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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手稿重现东晋长沙守卫战

2019-12-22 16:2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19| 评论: 0|来自: 潇湘晨报

    11月17日,因配合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而在国家典籍博物馆面世的《资治通鉴》残稿在网上引起热议。这份手书是司马光《资治通鉴》唯一存世的残稿。手稿上不仅有众多收藏家的题词,还记载着一段东晋初年围绕长沙的鏖战,而这场发生在永嘉之乱之后的战事,直接关系到刚在江东立稳脚跟的司马家族的命运。

    撰文/本报记者钱烨

    司马光残稿记载着一段鏖战长沙的往事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司马光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却越来越少人通读了。11月17日是这位南宋政治家、史学家诞辰1000年纪念日,一份久藏在国家图书馆的《资治通鉴》手书残稿也跟大众见面。

    据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赵前在当日纪念活动中的介绍,这份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资治通鉴》残稿,为司马光手书原稿。此稿宽33.8厘米,长130厘米,共计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五字。记载了自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作乱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而还止,一年的史实。为今通行本第九十二卷内容,但有很多不同。

    手稿的一部分是写在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写给司马光及司马旦(司马光长兄)的书札上,书札的原文已经被司马光涂掉了。此外,手稿历经多位收藏家转手,收藏者留下的印章中可见嘉庆、宣统两位清代皇帝的印章。可见该残稿在古代受到的重视程度。

    吸引湖南网友注意的是,展出的残稿中,可见“魏乂攻长沙,日逼城,云云。沙执谯王氶等乂□将杀虞,云云……”

    手稿系司马光真迹,与通行本《资治通鉴》内容相同,但文字有多处出入。记载在手稿上这一段鏖战长沙的历史,乃是历史上有名的王敦之乱时,东晋王室成员司马承与坐镇武昌的叛臣王敦之间的攻守战。

    这一发生在公元322年,东晋开国初年的叛乱,祸及长江以南数省,征战双方陆续鏖战长达两年,最终以叛臣王敦病死军前而草草结束。但途中,东晋首都建邺(南京)被克,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忧愤而死,而发生在战事开端的长沙攻守战,则是这一事件的焦点之一。湘州刺史司马承在此战中,固守长沙,以身报国,留下那句“吾其死矣!地荒人鲜,势孤援绝。赴君难,忠也;死王事,义也。惟忠与义,夫复何求!”的感叹,让后代人敬佩不已。

    王导、王敦与司马家族关系密切

    公元316年,经历了“八王之乱”前后十六年纷争的西晋王朝早已八面风雨,终于在南匈奴人的迎头痛击下轰然倒下。西晋最后一位皇帝被杀,洛阳城破,裹挟而来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士族南迁,史称“衣冠南渡”。

    早在这一悲剧发生以前,永嘉三年(309)南匈奴人第一次叩关洛阳时,掌握西晋朝廷大权的司马越就安排琅琊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的身份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司马睿开始坐镇下邳,而后在谋臣王导的建议下移镇建邺,有意无意间,开启了晋朝在江东三吴一带重新开基立业的局面。为后来的南迁士族提供了可以偏安一隅的保障。东晋由此创立,司马睿也在公元318年当上了皇帝。

    为了笼络南北士族,在长江以南站稳脚跟,并非皇室嫡系的司马睿必须依靠士族的支持才能稳坐江山。这也是东晋开国时,司马睿与琅琊王氏“共天下”的一个原因。琅琊国是司马睿的故封国,琅琊王氏与司马睿素来有往来。这其中又以王敦、王导与司马睿的关系最为密切。两人在述及与晋元帝司马睿的关系时,也总是说朋友之情、手足之谊。例如《晋书·王导传》中记载,王导与晋元帝“契同友执”。《世说新语》说王导与晋元帝“有布衣之好”。时人甚至称“王与马,共天下”,一语道破东晋门阀政治格局。

    王导是东晋中兴名臣,三朝元老。而他的族兄王敦,前期为东晋扫平江东立下汗马功劳,坐镇武昌,统领六州军事后就开始洋洋得意起来,甚至打起司马睿身后宝座的主意。

    公元322年,东晋永昌元年,司马睿刚刚在江东站稳脚跟,为皇帝扫平江东西部诸州的大将军王敦就挥戈内向,由武昌直扑建邺而来。

    争夺湘州,成为王敦之乱的导火索之一

    早在王敦武昌举兵之前,晋元帝司马睿已经有所察觉。王导与王敦,一个行走于内廷,一个征战于四野。朝政、军政都牢牢把握在琅琊王氏族人的手里。这不能不让一位皇帝忌惮。

    王敦在举兵前也数次上疏,试图为自己开脱,但言辞狡辩,一副不把皇帝放在眼中的样子。当时为了防备手握重兵放任在外的王敦,司马睿开始排挤王氏族人,而启用刘隗、刁协、戴渊等人,放任外藩,名义上为防北患,实际上是监督王敦而来的。

    这一意图彻底激怒了王敦。而此时围绕湘州刺史人选问题也暴露了双方的根本分歧。

    湘州,即是今湘江流域一路城市群组成的一级行政区,包括现在的长沙、衡阳、永州、郴州以及广西贺州一部分,广东的韶关一部分。早在三国时期,这里属于大荆州范围,由于荆州地处广饶,横跨江汉、洞庭、湘江流域,物产丰富,民多兵强,常常形成独立的地方政权。退可以自保,进可以取天下。刘备与孙权当年围绕荆州的长期对峙,让取代曹魏的司马家族记忆犹新。

    所以东晋成立以来,晋元帝司马睿就将荆州一分为三。把原来荆州的衡阳郡、建昌、湘东、临湘、邵陵、营阳、桂阳、零陵等8个郡置独立出来,成立湘州,治所在临湘县,也就是现在的长沙。

    《晋书·王敦传》记载“及湘州刺史甘卓迁梁州,敦欲以从事中郎陈颁代卓,帝不从,更以谯王承镇湘州”。“谯王承”即司马宗室皇亲司马承,“谯”是封属地。司马承镇湘州,让本来就紧张的君臣关系,更加雪上加霜。

    王敦为何急于拿下湘州呢?考虑到三国时期,刘备与孙权在此地对峙多年,为两家修好,刘备割让荆州长江以南长沙、零陵数郡给孙权,让自己后来入川军备捉襟见肘来看,湘江流域的民、粮对扩充荆州地区军务十分重要。常年在外行军的王敦自然懂得这一点。

    此外,汉室南移以后,偏安于江东的东晋朝廷政治地理格局大变。一直处于荆楚南蛮之地的湘江流域一下子重要起来,成为拱卫长江下游城市群的重要屏障。尤其对于坐镇武昌的王敦而言,处于荆楚腹地的湘州被安排了司马睿的心腹可谓如鲠在喉。如果将来挥兵南下,湘州刺史司马承不免挥戈武昌,到时腹背受敌,老巢可能不保。双方都意识到湘州的独特作用,而司马承作为皇室成员,有皇帝颁令,王敦只好咽下这根鱼刺。

    《晋书·列传》讲到司马宗室后裔时,有较大篇幅介绍司马承。《晋书》记载,晋元帝司马睿宣召司马承入殿相讨江东形势,司马承看过王敦上的奏疏后问元帝是否有防备此人的安排。司马睿告诉他,湘州地处“南楚险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会,是用武之国也。今以叔父居之,何如?”司马承临危受命,毫无托辞。只是认为湘州刚刚经历蜀寇祸乱,还没有恢复元气。如果派他前去镇守,至少需要三年修养民息,方能与王敦一战。

    司马承在去任湘州之前似乎已经判断出自己的命运,到武昌拜见王敦时,有“铅刀岂不能一割乎”的对语。当时王敦手下钱凤认为此人有勇无谋,可以放任湘州,不会产生威胁。

    哪知司马承到长沙后,很快就收拾了民心,《晋书·列传》上评价司马承到任后“倾心绥抚,甚有能名”。

    王敦忌惮司马承在湘州起事,就以北伐为借口向湘州借调舟船,司马承心照不宣,只给他凑了一半的船数,等待时机,攻伐王敦。

    东晋用流民组成军队,一击即溃

    东晋元年春,终于按捺不住的王敦挥戈建邺。以“清君侧”为名,历数刘隗、刁协罪状。王敦党羽沈充亦在吴兴举兵响应王敦。晋元帝司马睿对王敦的行为十分恼怒,决意与他决战,并召命刘隗和戴渊回建邺准备防卫王敦的进攻。在朝中任光禄勋的王敦兄长王含见此偷偷乘船投奔王敦。

    由于琅琊王氏在东晋朝廷中根深蒂固,元帝司马睿没有听信刘隗的建议斩杀建邺城内的王氏一族,导致司马睿在对抗王敦之战的初期十分被动。

    王敦手下骁勇善战,很快兵临石头城下。驻守帝京的周札没有作战经验,而且由刘隗、戴渊统领的军队多是“扬州奴”临时组成的军队。永嘉之乱后,北方流民渡江南来,分散在江东各地,被称为“奴仆”“僮客”。很多流民被拦截在江北,成为松散的军队组织。东晋朝廷一部分新信任他们,一部分又提防他们。而东晋初年,王敦独揽军务,朝廷要想获得与王敦一战的兵力,必然要依靠这些丧家失所的流民与之一战。

    据《晋书》卷六《元帝纪》记载,晋元帝司马睿为了筹集兵丁对付王敦,在同一年之内颁布给客制度与发僮客为兵制度,都是为了募集流民为兵,对付王敦用的。

    在王敦举兵之前,东晋朝廷曾募集万人配给刘隗镇守淮阴,万人配给戴渊镇合肥。但这些“免奴为客”者为兵,不甘驱使,一点战斗力都没有,所以王敦第一次南下建邺时,根本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刘隗、戴渊还救京师的兵,一战即溃。建邺失守,戴渊被杀,刘隗北逃后赵,晋元帝被迫与王敦握手言和,王敦返回武昌,掌握了东晋的实权。

    鏖战长沙百日,司马承以身报国

    就在京师被围,情势紧张之时,处于荆州腹地的湘州刺史司马承,仍在拒城死战。王敦挥师南下之时,派遣南蛮校尉魏乂率军二万进攻湘州治所长沙。这一段历史,也出现在上述《资治通鉴》的残稿上。

    当时湘州刚经历蜀寇之乱。湘州各郡并无充足的战斗力。《资治通鉴》上说“长沙城池不完,资储又阙,人情震恐”。不过在司马承的动员下,除了湘东太守郑澹反对外,大家一致抗敌。郑澹是王敦姐夫,后被司马承斩杀。

    长沙城墙不甚坚固,司马承难以应敌,只能等待援军到来。不过司马承还不知道京师建邺已然陷落。

    举兵建邺前,王敦曾派信使邀约司马承一同进军建邺,司马承杀了来使,与王敦决裂,并扬言:“吾其死矣!地荒人鲜,势孤援绝。赴君难,忠也;死王事,义也。惟忠与义,夫复何求!”

    建邺失守后,南蛮校尉魏乂派遣手下把京师失陷的消息用箭射入长沙城中,城内守军看到京师失守,军心动摇。众人皆劝司马承弃城而逃,南去广州,投靠陶侃。司马承没有答应,而是站在城头慷慨激昂地说:“吾举义众,志在死节,宁偷生苟免,为奔败之将乎!事之不济,其令百姓知吾心耳。”

    当初,王敦举兵之际,司马承派遣主簿邓骞至襄阳,劝说梁州刺史甘卓举兵共伐王敦。甘卓口是心非,举兵走了一半,听闻京师已经被攻破,就回师襄阳去了。孤立无援的司马承,负隅顽抗。《晋书·列传》记载,司马承拒城对峙“相持百余日,城遂没”。这在京师陷落,孤立无援的情境下,可谓创造了奇迹。

    最终,长沙城陷,司马承被捕,押解武昌途中被害,时年五十九岁。司马承死后,王敦胁迫晋元帝拜自己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掌握东晋民政、军事大权。王敦返回武昌遥控朝廷。一年后,晋元帝司马睿忧愤而死。即位的晋明帝继续与王敦抗争,并最终在明帝太宁二年(324年)打败王敦,夺回实权。司马承固守长沙,以身报国的事迹得到明帝赞赏,朝廷下诏追赠谯王司马承为车骑将军,谥号为愍。2019年11月23日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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