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州大司马陶侃与长沙

      按:本文系梁小进先生所作，发此公众号时杨锡贵对其略有增补。

     东晋王朝偏安江南时期，曾有一位正直廉洁、勋名卓著的人物。他就是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陶侃。

     陶侃（259－334），字士行（一作士衡），晋鄱阳郡枭阳县（今江西都昌）人。父陶丹，为吴国扬武将军。母湛氏入陶家生下陶侃后，因穷困以纺织济家用，后又以此资助陶侃“结交胜己者”。吴灭亡后，陶家中落，迁庐江郡寻阳(今江西九江)。母亲湛氏贤慧仁义，教子甚严。一次，鄱阳人范逵闻陶侃素有大志，特来拜访。其时冰雪积日，陶家一贫如洗。湛氏剪下一束长发换米数斛，又将屋柱砍断劈作烧柴，将垫床草铡碎作马料，热情周到地接待了范逵及其随从。范逵赞叹陶侃才思敏捷，更为陶母的克己待人而深受感动。不久，陶侃得到庐江太守张夔的赏识，先后担任督邮、县令和郡主簿的官职，表现出非凡的才干。其时，长沙太守万嗣因事来庐江，见陶侃“虚心敬悦”，当即说：“君终当有大名”，命其子与之结为朋友。从此，陶侃之名开始显扬于长沙。

      西晋初，荆湘地区时局动荡不已，流民起义和镇将兵变不断发生。荆州刺史刘弘任用陶侃为南蛮长史，领军征剿，先后平定袭阳张昌、平定武昌陈敏反晋武装，官至武昌太守。当时，屡经战乱的荆湘地区田地荒芜，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陶侃戎马之余，积极安抚难民，开通集市，恢复生产。

     永嘉五年（311），杜弢在长沙领导10万流民反晋，席卷湖湘，直逼荆州。建兴元年（313），陶侃率周访等部与杜弢军激战武昌，使荆州转危为安，因之升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次年，陶侃统军入湘，直抵长沙，“屯兵于城西”，与杜弢部将王贡隔江对峙。有记载称，陶侃对王贡发起心理战，说：“杜弢是益州的小吏，盗用国库钱财，父亲死后竟不奔丧。你本是好人，为何要跟随他胡为？天下难道有善终的叛贼吗！”王贡开始将脚横架在马背上，一副傲然无礼的样子，陶侃说罢，王贡肃然放下脚来端坐，神色言辞显得很恭顺。陶侃知道他可以改变，再次予以说服，并截发起誓，王贡于是归顺陶侃。建兴四年（315），陶侃所部打败杜弢，占领长沙。

       长沙经数年战争，地荒人稀，经济凋敝。陶侃进入长沙以后，关心人民疾苦，致力恢复生产。一次，陶侃出游，路见一人手持一把未熟的禾稻，便询其缘由。此人答曰：“行路所见，随意取之而已。”陶佩一听大怒，说，你既不种田，而以偷人禾稻为乐，乃令随从“执而鞭之”。从此，“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

      陶侃在长沙，曾留下不少遗迹。初入长沙时，他曾于岳麓山结庵以居，并手植杉树，世称“杉庵”，故址在今岳麓书院内濂溪祠旁。陶侃大军屯驻长沙城西，曾于“县西南五里”即今长宁公路枫林宾馆北筑关，后被称作“陶关”。及杜弢败亡，陶侃入城，即居于西汉贾谊故宅，在此读书休憩、料理军政事务。

      陶佩统领三军，打败了持续5年之久，威震荆湘的杜弢反晋武装，功高望重，引起权臣王敦的忌恨，被排挤到荒凉的岭南，担任广州刺史。

      东晋初年，王敦在武昌举兵叛乱，东陷京城，南攻长沙。陶侃在广州获悉，立即派部将高宝带兵北上，讨伐王敦。其后晋明帝曾欲以陶侃担任湘州刺史，坐镇长沙，但因控制了朝政的王敦极力反对，未能实现。

      晋太宁二年（324），王敦之乱平定，陶侃迁任都督荆雍益梁四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向来为晋皇室与北方大士族所重，从不轻以授人。而陶侃深得晋朝倚重，从此“据上游，握重兵”，镇守荆州长达9年，直至逝世。

      陶佩为人谦和有礼，为官勤于职守。执节荆湘时，军政事务，他都亲自料理，没有遗漏；远近来信，莫不手答；亲疏来客，俱热情接待。他常对人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那是自暴自弃!他见一些僚属以酗酒赌博荒废公事，十分气愤，令人将其酒器和赌具都扔入大江，如果武将参与其中，则要加以鞭扑。他告诫大家：“赌博不过是牧猪奴干的勾当，正人君子岂可为之!”陶侃的这些事迹，1000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而成为后世的楷模。

      晋成帝咸和二年(327)，东晋发生苏峻之乱。陶侃以众望所归，举为讨逆盟主，将叛乱平定，从此又升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广宁三州军事，并封为长沙郡公，食邑三千户，赐绢八千匹。于是，十几年前的驻节之地长沙，又成了他的“食邑”之所。陶侃与长沙，关系更为密切。

      此后，陶侃一度移驻巴陵，以镇抚南北。不久，又一手平息江州郭默兵变，再加都督江州、领刺史。至此，陶侃一身兼任朝内侍中、太尉要职，外领荆、江二州刺史重任，都督八州军事，封爵长沙郡公，位高爵显，声名卓著，成为东晋一代自王敦以后威权最重的人物。晋成帝称他“作藩于外，八州肃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宁”。他治军雄毅善断，理政勤勉精明，为世所重，当时曾有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将之与三国时著名政治家曹操和诸葛亮相比美。

   陶侃晚年居住武昌，情系长沙。他曾多次打算告老还乡，回归封地长沙安度晚年，但因部属一再苦留而未能实现。咸和七年 (332)6月，陶侃病情加重，乃正式上表朝廷，辞去所有官职，并派人将朝廷所授节麾、缇幢、曲盖、棨戟等仪仗和印信全部奉送至京，后事则一一托付于右司马王衍期。七月初七日(8月8日)，陶侃舆车出武昌，登舟临津，启程返归长沙。次日，舟至樊溪，病情加剧，磕然长逝，时年76岁。陶侃逝世，朝廷震悼，下诏追赠大司马，策谥曰“桓”，并依照他的遗嘱，将其灵柩护送回长沙安葬。其墓冢，《湖南通志》载曰“在城南”，《元和郡县志》记曰“在临湘县南三十三里”。一代名臣魂归长沙，长眠于他情怀久结之地。

      陶侃去世后，长沙也一直在怀念着他。人们将他居住过的贾谊故宅改为陶侃祠，不久又迁建城南，历代祭祀不绝。明嘉靖年间，长沙知县吕延爵在其中塑陶侃像，以该祠部分堂舍改建为书院，并以陶侃珍惜光阴的名言，取名“惜阴书院”，其遗址即今天心区惜阴街的长沙市惜阴小学，至今仍是人们教育后代、陶冶人才之地。

      陶侃去世后，其孙陶淡、曾孙陶烜曾结庐于长沙临湘山，在此潜心修炼，相传后羽化而去。南朝梁天监年间，人们在此建祠供祀其“洁布仙躯”，称为陶公庙，至今香火不绝。 

      南朝著名诗人陶渊明，亦即陶侃曾孙。他曾写有《命子》一诗，共十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祖辈荣光，以激励其子。其中第四章末句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第五章云：“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可近得。”第六章云：“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若用现代白话文来表达，诗句的意思是：中晋之时，长沙公陶侃功业昭著，不仅有功勋，而且有德行。天子酬陶侃，受命都督南国。祖父一生谨慎，其正直义方之德闻于朝中，而仁爱和顺之风广被千里。先父陶淡性情淡泊，不因仕宦与否而愠喜。既对陶侃功德给予高度评价，又对其父陶淡的淡泊十分推崇。

     至明洪武初，陶侃后裔辛村、辛庵、辛轩、辛斋、辛田、辛溪，"因招抚念封邑，由江西南昌府历袁州，徙寓湖广长沙郡”，开枝散叶，分布于长沙、善化、宁乡、浏阳、安化、湘潭、湘阴、醴陵，号称陶氏八邑，建总祠于长沙省城北门。其中，陶辛轩（1342-1389）为长沙始迁支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