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手迹
　　为整理出版《魏源全集》，岳麓书社曾对魏源存世著作进行了十多年的穷搜毕讨，可谓辑佚殆尽，但不意至今仍有遗珠之憾。《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最近为辑纂《湖南近现代名人未刊书札》，在湖南图书馆发现有魏源在道光年间写给贺熙龄的书信二通，现辨录全文，略加考释，以飨读者。

　　其一曰：
 

柘农先生侍御阁下：

　　都门握别，不觉二载。去冬正与黄南坡太守商议，《江浙边务》一稿拟寄都中，以备刍献。旋闻台驾已赋《遂初》，怅然久之。源去年从伊节相至浙江，今春又应裕制军招往海上，襄筹军务。二月因老亲抱恙，辞归。三月晤裕制军于吴淞，出定海修城图，与源所拟初稿全不相符，从古但有四面之城，未闻有一面之城，乃竟以土塘为土城，可怪也。知贼至，城必不守。曾向南坡太守力言之，而成事不可更张，是以七月力辞再招同往之约。有两书复南坡，极言定海城工可为寒心，请乘夷船在厦门攻犯之时，赶筑夹城，接联声势。及弟书至旬日，而定海败报至矣。实由人事，岂尽天运!两载以来，惟知言战言和而不言守。窃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惟守而后可以战，可以和。其守之之法，不出坚壁清海四字。坚壁莫要于修城，清海莫要于收渔船及盐犯。弟往来海上，所得惟此数语。乃广东兵退，而省城仍不修，厦门请饷百五十万，而竟无城池，定海筑一土塘为外城，而与内城不接，贼一翻山即入外城之内，此皆粤闽浙三省失守之由。而渔盐之徒尽变汉奸，我不知以夷攻夷，而贼反能以汉攻汉!皆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之大弊也。闻阁下与果堂太守札，屡询近况，谨陈大概。弟所述明代掌故及武功记略，有成书，而少穆先生此公不起用，边事终无了局。又属编《外国地里志》，亦须今冬脱稿，容续寄求教。此外，有“节略”一纸，系家乡民瘼，利害切肤，倘能转呈瀹斋先生施行，其造福于楚民不小，语详别纸，不复赘陈。敬请
    近安不庄
                       魏源顿首       十月初四日扬州寄

    这封信是魏源写给朋友“柘农”的。“柘农”是贺熙龄的号。贺熙龄原名永清，字光甫，号蔗农，又作拓农，清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市)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授编修，迁河南道御史，提督湖北学政，复补山东道监察御史。后因目疾乞归，任长沙城南书院山长，倡立湘水校经堂。信中说“旋闻台驾已赋《遂初》”，即是借《晋书·孙绰传》中《遂初赋》一典，指贺熙龄已辞去官职回乡，实现了自己隐退的初愿。他是魏源道光初年从幕的幕主贺长龄的弟弟，比贺长龄小三岁，比魏源长六岁，他们之间常有书信往来。《魏源全集》第十二册收有魏源致贺熙龄的书信两通，一通写于道光十八年(1838)六月五日，是为回复贺熙龄来信咨询淮北票盐经营情况的长信，当时的魏源45岁，尚未考中进士；一通写于道光二十六年四月三日，是魏源趁弟弟回乡之便，托带书信并赠送《圣武记》第二次修订本10部，此时的魏源已由进士任江苏东台知县。

　　那么，这次新发现的上面一封信又写于何时呢?据信中“源去年从伊节相至浙江，今春又应裕制军招往海上，襄筹军务”，则可确定此信写于鸦片战争爆发后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月初四日。因为魏源为同乡友人黄冕（号南坡，即信中南坡太守）邀至军中，亲自审讯英俘安突德(Anstruther)，是道光二十年秋钦差大臣伊里布视师宁波时，因而信中的“去年”就是道光二十年，“伊节相”就是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赴浙江查办定海失守事件的伊里布。魏源后来还根据审讯英俘的供词并“旁采他闻”写成了《英吉利小记》一文，收入《海国图志》时还特别注明：“此道光二十年秋，浙江宁波府获白夷安突德所供也。”①信中的“今春”实指道光二十一年开春，“裕制军”即是替代伊里布的新授钦差大臣裕谦。因为道光二十年九月，道光帝慑于英军的要挟，派琦善到广州议和，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琦善到任后，即对英军一再退让，且一切力反前任所为，竟擅自与英方议订《穿鼻条约》，允许割让香港并向英方赔款。琦善上奏朝廷时，虽隐瞒赔款一节，但道光帝览奏后仍朱批“一片呓语”，并于道光二十一年一月以琦善怯懦无能、甘受英人欺侮，命革去大学士，交部严处。又以伊里布畏葸，调回两江总督任，改授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大臣，专办浙江攻剿事宜。裕谦是博罗忒氏，蒙古镶黄旗人，原名裕泰，字鲁山，嘉庆二十二年进士，自礼部主事累迁至江苏布政使、巡抚。由于他长期在江苏任职，久闻魏源才学，加上当时在军营中办事的原江苏常州府知府黄冕(随营知府)的推荐，便将魏源延至幕府，即信中所谓“招往海上，襄筹军务”。

　　接下来信的主要内容，就是魏源向贺熙龄陈述自己参赞浙江军务、定海再次失守兼及粤闽浙三省失守的状况和原由。

　　从信中“二月因老亲抱恙，辞归。三月晤裕制军于吴淞，出定海修城图，与源所拟初稿全不相符”来看，魏源于开春一月或二月初应招往裕谦幕府的时间并不长，但肯定参与了浙江定海防务问题的研究，并替裕谦拟制了修城防守的草图。因裕谦趁英军调赴广东、率军收复定海后，即召集镇将与幕宾合议，发表《求贤》、《安民》等告示，上疏弹劾琦善与伊里布，然后疏陈定海善后事宜十六条。其内容为建复衙署兵房、添拨炮位、新筑土城随时修葺、土城之外永禁搭棚栖止等。从魏源后来所写的《筹海篇》、《夷艘寇海记》和《秋兴》诗看，魏源是不主张新建土城，也不主张守定海的。他认为“定海孤悬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兵力”②，所以再筑定海外城，欲包濒海市埠于城内，更是不谙武备、无远略的愚昧之举；而应该将兵力用于加强镇海和沿海岸的防守。但从此信中所言，魏源当时还是出于无奈，为裕谦草拟了修城图。这大概就是他在《筹海篇》中所说的“请前勿包埠，左右勿倚山，但环旧城再筑外郛，庶城足卫兵，兵足守城”③的修城图初稿。而三月魏源再次赴军营，裕谦出示的定海修城图“与源所拟初稿全不相符”。对此愕然惊诧的魏源，在信中特注小字一行曰：“从古但有四面之城，未闻有一面之城，乃竟以土塘为土城，可怪也!”这一批注正与《筹海篇》中的“有诤者曰：天下无一面之城!此海塘，非外城也，贼一翻山入，即在城内矣。备多则力分，山峻则守劳”④语意语气均相近。然而，对此“三面环山，前面濒海，城外二三里为红毛道头，市长里许”⑤的定海城，定海总兵葛云飞与率兵来援的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等“三镇”，却坚持“议筑外城，包道头街于城内，左右抵山，其三面则以山为城”⑥。魏源深知“三镇又皆武夫，无远略，裕谦所任随营知府黄冕、同知署定海舒恭寿，皆吏才而非边才”⑦，加之作为主兵者的裕谦并未渡海亲勘，所以还是听从了“三镇”的建议，有此三面以山为城，一面筑外城以土墙挡炮且需日夜派人冒风雨守护的“儿戏”修城图。

　　尽管魏源知道照那样的修城图筑城防守是徒劳的，即信中所言“知贼至，城必不守”，但他还是“曾向南坡太守力言之”，希望黄冕能转达他的意见。然而，魏源毕竟人微言轻，且孤掌难鸣，所以“三镇”与主兵者的既定筑城方案也就“不可更张”。自己的防守谋略无法实施，“是以七月力辞再招同往之约”，即魏源谢绝了黄冕的“再招同往之约”，不愿再到军营去枉费口舌了。尽管如此，魏源出于忠诚的爱国之心，还是写了两封信回复黄冕，“极言定海城工可为寒心，请乘夷船在厦门攻犯之时，赶筑夹城，接联声势”。但不料“书至旬日，而定海败报至矣”。即八月英舰驶来，虽然我军拼死迎战，但疲于奔命的将士与那新筑的土墙毕竟挡不住敌舰的炮火，英军趁火力登山而入，定海城遂再次沦于敌手，三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相继战死。魏源在信中总结定海再次失守的教训，认为不完全是取决于天命，而“实由人事”，即不全是由于客观上的敌强我弱，而实际上是因为主兵者的失策所致。

　　魏源对定海战役的失败痛心疾首，不仅在《海国图志》卷一的《筹海篇》与《夷艘寇海记》中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与总结，而且还在《秋兴》组诗中悲愤萦怀地写道：“三面因山一面墉，筑城竟与海塘同。地遥守有鞭长虑，敌越山成腹背攻。倒马关前常色变，钓鱼矶上识形雄。当时聚米画沙客，重向寒涛吊朔风。”⑧可见他这位当时为裕谦“聚米画沙”解说作战形势与策略的幕客，对这次战役腹背受攻、惨遭失败，是多么的悲愤与痛心!

　　接着，魏源在信中就鸦片战争中的战、和、守三大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说，发表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鸦片战争爆发两年来，清朝统治者“惟知言战言和而不言守”，没有充分看到“守”在筹画海防中的关键作用：“惟守而后可以战，可以和。”这正如他在《筹海篇》的“议守”开篇所说：“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⑨对于防守的办法，他在这封信中提出：“其守之之法，不出坚壁清海四字。坚壁莫要于修城，清海莫要于收渔船与盐犯。”并特别申明：“弟往来海上，所得惟此数语。”即这关于“坚壁清海”防守策略的几句话，是他亲临前线、往来海上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魏源这是将清廷在“平乱”、“靖寇”、“征苗”等陆战中运用的“坚壁清野”战术改造为海战中对付外敌入侵的策略，即：沿海各港口倘能修城坚守营垒或据点，并将周围的渔船、盐船等物资转移或收藏起来，入侵之敌便很难上岸，即使上岸了也不能掠夺和利用那些物资，难以久留。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检验，魏源当时在信中所提出的“坚壁清海”的防守策略，在后来的《筹海篇》中并未重提，而代之以更加深思熟虑的“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一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⑩。这体现了魏源积极防御的反侵略战略思想也是在痛定思痛之中不断完善的。

　　实际上，当时的沿海抗英前线的战况却与“坚壁清海”的策略相反：“乃广东兵退，而省城仍不修，厦门请饷百五十万，而竟无城池，定海筑一土塘为外城，而与内城不接，贼一翻山即入外城之内。”魏源认为这些都是粤闽浙三省失守的缘由。于是魏源痛恨地指出，沿海各地不仅做不到坚壁清海，反而“渔盐之徒尽变汉奸，我不知以夷攻夷，而贼反能以汉攻汉”。敌我双方的情况竟如此地不可理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魏源最后归咎于：“皆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之大弊也。”

　　书信到此，魏源自去冬以来参与浙江抗敌前线襄筹军务的时间、事件经过及我方防守之法、失守之由等，均叙述得清清楚楚，且字里行间饱含着自己赤诚的爱国主义深情。

　　信的结尾，讲到写这封信的原由及其他有关事项。因为听说贺熙龄在给果堂太守的信札中，屡次询问到魏源的近况，他便向贺写这封信“谨陈大概”。这里的果堂太守，指谢兴峣，字尧山，号小泉，又号果斋、果堂。他是湖南湘乡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知县，道光十七年任四川成都府知府，故魏源尊称他为“太守”。在《圣武记》卷十一中，魏源还曾记述友人谢兴峣为言四川兵事的情况，并由此得出“夫内地养兵，一粮尚不能得一兵之用，金川兵一可当十”，则宜以金川兵为榜样，以收兵精饷省之效的结论。书信写到“少穆先生”林则徐时，魏源用小字特注：“此公不起用，边事终无了局。”当时，林则徐正在发往新疆伊犁充军的路上，因黄河泛决而折回东河“效力赎罪”。此前六月底，林、魏二人已在京口(今镇江)会晤，林在晤谈中郑重地将自己在广州主持翻译的《四洲志》一书的手稿交给魏源，嘱托他进一步搜集研究外国资料，为方便国人睁眼看世界而编撰一部《海国图志》。此信中嘱编的《外国地里志》，当即是从内容上说的《海国图志》之别称。

　　此外，信中说到魏源另有一封希望贺熙龄能转呈瀹斋先生的信。“瀹斋”系吴其濬的字。吴其濬是河南固始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授修撰，道光初值南书房，督湖北学政，历洗马、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超迁内阁学士。道光二十年偕侍郎麟魁赴湖北按事后，署湖广总督，寻授湖南巡抚。魏源写信时，吴其濬正在湖南巡抚任上。魏源认为他的“节略”一纸，“系家乡民瘼，利害切肤，倘能转呈瀹斋先生施行，其造福于楚民不小”，足见魏源虽然此时还是一个不在其位的知识分子，但心里却总是装着国家，装着老百姓，其言行处处都洋溢着他爱国爱民的情怀。

　　其二曰：
 

蔗农先生左右：

　　别教数载，饥渴维殷。每从湘湖人士询悉，里居讲学，为政家庭，良深钦企。迩蒙手函遥锡，如侍晤言，雒诵神驰，尘劳顿涤。源以冬月檄署东台，地僻民朴，虽积案孔多，亦易清理。惟抚字心劳，催科政拙，银贵谷贱，官民俱困。目下漕务收兑两难，将来岁甚一岁，更不知如何措手耳。《海国图志》系聚珍板，校雠疏卤，本拟改印后始寄呈鉴政，今既蒙宣索，谨先寄呈览。《圣武记》亦经改定，均各寄数部，望分致雷震初太守及同志诸公为荷。

　　藕庚先生处已有专禀，由新选澂江府李太守寄滇矣。谨此泐复。敬请
    道安不庄不备
                           魏源顿首

    由信中“源以冬月檄署东台”及魏源在道光二十六年四月三日致贺熙龄信中“至去冬所寄呈《海国图志》等件，谅已呈清览矣”⑾，可知此信写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 冬。当时魏源初署扬州府东台县事，故信中内容向贺熙龄问候、寒暄数语之后，即介绍江苏东部这个偏僻小县的状况，曰：“地僻民朴，虽积案孔多，亦易清理。惟抚字心劳，催科政拙，银贵谷贱，官民俱困。目下漕务收兑两难，将来岁甚一岁，更不知如何措手耳。” 他认为东台县积案很多，还比较容易清理，但征收钱漕赋税之困难却是个大问题。据载，前任县令葛起元就是因为征收漕粮而激起民众反抗，差点酿成大案，上级官府才急忙让葛起元卸任而要魏源来接任的。魏源到任之后，拜访了当地年高望重的士绅，惩办了一些闹事的奸猾恶棍，士民都很悦服。事件虽暂时得到平息，但这征赋与抗赋以致终难完赋的难题始终是无法解决的。由此，魏源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江南钱漕弊政的严重性，特撰成《钱漕更弊议》一文呈交给时任江苏巡抚的李星沅。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苏漕费之大，州县之累，日甚一日。其弊曰：明加，暗加，横加”⑿，并列举了暗加、明加、横加的各种情形，然后陈述了自己有关更革弊政的办法。

　　接着，魏源在信中向对方说明了托人带去的《海国图志》和《圣武记》这两部书印本的有关情况。《海国图志》一书，魏源自京口受林则徐嘱托，即着手编撰，到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成书五十卷，印成木活字本。信中所说的“《海国图志》系聚珍板”，即此木活字版，亦称“道光壬寅本”。将“活字版”改称“聚珍版”，是始于清乾隆皇帝称《四库全书》，认为称活字版名称不雅，而改为“聚珍版”的。魏源信中亦循例称活字版为聚珍版。《海国图志》这一版本的“改印”，实际上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仲夏五月才完成，那就是修订增补的六十卷本。信中所说的“《圣武记》亦经改定”，系指道光二十四年重订于苏州的《圣武记》第二次修订本。信中“雷震初太守”系指雷成辅，字震初，陕西朝邑人，道光二十五年长沙府知府。信末所称“藕庚先生”，即贺熙龄之兄贺长龄，字耦耕⒀　，号西涯，晚号耐庵。此时他已由贵州巡抚升任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澂江”则指云南省中部的澄江县，它在元代为河阳县，明、清为澂江府，1913年改澂江县，1955年改为澄江县。“李太守”即李熙龄，江西南城人，道光二十五年任澂江府知府。

　　注释：

　　①见《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六十卷本之卷三十五，百卷本之卷五十三。

　　②⑦见《魏源全集》第三册《圣武记》附录《夷艘寇海记下》，岳麓书社2004年版(下同)， 第606页。

　　③④⑤⑥《魏源全集》第四册《海国图志》卷一《筹海篇·议守上》，第13-14页。

　　⑧见《古微堂诗集》卷九《秋兴后》十三首之十一，《魏源全集》第十二册， 第687页。

　　⑨⑩《海国图志》卷一《筹海篇·议守上》，见《魏源全集》第四册，第1页。

　　⑾《魏源全集》第十二册补录《致柘农信》之二， 第747页。

　　⑿《魏源全集》第十二册《古微堂外集》卷七《钱漕更弊议上李石梧中丞》， 第406页。

　　⒀　贺长龄字耦耕，魏源信中书作“藕庚”。

（作者单位：岳麓书社）【原载2008年3月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8年第1期总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