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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晚清湖南士民社会心理与民俗行为的变迁

2020-10-16 15:5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0| 评论: 0|原作者: 陈先枢|来自: 名城长沙网

第一章  晚清湖南士民社会心理与民俗行为的变迁

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天国事息,政局暂趋稳定,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同时,从这时起至90年代中期,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逐步产生了新的因素、洋务运动兴起、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继续发展的时期。与此相联系,湖南社会也逐渐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逐步渗入,商品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绅权势力迅猛膨胀,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民族意识高涨。从此时起,中国社会逐步产生了一些新的因素,“放眼看世界”的呼声渐起,民族资本主义逐步发生发展,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志士走上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的道路,西学日渐输入中国。湖南士民社会的封闭守旧心理慢慢产生了动摇,它必然对民俗行为产生影响。

一、 晚清湖南因循心态与仇外心理的表现
 正当沿海及内地部分城市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湖南社会却对外来文化表现出顽强抵抗力,有学者将太平天国事息至戊戌维新运动前的湖南称为中国“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省城长沙则被称为“铁门之城”。[1]这一时期的湖湘文化,表现为内陆地区突出的因循心态和仇外心理。

(一)湖南机器局的停办及电报等新事物的受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30余年间,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先后创办了近200个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同时开始派留学生、译西书、创报馆等活动;内地省份如湖北、四川以至陕甘地区,也有引人注目的建树。但是在湖南,此一时期却相对显得沉寂,尽管一度也有“湖南机器局”的设立,并开始筹办电报事业,然而总的来说,起步迟,项目少,收效甚微,并未为湖南的近代化奠立真正的基础。
光绪元年(1875)湖南巡抚王文韶满怀信心创办湖南机器局,计划以后制造“数千斤以至数万斤大炮”。[2]然而实际上,该局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发展。由于省内只筹得经费银l万余两,而清政府未准予报销和拨给常年经费,该局仅存一年即宣告停办。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促成下才创办了长沙的第一个近代工厂——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
中国近代电报事业始于光绪五年(1879)。这年,在李鸿章的主持下,架设了一条由大沽北塘海口至天津之间的电线,并投入使用。次年,全国电报总局成立。而在湖南,直至光绪十六年(1890)才有安设电线的筹议。该年初,湖广总督张之洞“拟将荆州商局电线由沙市过江,接造至湖南澧州,经长沙省城,直抵湘潭,以通紧要信报”。然后委派前湖南候补直隶州知州钱绍文,雇带工匠,实地勘察,驰赴电杆拟经的澧州、武陵、龙阳、益阳、沅江、宁乡、长沙、善化、湘潭等地,会同地方官,向绅民等进行疏导工作,所需经费、物料,均由商电局自行筹办。张之洞于 光绪十六年(1891正式奏报清廷。很快获准,正式开办。然而,阻力重重,甚至发生湘民拔杆毁线之事,故开办后不久,即宣告停工。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湖南境内才架设成第一道电线,而且是改道由长沙历湘阴、岳州一带驿路,安设至湖北蒲圻县境。到1897年,湘鄂电报干线才全线竣工。
1888年,当电灯在沿海城市已视为常物,而在长沙出现时,却被市民诬为鬼火,有人掷石击之。电灯亮在长沙不到一年就被禁用。10年后,固守熏灯烛火的陋习被外地人讥笑,长沙人方知电灯的益处。直到1911年,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才告成立。

(二)对郭嵩焘等新派人物的无情打击
1. 上林寺被焚事件
上林寺坐落在长沙城中心旧藩王府西常平仓之后(今仓后街),是湖南著名古刹之一。同治初在郭嵩焘等的捐助下,由住持僧西枝主持,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建,颇称壮观。《郭嵩焘日记》载,光绪二年八月十七日(1876年10月4日),它突然被民众放火烧毁了。愤怒的人群追捕西枝,并一度冲击郭嵩焘的住宅。参与其事者多系前来省城参加乡试的各地士子以及长沙三书院学生,而为首鼓动者据说即为早年从事反洋教宣传最力的宁乡绅士崔暕。但反洋教并非动员民众焚毁佛寺的理由。一种说法是:“光绪二年,郭侍郎嵩焘将使英吉利,值乡试,湖南举子讹言洋人将至,噪于闱,请兵迎击,又榜道欲毁嵩焘家。”[3]此段记载未提及上林寺事件,但与应试士子焚毁上林寺确属同时。而据郭嵩焘的回忆,此事实为针对湖南机器局而发。郭在两年后光绪五年闰三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罗筱垣过谈,言及丙子(即光绪二年)秋焚毁上林寺,其源由崔贞史欲怙众人狂逞之力毁撤机器局,约期会议。人知机器局奏请设立,不宜毁,一泄其毒于上林寺。”这则日记,清楚地指出了毁寺之“源”,原是“欲怙众人狂逞之力毁撤机器局”,后经会议,知机器局系“奏请设立,不宜毁”,于是转而“一泄其毒”于洋务派郭嵩焘等捐修的上林寺。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湖南官绅之间的矛盾,以及相当一部分官绅的严重守旧倾向。
2.郭嵩焘出使引起的风波
光绪元年(1875),郭在经历了近10年的家居生活之后,被清政府重新起用,次年受命为首任驻英公使,实授兵部侍郎,l878年并兼任驻法公使,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位至二品,并享有钦差大臣的头衔。然而,就在此过程中,他在湖南官场和绅士们中的声誉和地位却急转直下,一落千丈,讥讽、嘲笑、侮辱、谩骂,层见叠出,铺天盖地而来。当时在长沙的王闿运,曾依据传闻,在日记中记载了这种情况:“……越岑继至,言时事,多拂人意,余不欲闻。惟传骂筠仙(郭嵩焘之字)一联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与为伍!”[4]
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876年11月10日),郭嵩焘离开北京,启程赴使节任。一路上他逐日将所见所闻,参以自己的感想和认识,以日记的形式详细地记载下来。其中不乏对西方政教制度的称赞和对中国“虚骄”、闭塞的批评,并提出要研究、学习西方治国之道。到伦敦后,他将这部日记寄回总理衙门,希望能在提供洋情、打开国内人士眼界方面有所裨益。总理衙门迅即将这部日记印刷出来,分发给有关部门和人士参考。这就是有名的《使西纪程》。不料此书一经刊行,又惹来一场轩然大波,朝野上下,一片讨伐声。
光绪五年正月(1879年2月),年逾花甲的郭嵩焘,满怀忧愤之情,卸任离英返国。抵上海后,未上京复命,而托病请假径回湖南,于闰三月十五日(5月5日)乘轮抵达长沙。然而,就在这他日夜思念的桑梓之邦,竟受到意想不到的难堪待遇。郭嵩焘本人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并为之悲叹:“十五日,北风。正以轮船为士绅所惊讶,而南风方劲,又不能不令拖带,幸有此北风为之化解。会蔡蓉仙、蔡儒珍枉送,一切未能清理,乃令轮船拖至青泥望,以免迟滞。二点钟抵省,泊舟草潮门。接意城(郭嵩焘弟崑焘字)书,则两县(指长沙、善化二知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士绅之狂逞,实由官吏愦愦引而导之,真可笑也!比由舟登岸,濡延两时之久,仅崇星陔方伯、夏芝岑观察一差帖迎候而已。”
无独有偶,曾国藩之子曾纪泽,1872年从上海乘小火轮返湘奔丧,湖南士人也为之哗然,攻击他辱没先祖。后来曾纪泽接任郭嵩焘驻英法公使,也遭到无端的攻击。

(三)把忠孝节义等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引入地方志的编修
修志本无可厚非,但要害是借地方志来褒扬忠孝节义等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1885年由曾国荃等最后编定的《湖南通志》揭示其目的是要使“湘之贤大夫砥砺名行,敦厚风俗,用以踵乡先哲之遗烈,栋家干国无负颂臣。”这些新编的地方志都在人物志中增加了“义勇”一门,不厌其烦地刻写了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中毙命的数万名湘军将士姓名,以宣扬他们的 “忠义血性”。《湖南通志》还在原有的“贞节”、“烈女”门类中大量载记太平天国时期丧生的妇女名单,仅长沙一府就有300余人。并作记曰“臣之死忠,妇之守节,此宇宙之杀机而乾坤之秋气也。上天好生而不能无杀。故寒暑相推而成岁,仁义相辅而成德。臣忠妇节,凛然不可犯,确乎不可拔,上以扶三光之明,下以壮河山之色”。把普通妇女的死与忠义纲常相联系,并提到明日月、壮河山的地位,无非是借此强化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

(四)大建昭忠祠和大肆灌输旧学
太平天国事息后长沙府各县纷纷修建胡林翼、罗泽南、王錱等湘军人物的专祠,用以“励世劝忠”,湘乡所建昭忠祠,曾国藩特为其作祭文鼓吹湘军的所谓忠勇拙诚品格:“君子之道,以忠诚为天下倡,君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厉九州而勘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亦岂始出时所及料哉?”长沙建祠之风尤盛,兴建或重修了三公祠、三忠祠、五贤祠、十五忠祠等。长沙街名三公里、锡庆里等即以此而名。据清光绪《湖南通志》载,三公里原名三公祠,系祀咸丰年间湖南巡抚骆秉章、张亮基和布政使潘铎而名。三公祠为1874年(同治十三年)湖南巡抚王文韶所奏建。骆、张、潘三人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守住长沙城有功,而受到以后历任湖南巡抚的敬重,方得此礼遇。长沙天心区南门外马益顺巷附近有条叫锡庆里的街道。“锡庆”二字,系皇帝的赐敕用语。清光绪《湖南通志》载,锡庆里原名三忠里,建有三忠祠。三忠祠祀创建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有功的江忠源(新宁人)、罗泽南(湘乡人)和塔齐布(满洲人)三人。三人曾分别官至安徽巡抚、浙江布政使和湖南提督。五贤祠建在小东街,祀湖南巡抚赵申乔、李发甲、潘宗洛以及御史吕谦恒、方伯宋公,五人皆为对建立湖南贡院有功之人;十五忠祠建在荷花池,祀湘军将领江忠源、塔布齐、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王錱、萧启江、李续宜、张运兰、江忠义、李臣典、黄润昌、刘长佑、褔诚、邓绍良。[5]同时又奉谕建了一系列湘军将领专祠,又重修了明兵部右侍郎王伟、清康熙间湖南巡抚李发甲、布政使郎永清、乾隆间长沙知府吕肃高等官员,以及宋末、明末殉节官员等专祠。
太平天国时期,湖南的学校、书院大量被毁,战争平息后,湘省官绅急于重加建葺。1867年(同治六年),又在长沙荷花池和司马桥二处增建求忠书院,专收湘军战死将士子弟,建院原因是“军兴日久,殉难者多,欲求忠臣”故曰求忠。当时的各级学校都以课读“四书”,训练八股为业,书院也以传授程朱理学为务,还增加了对忠义卫道一类所谓湘军品性的宣扬。可见,学校、书院的扩建重修,其主观愿望是使传统意识得到强化。

(五)秘密社会对新生事物的抵触
 哥老会是清末势力最大的秘密结社组织。它发源于乾隆初年四川的啯噜会,到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的北移,与川楚一带的白莲教、啯噜会势力相会合,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哥老会的组织。同治、光绪年间,随着湘军等营伍的遣散和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队伍的激增,哥老会在湖南勃然而兴。与天地会、斋教不同,湖南哥老会土要成份是散兵游勇,尤其是他们的头目,更主要是营伍出身。被遣散的数以十万计的兵勇回乡后“多未安贴”,哥老会因之“乘之以兴”。[6]
    封闭的哥老会对外面精彩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咸同之际长沙府宁乡人崔暕所撰《哥老会说》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 “至会中口号,曾究其略,爰次举之:其结会,或数十人,数百人不等,共饮雄鸡血酒立誓……以后称会首为‘老冒’,会末为‘老么’,并有‘冒壳子大爷’、‘圣贤二爷’、‘当家三爷’、‘红旗五爷’之称。其余为八牌上的,有上四牌、下四牌之分。并各带小儿,曰‘少侄兄’,又曰‘太保’……窥其举动,能相比为恶,即升入会中为哥老。”
    从崔暕的《哥老会说》可看出,同治初年,哥老会在湖南已粗具规模,发育已基本成熟,组织、口号、隐语一应俱全,形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封闭王国,它与洋务思想是水火不融的。哥老会具有反清、反社会作用,这种作用由于与当时湖南官场的腐败和湘军的撤裁联系在一起,因此,哥老会成为当时地方当局最为头痛却又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哥老会利用各种形式、采取不同手段反抗清政府。长沙地区可以说是19世纪中后期湘境哥老会活动的核心。哥老会活动必然要以经济基础作支撑,因而在经济相对发达、交通十分便利的长沙地区,哥老会的劫财活动十分频繁。有些富绅也附会自保。如《卞制军奏议》卷八载,长沙府湘阴县汤又新“由捐纳教职保举候补知县,加同知州衔。平日居住湖滨,结交匪类,遇有遭风船只,捞抢货物,坐地分赃”。长沙府为湖南心脏地区,哥老会的劫富活动十分常见。这种活动也常常发展为抗官行为。如在长沙,“哥老会给发飘布,抢案四出”。光绪二年(1876),“省城有剪发一事,谣为九龙山教主遣徒收魂为阴兵,被剪者百日内死燃”。[7]1866年(同治五年),在长沙府湘潭县,“会匪向荫和彭四铁匠等纠众千余焚掠锦弯”。八年九月初七日,“会匪起朱亭……蔓延金田、黄茅驿焚掠,以凤凰山为盗薮。巡抚刘崐遣参将柳万胜,练军营官于高胜等讨之,数月,盗众稍稍自散”。[8]九年,“潭、衡会匪骚攸县西北乡”。[9]
天地会虽然在后来的辛亥革命运动中被革命党人所利用,对推翻清王朝起过积极作用,但在同光洋务运动期间,它却是一个阻碍社会进步的破坏性组织。旧式会党团体大都用宗教迷信作为团聚成员的工具,采取家长制的组织形式,封闭排外色彩十分浓厚,拒绝一切新生事物,有的还拥有武装, 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参加这类团体的人,多为社会底层的人,他们企望依靠会党找到一条生路,因而积极参与劫富济贫之类的事。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不仅不可能依靠这类团体得到出路,反而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操纵和利用。
   
(六)反洋教运动的排外风潮
湖南“深闭固拒”,突出表现在湘绅的“仇夷”、“拒洋”心态,突出反映在以长沙为中心的一系列反洋教运动中。长沙第一次反洋教集会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时有法国传教士自湘潭来长沙,长沙绅民激于义愤,数千人集于长沙县学宫明伦堂(今学宫街),进行口诛笔伐。一些鼓动性较强的反洋教檄文迅速传播。这些檄文列举了天主教“不敬祖宗”、“男女不分”及“采生折割”等危害,将教士传教同西方各国发动的侵华战争一起进行批判,号召士农工商“拔剑同仇”,反教拒夷。[10]这些檄文很快被散布到湖南各地和近邻各省,对各地民众反教情绪的滋长,产生了明显的促动作用。例如在江西南昌,士绅“将楚南《公檄》鸠资付梓,一日夜刷印数万张,遍揭省城内外通衢”[11],江西士子“见有《湖南檄文》一纸,一倡百和,攘臂共攻,将天主堂毁拆”。[12] 
此后,湖南绅民的反教拒洋之风愈演愈烈。光绪二年(1876)七八月间,湖南士子会集长沙,参加秋闱考试,互传湘省已许通商,西人将至,于是群情激愤,争言抵制。长沙城内,很快便“揭帖满街”。例如,其中一份揭帖指出,“自洋夷肆毒,率土罹殃”,“固尽九牛之毛,不足以数其罪”;号召湘人,“洋夷入境,不问有无情弊,立即格杀,毋令遗遁”,“天主教设立教堂,立即约众拆毁”,“湖南各处码头,不准售与洋夷修占,如有勾通情弊,立即格杀”。[13]长沙绅民的反洋教宣传在19世纪90年代初达到了高潮,以致有了“周汉反洋教案”和长沙士民的一系列反洋教活动。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均以“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为旗帜,着重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对西方宗教进行揭露和批判,称一切洋教都是“鬼叫”(叫、教谐音)或“邪教”、“妖教”、“天猪教”(天主教的谐音),应该加以诛灭,把反洋教活动推到极致,反洋教演变成了盲目的排外运动。

二、晚清湖南因循心态与仇外心理的原因分析
湖南一省,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自成一相对封闭的区域地理环境。由于古时交通不便,给湖南与中原文明的交流带来了诸多困难。以与中原关系较为密切的长沙而言,至汉王莽时,尚称“填蛮郡”,处于“半蛮夷”状态,说明西汉时尚未得到中原文明的泽惠。自东汉始,下讫隋唐,湖南与中原的交流虽有所增进,但从总体上而言,仍“殊鲜进步,故不为蛮夷所嫉视”。[14]很长一段时间,湖南士民表现出一种因循心态与仇外心理。

(一)湖南道学被奉为“道南正脉”的唯我独尊心理
到了宋代,湖南同中原的政治和文化联系开始加强,湖南的区域经济得到发展。北宋末年,湖南“有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15]。北方人口大量南徙,进入湖南,使湖南“户口之众,数倍前日”。[16]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区域文化的兴起。南宋建炎年间,理学家胡安国、胡宏父子讲学衡岳,开创湖湘学派。绍兴年间,胡氏弟子、理学大家张栻掌教岳麓书院,进一步推动了湖南文教事业的发展,使之一跃而为“理学之邦”。先前的文化自卑感骤变为一种学术荣誉感,使得湖湘士人对理学十分珍视。尤其是朱熹、张栻等理学大师在岳麓书院“会讲”的“遗泽”,更成为书院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湘人持续传承的“道德偶像”。清帝康熙和乾隆分别为书院赐额“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对书院理学地位予以高度肯定。故此,湘人多奉理学为“正学”,甚至称理学“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17];“湖南道学一时为天下宗,书院之兴,于斯为盛,自理学大著,渊源不绝,先圣之道,赖以不坠”。[18]“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种狂妄自大心理直到晚清也丝毫未减,王闿运的一副对联即可作证:“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官僚、士大夫多以理学之道劝勉、激励湖南士子,使理学思想不仅作为学术思想受到士大夫的崇奉,而且渗透到了日用伦常和社会习俗之中。
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对湖南的影响深远。他曾亲自制订岳麓书院的学规,人称“岳麓朱子教条”,教条的总则即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条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明人伦”,即恪守封建纲常礼教。道学为维护道统而作的努力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得到了响应,到了清朝,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已充斥着“三纲五常”之类的伦理道德,各县都设立祭祀孔子、朱子等封建导师的祭坛或庙堂,对他们顶礼膜拜已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一部分。通过祭祀礼仪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些先师们所宣扬的封建纲常就被人为地强化了,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直至晚清,湖南社会依然承袭了宋明理学的人伦纲常,同治《湘乡县志》记载:“彪氏虎臣父子及周氏夷讲明正学者卓卓有著者,流风余韵,景仰至今。我朝一道同风,家传户诵,湘上儒雅之风,固已蒸蒸日上矣。”

(二)“湘军情结” 造就的卫道士精神
太平天国运动初始,太平军由广西入湘境,一路北上,势不可挡。咸丰二年(1852)入湘境后的太平军在长沙遭遇顽强抗抵,与清军僵持长达81天,久攻不下,遂绕道长沙,占领岳州(今岳阳),入洞庭,顺江东下,最终攻克南京并建立太平天国。清军在湖南境内对太平天国的镇压未能奏效,清廷不得不改变策略,命令全国各省举办团练,”希望通过发展汉族地主武装的力量来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天国。湖南有经办团练的经验,其中湘乡举办团练最为积极和卓有成效。朝廷兴办团练的谕旨抵湘后,湖南地方团练由绅办发展到官方募勇训练,湘乡在籍官员和乡绅阶层迅速行动起来,成为举办团练的中坚力量,主要代表人物有罗泽南、王錱和刘蓉等。罗泽南一方面设馆授徒,培养出了大批具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儒生,如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等,“他们不以入仕为目的,将程朱理学当做立身处世之本,为湘军人才群体的兴起积聚了力量。另一方面,罗泽南广泛结交湖南地方绅士和学界名流”,[19]先后同贺长龄、唐鉴、左宗棠、曾国藩、刘蓉、郭嵩焘频繁交往,相互砥砺,为以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罗泽南在湘举办团练时间较早,其湘勇团练成为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基础,对湘军的形成有发凡起例之功,其学生中多人先后成为湘军名将。
湘军的实际创建者是曾国藩,因对清朝有力挽狂澜之功,被称为“中兴名臣”,卒后获谥号“文正”殊荣。曾国藩曾受教于长沙岳麓书院,接受系统的经学训练。曾国藩科场命运多桀,秀才考试六次落第,1832年遭湖南学台“悬牌批责”后豁然贯通,从此一路高升,至1838年中同进士,后出任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1853年,曾国藩奉诏任湖南团练大臣,驻守长沙,领导和指挥全省的团练。曾国藩利用其声望和乡土观念,广泛动员,诸多饱读诗书的有识之士纷纷来投,湖湘团练颇有声势,1854年的湘潭之役大胜太平军,震惊朝野,始为朝廷器重。曾国藩以同乡罗泽南、王錱编练的湘勇为班底,得张亮基、左宗棠、江忠源等支持,开始其建立湘军的计划。湘军不同于以往的武装,强调用封建伦理道德作为军队建设的思想基础,注重军队政治思想的建设,因而颇具战斗力,成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最为倚重的地主武装。湘军的崛起,涌现了一大批精英人物,结成了強大的军事政治集团,“湘军情结”由此而生。
曾国藩、刘蓉、江忠源等都在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理学根基,他们出仕理政之后,则成为理学的卫道士,严守封建纲常伦理。如刘蓉的座右铭是:“仁义理智之德,无须臾之敢离;日用伦常之理,无毫发之敢差。”[20]曾国藩在《喻纪泽》中则称:“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而这一信念在湘军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太平军起义爆发后,曾国藩会同湖湘士绅编练湘军,以维护纲常伦理相号召,打起了“保卫圣道”的大旗。湘军动员文告《讨粤匪檄》这样说道: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可见,在湘籍官绅看来,针对太平军的作战,不仅仅是对叛乱者的镇压,更主要是一场维护名教圣统的文化保卫战。历经十余年的战斗,以理学思想武装的湘军终于将雄踞金陵的“异教徒”剿灭,不仅挽救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完成了保卫名教圣道的“光荣使命”,进一步确立了湖南在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忠义之邦”[21]形象。经此一役,湘军走向全国,湘军将领成为晚清政坛一支重要力量,湘人名声大振,使湖南一改以往“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22]的局面。高度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又进一步助长了湘人的自负感与使命感,强化了湘人自觉卫道、鄙夷洋务的社会观念。

(三)膨胀的绅士势力对既得利益的维护
 清同光时期,湖南绅士阶层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首先是队伍的壮大。无论是离退职乡居的官僚,还是取得功名的士子,在数量上都有较多的增加,形成愈来愈大的社会集团。除离退休官僚和取得功名的士子外,还崛起了一大批军功出身、荐举出身以及捐纳出身(买官)的人员。特别是军功出身的绅士,由于其数量庞大,成为近代绅士阶层和绅权势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湖南为湘军的故乡,湘军将才、兵源、饷源的基地,因领兵、筹饷等而致通显者,成批涌现,居各省之冠;以军功而保荐各类虚衔者,更是比比皆是。“矧通显既多,将互相汲引,一时攀鳞附翼,泰运同襄,亦固其所”,以当时全国21行省计(当时新疆、台湾、青海等均尚未建省),湘人之任督抚者l2省,居一半强,真所谓“文武彬彬,蔚为国华”,“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23]又据光绪十一年刊《湖南通志》所列名单,全省因军功保举武职游击以上人员,即达6319人之多。其中提督478人,总兵1077人,副将1534人,参将l464人,游击l766人。这在全国各省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在地方政治、经济、文教、社会公益事业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4]他们在乡居中,有的不甘寂寞,继续干预地方军政和其他重大事务;有的利用丰厚的资财,热心公益活动;更多的是凭借他们的声望和诸种关系,成为地方各项民间事务的主持者和裁决人。
官僚队伍的扩大直接导致地方绅士阶层和绅权势力的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不断有些官僚功成身退,或告老还乡。如:长沙人黄冕早期历任上海、镇江等地知县、知府,道光二十二年(1842)因裕谦抗英殉难事被参谪戍新疆,不久返回长沙;原任山西按察使、后入左宗棠西征军总理营务的长沙人陈湜,于同治十二年(1873)镇压河州、西宁回民暴动后,辞去军务归里;居长沙坡子街的叶德辉于光绪十八年(1892)授吏部主事后,次年即回湘不复出,等等。尽管他们一生的经历、遭遇彼此有异,但退居地方后,凭着他们原有的地位、声望和诸种关系,仍为“一邑之望”,各自在不同的方面进行着有影响的活动。
迅速壮大起来的绅士阶层,要巩固和发展他们的“既得利益”,就得在社会上继续发挥作用。其一是举办团练或者应聘入幕参与地方军政事务。其二是担任各书院山长、讲席,执掌地方教育大权。其三是总揽地方公共事务。包括修志、昭忠、宗族、社团、族田、社仓、学田、差徭、捐赈,以及各项公共事业的举办、民事纠纷的调处等。绅士阶层左右了各级地方政府,而且他们大多数以卫道者自居,其心态是极其保守的。同治初年,刘蓉就感叹士行不修,学术不正,“天下之士,群趋于浮诡虚诞,矜速化而务苟得,不耻不仁,不畏不义,而先王之礼教荡然矣。”[25]出于这种忧虑,他们在战后急忙在湖南着手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强化传统的纲常伦理。

(四)长沙士林的保守风气影响至民间
湖南士林的保守风气在洋务运动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相对湘籍洋务派在省外掀起的洋务热潮,湖南本土却显得较为沉寂和落寞。1890年“澧州焚毁电杆事件”是当时影响恶劣的阻洋务事件。同样的焚毁电杆事件也在长沙发生,为首者为邵阳人贺金声。贺金声1873年入资东书院就读,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已有耳闻,“莫不恨入骨髓,思图报复”[26],1882年到长沙应试却名落孙山,乃入岳麓书院学习,准备继续为科场功名奋斗。1883年,客居长沙一年之久的贺金声目睹了洋人在长沙城内的活动,从而开始了激烈的报复活动。这一年,“洋人计划在湖南架设电线”,在水陆洲上堆积木材备为电杆之用,贺金声闻之,乘夜“组织码头工人和附近百姓”“放火焚烧”,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因为士绅的百般阻挠,湘境直至1896年才架成第一条电线,远后于邻省。
长沙的保守风气还可从当时反洋教的激进程度而得知。周汉等人撰写和刊印了大量反洋教宣传品,号召人们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外国侵略者。周汉等人把抵制洋教与反对侵略合二为一,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参与者人数众多,除士绅阶层外,普通百姓与参与其事,使长沙的反洋教斗争声势浩大,引起了西方侵略者的恐慌和干涉,于是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加以惩戒。但也正因如此,清政府在查处周汉案时,也不得不十分谨慎,动作迟缓,以免激起众怒,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19世纪中下叶一段时期,湖南长沙、衡州(今衡阳)等城市都禁止外国传教士进入,是名副其实的“铁门之城”。英国传教士阿兰(Wilfrid Alan)在1908年出版的《我们进入湖南》一书记录了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德国人谔尔福(Dr. Wolfe)进入长沙、衡州的事情。[27] 该书记载,1882年谔尔福“去往广州,路过长沙。抵达时,他向巡抚申请进入长沙的许可。这个申请被拒绝了。湖南的官员们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把他赶走。但谔尔福却毫不退让,告诉官员要不让他进城,要不他就死。湖南官员便传信给武昌的总督,要求他与汉口的德国领事进行沟通,让领事命令谔尔福离开长沙城。这件事闹到了当时正在北京的德国总理那里。总理告诉总督说,谔尔福完全有权进入长沙城,还说他不该被召回,如果谔尔福受到任何伤害,中国官员们要为此负责。于是这次沟通产生了谔尔福想要的结果:他进了城。但这并不是一个漂亮的胜仗。因为他是在凌晨3点45分坐在一顶被遮得严严实实的轿子内进入的长沙城。当时漆黑一片,长沙大多数人都在熟睡之中。他被长沙的官员带入总督衙门旁边的一个大厅里,吃了一些糖果,喝了一杯茶。在破晓之际的5点45分,又被同一顶轿子抬出了长沙城。他在长沙城墙内只呆了约两个小时”。
该书又载,1891年杨格非“由炮艇护送去衡州。他们期待着在这个城市的问询者能热情地款待他们。但当发现大批民众站在河岸,手拿石头、泥巴等待他们的到来时,杨格非等人感到沮丧不已。他们一靠近,民众便开始朝他们丢石头,他们只得在炮艇的保护下撤退。在这里他们开始还很安全。但第二天,护送炮艇撤离,将传教士完全暴露于民众的暴力之下。他们再度寻求炮艇的庇护,然而舰长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传教士坚持要得到保护,直到当地的地方官出面请求他们离开。他解释道,人民的态度是因为最近来访的谔尔福。他们已经决定不能让外国人再踏足衡州一步。杨格非说服了地方官,说只需要见见信徒。但杨格非一上岸,民众丢的石头就变得越来越多,让杨格非等人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很显然,上岸将造成惨剧,因为本来应该保护外国人的部队会让民众采用更加暴力的手段。最后在两艘炮艇的护送下,传教士们离开了衡州”。
可见,反洋教运动虽为士绅阶层发起,但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为它迎合了民众的反抗意识;民众反抗意识的强烈,反过来又助长了士绅阶层的排外风潮和保守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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