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普度玉门关 ——晚近历史上湖湘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融合发展（下）
时间：2017-03-19 09:49 来源：湖湘文化网 作者：廖肇羽 阅读：次
三、文化戍边情愈浓
湖湘文化西域行给新疆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带来了新气象，形成了丰富的内涵，为新疆各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这里首先要提及三个评价起来不甚方便却值得世人深切关注的人物——萧雄、蒋孝琬和钱宗仁。
萧雄，湖南益阳人，字皋谟，号听园居士、听园山人，晚号听园老人。生卒年不详，平生倜傥多大志。光绪十八年(1892)才完成的《听园西疆杂述诗》，收诗150余首，分为四卷，为清代著名边塞诗人。年轻时屡试不得中举，因此愤而从军，先后做西征大将金顺、张曜的幕府参军，参加收复新疆，讨伐浩罕匪首阿古柏的战争，战乱平息后东归，任直隶州知州，卸任后旅居长沙，专意著述，后至典衣度日，客死长沙。他随军转战天山南北，时有观感，即兴赋诗，又曾往返新疆三次，行程三万里，历数十年，足迹遍及天山南北，接触各族群众，深察民情。特殊的人生经历，他得以尽情描绘了新疆的壮丽河山和人文景观，对新疆的生产、风物、民族、民俗，描绘得真实而又生动，极得当时人们的喜爱和好评，不仅是生动的诗歌和散文，而且还是珍贵的历史史料和经济史料。
▲蒋孝琬在整理斯坦因所获汉简
蒋孝琬，湖南湘阴人，或称“蒋资生”，斯坦因记其字“yin - ma”，汉字不明。光绪年间去新疆，在县、州行任师爷，俗称“蒋师爷”，光绪十五年(1889)后，一直在莎车衙门任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到次年四月，斯坦因开始进行丝绸之路上的第一次行程，’虽然大获全胜，在丹丹乌里克、尼雅、安迪尔、拉瓦克这些地方，搜罗了大量西域古代文物，却因不通汉语颇费周折，翻译不力更添苦恼。光绪三十二年(1907)，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由英国政府驻疏勒（今喀什）代表马卡奈（又译为马继业）介绍，蒋孝琬以助手身份参与斯坦因等的探险考察，不仅解决了斯坦因等人的语言障碍，而且成为他们第二次取得丰硕成果的关键人物。
蒋孝琬的生平事迹犹如吉光片羽散见于斯坦因的日记、书信和著作中，行文时赞赏备至。一路上，斯坦因与他建立了非常友好的情谊，认为是自己一生最好的朋友之一，甚至整个队伍都对蒋孝琬尊敬有加。
蒋孝琬曾长期周旋于官场，深谙为官之道，处理各种行政事务非常干练，加上他本身所特有的气质、素养与才智，在疏通复杂人际关系方面出入自如。他一直协助斯坦因处理庶务，疏通关系，斯坦因每到一地出访当地政府官员都由他调解沟通，甚至雇佣工人以及一些简单基本生活问题都由他出面。
▲文化戍边与湘学入疆
据斯坦因记录，蒋氏身体状况很好，思维敏捷，能言善辩，文化素质较高，古文功底相当不错，对文物与考古有兴趣，也很见长于古物鉴赏。蒋孝琬有着天赋的历史学意识，出土文物文字的释读，文物的认识与鉴别，资料整理工作都由他完成。记录和整理一路考古所得的资料，这些资料及相关文献分类法成为英国翟林奈及法国沙畹整理和研究斯坦因收集品中汉文材料的基础。
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受聘为英国政府驻疏勒总领事馆中文译员。民国二年(1913)，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蒋孝琬却因病未能陪同，推荐一李姓师爷与斯坦因同行。民国四年(1915)，斯坦因携窃取的五百七十余卷敦煌写本带回疏勒，蒋孝琬为之整理，后来法国马伯乐的编目考释工作多得益于他的初步整理。
民国十一年(1922)五月，他卒于任所，至此结束了贯穿他人生最后1 6年，漫长艰辛而有意义的文化事业。
蒋孝琬是一个复杂且备受世人争议的历史人物，缘于他在敦煌藏经洞文物外流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角色。他和斯坦因等同赴敦煌莫高窟，斯坦因中文基本不通，初和王道士交涉一无所获，蒋孝琬和王道士的周旋却最终成功地说服王道士，帮助斯坦因诈骗到数量惊人的藏经洞经卷及佛画，使得斯坦因满载而归。
蒋孝琬具有良好文化修养，却甘愿替斯坦因骗取西域国宝，千秋功过，只能留给后人评说。
钱宗仁(1944-1985)，湖南湘乡人，时代造成他大半生的悲剧。他才华横溢、勤奋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数度被高等院校拒之门外，尤其是1964年高考，9次报名，9次被拒，为此写了一首《别考场》，其中有四句悲痛欲绝：“六年求学关山阻，三次临场剑戟横。如此登科笑范进，毋宁报国走零丁。”
1964年8月，他远走新疆阿克苏某偏僻实验林场当工人，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一直坚持自学，曾在《阿克苏报》、《新疆日报》上发表散文，在《新疆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开荒队的姑娘》、《认识》等作品，为场里的文艺宣传队创作了大量节目。后湘乡连续九次发函，钱宗仁被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十年动乱，惨遭蹂躏。后从土牢逃逸，到新疆流浪，在戈壁滩上筑路，争分夺秒继续自学。利用废纸及两本字典，1975年底竞编成“汉字笔顺号码排字法”。该成果当时较为先进并具有发展前途，可在商务印书馆积压二年后，因其他编码方法的公布而告夭折。
1978年至1981年，工余自学大学课程，以几乎全满分的成绩取得新疆广播师范大学毕业证书。1981年9月，考取西北大学数学系刘书琴教授研究生，成绩名列第一，因该年度研究生录取年龄下调至35岁，未被录取。在这极其艰难岁月里，他始终没有忘记所热爱的数学，劳动之余，刻苦钻研，学完了大学数学系全部课程，并对数论这门十分抽象的专业有着专门研究，写出了很有学术水准的论文，被当时国家数学研究所看中。
后遇阿克苏地区宣传部长宣惠良，斡旋近两年，最终在1983年，从林场调往塔里木农垦大学（现名塔里木大学）任教，结束了二十年坎坷生涯，是年39岁。在塔里木农垦大学的日子，是他一段非常愉快的岁月，学校至今对他缅怀有加，实属不幸中的万幸。
钱宗仁的身世、处境及成就深深的感动了作家孟晓云，他根据钱宗仁感人经历写成催人泪下的报告文学《胡杨泪》。作品以胡杨开篇，又用胡杨收尾，称他是“一株扎根在阿拉尔的胡杨，一个被忽略的倔强的灵魂”，有力地表现了钱宗仁像胡杨树一般坚毅倔强的品格，以此透视一代知识分子饱经风霜、曲折坎坷的命运遭际。1984年，该文在上海《文汇月刊》第四期刊登后，被推荐给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李锐读到钱宗仁撼人魂魄的坎坷经历时，奋笔疾书：《请读（胡杨泪）》①，再又推荐至《人民日报》登出之后，在李锐的努力下，也由于新疆自治区王恩茂书记及有关部门的帮助，钱宗仁有机会到北京工业学院进修。但李锐认为，充分发挥其才华是自己的责任，最后将钱宗仁调入《人民日报》做记者，可他因患肝癌于1985年10月去世，享年四十一岁。
▲湘女入疆招聘启事
孟晓云根据他感人的事迹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胡杨泪》，引起了不小波澜，1986年，在李锐主持下，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样感人的《胡杨泪尽——钱宗仁纪念集》，再掀余响；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李锐往事杂忆》中“我与钱宗仁”对此寄寓深情；湘乡市城郊东隅东台公园“惜才亭”，李锐为纪念钱宗仁撰有对联：
“十年树木，不分乔梓天皆惜；万事需贤，欲求栋梁楚才多。”正所谓：“而今一滴胡杨泪，溅得黄花溢四方。”钱宗仁的事迹激励了整整一代人，也许还不乏后来者。
论及推动新疆教育的湘中英杰，几乎可以排成一个颇具规模的方阵，近代首推左宗棠与刘锦棠。光绪初年，左宗棠平定新疆后，奏请改设郡县，设学塾，对维吾尔儿童进行教育，戎马倥偬之际，依然是大政治家、大学者的风范。光绪六年(1880)四月十七日，刘锦棠向清廷禀报举办义塾情况：“为清除官民隔阂，推行政令，移风易俗，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②因此他与南北两路在事官员筹商，“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此后义塾有长足发展。他们明定教学课程，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课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以供诵读，兼印楷书各本，令其摹写，语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讲求经义。天资聪慧的儿童，入学一年，诸本已能读毕，其父兄子弟竞以读书为荣，“辟向矜宠”，并请增建学舍。该义塾教学内容与内地无多大差别，对推行政令，促进边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以及民族和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到了一定作用。
进入现代，则有毛泽民、王震、陶峙岳值得关注，王震尤其需要大书特写。当代左公王震将军秉承湖湘文化学脉，热衷教育事业，创办了新疆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石河子农学院（现名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
四、洞庭烟雨润塞外
半个世纪前，一则征兵消息，引发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故事，三年间，八千湘女西上边关。她们在新疆安家屯边，落地生根，当年的青春少女，如今都已两鬓斑白。然而，“八千湘女上天山”是一个让后人评价起来极为困难的历史事件，追溯所产生的历史渊源更是让人一唱三叹。
之前的俄罗斯及当时的苏联不仅对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还通过这种影响造成丁当地居民对国家民族认识的模糊。所有这些促使中国不得不在西北边陲布置大量兵力屯垦开荒，以防范居心叵测的北极熊，由此大量女性入疆成为时势使然，这是一个历史深层处的连锁反应。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当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而北极熊日夜觊觎。准确一点说，在漫长时间段里，南北疆都是强敌压境，恶邻环伺，内部民族极端分子又异常猖獗。要想维护祖国西北的长治久安，创西陲伟业，就得让大量官兵长期留守塞外，真正安下家来。中央命令驻扎新疆的很大一部分军队集体转业，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铸剑为犁，赋予他们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从人性的沟通上说，官兵们渴望女人就像沙漠渴望水，可婚姻问题实在难以解决，以致有人眼见将孤身终老戈壁而绝望自杀。新疆军区当时一份《请求输送妇女入疆的报告》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报告中说生产转业部队共13.5万余人，现有家属、小孩1.95万，未婚妇女6200余人，因此要解决生产部队的婚姻，尚缺10万人左右，而生产部队年龄很大，约有70%在30岁以上。
为稳定这些年老将士，解决他们的婚配问题，1950年初，王震亲笔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请求湖南党政机关协助招聘一批家乡女兵。随后《新湖南报》连续刊登了新疆省人民政府、新疆军区司令部湖南招聘团招聘女兵的启事，号召女青年参军保卫边疆，条件是初中以上文化，身体健康，16~ 25岁的未婚女性。时值抗美援朝掀起的参军余热未消，于是在校女学生、社会女青年争先恐后报名参军，一些13~14岁未到年龄者甚至篡改岁数入伍。后来，又陆陆续续从山东、河南、甘肃、上海等地招募了大批女兵进疆，一批批由全国各地选拔出的年轻姑娘在国家建设边疆号召下，离开家乡，逐渐融人生产建设兵团的战斗生活洪流中，结婚安家。
可以说，这是一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部队，换言之，几乎与20万官兵就地垦荒戍边的同时，命运的套索就已经抛向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湘女们。据新疆军区档案资料统计：1950年、1951年两年共有三千八百湘女进疆，1952年又有四千多湘女进疆，而实际人数还超出这一数字，至此“八千湘女”的说法被响亮地喊出来了。
湖南女兵中有人在新疆上了学、进了工厂，但那只是很小一部分，绝大多数一到新疆，就被直接派往天山南北的大小农场，这倒还在其次。湘女们长途跋涉，经数月的艰辛磨难，来到西陲，名义当兵，实为配对，成为安抚男性将士的军嫂。这种婚姻年龄差距很大，且把强迫当成坦然的争取，自然没有感情基础，而“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的理性主义判断至此全部失效。美女嫁与丑夫，才女嫁与俗子，双重身份的错位，幸福几乎无从谈起，她们内心经历的痛苦后人难以揣摩。
至此可以说，当年湘女是一批巨大不幸者，她们接到了政府发出的从军邀请函，却被带到边关强行成婚，设身处地，内心煎熬让人难以承受。但如果没有她们当年无私的奉献，就没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今天。历史在一种悖论中发展！
当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以数十万计，其中有山东女兵，因为战争造成该省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许多寡妇一并招来；被送往新疆的还有北京、上海等地妓女，“十里洋场”到戈壁荒滩，内心情景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后来河南、四川等省年轻女兵源源不断补充进来，湘女被稀释得不成比例。在这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中，湘女人疆反响最为激烈，并持续至今，甚至成为文学界的热门题材，自然有一些别样因素夹杂其间。一方面，迥然不同的结构组成占了一个特殊位置，当年她们是13~ 20岁的青春少女，许多是年轻女学生，配派的却是年岁偏长的领导层，甚为悬殊的婚配年龄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另一方面，越到后来，军婚的自由程度越高，老年军人愈来愈少，自然不复开初惨烈，邻省姐妹响应国家号召抵达各自目的地时，情形已略有不同。
▲湘女石题字墨迹
当初湘女如今都已年近七旬，两鬓斑白，似乎无法向现在的年轻人说清楚那段岁月。她们到部队后，学习的不是军事技术，而是生产技术；发的不是枪，而是砍土曼；接到的第一道命令不是上战场杀敌，而是到沙漠戈壁开荒，她们中的很多人成了兵团的第一代女教师、女拖拉机手、女护士、女农业技术员。此外，当初极力抵制的那人则成了丈夫，成了孩子他爸，故不得不接受下来，一年年备受煎熬，少年青春被戈壁风沙染白了双鬓，一切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当代叙述者大都喜欢引用下面一首词：
谁言大漠不荒凉，地窝房，没门窗；一日三餐，玉米间高粱；一阵号声天未晓，寻火种，去烧荒。
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
这首《江城子》据说出自一位湘籍女秀才之手，但姓甚名谁已无法考证，寥寥数笔却意味隽永，凸现了当年女兵的日常生活画面与内在精神矛盾。人们尽可以解读为湘女心理对苦难的适应，而且苦中有奇志，并对流淌着的湘楚热血发出由衷慨叹，但我们不能因此遗忘她们在茫茫大漠戈壁上演绎的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故事。这段特殊的历史是人类最美好情感的集中体现，既有大情大义的国家情、魂牵梦绕的家乡情，又有生离死别的骨肉情、缠绵悱恻的夫妻情。
与她们命运相伴的，始终是被肯定有价值的“贡献”，不乏热烈的主旋律资源，组织一直给予特殊的意义和说法，故乡有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所有这些似乎可为人生意义有个交待和安慰的话语，也算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集体性的赎罪行为，对当时众多女性的集体赎罪！后人或许难以理解开展“湘女回故乡”活动，她们心头掠过的心理感受，似乎不易看到眼睛跳出热情喜悦的火花。当胸挂大红花的天山湘女们把满是皱纹的脸轻轻贴在“湘女石”上失声痛哭，历史和现实感触交织在一起，释放了一种午夜梦回的悲声，但它不是消极的哭泣，而是动人心魄的灵魂呐喊，必将打动人心，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无数将士在塞外大漠解甲屯田，共和国众多女性进疆，最终她们超越了军方期望，不仅贡献了劳动力和婚姻，而且成为荒原第一代医生、教师、拖拉机手，全面改变当地诸多生态。如今一个黄沙弥漫的粗犷世界开始绽放柔和、文明和理性的新枝绿叶，新疆出现了国泰民安局面。我们尽可以去开创未来，却不能扭曲篡改过去，因此需要真诚面对历史，以更宽阔的视野正视八千湘女上天山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时任湖南省宣传部副部长的刘鸣泰率领记者在新疆采访期间，曾写过一首诗，权且作为这个章节结束语吧：
左公筹边未肯还，引得春风度玉关。
王陶屯垦开新史，直叫塞北变江南。
御敌湘军称十万，征西湘女过八千：
代代湘人戍边来，丰碑座座满天山。
五、塞外孤烟飘桃源
如果将今天的维吾尔民族追溯到漠北回鹘，那就显得古老而又年轻，且与唐王朝血脉相连。回鹘后因天灾人祸流徙西域有高昌回鹘、葱岭西回鹘之别，文化心理上仍不改初衷，心向中原，喀喇汗王朝一个可汗仍自称桃花石汗，意即中国汗。元明清时代，有大批西域的维吾尔人以驻军、屯牧或农耕形式迁到中原。由于宗教、习俗的接近，他们大多数被回回民族融合。依据《明实录》记载，现今的翦姓回族主要分布在湖南及河南、宁夏等地，而湘省是除西域之外最大的维吾尔聚居区。
骏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新疆与湖南，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生活习俗，都有着很大差异。然而一群维吾尔族人却在异乡繁衍生息几百年，一路走到今天。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湖南省现有维吾尔族1.2万余人，在中国所有省份和自治区当中，除了新疆，湖南省是拥有常驻维吾尔族最多的省份，常德市桃源县是湖南维吾尔主要聚居地，占全省维吾尔族的95%以上，被誉为“维吾尔族第二故乡”。
▲哈勒将军墓碑
从元代开始，西域土著居民就不断移居三湘四水，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历史的脚步踏入近代，则出现了—个在湖湘文化和西域文化交融环境中长大的特殊人物——翦伯赞。据《翦氏族谱》和《常德府志》记载，湖南维吾尔族的祖籍原本不在湘楚之地，而是源于元朝时我国西域的高昌王国，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吐鲁番、哈密一带。哈勒将军，哈密人，是当时高昌王国一名英勇善战的名将，是湖南维吾尔族的祖先。
十二世纪，高昌国臣属于西辽，政治上没有自主权利，经济上负担沉重。尤其让维吾尔人无法忍受的是，西辽对他们的强迫性同化，他们被要求穿戴契丹人的服饰，禁止从事自己民族的宗教活动，有大批的阿訇被屠杀，引起了高昌维吾尔人的强烈不满。当时身为高昌都督的哈勒将军，在杀死了西辽派在高昌的监国之后，归顺了当时势力强大的元太祖成吉思汗。在这以后，帮助元朝讨伐西域、攻灭西夏、吞并金、蚕食宋，成为成吉思汗统帅下一支伊斯兰军队的首领，由于哈勒军队勇武善战，屡战屡捷，深受成吉思汗赏识，被封为折冲将军，哈勒的后代便在元廷世袭做官。十四世纪中叶，元朝灭亡，明朝兴旺，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启用了从前元朝的部分文武官员，哈勒将军的后裔哈勒·八十被封为燕京都（今北京）总兵，又成为了朱元璋开疆扩土的先锋。
哈勒·八十跟随明朝的将领李文忠、徐达、常遇春等人征战，屡立战功。明洪武四年(1372)，朱元璋为了嘉奖哈勒·八十剪除敌对势力开疆扩土功绩，在一次庆功大会上亲自赐姓“剪”，意为‘剪除祸患有功’，并将哈勒。八十的“八十”改为“八士”。从那以后，哈勒家族的姓氏就变成了“剪”姓，朱元璋出于嘉奖和怀柔的考虑，还把自己的义女吐叶公主赐给了哈勒·八十为妻。朱元璋在褒奖同时，还希望借用其实力平定当时南方一带少数民族的暴乱。明洪武五年(1373)，朱元璋封他为荆襄都督府都督，晋封为镇南定国将军，加太子太保衔，镇守湖南广东一带，并赐封湖南桃源县良田1170亩，世代定居，繁衍后代，这就是湖南维吾尔族定居桃源的开始。历史的狂风将新疆的维吾尔族从燕京吹送到了湖南，“清朝中叶，剪氏的人因剪字不雅，改为翦字”③。
翦伯赞在《我的姓氏，我的故乡》一文中说：“这原住新疆的一个姓哈的氏族，被历史上两阵狂风接力吹送，便变成了湖南的翦氏。”
翦伯赞，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史学家，杰出的教育家，以极大的努力完成了《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一、二辑，著作共达四百多万字。他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史纲要》，还协同郭沫若、范文澜等筹建了中国史学会，开展史学研究和史料编撰工作。
迄今为止，湖南维吾尔族的人种特征已发生实质性变化，长相与新疆祖辈们发生了很大差异，这是因为远离族群，为了保持家族的健康，不得不与异族通婚，其结果改变了人种的特征。远离新疆，长居汉族文化地域，又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通用汉语和汉文。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原政府在西域的地方政权虽然时断时续，西域各地的政治风云虽然时起时伏，但相互之间的影响却从来没有间断过。更不要说汉民族与一些少数民族的杂居、通婚，繁衍生息会怎样迅速地促进民族间的认识与融合。探讨湖湘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影响西域历史及西域文化，有利于探讨西域文化如何借助外来文化影响湖湘历史及湖湘文化，有利于探讨湖湘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共性。
湖湘文化最主要的特点是经世致用，从文化方面可以看出，湖湘子弟西域行所体现的是湖南人的传统性格加上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悠久传统，再加上前辈乡贤的显赫事功，使湘人有极强的历史使命感与自信心，他们留下的事业仍在新疆广为留传并为后继者发扬光大。
虽然今天新疆移民中来自湖南的人口比例远低于北方其他省份，但最关键时代的确与湖南人有关，对西域文化和湖湘文化的融合做出了非同小可的贡献。对新疆这块土地，部分湖南人心理上甚至会有比其他地方的人有更深厚的情感渊源，或者说在许多人心中有别样的历史渊源意识。
湖湘子弟远赴天山，情系三湘，推动中原文化，尤其是湖湘文化与西域文化紧密融合。八千湘女上天山能热到这个程度，除了她们独特命运中有打动人心之处外，还因为在更广阔意义上是深化了大义、坚韧、宽容和仁爱的精神。
将湖湘文化与西域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时代或群体社会历史心理，自然有利于探讨、拓展、开辟新的领域，有利于携手走向世界，这不仅会使问题研究得更透彻，而且会为文化产业奠定扎实基础，推动人文旅游，带来经济效益。喀什地区著名的“疏勒八屯”，相当于八个村落，是古代屯垦历史遗迹，也是湖湘子弟遗留的文化旅游资源，并可以与喀什“香妃墓”、“班超城”等旅游资源整合。天山脚下、塔河之滨的阿拉尔市辖区，湖湘子弟为核心组建的三五九旅，所遗留的“屯垦戍边、振兴屯垦”那颇具特色军垦建筑群落是现代屯垦的历史见证，是发展“红色旅游”的绝好资源。塔里木大学有一栋俄罗斯风格的“苏式建筑”，极富特色，上有王震将军题词，陶峙岳将军曾为此写下了《登阿拉尔第一高楼》：
“塔河边上有高楼，此日登临一览收。景物全非曾几日，无边漠野尽田畴。”如果再将“当代左公”王震将军手挥长剑，身披斗篷，骑着高扬前蹄的骏马雕像予以陪衬，实可作为湖湘文化扬威西域的典范。从人文景观角度来说，它们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好的旅游资源要有好的规划和整体策划，要有良好的文化品味，需要把地域的“文脉”即自然地理特点、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积淀、社会经济状态四维时空有机地融合。
注释：
①《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新疆图志》，第3654页，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东方学会据当时志局本重校增补本。
③《翦氏溯源》。
（作者单位：新疆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所）【录自2008年5月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8年第2期总第4期】
湖湘文化西域行给新疆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带来了新气象，形成了丰富的内涵，为新疆各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这里首先要提及三个评价起来不甚方便却值得世人深切关注的人物——萧雄、蒋孝琬和钱宗仁。
萧雄，湖南益阳人，字皋谟，号听园居士、听园山人，晚号听园老人。生卒年不详，平生倜傥多大志。光绪十八年(1892)才完成的《听园西疆杂述诗》，收诗150余首，分为四卷，为清代著名边塞诗人。年轻时屡试不得中举，因此愤而从军，先后做西征大将金顺、张曜的幕府参军，参加收复新疆，讨伐浩罕匪首阿古柏的战争，战乱平息后东归，任直隶州知州，卸任后旅居长沙，专意著述，后至典衣度日，客死长沙。他随军转战天山南北，时有观感，即兴赋诗，又曾往返新疆三次，行程三万里，历数十年，足迹遍及天山南北，接触各族群众，深察民情。特殊的人生经历，他得以尽情描绘了新疆的壮丽河山和人文景观，对新疆的生产、风物、民族、民俗，描绘得真实而又生动，极得当时人们的喜爱和好评，不仅是生动的诗歌和散文，而且还是珍贵的历史史料和经济史料。
▲蒋孝琬在整理斯坦因所获汉简
蒋孝琬，湖南湘阴人，或称“蒋资生”，斯坦因记其字“yin - ma”，汉字不明。光绪年间去新疆，在县、州行任师爷，俗称“蒋师爷”，光绪十五年(1889)后，一直在莎车衙门任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到次年四月，斯坦因开始进行丝绸之路上的第一次行程，’虽然大获全胜，在丹丹乌里克、尼雅、安迪尔、拉瓦克这些地方，搜罗了大量西域古代文物，却因不通汉语颇费周折，翻译不力更添苦恼。光绪三十二年(1907)，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由英国政府驻疏勒（今喀什）代表马卡奈（又译为马继业）介绍，蒋孝琬以助手身份参与斯坦因等的探险考察，不仅解决了斯坦因等人的语言障碍，而且成为他们第二次取得丰硕成果的关键人物。
蒋孝琬的生平事迹犹如吉光片羽散见于斯坦因的日记、书信和著作中，行文时赞赏备至。一路上，斯坦因与他建立了非常友好的情谊，认为是自己一生最好的朋友之一，甚至整个队伍都对蒋孝琬尊敬有加。
蒋孝琬曾长期周旋于官场，深谙为官之道，处理各种行政事务非常干练，加上他本身所特有的气质、素养与才智，在疏通复杂人际关系方面出入自如。他一直协助斯坦因处理庶务，疏通关系，斯坦因每到一地出访当地政府官员都由他调解沟通，甚至雇佣工人以及一些简单基本生活问题都由他出面。
▲文化戍边与湘学入疆
据斯坦因记录，蒋氏身体状况很好，思维敏捷，能言善辩，文化素质较高，古文功底相当不错，对文物与考古有兴趣，也很见长于古物鉴赏。蒋孝琬有着天赋的历史学意识，出土文物文字的释读，文物的认识与鉴别，资料整理工作都由他完成。记录和整理一路考古所得的资料，这些资料及相关文献分类法成为英国翟林奈及法国沙畹整理和研究斯坦因收集品中汉文材料的基础。
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受聘为英国政府驻疏勒总领事馆中文译员。民国二年(1913)，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蒋孝琬却因病未能陪同，推荐一李姓师爷与斯坦因同行。民国四年(1915)，斯坦因携窃取的五百七十余卷敦煌写本带回疏勒，蒋孝琬为之整理，后来法国马伯乐的编目考释工作多得益于他的初步整理。
民国十一年(1922)五月，他卒于任所，至此结束了贯穿他人生最后1 6年，漫长艰辛而有意义的文化事业。
蒋孝琬是一个复杂且备受世人争议的历史人物，缘于他在敦煌藏经洞文物外流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角色。他和斯坦因等同赴敦煌莫高窟，斯坦因中文基本不通，初和王道士交涉一无所获，蒋孝琬和王道士的周旋却最终成功地说服王道士，帮助斯坦因诈骗到数量惊人的藏经洞经卷及佛画，使得斯坦因满载而归。
蒋孝琬具有良好文化修养，却甘愿替斯坦因骗取西域国宝，千秋功过，只能留给后人评说。
钱宗仁(1944-1985)，湖南湘乡人，时代造成他大半生的悲剧。他才华横溢、勤奋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数度被高等院校拒之门外，尤其是1964年高考，9次报名，9次被拒，为此写了一首《别考场》，其中有四句悲痛欲绝：“六年求学关山阻，三次临场剑戟横。如此登科笑范进，毋宁报国走零丁。”
1964年8月，他远走新疆阿克苏某偏僻实验林场当工人，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一直坚持自学，曾在《阿克苏报》、《新疆日报》上发表散文，在《新疆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开荒队的姑娘》、《认识》等作品，为场里的文艺宣传队创作了大量节目。后湘乡连续九次发函，钱宗仁被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十年动乱，惨遭蹂躏。后从土牢逃逸，到新疆流浪，在戈壁滩上筑路，争分夺秒继续自学。利用废纸及两本字典，1975年底竞编成“汉字笔顺号码排字法”。该成果当时较为先进并具有发展前途，可在商务印书馆积压二年后，因其他编码方法的公布而告夭折。
1978年至1981年，工余自学大学课程，以几乎全满分的成绩取得新疆广播师范大学毕业证书。1981年9月，考取西北大学数学系刘书琴教授研究生，成绩名列第一，因该年度研究生录取年龄下调至35岁，未被录取。在这极其艰难岁月里，他始终没有忘记所热爱的数学，劳动之余，刻苦钻研，学完了大学数学系全部课程，并对数论这门十分抽象的专业有着专门研究，写出了很有学术水准的论文，被当时国家数学研究所看中。
后遇阿克苏地区宣传部长宣惠良，斡旋近两年，最终在1983年，从林场调往塔里木农垦大学（现名塔里木大学）任教，结束了二十年坎坷生涯，是年39岁。在塔里木农垦大学的日子，是他一段非常愉快的岁月，学校至今对他缅怀有加，实属不幸中的万幸。
钱宗仁的身世、处境及成就深深的感动了作家孟晓云，他根据钱宗仁感人经历写成催人泪下的报告文学《胡杨泪》。作品以胡杨开篇，又用胡杨收尾，称他是“一株扎根在阿拉尔的胡杨，一个被忽略的倔强的灵魂”，有力地表现了钱宗仁像胡杨树一般坚毅倔强的品格，以此透视一代知识分子饱经风霜、曲折坎坷的命运遭际。1984年，该文在上海《文汇月刊》第四期刊登后，被推荐给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李锐读到钱宗仁撼人魂魄的坎坷经历时，奋笔疾书：《请读（胡杨泪）》①，再又推荐至《人民日报》登出之后，在李锐的努力下，也由于新疆自治区王恩茂书记及有关部门的帮助，钱宗仁有机会到北京工业学院进修。但李锐认为，充分发挥其才华是自己的责任，最后将钱宗仁调入《人民日报》做记者，可他因患肝癌于1985年10月去世，享年四十一岁。
▲湘女入疆招聘启事
孟晓云根据他感人的事迹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胡杨泪》，引起了不小波澜，1986年，在李锐主持下，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样感人的《胡杨泪尽——钱宗仁纪念集》，再掀余响；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李锐往事杂忆》中“我与钱宗仁”对此寄寓深情；湘乡市城郊东隅东台公园“惜才亭”，李锐为纪念钱宗仁撰有对联：
“十年树木，不分乔梓天皆惜；万事需贤，欲求栋梁楚才多。”正所谓：“而今一滴胡杨泪，溅得黄花溢四方。”钱宗仁的事迹激励了整整一代人，也许还不乏后来者。
论及推动新疆教育的湘中英杰，几乎可以排成一个颇具规模的方阵，近代首推左宗棠与刘锦棠。光绪初年，左宗棠平定新疆后，奏请改设郡县，设学塾，对维吾尔儿童进行教育，戎马倥偬之际，依然是大政治家、大学者的风范。光绪六年(1880)四月十七日，刘锦棠向清廷禀报举办义塾情况：“为清除官民隔阂，推行政令，移风易俗，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②因此他与南北两路在事官员筹商，“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此后义塾有长足发展。他们明定教学课程，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课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以供诵读，兼印楷书各本，令其摹写，语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讲求经义。天资聪慧的儿童，入学一年，诸本已能读毕，其父兄子弟竞以读书为荣，“辟向矜宠”，并请增建学舍。该义塾教学内容与内地无多大差别，对推行政令，促进边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以及民族和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到了一定作用。
进入现代，则有毛泽民、王震、陶峙岳值得关注，王震尤其需要大书特写。当代左公王震将军秉承湖湘文化学脉，热衷教育事业，创办了新疆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石河子农学院（现名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
四、洞庭烟雨润塞外
半个世纪前，一则征兵消息，引发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故事，三年间，八千湘女西上边关。她们在新疆安家屯边，落地生根，当年的青春少女，如今都已两鬓斑白。然而，“八千湘女上天山”是一个让后人评价起来极为困难的历史事件，追溯所产生的历史渊源更是让人一唱三叹。
之前的俄罗斯及当时的苏联不仅对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还通过这种影响造成丁当地居民对国家民族认识的模糊。所有这些促使中国不得不在西北边陲布置大量兵力屯垦开荒，以防范居心叵测的北极熊，由此大量女性入疆成为时势使然，这是一个历史深层处的连锁反应。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当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而北极熊日夜觊觎。准确一点说，在漫长时间段里，南北疆都是强敌压境，恶邻环伺，内部民族极端分子又异常猖獗。要想维护祖国西北的长治久安，创西陲伟业，就得让大量官兵长期留守塞外，真正安下家来。中央命令驻扎新疆的很大一部分军队集体转业，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铸剑为犁，赋予他们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从人性的沟通上说，官兵们渴望女人就像沙漠渴望水，可婚姻问题实在难以解决，以致有人眼见将孤身终老戈壁而绝望自杀。新疆军区当时一份《请求输送妇女入疆的报告》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报告中说生产转业部队共13.5万余人，现有家属、小孩1.95万，未婚妇女6200余人，因此要解决生产部队的婚姻，尚缺10万人左右，而生产部队年龄很大，约有70%在30岁以上。
为稳定这些年老将士，解决他们的婚配问题，1950年初，王震亲笔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请求湖南党政机关协助招聘一批家乡女兵。随后《新湖南报》连续刊登了新疆省人民政府、新疆军区司令部湖南招聘团招聘女兵的启事，号召女青年参军保卫边疆，条件是初中以上文化，身体健康，16~ 25岁的未婚女性。时值抗美援朝掀起的参军余热未消，于是在校女学生、社会女青年争先恐后报名参军，一些13~14岁未到年龄者甚至篡改岁数入伍。后来，又陆陆续续从山东、河南、甘肃、上海等地招募了大批女兵进疆，一批批由全国各地选拔出的年轻姑娘在国家建设边疆号召下，离开家乡，逐渐融人生产建设兵团的战斗生活洪流中，结婚安家。
可以说，这是一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部队，换言之，几乎与20万官兵就地垦荒戍边的同时，命运的套索就已经抛向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湘女们。据新疆军区档案资料统计：1950年、1951年两年共有三千八百湘女进疆，1952年又有四千多湘女进疆，而实际人数还超出这一数字，至此“八千湘女”的说法被响亮地喊出来了。
湖南女兵中有人在新疆上了学、进了工厂，但那只是很小一部分，绝大多数一到新疆，就被直接派往天山南北的大小农场，这倒还在其次。湘女们长途跋涉，经数月的艰辛磨难，来到西陲，名义当兵，实为配对，成为安抚男性将士的军嫂。这种婚姻年龄差距很大，且把强迫当成坦然的争取，自然没有感情基础，而“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的理性主义判断至此全部失效。美女嫁与丑夫，才女嫁与俗子，双重身份的错位，幸福几乎无从谈起，她们内心经历的痛苦后人难以揣摩。
至此可以说，当年湘女是一批巨大不幸者，她们接到了政府发出的从军邀请函，却被带到边关强行成婚，设身处地，内心煎熬让人难以承受。但如果没有她们当年无私的奉献，就没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今天。历史在一种悖论中发展！
当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以数十万计，其中有山东女兵，因为战争造成该省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许多寡妇一并招来；被送往新疆的还有北京、上海等地妓女，“十里洋场”到戈壁荒滩，内心情景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后来河南、四川等省年轻女兵源源不断补充进来，湘女被稀释得不成比例。在这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中，湘女人疆反响最为激烈，并持续至今，甚至成为文学界的热门题材，自然有一些别样因素夹杂其间。一方面，迥然不同的结构组成占了一个特殊位置，当年她们是13~ 20岁的青春少女，许多是年轻女学生，配派的却是年岁偏长的领导层，甚为悬殊的婚配年龄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另一方面，越到后来，军婚的自由程度越高，老年军人愈来愈少，自然不复开初惨烈，邻省姐妹响应国家号召抵达各自目的地时，情形已略有不同。
▲湘女石题字墨迹
当初湘女如今都已年近七旬，两鬓斑白，似乎无法向现在的年轻人说清楚那段岁月。她们到部队后，学习的不是军事技术，而是生产技术；发的不是枪，而是砍土曼；接到的第一道命令不是上战场杀敌，而是到沙漠戈壁开荒，她们中的很多人成了兵团的第一代女教师、女拖拉机手、女护士、女农业技术员。此外，当初极力抵制的那人则成了丈夫，成了孩子他爸，故不得不接受下来，一年年备受煎熬，少年青春被戈壁风沙染白了双鬓，一切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当代叙述者大都喜欢引用下面一首词：
谁言大漠不荒凉，地窝房，没门窗；一日三餐，玉米间高粱；一阵号声天未晓，寻火种，去烧荒。
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
这首《江城子》据说出自一位湘籍女秀才之手，但姓甚名谁已无法考证，寥寥数笔却意味隽永，凸现了当年女兵的日常生活画面与内在精神矛盾。人们尽可以解读为湘女心理对苦难的适应，而且苦中有奇志，并对流淌着的湘楚热血发出由衷慨叹，但我们不能因此遗忘她们在茫茫大漠戈壁上演绎的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故事。这段特殊的历史是人类最美好情感的集中体现，既有大情大义的国家情、魂牵梦绕的家乡情，又有生离死别的骨肉情、缠绵悱恻的夫妻情。
与她们命运相伴的，始终是被肯定有价值的“贡献”，不乏热烈的主旋律资源，组织一直给予特殊的意义和说法，故乡有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所有这些似乎可为人生意义有个交待和安慰的话语，也算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集体性的赎罪行为，对当时众多女性的集体赎罪！后人或许难以理解开展“湘女回故乡”活动，她们心头掠过的心理感受，似乎不易看到眼睛跳出热情喜悦的火花。当胸挂大红花的天山湘女们把满是皱纹的脸轻轻贴在“湘女石”上失声痛哭，历史和现实感触交织在一起，释放了一种午夜梦回的悲声，但它不是消极的哭泣，而是动人心魄的灵魂呐喊，必将打动人心，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无数将士在塞外大漠解甲屯田，共和国众多女性进疆，最终她们超越了军方期望，不仅贡献了劳动力和婚姻，而且成为荒原第一代医生、教师、拖拉机手，全面改变当地诸多生态。如今一个黄沙弥漫的粗犷世界开始绽放柔和、文明和理性的新枝绿叶，新疆出现了国泰民安局面。我们尽可以去开创未来，却不能扭曲篡改过去，因此需要真诚面对历史，以更宽阔的视野正视八千湘女上天山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时任湖南省宣传部副部长的刘鸣泰率领记者在新疆采访期间，曾写过一首诗，权且作为这个章节结束语吧：
左公筹边未肯还，引得春风度玉关。
王陶屯垦开新史，直叫塞北变江南。
御敌湘军称十万，征西湘女过八千：
代代湘人戍边来，丰碑座座满天山。
五、塞外孤烟飘桃源
如果将今天的维吾尔民族追溯到漠北回鹘，那就显得古老而又年轻，且与唐王朝血脉相连。回鹘后因天灾人祸流徙西域有高昌回鹘、葱岭西回鹘之别，文化心理上仍不改初衷，心向中原，喀喇汗王朝一个可汗仍自称桃花石汗，意即中国汗。元明清时代，有大批西域的维吾尔人以驻军、屯牧或农耕形式迁到中原。由于宗教、习俗的接近，他们大多数被回回民族融合。依据《明实录》记载，现今的翦姓回族主要分布在湖南及河南、宁夏等地，而湘省是除西域之外最大的维吾尔聚居区。
骏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新疆与湖南，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生活习俗，都有着很大差异。然而一群维吾尔族人却在异乡繁衍生息几百年，一路走到今天。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湖南省现有维吾尔族1.2万余人，在中国所有省份和自治区当中，除了新疆，湖南省是拥有常驻维吾尔族最多的省份，常德市桃源县是湖南维吾尔主要聚居地，占全省维吾尔族的95%以上，被誉为“维吾尔族第二故乡”。
▲哈勒将军墓碑
从元代开始，西域土著居民就不断移居三湘四水，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历史的脚步踏入近代，则出现了—个在湖湘文化和西域文化交融环境中长大的特殊人物——翦伯赞。据《翦氏族谱》和《常德府志》记载，湖南维吾尔族的祖籍原本不在湘楚之地，而是源于元朝时我国西域的高昌王国，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吐鲁番、哈密一带。哈勒将军，哈密人，是当时高昌王国一名英勇善战的名将，是湖南维吾尔族的祖先。
十二世纪，高昌国臣属于西辽，政治上没有自主权利，经济上负担沉重。尤其让维吾尔人无法忍受的是，西辽对他们的强迫性同化，他们被要求穿戴契丹人的服饰，禁止从事自己民族的宗教活动，有大批的阿訇被屠杀，引起了高昌维吾尔人的强烈不满。当时身为高昌都督的哈勒将军，在杀死了西辽派在高昌的监国之后，归顺了当时势力强大的元太祖成吉思汗。在这以后，帮助元朝讨伐西域、攻灭西夏、吞并金、蚕食宋，成为成吉思汗统帅下一支伊斯兰军队的首领，由于哈勒军队勇武善战，屡战屡捷，深受成吉思汗赏识，被封为折冲将军，哈勒的后代便在元廷世袭做官。十四世纪中叶，元朝灭亡，明朝兴旺，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启用了从前元朝的部分文武官员，哈勒将军的后裔哈勒·八十被封为燕京都（今北京）总兵，又成为了朱元璋开疆扩土的先锋。
哈勒·八十跟随明朝的将领李文忠、徐达、常遇春等人征战，屡立战功。明洪武四年(1372)，朱元璋为了嘉奖哈勒·八十剪除敌对势力开疆扩土功绩，在一次庆功大会上亲自赐姓“剪”，意为‘剪除祸患有功’，并将哈勒。八十的“八十”改为“八士”。从那以后，哈勒家族的姓氏就变成了“剪”姓，朱元璋出于嘉奖和怀柔的考虑，还把自己的义女吐叶公主赐给了哈勒·八十为妻。朱元璋在褒奖同时，还希望借用其实力平定当时南方一带少数民族的暴乱。明洪武五年(1373)，朱元璋封他为荆襄都督府都督，晋封为镇南定国将军，加太子太保衔，镇守湖南广东一带，并赐封湖南桃源县良田1170亩，世代定居，繁衍后代，这就是湖南维吾尔族定居桃源的开始。历史的狂风将新疆的维吾尔族从燕京吹送到了湖南，“清朝中叶，剪氏的人因剪字不雅，改为翦字”③。
翦伯赞在《我的姓氏，我的故乡》一文中说：“这原住新疆的一个姓哈的氏族，被历史上两阵狂风接力吹送，便变成了湖南的翦氏。”
翦伯赞，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史学家，杰出的教育家，以极大的努力完成了《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一、二辑，著作共达四百多万字。他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史纲要》，还协同郭沫若、范文澜等筹建了中国史学会，开展史学研究和史料编撰工作。
迄今为止，湖南维吾尔族的人种特征已发生实质性变化，长相与新疆祖辈们发生了很大差异，这是因为远离族群，为了保持家族的健康，不得不与异族通婚，其结果改变了人种的特征。远离新疆，长居汉族文化地域，又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通用汉语和汉文。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原政府在西域的地方政权虽然时断时续，西域各地的政治风云虽然时起时伏，但相互之间的影响却从来没有间断过。更不要说汉民族与一些少数民族的杂居、通婚，繁衍生息会怎样迅速地促进民族间的认识与融合。探讨湖湘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影响西域历史及西域文化，有利于探讨西域文化如何借助外来文化影响湖湘历史及湖湘文化，有利于探讨湖湘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共性。
湖湘文化最主要的特点是经世致用，从文化方面可以看出，湖湘子弟西域行所体现的是湖南人的传统性格加上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悠久传统，再加上前辈乡贤的显赫事功，使湘人有极强的历史使命感与自信心，他们留下的事业仍在新疆广为留传并为后继者发扬光大。
虽然今天新疆移民中来自湖南的人口比例远低于北方其他省份，但最关键时代的确与湖南人有关，对西域文化和湖湘文化的融合做出了非同小可的贡献。对新疆这块土地，部分湖南人心理上甚至会有比其他地方的人有更深厚的情感渊源，或者说在许多人心中有别样的历史渊源意识。
湖湘子弟远赴天山，情系三湘，推动中原文化，尤其是湖湘文化与西域文化紧密融合。八千湘女上天山能热到这个程度，除了她们独特命运中有打动人心之处外，还因为在更广阔意义上是深化了大义、坚韧、宽容和仁爱的精神。
将湖湘文化与西域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时代或群体社会历史心理，自然有利于探讨、拓展、开辟新的领域，有利于携手走向世界，这不仅会使问题研究得更透彻，而且会为文化产业奠定扎实基础，推动人文旅游，带来经济效益。喀什地区著名的“疏勒八屯”，相当于八个村落，是古代屯垦历史遗迹，也是湖湘子弟遗留的文化旅游资源，并可以与喀什“香妃墓”、“班超城”等旅游资源整合。天山脚下、塔河之滨的阿拉尔市辖区，湖湘子弟为核心组建的三五九旅，所遗留的“屯垦戍边、振兴屯垦”那颇具特色军垦建筑群落是现代屯垦的历史见证，是发展“红色旅游”的绝好资源。塔里木大学有一栋俄罗斯风格的“苏式建筑”，极富特色，上有王震将军题词，陶峙岳将军曾为此写下了《登阿拉尔第一高楼》：
“塔河边上有高楼，此日登临一览收。景物全非曾几日，无边漠野尽田畴。”如果再将“当代左公”王震将军手挥长剑，身披斗篷，骑着高扬前蹄的骏马雕像予以陪衬，实可作为湖湘文化扬威西域的典范。从人文景观角度来说，它们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好的旅游资源要有好的规划和整体策划，要有良好的文化品味，需要把地域的“文脉”即自然地理特点、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积淀、社会经济状态四维时空有机地融合。
注释：
①《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新疆图志》，第3654页，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东方学会据当时志局本重校增补本。
③《翦氏溯源》。
（作者单位：新疆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所）【录自2008年5月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2008年第2期总第4期】
(责任编辑：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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