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革命两昆仑——记唐才常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发展历程
时间：2018-03-06 20:57 来源：湖湘文化网 作者：李强 阅读：次
（原载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会刊《湖湘文化研究》2018年总第一期）
历朝历代，在湖湘这块沃土上曾有许多先贤达者仁人志士，呕心沥血声披肝胆抛头颅洒热血，共同铸就了湖湘文化之精魂。
晚清时期，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极力主张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强烈谴责封建顽固派之反动行径，全力进行维新运动之宣传与鼓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劝告谭嗣同出奔避难，他拒绝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壮声英概，于百年后仍可令懦夫立志而壮士起舞。（见梁启超《谭嗣同传》）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被捕，在狱中曾经写了一首绝命诗，诗中表现了他为变法不惜牺牲的精神，并希望他的同志能够继续奋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注）。28日临刑前他高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英勇就义于北京菜市口，以其壮烈杀身而成湖湘文化独特之“仁”，并成为湖湘文化中‘敢为天下人先’精神之典范。
其时谭嗣同的同乡好友唐才常也一直追随他左右，为社会的变革摇旗呐喊尽心出力。据唐才常的胞弟唐才质回忆：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书，进行变法。“八月，（唐才常）先生应谭公嗣同电召，”赴京参与新政。可是他当时病倒，延宕不少时日。待到病情好转，立马即赴京师。“将入都，行抵汉口，闻政变，谭公殉国，先生悲愤痛哭，”力图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以联语挽之云：上联，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下联，近至尊刚卅馀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此联将唐才常一心为革命的思想表露无遗。从他当时所写的对联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也是十分激进，十分崇尚杀身成仁精神，如果不是他病留时日延宕，当时恐怕就不是“戊戌变法六君子”，而是“戊戌变法七君子”了。正由于此，在隔此事件两年之际，唐才常为推翻满清反动腐朽之统治而壮烈牺牲。成就了他的“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的志向。谭唐两人成为湖湘历史千秋垂范的英雄人物，百代罕见的铁血男儿。
唐才常(1861—1900)，字黻丞，后易为佛尘，自号氵并氵辟子，湖南浏阳人，生于清同治六年，与谭嗣同同邑，而小谭二岁。父名寿田，为宿儒，邑人咸尊长者。唐才常幼承庭训，长游于大儒欧阳中鹄，（字瓣姜，一作疆）之门下，一直来追求经世实学，与嗣同意气相投，天长日久与之成刎颈之交。唐才常在湖南近代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来只是停留在维新人士这个层次，并且一直来只是将他与康梁并论，其实，唐才常在湖南近代历史中是一个从君主立宪维新派演进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而发展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样一个极富湖湘文化特色的人物。湖湘人的狂狷不桀、敢为人先、为了理想和抱负视死如归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纵观唐才常短短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从一个保皇党逐渐成长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党的思想历程。
本文正是从湖湘文化的身体力行者这个方面来探讨研究唐才常的革命精神和行为。
一、青年立志经世救国不遗余力的奋斗精神
光绪十二年（1886），唐才常19岁，经县、府、道三级考试，均名列第一，称“小三元及第”。正由于他的才学超群，被选到名闻当时的岳麓书院、长沙校经书院以及湖北武昌的两湖书院为拔贡生，时人称其：“外貌雄奇魁梧，文笔流畅，一洒千言，汨汨不断。” 他在校经书院附课，鄙视八股章句，发奋研究各国政治外交情况，崇尚文学，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尤好论“托古改制”之说。十七年（1891）冬，应四川学政瞿鸿禨之聘，任学署教读并兼阅卷。 1895年谭嗣同正在武昌帮助其父湖北巡抚谭继询办理赈灾。甲午战败，马关条约议成，国势日岌，中国战败的消息传来，他深感忧虑和悲愤，经常与正在两湖书院读书的唐才常等讨论时局，商议救国救民之策，“谋所以变通之，激励之……彻夜不眠，热血盈腔。” 中日甲午战争时，他们认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变通”；要“变通”就必须“育人才”；要“育人才”就必须“自算学始”。因此，他们筹划在浏阳设一所“算学格致馆”。唐才常也是学业有成，故谋于欧阳先生。
欧阳中鹄，宇节吾，号瓣姜，1849年生于浏阳。1873年中举，次年考授内阁中书。曾先后任谭继洵、杨昌家馆。1886年入浙江学政翟鸿（长沙人）幕，协助整顿校经精舍。后入京供职。甲午战争爆发后请假回湘。谭嗣同与唐才常交好，二人惺惺相惜，以谭嗣同之名义向其启蒙塾师——曾任内阁中书的本县名绅欧阳中鹄——写了一封洋洋2万余言长函，表明了他们兴办算学格致馆的想法，论证了其必要性和可能性，试图利用欧阳中鹊的影响争取县中士绅的支持。欧阳先生收到谭嗣同的信后，将其加批附跋，印成著名的《兴算学议》单行本广为传发，成为兴办算学格致馆之舆论先导。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以慈禧、李鸿章为首的清廷投降派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条约令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深入地形成。是时，唐才常愤然痛斥李鸿章议定《马关条约》丧权辱国，说：“所约条款，非是和倭，直是降倭，奸臣卖国，古今所无！”如此敢于直责朝廷重臣，令人恬目。自此，唐才常声名鹊起。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强烈的民族危机感的驱使下，被称为“浏阳二杰”的谭嗣同、唐才常、刘善涵和其他一些维新志士一起，联名函请湖南学政江标批准，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址，又积极赞助欧阳中鹄等自行筹款在浏阳文奎阁创办算学社。
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浏阳算学馆的创立，揭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序幕。浏阳算学社一改往昔之旧学教学，授生徒以科学新知，开湘省新政之先。浏阳算学馆规模不大，存在时间也不长，戊戌政变后，即告无形停顿。但是，它对湖南新学的传播和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至关重大的作用。自浏阳算学馆开设后，各府、州、县纷纷仿而效之，在官学、书院、社学功课中添设算学，研习算学之风渐起。诚如唐才常所言：“湘省直中国之萌芽，浏阳直湘省之萌芽，算学又萌芽之萌芽耳。” 《兴算学议》掀起的新学热潮已使浏阳县城内外“风气大开，人思自励”。算学馆暂时不开，人们就“各纠合同志，自立算学社，精研算学，以便下年考取入馆”。这种自立的算学社在“本城中已成三社，余城乡续议结社者，尚纷纷末已”。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欧阳中鹄、唐才常等16人自筹资金，“人出钱五十缗”最先创设的算学社。该社设于浏阳县城的奎文阎 （今浏阳市一中校内），聘新化晏孝儒为教习，讲授算学。
《浏阳算学馆增订章程》载明：“本馆之设，原以培植人才，期臻远大，并非为诸生谋食计。算学为格致初基，必欲诣极精微，终身亦不能尽。”这实际规定了浏阳算学馆的教育宗旨，即培养“诣极精微”的数学专门人才。馆内备有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西书”，订有《申报》、《汉报》、《万国公报》等报刊，以供生徒课余“阅看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格致诸书及各新闻纸”。学馆“所获亦丰，再议添聘教师，购办精器，讲求地学、化学，以集股开矿。矿务兴，则汽机制造、水火电力、声光、工商诸学，皆可见诸实事矣。” 这些教学内容都带有明显的近代资产阶级生产的色彩。
二、立志改造社会谋求变法兴办报纸宣传改革
唐才常在读书时与谭嗣同过从甚密，受其影响具有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激进思想。
光绪二十三年（1897），唐才常以拔贡游京师，与长沙毕永年为同年生，二人十分友善。当时正值张之洞推行新政，创办两湖书院于武昌，唐才常因明经进士入院讲习，穷研经史，并阅当时翻译西书，以求变革之法，谋富强之策。
戊戌变法前，维新派内部已形成一个以谭嗣同、唐才常为首的左翼激进集团。这个集团，是以两湖地区一批有志青年为核心。他们大多出身于较低级的绅士家庭，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身无科第官阶，都受过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启蒙教育。他们在清朝腐败，民族危机严重的刺激下，“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他们曾将挽救祖国危亡的希望，寄托于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热情地投入了由康有为发动、光绪帝支持的变法运动。
其时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积极宣传变法图强，与谭嗣同等成为湖南维新运动之关键人物。是年三月，与学政江标等发刊《湘学报》，介绍西方学术思想源流和政治制度变迁，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在该报6个专栏中，他担任史学、掌故、交涉3门撰述。九月，与熊希龄、谭嗣同、蒋德钧、陈三立等创湖南时务学堂，不久并受聘为中文分教习。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唐才常与谭嗣同等发起创立南学会，担任议事会友。二月，与黎少谷、欧阳中鹄等在浏阳创立群萌学会，与谭嗣同等集资创办《湘报》，任总撰述。他在《湘学报》、《湘报》和其他书刊上发表文章50多篇，宣传变法图强。主张实行“君民共和”，“君主立宪”，“议会政治”，“经商自由”；学习西方工艺，“自造各种机器，遏洋货利权”；采用新法练兵，建新式陆军和海军；派员出洋留学。
陈宝箴抚湘期间，因感唐才常之盛名，特请唐才常回湘任教，以行其力主新学之助力。陈宝箴抚湘时力行新政新学，设南学会。唐才常在陈宝箴的大力支持下，于斯年，与谭嗣同在长沙岳麓书院共同编辑《湘学报》。唐才常主理湘报期间，兼时务学堂教习，以改制图存为天下倡。他们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民权思想与君主立宪制度，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湖湘土地上的传播，尤其是在学子中产生的影响，更是不可限量，亦为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先期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从而唐才常成为湖南新的维新派的得力骁将之一，同时，他力主的民主民权思想也日益为资产阶级思想张目。正由于他不但是新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更是日渐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的代表，故而被当时清王朝派驻湖南之顽固派们仇视之。
一八九七年初，唐才常从武昌返回湖南，全力投身维新运动。一八九八年六月底，湖南维新运动经历了一次大的震动。首先是岳麓书院的几个学生联名上书王先谦，对熊希龄、梁启超进行攻击，说他们浸淫邪说，迷惑视听，“欲倾覆我邦家也”。王先谦接到上书后，于7月10日向陈宝箴呈递《湘绅公呈》，诋毁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要求严加整顿，摒弃主张“异学”之人。从这里可以看到， 唐才常于长沙校经书院和岳麓书院求学时已萌变法思想。
三、和孙中山先生的交往使唐才常加快成为资产阶级的革命者
戊戌政变前夕，唐才常受光绪皇帝之诏，赴京参与变法运动。行至汉口时，戊戌政变已发生，政变失败，改良派们不得已而逃亡日本。其时，唐才常悲痛挚友谭嗣同殉难，湘抚陈宝箴亦因变法去职，自感国仁无日，革命暂时处于低落，于是决定离湘赴日。他先去上海，继而周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进行联系侨胞、结识同志的工作。在日本期间。由毕永年介见孙中山先生于东京。在此时他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影响，慢慢使自己的思想日益具有自觉的资产阶级思想内涵。他在这时的思想已经突破了原来的保皇党的范畴。此时梁启超亦亡命日本，流落在日本的唐才常等人都在梁启超所办横滨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接受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熏陶。并同日本自民党成员宫崎寅藏等过从甚密，深受日本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其时他们还经常在一起共商联络湘、鄂及长江会党起义事。这批“醉心革命真理”的青年在日本认识了孙中山，对他“倾倒备至”。又经日本人作媒介，孙中山与梁启超都表示愿两派携手合作。双方拟订了合作方案，共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后来，梁启超被迫于一八九九年离开日本。但唐才常、林圭等并未动摇，仍“与孙中山订殊途同归之约，共策革命”。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以后，唐才常及毕永年由于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日益深刻，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了比较自觉的资产阶级思想，故而在围绕怎样救中国的主题上，均力主孙、康（有为）两党合作，共谋救国之道；惟因康有为深感满清光绪皇帝知遇之恩，不愿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只是使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保皇的范围内，故唐才常和毕永年的建议卒未达成。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康、梁在日本组织保皇会，唐才常与弟子林圭（述唐）、秦鼎彝（力山）等与之有不同意见，意图在长江一带大举。保皇会也同意只要唐才常等人只要以光绪皇帝为马首，那么他们就可以资助起兵勤王。这样的条件方达成他们之间的合作。
四、努力经营民营工业厂矿致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践
唐才常临回国之行前，与孙中山先生共同商量殊途同归之约。在经济思想上提出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改革方案，主张厂矿完全由私人资本经营，反对官商垄断，他的思想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认同。唐才常回国以后，身体力行这样的思想目标，亲自在家乡主持开办锑矿、煤矿。被视为早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一八九九年冬，唐才常回到上海，组织“正气会”（不久改名“自立会”），对外则以“东文译社”之名进行活动。接着，唐才常在上海组织“富有山堂”，作为自立会联络会党的机构，又仿哥老会之法，于沿 江各地会党中广发“富有票”，仅两湖就发放了二万多张。当时的同仁中著名者有：秦力山林圭沈荩等。这些人都成为自立军中的骨干统领。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禹之谟（1866－1907）是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士，实业家。字稽亭。长沙府湘乡人。曾随湘军参加甲午战争，战后至上海，专心研究实业。在长沙结交谭嗣同、唐才常等，他的工业救国的思想影响了唐才常。戊戌政变后禹之谟参与自立军活动，事败逃亡日本，学习化学和纺织工艺。1903年在湘潭创立湘立黔织布厂，1904年迁厂长沙，并附设工艺传习所。
五、自立军的成立和革命成就了他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奋斗到底的抱负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唐才常邀约留日学生回国筹划举兵起事。临行时，孙中山、陈少白及梁启超等前来饯别。孙中山还为介绍兴中会成员毕永年及汉口俄国洋行买办容星桥，以便随时联系。唐才常回到上海，主编《亚东时报》。秋，经香港、南洋再赴日本，图在长江沿岸起兵。会见孙中山，讨论举事计划。年底，约留日本学生林圭、蔡钟浩、李炳寰等先后回国，筹划起义。回国后，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假日本人田野橘次名义，于虹口武昌路设立东文学社，为正气会活动机关。未几，改名自立会。
唐才常特别着重争取和联络各地会党，并在中国提倡政党政治。一八九七年，唐才常发表文章指出：“五洲强弱盛衰之枢纽，恒于议院觇之。”“有议院必有党……诸国明许以党，党亦明张其帜，明异其途，以待权衡于党之多少而可否之，而事无弗举。”如英国“政以党成。其党二……二党视宰相新旧进退之，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事乃剂于平。”深受唐才常影响的自立军统领秦力山大声疾呼：“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中国。”从这里可以看到唐才常更有学习英国，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意图。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在毕永年、林圭帮助下，开富有山堂，散发“富有票”，联络长江沿岸各省哥老会众，准备起义。
一九00年六月，八国联军入侵，清廷宣战，东南督抚搞所谓“中外互保”。唐才常以反对清政府引义和团排外为名，于七月上旬在上海英租界张园集沪上名流召开中国国会，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自任总干事。宣布“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拥护光绪帝当政，发动“勤王讨贼”。宣布：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请光绪帝复辟”。 从上述一系列的活动可以看出，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唐才常为首的维新派左翼集团，已迅速转向革命，自立军起义则是他们突破改良走向革命的重要标志。
唐才常等革命派主张反清，保皇派则主张勤王。唐才常要发动起义，必须争得多方的支助。首先要取得国内外资产阶级和社会名流支持，使革命的经费得到有效的解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勤王”也反映了当时上海资产阶级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要求。一九○○年一月，由电报局上海总办经元善领衔一千二百余人签名，通电要求光绪复位的活动，就是一个明证。要光绪帝复位，保留这个封建帝制的象征，有利于争取保皇派对革命的支持，也可以分化瓦解敌人的力量。因此，自立军起义纲领提出请光绪复位，正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各派势力的要求。同时我们更可以了解到唐才常领导革命手段的艺术性。
自立军起义是个什么性质的革命，我们可以通过对他们发表的一系列文件中有所了解。在自立军一九○○年六月的对外文告中明确宣布：“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人民”。一九○○年八月九日的大通起义布告也宣布：“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二、请皇上复辟，……革除苛政，以共进文明而成新政府”。同年八月底在汉口发布的文告说：“我等谓满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苦境为乐境，……系我等义士所应为之责”。从上述文告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立军起义的目的只有一个：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人民”。唐才常认为“非借忠君爱国之名词，不足以鼓动天下”，所以打起了“勤王”旗号。这样做，当时虽然受到章太炎等“首鼠两端”的严厉批评。但实践证明，自立军实际进行的是反清革命。所以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对唐才常还是作了“虽托名勤王，而志在革命”的公正结论。光绪皇帝在举事者心目中，是“舍位忘身而变法”的资产阶级贤明圣主。所以他们在《上南海先生书》和在后来的“起义文告”中说，一旦革命成功，既可以将光绪帝“举为总统”登台，也可以将他作为立宪君主而复位。从自立军起义时唐才常等人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由于他们流亡地是日本，了解的资产阶级政治也是以日本为重点，所以他们希望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政权。我们从这里恰恰更进一步了解到唐才常正是一位具有为了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不惜牺牲生命、奋斗到底的抱负的热血湖湘革命青年。而自立军的政治思想倾向、起义纲领、斗争方式等方面，早已超出了改良范畴。自立军起义不是戊戌变法的尾声，而是辛亥革命的序幕。
六、天地正气长留湖湘
张园“国会”召开之后，前往汉口，与林圭等聚集会党，联络武备学堂学生，在联络会党的基础上，唐才常组织了自立军，将自立军组建为7军，唐才常自任各军总统。自立军人马分头布置，定于七月十五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事。结果由于康有为的海外筹款迟迟不发，因窘于饷需，举事故而一再延期。
清政府已闻风声，长江沿戒严。前军统领秦力山在安徽大通，未得情报，仍按期起事，迅遭失败。
反动的清廷顽固保守势力对唐才常的革命举动怕得要命、恨之入骨，闻得他的行踪，立即派员在武昌城及周边大肆搜索。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兵入汉口英租界，唐才常在从容焚毁名册文件往来信函以后被捕，同时被捕的有林圭、傅良弼、黎科、田邦睿等11人。临审问时，唐才常高声叫道：失敗了，死就是了，我唐才常豈是苟且偷生的人！官府因害怕自立军余党劫狱起义，迫不及待地于第二日于武昌滋阳湖畔即将唐才常等人杀害。就义前他吟詩一首，最后兩句是：“剩有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他終于在“故友”谭嗣同死后不到兩年，也跟着牺牲了。唐才常遇害时年仅39岁。在清末时期，满清王朝对于革命党深恶痛绝必欲擒杀之而后快的极端恐惧心理。虽然腐朽的满清王朝杀害了唐才常，但是仍然挽救不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
通过以上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唐才常早期是一个维新派人物，由于他深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使他从资产阶级改良派逐渐变成湖湘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代表人物。所以历史上的唐才常是一个从传统的封建士子转变为一个以维新变法为目标，以经国济世、御侮求强为人生大义的维新志士，再在孙中山先生的引导下成为一个慷慨激昂、舍身取义壮举的、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历史人物。唐才常那种集湘人敢为天下人先，奋不顾身，慷慨就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用满腔热血铸就了湖湘英魂，他的精神必将长留天地间。 风萧萧兮湘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人世间的奇男子，天地间的伟丈夫，永远为中华民族所纪念与尊崇。
（作者单位：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历朝历代，在湖湘这块沃土上曾有许多先贤达者仁人志士，呕心沥血声披肝胆抛头颅洒热血，共同铸就了湖湘文化之精魂。
晚清时期，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极力主张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强烈谴责封建顽固派之反动行径，全力进行维新运动之宣传与鼓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劝告谭嗣同出奔避难，他拒绝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壮声英概，于百年后仍可令懦夫立志而壮士起舞。（见梁启超《谭嗣同传》）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被捕，在狱中曾经写了一首绝命诗，诗中表现了他为变法不惜牺牲的精神，并希望他的同志能够继续奋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注）。28日临刑前他高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英勇就义于北京菜市口，以其壮烈杀身而成湖湘文化独特之“仁”，并成为湖湘文化中‘敢为天下人先’精神之典范。
其时谭嗣同的同乡好友唐才常也一直追随他左右，为社会的变革摇旗呐喊尽心出力。据唐才常的胞弟唐才质回忆：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书，进行变法。“八月，（唐才常）先生应谭公嗣同电召，”赴京参与新政。可是他当时病倒，延宕不少时日。待到病情好转，立马即赴京师。“将入都，行抵汉口，闻政变，谭公殉国，先生悲愤痛哭，”力图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以联语挽之云：上联，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下联，近至尊刚卅馀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此联将唐才常一心为革命的思想表露无遗。从他当时所写的对联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也是十分激进，十分崇尚杀身成仁精神，如果不是他病留时日延宕，当时恐怕就不是“戊戌变法六君子”，而是“戊戌变法七君子”了。正由于此，在隔此事件两年之际，唐才常为推翻满清反动腐朽之统治而壮烈牺牲。成就了他的“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的志向。谭唐两人成为湖湘历史千秋垂范的英雄人物，百代罕见的铁血男儿。
唐才常(1861—1900)，字黻丞，后易为佛尘，自号氵并氵辟子，湖南浏阳人，生于清同治六年，与谭嗣同同邑，而小谭二岁。父名寿田，为宿儒，邑人咸尊长者。唐才常幼承庭训，长游于大儒欧阳中鹄，（字瓣姜，一作疆）之门下，一直来追求经世实学，与嗣同意气相投，天长日久与之成刎颈之交。唐才常在湖南近代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来只是停留在维新人士这个层次，并且一直来只是将他与康梁并论，其实，唐才常在湖南近代历史中是一个从君主立宪维新派演进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而发展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样一个极富湖湘文化特色的人物。湖湘人的狂狷不桀、敢为人先、为了理想和抱负视死如归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纵观唐才常短短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从一个保皇党逐渐成长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党的思想历程。
本文正是从湖湘文化的身体力行者这个方面来探讨研究唐才常的革命精神和行为。
一、青年立志经世救国不遗余力的奋斗精神
光绪十二年（1886），唐才常19岁，经县、府、道三级考试，均名列第一，称“小三元及第”。正由于他的才学超群，被选到名闻当时的岳麓书院、长沙校经书院以及湖北武昌的两湖书院为拔贡生，时人称其：“外貌雄奇魁梧，文笔流畅，一洒千言，汨汨不断。” 他在校经书院附课，鄙视八股章句，发奋研究各国政治外交情况，崇尚文学，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尤好论“托古改制”之说。十七年（1891）冬，应四川学政瞿鸿禨之聘，任学署教读并兼阅卷。 1895年谭嗣同正在武昌帮助其父湖北巡抚谭继询办理赈灾。甲午战败，马关条约议成，国势日岌，中国战败的消息传来，他深感忧虑和悲愤，经常与正在两湖书院读书的唐才常等讨论时局，商议救国救民之策，“谋所以变通之，激励之……彻夜不眠，热血盈腔。” 中日甲午战争时，他们认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变通”；要“变通”就必须“育人才”；要“育人才”就必须“自算学始”。因此，他们筹划在浏阳设一所“算学格致馆”。唐才常也是学业有成，故谋于欧阳先生。
欧阳中鹄，宇节吾，号瓣姜，1849年生于浏阳。1873年中举，次年考授内阁中书。曾先后任谭继洵、杨昌家馆。1886年入浙江学政翟鸿（长沙人）幕，协助整顿校经精舍。后入京供职。甲午战争爆发后请假回湘。谭嗣同与唐才常交好，二人惺惺相惜，以谭嗣同之名义向其启蒙塾师——曾任内阁中书的本县名绅欧阳中鹄——写了一封洋洋2万余言长函，表明了他们兴办算学格致馆的想法，论证了其必要性和可能性，试图利用欧阳中鹊的影响争取县中士绅的支持。欧阳先生收到谭嗣同的信后，将其加批附跋，印成著名的《兴算学议》单行本广为传发，成为兴办算学格致馆之舆论先导。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以慈禧、李鸿章为首的清廷投降派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条约令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深入地形成。是时，唐才常愤然痛斥李鸿章议定《马关条约》丧权辱国，说：“所约条款，非是和倭，直是降倭，奸臣卖国，古今所无！”如此敢于直责朝廷重臣，令人恬目。自此，唐才常声名鹊起。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强烈的民族危机感的驱使下，被称为“浏阳二杰”的谭嗣同、唐才常、刘善涵和其他一些维新志士一起，联名函请湖南学政江标批准，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址，又积极赞助欧阳中鹄等自行筹款在浏阳文奎阁创办算学社。
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浏阳算学馆的创立，揭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序幕。浏阳算学社一改往昔之旧学教学，授生徒以科学新知，开湘省新政之先。浏阳算学馆规模不大，存在时间也不长，戊戌政变后，即告无形停顿。但是，它对湖南新学的传播和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至关重大的作用。自浏阳算学馆开设后，各府、州、县纷纷仿而效之，在官学、书院、社学功课中添设算学，研习算学之风渐起。诚如唐才常所言：“湘省直中国之萌芽，浏阳直湘省之萌芽，算学又萌芽之萌芽耳。” 《兴算学议》掀起的新学热潮已使浏阳县城内外“风气大开，人思自励”。算学馆暂时不开，人们就“各纠合同志，自立算学社，精研算学，以便下年考取入馆”。这种自立的算学社在“本城中已成三社，余城乡续议结社者，尚纷纷末已”。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欧阳中鹄、唐才常等16人自筹资金，“人出钱五十缗”最先创设的算学社。该社设于浏阳县城的奎文阎 （今浏阳市一中校内），聘新化晏孝儒为教习，讲授算学。
《浏阳算学馆增订章程》载明：“本馆之设，原以培植人才，期臻远大，并非为诸生谋食计。算学为格致初基，必欲诣极精微，终身亦不能尽。”这实际规定了浏阳算学馆的教育宗旨，即培养“诣极精微”的数学专门人才。馆内备有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西书”，订有《申报》、《汉报》、《万国公报》等报刊，以供生徒课余“阅看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格致诸书及各新闻纸”。学馆“所获亦丰，再议添聘教师，购办精器，讲求地学、化学，以集股开矿。矿务兴，则汽机制造、水火电力、声光、工商诸学，皆可见诸实事矣。” 这些教学内容都带有明显的近代资产阶级生产的色彩。
二、立志改造社会谋求变法兴办报纸宣传改革
唐才常在读书时与谭嗣同过从甚密，受其影响具有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激进思想。
光绪二十三年（1897），唐才常以拔贡游京师，与长沙毕永年为同年生，二人十分友善。当时正值张之洞推行新政，创办两湖书院于武昌，唐才常因明经进士入院讲习，穷研经史，并阅当时翻译西书，以求变革之法，谋富强之策。
戊戌变法前，维新派内部已形成一个以谭嗣同、唐才常为首的左翼激进集团。这个集团，是以两湖地区一批有志青年为核心。他们大多出身于较低级的绅士家庭，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身无科第官阶，都受过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启蒙教育。他们在清朝腐败，民族危机严重的刺激下，“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他们曾将挽救祖国危亡的希望，寄托于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热情地投入了由康有为发动、光绪帝支持的变法运动。
其时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积极宣传变法图强，与谭嗣同等成为湖南维新运动之关键人物。是年三月，与学政江标等发刊《湘学报》，介绍西方学术思想源流和政治制度变迁，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在该报6个专栏中，他担任史学、掌故、交涉3门撰述。九月，与熊希龄、谭嗣同、蒋德钧、陈三立等创湖南时务学堂，不久并受聘为中文分教习。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唐才常与谭嗣同等发起创立南学会，担任议事会友。二月，与黎少谷、欧阳中鹄等在浏阳创立群萌学会，与谭嗣同等集资创办《湘报》，任总撰述。他在《湘学报》、《湘报》和其他书刊上发表文章50多篇，宣传变法图强。主张实行“君民共和”，“君主立宪”，“议会政治”，“经商自由”；学习西方工艺，“自造各种机器，遏洋货利权”；采用新法练兵，建新式陆军和海军；派员出洋留学。
陈宝箴抚湘期间，因感唐才常之盛名，特请唐才常回湘任教，以行其力主新学之助力。陈宝箴抚湘时力行新政新学，设南学会。唐才常在陈宝箴的大力支持下，于斯年，与谭嗣同在长沙岳麓书院共同编辑《湘学报》。唐才常主理湘报期间，兼时务学堂教习，以改制图存为天下倡。他们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民权思想与君主立宪制度，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湖湘土地上的传播，尤其是在学子中产生的影响，更是不可限量，亦为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先期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从而唐才常成为湖南新的维新派的得力骁将之一，同时，他力主的民主民权思想也日益为资产阶级思想张目。正由于他不但是新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更是日渐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的代表，故而被当时清王朝派驻湖南之顽固派们仇视之。
一八九七年初，唐才常从武昌返回湖南，全力投身维新运动。一八九八年六月底，湖南维新运动经历了一次大的震动。首先是岳麓书院的几个学生联名上书王先谦，对熊希龄、梁启超进行攻击，说他们浸淫邪说，迷惑视听，“欲倾覆我邦家也”。王先谦接到上书后，于7月10日向陈宝箴呈递《湘绅公呈》，诋毁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要求严加整顿，摒弃主张“异学”之人。从这里可以看到， 唐才常于长沙校经书院和岳麓书院求学时已萌变法思想。
三、和孙中山先生的交往使唐才常加快成为资产阶级的革命者
戊戌政变前夕，唐才常受光绪皇帝之诏，赴京参与变法运动。行至汉口时，戊戌政变已发生，政变失败，改良派们不得已而逃亡日本。其时，唐才常悲痛挚友谭嗣同殉难，湘抚陈宝箴亦因变法去职，自感国仁无日，革命暂时处于低落，于是决定离湘赴日。他先去上海，继而周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进行联系侨胞、结识同志的工作。在日本期间。由毕永年介见孙中山先生于东京。在此时他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影响，慢慢使自己的思想日益具有自觉的资产阶级思想内涵。他在这时的思想已经突破了原来的保皇党的范畴。此时梁启超亦亡命日本，流落在日本的唐才常等人都在梁启超所办横滨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接受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熏陶。并同日本自民党成员宫崎寅藏等过从甚密，深受日本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其时他们还经常在一起共商联络湘、鄂及长江会党起义事。这批“醉心革命真理”的青年在日本认识了孙中山，对他“倾倒备至”。又经日本人作媒介，孙中山与梁启超都表示愿两派携手合作。双方拟订了合作方案，共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后来，梁启超被迫于一八九九年离开日本。但唐才常、林圭等并未动摇，仍“与孙中山订殊途同归之约，共策革命”。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以后，唐才常及毕永年由于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日益深刻，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了比较自觉的资产阶级思想，故而在围绕怎样救中国的主题上，均力主孙、康（有为）两党合作，共谋救国之道；惟因康有为深感满清光绪皇帝知遇之恩，不愿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只是使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保皇的范围内，故唐才常和毕永年的建议卒未达成。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康、梁在日本组织保皇会，唐才常与弟子林圭（述唐）、秦鼎彝（力山）等与之有不同意见，意图在长江一带大举。保皇会也同意只要唐才常等人只要以光绪皇帝为马首，那么他们就可以资助起兵勤王。这样的条件方达成他们之间的合作。
四、努力经营民营工业厂矿致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践
唐才常临回国之行前，与孙中山先生共同商量殊途同归之约。在经济思想上提出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改革方案，主张厂矿完全由私人资本经营，反对官商垄断，他的思想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认同。唐才常回国以后，身体力行这样的思想目标，亲自在家乡主持开办锑矿、煤矿。被视为早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一八九九年冬，唐才常回到上海，组织“正气会”（不久改名“自立会”），对外则以“东文译社”之名进行活动。接着，唐才常在上海组织“富有山堂”，作为自立会联络会党的机构，又仿哥老会之法，于沿 江各地会党中广发“富有票”，仅两湖就发放了二万多张。当时的同仁中著名者有：秦力山林圭沈荩等。这些人都成为自立军中的骨干统领。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禹之谟（1866－1907）是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士，实业家。字稽亭。长沙府湘乡人。曾随湘军参加甲午战争，战后至上海，专心研究实业。在长沙结交谭嗣同、唐才常等，他的工业救国的思想影响了唐才常。戊戌政变后禹之谟参与自立军活动，事败逃亡日本，学习化学和纺织工艺。1903年在湘潭创立湘立黔织布厂，1904年迁厂长沙，并附设工艺传习所。
五、自立军的成立和革命成就了他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奋斗到底的抱负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唐才常邀约留日学生回国筹划举兵起事。临行时，孙中山、陈少白及梁启超等前来饯别。孙中山还为介绍兴中会成员毕永年及汉口俄国洋行买办容星桥，以便随时联系。唐才常回到上海，主编《亚东时报》。秋，经香港、南洋再赴日本，图在长江沿岸起兵。会见孙中山，讨论举事计划。年底，约留日本学生林圭、蔡钟浩、李炳寰等先后回国，筹划起义。回国后，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假日本人田野橘次名义，于虹口武昌路设立东文学社，为正气会活动机关。未几，改名自立会。
唐才常特别着重争取和联络各地会党，并在中国提倡政党政治。一八九七年，唐才常发表文章指出：“五洲强弱盛衰之枢纽，恒于议院觇之。”“有议院必有党……诸国明许以党，党亦明张其帜，明异其途，以待权衡于党之多少而可否之，而事无弗举。”如英国“政以党成。其党二……二党视宰相新旧进退之，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事乃剂于平。”深受唐才常影响的自立军统领秦力山大声疾呼：“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中国。”从这里可以看到唐才常更有学习英国，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意图。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在毕永年、林圭帮助下，开富有山堂，散发“富有票”，联络长江沿岸各省哥老会众，准备起义。
一九00年六月，八国联军入侵，清廷宣战，东南督抚搞所谓“中外互保”。唐才常以反对清政府引义和团排外为名，于七月上旬在上海英租界张园集沪上名流召开中国国会，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自任总干事。宣布“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拥护光绪帝当政，发动“勤王讨贼”。宣布：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请光绪帝复辟”。 从上述一系列的活动可以看出，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唐才常为首的维新派左翼集团，已迅速转向革命，自立军起义则是他们突破改良走向革命的重要标志。
唐才常等革命派主张反清，保皇派则主张勤王。唐才常要发动起义，必须争得多方的支助。首先要取得国内外资产阶级和社会名流支持，使革命的经费得到有效的解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勤王”也反映了当时上海资产阶级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要求。一九○○年一月，由电报局上海总办经元善领衔一千二百余人签名，通电要求光绪复位的活动，就是一个明证。要光绪帝复位，保留这个封建帝制的象征，有利于争取保皇派对革命的支持，也可以分化瓦解敌人的力量。因此，自立军起义纲领提出请光绪复位，正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各派势力的要求。同时我们更可以了解到唐才常领导革命手段的艺术性。
自立军起义是个什么性质的革命，我们可以通过对他们发表的一系列文件中有所了解。在自立军一九○○年六月的对外文告中明确宣布：“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人民”。一九○○年八月九日的大通起义布告也宣布：“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二、请皇上复辟，……革除苛政，以共进文明而成新政府”。同年八月底在汉口发布的文告说：“我等谓满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苦境为乐境，……系我等义士所应为之责”。从上述文告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立军起义的目的只有一个：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人民”。唐才常认为“非借忠君爱国之名词，不足以鼓动天下”，所以打起了“勤王”旗号。这样做，当时虽然受到章太炎等“首鼠两端”的严厉批评。但实践证明，自立军实际进行的是反清革命。所以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对唐才常还是作了“虽托名勤王，而志在革命”的公正结论。光绪皇帝在举事者心目中，是“舍位忘身而变法”的资产阶级贤明圣主。所以他们在《上南海先生书》和在后来的“起义文告”中说，一旦革命成功，既可以将光绪帝“举为总统”登台，也可以将他作为立宪君主而复位。从自立军起义时唐才常等人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由于他们流亡地是日本，了解的资产阶级政治也是以日本为重点，所以他们希望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政权。我们从这里恰恰更进一步了解到唐才常正是一位具有为了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不惜牺牲生命、奋斗到底的抱负的热血湖湘革命青年。而自立军的政治思想倾向、起义纲领、斗争方式等方面，早已超出了改良范畴。自立军起义不是戊戌变法的尾声，而是辛亥革命的序幕。
六、天地正气长留湖湘
张园“国会”召开之后，前往汉口，与林圭等聚集会党，联络武备学堂学生，在联络会党的基础上，唐才常组织了自立军，将自立军组建为7军，唐才常自任各军总统。自立军人马分头布置，定于七月十五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事。结果由于康有为的海外筹款迟迟不发，因窘于饷需，举事故而一再延期。
清政府已闻风声，长江沿戒严。前军统领秦力山在安徽大通，未得情报，仍按期起事，迅遭失败。
反动的清廷顽固保守势力对唐才常的革命举动怕得要命、恨之入骨，闻得他的行踪，立即派员在武昌城及周边大肆搜索。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兵入汉口英租界，唐才常在从容焚毁名册文件往来信函以后被捕，同时被捕的有林圭、傅良弼、黎科、田邦睿等11人。临审问时，唐才常高声叫道：失敗了，死就是了，我唐才常豈是苟且偷生的人！官府因害怕自立军余党劫狱起义，迫不及待地于第二日于武昌滋阳湖畔即将唐才常等人杀害。就义前他吟詩一首，最后兩句是：“剩有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他終于在“故友”谭嗣同死后不到兩年，也跟着牺牲了。唐才常遇害时年仅39岁。在清末时期，满清王朝对于革命党深恶痛绝必欲擒杀之而后快的极端恐惧心理。虽然腐朽的满清王朝杀害了唐才常，但是仍然挽救不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
通过以上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唐才常早期是一个维新派人物，由于他深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使他从资产阶级改良派逐渐变成湖湘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代表人物。所以历史上的唐才常是一个从传统的封建士子转变为一个以维新变法为目标，以经国济世、御侮求强为人生大义的维新志士，再在孙中山先生的引导下成为一个慷慨激昂、舍身取义壮举的、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历史人物。唐才常那种集湘人敢为天下人先，奋不顾身，慷慨就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用满腔热血铸就了湖湘英魂，他的精神必将长留天地间。 风萧萧兮湘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人世间的奇男子，天地间的伟丈夫，永远为中华民族所纪念与尊崇。
（作者单位：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周顺)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抱香而死：谭嗣同
“谭嗣同精神与改革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
民国时期重要学者对
曾国荃生平简论
黄本骥与《黄本骥集最新内容
推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