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谭嗣同的研究
时间：2017-03-19 10:48 来源：湖湘文化网 作者：贾维 阅读：次
五四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随即得到了迅速传播，在青年和群众中间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支持，成为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之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也由政治、经济等领域，逐步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1930年，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为标志，象征着马克思主义以新军突起的姿态，正式跨入了学术的殿堂。从此马克思主义学派就成为中国学术界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在近代思想史以及谭嗣同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学者也相当活跃。1934年出版的陈伯达《论谭嗣同》一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谭嗣同研究的第一个成果，而且是关于谭嗣同的第一部研究专著，在谭嗣同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抗战前夕兴起的新启蒙运动中，谭嗣同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之一，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何斡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谭丕模的《清代思想史纲》，都以相当的篇幅对谭嗣同进行了研究。在30年代，认为谭嗣同属于唯物主义阵营的看法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流观点，赵纪彬《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再评价》一文对此提出了挑战，由此揭开了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性质问题长期争论的序幕。对近代思想史、学术史的探索，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个重点。30年代，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首先对此进行了探讨，作出了有益的尝试。40年代，杨荣国、侯外庐、蔡尚思等人也对谭嗣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代表了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下面对此作一个简要的叙述和分析。
一、陈伯达的《论谭嗣同》
此前的谭嗣同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其内容都附属于其他学科之中，尚未独立出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一直没有出现以谭嗣同为对象的研究专著。1934年，随着陈伯达《论谭嗣同一一近代中国思想史稿之一》一书的问世，这个空白终于被弥补了。《论谭嗣同》是一本篇幅不大的小册子，全书不到4万字，是陈氏在“四五十天的光景”里完成的。作者在书中对以《仁学》为代表的谭嗣同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分析。
陈伯达根据阶级分析的观点，认为谭嗣同是中国自由布尔乔亚（法文bourgeoisie的音译，意为‘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戊戌变法的英雄人物和启蒙思想家的先驱，从这个角度他充分肯定了谭氏的历史地位陈伯达把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同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在他看来，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唯物论作为自身思想的式器。为了进一步说明谭嗣同思想的特点，陈伯达没有选择比较彻底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而是选择了十七世纪荷兰理性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 Spinoza，1632 -1677)，作为参照对象，与谭嗣同进行比较。
陈伯达在斯宾诺莎的“上帝一自然”与谭嗣同的“仁一以太”之间看到了它们的相似之处，认为其在旧范畴中灌注新内容的手法如出一辙。陈伯达认为谭嗣同的“仁”或“以太”，即相当于“物质”概念，是指实际存在的物质实体。如同斯宾诺莎以泛神论的形式掩盖自己学说的唯物主义实质一样，在谭嗣同神秘的“仁学”外壳之下，掩藏的也是唯物论的观点。陈伯达将谭嗣同的哲学观点称为“以太一元论”，并断言其具有唯物论的性质，这是陈伯达研究谭嗣同的一个重要发现，也是《论谭嗣同》一书的主要观点之一。它使陈伯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间“唯物论派”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在谭嗣同研究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8年新立谭嗣同铜像
陈伯达认为从整个哲学体系看，谭嗣同的思想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使谭嗣同的学说陷于冲突对立之中，并最终走向唯心论和宗教。就构造思想体系而言，《仁学》是不成熟的。陈伯达进一步分析了《仁学》关于“不生不灭”、“微生灭”等观点，认为其中也存在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尖锐矛盾。
一般论述陈伯达的《论谭嗣同》一书，都比较注重其中关于谭氏哲学思想的分析，实际上该书第四部分，即关于谭氏批判孔子礼教那些内容才是全书的核心，是作者画龙点睛之笔。陈伯达分析了谭嗣同对于孑L教的态度，认为其中同样存在着进步与落后的矛盾。
在最后的结束语中，陈伯达写道：“我们不能忘记谭嗣同的劳绩，他对于旧中国耻笑怒骂的描写的劳绩。这种劳绩，不仅给戊戌政变，留了历史上不朽的痕迹，而且给了辛亥革命以有力的精神上的武器，开拓了五四运动的门户。”这就是陈伯达研究谭嗣同所得出的重要结论。后来许多学者在论文和著作中一再加以引用，这段话成为关于谭嗣同的著名论断。
二、新启蒙运动与谭嗣同研究
正前面已经说过，陈伯达的《论谭嗣同》一书不是一本简单的学术著作。在当时的条件下，陈伯达特意选择谭嗣同作为研究课题，并不是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考虑。作者在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之后，重新提起谭嗣同的名字，就是为了重温谭氏当年提出的战斗口号：“扫荡桎梏，冲决网罗”，以适应新的历史需要。陈伯达宣布：“我们重新把谭嗣同，这位可敬的启蒙思想家，介绍到中国新思想家的前面。……我们要在谭嗣同的启蒙思想中，淘汰他的渣滓和谬误，采摘他的精华，准备对于尚未‘冲决’的，而又日甚一日的‘重重网罗’，加以有力的彻底冲决。”作者的上述目的是贯穿于全书的一条主线。
从当时来看，陈伯达《论谭嗣同》一书的主要作用，表现在它对随后开始的“新启蒙运动”的直接影响上。《论谭嗣同》出版后不久，陈伯达于1936年9月，在《读书生活》杂志发表了《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口号。文章主张：在当前民族大危机的面前，“哲学上的争斗，应该和一般的人民争斗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这一运动的基本纲领，就是“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启蒙运动，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礼教，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之抗敌和民主的觉醒”。“新启蒙运动”的口号提出后，张申府、艾思奇、何斡之、胡绳等人纷纷撰文讨论，表示响应，在当时文化界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思想运动，陈伯达本人也被视为“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
新启蒙运动之所以称之为“新”，乃是“对五四以前直到满清时代戊戌前后的旧启蒙运动而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启蒙运动史（包括对谭嗣同）的探讨研究。后来出版的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8)，谭丕模《清代思想史纲》(1940)，都包含了对谭嗣同思想的研究。因此可以说，上述何干之、谭丕模的著作都是新启蒙运动的产物，是新启蒙史观在学术上的体现。
陈伯达《论谭嗣同》一书，虽然在新启蒙运动开始之前就已问世，但就其内容而言，却鲜明地体现了新启蒙运动的主要诉求，以致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新启蒙运动的精神象征。陈伯达之所以选择谭嗣同作为他第一部学术著作的研究对象，与他后来提出新启蒙运动都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现在提到“新启蒙运动“，一般都从1936年9月陈伯达发表《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算起，而实际上其思想酝酿则从《论谭嗣同》一书就开始了。有人说《论谭嗣同》一书的出版，从学术上吹响了“新启蒙运动”的号角，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新启蒙运动与谭嗣同研究的关系，揭示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从事谭嗣同研究的特殊背景和政治目的，也反映了学术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新启蒙运动突出了启蒙与救亡的主题，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质和积极意义，这是不容否认的。新启蒙运动揭橥启蒙主义，提倡民主科学，主张理性与思想自由，这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思想文化运动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
三、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分歧
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理论武器，对中国思想史进行探索的同时，也对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性质进行了初步的分析。1935年，郭湛波在所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分析了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将其分为本体论、宇宙观、认识论三个部分。
该书出版后，在读者中间引起了不同意见，有人公开批评该书，其中涉及到对谭嗣同的认识和评价。1936年7月3日《大公报·史地周刊》刊载了高名凯的署名文章《评（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一文，批评郭书存在明显的“误解与偏见”，如把谭嗣同关于“微生灭”的思想说成是“唯物辩证法上所谓‘万物流转’的法则”，认为“这未免太附会了”。
上述批评既与对谭氏思想的理解有关，也涉及对谭氏思想的评价。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是：谭氏关于“微生灭”的思想是否是辩证法？谭氏的总体思想究竟是变的哲学，还是相反？谭氏关于“仁一以太”的学说究竟属于唯物论还是属于唯心论？这些问题的提出表明，由于谭嗣同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理解和评价谭氏思想方面，开始出现了一些分歧。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不成熟有关。
郭湛波撰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答复。针对读者关于谭嗣同不可能有唯物辨证法思想的观点，郭湛波的答复比较笼统，也回避了“仁”与“以太”的性质问题，所以未能澄清自己的观点。但这场讨论是以后有关谭氏思想诸多争论的滥觞。毫无疑问，这种学术讨论对于加深对谭嗣同的理解，推动谭嗣同研究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四、赵纪彬《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再评价》
在谭嗣同研究的历史上，有一个重要人物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他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赵纪彬。抗日战争时期，赵纪彬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对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首次提出了谭嗣同哲学思想属于唯心论的观点，并与陈伯达、何斡之等人进行了商榷。
赵纪彬编写的《中国哲学史纲要》中，赵纪彬接受了陈伯达等人的观点，认为谭嗣同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1939年下半年，赵纪彬以向林冰的笔名在重庆《理论与现实》双月刊上发表了《中国哲学史的阶段性及其根本特征》一文。在谭嗣同哲学的评价问题上，仍然了坚持上述观点，并公开对陈伯达《论谭嗣同》一书的观点表示赞同。
然而，当赵纪彬于1940年在《理论与现实》刊物发表其重要论文《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再评价》时，他的观点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篇文章的副标题为“《中国哲学史纲要》的自我批判之一，并就教于陈伯达、何斡之二先生”，表明它是一篇学术讨论和商榷的文章。
赵纪彬在文章中回顾了自己在谭嗣同问题上观点形成的经过。但是现在作者对自己过去的观点和陈伯达的有关论断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经过一番认真研究和反复思考，赵纪彬对此形成了新的看法。
赵纪彬认为，要判断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性质，关键在于弄清谭氏在《仁学》中所提出的“仁”与“以太”两个概念。这是问题的核心，一切分歧都由此而起。谭嗣同在《仁学》中曾经说过：“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又说“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以太者，亦唯识之相分，谓无以太可也”。赵纪彬在引述了谭氏的上述论断之后，明确指出：这是以“精神范畴当作了宇宙的唯一本体”，“以天地万物存在于人类意识以内，而不是独立地客观地存在于人类意识的外部”。作者反问道：“难道还不是露骨的唯心论的宇宙观吗？这样的哲学者，还算是唯物论者吗？”问题提得十分尖锐，令人无法回避。
在肯定了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唯心主义性质之后，赵纪彬进一步分析了谭氏唯心论的特征。他首先从谭氏思想源泉及其体系构成方面进行考察。
虽然如此，赵纪彬并不否认谭氏哲学中存在着许多唯物论及辩证法思想的因素。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两种因素在谭氏思想中的主次地位，以及如何评价谭嗣同的整个哲学体系。在这个问题上，赵纪彬也与陈伯达的观点截然相反。陈伯达认为谭氏思想的矛盾主要存在于其唯物论体系与唯心论外壳之间，赵氏则认为是唯心论体系与唯物论因素之间的矛盾。
赵纪彬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对自己的论点进行了概括。谭嗣同的哲学“是二重性的哲学。它的变革性，在于内部包含的科学要素——‘倒立着的唯物论’与‘穿着神秘外衣的辩证法’，而其反动性，则在于唯心论的体系。在这一限度内，谭嗣同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是同一的范畴。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是法国革命所反映到德国的理论，则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便可以说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十九世纪终末的中国版。”
赵纪彬的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间引起很大反响，陈伯达本人也没有对此作出答复，所以这场学术讨论在当时的条件下未能真正展开。但从谭嗣同研究的角度来看，《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再评价》仍是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后来关于谭嗣同哲学性质的长期争论，实际上就是从赵纪彬的这篇文章开始的。双方争论的许多论点，也都以萌芽的形式包含在这篇文章之中了。
五、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杨荣国、侯外庐、蔡尚思等人，相继对谭嗣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944年，杨荣国在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杂志上，发表了《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一文。作者也认为谭嗣同是唯心主义者。杨荣国对谭嗣同的“仁”和“以太”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实质上是一种精神本体。
杨荣国把谭嗣同的哲学称作“泛仁论”，还将谭氏的“泛仁论”与欧洲近代的“泛神论”作了比较。杨荣国肯定了谭氏“泛仁论”的进步作用，但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杨荣国以“泛仁论”来概括谭嗣同哲学的特点，并对之进行了探讨和分析，这是他对谭嗣同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派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最重要成果，应属1945年出版的侯外庐所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后更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它也把对谭嗣同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写作过程中，侯外庐曾将其中论述谭嗣同社会思想的部分，以《谭嗣同的社会思想》为题，提前发表在《中苏文化》杂志1945年第6、7期上。
侯外庐认为，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称为“维新巨子”，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侯外庐指出维新运动的产生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在当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侯外庐分析了谭嗣同的思想流派，指出“嗣同的思想，极其博杂，在宗教思想上主张泛神论，揉合了佛教耶教，在人生哲学上推崇墨子，以任侠为仁，在政治思想上接收黄梨洲的论断而参以西洋近代的民权论，在方法论上接收王船山与焦里堂的思想而参以西洋近代的科学观念，在历史观上则服膺着公羊学派的大义而极不忠实，如斯一团，成为《仁学》一书，可谓五花八门。”其中墨子、张载、王船山、焦循等人的思想对谭嗣同的影响非常明显，—耐目比较之下，孔孟以及程朱的思想则对谭氏影响甚微。
侯外庐对于《仁学》中的平等、民主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侯外庐阐述了谭嗣同对三纲五常的批判，认为它实质上是主张“伦理革命”，可称之为当时的“人权宣言”。侯外庐又分析了谭氏的“心力说”和“日新说”，认为它们都体现了主张个性、要求进取的精神，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朝气。
在侯外庐看来，谭嗣同的个人主义浪漫理想，实际上所反映的只是被美化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这是谭嗣同等人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
与陈伯达把谭嗣同作为唯物主义思想家不同，侯外庐则认为谭嗣同属于唯心论者。在侯外庐看来，《仁学》世界观是一种泛神论。由此可见，在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性质问题上，侯外庐对赵纪彬的观点表示了支持。他们一致认为谭氏哲学属于唯心论的范畴，虽然各自表述的方式不尽相同，赵纪彬称为“浪漫主义的唯心论”，而侯外庐则称之为“虚忽的观念论”。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谭嗣同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上，就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以陈伯达、何斡之为代表，认为谭氏哲学属于唯物论；另一种观点以赵纪彬、侯外庐为代表，认为谭氏哲学属于唯心论。前者可以称之为“唯物论派”，后者可以称之为“唯心论派”。两派之间的分歧酝酿着此后的学术争论。
侯外庐认为，日新变化说是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作者指出，日新变化说在当时是维新派的重要思想武器。
在回顾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谭嗣同的研究时，我们不能忽略蔡尚思的学术贡献。蔡尚思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研究，著作颇丰。1947年5月，他在《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谭嗣同学术思想提要》的论文，代表了其对谭嗣同的主要观点。
蔡尚思对谭嗣同的牺牲精神予以盛赞，称“谭嗣同的勇于实践而富有大无畏的精神，不但为清末‘变法派’中的第一人，而在古来思想家中实也不易多见。”他认为“嗣同不但富于牺牲精神；而其私生活，也非一般文人学士所可及”。蔡尚思特别提到了谭嗣同的“激烈思想”，认为其思想的批判锋芒及其激烈程度，在晚清思想界首屈一指，可称之为“清末思想界的先锋”。关于谭嗣同的思想，此前梁启超曾有“晚清思想界的彗星”之说，蔡尚思认为以“彗星”形容远远不够，只有用“炸弹”一词才能形容其思想的威力。“谭嗣同是清末思想家的炸弹”；“嗣同既然要冲决一切网罗，既然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之京，那么与其比之‘彗星’，实不如比之‘炸弹’较为切合。‘清末思想家的炸弹’，只有嗣同可以当之而无愧！”
蔡尚思认为谭氏思想的“激烈”表现在其彻底性上，谭嗣同比康、梁等人都要彻底。为了强调其彻底性，蔡尚思甚至把谭嗣同视为清末的“全盘西化”者，认为谭氏“显明的要使中从西，用夷变夏！，，‘‘由此看来，嗣同在清末思想界中，实不失为‘全盘西化’，即全盘的西洋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化者；而非如梁氏所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中不西，即中即西’者。至于他的尊孔教，却出于假托，止有形式，很像以中瓶装西酒，挂狗头卖羊肉（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为孔子信徒，实是孔子敌人。”蔡尚思的这一观点与钱穆非常相似，虽然两人对此的评价截然相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彻底批判封建礼教决不等于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主张实行近代化、现代化，也决不等于主张全盘西化，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
蔡尚思认为谭氏思想的“激烈”还表现为其言论的勇敢大胆、无所顾忌上。蔡尚思并不讳言谭氏思想存在的缺点，提出“我们不敢忘记其在启蒙运动中有很大的价值；同时也决不是他的盲目崇拜者。”作者指出“嗣同有一大缺点，便是在思想上，往往自相矛盾”。蔡尚思比较全面地列举了谭嗣同思想的优点和缺点。在谭嗣同研究史上，我们很少看见有人象蔡尚思这样，能如此细致而全面地分析谭氏思想的优点和缺点。
蔡尚思对谭嗣同思想的重视是始终一贯的，他对谭嗣同的研究前后持续了将近40年之久。蔡尚思在其成名作《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中，将谭嗣同的思想分别划人中国经济思想史料、中国政治思想史料、中国教育思想史料以及中国伦理思想史料，，并将谭氏列为中国最重要的伦理思想家之一。凡此种种都体现了蔡尚思对谭氏思想及其著作的高度重视，也为其后来编辑《谭嗣同全集》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开始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指导下的学术研究，蕴涵着强烈的革命精神，具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日益成为谭嗣同研究的主要力量，从此谭嗣同研究就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论述这一时期的谭嗣同研究，如果不了解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状况及其语境，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有两大解释系统，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一是辩证唯物主义，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具体到谭嗣同研究而言，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新启蒙史观”、辩证唯物论哲学和“改良主义运动论”。前者提供了衡量社会思潮的文化尺度，次者提供了评价思想的哲学依据，而后者则提供了分析人物活动的历史标准。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取得众多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弊病，如教条化、简单化的倾向，以及容易将学术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等，这些都对学术研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录自2008年10月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8年第3期总第5期】
在近代思想史以及谭嗣同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学者也相当活跃。1934年出版的陈伯达《论谭嗣同》一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谭嗣同研究的第一个成果，而且是关于谭嗣同的第一部研究专著，在谭嗣同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抗战前夕兴起的新启蒙运动中，谭嗣同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之一，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何斡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谭丕模的《清代思想史纲》，都以相当的篇幅对谭嗣同进行了研究。在30年代，认为谭嗣同属于唯物主义阵营的看法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流观点，赵纪彬《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再评价》一文对此提出了挑战，由此揭开了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性质问题长期争论的序幕。对近代思想史、学术史的探索，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个重点。30年代，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首先对此进行了探讨，作出了有益的尝试。40年代，杨荣国、侯外庐、蔡尚思等人也对谭嗣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代表了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下面对此作一个简要的叙述和分析。
一、陈伯达的《论谭嗣同》
此前的谭嗣同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其内容都附属于其他学科之中，尚未独立出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一直没有出现以谭嗣同为对象的研究专著。1934年，随着陈伯达《论谭嗣同一一近代中国思想史稿之一》一书的问世，这个空白终于被弥补了。《论谭嗣同》是一本篇幅不大的小册子，全书不到4万字，是陈氏在“四五十天的光景”里完成的。作者在书中对以《仁学》为代表的谭嗣同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分析。
陈伯达根据阶级分析的观点，认为谭嗣同是中国自由布尔乔亚（法文bourgeoisie的音译，意为‘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戊戌变法的英雄人物和启蒙思想家的先驱，从这个角度他充分肯定了谭氏的历史地位陈伯达把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同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在他看来，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唯物论作为自身思想的式器。为了进一步说明谭嗣同思想的特点，陈伯达没有选择比较彻底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而是选择了十七世纪荷兰理性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 Spinoza，1632 -1677)，作为参照对象，与谭嗣同进行比较。
陈伯达在斯宾诺莎的“上帝一自然”与谭嗣同的“仁一以太”之间看到了它们的相似之处，认为其在旧范畴中灌注新内容的手法如出一辙。陈伯达认为谭嗣同的“仁”或“以太”，即相当于“物质”概念，是指实际存在的物质实体。如同斯宾诺莎以泛神论的形式掩盖自己学说的唯物主义实质一样，在谭嗣同神秘的“仁学”外壳之下，掩藏的也是唯物论的观点。陈伯达将谭嗣同的哲学观点称为“以太一元论”，并断言其具有唯物论的性质，这是陈伯达研究谭嗣同的一个重要发现，也是《论谭嗣同》一书的主要观点之一。它使陈伯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间“唯物论派”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在谭嗣同研究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8年新立谭嗣同铜像
陈伯达认为从整个哲学体系看，谭嗣同的思想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使谭嗣同的学说陷于冲突对立之中，并最终走向唯心论和宗教。就构造思想体系而言，《仁学》是不成熟的。陈伯达进一步分析了《仁学》关于“不生不灭”、“微生灭”等观点，认为其中也存在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尖锐矛盾。
一般论述陈伯达的《论谭嗣同》一书，都比较注重其中关于谭氏哲学思想的分析，实际上该书第四部分，即关于谭氏批判孔子礼教那些内容才是全书的核心，是作者画龙点睛之笔。陈伯达分析了谭嗣同对于孑L教的态度，认为其中同样存在着进步与落后的矛盾。
在最后的结束语中，陈伯达写道：“我们不能忘记谭嗣同的劳绩，他对于旧中国耻笑怒骂的描写的劳绩。这种劳绩，不仅给戊戌政变，留了历史上不朽的痕迹，而且给了辛亥革命以有力的精神上的武器，开拓了五四运动的门户。”这就是陈伯达研究谭嗣同所得出的重要结论。后来许多学者在论文和著作中一再加以引用，这段话成为关于谭嗣同的著名论断。
二、新启蒙运动与谭嗣同研究
正前面已经说过，陈伯达的《论谭嗣同》一书不是一本简单的学术著作。在当时的条件下，陈伯达特意选择谭嗣同作为研究课题，并不是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考虑。作者在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之后，重新提起谭嗣同的名字，就是为了重温谭氏当年提出的战斗口号：“扫荡桎梏，冲决网罗”，以适应新的历史需要。陈伯达宣布：“我们重新把谭嗣同，这位可敬的启蒙思想家，介绍到中国新思想家的前面。……我们要在谭嗣同的启蒙思想中，淘汰他的渣滓和谬误，采摘他的精华，准备对于尚未‘冲决’的，而又日甚一日的‘重重网罗’，加以有力的彻底冲决。”作者的上述目的是贯穿于全书的一条主线。
从当时来看，陈伯达《论谭嗣同》一书的主要作用，表现在它对随后开始的“新启蒙运动”的直接影响上。《论谭嗣同》出版后不久，陈伯达于1936年9月，在《读书生活》杂志发表了《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口号。文章主张：在当前民族大危机的面前，“哲学上的争斗，应该和一般的人民争斗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这一运动的基本纲领，就是“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启蒙运动，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礼教，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之抗敌和民主的觉醒”。“新启蒙运动”的口号提出后，张申府、艾思奇、何斡之、胡绳等人纷纷撰文讨论，表示响应，在当时文化界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思想运动，陈伯达本人也被视为“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
新启蒙运动之所以称之为“新”，乃是“对五四以前直到满清时代戊戌前后的旧启蒙运动而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启蒙运动史（包括对谭嗣同）的探讨研究。后来出版的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8)，谭丕模《清代思想史纲》(1940)，都包含了对谭嗣同思想的研究。因此可以说，上述何干之、谭丕模的著作都是新启蒙运动的产物，是新启蒙史观在学术上的体现。
陈伯达《论谭嗣同》一书，虽然在新启蒙运动开始之前就已问世，但就其内容而言，却鲜明地体现了新启蒙运动的主要诉求，以致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新启蒙运动的精神象征。陈伯达之所以选择谭嗣同作为他第一部学术著作的研究对象，与他后来提出新启蒙运动都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现在提到“新启蒙运动“，一般都从1936年9月陈伯达发表《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算起，而实际上其思想酝酿则从《论谭嗣同》一书就开始了。有人说《论谭嗣同》一书的出版，从学术上吹响了“新启蒙运动”的号角，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新启蒙运动与谭嗣同研究的关系，揭示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从事谭嗣同研究的特殊背景和政治目的，也反映了学术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新启蒙运动突出了启蒙与救亡的主题，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质和积极意义，这是不容否认的。新启蒙运动揭橥启蒙主义，提倡民主科学，主张理性与思想自由，这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思想文化运动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
三、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分歧
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理论武器，对中国思想史进行探索的同时，也对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性质进行了初步的分析。1935年，郭湛波在所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分析了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将其分为本体论、宇宙观、认识论三个部分。
该书出版后，在读者中间引起了不同意见，有人公开批评该书，其中涉及到对谭嗣同的认识和评价。1936年7月3日《大公报·史地周刊》刊载了高名凯的署名文章《评（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一文，批评郭书存在明显的“误解与偏见”，如把谭嗣同关于“微生灭”的思想说成是“唯物辩证法上所谓‘万物流转’的法则”，认为“这未免太附会了”。
上述批评既与对谭氏思想的理解有关，也涉及对谭氏思想的评价。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是：谭氏关于“微生灭”的思想是否是辩证法？谭氏的总体思想究竟是变的哲学，还是相反？谭氏关于“仁一以太”的学说究竟属于唯物论还是属于唯心论？这些问题的提出表明，由于谭嗣同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理解和评价谭氏思想方面，开始出现了一些分歧。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不成熟有关。
郭湛波撰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答复。针对读者关于谭嗣同不可能有唯物辨证法思想的观点，郭湛波的答复比较笼统，也回避了“仁”与“以太”的性质问题，所以未能澄清自己的观点。但这场讨论是以后有关谭氏思想诸多争论的滥觞。毫无疑问，这种学术讨论对于加深对谭嗣同的理解，推动谭嗣同研究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四、赵纪彬《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再评价》
在谭嗣同研究的历史上，有一个重要人物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他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赵纪彬。抗日战争时期，赵纪彬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对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首次提出了谭嗣同哲学思想属于唯心论的观点，并与陈伯达、何斡之等人进行了商榷。
赵纪彬编写的《中国哲学史纲要》中，赵纪彬接受了陈伯达等人的观点，认为谭嗣同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1939年下半年，赵纪彬以向林冰的笔名在重庆《理论与现实》双月刊上发表了《中国哲学史的阶段性及其根本特征》一文。在谭嗣同哲学的评价问题上，仍然了坚持上述观点，并公开对陈伯达《论谭嗣同》一书的观点表示赞同。
然而，当赵纪彬于1940年在《理论与现实》刊物发表其重要论文《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再评价》时，他的观点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篇文章的副标题为“《中国哲学史纲要》的自我批判之一，并就教于陈伯达、何斡之二先生”，表明它是一篇学术讨论和商榷的文章。
赵纪彬在文章中回顾了自己在谭嗣同问题上观点形成的经过。但是现在作者对自己过去的观点和陈伯达的有关论断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经过一番认真研究和反复思考，赵纪彬对此形成了新的看法。
赵纪彬认为，要判断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性质，关键在于弄清谭氏在《仁学》中所提出的“仁”与“以太”两个概念。这是问题的核心，一切分歧都由此而起。谭嗣同在《仁学》中曾经说过：“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又说“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以太者，亦唯识之相分，谓无以太可也”。赵纪彬在引述了谭氏的上述论断之后，明确指出：这是以“精神范畴当作了宇宙的唯一本体”，“以天地万物存在于人类意识以内，而不是独立地客观地存在于人类意识的外部”。作者反问道：“难道还不是露骨的唯心论的宇宙观吗？这样的哲学者，还算是唯物论者吗？”问题提得十分尖锐，令人无法回避。
在肯定了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唯心主义性质之后，赵纪彬进一步分析了谭氏唯心论的特征。他首先从谭氏思想源泉及其体系构成方面进行考察。
虽然如此，赵纪彬并不否认谭氏哲学中存在着许多唯物论及辩证法思想的因素。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两种因素在谭氏思想中的主次地位，以及如何评价谭嗣同的整个哲学体系。在这个问题上，赵纪彬也与陈伯达的观点截然相反。陈伯达认为谭氏思想的矛盾主要存在于其唯物论体系与唯心论外壳之间，赵氏则认为是唯心论体系与唯物论因素之间的矛盾。
赵纪彬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对自己的论点进行了概括。谭嗣同的哲学“是二重性的哲学。它的变革性，在于内部包含的科学要素——‘倒立着的唯物论’与‘穿着神秘外衣的辩证法’，而其反动性，则在于唯心论的体系。在这一限度内，谭嗣同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是同一的范畴。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是法国革命所反映到德国的理论，则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便可以说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十九世纪终末的中国版。”
赵纪彬的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间引起很大反响，陈伯达本人也没有对此作出答复，所以这场学术讨论在当时的条件下未能真正展开。但从谭嗣同研究的角度来看，《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再评价》仍是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后来关于谭嗣同哲学性质的长期争论，实际上就是从赵纪彬的这篇文章开始的。双方争论的许多论点，也都以萌芽的形式包含在这篇文章之中了。
五、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杨荣国、侯外庐、蔡尚思等人，相继对谭嗣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944年，杨荣国在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杂志上，发表了《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一文。作者也认为谭嗣同是唯心主义者。杨荣国对谭嗣同的“仁”和“以太”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实质上是一种精神本体。
杨荣国把谭嗣同的哲学称作“泛仁论”，还将谭氏的“泛仁论”与欧洲近代的“泛神论”作了比较。杨荣国肯定了谭氏“泛仁论”的进步作用，但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杨荣国以“泛仁论”来概括谭嗣同哲学的特点，并对之进行了探讨和分析，这是他对谭嗣同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派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最重要成果，应属1945年出版的侯外庐所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后更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它也把对谭嗣同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写作过程中，侯外庐曾将其中论述谭嗣同社会思想的部分，以《谭嗣同的社会思想》为题，提前发表在《中苏文化》杂志1945年第6、7期上。
侯外庐认为，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称为“维新巨子”，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侯外庐指出维新运动的产生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在当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侯外庐分析了谭嗣同的思想流派，指出“嗣同的思想，极其博杂，在宗教思想上主张泛神论，揉合了佛教耶教，在人生哲学上推崇墨子，以任侠为仁，在政治思想上接收黄梨洲的论断而参以西洋近代的民权论，在方法论上接收王船山与焦里堂的思想而参以西洋近代的科学观念，在历史观上则服膺着公羊学派的大义而极不忠实，如斯一团，成为《仁学》一书，可谓五花八门。”其中墨子、张载、王船山、焦循等人的思想对谭嗣同的影响非常明显，—耐目比较之下，孔孟以及程朱的思想则对谭氏影响甚微。
侯外庐对于《仁学》中的平等、民主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侯外庐阐述了谭嗣同对三纲五常的批判，认为它实质上是主张“伦理革命”，可称之为当时的“人权宣言”。侯外庐又分析了谭氏的“心力说”和“日新说”，认为它们都体现了主张个性、要求进取的精神，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朝气。
在侯外庐看来，谭嗣同的个人主义浪漫理想，实际上所反映的只是被美化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这是谭嗣同等人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
与陈伯达把谭嗣同作为唯物主义思想家不同，侯外庐则认为谭嗣同属于唯心论者。在侯外庐看来，《仁学》世界观是一种泛神论。由此可见，在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性质问题上，侯外庐对赵纪彬的观点表示了支持。他们一致认为谭氏哲学属于唯心论的范畴，虽然各自表述的方式不尽相同，赵纪彬称为“浪漫主义的唯心论”，而侯外庐则称之为“虚忽的观念论”。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谭嗣同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上，就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以陈伯达、何斡之为代表，认为谭氏哲学属于唯物论；另一种观点以赵纪彬、侯外庐为代表，认为谭氏哲学属于唯心论。前者可以称之为“唯物论派”，后者可以称之为“唯心论派”。两派之间的分歧酝酿着此后的学术争论。
侯外庐认为，日新变化说是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作者指出，日新变化说在当时是维新派的重要思想武器。
在回顾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谭嗣同的研究时，我们不能忽略蔡尚思的学术贡献。蔡尚思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研究，著作颇丰。1947年5月，他在《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谭嗣同学术思想提要》的论文，代表了其对谭嗣同的主要观点。
蔡尚思对谭嗣同的牺牲精神予以盛赞，称“谭嗣同的勇于实践而富有大无畏的精神，不但为清末‘变法派’中的第一人，而在古来思想家中实也不易多见。”他认为“嗣同不但富于牺牲精神；而其私生活，也非一般文人学士所可及”。蔡尚思特别提到了谭嗣同的“激烈思想”，认为其思想的批判锋芒及其激烈程度，在晚清思想界首屈一指，可称之为“清末思想界的先锋”。关于谭嗣同的思想，此前梁启超曾有“晚清思想界的彗星”之说，蔡尚思认为以“彗星”形容远远不够，只有用“炸弹”一词才能形容其思想的威力。“谭嗣同是清末思想家的炸弹”；“嗣同既然要冲决一切网罗，既然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之京，那么与其比之‘彗星’，实不如比之‘炸弹’较为切合。‘清末思想家的炸弹’，只有嗣同可以当之而无愧！”
蔡尚思认为谭氏思想的“激烈”表现在其彻底性上，谭嗣同比康、梁等人都要彻底。为了强调其彻底性，蔡尚思甚至把谭嗣同视为清末的“全盘西化”者，认为谭氏“显明的要使中从西，用夷变夏！，，‘‘由此看来，嗣同在清末思想界中，实不失为‘全盘西化’，即全盘的西洋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化者；而非如梁氏所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中不西，即中即西’者。至于他的尊孔教，却出于假托，止有形式，很像以中瓶装西酒，挂狗头卖羊肉（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为孔子信徒，实是孔子敌人。”蔡尚思的这一观点与钱穆非常相似，虽然两人对此的评价截然相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彻底批判封建礼教决不等于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主张实行近代化、现代化，也决不等于主张全盘西化，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
蔡尚思认为谭氏思想的“激烈”还表现为其言论的勇敢大胆、无所顾忌上。蔡尚思并不讳言谭氏思想存在的缺点，提出“我们不敢忘记其在启蒙运动中有很大的价值；同时也决不是他的盲目崇拜者。”作者指出“嗣同有一大缺点，便是在思想上，往往自相矛盾”。蔡尚思比较全面地列举了谭嗣同思想的优点和缺点。在谭嗣同研究史上，我们很少看见有人象蔡尚思这样，能如此细致而全面地分析谭氏思想的优点和缺点。
蔡尚思对谭嗣同思想的重视是始终一贯的，他对谭嗣同的研究前后持续了将近40年之久。蔡尚思在其成名作《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中，将谭嗣同的思想分别划人中国经济思想史料、中国政治思想史料、中国教育思想史料以及中国伦理思想史料，，并将谭氏列为中国最重要的伦理思想家之一。凡此种种都体现了蔡尚思对谭氏思想及其著作的高度重视，也为其后来编辑《谭嗣同全集》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开始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指导下的学术研究，蕴涵着强烈的革命精神，具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日益成为谭嗣同研究的主要力量，从此谭嗣同研究就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论述这一时期的谭嗣同研究，如果不了解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状况及其语境，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有两大解释系统，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一是辩证唯物主义，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具体到谭嗣同研究而言，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新启蒙史观”、辩证唯物论哲学和“改良主义运动论”。前者提供了衡量社会思潮的文化尺度，次者提供了评价思想的哲学依据，而后者则提供了分析人物活动的历史标准。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取得众多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弊病，如教条化、简单化的倾向，以及容易将学术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等，这些都对学术研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录自2008年10月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8年第3期总第5期】
(责任编辑：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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