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窑米地开光诗文笔筒

醴陵窑米地开光诗文笔筒

名称：醴陵窑米地开光诗文笔筒

                                                时代：民国  级别：一级            

                                                尺寸：高14厘米，口径12.5厘米，底径12.5厘米                   

来源：旧藏                      

                                       收藏单位：长沙市博物馆

 漫道精气不可寻，还教中医起沉疴

——长沙市博物馆藏醴陵窑米地开光诗文笔筒

在《丁文江印象》一书中，收录有自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一首“寿高梦旦联”：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

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①

这是一首谑联，自然不能当作历史文献去解读，但是“骂中医”这一现象的确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除了丁文江，在鲁迅、周作人、傅斯年、郭沫若等人的著作里，都有许多批判传统中医的辛辣文字。“骂中医”背后暗含着“五四”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对包含中医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

千百年来，中医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神奇的疗效，在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何到了近代却受人唾骂，步入命运多舛，困境重重的尴尬境地，大有日薄虞渊之势？

 “西人东渐，余波撼荡，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也^② ”。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西学伴随着坚船利炮步入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急于找到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寻求救国强民之道，开始把目光投向给自己带来创伤的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的优劣对比中，不少人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检讨和反思，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求索富强之术，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批判。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和思想大变革的时代，革命者为了彻底否定旧政治、旧传统、旧文化，把中医也当做封建文化一并否定，致使中西医的学术之争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再加上“中医言气化，言攻克，所谓金木水火土，各有所属，而气化，而五行，都是太抽象的东西，在科学昌明的今日，一切都注重实验，这个令人摸不着，看不见的抽象医学，就令人怀疑起来”^③ 。一时间，享有千年历史荣光的中医学，一下子被推上了文化批判的公堂，成为激进主义者声讨的对象。1912年11月，北洋政府颁布的医学专门学校规程根本就没有中医的内容，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发表言论：“余决议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在这个全部由西医参加的会议上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余氏断言：“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面对西医咄咄逼人的攻势和自身岌岌可危的生存态势，中医界奋起抗争，以图自保。于是论战、抗争、探寻中医出路，构成了近代社会中医变迁史的基调。

湖南历来名医荟萃，许多医家治学严谨，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活人无数，为湖南民众的医疗保健及人口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众多医士中有一位中医医师叫王纡青，我们对他的认识来自于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民国醴陵窑米地开光诗文瓷笔筒。笔筒上录有一首其友人赞扬其高尚医德，精湛医术的诗歌——《青囊歌》。青囊指古代医生盛医书的囊，后借指医术。《后汉书•华佗传》张翼《补注》：“吴押狱者每以酒食供奉，佗感其恩，告曰：‘我死非命，有青囊未传，二子不能继业，修书与汝，可往取之’。 吴至金城，取又藏之。佗知不免，大饮如醉而殂。吴弃役回家，向妻索书，妻日：‘纵学得神术，终毙于狱中，故我以囊烧毁也’”。因华佗生前行医各地，声名颇著，故“青囊”也成了医术的代称。

笔筒高14厘米，口径12.5厘米，底径12.5厘米。直筒式，圆唇稍向内出檐圈足，作釉下彩装饰，外壁为绿地白线双线条饰米字形花瓣纹，作地纹，地纹上开三面方形斜角式窗，窗内隶书绿彩诗文“青囊歌”。诗文如下：“王郎十五工词翰。手缀五色云霞灿天半。二十深忧国步显。欲医老大帝国还少年。当时南楚推三杰。予季翩翩亦齿列。王郎磨剑欲诛天。誓拯苍黔解倒悬。易水风萧虹贯日。樊头拟借豫身漆。收藏亡命散千金。惨淡经营只寸心。义旗一旦慕专制。耻攘功名思利济。日抱青囊事博施。手披灵素法轩岐。抗希仓公与扁鹊。長揖仲景刀圭药。伤寒一百十三方。六经病脉严綦详。元化剖解书已烬，西医讵识中医坚。叔和脉经僅大醇，私淑长沙祖越人。隨唐以来斯道替，千金方出外台继。宋明两季異学鸣，雅颂重淆郑卫声。东垣重胃河间火，立论稍偏道已左。景药新方诞不经，攻补八阵促人龄。王郎学医如学律，目张纲举条例出。王郎治病如治兵，流节源开取金精。腹中贮书千万卷，入之深深出以显。从来医士鹜声名，独卧西林忘世情。从来医士趋势利，独薄南金藐王位。早岁提囊欲入秦，中年采药為娱亲。慈亲青年甘苦节，竹翠松仓霜云洁。寒灯课子纺车前，王郎幼读损餐眠。我读方书爱同调，郎抱青囊向我笑。要我试作青囊歌，我嫌囊小药無多。安得巨囊储药？如山無垠海无岸。王郎化身千百万，渡尽恒河沙数人无算”。诗文后落行书款：“右录刘今希先生青囊歌以应，纾青先生教正，建安徐栋书”，下为两方方形朱文印，笔筒底部为绿彩隶书“湖南模范窑业工场”八字三行竖式款。

诗歌作者刘今希，名刘泽湘（1867-1924），醴陵庄埠栗山人，晚年自号“钓月老人”，中国同盟会会员。早期曾就读于醴陵渌江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自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回国后，相继任醴陵县警察局长、中小学教师、湖南铁路学校主教、同盟会湘支部文书等职，为南社成员。从青囊歌来看其在文学创作上，善长七言诗，见识广博，典故入诗贴切，诗词清丽不俗。“王郎”即王纾青（1885-1958）字昌桢，醴陵西林人，毕业于长沙明德学堂，曾在王仙小学执教，后有感于群众缺医少药之苦，转而学医。民国十六年（1927年），当选为中国国医会理事，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任湖南国医院院长，后任国医馆馆长等职。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参加湖南中医赴南京请愿团，抗议国民政府扼杀摧残中医的行径，取得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由长沙返回醴陵，常为贫苦农民免费治病。王刘二人同为醴陵人，王纡青与刘泽湘的弟弟刘谦是弱冠同窗，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人怀着共同的救国梦想一起创设蚕桑讲习所，试图运用近代科学传授植桑养蚕技术，以维护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从此两人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感情，这首《青囊歌》即是两人友谊的见证。

从笔筒款识来看，该笔筒是湖南模范窑业工场制作。湖南模范窑业工场是从清末熊希龄创办的湖南瓷业学堂演化而来。湖南瓷业学堂开办后数经变故，先是改为“湖南瓷业艺徒学堂”，四年后又改设“省立乙等窑业学校”，并同时将学校的试验、学习设备及人员统一管理，附设一个“窑业试验所”。1916年学校因经费紧张而停办，就在“窑业试验所”的基础上改为“湖南窑业试验场”，对内称“湖南模范窑业工场”。1918年3月在湘战中遭兵患，设备被毁殆尽。1920年局势稳定后，由沈明扬任场长，开始了小规模生产，1924年工厂正式改为“湖南模范窑业工场”。1925年湘军内讧战争，湖南模范窑业工场被迫停止生产。1926年底，经由省建设厅拨款再次恢复。这时场长改由徐建安担任。而这件笔筒正为徐建安之作。其制作笔筒借用刘泽湘的《青囊歌》来表达对王纡青的赞颂，对王纡青个人医术的肯定即是对其所代表的中医学的肯定，从刘泽湘和徐建安的身份来看，一位是原南社文人，一位是民族工业者，两人都怀有强烈的民族情结。几千年来，中医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深深嵌入了中国人的灵魂和意识之中，留下了漫长而持久的心理积淀，一般中国人对中医都有着深厚的“信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20世纪20-30年代，提倡国货运动发展至高潮，通过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国人的爱国意识、民族责任感进一步增强。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体现了中国的民族性。加上中医界在保卫战中自称为“国医”，迎合了国人的爱国心理，西医西药则被看作是西方经济侵略的工具，中医界即提出“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口号，这也是当时支持中医者的普遍心声。

无独有偶，在严怪愚的《因陋就简的中医院》一文中，有关于王纡青担任湖南国医院院长的描述：“…余院长无法维持，由王纡青接任。王先生一改旧观，医生不计薪，每人每日号金所得，即作其收入……物资由病人自备，中药由院里派工人煎好送服，其它一切事物，多由看护任之。看护是受过训练的，这种办法显然是仿照西医的。病人住院，也有一张诊察表：分神色、声音、脉象、舌苔、体强、伙食、食量、睡眠、大便、小便、其他等十一项…”^④ 王纡青对国医院内部管理大胆改革，科学改良，并吸收西医之长来补中医之短，使“中医也变成一个较好的科学的东西了。”^⑤

废止中医案对中医药界的冲击是巨大的，促发了中医界的紧迫感，在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后，中医界不得不谋求自身的革新与改良，自觉进行科学化的尝试，逐渐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如今，这件民国醴陵窑米地开光诗文瓷笔筒正无声地诉说着百年来中医沉浮的历史，讲述着一名中医医师的医德情操。

注释：

①：邓文初:《失语的中医》，《读书》2004年第三期。

②：转引郝先中:《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2005年博士论文。

③、张湘涛:《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10 P170-171。

④：同③。

⑤：同③。

撰文：刘瑜

供稿：长沙市博物馆 李历松

来源：2015年《悠远的印记：长沙文物精品漫谈》

编辑：周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