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国初期湖南的尊孔复礼思潮 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民主共和时代。由于这一过程来得过于迅猛，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尚不具备民主共和的知识和经验，旧有的价值体系崩溃之后，在中国传统社会生存方式还来不及根本转变、广大士民无所适从的情况下，一部分人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化，企图以传统文化为本位来解决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他们并不完全反对学习西方，而主张回到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史称“文化保守主义者”。 （一） 以王闿运为首的孔教会湖南支会 1912年上海孔教会成立。该会主张立孔教为国教。当时逗留上海的湘中耆宿王闿运曾于1913年正月拜访孔教会。也就是在这一年，湖南成立了以舒礼鉴为会长的孔道会。1913年4月，湘人看到其他各省纷纷设立孔教会，于是亦在长沙孔庙（今西文庙坪）成立孔教会支会，并推王闿运为会长。此后，孔道会与孔教会合并，成为康有为孔教会的湖南支会。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湘潭县人,咸丰举人。是近代卓有盛名的经学大师和诗文大家。经学治《诗》《礼》《春秋》，宗法公羊。为“汉魏六朝诗派”的代表作家。晚年在长沙办碧湖诗社，诗论主张模拟古人诗，可以“治心”，可以通入大道。除作经子笺注外，有《湘军志》《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文集》等。 康有为成立孔教会的目的在于将儒家学说宗教化，借宗教、国教的神密性、排他性来恢复孔子的独尊地位。王闿运亦谓：“人类之所以能团为国者，以其具有磁性也，道德即其磁性之见端，道德之原出于天，而成于教。”又说：“各国有各国之礼教，各国有各国之风俗，不相谋也，吾国以孔教为立国之本。”[]显然，王闿运认为不同的国家各有不同的国教，孔教是中国的国教，是中国的根本所在，应当成为我们国家的立国本之本，所以必须保护、继承和发扬。在这一宗旨下，孔教会将立孔教为国教作为政治诉求。湖南的孔教会在共同的宗旨下，还有着保护学产这一具体的目标。因为长沙府学宫时为军队所占据。 （二）以叶德辉为首的湖南经学会 民国初年，叶德辉曾经风光一时，他主张通过对经学的倡导来恢复纲常名教。[]1915年，他被选为湖南教育会会长，又发起成立经学会，出任过支持袁世凯复辟的湖南筹安会会长，并在汤芗铭的一手操纵下，被指定为湖南“硕学通儒”代表。在当时的文化守旧思潮中，叶德辉也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位。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郋园，长沙人。祖籍苏州。其父在坡子街开公和染坊，家道殷实。叶少时就读岳麓书院，21岁乡试中举，28岁会试中第九名进士，殿试二甲，官吏部主事。然而他对仕途不感兴趣，不久就弃官归里，开始营造他的“观古堂”，醉心于藏书，其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版本目录学研究。但叶德辉的政治思想比较保守，于维新运动中反对变法，辑录《翼教丛编》护卫纲常伦理。袁世凯复辟称帝时，他组织筹安会湖南分会，拥护复辟君主制。大革命时反对工农运动，1927年4月，被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团体召开大会处死。据传，毛泽东闻讯后，对叶氏之死深表惋惜。 他通过湖南经学会，大兴“尊经”、“兴学”之风，企图以此来恢复纲常名教。湖南经学会系由叶德辉发起，1915年8月在长沙成立，以“研究经义，发扬国学”为宗旨，宣称“经学以发明义训、通知世用为本，本不分汉宋门户，亦不拘守乡里私学小派，惟遵‘纲要’按经分科，经编要义以广切磋之益”。经学会活动主要是叶德辉的定期演讲。在讲授经学之际，他还编写了《经学通诂》一书，作为民初湖南省教育会的教科书在全省广为发行。书中把哲学、文学、史学、文字学、金石学都作为经学的附庸，有意与当时新学派所倡导的近代学科的开创与设置相抗衡。叶德辉明言该书的宗旨是“不言微言，而言大义”，认为“大义虽乖，可以随时匡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之谓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之为不乖”；“大义明而后六经如日月之昭垂，治经之能事毕矣”。在治经方法上，叶德辉提出了“六证”、“四知”、“十戒”的主张。六证即以经证经、以史证经、以子证经、以汉人文献证经、以说文解字证经、以汉碑证经等考证经学的六种途径。四知即知源流、知体例、知存亡、知真伪等必具的治经学识。十戒即戒僭妄、戒武断、戒杜撰、戒割判、戒空疏、戒破碎、戒穿凿、戒傅会、戒攘窃、戒党伐等应当避免的错误。叶德辉希图通过他所提出的治经门径，来重振古文经学，昌明正学，进而挽回世道人心。 无论是孔教会，还是经学会，其共同点都在于对传统文化的保守，试图通过对传统学说的继承与阐发，为国民树道德之基，以纲常名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其思想主张及活动，是在旧的规则已经破坏，新的规则尚未确立，道德标准混乱的情况下，对于如何确立国人的价值体系、重建意义世界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回应。但企图单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的药方也就不可能担负起解决时代课题的重任，给人留下保守、落后和冥顽不化的印象。 （三）以刘人熙为首的船山学社 刘人熙主张昌明学术、提倡道德以救治社会，这也是他成立船山学社的目的。船山学社旧址位于开福区中山东路,其前身是郭嵩焘创建的思贤讲舍，今存两进院落，砖木结构，内有庭院、讲堂和多间厢房。船山学社屋舍又是原曾国藩祠的一部分。20世纪初，长沙时兴新式学堂，思贤讲舍停办，郭氏亦早辞世，而曾祠也渐趋门庭冷落。直到民国三年（1914），屋舍再次开辟为讲堂，此即刘人熙创建的船山学社。民国初年，长沙出现了一批以保存国粹，弘扬国学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刘人熙为代表，创办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在湖南教育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刘人熙（1844－1819），字艮生，号蔚庐，长沙府浏阳县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任工部主事，官至广西道员。光绪三十三年回湘，任中路师范学堂监督，湖南教育总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任湖南都督府民政司司长，曾电促王芝祥策动广西巡抚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1914年在长沙创办船山学社，任社长。1918年与上海爱国人士组织策进永久和平会，刘人熙被推为会长，次年病逝于上海,归葬家乡浏阳。著有《刘人熙日记》《蔚庐文集》。 刘人熙早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服膺船山学说，注重经世之学。1907年秋，湖南教育会成立，他被推为会长。辛亥革命后又一度担任都督府民政司长，因感社会政事日非而辞职。刘人熙认为王船山学说是“救时之良方”，呈请成立了船山学社，编辑了《船山学报》，并创办船山中小学，筹建船山专祠、船山大学和船山图书馆，供奉船山遗像于学社中。刘人熙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些活动来弘扬传统国学，并依凭它改良社会。他反对封建君主专制，1915年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时，与贝允昕等创办《大公报》，公开抨击欲帝制自为者。护国战争后，刘人熙短暂担任湖南代理督军兼省长。1916年刘人熙出任湖南省都督,赵启霖、黄昌年先后继任校长。翌年复在社内开办船山中学，聘原省咨议局议员贺民范为校长，直至1921年。 刘人熙与船山学社的创始人都是传统的道德决定论者。他们一致认为，民初之所以社会动荡，其根本原因在于固有道德沦丧。因此，他们以拯救社会的精神道德为己任；他们创办船山学社的本意即在于此。所以有人评论说：“先生(刘人熙)组织斯社之意，一面为抚怀先哲，表彰船山之绝学；一面为拯溺救焚，亟于维持人心风俗……，本社对于讨论学说，须以阐发义理为主旨；对于指导社会一世之事，必以提倡道德为要素。”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船山学社同仁认为办法是提倡气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首先是重新弘扬与光大孔子学说。他们陈言，要提倡道德必须先昌明一种社会历史上最有势力的道德学说，使人人闻之而生信仰之心。信仰既深，才会奉行，而我国社会上、历史上最有势力的道德学说都是以孔子为源头，因而“舍昌明孔子之学说无下手处”。为此，他们对孔子学说极尽赞美之辞，称“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所未有”；“大义微言，搔之无尽”；认为要改善社会道德“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在温故而知新则日新之盛德在是矣。”[] 1915年8月20日，刘人熙、曹佐熙、徐明谔、彭政枢、廖名缙等人创办了《船山学报》，至1917年8月，一共出版了8期。该刊是刘人熙等船山同人传播船山学说、宣传其思想及主张的主要阵地。从所刊载的文章来看，在如何解决民初年的社会问题上，船山学社同人视道德为救世法宝，是传统的道德决定论者。归纳起来，船山学社同人的道德救世思想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视道德的堕落为民初国家社会问题严重的根源。刘人熙指出，“迩日权利之争几危社稷”。一个国家和社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首先要找出致病之源，方才好对症下药。“痛定思痛皆以人才衰息，民德堕落为其病源”；“国体既更，未堪多难，深思其故，惟在人心陷溺，道德堕落。”[] 第二，认为只有通过昌明学术，才可以医国家社会之病。廖名缙认为“生物以病，病不可无药”，“国家社会以病，病不可无以药之。”刘人熙更认为“欲正人心，舍昌明学术，实无他法。”在他们看来，圣哲仁贤创立的医治国家社会的学说中，只有孔子之学说才是医治当时中国社会之病的灵丹妙药，因为孔子学说“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所未有”；“大义微言，挹之无尽”。 第三，对于指导社会一切之事，必以提倡道德为要素。刘人熙等人以拯救社会的精神道德为己任，船山学社创办的本意即在于此。“组织斯社之意，一面为抚怀先哲，表彰船山绝学；一面为拯溺救焚，亟于维护人心风俗。”“对于指导社会一切之事，必以提倡道德为要素。”彭政枢在演讲中说：“吾辈讲学之旨云何？亦修至德以凝至道而已，……吾辈生圣人之后，读圣人之书，则卫道之责任，不容辞也。” 第四，应该遵守固有的人伦道德，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刘人熙在兼任法政学堂会办时，就专门开设了人伦道德课，认为人伦道德事关“一身善败吉凶之数，国家存亡治乱之机”，“君臣有君臣之道，父子有父子之道，夫妇昆弟朋友有夫妇昆弟朋友之道”这些固有的人伦道德不能违背，应该遵守。刘人熙认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无论何朝何代，都“不可无君臣”，既有君臣，自不可无君臣之道，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民国既已建立，“大总统为国家元首，一日在职，发号施令”，这就是君道，只是不世袭罢了；文武官员服从命令，为“万世之公仆，则亦有臣道也”，只是已不是一家之私臣了。 第五，提倡道德，须造就具备时代优良道德之人。刘人熙将有“极高人格”者分为“积善成德”的“大人”、“道在吾身”的“天民”和“以安社稷为悦”的“安社稷臣”，而人格最低者则为“事君人”。他认为“事君人”只知有君而不知有己，更不知有社稷，只知“揣摩君之情欲，以效己之奔走”，“故君有所为，则阿徇之，以使君之容己；君即有所未为，亦逢迎之，以使君之悦己”，他视此种人为“奴隶”、“鹰犬”、“牛马”。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救世济世人物是“大人”、“天民”，如果能有“大人、天民出，则可以合地球谋乐利，而臻世界之大同”，可惜见不到，退而求其次，“得见安社稷者斯可矣”。 第六，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民族解放与独立。刘人熙在《船山学报叙意》中说：“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其忧中国奈何？愤政府之昏暗，悲列强之侵凌，人人有亡国灭种之惧，因以导众人之忧，令国家危而不亡。”他不满北洋政府作为，担忧列强侵略，要求改革现状和挽救民族危亡之情溢于言表。当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长沙后，船山学社组织会讲，声讨袁世凯的卖国和日本的侵略，听讲者数百人。为了激发爱国爱民思想，《船山学报》每期还辟有《国语》《邻戒》两个专栏，分别选登国内外大事，专门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 第七，赞成民主，拥护共和，指出宪政之路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船山学社同人清醒地认识到了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民主化是中国近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人伦道德讲义》中，刘人熙认为，“自元黄剖判以还，文明渐启。……由射猎时代进为畜牧时代，由酋长时代进为封建时代，由封建时代至于统一时代，由专制统一至于君主立宪、民主立宪时代。”华盛顿颁布宪法，已“开环球民主立宪之先声”。“当民智已开、民德已蒸之日，则必以宪政改造国民。”可见船山学社的办学宗旨与叶德辉等不同，他们不反对推翻清王朝，赞成建立民国；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船山学社的许多社员都公开加以抨击。 注释： [1] 杨毓麟.新湖南［M］.长沙：岳麓书社，2001.57 [2] 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M］.长沙：岳麓书社，2002.81 [3]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近百年大事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356 [4] 刘泱泱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789－790 [5] 彭平一，杨锡贵等.长沙通史近代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939 [6] 说国民［N］.国民报第2期，1901—6—10 [7] 粟戡时.湖南反正追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3 [8] 湖南调查局.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第9章［M］.长沙：湖南法制院，1912.4 [9] 郑焱.时移势异——辛亥长沙巨变［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285 [10] 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69 [11] 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N］，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7—14 [12] 〔美〕阿林敦.亲历长沙辛亥之变.外国人笔下的长沙［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174 [13] 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345 [14] 陈先枢.长沙名胜楹联选［M］.长沙：岳麓书社，2010.165 [15] 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405 [16] 郑焱.时移势异——辛亥长沙巨变［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249 [17] 郑焱.时移势异——辛亥长沙巨变［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251 [18] 湖南历史资料［M］第1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200 [19] 兰心.省城酒席及詹王宫之沿革［N］.湖南大公报，1925—9—21 [20] 清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4.6273 [21] 丁世良.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479 [22] 陈先枢.长沙老建筑［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2—4 [23] 徐永志.辛亥革命前后的家庭变动［J］.中州学刊，2001，（6）：87—91 [24] 王湘绮讲经之欢迎者［N］.申报·要闻二，1914—4—24 [25] 彭平一，杨锡贵等.长沙通史近代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942—943 [26] 陈先枢.名人与长沙风景［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302 [27] 船山学报.第1卷［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以下引文同） 作者：陈先枢 原载：《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中的民俗文化》岳麓书社2017年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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