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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式官员到新派绅士的华丽转身——《蒋德钧辑》前言

2020-9-16 16:4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 评论: 0|原作者: 杨锡贵 李超平

旧式官员到新派绅士的华丽转身
——《蒋德钧辑》前言
 
杨锡贵  李超平 
 
蒋德钧(1852~1937),派名本鬯,字伯卣,号少穆,晚号戒庐老人、乐天老人,湖南绅学界名流私谥其为贞毅先生。清湖南省湘乡县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入都乡试,即居留京城。清光绪八年(1882),蒋德钧由京官外放四川,三任龙安府知府,政声卓著。丁父忧归乡后,蒋德钧以在籍绅士身份,被自陈宝箴以下的历任湖南巡抚委以重任,广泛参与湖南各项新政活动。蒋氏一生的思想与事功,见于其论文、序跋、禀稿、公牍、书信、章程、公告、诗作、联语等之中。之所以将官不显、位不高的蒋德钧生前所编定的《求实斋类稿》《求实斋稿续编》及《匡山图志》编校出版,主要是为了研究蒋德钧这位旧式官僚转变为新派绅士人物的生平事迹与思想,以及湖南在清末民国时期的近代化转型,提供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并期有利于更好地保存近代湖湘文献。
 
、晚清湘军后裔的履历清单
 
湘乡蒋氏尊三国时蜀国丞相蒋琬为远祖。有清一代,该氏人才辈出,著名的“湘乡四蒋”即同宗湘乡蒋氏东墅公支的蒋湘培(清乾隆五十九年举人)、蒋湘墉(清乾隆五十七年举人解元)、蒋湘城(清嘉庆三年举人)、蒋湘垣(进士)四兄弟,均以耕读为生,合著有《莫如楼时艺合编》。蒋湘墉嫡孙蒋益澧(1833-1874),字芗泉,参与平定太平军战事,屡立战功,深得左宗棠器重,官至广东巡抚。


湘乡侯蒋琬像


湘乡蒋氏宁卿公支有湘培兄弟的族叔蒋安理,字秉彝,号澹庵,候补直隶州州同,敕授儒林郎,赠光禄大夫。
秉彝先生嫡孙蒋凝学(1810—1878),字先民,号之纯,先后从罗泽南、胡林翼等在皖、鄂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后又协助杨岳斌、左宗棠西征陕甘、新疆,以功擢山西按察使,迁陕西布政使。蒋凝学勤勉清廉,卒赠内阁学士,国史馆立传,王先谦为撰神道碑文。
凝学先生长子蒋泽沄(1832—1893),派名益昱,字嗣炎,号溶川,县学生员。盐运使衔江西补用道,江西、浙江即补知府,赏戴花翎,授通议大夫。蒋泽沄初隶湘军罗泽南部,后奉胡林翼命领偏师,克复武昌,又随父蒋凝学转战九江、霍山等地。工诗,有《溶川诗钞》四卷传世。该诗钞中有《生日示子德钧,时钧新选龙安守》一诗云:“今尔承恩纶,阴平蜀门户。旧俗昔难驯,辛昂克镇抚。尔无硕鼠贪,宁忍猛于虎?公则明自生,勤乃拙可补。欲速治难成,好名效鲜睹。网贵挈其纲,丝必理其绪。化洽虎渡河,音好鸮怀鲁。庶几法龚黄,讴歌遍行部。”对于即将主政一方的儿子,溶川先生既有谆谆教诲,更有殷切期盼。
泽沄先生长子蒋德钧,幼入家塾就读,稍长出就外傅。清同治二年(1863),蒋德钧即入戎行,随祖父蒋凝学先后在安徽、甘肃等地与捻军作战。因乔松年奏保肃清皖境之出力楚军,于清同治四年五月初四日(1865年5月28日)奉谕旨:“知府蒋德钧着免其试用,仍留湖北归劳绩班补用,并赏加道衔。”后入甘肃,以镇番县城解围并收复裴家营堡出力,于清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868年11月3日)奉谕旨:“赏……知府蒋德钧、参将韩廷芝等花翎。”故《湘乡县志》称:“蒋德钧,同治二年从军,以随剿安徽皖南并解甘肃镇番城围,克复镇城等处,积功由知府以湖北道补用,赏戴花翎。”蒋德钧自述:“及冠,从先大父晋、秦任,旋入京师,登仕版。”
蒋德钧后离开军营,入京城为监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中顺天乡试誊录第一名。后由保举花翎捐纳分缺先前选用知府,遵例捐新班遇缺选用。因普祥峪在工出力保奏,于清光绪五年(1879)赏给三品顶戴。后又升授湖北遇缺首先题奏道。但蒋德钧“志在与民相亲,以验生平所学”,自请注销道员,避尊居卑,于清光绪八年(1882)四月改授四川龙安府知府。清光绪十九年(1893),蒋氏丁父忧开缺回籍。在家守制期间,蒋德钧主持修葺了历代祖茔,并续撰族谱。服阙期满,蒋德钧不愿再入仕途,以病辞召。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因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奏请,蒋德钧以在籍绅士的身份,广泛参与湖南维新事业。次年,蒋德钧为湖南时务学堂经费及湖南购置新式枪械事至南京,因两江总督刘坤一之挽留,出任江南制造局会办。刘后又札委其担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一职,因清廷吏部以“该局事体重大,非监司大员不足以资督率”的理由予以议驳,未获批准。蒋德钧因湖南新政多由其经办,并无久留之意,遂离沪回湘,继续襄助陈宝箴发起的湖南维新变法事业,出任湖南新建陆军信字营统领,并总理全省水陆营务处,曾参与岳州(今岳阳)开埠事宜。
陈抚被免职离湘后,蒋德钧又深得俞廉三、赵尔巽、端方、庞鸿书、杨文鼎等继任湖南巡抚的信任与倚重,仍以在籍绅士的身份,积极参与清末湖南新政,尤其着力于湘矿主权的维护。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湘省议设阜湘、沅丰两矿务总公司,众推蒋德钧总理其事。次年,阜湘、沅丰合并为湖南矿务总公司,设中、南、西三路总公司,蒋德钧以南路总理驻省办总公司事。旋又奉农商部委充矿务议员,总理湖南矿政调查局,仍兼总公司南路总理。
鼎革之后,蒋德钧不欲再与闻时政,致力经营自组之一新矿物公司及故里公益事业。民国二年(1913)10月19日,袁世凯有督办湖南团练清乡事宜之令,蒋德钧辞未就职。晚年,蒋德钧热心故里教育事业,前后慨捐3万余元,兴办小学多所,国民政府先后奖给四等嘉禾勋章、一等奖状,但蒋氏未曾领受。民国七年(1918),以湘省政局不安,地方不靖,蒋德钧举家迁往北京,闲居十四载。因族里群请返乡,而日本侵华亦日亟,遂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秋南归故里。民国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937年2月28日),突患中风而逝,享年八十有六岁。
 
二、龙安知府是亲民之官、豪杰之才
 
龙安府位于四川省北部,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龙州宣抚司改为龙安府,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新设宁武县(次年更名平武)附郭。清顺治六年(1649),仍设龙安府,辖有平武、江油、石泉、彰明等四县和三土司,幅员二千里。蒋德钧于1882—1893年连续担任了三届龙安知府,为时近12年,政绩卓著。
蒋德钧在出任龙安知府以前,即抱经世之志,“致力宋儒理学、古今政治之书,而于吏事研究,尤精四史、《通鉴》,凡亲民除害、雅有别裁者,收钞累帙”。其父蒋泽沄则驰书箴以“求实”,蒋德钧将其作为自己书斋名,“自是深自敛抑,思为亲民之官以自效”。
蒋德钧于清光绪九年(1883)到龙安知府任后,曾在致友人书中表示:“愿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愿为肠肥脑满之达官。但求政行于民,终身不晋一阶、不调一缺,决无怨悔也。”蒋德钧一生确实未晋阶、未调缺,在龙安府任内也确实做到了清廉自守,克尽其职,夙夜在公,严吏治、安闾阎、裕民生、振文风,成效卓著,兑现了其志在“为亲民之官”的诺言。
治国理政,一在治吏,一在治民,但首先是治吏,治吏重于治民,现在叫做“抓住关键少数”,地方治理亦同此理。在龙安知府任内的蒋德钧,也十分重视作为关键少数的各级官吏的整肃。严格约束吏役,审案“不牒县申,不发差票”,直接命令将“原告邀来,或谕团保通知被告”,断绝胥吏从中捣鬼;对于贪婪妄为的县令、教佐等,被其先后揭参革职者至七八员之多,如平武贪邪知县王元培、巡检商翘霖、教授姜葆铭等均被其参劾落职,吏治严肃。 
蒋德钧上任后,发现龙安讼棍横行不法,百姓深受其害,甚至因此而倾家荡产。彰明县一穷秀才杨大任,因包打上控官司三十余年而致富,被其害者前后达百余案,蒋德钧查明事实后,将其收押看管;杨后潜逃时落水溺毙,江油、彰明两县百姓,“闻者相庆,以谓除一大害”。蒋德钧视听断词讼为“与小民相亲之媒介”,每逢审案的日子,必坐大堂,亲收呈词,正式状词立批准驳,临时喊告者俄顷而决,必得传人对质者不假胥差,任内审结大小案件2万余起,无拖累、无教唆,无书差需索、无坐堂规费,缩短了审案时间,节省了诉讼成本,极大地方便了主动或被动卷入官司的百姓,并尽可能地主持公道,维护公平正义,“虽妇人孺子,莫不各饜所欲,竞相传诵”,甚至有“摇鼓卖书者”编成《蒋氏爱国歌》,颂扬其屡断奇案、专行善事。
龙安府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之地,素称难治。会匪丛兴,盗贼盛行,劫案如林,械斗频仍,老百姓常年在惶恐不安中讨生活。对此,蒋德钧首先想到的是实行保甲之法,类似于今天所说的“群防群治”,前后订立刊刻多种章程,博选保正、甲长,但在社会治安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此法效果欠佳。蒋德钧于是施以霹雳手段,进行严厉打击,对于历年来严重为害地方的巨匪如陈铁牛、裴金凤、鲁蛤子等,蒋德钧广张耳目,重金购获后,严刑正法;对于一班地痞恶棍,蒋德钧不时微服私访,周咨广听,一旦廉得其不法,迅速饬差严加捕治。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饬,全郡大治,甚至出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并带动了邻近绵州、梓潼及甘肃阶州、文县等地社会治安形势的好转。这些地方每有会匪猖獗,无法抵御之时,便有“龙安蒋来矣”之传言出现,匪众闻讯则狂奔远窜。湖广总督张之洞听说后,大加赞赏,曰:“知府虚设久矣,此君起而张之,是真豪杰之才。”
在解决与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息讼与弭盗问题的同时,针对龙安赌博之风甚炽,而过去“罚钱、荷枷,毫无寸效”的情况,蒋德钧采取了两项严厉的措施来治赌,即“准输钱者出首免罪给赏及将窝赌者之房屋拆毁”。查实江油县马蹄冈有张姓聚赌后,将其估值万缗的大房数十间立即毁成坪地;查实太平场有人窝赌后,亦将房屋拆毁,地基充公。如此严厉的处罚,使聚赌者倾家荡产,龙安府属赌博之风因此得以刹住。
在裕民生方面,蒋德钧捐俸设江油广仁堂,收养鳏寡孤独、穷苦无告之民;又修建江油节孝祠,贫而无力请旌者,由广仁堂给付书吏纸笔之费;设育婴堂、慈幼会、牛痘局、节孝局等,为贫而无力之妇女儿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清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龙安发生严重洪水灾害,蒋德钧反应迅速,急出私财及公储之余予以赈济,“迨大吏赈至,则事定已阅月矣”。次年,蒋德钧又组织修复上年被大水冲溃的江油八堤、彰明三堤,共长六十余里,不仅亲自规划设计,而且日夜蹲守在工地,督促施工。其经费“有堰户计亩捐派者,有绅富乐捐者,有酌提善堂及乡约应公会余款者”,民捐民办,历时年余,次第告成,使百姓生产生活得以重归安定之境。
对于龙安的治理,蒋德钧既注重当下的施为,更着眼长远的人文教化。任职十年后,他曾在一份禀稿中汇报道:“伏查自光绪九年到任以来,书院、善堂之属有创置者,曰龙州书院、曰匡山书院、曰龙郡宾兴馆、曰四属卷费局、曰江油广仁堂、曰江彰慈幼会;有规复者,曰江油涪江书院、曰平武青云书院;有重修者,曰江油登龙书院;有推广者,曰各属乡场义学、曰江油育婴堂。”诸如此类,均属“事关教养、修废、举坠者”。如:蒋德钧于到任之次年即清光绪十年(1884)四月,即捐俸修葺原登龙书院,增建前后屋及房屋各一,改名龙州书院,延师主讲,选调生童肄业其中,但“地甚嚣隘”。清光绪十三年(1887),蒋德钧趁重修江油匡山太白祠之机,在祠旁兴建了规模更大的匡山书院,建楼五楹,置学舍六十余间,购置书籍,捐俸钱、拨公产以为常年经费,分别调集府属生童来院学习,给以月费、膏火,每月官、师两课亲加督饬。聘请“蜀中三李”之一的著名学者、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李榕为书院山长,主讲凡十余年,成就人才甚众。其时,龙安府举乡试、中贡士与选拔者,均是龙州、匡山两书院的学生。自明代以来,龙安无翰林,越六十年无进士。至清光绪十九年(1893),张琴中进士,成为清代江油县“破天荒”的大喜事。此后,进士、翰林联翩接武,张政、罗秀书、柯根腴等英贤辈出。故当代江油学者李戴先生认为,江油人文蔚起,其重要转折始于龙安知府蒋徳钧。又如:今江油市的文化名山即大、小匡山,是江油市的风景名胜区,大匡山于唐代就有寺庙,寺址原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读书处,诗圣杜甫入蜀到江油曾吟诗云:“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清光绪十三年(1887),蒋德钧不仅修复太白祠,使得江油作为李白成长、求学之地的历史地位进一步稳固,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四川江油市的一大文化名片;继又亲自撰修《匡山图志》,汇集历朝历代涉及匡山之诗文,从而为匡山留下了珍贵的文献。

俗语云“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意为即使是不贪赃枉法,一任知府做下来也会有十万两银子的进项。蒋德钧差不做完了三任知府,却官清如水,囊橐萧然。清光绪十六年(1890),蒋德钧奉命入京述职。抵成都后,忽有素昧平生之盐道延煜,闻其“膏秣之不给”,专程来访,备道倾慕,并赠以二千金。蒋固却不受,延则坚持让其收下,并说“吾为蜀人敬礼循良也”。时任清四川总督刘秉章知道后,于稠人广座曰:“龙安苦缺,盐道优缺,可暂借用。”然后代为收下。返湘后,蒋父泽沄又给了他二千金,蒋德钧才凑足赴京述职的费用。龙安地方虽然穷,朝廷俸禄加例所应有的各项陋规收入,蒋德钧的收入也不至于如此不堪。其主要原因在于蒋德钧“不愿为肠肥脑满之达官”,将所得收入基本上都捐出去了,用作了龙安各项社会文化事业的开支。
蒋德钧在体制内的职务虽不过是一名知府,但清正廉洁,能用好手中掌握的权力,尽职尽责,有守有为,表现出杰出的行政才干,并深得当地百姓爱戴。在他离任之前的清光绪十七年(1891),江油、彰明两县绅民自发兴建了郡侯少穆蒋公德政坊,撰文勒石以记其德政。该坊原址位于青莲镇五家坡,1984年迁至太白公园内。当地至今仍对其深怀敬意。
 
三、深度参与清末湖南维新与新政运动的新派绅士
 
蒋德钧因丁父忧开缺回籍后,即再未成为体制内官员,以一在籍绅士的身份,历清末而入民国,与时俱进,以其杰出的才干、求实的精神,为湖南教育、实业、慈善等近代自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书写了新的人生篇章。
第一,深度参与湖南维新事业,为时务学堂的创设出力尤多。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湘乡大水,被灾甚重,时刚到任不久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久闻蒋德钧廉洁能干之名,虽素未谋面,却派人交给其五千金代为放赈。赈灾工作结束后,陈宝箴具折奏留其在湘办事,并云:“凡他人已办、能办之事,概不以烦;如遇大事、难事,务相臂助”,何其信任与仰仗!为振兴矿务,时陈宝箴初曾将其一律收归官办,绅商啧有烦言。蒋德钧趁机建“官办不如商办”之言,陈抚从善如流,立改章程,实行官商合办。经此两事,蒋德钧深赏陈抚治事之精,从善之勇,以为并世无两,由是“秉敬恭桑梓之义”,深度参与湖南维新事业,贡献良多,其中于湖南内河行轮、粤汉铁路改道经湘、湖南时务学堂尤为出力。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蒋德钧与熊希龄禀请陈抚筹办湖南内河行轮事宜,承运本省矿产、各种机器货件,搭载仕宦客商。获得陈抚支持后,蒋德钧起草并联合王先谦等湖南著名绅士呈递《上湖广总督请办湖南内河轮船公呈》。次年初夏,蒋、熊二人亲至武昌,向湖广总督张之洞力争,张之洞最终同意以两湖的名义合办鄂湘善后轮船局(后又改名两湖轮船公司),蒋德钧被推为总董之一,主持南局集股、用人、备料等事宜。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拟修粤汉铁路,以与筹办中的芦汉铁路相衔接。原议由武昌向东南经江西至广州,蒋德钧、熊希龄、谭嗣同等极力争取粤汉铁路过境湖南,认为如“取道郴、永、衡、长,由武昌以达汉口,则路较直捷;湘中风气刚劲,他日练兵可供征调;矿产尤丰富,地利亦可蔚兴”陈宝箴深以为然,于次年三月委派蒋德钧、熊希龄作为绅商代表至武昌,与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湖广总督张之洞面商,获其认可。后又经蒋、熊、谭联络,具呈《湘鄂粤三省绅商请开铁路禀》。因张之洞、盛宣怀之敦请,蒋德钧在沪差次期间又借至天津公差之便入都,与同乡京官细商,并与恭亲王奕䜣、直隶总督李鸿章面商,最终敲定粤汉铁路“折而入湘”事宜。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1898年1月26日),清朝廷正式批准了粤汉铁路改经湖南的方案。粤汉铁路从经由江西改为经由湖南至广东,对近代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于湖南时务学堂,蒋德钧是第一个倡议者,是湖南时务学堂第一份章程的拟定者,并在经费筹措、教习人选推荐、书籍添置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冬,时王先谦、张祖同、蒋德钧与熊希龄等集股创办了官督商办的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为扩大公司业务,申请湘省当局拨款三万两予以资助。陈宝箴担心“公极则私存,义极则利存”。为避免谋利之嫌疑,蒋德钧以世变日新,提出“设立时务学堂,归入机器公司办理,以裨实用而育人才……博选秀颖之子……俾日读其书而习睹其器,躬游其艺而深究其端,曲证旁通,实事求是,无一切蹈空袭虚之弊”。陈宝箴对此“惊喜叫绝”,并许以每年矿务余利三千两拨充常年经费。蒋德钧深知省矿务局自身难保,陈抚的许诺能否完全兑现尚未可知,遂和熊希龄一起别谋他法,向私人募得四千两。此区区之数,与时务学堂所需巨款相比,仍属杯水车薪。当得知湘省督销局尚有未收湘省加价盐厘一项“应有银一万四千余两”,并归湘军宿将、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管辖后,蒋德钧遂决定亲往南京一行。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1897年6月1日),蒋德钧抵达南京,持禀稿面见刘坤一。刘坤一虽同意给予支持,但又以“江南拮据异常,亦不能不资分润”的理由,将此项湘省盐厘一分为二,一半留给江南支应局,一半拨给湖南时务学堂。蒋德钧虽多次据理力争,但未能使刘督改变主意。湘省盐厘虽未获全部拨充,但时务学堂由此每年获得了七千两的固定经费保证,亦是收获不小。对于学堂教习的聘用,蒋德钧亦极为上心。聘请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蒋德钧是第一个提出者。对于时务学堂西文总教习的聘请,蒋德钧先是借至天津公便,亲自拜访时在天津学堂任职的广东人陈锦涛,拟聘为时务学堂西文教习;但其口音湘人难以听懂,遂又商得时务报馆汪康年同意,以陈替换李维格为报馆西文主笔,放行报馆原西文主笔李维格任湖南时务学堂西文总教习,并得到熊希龄等同意。另又与刘麒祥、熊希龄等购置近代科技工程等方面的书籍,先后三次捐赠给南学会。
第二,留沪出任江南制造局会办,并出色完成湘抚陈宝箴交办的任务。
因江南制造局总办刘麒祥已于上年放任上海道,难兼局务,蒋德钧在争取到时务学堂的经费后,刘坤一即奏委其为该局会办。因湖南兴办时务学堂等新政多由其经手,分身乏术,蒋德钧坚辞固却。刘坤一时已与北洋大臣商定并获得朝廷同意,恰好湖南又有极为重要的事件必须在沪磋商,再加刘道电催,蒋德钧遂暂时接任会办一职,在认真打理江南制造局事务的同时,又受陈宝箴之托为湖南维新自强事业操劳。
在担任江南制造局会办约一年的时间内,蒋德钧至少重点关注了五大问题,即统一小口径新毛瑟枪标准、拟定上海制造局迁湘办法、禀请对制造局进行公司制改造、裁节经费与择优录用学生。小口径毛瑟枪是当时最为先进的步枪,但国内各厂所产此种枪械规格不一,蒋德钧认为应归一律,遂建议江南机器局“订购地亚士洋行枪机一副,定以小口径新毛瑟为式”,以此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刘坤一、张之洞两督均极力赞同。朝廷鉴于甲午战争后海权全失,沿海安全堪虞,谕令将上海制造局设法移赴湖南近矿之区,蒋德钧分别“不能不遵移”与“不必遽移”两种情况,建议湖南设分厂、沪局照常工作,“不惟可免外人攘夺,且于湘省之兴工艺、备军实、宏矿产,皆有裨益,而可坐致富强保国之策”。蒋德钧认为此仍系权宜之计,欲谋久远之利,应对上海制造局进行公司制改造,“所有地工、厂料、机器、埠头、马路、铁路等项,切实估计,统为股分若干,外招华商股分,全用商例,听其制造枪炮、子药与一切货物,而每年所得之官利,即以接济分厂”,如此即使在极端情况下,也仍可保住江南制造局之主权;他并指出“德人占踞胶州,初将电报局夺取,及中国电报公司与之理论,德人即行交还,并将所收电资如数退出”,即是成功例案。蒋德钧又遵宪台札饬,拟定制造局裁节冗费办法,即将各员司所办之事量为兼并,每年节省经费银一万二千两。上海制造局设有方言、翻译两馆,蒋重新拟订章程,召集各省学通中西兼精工艺者,分门考试,择优录用。
蒋德钧在认真履行会办职责的同时,深感湘抚陈宝箴的特达之知,对湖南方面交办的事宜亦尽心尽力。此时,湘抚陈宝箴正在裁减防勇,添练新军,急需一批新式军事器械,这也是蒋德钧江南之行的重要任务之一,凭借湘军后裔的身份和乡谊,经过交涉,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同意协济湖南新式枪械约二三十万之数,且是无偿划拨。至于湘省托其购水管、锅炉等物,洋行有买者立即予采购,须由江南制造局定做者照式加紧生产,并破例给予九五折扣。
留沪期间,湘省交给蒋德钧的任务中,以与法国方面交涉湖南矿务之事最为艰巨和棘手。先是湘省官矿局委员欧阳栋、朱道濂与法商戴玛德及其至戚华商陈季同的华利公司擅自订立售砂合同,规定将水口山矿砂出售给戴玛德,并以此次定价作为标准,永远不得涨价;又规定湖南五金矿产悉由戴玛德承销,不得与其他商家交易。按此合同,则湖南全省矿产,无论产量与价格,均被戴玛德所操纵。此事关系全湘生死命脉,湘抚陈宝箴要求蒋德钧必须设法与其解除合同。此时,合同已经法国驻北京公使、驻上海领事以及法国政府立案,且三个月生效期将至,解除合同的难度可想而知。蒋德钧施以九曲穿珠之技,敦请陈抚宣布欧、朱两人罪状,将其关进大牢之中,上海道刘麒祥则奉文将两人押解上海监禁拟办;精选能员,与戴玛德反复磋商,深切款言,如果取消原合同,可由上海道介绍湖南抚台,另行立约交易,体面光荣而又利益长久;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则在舆论上给予鼎力支持,“香帅大声疾呼于长江上下,以讨陈季同之罪;岘帅遍告于人,人谓德钧必欲杀陈季同”。最后竟由戴玛德自行向法国领事呈请废除合同,且无杯酒之费,实出意料之外。湖广总督张之洞函电北京湖南京官云:“此事非鄙人与右帅之力所能办到。”立如此大功,陈宝箴欲以湘省存放在汉口的万吨白铅售价作为酬劳,蒋德钧毅然婉拒,谓“湘人自解剥肤之厄,无所谓劳,更无须乎酬”。
在此期间,蒋德钧为总理商务而拟定湘茶整顿措施,仿盐票之法,由湖南、湖北、安徽三省通力合作,后因陈抚去职而作罢。而湖南方面已推其为《湘报》董事,张之洞更委其为督办。
第三,别沪返湘,为清末湖南新政事业尤其是湘矿主权的保护殚精竭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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