的独特。我们将这种独特性放到整个文化发展史进程中来考察，它仍处于史前渔猎、稻作文化到现代农耕文明的演化过程之中；放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来考察，它则处于中原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过渡区段，是正在汉化但尚存大量原生态元素的西南少数民族祖源文化。它是纵横两大文化系列的交汇点，中华文明的缩影，嬗变中的活化石。这种独特性也就赋予了它独特的地位和保护、研究价值。
 

　　三、梅山文化的地位与价值

　　综上所述，梅山文化是上古神农氏创造的稻作文化在今世的孑遗，中华人文三祖中有炎帝和蚩尤两祖为其代表，而黄帝则是其成型的主要外因压力，这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梅山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源文化之一，而且是硕果仅存的活态文化。相对于湖湘文化，它则是后者的亲缘上的父本，结构上的基础部分，大多数代表人物出生的摇篮。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走向的湘籍名人如陶澍、魏源、曾国藩、蔡锷、陈天华、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蔡和森、何叔衡，无不是出生于《宋史》框定的梅山四至之内。这不可能是巧合。

　　其研究价值，取决于它保有的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元素的丰富并相对地原生态。如民俗中对奇数、方位、符号、节令、祖神和婚姻关系等事相的特殊理解和尊重，秉性中个性张扬和韬光养晦并存与心理上对异己蔑视与畏惧相兼的对应，社会生活中族群的分化、融合与迁徙，财富的创造与分配原则，生存技能的创新与传承方式，包括许多直接以黄帝和秦始皇为敌的傩仪、咒语，都带有其成形时种族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时代烙印，是诸多历史文化悬案的解秘之匙，也是后来者谋事决策的前车之鉴。

　　更可贵的，是作为一种“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系统中保有许多富于生命力的子项目，如独具风味的饮食，药到病除的民间验方和中草药，注重根本的武术，传承久远的五金工艺，思巧味浓的民间文艺等等，只要略加整理开发，就能发挥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今年9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不惜重金，专程从冷水江市选调20分钟傩戏节目晋京参与中日文化交流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007年9月北京中日文化交流会交流节目：中国冷水江“傩文化研究基地”表演的傩戏《搬锯匠》剧照。

　　（作者系冷水江市文联副主席）【原载2007年11月出版《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7年第2期总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