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重要学者对谭嗣同的研究
时间：2017-03-19 10:43 来源：湖湘文化网 作者：贾维 阅读：次
一、民国时期谭嗣同研究的特点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各种政治力量此起彼伏，相互竞争较量。与此相适应，在思想学术上也出现了中西汇流、古今融合、纷繁复杂的局面。社会转型与思想文化互相影响，共同演进，使民国时期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相当重要而又极富特色的阶段。从思想文化上看，这一时期各种主义、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展开激烈论战，积极扩大影响，呈现出“诸家并起，流派纷呈”的特点。其中，以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各种类型的非马克思主义学派为两支最重要的潮流，这个特点也反映到当时的谭嗣同研究之中。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其他学派的学者对谭嗣同研究都作出了贡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时间上看，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谭嗣同的研究要早于马克思主义学派，前者始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者则是从３０年代开始的。根据上述特点，为了分清学术源流，揭示思想的继承关系，笔者对民国时期的谭嗣同研究，按照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其他各种学派两条线索而分别加以叙述。
从学术角度看，民国时期的学术突破了传统学术的藩篱，对古今中西学术进行比较、参照，并进而融合创造，建立起新的学术范式，这是民国学术的主要特色和成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在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引发了具有重要意义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否定了传统的“尊古”观念，由“疑古”进而“释古”，提出要用科学精神“重新整理国故”。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许多学者集中力量开辟新的学术领域，确立新的学术范式。１９１９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这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是近代学术史上的开山之作。随后，一批有分量的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著作相继问世，民国学术界开始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这一时期的谭嗣同研究，仍处于开创阶段，尚未出现研究谭氏的专门著作。当时对谭嗣同的研究，主要是作为一种附属内容，出现在有关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以及近代史的研究中，这是民国时期谭嗣同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因此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虽然比较分散，不够集中，深度也有局限，但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了分析民国时期的谭嗣同研究，下面按照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这三种学术体例，对当时与谭嗣同研究有关的内容进行概括和论述。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学术体例的划分并不是固定的，在不同体例中也可能包含部分相同的内容。
谭嗣同
二、梁启超在谭嗣同研究中的地位
梁启超在谭嗣同研究的历史上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在谭嗣同生前，梁与谭是维新运动的同志和战友；谭氏殉难后，梁氏又是谭嗣同事迹和思想的积极介绍者、宣传者。首先，他是最早的《谭嗣同传记》作者之一，以生动而富有感情的笔触叙述了谭氏的生平事迹。其次，他也是谭氏著作最早的收集整理者，首先发表和出版了包括《仁学》在内的许多谭嗣同著作。正是通过梁启超的大力介绍与宣传，谭嗣同的生平事迹、思想观点和精神风貌才为大众所熟知，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从研究角度看，梁启超又是最早的谭嗣同研究者，在其一生中对谭嗣同的思想学术不遗余力地加以研究和宣传，这些研究成果反映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并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梁启超是谭嗣同研究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对谭嗣同研究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毋庸讳言，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梁启超的研究也存在若干缺点，不少地方失之于仓促和草率，有些部分甚至失实，由此造成了后来的一些误解。但梁启超对于谭嗣同研究的贡献远大于其失误，他的开创之功是不可否认的。
在学术史研究中最先将谭嗣同纳入研究视野的首推梁启超。早在１９０２－１９０４年间发表的题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文章中，梁启超就把整个清代学术的发展，看成是学术思想界逐步摆脱权威束缚，从传统中获得解放，“脱羁轭而得自由”的过程。在他看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历史功绩在于，“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途径而已。自兹以还，浏阳谭壮飞（嗣同）著《仁学》，……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在对晚清新学的探讨上，以今文经学作为当时学术思潮的主流，并将康、谭相提并论，放在一起研究，即是从梁启超此文开始的。这篇文章是梁启超研究中国学术史的滥觞，其中关于清代学术发展趋势的论断，为后来梁氏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对谭嗣同思想学术的具体研究，则见于１９２０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该书虽名之曰《清代学术概论》，但其重点实在晚清。作为晚清新学的亲身参加者，作者“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这种“现身说法”式的研究，使此书同时具有重要史料和研究著作的双重价值。梁启超把清代学术发展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较，指出两者在形式上具有共同之处，即“以复古为解放”。通过这种方式，学术思想逐步摆脱传统的束缚，人们的精神获得自由。这种理性主义的启蒙史观构成了《清代学术概论》一书的核心。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谭嗣同的研究，集中于对《仁学》一书的介绍和分析上，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指出《仁学》的精神，在于“冲决网罗”，“打破偶像”；《仁学》的目的，在于“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第二、初步分析了《仁学》的思想来源，认为其主要由科学、佛学及今文经学三部分组成，“盖取资于此三部分，而组织之以立己之意见”。第三、介绍了《仁学》关于社会发展、道德伦理以及政治的观念，对其所产生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称赞“其怀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气，正可察见。”梁启超对《仁学》批判君主专制，倡导民权共和以及排满革命的思想作了重点介绍，并指出了它对于后来革命思潮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第四、分析了晚清新学产生的环境，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特点和弱点。梁启超指出晚清新学，是在“学问饥荒”的条件下产生的，康、谭等新学家饥不择食，东拼西凑，企图熔科学、哲学、宗教于一炉，构筑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其“粗率与浅薄”乃至不成功是难以避免的。这段话出自梁氏本人的反思，颇能说明晚清思想界当时的状况以及晚清新学的局限性。第五、分析了佛学思潮对于晚清新学以及谭嗣同的深刻影响。《清代学术概论》指出：“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梁氏特别强调谭嗣同发挥了佛学的“积极精神”，认为“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梁启超在其他文章中还多次论及佛学与仁学的关系，甚至称“浏阳《仁学》，吾谓可名为应用佛学。”梁启超的有关论述引起了人们对佛学作用的关注，从此之后与佛学的关系就成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梁启超充分肯定了谭氏学说在晚清思想启蒙过程中所起的进步作用和历史功绩，他为了说明谭嗣同对当时思想界的强烈影响，形象地称之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谓“嗣同遇害，年仅三十三，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仅留此区区一卷，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吾故此比诸彗星。”梁氏这一著名提法后来为许多学者所沿用。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特别是其中关于晚清学术的论述，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后来一再成为研究者所引证的对象。它的问世影响了几代学人，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研究清代学术史（尤其是晚清学术史）的必读书之一。对于谭嗣同研究而言，《清代学术概论》具有明显的开创意义。该书从理性主义的启蒙史观出发，概括了谭氏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肯定了其在思想学术史上所具有的启蒙意义，确立了谭嗣同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为谭嗣同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一般所说的谭嗣同研究就是从梁氏这部著作开始的。
三、对谭嗣同学术思想的研究
民国时期从学术史角度研究谭嗣同，内容比较深刻，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外，还有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１９３２年）和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１９３７年）两本书。
杨东莼认为谭嗣同“尽脱旧日传统思想的束缚，努力于解放和创造”，“是有清一代的惟一个思想家。”他特别重视谭氏“破对待”的方法，认为这是《仁学》的“根本方法”。书中指出：嗣同思想“力破一切的对待”，“他抓住了这对待的融合，所以他对于生死、动静、善恶、奢俭、新旧、男女以及天理与人欲这些对待的问题，都能使之‘各得其所’地消解起来。在《仁学》中，他处处用这方法以消解对待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示的，就是以上所讲，乃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他运用这方法异常灵活，所以数学上的正负，物理学上的运动与静止，生物学上的生灭，在他看来，都无不是极容易解决的问题。惟其如此，所以他才说‘冲决网罗’”。杨氏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仁学》的特点，这一看法是很有眼光的。杨东莼承认谭嗣同思想驳杂，但强调其中仍存在一定的“脉络”和线索，要求研究者去认真体会，细心梳理，如此才能正确分析和评价谭氏的学术思想。“嗣同的学术思想，诚然驳杂；但驳杂之中，并非全无脉络可寻。他言今文学，同时又推尊黄宗羲与王夫之，其原因就在乎同是伸民权抑君权。他治佛学，同时又治西洋科学，其原因就在于能以佛理证科学。他崇孔教，同时又谈佛教与耶教，其原因就在于同是变教同主平等。不认清他这个脉络，自然就只看见嗣同学术思想的矛盾，这样一来，岂不冤屈了嗣同么？”这种理解对后来的谭嗣同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一般认为，钱穆与梁启超在基本学术立场上大异其趣，梁氏站在汉学的立场上，钱氏则站在宋学的立场上。但这种差别对于钱穆研究谭嗣同，似乎影响不大。在叙述体例上，钱穆将谭嗣同附之于康有为之后，把《仁学》与《大同书》相提并论，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进一步阐述和发挥。“至当时有切实发挥《大同书》含义，著书而传诵一时者，则为谭嗣同之《仁学》。”“《仁学》之宗旨，在于冲决网罗。”钱穆将《仁学》与《大同书》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精神基本一致，互为表里。“今试进而一究《仁学》思想之来历，则《仁学》者，实无异于《大同书》也。大同即仁之境界，冲决网罗，即《大同书》之破除九界。……故非冲决网罗，即无以企大同。长素之书玄言之，而复生之书笃言之，其实一也。”
钱穆非常重视《仁学》对纲常名教的尖锐批判，并将其与清代学者戴震对宋明理学的批评相比较。称《仁学》“尤致愤于世俗之所谓名教”；其批评名教之言论，“较之戴东原所谓‘宋儒言理以意见杀人’者，愤激犹过之。”他认为谭嗣同是晚清第一个公开批判纲常名教的思想家，对当时思想界起了发聋振聩的作用。“輓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钱穆指出《仁学》中已具有明确的民族革命思想，对后来革命排满思潮的形成，影响甚大。谭氏批判君臣之义“而及于种族之见，大体似吕晚村，而愤激亦过之。以当时情势言，非革命排满，无以变法，复生见之甚透，论之甚切。又复生以暗杀伸民气，亦为此后革命党人成功一因。”
钱穆详细阐述了谭嗣同“以心力解劫运”和“冲决网罗”的思想，指出它们是《仁学》一书的核心，肯定了其对于晚清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呜呼！何其言之慨切而沉痛耶！复生所谓以心力解劫运者，仁即心力也。心力之表见曰通，其所以害夫通者则曰礼、曰名。盖通必基于平等，而礼与名皆所以害其平等之物也。礼与名之尤大者则曰三纲五常，曰君臣、父子、夫妇；而君臣一纲尤握其机枢。……必俟乎君统破而后伪学衰，伪学衰而后纲常之教不立，纲常之教不立而后人得平等以自竭其心力而复乎仁，然后乃可以争存于天下而挽夫劫运。此复生《仁学》要旨也。嗟乎！卓矣！虽语有过激，而忧深思远，上媲梨洲《明夷待访录》，无愧色矣。”对谭嗣同的《仁学》给予了高度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肯定之外，钱穆对以康、谭为代表的晚清新学也有批评的方面。首先，他认为大同理想和冲决网罗是一种乌托邦，缺乏实现的可能。“陈义虽高，唐大不实，亦几于空想为游戏而已。”其次，他认为康、谭思想虽然打着孔子的招牌，而实际上是“杂糅道、墨思想，又附会之于西国耶教”；是“炫于欧美之新奇，附之于释氏之广大，而独以孔子为说”。再次，他认为谭氏提倡平等，批判礼教，是以西洋伦理取代中国的伦理。“复生则代表维新派之见解，故谓五伦惟朋友为无弊。盖复生论三纲五常，其背后实有一西洋伦理为之张本，故五伦独重朋友，而以平等自由为说，意至显也。”在他看来，当时在伦理问题上的新旧之争实为中西之争。钱穆对以康、廖、谭为代表的晚清新学始终持批评的态度，他认为晚清新学诸家，言经学如康长素，“言考据如廖季平，言思想如谭复生，皆可谓横扫无前，目无古人”，但最终都“自为矛盾冲突抵消以迄于灭尽”。钱穆上述观点，从中西文化之区别来考察近代思想文化，批评晚清新学，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是谭嗣同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后来张君劢的《新儒家思想史》一书贯彻、发挥了这一思想。
浏阳算学馆
四、对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探讨
民国时期对谭嗣同哲学思想进行探讨的学者有蔡元培、蒋维乔、冯友兰等人。较早开始研究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是蔡元培。１９２３年１２月，蔡氏在《申报月刊》发表长篇论文《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对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进行了回顾。他在分析康有为哲学的基础上，将谭嗣同与康氏进行了比较。“方康有为著《大同书》的时候，他的朋友谭嗣同著了一部《仁学》。康氏说‘以太’，说‘电’，说‘吸摄’，都作为‘仁’的比喻；谭氏也是这样。康氏说‘去国界’、‘去级界’等等，谭氏也要去各种界限。这是相同的。但谭氏以华严及庄子为出发点，以破对待为论锋，不注意于苦乐的对待，所以也没有说去苦就乐的方法。”蔡氏认为《仁学》一书的重要原理，都建立在佛道思想的基础之上，以反对当时儒家末流所提倡的“奴隶道德”。书中指出：“可见他的哲理，全是本于庄子与华严了。他主张破对待，主张平等，所以他反对名教，反对以淫杀为绝对的恶，反对三纲。他主张通，所以反对闭关，反对国界，反对宁静安静，反对崇俭。他在那时候，敢出这种‘冲决网罗’的议论，与尼采的反对基督教奴隶道德差不多了。”蔡氏对《仁学》努力吸取西洋科学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表示赞赏，称“那时侯西洋输入的科学，固然很不完备，但谭氏已经根据这些科学，证明哲理，可谓卓识。”蔡元培对谭氏哲学的分析，体现了其特别重视伦理哲学的特点。
１９３２年出版的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也从哲学史的角度对谭嗣同的思想进行了探讨。蒋氏对晚清哲学的考察，仍以所谓“公羊学派”为中心，将康、谭、梁视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蒋维乔对谭嗣同的生平事业予以盛赞：“与康梁诸子同唱变法改制之说，勇往迈进，耸动天下，且以身殉其主义者，厥维谭浏阳。其生如流星，其死甚壮烈，天下志士为所鼓舞，革命之大业被其播种。”又称谭氏与同志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设‘南学会’，“讲习之余，论究新政，且远及世界各国大势，三湘士风，为之一变。洞庭湖畔，涌起一种澎湃之爱国精神”。字里行间都体现了作者对谭嗣同的敬仰之情。
蒋维乔指认为“仁心”是谭氏哲学的核心范畴，也是其衡量、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依据。“仁是心之体，其本质至善，寂然不动，感而遂同天下之故。仁即是良心，其所本为天理天道，所以生灭，俱为平等。”谭氏“以此仁心为根据，一切社会人类政治道德宗教诸问题，概包含于《仁学》之下。而于孔子之大同精神，佛耶之慈悲博爱，孟子之君民对立，庄子之绝对自由，乃至法兰西之大革命精神，胥认为仁心之体现，而与此精神相背者，即为异端邪说。”由此可见，蒋氏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仁”，将其等同于“仁心”和“良心”，突显了《仁学》的对于当时社会的批判意义。蒋氏还论述了谭嗣同的文化观，谓其“力辟外人之物质的利己的迷心，而并采东西文化之长，致万国于平等之太平，此伟大之思想，即《仁学》之根本精神也。”强调谭氏文化观能“直观东西人种之长短”，并“图东西思想之融合”，这是蒋维乔的一个重要观点。
民国时期从哲学史角度研究谭嗣同思想，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指出：“参与康有为立教变法之运动，而其思想亦足自立者，有谭嗣同。”“谭嗣同在经学方面，虽不及康有为之煊赫有建树；而在思想方面，则所著《仁学》发挥大同之义，较康有为精密。”“谭嗣同之思想，盖杂取诸方面而糅合之。其中虽不免有不能贯通之处，然要不失为其时思想界之一最高代表也。”这是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对谭嗣同的总评价。
该书的特点是从哲学方面，对谭嗣同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第一、关于“仁与以太”。书中指出：“谭嗣同之讲仁，亦即发挥程明道、王阳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说，而以所闻西洋科学，即当时所谓格致之学中之新说附入之。”冯氏试图对《仁学》中的“以太”概念加以解释。“谭嗣同以之为‘原质之原质’，又为一个物体之所以能聚为一个体，一团体的物之所以能聚为一团体之原因，亦即此物之所以能通于彼物之原因。”这主要是从功能而非实体的角度解释“以太”。至于以太与仁，则归之于体用关系。在谭氏看来，“孔所谓仁，亦即以太之用。”第二、关于“有无与生灭”。冯氏认为谭嗣同“以太不生不灭”的观点，来源于张载“元气不灭”的思想。“张横渠《正蒙参两篇》‘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一段，正此意。谭嗣同盖本张横渠之说，而以当时所闻化学中之新说说明之。”冯氏还分析了《仁学》中有关“微生灭”的思想，谓“以太虽不生不灭，而有‘微生灭’。个体的物，无时不在变易之中，亦即无时不在生灭之中。此个体之生灭，即以太之‘微生灭’也。”“万物无时不在变易生灭之中，亦即万物无时不在日新之中。”“此谭嗣同所与当时变法运动之哲学的根据也。”上述“仁与以太”，“有无与生灭”以及“微生灭”，都是《仁学》哲学思想的重点，也是理解《仁学》的关键所在，冯友兰对此进行的学术探讨，反映了谭嗣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对中国近代哲学包括谭嗣同思想的研究，还应当提到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１９４５年），该书对中国近五十年来的哲学发展过程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贺麟认为近五十年中国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陆、王心学，得了盛大的发扬”。晚清思想界的康、梁、谭诸人，都被他列入陆、王心学的派别。贺麟强调指出，陆王心学构成了谭嗣同《仁学》的中心思想，而谭氏的言行也与明代王学的泰州、龙溪学派相似。“至于康氏的两个大弟子，谭嗣同、梁任公，思想亦倾向陆、王。嗣同著《仁学》一书，他所谓仁，乃佛之慈悲，耶之博爱，阳明之良知的糅合体。他主张‘冲决网罗’，特别注重打破名教礼教世俗的束缚，以恢复仁，象山所谓本心，阳明所谓良知。……他大声疾呼地反对荀子，尊崇孟子，扬陆、王而抑程、朱。”“至于谭氏的性情行径之近似王学中泰州、龙溪一派，更属显然。所以我认为康、谭二人皆以陆、王之学为其中心思想，不过两人皆以气盛，近于粗疏狂放，比较缺乏陆、王之反本心性的精微穷理工夫罢了。”
贺麟对陆、王心学盛行于近代中国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它适应了当时反抗权威、摆脱束缚、求新创造的时代需要。“过去五十年来何以陆、王学派独得盛大发扬，据个人揣想也并非无因。大约由于（一）陆、王注重自我意识，于个人自觉、民族自觉的新时代，较为契合。因为过去五十年，是反对传统权威的时代，提出自我意识，内心直觉，于反抗权威，解脱束缚，或较有帮助。（二）处于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无旧传统可以遵循，无外来标准可资模拟。只有凡事自问良知，求内心之所安，提挈自己的精神，以应付瞬息万变之环境。庶我们的新人生观、新宇宙观，甚至于新的建国事业，皆建筑在心性的基础或精神的基础上面。”贺麟对中国近代哲学之所以特别强调精神作用的解释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如果把贺麟与冯友兰对谭嗣同的观点作一比较，那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冯友兰强调了程朱理学对谭嗣同的影响，认为谭氏之论“仁”，是对理学“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思想的发挥。与此相反，贺麟对谭嗣同思想的新解释，则突出了陆、王心学对谭氏的影响，认为谭氏之“仁”，乃指陆象山所谓“本心”，王阳明所谓“良知”。冯友兰、贺麟从各自的观点出发，对同一对象得出了各不相同的结论，为谭嗣同研究提供了不同的审视角度。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他们各自的哲学观点在谭嗣同研究领域中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学者虽然对谭氏哲学思想有不同的看法，但并没有象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那样，在关于谭氏哲学性质的问题上，形成“唯物”与“唯心”的激烈争论。
五、对谭嗣同政治思想的研究
民国时期研究谭嗣同的政治思想，影响较大的当推萧公权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１９４５年）。该书为“戊戌维新”专列一章，主要叙述康、梁的思想，“惟谭嗣同《仁学》似有一述之必要，爰附论于康氏之后。”
萧氏此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辨析康、谭之异同。他认为从思想上说，“谭氏思想之来源虽有自得于孔佛西学之处，然其大端则师承康有为而加以推演。特以二人之性格不同，环境有异，其言论遂互有缓急温厉之别。且谭氏死于戊戌，其所受于康氏者皆早年大同维新之理论。保皇守旧之说非所得闻。故今日谭氏之书，遂觉其发扬蹈厉，与其师说颇不相类也。”具体地说，“《大同书》本平等自由之旨而立破除九界之论。《仁学》傅会庄子‘在宥’”而倡导“冲决网罗”。萧公权认为对待满清政权的态度，是康、谭二人思想的分水岭。谭氏之说“持与康氏戊戌主张相较，似无抵触之处。然康氏阐民权而保大清，谭氏则因辨正君臣之义而并及民族华夷之辨，直欲驱满洲以复中华之政权。此则师弟相反，如南辕北辙，无可调融。”萧氏承认谭嗣同思想中已明确含有“民族革命思想之种子”，只因历史条件所限制，未能加以充分发挥。“观谭氏此诸议论，知民族革命思想之种子，已沸腾于血液之中。惜乎其所遇者非孙中山而为康有为，遂使维新党中多一冤魄，革命军中少一猛将。今日尚论，诚不胜其扼腕矣。”
萧公权比较康、谭优劣，最后得出结论：“康氏变法，重在保清。谭氏维新，则纯出于爱国。知旧章不足以自存，故不惜舍己以从西政。知满洲不足言变法，故欲乞灵于国际干涉。审其动机与其识见，均在康有为之上。”与钱穆的看法颇为相似，萧公权认为谭嗣同未能投身革命，而死于百日维新是一场悲剧，对之表示无比的惋惜。“然而秦庭之哭既势所不能行，救国之念亦如焚而不能戢。（谭氏）彷徨愤懑之际，不觉为康党维新旗帜之所动。于是一误于君宪之空想，再误于德宗之倚任。一腔热血，遂不得洒于其衷心隐含之国民革命主张，而转以酬报心神宗而身献帝之‘圣主’。此诚戊戌政变中最惨痛之悲剧，而益令吾人深叹谭氏无缘参预兴中会之可惜也。”萧公权的著作是较早从改良与革命关系的角度，分析谭嗣同政治思想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的一种尝试。
综上所述，如果说梁启超是从启蒙运动的角度研究谭嗣同，钱穆是从中西文化关系的角度评价谭氏思想，那么冯友兰、萧公权则是从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角度分析谭嗣同，上述诸人及其著作代表了民国时期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研究谭嗣同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录自2008年10月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8年第3期总第5期】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各种政治力量此起彼伏，相互竞争较量。与此相适应，在思想学术上也出现了中西汇流、古今融合、纷繁复杂的局面。社会转型与思想文化互相影响，共同演进，使民国时期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相当重要而又极富特色的阶段。从思想文化上看，这一时期各种主义、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展开激烈论战，积极扩大影响，呈现出“诸家并起，流派纷呈”的特点。其中，以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各种类型的非马克思主义学派为两支最重要的潮流，这个特点也反映到当时的谭嗣同研究之中。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其他学派的学者对谭嗣同研究都作出了贡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时间上看，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谭嗣同的研究要早于马克思主义学派，前者始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者则是从３０年代开始的。根据上述特点，为了分清学术源流，揭示思想的继承关系，笔者对民国时期的谭嗣同研究，按照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其他各种学派两条线索而分别加以叙述。
从学术角度看，民国时期的学术突破了传统学术的藩篱，对古今中西学术进行比较、参照，并进而融合创造，建立起新的学术范式，这是民国学术的主要特色和成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在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引发了具有重要意义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否定了传统的“尊古”观念，由“疑古”进而“释古”，提出要用科学精神“重新整理国故”。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许多学者集中力量开辟新的学术领域，确立新的学术范式。１９１９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这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是近代学术史上的开山之作。随后，一批有分量的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著作相继问世，民国学术界开始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这一时期的谭嗣同研究，仍处于开创阶段，尚未出现研究谭氏的专门著作。当时对谭嗣同的研究，主要是作为一种附属内容，出现在有关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以及近代史的研究中，这是民国时期谭嗣同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因此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虽然比较分散，不够集中，深度也有局限，但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了分析民国时期的谭嗣同研究，下面按照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这三种学术体例，对当时与谭嗣同研究有关的内容进行概括和论述。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学术体例的划分并不是固定的，在不同体例中也可能包含部分相同的内容。
谭嗣同
二、梁启超在谭嗣同研究中的地位
梁启超在谭嗣同研究的历史上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在谭嗣同生前，梁与谭是维新运动的同志和战友；谭氏殉难后，梁氏又是谭嗣同事迹和思想的积极介绍者、宣传者。首先，他是最早的《谭嗣同传记》作者之一，以生动而富有感情的笔触叙述了谭氏的生平事迹。其次，他也是谭氏著作最早的收集整理者，首先发表和出版了包括《仁学》在内的许多谭嗣同著作。正是通过梁启超的大力介绍与宣传，谭嗣同的生平事迹、思想观点和精神风貌才为大众所熟知，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从研究角度看，梁启超又是最早的谭嗣同研究者，在其一生中对谭嗣同的思想学术不遗余力地加以研究和宣传，这些研究成果反映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并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梁启超是谭嗣同研究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对谭嗣同研究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毋庸讳言，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梁启超的研究也存在若干缺点，不少地方失之于仓促和草率，有些部分甚至失实，由此造成了后来的一些误解。但梁启超对于谭嗣同研究的贡献远大于其失误，他的开创之功是不可否认的。
在学术史研究中最先将谭嗣同纳入研究视野的首推梁启超。早在１９０２－１９０４年间发表的题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文章中，梁启超就把整个清代学术的发展，看成是学术思想界逐步摆脱权威束缚，从传统中获得解放，“脱羁轭而得自由”的过程。在他看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历史功绩在于，“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途径而已。自兹以还，浏阳谭壮飞（嗣同）著《仁学》，……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在对晚清新学的探讨上，以今文经学作为当时学术思潮的主流，并将康、谭相提并论，放在一起研究，即是从梁启超此文开始的。这篇文章是梁启超研究中国学术史的滥觞，其中关于清代学术发展趋势的论断，为后来梁氏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对谭嗣同思想学术的具体研究，则见于１９２０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该书虽名之曰《清代学术概论》，但其重点实在晚清。作为晚清新学的亲身参加者，作者“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这种“现身说法”式的研究，使此书同时具有重要史料和研究著作的双重价值。梁启超把清代学术发展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较，指出两者在形式上具有共同之处，即“以复古为解放”。通过这种方式，学术思想逐步摆脱传统的束缚，人们的精神获得自由。这种理性主义的启蒙史观构成了《清代学术概论》一书的核心。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谭嗣同的研究，集中于对《仁学》一书的介绍和分析上，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指出《仁学》的精神，在于“冲决网罗”，“打破偶像”；《仁学》的目的，在于“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第二、初步分析了《仁学》的思想来源，认为其主要由科学、佛学及今文经学三部分组成，“盖取资于此三部分，而组织之以立己之意见”。第三、介绍了《仁学》关于社会发展、道德伦理以及政治的观念，对其所产生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称赞“其怀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气，正可察见。”梁启超对《仁学》批判君主专制，倡导民权共和以及排满革命的思想作了重点介绍，并指出了它对于后来革命思潮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第四、分析了晚清新学产生的环境，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特点和弱点。梁启超指出晚清新学，是在“学问饥荒”的条件下产生的，康、谭等新学家饥不择食，东拼西凑，企图熔科学、哲学、宗教于一炉，构筑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其“粗率与浅薄”乃至不成功是难以避免的。这段话出自梁氏本人的反思，颇能说明晚清思想界当时的状况以及晚清新学的局限性。第五、分析了佛学思潮对于晚清新学以及谭嗣同的深刻影响。《清代学术概论》指出：“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梁氏特别强调谭嗣同发挥了佛学的“积极精神”，认为“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梁启超在其他文章中还多次论及佛学与仁学的关系，甚至称“浏阳《仁学》，吾谓可名为应用佛学。”梁启超的有关论述引起了人们对佛学作用的关注，从此之后与佛学的关系就成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梁启超充分肯定了谭氏学说在晚清思想启蒙过程中所起的进步作用和历史功绩，他为了说明谭嗣同对当时思想界的强烈影响，形象地称之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谓“嗣同遇害，年仅三十三，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仅留此区区一卷，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吾故此比诸彗星。”梁氏这一著名提法后来为许多学者所沿用。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特别是其中关于晚清学术的论述，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后来一再成为研究者所引证的对象。它的问世影响了几代学人，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研究清代学术史（尤其是晚清学术史）的必读书之一。对于谭嗣同研究而言，《清代学术概论》具有明显的开创意义。该书从理性主义的启蒙史观出发，概括了谭氏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肯定了其在思想学术史上所具有的启蒙意义，确立了谭嗣同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为谭嗣同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一般所说的谭嗣同研究就是从梁氏这部著作开始的。
三、对谭嗣同学术思想的研究
民国时期从学术史角度研究谭嗣同，内容比较深刻，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外，还有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１９３２年）和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１９３７年）两本书。
杨东莼认为谭嗣同“尽脱旧日传统思想的束缚，努力于解放和创造”，“是有清一代的惟一个思想家。”他特别重视谭氏“破对待”的方法，认为这是《仁学》的“根本方法”。书中指出：嗣同思想“力破一切的对待”，“他抓住了这对待的融合，所以他对于生死、动静、善恶、奢俭、新旧、男女以及天理与人欲这些对待的问题，都能使之‘各得其所’地消解起来。在《仁学》中，他处处用这方法以消解对待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示的，就是以上所讲，乃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他运用这方法异常灵活，所以数学上的正负，物理学上的运动与静止，生物学上的生灭，在他看来，都无不是极容易解决的问题。惟其如此，所以他才说‘冲决网罗’”。杨氏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仁学》的特点，这一看法是很有眼光的。杨东莼承认谭嗣同思想驳杂，但强调其中仍存在一定的“脉络”和线索，要求研究者去认真体会，细心梳理，如此才能正确分析和评价谭氏的学术思想。“嗣同的学术思想，诚然驳杂；但驳杂之中，并非全无脉络可寻。他言今文学，同时又推尊黄宗羲与王夫之，其原因就在乎同是伸民权抑君权。他治佛学，同时又治西洋科学，其原因就在于能以佛理证科学。他崇孔教，同时又谈佛教与耶教，其原因就在于同是变教同主平等。不认清他这个脉络，自然就只看见嗣同学术思想的矛盾，这样一来，岂不冤屈了嗣同么？”这种理解对后来的谭嗣同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一般认为，钱穆与梁启超在基本学术立场上大异其趣，梁氏站在汉学的立场上，钱氏则站在宋学的立场上。但这种差别对于钱穆研究谭嗣同，似乎影响不大。在叙述体例上，钱穆将谭嗣同附之于康有为之后，把《仁学》与《大同书》相提并论，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进一步阐述和发挥。“至当时有切实发挥《大同书》含义，著书而传诵一时者，则为谭嗣同之《仁学》。”“《仁学》之宗旨，在于冲决网罗。”钱穆将《仁学》与《大同书》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精神基本一致，互为表里。“今试进而一究《仁学》思想之来历，则《仁学》者，实无异于《大同书》也。大同即仁之境界，冲决网罗，即《大同书》之破除九界。……故非冲决网罗，即无以企大同。长素之书玄言之，而复生之书笃言之，其实一也。”
钱穆非常重视《仁学》对纲常名教的尖锐批判，并将其与清代学者戴震对宋明理学的批评相比较。称《仁学》“尤致愤于世俗之所谓名教”；其批评名教之言论，“较之戴东原所谓‘宋儒言理以意见杀人’者，愤激犹过之。”他认为谭嗣同是晚清第一个公开批判纲常名教的思想家，对当时思想界起了发聋振聩的作用。“輓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钱穆指出《仁学》中已具有明确的民族革命思想，对后来革命排满思潮的形成，影响甚大。谭氏批判君臣之义“而及于种族之见，大体似吕晚村，而愤激亦过之。以当时情势言，非革命排满，无以变法，复生见之甚透，论之甚切。又复生以暗杀伸民气，亦为此后革命党人成功一因。”
钱穆详细阐述了谭嗣同“以心力解劫运”和“冲决网罗”的思想，指出它们是《仁学》一书的核心，肯定了其对于晚清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呜呼！何其言之慨切而沉痛耶！复生所谓以心力解劫运者，仁即心力也。心力之表见曰通，其所以害夫通者则曰礼、曰名。盖通必基于平等，而礼与名皆所以害其平等之物也。礼与名之尤大者则曰三纲五常，曰君臣、父子、夫妇；而君臣一纲尤握其机枢。……必俟乎君统破而后伪学衰，伪学衰而后纲常之教不立，纲常之教不立而后人得平等以自竭其心力而复乎仁，然后乃可以争存于天下而挽夫劫运。此复生《仁学》要旨也。嗟乎！卓矣！虽语有过激，而忧深思远，上媲梨洲《明夷待访录》，无愧色矣。”对谭嗣同的《仁学》给予了高度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肯定之外，钱穆对以康、谭为代表的晚清新学也有批评的方面。首先，他认为大同理想和冲决网罗是一种乌托邦，缺乏实现的可能。“陈义虽高，唐大不实，亦几于空想为游戏而已。”其次，他认为康、谭思想虽然打着孔子的招牌，而实际上是“杂糅道、墨思想，又附会之于西国耶教”；是“炫于欧美之新奇，附之于释氏之广大，而独以孔子为说”。再次，他认为谭氏提倡平等，批判礼教，是以西洋伦理取代中国的伦理。“复生则代表维新派之见解，故谓五伦惟朋友为无弊。盖复生论三纲五常，其背后实有一西洋伦理为之张本，故五伦独重朋友，而以平等自由为说，意至显也。”在他看来，当时在伦理问题上的新旧之争实为中西之争。钱穆对以康、廖、谭为代表的晚清新学始终持批评的态度，他认为晚清新学诸家，言经学如康长素，“言考据如廖季平，言思想如谭复生，皆可谓横扫无前，目无古人”，但最终都“自为矛盾冲突抵消以迄于灭尽”。钱穆上述观点，从中西文化之区别来考察近代思想文化，批评晚清新学，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是谭嗣同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后来张君劢的《新儒家思想史》一书贯彻、发挥了这一思想。
浏阳算学馆
四、对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探讨
民国时期对谭嗣同哲学思想进行探讨的学者有蔡元培、蒋维乔、冯友兰等人。较早开始研究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是蔡元培。１９２３年１２月，蔡氏在《申报月刊》发表长篇论文《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对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进行了回顾。他在分析康有为哲学的基础上，将谭嗣同与康氏进行了比较。“方康有为著《大同书》的时候，他的朋友谭嗣同著了一部《仁学》。康氏说‘以太’，说‘电’，说‘吸摄’，都作为‘仁’的比喻；谭氏也是这样。康氏说‘去国界’、‘去级界’等等，谭氏也要去各种界限。这是相同的。但谭氏以华严及庄子为出发点，以破对待为论锋，不注意于苦乐的对待，所以也没有说去苦就乐的方法。”蔡氏认为《仁学》一书的重要原理，都建立在佛道思想的基础之上，以反对当时儒家末流所提倡的“奴隶道德”。书中指出：“可见他的哲理，全是本于庄子与华严了。他主张破对待，主张平等，所以他反对名教，反对以淫杀为绝对的恶，反对三纲。他主张通，所以反对闭关，反对国界，反对宁静安静，反对崇俭。他在那时候，敢出这种‘冲决网罗’的议论，与尼采的反对基督教奴隶道德差不多了。”蔡氏对《仁学》努力吸取西洋科学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表示赞赏，称“那时侯西洋输入的科学，固然很不完备，但谭氏已经根据这些科学，证明哲理，可谓卓识。”蔡元培对谭氏哲学的分析，体现了其特别重视伦理哲学的特点。
１９３２年出版的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也从哲学史的角度对谭嗣同的思想进行了探讨。蒋氏对晚清哲学的考察，仍以所谓“公羊学派”为中心，将康、谭、梁视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蒋维乔对谭嗣同的生平事业予以盛赞：“与康梁诸子同唱变法改制之说，勇往迈进，耸动天下，且以身殉其主义者，厥维谭浏阳。其生如流星，其死甚壮烈，天下志士为所鼓舞，革命之大业被其播种。”又称谭氏与同志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设‘南学会’，“讲习之余，论究新政，且远及世界各国大势，三湘士风，为之一变。洞庭湖畔，涌起一种澎湃之爱国精神”。字里行间都体现了作者对谭嗣同的敬仰之情。
蒋维乔指认为“仁心”是谭氏哲学的核心范畴，也是其衡量、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依据。“仁是心之体，其本质至善，寂然不动，感而遂同天下之故。仁即是良心，其所本为天理天道，所以生灭，俱为平等。”谭氏“以此仁心为根据，一切社会人类政治道德宗教诸问题，概包含于《仁学》之下。而于孔子之大同精神，佛耶之慈悲博爱，孟子之君民对立，庄子之绝对自由，乃至法兰西之大革命精神，胥认为仁心之体现，而与此精神相背者，即为异端邪说。”由此可见，蒋氏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仁”，将其等同于“仁心”和“良心”，突显了《仁学》的对于当时社会的批判意义。蒋氏还论述了谭嗣同的文化观，谓其“力辟外人之物质的利己的迷心，而并采东西文化之长，致万国于平等之太平，此伟大之思想，即《仁学》之根本精神也。”强调谭氏文化观能“直观东西人种之长短”，并“图东西思想之融合”，这是蒋维乔的一个重要观点。
民国时期从哲学史角度研究谭嗣同思想，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指出：“参与康有为立教变法之运动，而其思想亦足自立者，有谭嗣同。”“谭嗣同在经学方面，虽不及康有为之煊赫有建树；而在思想方面，则所著《仁学》发挥大同之义，较康有为精密。”“谭嗣同之思想，盖杂取诸方面而糅合之。其中虽不免有不能贯通之处，然要不失为其时思想界之一最高代表也。”这是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对谭嗣同的总评价。
该书的特点是从哲学方面，对谭嗣同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第一、关于“仁与以太”。书中指出：“谭嗣同之讲仁，亦即发挥程明道、王阳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说，而以所闻西洋科学，即当时所谓格致之学中之新说附入之。”冯氏试图对《仁学》中的“以太”概念加以解释。“谭嗣同以之为‘原质之原质’，又为一个物体之所以能聚为一个体，一团体的物之所以能聚为一团体之原因，亦即此物之所以能通于彼物之原因。”这主要是从功能而非实体的角度解释“以太”。至于以太与仁，则归之于体用关系。在谭氏看来，“孔所谓仁，亦即以太之用。”第二、关于“有无与生灭”。冯氏认为谭嗣同“以太不生不灭”的观点，来源于张载“元气不灭”的思想。“张横渠《正蒙参两篇》‘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一段，正此意。谭嗣同盖本张横渠之说，而以当时所闻化学中之新说说明之。”冯氏还分析了《仁学》中有关“微生灭”的思想，谓“以太虽不生不灭，而有‘微生灭’。个体的物，无时不在变易之中，亦即无时不在生灭之中。此个体之生灭，即以太之‘微生灭’也。”“万物无时不在变易生灭之中，亦即万物无时不在日新之中。”“此谭嗣同所与当时变法运动之哲学的根据也。”上述“仁与以太”，“有无与生灭”以及“微生灭”，都是《仁学》哲学思想的重点，也是理解《仁学》的关键所在，冯友兰对此进行的学术探讨，反映了谭嗣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对中国近代哲学包括谭嗣同思想的研究，还应当提到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１９４５年），该书对中国近五十年来的哲学发展过程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贺麟认为近五十年中国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陆、王心学，得了盛大的发扬”。晚清思想界的康、梁、谭诸人，都被他列入陆、王心学的派别。贺麟强调指出，陆王心学构成了谭嗣同《仁学》的中心思想，而谭氏的言行也与明代王学的泰州、龙溪学派相似。“至于康氏的两个大弟子，谭嗣同、梁任公，思想亦倾向陆、王。嗣同著《仁学》一书，他所谓仁，乃佛之慈悲，耶之博爱，阳明之良知的糅合体。他主张‘冲决网罗’，特别注重打破名教礼教世俗的束缚，以恢复仁，象山所谓本心，阳明所谓良知。……他大声疾呼地反对荀子，尊崇孟子，扬陆、王而抑程、朱。”“至于谭氏的性情行径之近似王学中泰州、龙溪一派，更属显然。所以我认为康、谭二人皆以陆、王之学为其中心思想，不过两人皆以气盛，近于粗疏狂放，比较缺乏陆、王之反本心性的精微穷理工夫罢了。”
贺麟对陆、王心学盛行于近代中国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它适应了当时反抗权威、摆脱束缚、求新创造的时代需要。“过去五十年来何以陆、王学派独得盛大发扬，据个人揣想也并非无因。大约由于（一）陆、王注重自我意识，于个人自觉、民族自觉的新时代，较为契合。因为过去五十年，是反对传统权威的时代，提出自我意识，内心直觉，于反抗权威，解脱束缚，或较有帮助。（二）处于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无旧传统可以遵循，无外来标准可资模拟。只有凡事自问良知，求内心之所安，提挈自己的精神，以应付瞬息万变之环境。庶我们的新人生观、新宇宙观，甚至于新的建国事业，皆建筑在心性的基础或精神的基础上面。”贺麟对中国近代哲学之所以特别强调精神作用的解释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如果把贺麟与冯友兰对谭嗣同的观点作一比较，那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冯友兰强调了程朱理学对谭嗣同的影响，认为谭氏之论“仁”，是对理学“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思想的发挥。与此相反，贺麟对谭嗣同思想的新解释，则突出了陆、王心学对谭氏的影响，认为谭氏之“仁”，乃指陆象山所谓“本心”，王阳明所谓“良知”。冯友兰、贺麟从各自的观点出发，对同一对象得出了各不相同的结论，为谭嗣同研究提供了不同的审视角度。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他们各自的哲学观点在谭嗣同研究领域中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学者虽然对谭氏哲学思想有不同的看法，但并没有象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那样，在关于谭氏哲学性质的问题上，形成“唯物”与“唯心”的激烈争论。
五、对谭嗣同政治思想的研究
民国时期研究谭嗣同的政治思想，影响较大的当推萧公权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１９４５年）。该书为“戊戌维新”专列一章，主要叙述康、梁的思想，“惟谭嗣同《仁学》似有一述之必要，爰附论于康氏之后。”
萧氏此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辨析康、谭之异同。他认为从思想上说，“谭氏思想之来源虽有自得于孔佛西学之处，然其大端则师承康有为而加以推演。特以二人之性格不同，环境有异，其言论遂互有缓急温厉之别。且谭氏死于戊戌，其所受于康氏者皆早年大同维新之理论。保皇守旧之说非所得闻。故今日谭氏之书，遂觉其发扬蹈厉，与其师说颇不相类也。”具体地说，“《大同书》本平等自由之旨而立破除九界之论。《仁学》傅会庄子‘在宥’”而倡导“冲决网罗”。萧公权认为对待满清政权的态度，是康、谭二人思想的分水岭。谭氏之说“持与康氏戊戌主张相较，似无抵触之处。然康氏阐民权而保大清，谭氏则因辨正君臣之义而并及民族华夷之辨，直欲驱满洲以复中华之政权。此则师弟相反，如南辕北辙，无可调融。”萧氏承认谭嗣同思想中已明确含有“民族革命思想之种子”，只因历史条件所限制，未能加以充分发挥。“观谭氏此诸议论，知民族革命思想之种子，已沸腾于血液之中。惜乎其所遇者非孙中山而为康有为，遂使维新党中多一冤魄，革命军中少一猛将。今日尚论，诚不胜其扼腕矣。”
萧公权比较康、谭优劣，最后得出结论：“康氏变法，重在保清。谭氏维新，则纯出于爱国。知旧章不足以自存，故不惜舍己以从西政。知满洲不足言变法，故欲乞灵于国际干涉。审其动机与其识见，均在康有为之上。”与钱穆的看法颇为相似，萧公权认为谭嗣同未能投身革命，而死于百日维新是一场悲剧，对之表示无比的惋惜。“然而秦庭之哭既势所不能行，救国之念亦如焚而不能戢。（谭氏）彷徨愤懑之际，不觉为康党维新旗帜之所动。于是一误于君宪之空想，再误于德宗之倚任。一腔热血，遂不得洒于其衷心隐含之国民革命主张，而转以酬报心神宗而身献帝之‘圣主’。此诚戊戌政变中最惨痛之悲剧，而益令吾人深叹谭氏无缘参预兴中会之可惜也。”萧公权的著作是较早从改良与革命关系的角度，分析谭嗣同政治思想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的一种尝试。
综上所述，如果说梁启超是从启蒙运动的角度研究谭嗣同，钱穆是从中西文化关系的角度评价谭氏思想，那么冯友兰、萧公权则是从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角度分析谭嗣同，上述诸人及其著作代表了民国时期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研究谭嗣同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录自2008年10月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8年第3期总第5期】
(责任编辑：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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