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地方特色历史文化博物馆凝聚城市特色文化
时间：2018-03-06 21:05 来源：湖湘文化网 作者：张一兵 阅读：次
（原载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会刊《湖湘文化研究》2018年总第一期）
今天，正值第四十届民间收藏高层文化论坛开讲之时，回顾我们收藏协会与民间收藏的历史发展几十年过程，感觉到盛世收藏的盛况当前，也感到收藏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收藏应该走向怎样提升品味，扩大社会影响，建立传统文化知识教育基地，面对社会怎样提升市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这就需要收藏协会做一件利在当代，益在千秋的大事业。这就是需要具有一定规模的收藏爱好者，组织起来，创建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的博物馆。
我党一直来就十分关注文化建设的问题。在党的十六大就提出来了三个代表的概念：“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将文化建设提到了党的纲领这一重要位置。十七大胡锦涛主席提出来了“八荣八耻”，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十八大习近平主席更是将文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提出来了文化兴国的理念。作为现代化城市建设来看，热爱城市，创立城市文化，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加强社会人文和谐环境的建设，正是“三个代表”中先进文化、两条荣辱观和文化兴国理念的具体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的强盛，民众的富裕，我国的收藏事业也越来越昌盛。几乎全国每个地方都成立了不同地域的收藏协会，具有一定实力的收藏家越来越多，藏品越来越丰富。但是，很多藏品都是“养在深闺人不识”，收藏家基本上秘不示人，这样，是的我们的收藏仅仅是为了收藏而收藏，并没有体现出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教育价值。本人认为，我们的收藏协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该承担起更艰巨的历史使命，将具有中国璀璨历史的传统文化，向社会传播，对我们的市民起到坚定爱国信念的积极作用。
1200多年前，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行路难》这首诗里边写下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著名诗句，表达了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人类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历史能够得到发展，其关键重在和谐，城市建设也必然要重在和谐。只要向前看，就能找到正确方向，就能坚定前进的步伐。社会朝前发展，就必然需要一个和谐的环境和城市文明，否则就难以得到发展。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不畏艰难险阻，不断奋发图强，一直勇往直前的发展过程中走到了今天。能够前进到这样发达的今天，最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文化与人类社会不断协调的和谐因素在起作用。
博物馆是和谐城市的文化凝结点
每一个城市都有其悠久历史发展的过程，那么，怎样才能最有效、最快速、最直观地将城市和谐的历史文化展现在人们面前，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建立城市历史文化博物馆。因为城市博物馆是将城市的历史文化凝聚以后再物化为人们都能看得懂，摸得着的东西展现在人们眼前，并具有城市建设的和谐化蕴含其中。
人类认识和改造城市历史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中，包括了城市历史遗留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构成了城市的文化内容；人类在改造城市历史的同时，又不断地改造个人的主观世界，使自己的素质得到不断提升，从而形成了城市以及市民们的文明化过程。
博物馆是城市文化体现的具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博物馆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别是近代，博物馆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人类文化和城市文明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发展和成熟。博物馆文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博物馆和博物馆文化成为城市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反过来，城市文化的快速发展，又促使博物馆和博物馆文化得以迅速的扩大和提升。
城市历史博物馆是以城市历史长河中保存下来的实物遗存经过收藏、展示过程来体现其文化品位的主体。在博物馆的整体文化内容中，其主体是藏品文化。文物标本所渗透的或所代表的历史文化称为藏品文化，它具有固有的稳定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些藏品文化总是历史地将城市的发展过程客观地表现出来，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它仍然以历史固有的物化表现方式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馆里存在的藏品，历经几个朝代的变换，仍然以其真实面目存在，十分执着地将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内涵物化地表现在人们面前，并为世人所认识。正因为如此，博物馆的藏品文化不会随社会（特别是社会政治）的变化而随意变化，在传承和传播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现代社会和和谐城市文化建设中，博物馆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博物馆——城市文化具体的体现
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作用，是博物馆职能文化中的特殊作用，又是围绕博物馆的主体文化，即藏品文化的最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没有藏品，就没有藏品文化，没有藏品文化，博物馆就不称其为博物馆。博物馆的职能文化，特别是博物馆对外的宣教工作，可以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但藏品及藏品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却不能因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如果人为地改变藏品文化，就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会受到历史的谴责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嘲讽。我党一直来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准则，为我国博物馆对藏品和藏品文化的正确发展和博物馆职能中的文物收藏、文物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不能正确地对待历史，就不能有效地面对现实。通过有效的收藏工作，完成对历史见证物的征集与保护，通过科学的研究工作，传播于当世，同时传承于后世，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坚持不渝、始终如一的工作。同时博物馆在历史传承的职能中，也应改变和改革传统的方式、方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实现征集社会化、科研专业化、传播与宣教市场化，传播文化和教育民众大众化，使整个城市的市民通过不定期的参观，达到对于城市全面的历史认识，并提升城市市民的文化素养，最终达到全城市民众整体文化品位的提升，才能有效地实现对历史文化的传承效果，才能在城市建设中起到和谐文化的具体体现者的作用。
长沙历史文化具有多元性，需要多类别博物馆来体现
建设现代化和谐城市，要提高文化品位，绝大多数城市往往以文化论输赢。许多城市都有数千年的文化历史，并因此凝聚和积淀下来了很多历史演变的人文精神。只要本城市以自己的历史遗存为依据，以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作基础，展开高品位文化建设，那样才有可能迅速建设好具有本城市文化内涵的城市文化博物馆。
怎样做到不断提升和谐城市文化品位，打造和谐城市文化品牌，尽力使本城市建设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加快城市博物馆的建设，将是近期和谐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长沙，具有悠久的历史。距今约15—20万年以前，长沙就有人类的活动，经过15—20万年的发展，长沙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5000年，长沙先民开始过定居生活，形成了村落，进入母系社会；约公元前3000年，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屈家岭文化阶段；约公元前2500年，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龙山文化阶段，这时有了原始农业，渔猎仍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原始制陶业、石器加工技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产生原始的纺织和玉器加工技术。传说始祖炎帝和黄帝都曾来过长沙。据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曾“披山信道，南至于江，登熊、湘”，后来将这片地土封给了他的儿子少昊氏。宋代罗泌的《路史》记载：少昊氏“始于云阳，胙土长沙”（胙即赏赐之意）。据此，传说中的少昊氏应该是远古长沙的一个氏族首领，是开发长沙的第一人。
长沙，夏代属古三苗之地；到商、周时代，三苗国消失了，但三苗后裔仍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这时长沙属“扬越”（又叫“荆蛮”），史称“扬越之地”，作为古越人（古长沙越人为扬越的一支）到这时创造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越文化，以拍印的几何纹饰硬陶即印纹硬陶是其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据《逸周书·王会》记载，周初营建雒邑告成，各方诸侯来贺，贡物中有“长沙鳖”一种，这是“长沙”一名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商代以前，长沙古越人仍然是居住茅草覆盖的半地穴式房屋，过着氏族生活，以石器为工具，依靠刀耕火种生产。商代中期，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传入，开始使用和制造青铜工具铜斧，到西周后期出现了铜制大锄、铜插，而且还制造出了形制考究、纹饰精美的青铜容器、乐器。长沙出土的300多件商周青铜器，大多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富有鲜明的越族风格，是南方出土最多最精美的青铜器。1938年宁乡出士的著名的四羊方尊，是商周青铜器中之珍品；1959年以来，宁乡、长沙县出土的十几件铜器，一般重70—80公斤，最大的221．5公斤。1983年在宁乡出土一件重达220.75公斤的铜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商代最大铜铙。春秋末期，楚国（荆楚）的势力进入长沙。战国初期，越国灭吴，楚越对峙开始，长沙成为楚国东南的边陲要塞。战国中期，楚国实行变法，国力强盛，对南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湖南全境纳入了楚国版图，长沙成为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楚国在长沙建立了城邑。楚人对长沙的进入，加上经过数百年的战争，古越人消失了，长沙古越文化被楚文化替代。楚人的南侵，带来了中原和江汉地区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使长沙地区进入了铁器时代，长沙结束了商周以来延续了1000多年的半原始状态，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当时出现的还有早期的湘绣。
秦国灭掉楚国，在原楚江南之地设立“长沙郡”。长沙郡为秦代三十六郡之一。有秦以还，长沙开始纳入中国统一的政治版图，并第一次明确地以一个行政区域载入史册。刘邦称帝之后，公元前202年封西汉开国功臣吴芮为长沙王，以原秦长沙郡建长沙国，将湘县改名临湘县为国都，长沙国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诸侯封国，长沙王为最高统治者（最高官员），王位世袭。长沙国从公元前202年始封至公元7年废除，存在二百多年，长沙国先后分为“吴氏长沙国”和“刘氏长沙国”两个时期。公元26年（建武二年），东汉皇帝刘秀遥封西汉末代长沙王刘舜之子刘兴为长沙王，复建长沙国，公元37年，又将长沙国废除，改为长沙郡。由于长沙地理位置的重要，长沙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的中心，其地位与作用更加巩固。三国的长沙郡，行政范围基本局限于湘江以东地带，隋朝的长沙郡跨越湘江至整个湘中地区，从而基本上奠定了从此直到清代长沙建置的规模。三国时期的长沙郡，上有州（荆州），下有县、乡、里，为孙吴时代的行政体制。除行政长官外，长沙郡属诸曹的设置（官名）已经颇为全备，有掌“选署功劳”的功曹、管赋税的田户曹、管造船的船曹；有负责由贮租米、布帛的仓吏，收贮租钱的库吏。县以下的乡也设有属吏，简牍中就出现了“东乡劝农掺”、“南乡劝农撮”的名称。此外，还有“司马”、“关丞”、“仓田曹”、“录事”等。（资料来源：依据“长沙走马楼”出土的简牍整理）。
公元621年，长沙归于唐朝并建潭州。唐王朝地方行政仍沿袭隋朝州（郡）、县两级制。潭州仍辖6县，即长沙、浏阳、醴陵、益阳、湘乡、湘潭，直至唐末。唐代以前的长沙社会发展整体落后于中原地区，经过三国、两晋和南朝长达400年的经营开发，到唐前期，由于社会安定和历任州（郡）县官的治理，赶上了中原地区的发展，此时的长沙人丁昌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最著名的就是长沙窑釉下彩陶瓷的面世，使得中国的陶瓷走出国门，面向世界。771年（大历六年）任潭州刺史的张谓曾撰写了一篇《长沙土风碑铭》，唐代宗大历年间，诗人杜甫游长沙，曾写下了不少诗章，其《清明》一诗中有：“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干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齿膝”，正是具有繁荣盛况的长沙一日之写照。
公元963年，宋军占领潭州，宋太祖规定潭、朗两州“直隶京师，长吏得自行奏事。”宋朝统一中国之后，为防止藩镇割据，规定州、郡长官必须由文臣担任，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改以前“太守、刺史和县令、县长”的称谓为“知×州（县）事”，简称知州（县）。宋代是长沙历史发展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300多年中，长沙作为湖南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更为巩固，长沙行政区划的格局基本定形，为后来长沙地区在元、明、清三代长达600多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以来，由于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和一些贤臣清吏的治理，长沙经济的发展赶上和超过了中原地区。长沙以及附近区划，出现了岳州窑、湘阴窑、永州窑、衡州窑等等。文化上，长沙岳麓书院的创立，胡安国、胡宏父子和朱熹、张拭在长沙讲学兴教，长沙成为著名的湖湘文化之都。长沙城市的规模扩大，其城垣直至清末也没有超过，城内已打破坊市界限，商业繁荣，人口稠密，已蔚然而为“湖湘一大都会”。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满清时期。
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说明和历史实物以及城市的历史沿革过程，实在需要地方特色历史文化博物馆来收藏和展示。于是，官方的湖南省博物馆和长沙简牍博物馆承担起了这样光荣的历史文化职责。但是这些官方的博物馆不能全面展示长沙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多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专题博物馆展示历史遗存，才能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发展是具有多元性的过程。
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城市文化特定的内涵
长沙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饮誉世界的成就。我们随意数数，就可以点出许多的世界之最出来，这些世界之最，成为长沙历史文化中无可代替的方面，并为成就历史文化名城建立了无可代替的地位。
自1959年宁乡县老粮仓发现5个商代大型铜铙后，宁乡县又陆续有大铜铙出土，总数达11件。其中1983年发现的一件重220.76公斤，是我国迄今所见商代最大的铜铙。这些铜铙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如形体高大厚重，甬部有旋、纹饰繁复，有特殊的兽面纹。据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测试，每个铜铙有现代音阶1-3声，组合起来能演奏出现代音乐。中国最大的商代铜铙比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还要早1000余年。
1959年宁乡黄材出土的商代铜铙中藏有224只小青铜斧，大小一致，全是新铸，未见使用痕迹。据《居后敦》铭文“货余一斧，舍余一斧”，以及《易﹒旅》中“得其资斧”等记载推断，资斧当为资金。可见“斧”曾具备货币的职能，东周铜币"布钱"大抵源于斧下的斤字。由此可认定宁乡铜铙中贮藏的铜斧是一种称量货币。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金属称量货币。。
1951年在长沙识字岭314号春秋晚期楚墓填土中发现的铁凹形锄和长沙窑岭15号春秋晚期（约公元前6、7世纪）暮中出土的铁鼎是国内迄今发现最早铸铁件，金相检验为菜氏体白口铁组织。这种铸铁件的发现使我国铸铁发明的时间大大提前，比欧洲使用铸铁的时间要早2100多年。堪称世界最早的铸铁件。
1976年在长沙杨家山65号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把钢剑，很久以来，一般认为块炼掺碳钢最初出现在战国中期，而这把钢剑的出土，把碳钢出现的时间上推到春秋晚期，一下提前了二三百年。经金相检验，这把剑含0.5%的中碳钢，中部由7-9层反复锻打而成，可能还经过了高温退水处理。这成为中国最早的钢制品。
解放以来，长沙地区出土了110多座楚墓墓葬，其中出土了琉璃（即古玻璃）壁以及瑗、环、珠、管等130余件。壁呈乳白、淡黄、浅绿、深绿等色，半透明，饰谷粒纹，有的反面有方格纹，内缘或外缘有弦纹，在全国极为罕见。据检验，长沙楚墓出土玻璃器物属铜钡玻璃，与西方的钠钙玻璃颇异。这是世界最早的玻璃制品之一。由此可见，玻璃并非西方所独发明，长沙地区也是玻璃发明最早的地区之一。
1949年长沙陈家大山楚墓中发现的《人物龙凤帛画》和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发现的《人物御龙帛画》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距今2400年）的两幅绢画作品。这两幅画中的人物形象均为墓主人，前者为一贵妇龙凤引魂升天图，后者为一中年男子，头戴高冠，腰佩长剑，手挽缰绳立于龙舟之上，其龙头高昂，俨然一幅御龙升天图。这些绢画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早的绢画作品。
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缯书是我国最早用毛笔和彩墨书画的珍贵图书资料。此缯书呈长方形，长46厘米，宽38厘米。中心有两段文字，共948个字，四周用朱、绛、青3色绘有神物和树木等图像和解说词。成为研究楚文字的重要资料。缯书即写在丝织品上的书。这是中国最早的缯书。
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楚墓发现一支保存完好的毛笔，是迄今考古发现最为古老的毛笔。这支毛笔套在一个竹管做的笔筒内，笔杆长18. 5厘米，径0.4厘米，毛长2.5厘米，笔毛用上等兔毫做成。制作方法是将笔杆的一端劈成数开，将笔毛夹在中间，外面用细丝线缠绕，再涂漆胶住。这支毛笔的发现打破了"蒙括造笔"之说和秦以前没有毛笔的论断。这也是所发现的世界最早的毛笔。
楚国黄金货币"郢爰"是中国最早流通的金币。目前湖南发现的楚金币实物虽只有湘乡椅子山74号战国墓一处，但长沙却出土了较多数量的泥质金币，如五里牌5号楚墓出土了"郢爰"泥金钣。而砝码、天平等称量衡器的大量出土，则从侧面反映了长沙地区黄金货币的流行。据统计，长沙有100多座楚墓出土了砝码，长沙左公山15号楚墓还出土了一件完整的天平和一套完整的砝码。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两本天文学专著。前者记载了公元前246-177年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在天空运行的位置；推算出金星的会合周期为584.4日，此观测值只大0.48日，测得土星的恒星周期为30年，比观测日只大0.54年。后者绘出29幅彗星图，画出彗核、彗发和彗尾，这个规律的发现比欧洲要早近1800年。是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幅地图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地图实物。这些地图以1寸比10里的比例绘制了今潇水流域的山脉、水系、道路、城邑的分布，与现代地图相重叠，山脉走向、河流骨架，流向基本一致，有些区域相差无几。其"驻军图"部署严密、地势利用巧妙，诸军事因素考虑周全，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中国最早的地图。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4种医书，包括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却谷食气》、竹筒《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帛画《导引图》等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中医学著作，体现了中国早期发达的药物学和早熟的经验医学体系，有关人体经脉循行走向及所主疾病的论述，比《黄帝内经﹒灵枢》中关于经脉的论述更为古朴。成为中国最早的中医学著作。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重仅49克，不足1市两，可只手盈握，薄如蝉翼，但蝉翼比之显得僵硬；轻若卵幕，但卵幕又没有禅衣的通透。近年来国内外多有仿制，竭其心智，穷其工力，无有能及者。同时出土的17籍丝绸，花团簇拥，色彩鲜艳。印花技术已采用先进的缕空版和多版分印工艺。所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是我国首次发现的3套版印花纱，也是世界最早的彩色套印实物。这是世界最轻的素纱禅衣和最早的印花织物。
长沙太守张仲景是中国最早的“坐堂医生”。东汉献帝建安中期，名医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长沙连年疫情流行，为拯救百姓，时称“经方大师”的张太守视功名于不顾，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坐堂医生”4字为病人诊脉处方，他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坐公堂上，让民众就医。后来，中医药人士效法张仲景，在药店门前挂牌行医，坐堂应诊。从此把中医师称为“坐堂医生”了。
唐代长沙窑以其发明釉下彩瓷器著称于世，代表着当时全国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产品畅销国内外，潭州因此成为著名的陶瓷之路的起点。长沙窑遗址于1956年在铜官附近的瓦渣坪发现，时代为唐代中晚期。长沙窑由学习越窑青瓷而大胆创新，发明了青瓷釉下彩、白瓷釉中挂彩的新工艺，并把其与传统的装饰技艺如划花、刻花、模印、粘贴、捏塑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是世界最早的釉下彩瓷器。
长沙岳麓学院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今日湖南大学与之一脉相承，故有千年学府之称，这比意大利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要早过100年，比英国牛津大学更要早近200年。宋真宗赐书的"岳麓书院"4字门额曾使书院名声大振，宋代全盛时期曾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之誉，张 、朱熹曾在此讲学，是湖湘学派的发祥地。从明末起，岳麓书院造就了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一大批旷世奇才，其师生为正史立传者达26人之多。岳麓书院成为世界创办最早的高等学府。
1985年在沅陵县双桥元墓中发现了两张元代潭州“票报”。票报即现今的海报。出土的印刷广告系用黄色毛边纸印制，一尺见方，亦可作包装纸，广告文字为：“潭州升平坊内，白塔街大尼寺相对住，危家自烧洗无比鲜红、紫艳上等银朱、水花二珠、雌黄，坚实匙筋。习者请将油漆试验，便见颜色与众不同。四远主顾请认门首红字高牌为记”。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和广告文。
这一系列有记载的实物，成为城市历史文化的极具代表性的特征，也成为现代社会对历史文化传承沿革的代表。为城市博物馆的建立，提供了极有历史文化说服力的实证。同时，社会中还有很多类似的历史遗存流散着，期待着有识之士来搜集整理。
地方特色历史博物馆——城市与文化和谐共鸣
正由于长沙具有悠久的历史，故有人戏谑说，在长沙，一锄头挖下去就能找到文物。长沙确实是个地下文物的盛产地，经常可以挖出穿越千年，露出一段被深深掩埋了的真实年代。长沙的历史在地下。走在现代的城市马路上，几乎每一步都踩着一段血与火的影子，都踩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1938年后，中国的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长沙，成为了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大障碍。为攻取这一战略要点，日军从1939年至1944年先后四次进犯长沙，中国军民与日军在此展开了殊死战斗。长沙百姓怀着“与日俱亡”的悲壮气概，守卫长沙城的国民党军士拼死抵抗，战争打得极其惨烈，长沙会战，骄横的“皇军精锐”三攻长沙不下，在长沙城下竟无法越雷池一步，最终狼狈撤退。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评论这场战争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这几场战争令世界瞩目。国民党将士伤亡数十万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全面抗战战场的作战。先烈们理应名垂青史。
文天祥的诗句： “捍荆门，吞夏讷，寄莫重于长沙”。充分张扬了长沙人慷慨悲歌、正义凛然的精神。屈原徘徊湘江边悲愤天问，贾谊遭贬谪忧死长沙，辛弃疾饱含痛楚惜别星城，很久以来，长沙就被根植了一种忧患意识。而“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弟子最先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请自嗣同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贯穿历史长河的千古佳句引发人们的激情，令今人读来仍然倍感振奋。历史上的长沙饱经天灾人祸，社会贫穷，百姓生活动荡，在这个背景下，忧国忧民、励志革新人士层出不穷。长沙人追求理想道德、重经世务实的湖湘文化精神，提倡社会精神道德为要素菁华，成为湖湘文化的精髓，成为湖南人的精神理想和道德观念。这样的文化精神，很多需要我们今天继续发扬光大，并成为今天我们整个社会迫切需要的、脚踏实地的精神，勇于拷问自我革除陋习的精神，讲求文明和法治的民主精神，不断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秩序的坚韧精神，关注社会底层并努力改变其状况的人文精神……。是否可以用这些来定位我们的城市精神？她的具体表现又有什么来体现？这正是建立我们的地方博物馆的宗旨。也是建立和谐文化的具体体现。我们建立城市博物馆，就是要从本地的历史文化，配合当今社会发展的过程的实物，一道使城市文化得以展示，唯有地方历史文化博物馆，配上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城市市容，才能让那高高飘浮的历史的人文精神溶入到城市中的芸芸众生之中去，使城市与文化和谐共鸣，那才是城市发展的唯一提升自己品位的正确道路。并使博物馆成为和谐城市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实物展示中心。
现在社会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足，社会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日益强烈，最能够体现社会、部门和单位文化内涵的，恐怕要数博物馆了。长沙的岳麓书院已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书院博物馆；长沙市要建立长沙近代历史博物馆；长沙卷烟厂准备建立香烟博物馆；……。
湖南省收藏协会拥有数千名收藏爱好者，其中不乏收藏甚巨者，他们都拥有创建专题历史文化博物馆的实力，湖南省收藏协会正在组织许多行业博物馆的筹备工作，还有不少企业博物馆也在准备着，一旦时机成熟，这些标志着地方或部门特色的博物馆将会以自己特有的色彩和自己独具的文化来展示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方向。
因为，地方博物馆是凝聚城市特色文化最有效的方式。也是体现城市和谐历史的最佳表现方式。
（作者单位：湖南收藏协会）
今天，正值第四十届民间收藏高层文化论坛开讲之时，回顾我们收藏协会与民间收藏的历史发展几十年过程，感觉到盛世收藏的盛况当前，也感到收藏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收藏应该走向怎样提升品味，扩大社会影响，建立传统文化知识教育基地，面对社会怎样提升市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这就需要收藏协会做一件利在当代，益在千秋的大事业。这就是需要具有一定规模的收藏爱好者，组织起来，创建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的博物馆。
我党一直来就十分关注文化建设的问题。在党的十六大就提出来了三个代表的概念：“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将文化建设提到了党的纲领这一重要位置。十七大胡锦涛主席提出来了“八荣八耻”，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十八大习近平主席更是将文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提出来了文化兴国的理念。作为现代化城市建设来看，热爱城市，创立城市文化，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加强社会人文和谐环境的建设，正是“三个代表”中先进文化、两条荣辱观和文化兴国理念的具体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的强盛，民众的富裕，我国的收藏事业也越来越昌盛。几乎全国每个地方都成立了不同地域的收藏协会，具有一定实力的收藏家越来越多，藏品越来越丰富。但是，很多藏品都是“养在深闺人不识”，收藏家基本上秘不示人，这样，是的我们的收藏仅仅是为了收藏而收藏，并没有体现出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教育价值。本人认为，我们的收藏协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该承担起更艰巨的历史使命，将具有中国璀璨历史的传统文化，向社会传播，对我们的市民起到坚定爱国信念的积极作用。
1200多年前，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行路难》这首诗里边写下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著名诗句，表达了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人类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历史能够得到发展，其关键重在和谐，城市建设也必然要重在和谐。只要向前看，就能找到正确方向，就能坚定前进的步伐。社会朝前发展，就必然需要一个和谐的环境和城市文明，否则就难以得到发展。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不畏艰难险阻，不断奋发图强，一直勇往直前的发展过程中走到了今天。能够前进到这样发达的今天，最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文化与人类社会不断协调的和谐因素在起作用。
博物馆是和谐城市的文化凝结点
每一个城市都有其悠久历史发展的过程，那么，怎样才能最有效、最快速、最直观地将城市和谐的历史文化展现在人们面前，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建立城市历史文化博物馆。因为城市博物馆是将城市的历史文化凝聚以后再物化为人们都能看得懂，摸得着的东西展现在人们眼前，并具有城市建设的和谐化蕴含其中。
人类认识和改造城市历史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中，包括了城市历史遗留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构成了城市的文化内容；人类在改造城市历史的同时，又不断地改造个人的主观世界，使自己的素质得到不断提升，从而形成了城市以及市民们的文明化过程。
博物馆是城市文化体现的具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博物馆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别是近代，博物馆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人类文化和城市文明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发展和成熟。博物馆文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博物馆和博物馆文化成为城市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反过来，城市文化的快速发展，又促使博物馆和博物馆文化得以迅速的扩大和提升。
城市历史博物馆是以城市历史长河中保存下来的实物遗存经过收藏、展示过程来体现其文化品位的主体。在博物馆的整体文化内容中，其主体是藏品文化。文物标本所渗透的或所代表的历史文化称为藏品文化，它具有固有的稳定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些藏品文化总是历史地将城市的发展过程客观地表现出来，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它仍然以历史固有的物化表现方式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馆里存在的藏品，历经几个朝代的变换，仍然以其真实面目存在，十分执着地将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内涵物化地表现在人们面前，并为世人所认识。正因为如此，博物馆的藏品文化不会随社会（特别是社会政治）的变化而随意变化，在传承和传播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现代社会和和谐城市文化建设中，博物馆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博物馆——城市文化具体的体现
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作用，是博物馆职能文化中的特殊作用，又是围绕博物馆的主体文化，即藏品文化的最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没有藏品，就没有藏品文化，没有藏品文化，博物馆就不称其为博物馆。博物馆的职能文化，特别是博物馆对外的宣教工作，可以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但藏品及藏品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却不能因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如果人为地改变藏品文化，就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会受到历史的谴责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嘲讽。我党一直来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准则，为我国博物馆对藏品和藏品文化的正确发展和博物馆职能中的文物收藏、文物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不能正确地对待历史，就不能有效地面对现实。通过有效的收藏工作，完成对历史见证物的征集与保护，通过科学的研究工作，传播于当世，同时传承于后世，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坚持不渝、始终如一的工作。同时博物馆在历史传承的职能中，也应改变和改革传统的方式、方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实现征集社会化、科研专业化、传播与宣教市场化，传播文化和教育民众大众化，使整个城市的市民通过不定期的参观，达到对于城市全面的历史认识，并提升城市市民的文化素养，最终达到全城市民众整体文化品位的提升，才能有效地实现对历史文化的传承效果，才能在城市建设中起到和谐文化的具体体现者的作用。
长沙历史文化具有多元性，需要多类别博物馆来体现
建设现代化和谐城市，要提高文化品位，绝大多数城市往往以文化论输赢。许多城市都有数千年的文化历史，并因此凝聚和积淀下来了很多历史演变的人文精神。只要本城市以自己的历史遗存为依据，以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作基础，展开高品位文化建设，那样才有可能迅速建设好具有本城市文化内涵的城市文化博物馆。
怎样做到不断提升和谐城市文化品位，打造和谐城市文化品牌，尽力使本城市建设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加快城市博物馆的建设，将是近期和谐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长沙，具有悠久的历史。距今约15—20万年以前，长沙就有人类的活动，经过15—20万年的发展，长沙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5000年，长沙先民开始过定居生活，形成了村落，进入母系社会；约公元前3000年，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屈家岭文化阶段；约公元前2500年，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龙山文化阶段，这时有了原始农业，渔猎仍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原始制陶业、石器加工技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产生原始的纺织和玉器加工技术。传说始祖炎帝和黄帝都曾来过长沙。据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曾“披山信道，南至于江，登熊、湘”，后来将这片地土封给了他的儿子少昊氏。宋代罗泌的《路史》记载：少昊氏“始于云阳，胙土长沙”（胙即赏赐之意）。据此，传说中的少昊氏应该是远古长沙的一个氏族首领，是开发长沙的第一人。
长沙，夏代属古三苗之地；到商、周时代，三苗国消失了，但三苗后裔仍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这时长沙属“扬越”（又叫“荆蛮”），史称“扬越之地”，作为古越人（古长沙越人为扬越的一支）到这时创造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越文化，以拍印的几何纹饰硬陶即印纹硬陶是其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据《逸周书·王会》记载，周初营建雒邑告成，各方诸侯来贺，贡物中有“长沙鳖”一种，这是“长沙”一名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商代以前，长沙古越人仍然是居住茅草覆盖的半地穴式房屋，过着氏族生活，以石器为工具，依靠刀耕火种生产。商代中期，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传入，开始使用和制造青铜工具铜斧，到西周后期出现了铜制大锄、铜插，而且还制造出了形制考究、纹饰精美的青铜容器、乐器。长沙出土的300多件商周青铜器，大多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富有鲜明的越族风格，是南方出土最多最精美的青铜器。1938年宁乡出士的著名的四羊方尊，是商周青铜器中之珍品；1959年以来，宁乡、长沙县出土的十几件铜器，一般重70—80公斤，最大的221．5公斤。1983年在宁乡出土一件重达220.75公斤的铜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商代最大铜铙。春秋末期，楚国（荆楚）的势力进入长沙。战国初期，越国灭吴，楚越对峙开始，长沙成为楚国东南的边陲要塞。战国中期，楚国实行变法，国力强盛，对南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湖南全境纳入了楚国版图，长沙成为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楚国在长沙建立了城邑。楚人对长沙的进入，加上经过数百年的战争，古越人消失了，长沙古越文化被楚文化替代。楚人的南侵，带来了中原和江汉地区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使长沙地区进入了铁器时代，长沙结束了商周以来延续了1000多年的半原始状态，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当时出现的还有早期的湘绣。
秦国灭掉楚国，在原楚江南之地设立“长沙郡”。长沙郡为秦代三十六郡之一。有秦以还，长沙开始纳入中国统一的政治版图，并第一次明确地以一个行政区域载入史册。刘邦称帝之后，公元前202年封西汉开国功臣吴芮为长沙王，以原秦长沙郡建长沙国，将湘县改名临湘县为国都，长沙国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诸侯封国，长沙王为最高统治者（最高官员），王位世袭。长沙国从公元前202年始封至公元7年废除，存在二百多年，长沙国先后分为“吴氏长沙国”和“刘氏长沙国”两个时期。公元26年（建武二年），东汉皇帝刘秀遥封西汉末代长沙王刘舜之子刘兴为长沙王，复建长沙国，公元37年，又将长沙国废除，改为长沙郡。由于长沙地理位置的重要，长沙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的中心，其地位与作用更加巩固。三国的长沙郡，行政范围基本局限于湘江以东地带，隋朝的长沙郡跨越湘江至整个湘中地区，从而基本上奠定了从此直到清代长沙建置的规模。三国时期的长沙郡，上有州（荆州），下有县、乡、里，为孙吴时代的行政体制。除行政长官外，长沙郡属诸曹的设置（官名）已经颇为全备，有掌“选署功劳”的功曹、管赋税的田户曹、管造船的船曹；有负责由贮租米、布帛的仓吏，收贮租钱的库吏。县以下的乡也设有属吏，简牍中就出现了“东乡劝农掺”、“南乡劝农撮”的名称。此外，还有“司马”、“关丞”、“仓田曹”、“录事”等。（资料来源：依据“长沙走马楼”出土的简牍整理）。
公元621年，长沙归于唐朝并建潭州。唐王朝地方行政仍沿袭隋朝州（郡）、县两级制。潭州仍辖6县，即长沙、浏阳、醴陵、益阳、湘乡、湘潭，直至唐末。唐代以前的长沙社会发展整体落后于中原地区，经过三国、两晋和南朝长达400年的经营开发，到唐前期，由于社会安定和历任州（郡）县官的治理，赶上了中原地区的发展，此时的长沙人丁昌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最著名的就是长沙窑釉下彩陶瓷的面世，使得中国的陶瓷走出国门，面向世界。771年（大历六年）任潭州刺史的张谓曾撰写了一篇《长沙土风碑铭》，唐代宗大历年间，诗人杜甫游长沙，曾写下了不少诗章，其《清明》一诗中有：“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干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齿膝”，正是具有繁荣盛况的长沙一日之写照。
公元963年，宋军占领潭州，宋太祖规定潭、朗两州“直隶京师，长吏得自行奏事。”宋朝统一中国之后，为防止藩镇割据，规定州、郡长官必须由文臣担任，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改以前“太守、刺史和县令、县长”的称谓为“知×州（县）事”，简称知州（县）。宋代是长沙历史发展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300多年中，长沙作为湖南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更为巩固，长沙行政区划的格局基本定形，为后来长沙地区在元、明、清三代长达600多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以来，由于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和一些贤臣清吏的治理，长沙经济的发展赶上和超过了中原地区。长沙以及附近区划，出现了岳州窑、湘阴窑、永州窑、衡州窑等等。文化上，长沙岳麓书院的创立，胡安国、胡宏父子和朱熹、张拭在长沙讲学兴教，长沙成为著名的湖湘文化之都。长沙城市的规模扩大，其城垣直至清末也没有超过，城内已打破坊市界限，商业繁荣，人口稠密，已蔚然而为“湖湘一大都会”。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满清时期。
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说明和历史实物以及城市的历史沿革过程，实在需要地方特色历史文化博物馆来收藏和展示。于是，官方的湖南省博物馆和长沙简牍博物馆承担起了这样光荣的历史文化职责。但是这些官方的博物馆不能全面展示长沙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多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专题博物馆展示历史遗存，才能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发展是具有多元性的过程。
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城市文化特定的内涵
长沙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饮誉世界的成就。我们随意数数，就可以点出许多的世界之最出来，这些世界之最，成为长沙历史文化中无可代替的方面，并为成就历史文化名城建立了无可代替的地位。
自1959年宁乡县老粮仓发现5个商代大型铜铙后，宁乡县又陆续有大铜铙出土，总数达11件。其中1983年发现的一件重220.76公斤，是我国迄今所见商代最大的铜铙。这些铜铙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如形体高大厚重，甬部有旋、纹饰繁复，有特殊的兽面纹。据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测试，每个铜铙有现代音阶1-3声，组合起来能演奏出现代音乐。中国最大的商代铜铙比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还要早1000余年。
1959年宁乡黄材出土的商代铜铙中藏有224只小青铜斧，大小一致，全是新铸，未见使用痕迹。据《居后敦》铭文“货余一斧，舍余一斧”，以及《易﹒旅》中“得其资斧”等记载推断，资斧当为资金。可见“斧”曾具备货币的职能，东周铜币"布钱"大抵源于斧下的斤字。由此可认定宁乡铜铙中贮藏的铜斧是一种称量货币。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金属称量货币。。
1951年在长沙识字岭314号春秋晚期楚墓填土中发现的铁凹形锄和长沙窑岭15号春秋晚期（约公元前6、7世纪）暮中出土的铁鼎是国内迄今发现最早铸铁件，金相检验为菜氏体白口铁组织。这种铸铁件的发现使我国铸铁发明的时间大大提前，比欧洲使用铸铁的时间要早2100多年。堪称世界最早的铸铁件。
1976年在长沙杨家山65号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把钢剑，很久以来，一般认为块炼掺碳钢最初出现在战国中期，而这把钢剑的出土，把碳钢出现的时间上推到春秋晚期，一下提前了二三百年。经金相检验，这把剑含0.5%的中碳钢，中部由7-9层反复锻打而成，可能还经过了高温退水处理。这成为中国最早的钢制品。
解放以来，长沙地区出土了110多座楚墓墓葬，其中出土了琉璃（即古玻璃）壁以及瑗、环、珠、管等130余件。壁呈乳白、淡黄、浅绿、深绿等色，半透明，饰谷粒纹，有的反面有方格纹，内缘或外缘有弦纹，在全国极为罕见。据检验，长沙楚墓出土玻璃器物属铜钡玻璃，与西方的钠钙玻璃颇异。这是世界最早的玻璃制品之一。由此可见，玻璃并非西方所独发明，长沙地区也是玻璃发明最早的地区之一。
1949年长沙陈家大山楚墓中发现的《人物龙凤帛画》和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发现的《人物御龙帛画》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距今2400年）的两幅绢画作品。这两幅画中的人物形象均为墓主人，前者为一贵妇龙凤引魂升天图，后者为一中年男子，头戴高冠，腰佩长剑，手挽缰绳立于龙舟之上，其龙头高昂，俨然一幅御龙升天图。这些绢画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早的绢画作品。
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缯书是我国最早用毛笔和彩墨书画的珍贵图书资料。此缯书呈长方形，长46厘米，宽38厘米。中心有两段文字，共948个字，四周用朱、绛、青3色绘有神物和树木等图像和解说词。成为研究楚文字的重要资料。缯书即写在丝织品上的书。这是中国最早的缯书。
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楚墓发现一支保存完好的毛笔，是迄今考古发现最为古老的毛笔。这支毛笔套在一个竹管做的笔筒内，笔杆长18. 5厘米，径0.4厘米，毛长2.5厘米，笔毛用上等兔毫做成。制作方法是将笔杆的一端劈成数开，将笔毛夹在中间，外面用细丝线缠绕，再涂漆胶住。这支毛笔的发现打破了"蒙括造笔"之说和秦以前没有毛笔的论断。这也是所发现的世界最早的毛笔。
楚国黄金货币"郢爰"是中国最早流通的金币。目前湖南发现的楚金币实物虽只有湘乡椅子山74号战国墓一处，但长沙却出土了较多数量的泥质金币，如五里牌5号楚墓出土了"郢爰"泥金钣。而砝码、天平等称量衡器的大量出土，则从侧面反映了长沙地区黄金货币的流行。据统计，长沙有100多座楚墓出土了砝码，长沙左公山15号楚墓还出土了一件完整的天平和一套完整的砝码。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两本天文学专著。前者记载了公元前246-177年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在天空运行的位置；推算出金星的会合周期为584.4日，此观测值只大0.48日，测得土星的恒星周期为30年，比观测日只大0.54年。后者绘出29幅彗星图，画出彗核、彗发和彗尾，这个规律的发现比欧洲要早近1800年。是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幅地图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地图实物。这些地图以1寸比10里的比例绘制了今潇水流域的山脉、水系、道路、城邑的分布，与现代地图相重叠，山脉走向、河流骨架，流向基本一致，有些区域相差无几。其"驻军图"部署严密、地势利用巧妙，诸军事因素考虑周全，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中国最早的地图。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4种医书，包括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却谷食气》、竹筒《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帛画《导引图》等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中医学著作，体现了中国早期发达的药物学和早熟的经验医学体系，有关人体经脉循行走向及所主疾病的论述，比《黄帝内经﹒灵枢》中关于经脉的论述更为古朴。成为中国最早的中医学著作。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重仅49克，不足1市两，可只手盈握，薄如蝉翼，但蝉翼比之显得僵硬；轻若卵幕，但卵幕又没有禅衣的通透。近年来国内外多有仿制，竭其心智，穷其工力，无有能及者。同时出土的17籍丝绸，花团簇拥，色彩鲜艳。印花技术已采用先进的缕空版和多版分印工艺。所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是我国首次发现的3套版印花纱，也是世界最早的彩色套印实物。这是世界最轻的素纱禅衣和最早的印花织物。
长沙太守张仲景是中国最早的“坐堂医生”。东汉献帝建安中期，名医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长沙连年疫情流行，为拯救百姓，时称“经方大师”的张太守视功名于不顾，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坐堂医生”4字为病人诊脉处方，他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坐公堂上，让民众就医。后来，中医药人士效法张仲景，在药店门前挂牌行医，坐堂应诊。从此把中医师称为“坐堂医生”了。
唐代长沙窑以其发明釉下彩瓷器著称于世，代表着当时全国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产品畅销国内外，潭州因此成为著名的陶瓷之路的起点。长沙窑遗址于1956年在铜官附近的瓦渣坪发现，时代为唐代中晚期。长沙窑由学习越窑青瓷而大胆创新，发明了青瓷釉下彩、白瓷釉中挂彩的新工艺，并把其与传统的装饰技艺如划花、刻花、模印、粘贴、捏塑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是世界最早的釉下彩瓷器。
长沙岳麓学院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今日湖南大学与之一脉相承，故有千年学府之称，这比意大利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要早过100年，比英国牛津大学更要早近200年。宋真宗赐书的"岳麓书院"4字门额曾使书院名声大振，宋代全盛时期曾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之誉，张 、朱熹曾在此讲学，是湖湘学派的发祥地。从明末起，岳麓书院造就了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一大批旷世奇才，其师生为正史立传者达26人之多。岳麓书院成为世界创办最早的高等学府。
1985年在沅陵县双桥元墓中发现了两张元代潭州“票报”。票报即现今的海报。出土的印刷广告系用黄色毛边纸印制，一尺见方，亦可作包装纸，广告文字为：“潭州升平坊内，白塔街大尼寺相对住，危家自烧洗无比鲜红、紫艳上等银朱、水花二珠、雌黄，坚实匙筋。习者请将油漆试验，便见颜色与众不同。四远主顾请认门首红字高牌为记”。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和广告文。
这一系列有记载的实物，成为城市历史文化的极具代表性的特征，也成为现代社会对历史文化传承沿革的代表。为城市博物馆的建立，提供了极有历史文化说服力的实证。同时，社会中还有很多类似的历史遗存流散着，期待着有识之士来搜集整理。
地方特色历史博物馆——城市与文化和谐共鸣
正由于长沙具有悠久的历史，故有人戏谑说，在长沙，一锄头挖下去就能找到文物。长沙确实是个地下文物的盛产地，经常可以挖出穿越千年，露出一段被深深掩埋了的真实年代。长沙的历史在地下。走在现代的城市马路上，几乎每一步都踩着一段血与火的影子，都踩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1938年后，中国的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长沙，成为了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大障碍。为攻取这一战略要点，日军从1939年至1944年先后四次进犯长沙，中国军民与日军在此展开了殊死战斗。长沙百姓怀着“与日俱亡”的悲壮气概，守卫长沙城的国民党军士拼死抵抗，战争打得极其惨烈，长沙会战，骄横的“皇军精锐”三攻长沙不下，在长沙城下竟无法越雷池一步，最终狼狈撤退。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评论这场战争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这几场战争令世界瞩目。国民党将士伤亡数十万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全面抗战战场的作战。先烈们理应名垂青史。
文天祥的诗句： “捍荆门，吞夏讷，寄莫重于长沙”。充分张扬了长沙人慷慨悲歌、正义凛然的精神。屈原徘徊湘江边悲愤天问，贾谊遭贬谪忧死长沙，辛弃疾饱含痛楚惜别星城，很久以来，长沙就被根植了一种忧患意识。而“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弟子最先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请自嗣同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贯穿历史长河的千古佳句引发人们的激情，令今人读来仍然倍感振奋。历史上的长沙饱经天灾人祸，社会贫穷，百姓生活动荡，在这个背景下，忧国忧民、励志革新人士层出不穷。长沙人追求理想道德、重经世务实的湖湘文化精神，提倡社会精神道德为要素菁华，成为湖湘文化的精髓，成为湖南人的精神理想和道德观念。这样的文化精神，很多需要我们今天继续发扬光大，并成为今天我们整个社会迫切需要的、脚踏实地的精神，勇于拷问自我革除陋习的精神，讲求文明和法治的民主精神，不断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秩序的坚韧精神，关注社会底层并努力改变其状况的人文精神……。是否可以用这些来定位我们的城市精神？她的具体表现又有什么来体现？这正是建立我们的地方博物馆的宗旨。也是建立和谐文化的具体体现。我们建立城市博物馆，就是要从本地的历史文化，配合当今社会发展的过程的实物，一道使城市文化得以展示，唯有地方历史文化博物馆，配上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城市市容，才能让那高高飘浮的历史的人文精神溶入到城市中的芸芸众生之中去，使城市与文化和谐共鸣，那才是城市发展的唯一提升自己品位的正确道路。并使博物馆成为和谐城市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实物展示中心。
现在社会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足，社会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日益强烈，最能够体现社会、部门和单位文化内涵的，恐怕要数博物馆了。长沙的岳麓书院已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书院博物馆；长沙市要建立长沙近代历史博物馆；长沙卷烟厂准备建立香烟博物馆；……。
湖南省收藏协会拥有数千名收藏爱好者，其中不乏收藏甚巨者，他们都拥有创建专题历史文化博物馆的实力，湖南省收藏协会正在组织许多行业博物馆的筹备工作，还有不少企业博物馆也在准备着，一旦时机成熟，这些标志着地方或部门特色的博物馆将会以自己特有的色彩和自己独具的文化来展示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方向。
因为，地方博物馆是凝聚城市特色文化最有效的方式。也是体现城市和谐历史的最佳表现方式。
（作者单位：湖南收藏协会）
(责任编辑：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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