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双龙戏珠束发金冠

明代双龙戏珠束发金冠

名称：双龙戏珠束发金冠

年代：明

规格：通高2.9厘米，底径4.2厘米，重33.6克

级别：二级文物

来源：捐赠

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藩王政治的缩影

——明代双龙戏珠束发金冠

在北京明十三陵中，明神宗朱翊钧的陵墓——定陵是唯一一座被发掘了的陵墓，可供游人参观。20世纪50年代中期，定陵的发掘盛况曾轰动一时，出土文物也举世震惊。在3000多件各类器物中，有一顶万历皇帝生前所戴的金翼善冠，纯金制成，装饰双龙，昂首相对，雄猛威严，是古代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的象征。无独有偶，长沙地区也有一顶相同形制的金冠，饰以双龙戏珠，金光闪闪，这顶金冠的发现也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长沙县一位神色紧张的农民走进湖南省文物管理部门的办公室，找到领导和文物专家，主动上交了一件文物。一年之后，这位农民又找到省里的文物专家，询问那件上交文物的相关信息。当被告知文物已转到长沙市文物部门保管并收藏之后，农民又找上门来，追问文物保管的细节情况。看到文物被专业人员精心保管之后，农民才放心离开。这位农民割舍不下又念念不忘的宝贝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珍贵文物——明代双龙戏珠束发金冠。

这顶双龙戏珠束发金冠，通高2.9厘米，底径4.2厘米，重33.6克，还不足一个巴掌大。但是在小巧玲珑的金冠上，通体布满了装饰花纹，浮雕型的双龙戏珠栩栩如生，彰显了中国古代金器工艺的高超水平。仔细观摩金冠，可以看到金冠由四部分组成。环形基座上由前后两块金片合围成一个圆，上面錾刻着传统的吉祥纹饰——缠枝牡丹花纹。牡丹的花蕊和叶脉雕琢得清晰可辨，寓意着吉庆富贵、生生不息。左右两侧各有一行浮雕游龙，呈现出双龙夺珠的造型。双龙中间点缀着一颗火焰宝珠，宝珠上刻着一个“日”字。两侧各有一片云状出檐，上面有锥刺的密集小孔。金冠的顶部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部由椭圆形金片压制成瓦楞形，后部接如意形尾檐。金冠两侧各穿一孔，用一枚金簪横贯而入固定发髻，金簪的首部同样采用了如意造型，有着万事顺利、吉祥如意的含义。整个金冠纹饰繁缛，似乎寄予着对享用者的美好祝福。

这顶金冠上有双龙戏珠的造型，目前考古所见，北京明十三陵中定陵出土的一顶金翼善冠与之相似。定陵出土的金翼善冠，主冠体呈半圆球形，称为前屋，后部隆起，称为后山。后山外部两折角向上，正面嵌双龙戏珠图案。图案上的双龙，昂首相对，雄猛威严，有强烈的艺术装饰效果，体现了封建帝王神圣的权利和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皇权的象征。

金翼善冠的主人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同样享用双龙戏珠造型的这顶金冠，其主人恐怕也是十分尊贵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服饰往往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区分政治等级的标志之一，从服饰的形制、色彩到纹样及用途，什么等级穿什么服饰，不可僭越。明代官方的服饰制度，按《明史•舆服志》记载，皇帝的冠分为冕、皮弁、武弁、燕弁、通天冠、翼善冠等不同种类。通常情况下，冕在册立、登基、正旦、冬至等大典礼时穿戴，皮弁在谢恩、策士、传胪、亲征、定功赏、四夷朝贡、朝觐等典礼时使用，武弁是亲征遣将时使用，燕弁是燕居时服用，通天冠是省牲、郊庙等一般小祀时使用，翼善冠则是常服，穿戴较多。皇帝以下诸如皇太子、亲王、王世子、郡王等皇室贵胄，大体仿效皇帝的服饰，只是个别装饰略有不同，如皇帝冕前后十二旒，下部导以玉簪，皇太子与亲王冕只有九旒，导以金簪，王世子冕八旒，郡王冕七旒；皇帝皮弁前后十二缝，下部导以玉簪，王皮弁只有九缝，导以金簪，王世子皮弁八缝，郡王皮弁七缝等等，诸如此类的差别。在王以下的公侯及文武百官，朝服戴梁冠，公服戴展角幞头，常服戴乌纱帽。其中公侯及文武百官朝服佩戴的梁冠，其冠上梁的数目依等级不同各有差异，公戴八梁冠，侯、伯、驸马、一品官戴七梁冠，二品官戴六梁冠，往下依次递减，直至六品、七品二梁冠，八品、九品一梁冠。

以上皇帝所戴之冠，除了介绍过的金翼善冠，冕和皮弁的实物，在万历皇帝的定陵中也都同时并存，而公侯及文武百官的梁冠，目前考古也都有发现，如南京江宁将军山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黔国公沐昌祚墓出土的六梁冠；南京中华门外郎家山明初宋朝用墓出土的五梁冠；又如上海宝山冶炼厂明代李氏墓出土的四梁冠等等。这些实物头冠，印证了史书记载的可靠性。

古代皇帝往往自命真龙天子，冠、服饰以祥龙，文武百官以下不可僭越。明代官方规定，皇帝服饰御用五爪金龙，其他皇族成员可用四爪蟒龙，皇帝重臣、宠臣、近臣也可赐以蟒龙、飞鱼服等。可以清晰地看到，万历皇帝的金翼善冠确为五爪龙，而这顶双龙戏珠金冠只是四爪蟒龙。

那么这顶金冠，顶部由椭圆形金片压制成瓦楞形，成梁状凸线，凸线的数目赫然为九，规格与亲王冕上旒的数目或者弁上缝的数目相同，而高于公侯和一品官员梁冠上的数目。虽然金冠的造型独特，目前为仅存的一件，不能断然称之为“梁冠”或冕或弁当中的一种，只能暂定为束发冠，也还不能与以上官方史书的记载相印证，但是另一方面根据明人刘若愚的描述：“束发冠，其制如戏子所戴者，用金累丝造，上嵌睛绿珠石……四爪蟒龙在上翻绕。下加额子一件，亦如戏子所戴，左右插长雉羽焉。凡遇出外游幸，先帝圣驾，尚此冠”。刘若愚的描述恰好与此件束发金冠相吻合，如金累丝造，四爪蟒龙等等。刘若愚是明代皇宫太监，他关于束发冠的记载应当是真实可信的，那么束发冠可能只是皇帝外出游幸时，服侍皇帝的近臣或太监的装扮。同时，他强调“其制如戏子所戴者”，可能明代在正式场合很少有人作此打扮，反倒是舞台上的戏剧人物、道观寺庙里的神像等等虚构角色配备整齐的束发冠，正如学者所说：“束发冠是逸出礼数之外的”，所以不见于官方记载。但是从现存明代的版画、水陆画、壁画中可以看出，当时达官贵人普通都在头巾下再穿戴一顶束发冠，并且穿戴时要达到的效果是：半彰半隐，似隐犹彰，所谓“束发冠是男子首服中虽不宜公开抛露又不愿完全遮起的一份雍雅或华奂。”

既然如此，所以明代束发冠的数量不是很多，抄录权相严嵩财产的《天水冰山录》中，记载的金、玉、水晶、玛瑙、象牙等材质的束发冠一共有17件，而考古发现的束发冠，包括以上材质在内，总数也不多，金质的更少见。重要的是，明代各种绘画题材中出现的束发冠都比较简单，材质可能都不是金的，显然与夸耀富贵无关，追求的是类似于宋人的那种飘逸风雅的一面。那么这顶双龙戏珠束发金冠，当然不可谓不风雅，但折射出来的似乎是其中所蕴含的与财富与权位相关的意义，其九道梁状凸线的显著特征，再加上四爪蟒龙的特殊装饰，以金簪横贯的造型，这种种迹象都足以表明金冠的主人应当是非常尊贵的，恐怕不低于皇帝身边的近臣太监，由此推论，金冠只能是出自明代藩王家族。

明代藩王，根据史料记载，先后有4人分封于长沙府，即明太祖朱元璋子潭王朱梓和谷王朱橞、仁宗朱高炽子襄王朱瞻墡、英宗朱祁镇子吉王朱见浚，其中潭王、谷王、襄王3位亲王就藩时间较短，均未传袭王位。吉王一脉共传袭八代王，从1477年吉简王受封长沙，到1643年张献忠攻入湖南，最后一代吉王仓皇入粤，共计166年。在此期间，历代吉王挟天子之威仪，体尊位重，与道、府、县官共处一城，使长沙城染上了浓厚的藩王政治色彩。吉简王就藩长沙，大兴土木，以致新建成的吉王府规模宏大，“广袤若千里”，占据长沙城“十之八九”。虽然藩王府毁于明末战乱，但通过近几年的城市考古，王府宫墙、宫殿柱础、琉璃瓦当等遗址遗物陆续被发现，宏伟的吉王府渐露端倪。在长沙古城区，沿用至今的藩后街、八角亭、东牌楼、走马楼等地名称呼，均源自明代藩王府。

藩王府不复存在，藩王陵园成为吉藩王留存于世的写照。明清时期，长沙地区流传着一句古话：“南门外四十八间皇坟”。又有《善化县志》曰：“吉府诸王墓，俱在善化八都。”20世纪50—60年代，在长沙县跳马乡一带，先后发现了“大明吉简王墓志”和圹志、石龟、石门、青砖等陵园墓葬和建筑遗物。2008年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中，经过文物考古部门调查勘测，已确定在长沙县跳马乡南北长9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的范围内，保存有大型墓葬18座，应当是吉藩王家族墓。这些墓葬因为工农业生产和生活，大半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部分墓葬遭到盗掘。这顶双龙戏珠束发金冠，是7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抢救文物的过程中，长沙县的农民响应号召，主动送交给文物部门的，由此可以推测，金冠即是出土于被破坏的明藩王陵墓。另外，经过考古专家分析，认为金冠形制较小，可能是某一代藩王家里年纪比较小的成员，死后给予厚葬的随葬品，是冥器而非实用器。

明代双龙戏珠束发金冠，夺目耀眼，金色灿灿，反映了明代高超的工艺和制作水平；双龙戏珠的造型，更是明代藩王政治的缩影。

参考文献：

1、【明】刘若愚：《酌中志·内臣佩服纪略》。

2、孙机：《明代的束发冠、鬃髻与头面》，《文物》2001年第7期。

3、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4、扬之水：《明代金银首饰图说（续二）》，《收藏家》2009年第2期。

撰文：董远成

供稿：长沙市博物馆 李历松

来源：2015年《悠远的印记：长沙文物精品漫谈》

编辑：周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