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那些著名教授的长沙日常

73年前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

这场战争摧毁了中国社会的既有秩序，原本在京、津各大学里安心教书的教授们不得不离开讲台，告别象牙塔，一路向南，躲避战火，开启了他们的流亡生涯。他们最终汇集到了云南，创建了著名的西南联大。而在此之前，湖南长沙也被认为是一个安全可建校的地方，长沙临时大学因此组建，并成为西南联大的前身。

“长沙临大”校址——湖南圣经学校。

只是战火的蔓延程度超过了他们的想象，湖南沦为战场，上千名师生在长沙和南岳只有三个月的短暂停留。但那时在长沙城里和南岳脚下，曾经走过无数“大师”的身影：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吴宓、金岳霖……

于他们而言，湖南只是人生经历中过眼云烟的轻鸿一瞥;对于湖南而言，这段仓皇匆匆的行迹和存在，成为一圈圈抹不去的光辉，至今氤氲在湖湘大地上。

正值大学开学之际，回望过去，不禁想问，那三个月，这些教授们在湖南是怎么过的?

蒋梦麟：湖南人脾气固执，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长沙的秋冬多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很不习惯。他在《西潮》“战时长沙”篇章中写道：“长沙唯一的缺点是湿气太重，一年之中雨天和阴天远较晴天为多。”但这个多雨的内陆城市，时常让他有干燥之感。蒋梦麟给出的解释是一旦离海太远，他就会觉得不舒适，所以在长沙短暂的三个月停留，于他而言是种煎熬。因为这样的雨天，他每次坐飞机由长沙起飞时，总会想到海龙王的水晶宫。“头上有悠悠白云，脚下则是轻纱样的薄雾笼罩着全城，正像一层蛋白围绕着蛋黄。再向上升更有一层云挡住了阳光。在长沙天空飞行终逃不了层层遮盖的云。”

1937年9月20日，蒋梦麟怀着复杂的心情到达长沙，那时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已在长沙张罗开了。因为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是困难的，特别在战时，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三校教授们的思想和意见也各有不同，这让他觉得很头痛。然而，容不得他多想，因为几个星期之内，大概就有两百名教授和一千多名学生齐集在湖南圣经学校，身兼长沙临时大学总务长的他必须做好接下来的规划。那段日子，教务人员的薪资打七折，他成天算账，还要一面为战局担忧，一面为战区或沦陷区里的亲戚朋友担心，累得身体支撑不住。也就在那时，他落下了胃病。

后来，因为长沙校舍有限，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城内找不到地方，文学院搬到了南岳衡山。可能跟当时的处境和心境有关，蒋梦麟对去南岳的两次经历记忆犹新。其中一次，他跟几位朋友深入丛山畅游三日，途经一条山路，是南明永历帝逃避清兵追赶走过的路，又见路旁的碑记和永历帝亲手所植松树，触景生情。第一夜蒋梦麟一行住进了方广寺，那晚月圆，他写道：“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低、这样近的月亮，好像一伸手就可以触到它这张笑脸。”后来两天，他们又去了火神庙附近，看了日出奇观，那景象，是他流亡生活里的一抹光亮。

蒋梦麟是个细致的人，长沙的点滴生活，也在他的深切体会中变得尤为生动。他出门见到长沙人力车夫在街头慢吞吞像散步，喊车夫快点，却听到：“你老下来拉吧——我倒要看看你老怎么个跑法。”去乘公交车，他看到长沙公交车上贴着“不要开口骂人，不要动手打人”的标语，那一刻，他想起了湖南人的急性子，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人脾气的缓急和行动的快慢并不一致。由此，他觉得湖南人很爽直，也很真挚，但是脾气固执，不容易受别人意见的影响，他们要就是你的朋友，要就是你的敌人，没有折衷的余地。遇见湖南物产，他很兴奋，他知道湘江里最多的是鱼、虾、鳝、鳗和甲鱼，省内所产橘子和柿子鲜红艳丽，贫富咸宜的豆腐洁白匀净如浓缩的牛奶。丰富的物产对流亡的师生们来说也是美好的，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杨振声在《北大在长沙》中也提及，他们当时租借了整个湖南圣经学校，教室，宿舍，家具俱全，还有一个大礼堂的地下室。“冷后大家还围着长沙特有小火缸煮茶谈天，围住大饭桌吃包饭，大家都欣赏长沙的肥青菜，嫩豆腐，四角一个的大脚鱼，一毛多一斤的肥猪肉。”

柳无忌：南岳买36枚鸡蛋、39个橘子、大包花生，只花一元大洋

在长沙临时大学外文系任教的柳无忌到长沙已是11月1日，他第二天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表示对长沙的印象不是很好。

刚到长沙的柳无忌碰上雨天，这使得舟车劳顿的他心情尤为失落，再看到长沙街道的商店等颇为简陋，汽车仅大阔人有，次阔者有包车，普通则坐黄包车代步时，更加不快。因为连日多雨，他在长沙除了去商店购买物品，甚少出门。他告诉家人，从长沙去南岳坐公共汽车4小时，还要坐轿子半小时，交通很不方便，“无事时我不拟多行，省得来去麻烦”。

在长沙他得到消息，长沙临时大学已经有学生千余人，教职人员很多，清华的几乎都到了，南大的师生最少，学生只有百余人，教员也只有十余人。而此时，文学院的师生全体去了南岳，虽然还只有百余名学生，十七名教员，仍有很多师生未到位，但在柳无忌看来，这值得期待。他还在长沙时就知道，南岳校址在山上，无电无水，且离城市远，但好在可以免去飞机警报之忧。

诚如他预料的那样，南岳的山居生活是安静单调的。11月24日，他在南岳圣经学校教员宿舍里写日记，“阴、晴、风、冰雹。近处山头已积雪，远望一片白色.冬天真的已来到了!编英国戏剧讲义，此将为我在山之主要工作……”初到南岳，他们的宿舍是小山坡上一座风景很好的洋房，距离下面的教室、饭堂、男女学生宿舍有300多级台阶，可在大冬天里爬上爬下，无人欣赏风景，好在后来搬离了。但一到好天气，师生们对游山的兴趣极大，平常不爱走路的柳无忌也跟着去祝融峰观日出，去水帘洞赏瀑布。有时他还会跑一小段路到南岳市蹈踺，因为那里有市场、庙宇、图书馆，还有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可以歇脚。可紧接着饮食不习惯问题随之而来，“湖南厨子煮米饭硬得粒粒可数，难以吞咽”。他根本没有时间细嚼慢咽，因为不一会儿同桌的人就把菜一扫而空，剩下一些不好上口的辣椒佐料。这样的困扰在系主任叶公超自告奋勇担任教职员伙食团经理，请来大师傅才终止。柳无忌还特意将此事写进日记：“日来饭食甚佳，真乃人生一大乐事。”

从天津出发到长沙再离开长沙，三个月里，柳无忌给父亲写了八封信，他时常会提及生活的细琐。他告诉父亲，薪水虽然打折，但生活过得充裕，他托工友去南岳市上买了36枚鸡蛋、39个橘子、一大包花生也只花费了一元大洋。山居的日子过得很快，他们在南岳过了圣诞和除夕，其中圣诞前夕晚饭后，燕卜荪(长沙临时大学外文系教授，英国批评家、诗人。——编者注)还唱了几首洋歌，除夕之夜，师生们抛开各种不快，开了个热闹的联欢会。短暂的宁静被两次空袭警报打破，那时候南京失守，长沙遭到轰炸，陆续有师生离校去往前线。这时，柳无忌在日记上写道：“中国如得复兴，全在青年人身上。”不久，国民政府为作长期抗战计划，把临时大学迁去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

潘光旦：“荤段子”担当，让冯友兰笑到喷饭

在湖南停留，长沙临时大学的教授们并非每天都沉浸在苦闷之中。他们更多时候有自己的玩笑方式，潘光旦就是其中的“段子手”担当，他的“段子”成为很多教授湖南生活的调味剂。

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不久，有一回半夜，心理系教授沈茀斋(沈履)的电报到了，邮差误将“斋”认作“齐”字，在门外大叫：“屋里有沈茀齐吗?”那时，潘光旦和沈茀斋都住在岳麓山下的校舍，他们俩是邻居，邮差这声喊叫，潘光旦自然是听得真切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他一本正经地对沈茀斋说：“昨夜邮差大不敬，将尊兄的下半截割掉了。”同桌吃饭的人很多，大家听到这个大笑，冯友兰直接笑得喷饭。

作为社会学教授，潘光旦也乐意收集类似的段子，他的手稿《存人书屋拊掌漫记》还记载着清华在岳麓山建新校舍，他和冯友兰、陈岱孙、施嘉炀等初次去探访的场景。新校舍旁有农业学校，校有蚕室，占据清华新校舍的一角，正在接洽出让中。待长沙临时大学开办时，这里将作为土木工程系的教院宿舍。当时潘光旦笑着问施嘉炀：“你们什么时候下蚕室?”冯友兰说，“是真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这是文雅人之间的玩笑，蚕室在古时称之为“宫刑”。

从英国来长沙临时大学任教的燕卜荪教授则相反，他时常成为“段子”的素材。在南岳，他和较为洋派的金岳霖同居一室，时间长了，他的粗心、古怪、邋遢成了大家的话题。燕卜荪爱野泳，有时候脱在岸上的衣服还被人偷走。在南岳期间，燕卜荪的邋遢也出了名，金岳霖曾回忆，每次一进宿舍，就闻到一股臭味，时间一长，臭味越来越大。后来，金岳霖实在不堪其臭，等燕卜荪出门后，往燕的床底下一看，全是臭袜子。原来燕卜荪从不洗袜子，每次换下来后便扔到床底下，于是臭袜子越积越多。这期间，金岳霖还要时常“强迫”室友洗澡换衣。燕卜荪太随意了，甚至有一次穿着一只拖鞋到食堂，等他发现后并没有回去取另一只鞋，而是将脚上穿的那一只也扔掉。

还能和“段子”沾点边的就是外文系教授吴宓的情感纠葛。1937年11月19日到长沙至第二年2月12日离开湖南，吴宓的日记里总离不开“感情”二字。到长沙的第二天，他得知黎锦熙女儿黎宪初也在长沙，便冒雨探访。那时黎宪初陪母亲南下，因为路途辛苦伤了身体，她在湘潭没住几天就去长沙湘雅医院住了两个月院，吴宓见到她时，她大病初愈。那时她在大王家巷四号租房住，吴宓前去，她家人留他吃饭，期间，两人聊了许久。但那天吴宓因为内心纠结没有表白，而之后再见黎宪初，则是政治系教授陈之迈宴请，吴宓作陪，他反而成了“电灯泡”。于是11月27日，吴宓的日记就有一幕：“宪初着黑绒衣，黑鞋，黑泽其发，而红艳其颜颊。宪初先语我，谓：‘苟非先生宠招，我断不能来，因病后未尝出门也。’席间迈敬初酒。宪初豪饮立尽，且回敬迈。如是往复，迈甚喜之。”看着陈之迈对黎宪初的感情，他着急了，秘密告诉陈之迈在美国与犹太美妇同居的事，黎宪初觉得这事无可非议。此小插曲后，陈之迈再宴请大家吃饭时，梁思成、林徽因、顾毓磅等同席，吴宓坐在黎宪初身旁却只喝闷酒。跟黎宪初感情无望，他转而担心其他女性，1937年12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宓此数日中，心境至为悲郁。国难时危，并深忧苦，而尤虑K之安全。”感情转变如此之快也成为当时话题。

冯友兰：“单身”生活，集体开写作摊子

关于临大教授们的长沙生活，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在《西南联大的日记》里曾提到一个片段：1938年1月8日下午3时半，到“健身浴室”洗澡，前后脚来的有魏建功、罗常培、陈雪屏，三人昨日方抵长沙，这算得上是真正的洗尘了。大家沐身更衣，为今晚的宴席做准备。他记忆中湖湘盛产稻谷，糠壳弃之无用，却是烧热水的好燃料，长沙几个知名的洗浴业就利用这点，老板们赚得盆满钵满，乡里买田，城里讨小，尤以中山路的几家布置得好，健身浴室更是屈指可数的大场子。

但在南岳的教授们可享受不到这些，他们四人一室，宿舍里一盏度数不大的吊灯，每人一张书桌，摆满了书籍，而四张木板床都用稻草垫底。在湖南的这三个月，他们大多未带家眷同行，在这里过起简单的“单身”生活。

钱穆跟沈有鼎、闻一多、吴宓同一宿舍，他记得一入夜，闻一多便点燃小灯坐在座位前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吴宓也点燃小灯，为第二天的上课做准备，只见他逐条写出笔记和纲要，时而将其合并，时而又增加内容，写完后，他还逐条用红笔勾勒，甚是认真。闻一多有吸烟的癖好，为了不影响他人，他从过去一天抽一盒大前门烟，改为两天抽一盒。他说话也尽量放低嗓门，有一次，他去找隔壁朱自清商量问题，彼此像说悄悄话。一旁的钱穆忍不住说：“大声点儿，没关系!”冯友兰、汤用彤、朱自清、罗庸住另一间屋，一天冯友兰拿着新作《新理学》过房来征求钱穆的意见，说话大声了点，闻一多停笔抽烟，钱穆对冯友兰：“小声点儿!”这时，闻一多笑着说：“说吧，如果不保密，我愿意听听!”

冯友兰对三个月的生活也念念不忘，他回忆那段日子时说：“那几个月的学术空气最浓。我们白天除了吃饭上课以外，就各自展开自己的写作摊子，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在那段日子，同一宿舍的钱穆抓紧时间撰写《国史大纲》，吴宓研究《红楼梦》，沈有鼎深入研究中国的“占卜方法”，闻一多则再次修订《诗经》讲稿、校订《周易》。他们隔壁，冯友兰研究《新理学》，汤用彤则在写《中国佛教史》。就连燕卜荪也在这三个月里创作出了《南岳之秋》和《中国谣曲》等诗歌。

钱穆还记得，那时电灯不亮，又时常停电，闻一多有夜读习惯，他总要点燃自备蜡烛。

有一晚已经午夜12点，钱穆搁下写《国史大纲》的笔，对闻一多说：“该睡了。”闻一多轻声回答，说他要写完那段才睡。钱穆看着他将一支新蜡烛按在残烛上，怕影响室友休息，他用一张报纸把蜡烛的光亮遮起来。

参考文献：彭国梁《长沙沙水水无沙》;蒋梦麟《西潮》;张中载、吴子桐主编的《从这里走向世界》;民国文林编著《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思想大师们》;《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闻一多年谱》;《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刘宜庆《绝代风流》等。

撰文/本报记者伍婷婷实习生周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