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回湘无辜陷入改名舆论风波

     清代长沙城西临湘江有四座城门，小西门（又名德润门）即是临近湘江最南之城门，入得此门过正街后，便是上、下坡子街，统称坡子街（因其地势东高西低而得名），以商业著称。民国元年（1912）孟冬，黄兴回湘探亲，即是从小西门入城，经过坡子街。时湘当局为此分别将其改名为黄兴门、黄兴街，因此而引出不小的舆论风波。

      一、为迎接伟人归湘，湘省当局改小西门为黄兴门、坡子街为黄兴街

      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起义失败后，为着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目标，黄兴一直奔走呼号于海内外各地，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民国成立，黄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公务繁忙，无暇考虑回湘之事。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黄兴出任艰巨，担任南京留守府留守之职，棘手万分，更无可能考虑回湘之事。民国元年（1912）6月，黄兴在交卸南京留守职务后，政治生涯暂告一段落，即有意回长沙探亲，但因袁世凯一再电邀北上，孙中山亦竭力促成，国事压倒私情，黄兴回乡之行因此而被耽搁下来。在与孙中山等人一道帮助袁世凯初步解决北京临时政府运作中出现的问题后，黄兴终于得以重新考虑回湘探亲之事，先是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回到上海同孚路寓所，然后定下起程回湘之期。在武昌的黎元洪得知后，即派楚同舰前往迎接。至10月31日13时30分，黄兴经武昌、岳州（今岳阳）抵达长沙小西门外的义渡码头，终于回到阔别已经8年之久的故乡。

      黄兴与孙中山合作密切，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推翻清朝腐朽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成就了翻天覆地的惊人事业，开亚洲亘古未有之民主共和新局。革命元勋、手造民国的伟人黄兴出自湖南，湘人自是倍感自豪和荣耀，如今即将返湘，湖南各界自然欢欣鼓舞，翘首以待。为迎接伟人的荣归，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都督府事先商定了一套隆重而又热烈的欢迎仪式，对其在湘期间的行程也作出了一系列周到而严密的安排；同时为表崇敬之情，还作出了将小西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的决定，以资永久纪念。

      据当年的《长沙日报》《民立报》《新闻报》等媒体报道，改小西门为黄兴门、坡子街为黄兴街系由仇鳌提议，湖南都督谭延闿照准，并亲题“黄兴门”三字于该城门上。

     仇鳌（1879—1970）系湖南湘阴县人，民国元年（1912）9月国民党湖南支部成立后，被推为副支部长并兼任湖南民政司司长，此前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回国参加反清革命活动。

      二、小西门、坡子街改名，不仅湘省当局深陷舆论风波，黄兴亦无辜躺枪

      前述改名的消息见报后，“湘垣各报，多以此事著之时评，拟为图画，或相与诘责而显指直陈，或隐肆讥弹而旁敲侧击”。而创办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的上海《新闻报》连续登载表达反对意见之文字，更是将小西门、坡子街更名的舆论风波推向全国。该报初期由中外商人合资兴办，以工商界为主要读者对象，所办副刊注重趣味性、知识性、通俗性，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在当时是一份读者颇多、影响力较大的报纸。

      1.时评《黄兴门》作者：改名“荒诞无识”

      黄兴抵达长沙的前一天，即10月30日，《新闻报》即发表了署名“强”、题为《黄兴门》的文章。该文认为，黄兴手造民国，功成返里，乡人欢迎，表其崇拜英雄之意即已足矣，“为之过当则涉于趋承，转失崇拜之精意”，改小西门为黄兴门、坡子街为黄兴街，是一种十分恶劣的“趋谀逢迎之气”。无论是从功劳来看，还是以出身地而言，改名都显得“荒诞无识”，因为“武昌起义，其门仅以首义名，不闻以黎元洪名，虽有元洪银行之设，识者早已指斥其非，黎公已早易之矣。然黎公于鄂，固起义之首功也，黄兴于湘何有乎？论其功，则功在全国，不在湖南也。若以出身地之故而名之，则湖南为黄兴一人之湖南，不然何不以焦、陈都督之名名门，谭都督之名名门也。且广东何以无孙文门，河南何以无袁世凯门，湖北何以无黎元洪门耶？四人之于民国，其功相同，特粤、豫、鄂人不若湘人之好趋承也欤？”

      2.曹耀材致信仇鳌，指其为获终南捷径而趋附。

      11月4日，该报又刊登了题为《仇鳌趋附黄兴之讨骂》一文，指名道姓地对提议改名的仇鳌予以指责。该文内容包括两部分，一为编者按，中有“湖南民政司长仇鳌，以黄克强回湘”“将小西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一般人民佥以此事过于趋承，纷纷窃议”之语；一为曹耀材致仇鳌信札，信中先是质问其“身膺民政之重，势系生民之大，置国事如弁髦，而率其属效狐媚于一二人之前者，是诚何心”，继又责其职司民政两月以来，未闻有造福湖南之举措，只是一味热心于趋附，以获终南之捷径。这位曹耀材先生时任湖南都督府会计检查院次长，曾参加辛亥光复长沙之役。兹将曹氏函札全文转录如下。

毅山吾兄足下：

      阅《长沙日报》，载足下有改坡子街为黄兴街、小西门为黄兴门之举，不胜诧异，谨为祝曰：盖闻聂政报思，史臣书之曰盗；邓通舐痔，《汉书》薄其为人。彼以受恩高厚之躯，为私感效力，揆之情理，犹未为伪。今有身膺民政之重，势系生民之大，置国事如弁髦，而率其属效狐媚于一二人之前者，是诚何心。今夫中国之再造，黄克强先生奔走江海，号召志士，一新宙合，质之天下，谁不颂祝。然江海之大，乘鹰只惊，不为之多少，彼岂以赫然震跃之功，谦虚退避之志，而欲人附和张皇，方见重于天下后世乎？克强先生奔走于外，桑梓之邦不遑安居，彼岂以为天下造福之心易而为衣锦荣归之心乎？方其转战江汉，湖南仰望，奋然响应，艰难缔造，以迄今日。足下未闻建一言、设一策，以与同人周旋。人难与虑始而易与乐成，足下今日蒙黄君荐为司长，安居燕幕，计诚得矣。然抚心自问，造福于我湖南者为何如？且足下毋谓已安已治也，外而国际，内而行政，上而党祸，下而舆情，隔阂殊多，狼籍亦甚。足下职司民政已两月矣，事之应办者甚多，足下之所谓积极者何在？昨则纪念大会一国若狂，今则黄兴门、黄兴街，吾不解此小西门者固克强先生首义之门，坡子街固克强先生首义之街乎？吾得而断之曰：非克强先生首义之门，亦非克强先生首义之街，不过足下一终南之捷径。足下勉旃，湖南有望矣。

     上引报载文章及信函意见虽然比较尖锐，但总的来说，还属于相对客观而正常的舆论批评。

     3.天竞《辟黄兴街与黄兴门》：兼具文采与刻薄之“讨改名檄”。

     11月9日，《新闻报》又刊出《辟黄兴街与黄兴门》一文。作者“天竞”，不知其真实姓名，常见此公之评论见于该报，看来相当于今天报社的特约评论员。若只看标题，则此文极为平和；四骈六骊，注重对偶声律，读起来琅琅上口，有一种形式上的优美；观其内容，喜笑怒骂皆出之典故，文笔老辣，言辞激烈，是所有批评改名文字中文采与刻薄兼具的一篇“讨改名檄”。该文前有小引云：“湖南民政长现拟改西门为黄兴门，又欲改某街为黄兴街，士民反对，戏著此文。”文章认为，“门闾树石”实系“长官邀献媚之恩”，“用名讳以示尊崇，实属有心巴结”；而直呼英雄豪杰之大名，不仅不恭，更是亵渎；乡里虽有大夫第、司马门、状元境、阁老巷之类名称，但“此乃市井之尊荣，并非坊表之模范”；至于诸葛之庐、羊公之岘，不过是“身后之追思”，不可“作生前之纪念”，更不可“用媚术转咒生人”。其全文如下：

      在昔大舜所至，三年成都；公超所居，一月成市。不见凯元工媚，取重曈以名乡；未闻世俗夸荣，用贤人以致里。乃有倡革命之巨子，膺懋赏之伟人，衣锦还乡，游子极荣归之乐；门闾树石，长官邀献媚之恩。既以黄兴标公共之门，又以黄兴表钓游之地。留姓氏以为纪识，可谓异想天开；用名讳以示尊崇，实属有心巴结。然而真人白水，文叔不曾题名；国士淮阴，韩信未尝留额。

      夫直呼英雄之姓字，未免不恭；妄用豪杰之名称，岂非亵渎。况古人名子，不以日月，易于避也；帝王尊贤，称为萝山，示其敬也。尔乃题里门之匾，书黄兴之名。春秋褒贬之崇，称名则贱；纲目予夺之例，惟盗书名。“黄”与“惶”字同音，近于栢人之见迫。“兴”乃“衰”之对面，类于彭亡之不详。“正”读为“征”，秦皇之名，至今尚知敬避；“邱”改为“丘”，孔子之讳，未敢直写全文。况墓封比干，赐名以荣其死；草束高演，呼名以诅其生。是以《礼记》有训，不直呼长者之名；天子虚心，亦尝称少师之字矣。

      抑尤有证者，互乡名里，何尝因童子而更；大功表坊，岂真为中山而改。盖诚于真者形于外，实之至者名乃彰。大夫第而司马门，留作千秋之标识；状元境而阁老巷，传为百世之美谈。此乃市井之尊荣，并非坊表之模范。鄹邑为育圣之地，不易仲尼；沛县实兴王之邦，未名刘季。大名之享，必立丰功；人杰之生，不关地运。是则剑挂徐君之墓，不能易茔地为延陵；金投潥阳之滨，未可题濑名为伍氏，抑又明矣。

      呜呼！地随人贵，饰里额为名珂；人因地传，锡村名为守义。然皆有缅怀遗爱，凭吊芳徽。图写诸葛之庐，声蜚一代；碑立羊公之岘，泪洒万人。此为身后之追思，志盛业以传不朽，非作生前之纪念，用媚术转咒生人。若敬起义之元洪，汉水可标明黎水；倘媚共和之世凯，河南亦改袁南。岂非一代好事之奇闻，五洲极新之笑话也乎。

      4.叶德辉《光复坡子街地名记》，以刻薄损人之语，痛斥改名之非。

      民国元年（1912）12月16日，黄兴离湘赴汉。到了上海后，黄兴于20日在于佑任主办的《民立报》上公开发表了致谭延闿的信，明确表达了反对将坡子街改名黄兴街并恢复坡子街旧名的意见，“被此殊名，表之通衢”，惭悚无涯，“名实未符，转滋咎戾”，诚恳仍复旧名坡子街。

     令人遗憾的是，湘当局似乎并未听进黄兴的意见。几个月之后，叶德辉在替父守制之期满后，回到经营数代的坡子街，看到黄兴街的牌子仍然立在那儿，立即叫人砸毁并恢复坡子街旧名，同时又充分发挥其长于文字之才，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光复坡子街地名记》，广为散发外，《时报》《新闻报》亦分别于民国2年（1913）6月17、19日予以登载。

      叶氏此文运用古今中外的地名典故，痛斥改名之非，其中不乏刻薄损人之语。文章花了大量篇幅来说明“黄兴之不可名街”的理由，即：坡子街为长沙繁会之区，商场地名不容轻易改名；去年秋间，黄兴回湘过此街时，视若无睹，可知其“不以街名有无为荣辱”；美国因特殊原因而以总统华盛顿名号称其都城，中国则无此传统，要改也应当改之于京城，而且也轮不到黄兴；如若硬要改名，“当援顺治、英主之例，呼黄兴为坡子街，不当改坡子街为黄兴”；有以古代美人名为地名的情况，但黄兴则是须眉丈夫；湘省有朱张渡之类地名，那是后人追思已逝者；长沙有以禽兽或水族为地名的情况，而“黄兴，人也”。又用了一段文字专门论述德润门亦不宜改名黄兴门的道理，苏州因哀伍子胥之死而名其城门，“不祥甚矣”，而“黄兴年方强仕，富贵薰蒸”，岂可不明典故？为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叶氏观点，特录其全文于后。

     湖南省城由德润门直上坡子街，商贾四五百户，为会城繁会之区。其间牌记最久者如西协盛、东协盛、劳九芝堂、詹文裕、詹有乾、詹彦文等，远者两百余年，近者亦百数十年，至叶公和、余太华以下百余年、五六十年者，尤不可缕述，内而外府、厅、州、县，外而北京、上海、汉口、川广、闽浙、两江、云贵，往来邮信，无不称曰坡子街某号某商。此商场地名，断不容以一时一人之名义轻相改署者也。

      去年秋间，上将黄兴回湘，一二无知鄙夫，狐媚买谀，突然改德润门为黄兴门，改坡子街为黄兴街。当时各商号，抗不允从。虑者咸以军士退伍之时，恐其别引乱机，迁就寝议。当事遂以白布为地，以棉花染绿，撮成“黄兴街”三字。世俗讳绿而忌白，不知其义何居。黄兴招摇过市时，目若无睹。然则黄兴不以街名有无为荣辱，断可知也。

      考西洋各国，惟美国以总统华盛顿名号称其都城，彼盖以其禅让功成，事属创举，后人思其遗爱，永矢勿谖。又以新立之国，本无旧名可凭，因人名为地名而究之华盛顿，始意不如此也。中国禅让之事，真者尧、舜、禹，伪者新、魏、晋、宋，前后五代，而汉哀帝乃至以断袖之好，欲法尧舜禅董贤，其见于中国列史，本不足奇。即令称亦当改之于京城，且当属之第一次革命之袁世凯氏。黄兴即有临时总统之日，已断无改都城之期，此固可以不盖棺而论定者也。

      昔清世祖入关定鼎，师至顺治门，喜其语之吉识，后遂建号曰顺治。维多利亚，西洋美人之名花也，英主取以为名。是皆一代尊严之君主，犹且以人合物。黄兴果为中国伟人，于此等吮痈舐痔之细人，方且唾斥不暇，何为庞然自大，居之不疑如此耶？况即改名，当援顺治、英主之例，呼黄兴为坡子街，不当改坡子街为黄兴，此亦理之易晓者也。

      或曰：古有明妃村、莫愁湖、薛涛井，类皆以人名为地名，似可以相比况。不知此乃绝代佳人，后人致慕致爱，故以当时之产地，慰万古之相思。黄兴，须眉丈夫，何乃齿之于巾帼。黄兴而司马懿也，则妇人之饰可以受之。无如其自命为豪杰也，是岂可以妇人女子待之乎？

      或曰：今本省之朱张渡，宗伯师臣，一则以宋朱、张二君讲学城南而得名，一则以明庄天合故居而立号，又何论于黄兴不知此陈人也。其人已死，后人追思其迹而称之。黄兴发名于明德学堂，生长于善化金坑，是宜改明德学堂为黄兴学堂，改金坑为黄兴坑，不当扰及坡子街也。

      或曰：今俗地名如鸡公坡、鸭婆桥、马王街、牛角巷、螃蟹之属，为禽或为兽或为水族，皆可以为地名，黄兴为街，何为不可？然考鸡公、鸭婆之名所由起，乃当时祝放鸭者相聚而居，故相沿以物名之。马王则营中所祀之马祖，牛角、螃蟹则象其形。黄兴，人也，胡为以毛羽虫介之族相拟乎？

      或曰：黄兴之不可名街，既得闻其说矣，德润门名黄兴门可乎？曰：此境外事，余不得知。然余苏人也，苏州有胥门桥，考之载籍，为伍子胥伏属镂以死，后人哀之而名其城门。然则不祥甚矣。黄兴年方强仕，富贵薰蒸，善颂善祷者固当即去之，以祝其长年，而乃不谙典故如此。

      余何问焉或去，因并余说记之。是为光复坡子街地名记。

      叶德辉是一位大藏书家、版本学家和经学家，同时又喜欢立言高论，但凡有不合其思想认识之事，都会冒出来表达异见，反对坡子街、小西门改名只是其一。而对于政治上的每一次大变革，叶氏几乎都会唱反调，是近代湖南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戊戌变法，他先是积极支持后又竭力攻击；对于清末新政，他颇多风议，抵制兴学堂；对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叶叹为道丧礼溃；对于汤芗铭督湘，叶认为其“办理乱事过于操切，不胜民政长之任”，要求“另简贤员，以救湘厄”；赵恒惕在湖南搞自治，叶氏公开反对省宪，有议员怒斥其为“巨痞而兼文妖”；大革命时期，竭力攻击农民运动。叶德辉因言不慎而几次命悬一线，最后还是没有能逃脱被镇压的命运。

      三、政局变动，遗迹成铲削对象

     湘当局虽未及时落实黄兴的建议，但因商家的反对和叶德辉的发飚，黄兴街早已取消而复坡子街之旧名，而黄兴门则迟至二次革命后才取消。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4月，袁世凯签订善后大借款。国民党视袁世凯为宋案幕后指使者，又指袁借款系为准备以战争手段对付南方革命力量，遂发起武力讨袁。8月，国民党方面讨袁失败后，黄兴被通缉，昔日伟人元勋变为“千古罪人”。10月下旬，汤芗铭出任湖南都督兼民政长。

     政局陡然变动，所有前此纪念革命之遗迹，均成为铲削之对象，时曾改为起义门之武昌中和门取消，仍复旧名中和门。有舆论认为，若不将“黄兴”二字从速取消，殊遭外人讪笑。11月，汤氏“令行警厅，着即从速雇工，修改原名”；甚至连同焦达峰等三铜像亦予销毁，用来改铸铜元。有评论指出：“鄂且然，何论湘；起义门且然，何论三铜像？”于无可奈何之中表达了不平之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