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晚清之际，湘人以事功、治学蔚起，风流人物并出，冠盖一时。

　　其时，于海内外享有盛誉之湘籍学者中，有王闿运、王先谦二老。故近人品评湘学，比以王船山，言必称“三王”。其中王先谦殿后，门生遍及华夏，声振九皋，著书满门，风行天下。

　　王先谦（1842—1917），长沙人。清末民初大学者。字益吾，室名为虚受堂，晚号葵园，辛亥革命起，署名遯。

　　五代时，马楚政权于长沙筑有葵园，《长沙府志》云：“在府治北，马氏立，有石刻葵花二字。”王先谦晚年于长沙城北荷花池修别墅，亦取名葵园，并以此为号，故世称葵园先生。盖其欲藉此光大门庭，标榜学术，独立湘楚。

　　王先谦初学古文词，师事曾国藩，泛滥群籍，颇识制度名物。咸丰十一年（1861），赴安庆，任长江水师营向导书记，数月后辞归。同治三年（1864），于湖北提督梁洪胜营充幕僚。是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翰林院侍讲。

　　光绪六年（1880），王先谦为国子祭酒，复兼职国史馆、实录馆，尝掌云南、江西、浙江乡试。光绪十一年（1885），任江苏学政，乃踵著名学者阮元之后，辑刻《皇清经解续编》，传清季经说，凡二百十种，都一千四百三十卷。又仿姚鼐之例编《经古文辞类纂》，凡二十八卷。王闿运曾许之曰：“《经解》纵未能抗行芸台（阮元），《类纂》差足以比肩惜抱（姚鼐）。”其以为褒美，闻之辄大乐。

　　在江苏数年，多延通儒讲学于南菁书院，育才甚众。其间，上疏请筹办东三省边防、罢三海工程、弹劾徐之铭及李莲英等，以博直言之名，未果。因有所忧患，于光绪十五年（1889）称病致仕，返乡闲居荷花池，与郭嵩焘等过从甚密。

　　光绪十六年（1890），主讲思贤讲舍，并设局刻书。越明年，任城南书院山长。光绪二十年（1894），为岳麓书院山长，主讲十年，乃最后一任山长。

　　王先谦主经世致用之学，曾云：“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利，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

　　其不尚空谈，故告诫门人“为士子者，若不争自振奋，多读有用之书，相与讲明切磋，储为国器，出则疏庸贻笑，无以劢相国家；处则迂腐不堪，无以教子弟”，“士子读书，期于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牵帖括，罕能留意时务”，并为门人订阅《时务报》，“开广见闻，启发志意”，“每二斋共阅一份”，“随时派人分送”，示门人“或翻阅抄誊，或略观大意”，以“期于致用”，“留意时务”。

　　王先谦主改学制、废科举。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熊希龄诸人创办时务学堂。是年，改岳麓书院学制，另造屋两间，以经义、治事分门，仿西学式添设算学、译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科举论》，谓八股时文已“决裂横溃，其体已不能自立”，倡议废科举取士，士人可“啬其精神，优其日力，多读有用之书”。未几，旧制复辟，仍云八股“体实已灭裂”，“章句所用，而庸庸者因之束书不观，人才消耗，半由于此”。

　　其初，陈宝箴抚湘新政，王先谦亦赞其事。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先谦与黄自元、陈文玮诸人集资，并拨借官银，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开湖南经济现代化之先声。未几，因亏损而转为官办，三年后停办。王先谦复另组大经丝鞭公司。

　　王先谦、叶德辉、张祖同等好干预地方事务，“久住省垣，广通声气，凡同事者无不仰其鼻息，供其指使，一有拂意，则必设法排出之而后快”。

　　时务学堂初办，聘粤人梁启超、韩文举诸人为教习。王先谦、叶德辉诸人阳为支持，阴图操纵，与维新党人酒食往来，云可随呼随应。既而，梁启超表彰岭南心学，标榜“民权”，主开“议院”，云中国非世界之中央。王先谦、叶德辉捍卫湘学传统，与梁启超诸人往复辩驳，是其所非，非其所是。由此，王先谦斥梁启超诸人“伤风败俗”，“志在谋逆”，“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败坏三纲五常，使人“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其又以亚圣孟子自命，号称距杨、墨，辟洪水猛兽，诋南学会与《湘报》标榜民权平等之说为倡“禽兽之行”，“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故王先谦诸人上《湘绅公呈》，反对异学，奏请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驱逐梁启超诸人。旋致书陈宝箴请停刊《湘报》。其又策动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订立《湘省学约》，以“核名实”、“尊圣教”、“辟异端”、“务实学”、“端士习”诸约相范，捍卫湘学传统。及新政败，王先谦、叶德辉以先知先觉者自居。其门人苏舆辑刻《翼教丛编》，表彰王先谦能事先“洞烛其奸，摘发备至”。

　　光绪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自立军事败，王先谦、叶德辉诸人向湘抚俞廉三告密，捕杀自立会党人百馀。党人欲复仇，令人刺杀王先谦，幸得脱。

　　光绪二十七年（1901），王先谦上呈《工艺学堂章程》十二款与湘抚俞廉三，此湖南职业教育之嚆矢。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与龙湛霖发起创设湖南炼矿总公司。其后，参与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保路运动，出任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名誉总理。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与人创办湖南师范馆，兼任馆长，仿西式学制教学。时革命之说风行，其以“人心不靖”，“邪说朋兴，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乃不复至馆。是年，岳麓书院改湖南高等学堂。乃隐退著述。其间，呈《拟设简易小学堂呈稿》，云漠视贫民小学教育，为“务其大而遗其小，似未尽国民要义也”，若创办贫民小学教育，适龄稚童“照章五年毕业，即已知书习算，文义粗通”。乃捐银万二千二百五十两，于长沙创办简易小学堂十八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岑春煊抚湘，献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等四种，得旨嘉奖，赏以内阁学士衔。宣统二年（1910），湖南灾荒，长沙饥民暴动抢米，焚毁巡抚衙门。其以“梗议义粜”，降五级调用。为此，王闿运讥曰：“王家仁叶家义，并入当年《翼教篇》。”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起，王先谦坚贞不渝，避居平江，取《易》之《遯》卦义与《乾》卦《文言传》“潜龙”义，“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署名遯，闭门著书，凡三年，乃归长沙。民国六年（1917）逝世。

　　王先谦治学循乾嘉遗轨，趋重考证，以笺解古文为入学之阶。故二十八岁时，撰有《汉铙歌释文笺证》。其后为《荀子集解》、《庄子集解》、《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集注》、《群斋读书志》、《魏书校勘记》、《水经注合笺》，经则《尚书孔传参正》、《诗三家义集疏》、《释名疏证》，皆此式也。其著述，不外续、纂、选、辑四类。如《天命以来十朝东华录》、《南菁书院经解》、《骈文类纂》、《十家四六文钞》、《湘中六家词》之类。国学之外，别有《五洲通鉴》、《外国地志》、《日本源流考》诸作，亦甚有功于湘学。

　　其诗文共四十四卷，千百九篇，蔚为大观。文宗秦汉，追师韩愈，以桐城阳湖派自许。诗宗杜甫、苏轼，“得杜之神，运苏之气”，“置之清代集中，挺然秀拔”，与王闿运并称“二王”。有《虚受堂文集》、《虚受堂诗存》行世。

　　俗云，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王先谦之学术，誉者有之，毁者亦有之。李肖聃《湘学略·葵园学略》称其为“长沙阁学，季清巨儒，著书满门，门庭广大”。“上笺辟经，下征国史，旁论文章，用逮谱子。四十余年，楚学生光。”今文学大师皮锡瑞称《尚书孔传参正》“兼疏今古文，说明精确，最为善本”。清人刘锦藻论《续皇清经解》云：“维持文献之功，阮氏而后为推先谦矣”。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云：“《荀子集解》二十卷，用高邮王氏《读书杂志》例，取诸家校本，参稽考订，补正杨注凡数百事，可谓兰陵功臣”。

　　民国长沙县首任知事姜济寰《挽王葵园先生》联云：“著述综甲乙丙丁四部，而蔚为巨观，邑乘未修，长沙文献留遗憾；学行比船山湘绮二王，而名争千古，楚书增色，薄海师儒集大成。”为其一生之表彰。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白璧亦有瑕。王先谦小学弗深，不治德行，故王闿运、杨钧、李肖聃、章太炎、支伟成、李伯元诸人亦有微辞。如王闿运谓其人不仁，其书“夹七杂八”（杨钧《草堂之灵》）；李肖聃讥其书附庸人后，几无创新，又“如《五洲通鉴》、《外国地志》及《日本源流考》诸书，足未履外国之土，目不识蟹行之字，乃亦假手众人，杂采他书，以成诸书而尸其名”（李肖聃《星庐笔记》）。章太炎刺其“不识字”。 支伟成诋其“而小学弗深，且释名物不克贯通三代礼制，以此视文达终有‘上下床’之别。惟《尚书孔传参正》，辨析详确，较他书为醇”。“复用考据以校雠诸史地志，成《汉书补注》一百卷、《水经注合笺》四十卷，亦多荟集群言，自为发明者少”（《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王先谦传》）。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五云：“湘绅中以王益吾祭酒、叶德辉吏部为最顽固。……叶雄于资而无势，因极意结纳于王；王以有势而无资也，亦折节交之，故二人交甚笃，凡有作为，王出力，叶出其财，由是湘人并畏其人。”
【原载2007年11月出版《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7年第2期总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