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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特别说明】以下内容录自1997年11月出版的长沙市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百科全书》,名城长沙网经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书面授权登载。据书中凡例:本书资料反映的时限一般截止1995年,个别人物、事物截止1996年,历史事件及实体截止1949年,大事年表截止1995年。故,并非今日现状,仅作历史信息参考。

目录

历史地名编辑本段

 

长沙郡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分全国为36郡,以黔中以南长沙乡为中心置长沙郡。从此,长沙始成为中央政权直辖的地方行政区划,原楚城(长沙邑)为郡治,始名湘县。

 

长沙国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刘邦统一中国,徙封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建长沙国。以临湘县作为封国都城。长沙国的疆域大致相当秦置长沙郡。至汉文帝时(前180年),长沙国境越过五岭拥有今广东省北部。吴氏长沙国传至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无后,国除。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封庶子刘发为长沙王、复长沙国,都临湘。时长沙国辖十三县:临湘(今长沙、浏阳、醴陵)、罗(今湘阴、平江)、酃(今衡阳市以东)、承阳(今衡阳)、湘南(今湘潭、衡山)、昭陵(今邵阳)、容陵(今华容)、茶陵(今名)、下隽(今临湘县及湖北崇阳通城一带)、连道(今湘乡、涟源、双峰)、安城(今江西安福)、益阳(今益阳、宁乡、安化、新化、沅江)、攸(今名),公元9年,王莽称帝代汉,汉诸王侯与汉俱废。历时162年的刘氏长沙国除。

 

湘州  西晋永嘉元年307,析荆州七郡和江州一个郡置湘州,辖境相当今湖南境内湘、资流域。湘州治所设于临湘故城。南朝宋时,湘州领地逐渐缩小,且时有废兴。隋开皇九年589撤湘州。

 

潭州  隋文帝简化地方官制,改前朝的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开皇九年589改长沙郡为潭州(大业三年复称长沙郡),领长沙(今长沙、浏阳、醴陵)、衡山(今衡山、湘潭、湘乡)、益阳(今益阳、安化、宁乡)、邵阳(今邵阳、新化、武冈、城步)四县。潭州州治长沙县。

 

长沙府  后唐天成二年927,明宗李嗣源封马殷为楚国王,建楚国,史称“南楚”(又称“马楚”)。马殷以潭州城为国都,名长沙府,自置丞相、尚书等官属如中原天子制,为全国封建武装割据的十国之一。长沙府领长沙、湘潭、湘乡、益阳、醴陵、浏阳、攸、茶陵、龙喜等县。马殷父子取消唐代茶叶官销制,奖励农民种茶,自销塞外,坐收赋税;又自铸铅铁钱置换全国通用铜币,从此经济实力雄厚。马氏于潭州东二十里筑堤贮水,取名龟塘(今圭塘西南)灌田万顷,为长沙地区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大型水利设施。明洪武五年1372改潭州府为长沙府,隶属湖广布政使司。长沙府辖十二州县;长沙、善化、湘潭、湘阴、湘乡、宁乡、益阳、浏阳、安化、醴陵、攸、茶陵(州)。明代长沙府为皇族藩镇封地,其中吉简王朱见浚承袭四代。吉王府建筑如天子制,三宫五殿,备极豪华,离富别墅,逐更奢靡。今长沙市区仍有许多街巷仍沿袭王府设施而定名,如东牌楼、西牌楼、红牌楼等。清代长沙府辖十二县如明制。康熙三年1664湖广分置,没湖南布政使司治长沙,雍正初设湖南巡抚,长沙府城称“省城”。1913年(民国2年)废长沙府。

 

潭州路  元至元十四年1277,改潭州为潭州路,属湖广行中书省。潭州路辖长沙、善化、宁乡、浏阳等十二州县。

 

天临路  元文宗图帖睦尔在未册封皇储以前曾在潭州城设有府第。登基后,以潜邸所幸,不可无章,于天历二年1329改潭州路为天临路,辖长沙、善化、宁乡、浏阳等七州五县。

 

潭州府  明洪武二年1369将天临路改名潭州府,隶湖广布政使司(湖广行省)辖境同潭州路。潭州府署设德润门太乙寺,永乐二年1404迁南门守门官厅,永乐十五年1417设孝顺坊东侧。

 

长宝道  清康熙三年1664,置湖南布政使司,始正式称湖南省。长宝道为湖南省四个行政区划的一个,其中长宝道辖长沙、宝庆二府,治长沙。道设道台为最高行政长官。民国元年改长宝分巡兵备道,兼管军事,道台改为观察使,由盐道兼任。长沙府辖长沙、善化、宁乡、浏阳等十二州县。1914年(民国3年)撤销。

 

湘江道  1914年(民国3年)6月,北京政府将清代设置的长宝道等四个道改为湘江道、衡阳道、武陵道、辰沅澧道四个行政区域。道的行政长官称道尹,湘江道道尹公署设长沙府正街以西。湘江道辖十六县:长沙县、浏阳县、宁乡县、湘阴县、醴陵县、湘潭县、益阳县、湘乡县、攸县、茶陵县、宝庆县(民国2年裁宝庆府改县)、新化县、武冈县、新宁县、城步县、安化县。1922年(民国11年)废湘江道。

 

湘县  湘县治所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设置长沙郡治的附城,为有史可稽的今长沙市区的前身。秦并小乡为大县(每乡约一万二千户),湘县辖区稍大于今长沙地区。

 

临湘县  汉高祖五年(前202)封吴芮为长沙王,建长沙国,临湘县为封国都城,即今长沙市区的雏型,被誉为“荆南古都”。临湘故城以战国末期的古楚城为坐轴向东北扩张联成斗状,保持西周以来都城大小两城相依的传统格局。小城为长沙王宫殿和祭祀神坛,大城(附廓)是各级官吏和兵卫驻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其地依山傍水,东南靠妙高峰高地,西濒湘江,北拥浏河平原早已形成的“故市”(约在今先锋厅西北的福庆街、永清巷之间)。城址东至今东庆街,西止太平街,南墙在樊西巷稍南,北壁约在今五一西路和中山路之间。临湘县辖境相当今长沙、望城、浏阳、醴陵等县市地域。临湘县名除新朝王莽十多年之间曾改名抚睦县外,一直到隋开皇九年始更名长沙县。

 

抚睦县  新朝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改长沙国为填(读“镇”)蛮郡,改临湘县为抚睦县。辖境相当于今长沙、望城、浏阳、醴陵等县(市)地域。

 

●湘西县  吴太平二年257,吴国为防止蜀汉入侵长沙,遂于临湘县湘江西岸之岳麓山东南增设湘西县今靳江河(昔名“瓦官水”)下游北岸有土城头,被后世认为是湘西县初期的县治。南朝齐高帝时479 -482,湘西县治徙今湘潭县南160里的晚城(湘南县治所)。湘西县的地域,北部大致包括今望城和长沙市区的河西部分,南部地域无考。隋大业三年607,为简化地方官制,撤州并县,一个县相当前朝三四个县的地域,湘西县并入衡山县(辖今湘潭、衡山、湘乡)。于是,经历吴晋六朝历时332年的湘西县便成为鲜为后人所知的历史地名。

 

龙喜县  五代后汉乾祜二年949,楚王马希广奏请析长沙县东境置龙喜县,次年诏准。故城在今长沙县鹿芝岭一带,因设置时间仅13年,县域无考。宋乾德元年963,废龙喜县。

 

常丰县  宋乾德元年963置常丰县。县城遗址在今长沙市芙蓉区东岸乡,面积约3.2万平方米,有土夯城墙,城内无群体建筑迹象。开宝六年973,常丰县并入长沙县,为今长沙市历史上历时最短的县。

 

善化县  宋元符元年1098析长沙县五乡、湘潭县二乡置善化县,县治设长沙县城南,与长沙县治同城。明洪武十年1377撤善化县入长沙县。旋因长沙县城匪盗案迭出,军卫坐怀观望,长善两县仍有畛域观念,长沙知府遂于裁撤善化县不到三年的时间即洪武十三年奏准复置善化县。县治设南门外,成化十八年又徙城内。1912年(民国元年)4月,根据省督“同城不能二县并立”的命令,将善化县并入长沙县。原长善两县在县城的分界线,明代大致以西牌楼为坐轴向西延伸至落星田,清代以驿步门至浏阳门一线为界,南属善化,北属长沙。善化县拥有城南当时较为繁荣的商业区,地方经济实力超过长沙县。故长善合并后,善化县人不服,呈诉省当局请改长沙县名为“长善县”。后因南北军阀争战,同时当局认为长沙县历史悠久,特别是早在春秋时期星野学说二十八宿的轸星座中即有长沙星的记载,上有星象,下为郡县,仍坚持长沙县兼并善化县。于是,近800年历史的善化县遂成为历史地名。

 

新阳县(新康县)  三国吴太平二年257,已有益阳县南境所置的新阳县,县治设长桥(今宁乡县横市乡),晋太康元年280更名新康县。南朝刘宋移县治于今宁乡县城西北之冷水铺。隋大业三年607撤新康入益阳县。唐武德四年621又析置新康县;武德七年624省新康入益阳县。

 

 

遗址编辑本段

 

大塘遗址  位于长沙县暮云镇三兴村大塘组。该地为湘江东岸冲积平原,面积约2万平方米。1985年发现,19862月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对遗址西部进行了发掘,面积为80平方米。出土完整或较完整的陶器约40件,主要有双耳彩陶罐,折沿筒腹圜底陶釜,亚腰小平底双耳陶釜,侈口圈足陶碗、靴形陶支座、磨制石斧、石锛、石凿、石镰等。陶器纹饰十分丰富,可分为戳印和彩绘两大类。戳印纹主要是用竹签在器表面戳印或刻划出水波、圆圈、雨线、曲折、横人字、山峰、宝塔等纹和各种几何图案。彩绘主要是用黑彩和红彩在器表绘上方格、菱形等几何图案和鱼纹、蕉叶等写实性图案。其中一件双耳罐用黑彩在罐腹绘出四只高冠长尾鸟,鸟头前方均绘有一轮太阳,四鸟间各以一组树冠图案分隔。罐耳绘有一朵四出花瓣,罐颈绘有一圈窗格形图案,整个器表布满花纹,十分精致。遗址为距今7000年左右,相当于大溪文化遗存。是长沙地区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腰塘遗址  位于长沙县广福乡梅薮村大里上,该地处捞刀河支流冯家河东岸的一块台地中。为新石器时代的一座村落遗址,面积1.8万平方米。198012月至1989年元月,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遗址北部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200平方米,发掘深度为1.5米,文化层堆积厚度为0.31.5米。按文化内涵可分为早晚两期地层:早期地层出土遗物主要有釜形陶鼎,瓦状足盘形陶鼎、粗颈卧式袋足陶鬻,柄部出平台式圈足陶豆、扁平穿孔石铲、梯形石斧石锛。晚期地层出土遗物主要有釜形陶鼎、细长颈立式袋足陶鬶、细柄圈足陶豆等。整个遗址的陶器绝大多数为灰褐色夹砂粗陶胎,纹饰主要为绳纹。细长颈立式袋足陶鬻则是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早期的典型器物,年代大体相当于石峡文化早期至龙山文化早期。

 

月亮山遗址  位于长沙县黄兴镇鹿芝村月亮山。1976年湖南省博物馆与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管理组联合对该遗址进行部分发掘,发掘面积100平方米,其文化堆积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地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出土遗物主要有宽扁平足盘形陶鼎、细长颈袋足陶鬶、高柄喇叭足陶豆、梯形石斧、石凿等。早期地层的文化内涵既具有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特征,又包含有某些江西山背文化的因素,表明其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晚期地层为商代文化层,出土遗物主要有夹砂灰陶或夹砂红陶的绳纹陶鬲、尖锥足陶鼎、陶豆、石箭镞等。

 

竹山岭遗址  浏阳市高坪乡小港村坪上组竹山岭,分布在12座小山坡上,总面积为40万平方米,1986年发现。现存文化层厚度0.20.3米,采集的标本有磨光穿孔石刀、双肩石锛、石斧、砺石及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圆锥形鼎足,印纹硬陶陶片。陶系以印纹硬陶为主,有泥质陶和夹砂陶。陶色以灰色为主,有少量红、黑、白陶。纹饰以方格纹为主,有绳纹、弦纹、戳线纹和水波纹。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至商代。

 

黄泥岭遗址  位于浏阳市枨冲镇毛田村视口组黄泥岭。是一处山坡遗址,面积1000平方米,1986年发现。文化层厚约0,4米采集的标本有磨制石斧,弓背形石锛、穿孔石刀、石箭镞、印纹硬陶釜、扁平状陶鼎足、圆锥形陶鼎足及各种陶片。陶质有印纹硬陶、泥质陶、灰砂陶三类,以印纹硬陶和夹砂红陶为主,有少量夹砂黑陶,陶器纹饰有方格纹、弦纹、圆圈纹、方云雷纹、波纹等。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至商代。

 

托盘遗址  位于浏阳市柏加乡柏加村托基组,地处浏阳河北岸一级台地上,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约12米,采集的遗物有陶鬲、陶钵、陶罐及大量陶片,陶质以印纹硬陶和泥质灰陶为主,纹饰主要有方格纹和绳纹,是浏阳市一处保存较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

 

侯家嘴遗址  位于宁乡县朱良桥乡桃园村团头湖南岸丘陵地带,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约1.5米,地层分早晚两期。早期地层为商代文化层,采集的标本有浅浮雕夔龙纹青铜刀、鸭嘴形陶鼎足等。陶系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以方格纹和弦纹为主。青铜刀全长29厘米。刃口锋利,刀刃横断面呈楔形。铜刀环首中的泥模表明其应系本地铸造,这一发现为研究宁乡商代铜器群的来源提供了资料。晚期地层为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堆积层,采集的标本有圆柱足陶鬲、高领绳纹陶罐等。陶系以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兼有几何形印纹,戳印圆圈纹。晚期地层所出遗物既具有楚文化的典型特征,又包含有越文化的某些因素,对于研究长沙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貌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巷子口遗址  位于宁乡县全民乡群英村巷子口,为沩江下游冲积平原上的一块台地,四周为大片稻田。1986年发现,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5米,采集的标本有陶鬲,宽平沿陶盆、侈口宽沿溜肩陶罐等。陶系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是一处典型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村落遗址,对于研究长沙地区的楚文化面貌有重要的意义。

 

刘家湾遗址  位于宁乡县老粮仓镇粮丰村刘家湾,地处流沙河冲积平川,十分开阔,南北丘陵环抱。1986年发现,面积约2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约1米。采集的标本有锥足釜形陶鼎,镂孔陶器座,矮领陶罐、陶鬲、磨光梯形石斧等。陶系以夹砂橙黄陶和泥质橙黄陶为主,纹饰主要有绳纹,鼎足上一般都饰以按窝。文化面貌接近于湘乡县岱子坪遗址第三期遗存,其文化属性应归属于长江中游龙山文化体系。另遗址还包含有陶鬲,表明遗址的年代下限延续至商周。

 

钦家塅遗址  位于宁乡县流沙河镇荷叶村流沙河西岸一级台地上,面积约1000平方米,1986年发现。文化堆积厚约1米,采集的标本有绳纹夹砂褐胎陶釜,高领夹砂褐胎陶、泥质红陶豆、带纵向刻槽的圆锥形陶鼎足,饰刻划纹的扁平形陶鼎足,磨光石锛、石凿、石矛等。陶系以夹砂褐陶为主,纹饰以细绳纹和刻划纹为主。文化面貌同于湘乡县岱子坪遗址二三期遗存,属于长江中游龙山文化体系。

 

月形山遗址  位于宁乡县青山桥乡景德村流沙河北岸二级台地上,以月形山为中心,包括石塘、石家湾、景德观共四个遗址点,面积约30万平方米,1986年发现。文化堆积厚0.61.5米,采集的标本有绳纹夹砂陶釜,侈口溜肩绳纹陶罐、泥质灰陶弦纹镂孔粗柄豆、夹砂灰陶弦纹大口缸、饰刻槽与按窝的圆锥形或宽扁平形的陶鼎足,磨光扁平梯形石斧、石锛、圭形石凿、石刻刀、石箭镞等。陶系以夹砂灰陶为主,有少量泥质红陶和灰陶。陶器纹饰以细绳纹为主,兼有弦纹、篦噗纹,附加堆纹和方格纹。文化面貌与湘乡县岱子坪遗址二三期遗存相近,系同一类型,属长江中游龙山文化体系。

 

九牯洞遗址  位于宁乡县黄材镇刁子村。为洞穴遗址。洞穴面积约为56平方米,高约12米。洞口面向东南,洞口狭小,需弯腰弓背才能出入。当地人称之为“九牯洞”。1987年于洞口发现大量陶器残片和石器,有10 - 20厘米厚的文化层堆积,采集的标本有厚胎大口陶缸、侈口系颈陶罐、石刀、石凿等。陶系以夹砂粗陶为主,陶器纹饰以方格印纹为主,另有弦纹、水波纹、篦点纹、卷云纹、按窝纹、附加堆纹等。因部分遗物具有商文化的特征,遗址的年代大约与商代同时。遗址中大部分遗物其面貌不同于商文化和其他遗址,应是土著文化的遗存。联系宁乡西部山区大量商代青铜器及其部分商人遗址的存在,“九牯洞”遗址的出现可能与商人南下宁乡的活动有关。

 

湖尾遗址  位于望城县乔口镇新堤村湘江西岸一级台地上,地处湘江F游冲积平原,面积约2万平方米,1987年发现。文化层厚约1.5米,遗物十分丰富,采集的标本有黑衣灰陶绳纹鬲,宽平沿黑衣灰陶绳纹盆、浅盘黑衣灰陶豆、黑衣灰陶高领罐、铁矛、铁鼎、磨光石斧、石凿等。陶系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以拍印绳纹为主,有弦纹和短竖线纹,陶器上普遍施以黑衣,陶豆的豆盘内往往印有放射状暗纹。湖尾遗址出土的鬲,钵、豆、罐与长沙市五一广场战国古井中出土的鬲、钵、豆、罐形制相同,是一处典型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村落遗址,对于研究长沙地区的楚文化面貌及楚长沙城与其乡村的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北津城遗址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三汊矶,城址西北和西南有一道土筑城墙,长约2100米。西依谷山,东临湘江,以水为防。整个城址呈橄榄形。面积约50万平方米。夯土城墙南高北低,横断面呈梯形。南段城墙底宽约14, .匕宽约78米,高约10米。北段城墙底宽约8米,上宽约4米,高约56米。城墙南北两方各有一自然缺口,俗称“北门口”、“南门口”。城墙外环绕一串水塘,当是原护城河的残迹。城内地势起伏不平,有一长片稻田自北门口到城南东折濒江,可能为原来城中水道之遣痕。清嘉庆《长沙县志》载:长沙“有土城,在三汊矶,周八九里,高五六丈或三四丈不等,即古北津城。”北津城之名最早见于《水经注》,《水经注·湘水》载:湘水“又右迳临湘县故城西……县治西北有北津城。”1981年以后,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对北津城及其周围进行了多次调查和部分试掘,在城墙夯土中及城内城墙附近,发掘出一批战国至西汉初年的遗物,有战国铜钎,西汉筒瓦、板瓦、瓦当等。在古城址附近还发现一批西汉墓葬。考古材料证明“北津城”是一处西汉时期的古城遗址。

 

土城头遗址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山乡黄鹤村,东临湘江,西靠麓山,隔江与猴子石相望。地势高凸,呈橄榄状,长约1.5公里,宽约0.5公里,面积约为75万平方米。城址中部和南北两端保留有夯土城墙的残迹,北端墙基中发现大量魏晋时期的残砖断瓦,采集有魏晋时期的青瓷四系盘口壶。城址四周地势低凹,有水沟环绕,似为古城护城河的遗迹。城址西北有片土岗,50年代,湖南省博物馆曾在土岗上发掘过一批西汉时期的墓葬。《湘城访古录》增订本卷四“湘西故城”条记载:“影宋本寰宇记云:废湘西县城在州西。湘潭县志云:水经注日,湘水左迳麓山东,上有故城,故城无名。盖吴湘西城也”。土城头古城遗址与“湘西故城”地理位置相同,所出遗物的时代与文献记载中湘西故城的建城时代基本一致,表明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樟树潭遗址  位于浏阳市氮肥厂处。1964年发现,古住房遗址内及其周围发现了大量石器、陶件等物汁300余件。经专家研究,细砂灰陶鬻是属于龙山文化范畴,即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社会。樟树潭古住房遗址,坐北朝南,前有浏阳河,背靠巨湖山,既可避寒流袭击,又可纳降暑河风;有水可捕鱼,有土可种植,确系人类栖息繁衍的好地方。址宽3米,长4米,深1米。穴的四角有桩洞。据考古家分析,古人是以四根大木头支撑为柱,以小木头为桁橼,覆盖茅草为屋顶,造成半穴式房子。葛麻缝制而成。遗址发现的泥质纺纱轮,就是妇女纺麻线的工具。兽皮衣,麻织衣的发明,代替了过去以树皮护身的原始衣着,人们朝物质文明的发展,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锣背山遗址  19866月发现。位于浏阳市白沙乡廖家塅境内,遗址在高出农田约40米的小土坡上。1985年,村人在此处开垦造林,挖土深约15厘米,文化层部分遭破坏。1986年普查时,可见上部被破坏,下部尚好的文化层,其面积为3000平方米,厚度约40厘米。土质有松有硬,黄褐色。在山腰和山顶的土面上,散布着多种磨制石器及砌片。遗址内有红烧土块和黑色炭灰,并发现有夹砂、鼎足、黑灰色陶片及磨制的石斧、石锛、石箭簇、石刀、石凿、砺石、小石刻刀、穿孔石片刀、石网坠等。陶片有泥质和夹砂二类,以黑色、灰色居多,少量红色;纹饰有绳纹、方格纹,附加堆纹、云雷纹、人字纹等。可辨认器形的陶片有四件,为罐的腹部、口沿、呈扁体的夹砂红陶、灰陶鼎足等。此址属龙山文化遗址。

 

浮公岭遗址  在今宁乡县双江口镇草溪村境内。主要遗物有砺石、石斧和陶器残片,器形无法辨析,灰陶、红陶为主,少量为黑陶。泥质有粗泥、细泥、夹砂三类。文饰有绳纹、凹玄纹。为商代早期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1080厘米,保护状况良好,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炭河里遗址  位于宁乡县黄材镇西2公里沩水与塅溪河合流处的河洲上。1973年考古发掘证明为商末周初的古文化遗址。遗址沿河断面已暴露的文化层约60米长,高2050厘米,呈深灰色,土质坚硬。出土文物有锥形鼎足、豆柄、大口缸及敛口折唇器等。采集的陶片以夹砂红陶最多,纹饰有方格纹、绳纹和篮纹、瓦纹及由粗点组成的人字形纹等。

 

●横市遗址  在今宁乡县横市乡向阳村境内。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00米,文化层约1米。采集的陶片为夹砂红胎陶片。器形有鼎、壶、鬲等。石器有石斧、石(石+奔)、石刀等,为商代遗址。

 

●风波坳遗址  位于长沙县春华镇九木村风波坳。1985年底发现,面积约30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约34米,并有多处古窑址残存。采集的主要遗物有:水盂、施浅绿色釉;碗、施褐色彩,带纹饰;壶、施青釉,带冰裂纹。据器物特征推为宋元时期窑址,保存较好。

 

铜官窑遗址  位于望城县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南距长沙城27公里,北与闻名遐尔的铜官陶城相接,东依连绵的山丘,西临湘江。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从铜官镇至石渚湖,沿湘江东岸十里河滨,已发现唐代烧窑遗址19处,面积最小的约300多平方米,最大的达万余平方米,堆积厚度最薄为0.4米,最厚约4米。197291日和19831010日两次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114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湖南省古遗址中唯一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石门矶窑址  位于望城县丁字镇石渚村石门矶,1984年长沙市文物工作队清理了其中一座窑址。窑址还保存有窑头、火膛、窑门和窑床,窑长2米,宽1.8米,窑室内有厚达1米多的瓷片,窑具残片的堆积。出土器物有瓷碗、瓷网系罐、瓷两系罐、瓷洗、瓷烛台及陶釜等。瓷器胎土细腻、胎质坚实,火候程度很高。瓷器釉色青黄,流釉现象严重。多数瓷器素面无纹饰,部分表面有麻布纹,瓷洗内底有刻划图案。石门矶窑瓷器与长沙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瓷器完全相同,表明长沙东汉魏晋墓葬中的瓷器是本地制造的。石门矶窑是目前发现的湖南省年代最早的一座瓷窑。

 

窑头冲窑址  位于望城县茶亭镇大兴村野鸡坡。瓷窑均为依山而建的龙窑,均有大量窑具和瓷器的残片散布。分布面积约5万平方米,堆积厚度1.5米。1979年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此清理了其中一座,出土遗物有瓷器,窑具和铜钱。瓷器以碗为主,有盘,碟、壶、罐、洗、钵、瓶、炉等。瓷器胎质较粗,呈灰色或青灰色,釉色为黄或黄中略带青绿,俗称鳝鱼黄。另有少量青釉瓷。瓷器装饰手法主要为印花,纹饰主要有双鱼、莲花、团菊及“嘉、庆、福、寿”等吉祥文字。碗、盘几乎全用支钉烧制,有少量口沿无釉的芒口瓷器。窑具中有长筒形匣钵、垫墩、五足垫饼及大量的支钉和扁条垫圈。出土的铜钱有“元丰通宝”、“元佑通宝”、“治平邋宝”、“皇宋通宝”,均为宋代铜钱。窑头冲窑所出遗物均具有宋代特征,是长沙地区保存较好的一处宋代窑址。

 

石头坡窑址  位于长沙县春华镇洞阳村与九木村交界处,地处丘陵,附近高岭土蕴藏丰富,有金井河流经其西北。1985年发现,面积约0.5平方公里,由洞田村石头坡,九木村风波坳两片窑址组成。窑区内保存有依山而建的龙窑10余座,每座窑址附近都有大量瓷器和窑具的残片堆积。瓷器种类有碗、盘、壶、杯、水盂等,窑具有匣钵、垫圈等。瓷釉分为影青、青白、酱黄三种,施釉法方多为釉或芒口,即器皿下部和口沿不施釉。瓷器装饰方法仅见刻花,即在器皿外壁饰以刻花仰莲纹。石头坡窑的产品在器形,釉色及施釉方法上都为宋元瓷器的风格与特征,是长沙地区一处保存较好的宋元时期的瓷窑。

 

港背湾窑址  位于长沙县安沙镇双江山村宋家桥港背湾。1985年底发现。面积约4000平方米。有残存窑址3座,文化堆积窑址3座,文化堆积层厚约l米,采集的主要器物有瓷碗,施灰白釉,呈冰裂纹。依器物特征判定为宋元时期窑址。

 

烂坝子窑址  位于长沙县榔梨镇金托村烂坝子。1985年底发现,面积约5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最厚处约10米,上层为黄褐色,下层为红褐包。距地面6米深处,有一窑坑,坑内遗存大量夹砂红陶片。陶片分泥质,夹砂两种,可辨器形为碗碟等。据遗物推断,应属唐代古窑址,具有研究价值。

 

●碗窑山窑址  位于长沙县路口镇敦睦塘碗窑山。1985年底发现,面积约3000平方米,有残存龙窑窑址一处,文化堆积层厚约1米,采集的主要遗物有碗,分大小两种。大碗,施棕色釉,内呈冰裂纹,背面瓜瓣纹;小碗,施褐半截釉,无纹饰。据器物分析,为宋元时代专门生产碗的窑址。

 

白家塘窑址  位于长沙县路口镇龙塘村白家塘。1985年底发现,面积约6000平方米。有残存窑址4座,堆积层厚约1. 2米,采集的主要遗物有碗、碟、钵缸残片。有褐色和灰白色釉两种,火候高,硬度大,为宋代窑址。

 

泉塘湾窑址  位于浏阳市沙市镇四新村泉塘湾。1986年发现,面积约30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约1米,采集的主要遗物有碗、钵、罐、壶等器物,均施黄色釉、无纹饰,为宋代生产瓷器的窑址。

 

●窑头山窑址  位于浏阳市沙市镇四新村窑头山。1986年发现,面积约1万平方米。至今保存有三座较完整的龙窑窑址。文化堆积层厚约1米,采集的主要遗物有瓷壶、瓷碗、瓷碟等,均施灰色釉,无纹饰。是宋代生产瓷器规模较大的一处古窑址。

 

●后头坡窑址  位于长沙县路口镇三合村后头坡。1986年发现,面积约4000平方米,残存一长25米,宽3.5米的龙窑遗迹。文化堆积层厚约0.5米。采集的主要遗物有壶、碗、碟、盘、罐等,褐色,硬质,纹饰不详,是一处保存较好的元代窑址。

 

●窑台街窑址  位于宁乡县资福乡金华村窑台街六庙滩。1986年发现,面积约7500平方米,有5处古窑址暴露。文化堆积厚约1米,采集的主要器物有碗、壶、碟、钵等,多为夹砂硬陶质,无纹饰。属宋代窑址。

 

盐泉窑址  位于浏阳市山田乡盐泉村。1986年发现,面积约3300平方米,残存龙窑遗址一处。文化堆积层厚约1.5米,采集的主要遗物有:完整的模具,陶质黄色;瓷碗,施半截釉,无纹饰;瓷碟,饰荷花纹;瓷壶,饰草叶纹。保存较好,为一较有研究价值的宋代窑址。

 

●五神岭窑址  19866月发现。位于浏阳市文家市镇五神岭村境内,南川河上游,距浏南公路约2公里,距浏阳市城约60公里。窑土橙黄色,窑身已遭破坏,附近陶瓷残片甚多。主要遗物有碗、壶,多为黄棕色,碗内及碗之上半部均上釉。圈足,足部有支钉。碗内底部有一梅花饰纹,碗身四周有五朵与碗底相同的饰纹。系宋代窑址。

 

龙喜县故城遗址  在长沙县黄兴镇鹿芝岭。五代后汉隐帝乾祜二年949,楚王马希广奏析今长沙县东境,置龙喜县(又名新喜县)。县城设鹿芝岭。(鹿芝岭、古名六子岭,又名古城基)。有城隍庙(1958年改作仓库)及街道、城基等遗址。

 

常丰县故城遗址  宋代常丰县城,在长沙市芙蓉区东岸乡东湖村,地处浏阳河北岸平原。现存古城墙基本完整,可展示古城的基本范围。城呈方形,坐北朝南,有内外两城之分。内城东、南、西三向另筑城墙,高约3米,上宽3米,下宽8米;北向与外城围墙衔接;东西长约60米,南北宽约50米。外城墙高约3米,上宽3米,下宽8.5米,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200米。内外城墙均为土筑。城占地面积约32500平方米。因未经考古调查发掘,未发现城内其他建筑遗迹。据《长沙县志》载,北宋乾德元年963罢龙喜县置常丰县,开宝六年973,常丰县并入长沙县。是城即北宋时所筑,亦为长沙市尚存较完整的古代县城遗址。

 

新阳县故城遗址  在宁乡县西40多公里的横市乡横市村。三国时期,孙权取荆州后,分益阳为益阳、新阳二县(东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1986年,宁乡县进行文物普查,对遗址进行专门调查,发现残存部分城垣遗迹、遗物。终因农田基本建设,乡镇建设诸原因,未能查出县治遗址概貌及历代变迁遗迹,但确证《宁乡县志》所载新阳县治的地理位置无误。

 

新康县故城遗址  在宁乡县玉潭镇五福桥村冷水铺与万寿山之间。晋太康元年280,改新阳县为新康县,始迁县治于此,并筑城垣。是为宁乡第二县城。1986年,宁乡县开展文物普查,按照《宁乡县志》所载,对其进行专题渊查,在城址范围内发现建筑遗物残砖断瓦。终因城址为良田和山土,未能进行考古发掘,故尚未查清城址的具体规模及建筑布局。

 

湖南通俗日报社遗址  在长沙市理问街(今蔡锷中路)。《湖南通俗日报》1912年至1942年在长沙出版,是解放前湖南历史较久的通俗报纸。辛亥革命H寸,湖南军政府内设立演说科,到街头向人民宣传革命,不久即出版《演说报》。以后改名《湖南通俗教育报》、《湖南通俗报》.《湖南通俗日报》,用白话文编写。19209月至19216月,由何叔衡主办,谢觉哉主编,毛泽东、郭亮等都曾为该报写过文章。北伐战争期问,由共产党员熊亨瀚,曾三等人主编,是当时湖南革命报纸。现遗址已建学校。

 

文化书社遗址  在长沙市潮宗街。19208月初,文化书社成立。8月中旬租佃湘雅医药学校的三间房子为社址,9月正式营业。1022日,召开第一次议事会,推举易礼容为经理,毛泽东为特别交涉员。1920年至1921年春,书社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单位有六七十处之多。并在本省设立有平江、浏西、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七处分社。后由于业务扩大,曾搬到长沙贡院东街(现中山东路),又再搬到水风井(现古旧书店)。19211993年,书社常作为中共湖南党组织联络或活动场所。陈潭秋、恽代英、刘少奇等都在书社居住过。19275月,在“马日事变”中书社被反动派捣毁。房屋毁于1938年“文夕”大火。有《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等文物遗存。

 

●华兴会成立地遗址  在长沙市通泰街西园。190311月初,黄兴、陈天华、张继、宋教仁等一批留日归国学生以及谭人凤、周震鳞等人,先在保甲局巷彭渊恂家聚会,决定组织华兴会。清光绪二十年除夕1904.2.15,华兴会在明德学堂董事龙璋的西园住宅(即经正学堂校址)召开成立大会,有30余人参加。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190410月,华兴会谋划的长沙会党武装起义事泄失败,会员被迫避走外地。成立会旧址1986年被湖南省交通勘测设计院征用。

 

时务学堂遗址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小东街(今中山西路)。时务学堂为清末湖南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唐才常等创立,189710月开办。熊希龄为学堂总理,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以推动维新变法运动。18989月,戊戌变法失败,学堂被改为求是书院,学生星散。辛亥革命后,梁启超来湘讲学,曾寻访学堂旧址,并写“湖南时务学堂旧址”八字,刻石留念。学堂毁于1938年“文夕”大火。

 

南学会遗址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六堆子附近,原为教廉堂。南学会是18981月由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组织的政治学术团体。学会公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南学会还办有机关刊《湘报》,讲求新学,宣传变法。18989月戊戌政变后停止活动。其房屋现已不存。

 

湘报社遗址  《湘报》为湖南最早的日报。18983月由谭嗣同、唐才常等创办于长沙。社址在长沙市小东街(今中山东路)。《湘报》是清末维新派团体南学会的机关刊物,共出177期。主要发表南学会员的讲演和时务学堂师生的文章,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向西方学习,“开民智,伸民权,一民心”,以图达到救国的目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停刊。原有房屋早毁,现仅存遗址。

 

教育会坪旧址  在长沙市教育街,系清康熙时湖湘书院遗址。雍正元年1723,改书院为贡院。雍正二年,湖南乡试在此举行。光绪二十七年1901,湖南最后一次乡试也在此进行。后改贡院为学校。1907年前后,划原贡院之一创设湖南教育会,这一带就称教育会坪,成为群众集会的重要场所。1922128日,在毛泽东、罗学瓒的领导下,长沙人力车工会在此集会,庆祝工会成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4日湖南农工商各界发起十万人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示威大会,都在此举行。1930727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克长沙,82日在这里集会庆祝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和举行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1931年至1932年,湖南各界在此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示威大会。1938年“文夕”大火后,周恩来领导和调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及国共合作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抗敌宣传队,演剧队等单位工作人员,在教育会坪等三处,给十万灾民发放救济金,鼓舞长沙人民抗日救国。现这一带为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文化厅、湖南省农业厅等机关驻地。

 

 

墓葬编辑本段

 

干塘坳春秋墓  位于长沙县金井镇金井村干塘坳。1982年配合当地村民平整土地时发掘清理,墓坑为土坑竖穴,方向110度,残长0,8米,宽0.6米,残深1米,出土青铜短剑一把,其余墓葬在平整土地时墓坑被毁,但随葬品保存。共出土铜器7件:短剑1件,扁茎无首,近格处两面有人面纹饰,鼎6件,可分三式,腹部主体纹饰均匀为变形夔纹。这些铜器的时代为春秋早期,为当时南方土著民族——古越族的遗物。说明在楚的势力进入以前,长沙一带仍是越人的活动范围。

 

杨家山春秋墓  位于长沙市芙蓉区杨家山,1976年配合长沙火车站建设工程发掘。墓葬为狭长形土坑竖穴,方向70度,长2.16米,宽0.61米,残深2.06米,有头龛和二层台。随葬品置头龛一侧,共14件,有钢剑、铁鼎、铁削及陶鬲、钵、罐等。据随葬器物的形制判断为春秋晚期墓葬。钢剑经中南矿冶学院和北京钢铁学院金相检验,含碳0.5%左右,断面可见反复锻打的层次。造时可能进行退火处理,钢剑的出土,把我国碳钢出现的时间从战国中晚期推到春秋晚期,大约提前了两个半世纪,为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渗碳钢产品,在我国冶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浏城桥楚墓  位于长沙市芙蓉区浏城桥,1971年配合人防工程清理了1号墓,这是目前长沙出土的形制较大而又保存最完整的楚墓,墓坑为长方形土坑,带墓道,方向85度,坑长5. 84米,宽3.97米,深7米,上部残存二级台阶。葬具为两椁一棺,椁周围填0.6米厚的白膏泥。椁为长方盒形,外椁长4.5米、宽2.88米,高2,04米,棺为悬底弧形棺。随葬品共262件。墓主人为楚国大夫一级的官员,时代为战国初年。这是在长沙出土的一座最早的楚国贵族墓葬。1982年,在1号墓附近近又发掘了5座时代与1号墓基本相同的墓葬,但规模均小于1号墓,且无棺椁保存。1988年,长沙市人民政府将浏城桥楚墓列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计划复原1号墓的墓坑,棺椁,建楚墓陈列室。

 

香山湾战国墓群  位于宁乡县双江口镇香山湾。该处为沩水河谷平原旁的一片小丘。现存馒头形封土堆7处,高45米,底径912米,墓坑填土为第四纪红色网纹土捣碎填入,俗称“洗沙土”。当地村民保留有从墓葬中出土的双格青铜剑。墓群时代为战国。

 

张公岭战国  位于长沙市芙蓉区张公岭的麻雀坡一带。从1982年开始配合当地砖瓦厂制砖共发掘墓葬100余座,其中以1983年为主,发掘65座。墓葬分布有一定规律,方向多东西向,较大的墓一般分布在山头和山脊,其周围分布若干小墓,小型墓多在山坡或山脚。墓葬形制均为土坑竖穴,较大的墓部分有墓道,小墓有的带头龛,二层台或二者兼有。填土基本不见白膏泥,均无棺椁保存。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一般随葬陶礼器1套、2套或4套,组合为鼎、敦、壶,部分小墓随钵、罐、豆、日用陶器,也有少量印纹硬陶罐。其次多为兵器。1983年发掘的65座墓中出土兵器120余件,多戈、矛、剑、镞成套出现,不少墓中还两套同出。铜容器以鼎为主,皆为“越式”鼎、实用器。仅见1件铜镜,另有少量玉石玛瑙等装饰品及铁工具。约十分之一的墓葬无随葬品。墓葬年代主要为战国早中期,少量晚期墓。其埋葬情况及随葬品的种类,组合,形式,包括陶礼器的形式,都和长沙市城区内发掘的战国楚墓有一定区别。

 

荷花池1号墓  位长沙市开福区荷花池长沙师范学校院内,1986年配合学校实验楼建设发掘。墓坑为土坑竖穴,带墓道,方向正东,长4.1米,宽3.13米,残深2.6米。葬具二椁二棺,外椁长3.5米、宽2.34米,高1. 74米,外棺为悬底弧形棺,长2.24米,宽0.98米,高1. 07米,内棺为长方盒形。出土随葬品共50余件,有铜礼器,陶礼器,组合均为鼎、敦、车马,其中车伞保存较完整。另有漆木器、兵器、乐器及铜镜等。根据棺椁形制和礼器品式等综合研究,应为战国中期墓,有较明显的江陵楚墓风格。在这座墓的北侧,还发掘了一座较小的同时代墓葬,从随葬品判断此两墓应为夫妇并穴合葬。

 

子弹库战国墓  位于长沙市湖南林业勘探设计院内,1973年配合基建工程发掘。墓葬的墓坑为土坑竖穴,带墓道,方向115度,长38米、宽2.72米、深742米。葬具为一椁二棺,椁长3.06米、宽1.85米、高1.33米,棺均为长方盒形,内棺长2. 04米、宽0.63米,高0.61米。内棺底置透雕几何图案床。该墓曾在1942年被盗掘,海内外著名的战国“缯书”即是从本墓盗出流失至美国。这次发掘除出土陶礼器、漆木器、丝麻织物数十件外,在椁盖板下又发现“人物御龙”帛画一幅,为我国第二幅战国帛画。根据随葬陶礼器组合及形式认定为战国中晚期墓。

 

五星牌406号战国楚墓  位于长沙市芙蓉区五里牌,1951年由夏鼐率领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工作队发掘,为长沙地区也是长江以南第一座科学发掘的较大的战国楚墓。墓坑为土坑竖穴,带墓道,方向85度,长5米、宽4.2米,深7.5米。葬具为二棺二椁,外椁长3.88米、宽2.75米、高1.82米,棺均为长方盒形。内棺长2.04米、宽0.68米、高0.63米。法墓曾于1948年被盗。据盗掘者回忆,当时盗掘了大批铜器,漆木器、陶器及玉器。但本次发掘仍出土玉器、木俑、竹筒等数十件。根据本次出土的和盗掘者描述的器物判断,墓葬年代应为战国中晚期。

 

五里牌战国“单趞”墓  位于长沙市芙蓉区五里牌,1980年配合长沙火车新站邮电大楼建设工程发掘出土。墓为长方土坑竖穴,长3.18米、宽24米、深6米,无墓道。墓葬方向148度。葬具为一棺一椁,棺椁顶部朽烂,椁长26米、宽1.9米,棺长2.  14米、宽0.7米。随葬器物40件,有一件铭文为“单趞讨(音+又)作用戈”的铜戈。还有带剑鞘的铜剑、金银错戈樽、彩绘漆虎子、木琴等,都是很珍贵的文物。陶礼器组合为鼎、敦、壶、盒、钫、豆,为长沙战国晚期楚墓中陶礼器组合最齐全的墓葬。

 

左家公山15号墓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的左家公山,现市第十一中学内,1954年配合学校基建发掘,墓葬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带墓道,方向正南。葬具一棺一椁,均为长方盒形。椁长2.69米,宽1.31米、高1.11米,棺长1,95米、宽0.58、高0.52米,棺内底垫透雕几何形花纹的笭床,笭床上保存完整的入骨架,脑髓尚未腐化。随葬品共40余件,有陶礼器、敦、壶二套,以及兵器、漆木器、冥币等。其中带竹套的毛笔,是我国出土文物中时代最早的书写工具。据随葬中陶礼器的组合和形状判断,时代当在战国中期。

 

仰天湖25号墓  位于长沙市湖南省工程公司内。墓坑为土坑竖穴,带墓道,方向100度,长4. 75米、宽3.48米、残深3.98米。葬具为二椁二棺。外椁长3.54米、宽2.7米、高1.8米,内棺长2.06米,宽0,66米、高0.78米,内棺底置透雕龙纹笭床。墓葬曾二次被盗,残存的随葬品有竹简43片,陶礼器鼎、敦、壶二套,及木俑、铜剑、带钩等。竹筒上每片有墨书文字221字不等,内容为随葬的“遗册”。这是长沙楚墓中出土竹筒文字最多的墓葬,为战国中期墓。

 

杨家湾6号墓  位于长沙开福区伍家岭杨家湾,长沙市粮食一仓库院内,1954年配合基本建设发掘。墓葬为土坑竖穴,带墓道,方向100度.长3.6米、宽0.65米、残深4.62米。葬具一棺一椁,椁长2.74米、宽1.9米、高1. 11米,棺长2.05米、宽0.67米,高0.65米。棺内底上置透雕几何图案的笭床。笭床上有骨架保存。脑髓尚未腐。随葬器物215件。主要为木俑、竹简、漆器和泥质冥币,另有少量陶器、玉器等。礼器组合为陶鼎、盒加木方壶。根据出土的漆木器形式及礼器组合,其时代当在战国末年。其中有不少秦文化的因素,是战国向秦汉过渡时期的墓葬,为长沙楚墓最晚期代表。

 

左家塘秦墓  位于雨花区左家塘,1957年配合基本建设发掘。随葬品中发现一件秦代铭文铜戈,这是在长沙发掘的唯一的一座出土秦代铭文器物的墓葬。墓为土坑竖穴。带墓道,方向正北,坑长4. 02米、宽3.76米,残深4.02米。葬具为一棺一椁,上部已朽。棺椁高度不明。外椁底板长2. 35米,档板长2.46米、棺长2. 08米,宽0.56米。墓葬曾被盗掘,残存随葬品有铜戈、矛、残镜、玉璧、玉剑首等;陶礼器为鼎、盒、壶,均已破碎。铜戈内部有铭文“四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龙,丞口”。四年当为秦始皇四年,即公元前243年,墓葬年代应略晚于此。

 

马王堆汉墓  位于长沙芙蓉区马王堆,距市中心约4公里。原为河湾平地中隆起的一个大土堆。堆上分布西汉墓三座,一号墓位于东冢稍偏北,二号墓位于西冢。三号墓位于东冢一号墓的南端。三墓均长方形地坑竖穴,由封土、墓道、墓坑和墓室组成,方向正北。墓道均设于墓坑北端。二、三号墓墓道为斜坡式,一号墓墓道底部作阶梯式。封墓填坑情况基本相同,棺椁四周及顶填塞30-50厘米厚的木炭,底部及木炭层外均以白膏泥封固。白膏泥最薄处10厘米,最厚处1米有余,最后填“五花土”夯实。葬具均为棺椁数重。一号墓二椁四棺,外棺长4. 84米,宽2.9米,高1.52米,底部有二层底板和一层枕木。外椁壁板与内椁壁板间形成四个边箱。东、南、西边箱大小相同,长2.96米,宽0.36米,北箱长度也是2.96米,宽度则为0.92米。内椁壁板围成的空间即是棺房,四层棺正好套入。棺记、边箱上盖顶板一层,然后再盖盖板二层。棺房内放置套合紧密的四层木棺:第一层黑漆青棺,第二层黑地彩绘棺,第三层朱地彩绘棺,第四层锦饰内棺。四层棺的形式都是长方盒形,内涂朱漆,黑地彩绘棺以黑色为底,主体花纹用灰、粉绿等偏冷间色,及带问色的暖调子。彩绘内容为神图象百余个,间以云气,其中怪神、怪兽占一半以上,朱地彩绘棺的主体花纹则用黄、褐、棕等较明亮或近暖的色绘制,内容为龙、虎、朱雀及鹿仙人等“祥瑞”图案。二棺绘画布局合理,形象生动,变化多端,锦饰内棺即是髹漆后在棺盖和四周壁板粘贴菱形花纹毛锦和铺绒绣锦。二号墓因被盗掘,棺椁腐朽,仅存底板。三号墓棺椁结构与一号墓基本相同,但棺只有三层,外棺和中棺为髹棕色漆的素棺,内棺外贴以起绒锦为边饰的绣品。二号墓因被盗掘,尸骨腐烂无存。三号墓仅存骨架、经鉴定为30多岁的男性。一号墓尸体保存完整、皮肤浅褐黄色,润泽有弹性,五官清楚,黄黑色头发,口内尚存牙齿16颗,经鉴定为女性,年龄50岁左右,身高1. 54米,体重34.3公斤。其葬式为仰直束肢,脸上盖丝织物二件,双手握绣花香囊,足着青丝履,两臂肱部缚以丝带引自足端,连同青丝履系于足背,着贴身衣两件,外裹各式衣衾十八层。出土时,棺内有20厘米深,约合80升的无色透明液体。经解剖,死者生前患严重冠心病和多发性胆结石等多种疾病,由于胆绞痛引起的冠心病发作而死亡的可能性最大。肠胃内有甜瓜子138粒,说明其死前曾吃甜瓜,死的时问当在瓜熟季节。三座墓葬中,一、三号墓随葬器物保存完好,两慕各出土器物2000多件。2000多件器物可分为帛书和帛画、简牍、漆器、乐器、陶器、木俑、丝织品、竹笥及其他共10大类。其中:帛画和帛书25件,其中西汉长沙国地形图和南部驻军图,是从未见过的新资料,有的与传世文献有不同程度的出入,是稀世珍贵文物。简牍922支,漆器共500件(不包括髹漆的兵器和乐器),乐器8件。陶器54件。木俑共266件,可分为着衣俪、雕衣俑、彩绘俑、佻木小俑四类。丝织品两大类,一类是已加工成形的成品,另一类是未经使用的成幅织品一共61卷。竹笥98个。此外,三号墓中出土博具一套。根据三座墓葬的相互位置及其出土的“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和“利苍”印章及随葬物推断一号墓和二号墓为西汉长沙王丞相利仓夫妇并穴合葬墓,一号墓主人应为侯之妻“辛追”。三号墓主应为利苍儿子利豨兄弟。

 

西汉长沙王陵  位于长沙市湘江西岸溁湾镇以北约2公里处的扇子山、狮子山、象鼻山,三座小山的高度高出湘江水面40多米。1978年在象鼻山发掘了一座大型西汉墓。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物,很可能是长沙靖王吴著墓。另外,在扇子山西坡还发现陶制牛羊的牺牲坑。经调查勘探,扇子山和狮子山都有大型墓葬,所以这里为西汉长沙王陵无疑。198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将王陵区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沙市人民政府规划在此修建王陵公园,将象鼻山墓葬复原,并修建陈列室;对扇子山和狮子山则准备保持原貌,进行绿化并适当修登临游览的道路。

 

望城坡西汉墓  位于长沙市湘江西岸溁湾镇以西约2公里处的望城坡的长宁公路南测。封土包高约4米,底径约50米,从土包的边沿与山顶的接合处,可明显判断系人工所为。该墓东北方向约3公里处即为西汉长沙王陵区。东面的渫湾镇也曾发掘出土不少西汉墓葬,根据它们的相对位置,以及此墓封包的形式,封土的情况,可初步判断墓葬年代为西汉时期。

 

砂子塘西汉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韶山路西侧。1961年配合基本建设发掘。该墓为带斜坡墓道的土坑竖穴木椁墓。保存有封土堆,呈椭圆形,长24米,高7米,用黄沙土和网纹红土错叠夯筑而成。棺椁四层,有外椁、内椁、外棺、内棺。木椁均用厚木板以桦铆而成。该墓曾于1941年和1947年两次被盗,曾盗掘出土铜镜、玉璧各一件及大量的漆木器和陶器。发掘时仅存部份漆木器及陶器残片。该墓规格较大,随葬品丰富,按古代礼制,墓主人身份应不低于列侯,可能与西汉长沙王室有关。

 

●杨家山西汉刘娇墓  位于长沙市芙蓉区杨家山,1951年底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工作队配合基建工程发掘。墓葬于山顶,为土坑竖穴木椁墓。圆形封土堆,高5.4,底径20米。墓葬曾遭盗掘,棺木,尸体均已腐朽不存,随葬晶亦经扰乱。残存器物100多件,此墓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精美。随葬品中有印文为“刘娇”的银印一颗,漆盘上书有“杨主家般”,而在其附近亦曾出土书有“杨主家般”、“今长沙王后般”的漆盘。据此推测,墓主人“刘娇”应为西汉长沙国同姓王刘氏家族中一员。

 

●桐梓坡西汉墓群  位于长沙市湘江西岸溁湾镇北约3公里的桐梓坡,1979年至l980年配合市政工程建设清理发掘了墓葬30座。墓葬规模一般较小,多分布在山脊,墓坑均为竖穴土坑,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少量铜器、玉石器、铁器等。不少墓中随葬“郢称”、“半两”等泥质冥币。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分析,这些墓与它们南面的西汉长沙王陵应有一定的关系。

 

魏家大堆汉墓  位于长沙市黄土岭解放军政治军官进修学院内,为一隆起的大土堆,高约10米,底径约50米,解放前有人在此盗掘出汉代文物,1952年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调查确认其为一座大型汉墓,1959年被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4年,文物部门在大堆西侧发掘了一座战国晚期的土坑木椁墓,莽具为一椁二棺,保存尚好,出土了陶器、铜器、漆木器等各类文物20余件。

 

沿溪东汉墓群  分布于浏阳市沿溪镇沿溪村、大屋村范围内,在大光河西岸沿河的山丘上,连绵约3公里,基本都是砖室墓。墓砖上一般都有花纹,纹样有重圈纹三角形及横人字纹等,村民建房时挖出不少墓砖及麻布纹陶坛、青瓷三足炉等器物。从墓砖的纹饰和出土的器物,可知墓葬的年代为东汉至魏晋时期。墓群大部分保存完好,有10多处尚保存封土堆。封土堆高3米左右,底径约10米。

 

棋盘山东汉墓群  分布于浏阳市北盛镇的龙塘、澎古两村范围内的棋盘山,面积约1平方公里。山坡可见暴露的砖室墓数冢,村民起土建房时亦挖出不少青砖和陶瓷器。砖上有菱格及三角形纹,有一块砖上还有铭文“永建五年四月作”。另外还有出土了铜剑、镜、布纹罐及模型冥器。从墓砖铭文及器物的特征,可知墓群的年代为东汉至魏晋时期。经调查,此地还保存大量的同类墓,估计总数在500座左右。

 

●迴(回)龙东汉  分布在长沙县黄花镇的崩墈、银龙、荷庄、新塘四个村范围内。墓葬多分布在沿河一带的山头,连绵约5公里。基本都是砖室墓,地面到处可见墓砖及随葬的陶布纹坛碎片,荷庄村的大王岭,新塘村的易家冲一带山头还可见不少墓葬封土堆,封土堆呈馒头形,高约3米,底径10米左右。1984年底,当地村民盗挖了崩墈、银龙一带的墓葬70余座。文物部门配合破案对被盗墓葬进行了清理,收回文物500余件,并在文物普查中对墓葬作了进一步调查。1988年,回龙东汉墓群由长沙县人民政府定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谷塘东汉魏晋墓群  位于长沙县黄花镇境内,1986年配合建设黄花机场发掘,其中东汉墓80余座,魏晋南北朝墓10余座。东汉墓形制有二种,一为土坑竖穴,一为砖室。随葬有硬陶布纹罐、陶灶、井、仓、纺轮、铜剑、镜、钱等。魏晋南朝墓均为砖室墓,随葬品有青瓷四系罐、盘口壶、鸡首壶、碗、碟及铜镜等。这批墓葬个体规模都较小,随葬品不甚丰,较长沙市城区附近发掘的同时代墓,远为逊色。

 

麻林桥东汉魏晋南北朝墓群  分布在长沙县路口镇的麻林、映山、明月、高红等四个村范围内。此墓群都是青砖砖室墓,多带甬道的单室墓,墓砖上基本都有花纹:麻林村易家湾一带山头可见不少墓葬封土堆,高约2为,底径10米左右。文物部门曾配合村民农事活动,进行部分抢救性清理。出土的随葬品有布纹硬陶坛、模型明器、铁釜、铁釜支架、铜镜及铜谯壶等。1977年,村民开荒造林时曾挖掘出南朝墓一座。随葬品仅存宋元嘉十年徐副买地券1方,青瓷二足砚1件,据出土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研究,墓群的时代为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韩玄墓  位于长沙市天心区长郡中学内。墓坐西朝东,花岗石砌墓围,长2.4、宽17、高1米,土冢呈长方形。冢首竖花岗石墓碑。碑高1. 3米、宽0.34米,阴刻楷书碑文“汉忠臣韩玄之墓”。墓围东侧开口,砌石阶三级,围外建水泥护拦。韩玄其人,《后汉书》、《三国志》均无传记,唯《蜀志·先主传》载:“(先主)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1961年,韩玄墓由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现墓为70年代末期重修。

 

●易雄墓  位于浏阳市枨冲镇颂家村将军洞蜈蚣山。墓占地约500平方米,以花岗石砌墓围,土冢高约2米,底径约4米。冢首立祁阳石墓碑,碑高2米、宽0.7米,碑面两侧及上部浮雕二龙戏珠图案,正中阴刻“勅封忠愍侯易  公讳雄 / 夫人潘  之墓”。现存墓冢,石翁仲和墓碑;易雄,字兴长,浏阳人。晋愍帝时 313317举孝廉,后任春陵(今湖南宁远)令。晋元帝时317322,易雄据城抗御王敦叛兵,城陷被杀。元至治二年1322,追赠侯爵,谥“忠愍”。

 

陶侃墓  东晋长沙郡公陶侃(公元259332年)晋咸和七年(公元332年)卒于武昌,遗命归葬长沙。《大清一统志》、《元和郡县志》均记载晋都督长沙郡公陶侃墓,在长沙县南二十里。今长沙雨花区树木岭“陶公山”,可能即为陶侃墓葬之地。然而今日的陶公山地区,因靠近城区,且山势平缓(海拔约20米左右),已被苍松翠柏和一片鳞次栉比的民房所覆盖,墓葬具体地点不明。

 

●金盆岭西晋墓  位于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1958年配合基本建设发掘。共3座,其中“永宁二年”墓为单室砖墓,墓室长3.94米、中宽3.06米、两头宽2,8米,出土随葬器物共37件,主要为陶俑,有骑俑、武士俑、乐俑、对坐书写俑,另有动物和建筑模型。其它两座墓,一为前后两室,一为前后室带两耳室,结构与此基本相同,虽遭盗掘,但仍出土器物100余件,种类和形式与“永宁二年”墓所出相似,代也应相当。金盆岭晋墓是在长沙发掘的晋墓中保存较好者,“永宁二年”墓是唯一的未被盗掘的有纪年的晋墓。

 

●青少年宫西晋墓  位于长沙市青少年宫内,1978年修建青少年宫剧场时发掘。该墓为土坑木椁室,距地表深4,25米,方向正南,有35度的斜坡墓道,墓道东西两壁各有一壁龛。墓全长2.7米,其中椁室长4.7米。椁室由长1.7米、宽0.160.3米、厚0140.16米木板竖排围成,椁室东、西、北三面木板外侧填青膏泥,南面至墓道青砖一层,砖侧饰三角形几何纹,出土随葬青瓷器14件,均保存完好。魏晋时期的木椁在长沙尚是首例,其他地区亦不多见。该墓的出土,为研究当时的埋葬制度提供了新资料。另外,此墓位于长沙市区中心,对于研究长沙古城的变迁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德雅村晋墓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德雅村,1984年省邮电器材公司建房时发掘。该墓为砖室墓,分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甬道两侧各有一耳室,甬道成弧形顶,门口有封门砖,前后室均为四隅四进式券顶结构,各部分基本保存完整。墓邋长9.25米,墓室宽3.3米,券顶高3.3米。方向130度。随葬品有金手圈,戒指各3件,铜盆、青瓷四系罐、盘口壶、洗、灯等数十件,墓室四角约1.5米高处各挑出一块砖,上置青瓷灯。灯的边沿尚存灯芯燃烧后的痕迹,可知下葬时室内点了“长明灯”。从墓葬形制和室内遗物分析,应是夫妻合葬墓,时代为西晋。该墓未遭盗掘。砖室结构保存较完整,是长沙地区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晋墓。

 

●裴休墓  在宁乡县沩山乡清溪村东,距密印寺2.5公里。墓葬位于沩山一脉的端山山腰,坐西朝东,以花岗石及青石砌成,直径4米。墓首竖花岗石碑刻“唐故相国裴休之墓”。碑左右有石刻对联:“亮节高风乾坤并老,慈情道气天地长存”。另有花岗石刻七言诗:“万重云捧古人坟,花木争奇紫翠纷。神气丽天经夜月,山光映水度秋雯。田犹荷锸耕罗汉,法有金城赖相居。掷却金鱼逢佛选,至今完璧颂元勋。”裴休孟州济源人,字公美,成通初年官至吏部尚书。据唐代礼部侍郎郑愚所撰《沩山同庆寺碑记》,裴休曾任湖南观察史,好佛法,为灵佑禅师奏建密印寺,自为灵佑弟子,死后即葬于沩山之端山。1950年由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嘉湖唐墓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溁湾镇咸嘉湖小学内,1976年配合学校修建校舍发掘。该墓为土坑砖室墓,由长35厘米,宽16厘米,厚6厘米的青砖砌成。有甬道、棺室、四个耳室和后室几部分,棺室两壁设12个壁龛。墓通长6.3米,棺室宽1.62米,墓葬曾遭盗掘,但仍出土青瓷器90余件,主要为瓷俑,有镇墓兽、十二生肖、武士、文吏、乐俑等,唐代墓葬中出土如此大量的瓷器,在湖南尚少见。瓷器制作规整,造型美观,釉色晶莹,与隋唐时岳州窑产品风格一致,墓葬的时代应为初唐。

 

桃花岭晚唐墓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桃花岭的中南工业大学院内,1987年配合学校基建发掘。该墓为土坑墓,方向正南,长11.5米、宽7.9米、残深4.6米。由甬道及前、中后室四部分组成,墓室为一大型木构建筑。坑底铺以浮雕几何图案的方砖,中室的铺地方砖下并列置两副石椁。墓葬曾被盗掘,椁室因设于铺地砖下面幸免,共出土随葬品50余件,有金器4件,鎏金银器15件,铜镜6件及瓷器、水晶玛瑙、银质货币等。此墓为目前湖南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唐墓,随葬品中的秘色瓷碗、白瓷大洗、“许由洗耳”铜镜、银“开元通宝”等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物。综合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分析,其时代当在晚唐,墓主人待考。

 

●上大垅晚唐墓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院内,1978年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发掘。墓葬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方向20度,长4.3米、宽1. 9米、残深2. 45米,两边有生土台阶,葬具已不存。随葬器共20余件,白瓷碟4件,均葵瓣形口,制作精,造型美,其一足底刻“官”字。另外还有青瓷罐、唾盂、铜镜及“开元通宝”铜钱等,根据随葬器物推断,墓葬的时代为唐代晚期。出土的白瓷碟对研究南方瓷器生产有参考价值。

 

张栻墓  位于宁乡县巷子口镇官山村,与张浚墓相邻。东侧葬张浚墓,西侧葬张栻墓,原墓以花岗石砌成墓围,三合土封冢,青石墓碑,碑长1.5、宽0.8米,碑文为“宋大儒张南轩先生之墓”。墓前有石柱四根,山下有南轩祠,明代大学士杨廷和撰有碑记,为清顺治八年1651重修。全墓长11.2米、宽10米,冢高2米,底径5米。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字乐斋,号南轩,张浚之子,四川绵竹人,后迁衡阳。累官吏部侍郎、右文殿修撰,时与朱熹齐名。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2,在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讲学多年,称南轩先生。淳熙七年1180死,葬于张浚墓西侧。张栻墓于1959年由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浚墓  位于宁乡县巷子口镇官山村,墓背依九曲奇峰,前临沩水。原以花岗石砌成墓围,前立石华表,以三合土筑成凸字形封冢,冢首竖青石墓碑,碑长1.6米,宽0.6米,碑文为“宋元辅封魏国公张公德远之墓”。山脚距墓约50米处有祠,清同治八年1869建。全墓长9.6米、宽6.8米,冢高1.5米,径4.7米。张浚(10971164年)字德远,四川绵竹人,宋徽宗政和八年 1118进士,力主抗金,官至枢密院使,封魏国公。隆兴二年1164病死在江西余千,病时曾手书付二子(拭、杓)说:“吾当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死后移柩潭州(今长沙),知州张孝祥为其营葬于宁乡。1959年由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琦  位于浏阳市金刚镇金庄村将军组,墓坐北朝南,土筑墓围及墓冢,冢高0.6米,底径2.5米。冢首竖青石墓碑,碑高0.7米、宽0.4米,阴刻楷书碑文“宋刘琦将军墓”,刘琦10981162,甘肃静宁人,南宋名将,曾任东京副留守,率王彦旧部八字军大破金兀术主力。后被秦桧、张俊排斥,忧愤而死。

 

易祓墓  位于宁乡县巷子口镇的网形山(又称屏山)。墓以三合土封顶,三丽有石围,墓前有台阶,石碑刻“易山斋之”,1959年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文保护单位。

 

胥元矩墓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洪山庙中国人民解放军163陆军医院内。1982年配合工程建设发掘。该墓葬于风化岩层中,长方形竖穴,长3.6米、宽1.3米,方向175度。墓坑头部竖青石墓志铭一方。墓志一面阴刻篆文“宋故朝散郎胥公墓志铭”,一面阴刻楷书“宋故朝散郎致仕上骑都尉赐绯绝袋胥公墓志铭”,共1500余字。随葬器物有铜执壶、铜箸、白瓷碗、铜镜、“祥符通宝”铜钱、“长命富贵”金钱等20余件。胥元矩为长沙人,生于宋祥符八年1015,死于元佑五年1090。墓志记载了从胥元矩曾祖父开始的家族历史和他本人生平经历,撰文及书写者均为当时进士,文字、书法水平都较高。

 

王耀墓  位于长沙市火车站南侧的杨家山,1960年发掘。该墓为土坑砖圹墓,东西向,砖室长3. 48米、宽1. 78米,上部已残。葬具为一棺一椁,椁长2.74米、宽1. 06米、棺长2.36米、宽0.74米,棺椁间填8厘米厚松香。随葬晶共121件,有木印、石砚、铜镜、白瓷炉、铜碗、铜钱等。据墓志载,墓主人王耀太原人,曾任朝议大夫,广州兼广南东路经略安抚等官。宋乾道庚寅年1170病死于长沙。其墓南侧并列一形制相同的墓,为其夫人吴氏墓。

 

赵汝愚墓  位于长沙市天心区妙高峰北麓青山祠,占地约500平方米。墓葬坐南朝北,南依妙高峰,北砌高约4米的石基,使墓地成为依山之台地。台地中部有椭圆形墓冢,以花岗石砌墓围,基壁上嵌石碑。碑上首刻“南宋忠定赵福王墓”,下首刻“南宋庆元二年丙辰安葬,清宣统二年庚戌续修”,中间为清末长沙名士叶德辉所撰碑记。赵汝愚11401196饶州余干(今属江西)人,宋宗室,官至右丞相,被韩侘胄所诬贬永州时经衡阳遇害,后韩被诛,赵被追封为福王,谥忠定。据清陈运溶《湘城访古录》依《宋史·罗必元传》考证,“汝愚墓在余干县”。此墓或为衣冠冢。赵汝愚墓于1958年由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欧阳玄  位于浏阳市区浏阳河南岸天马山山腰。墓冢系三合土筑成,高1米,底径5米。冢首墓碑早佚,仅存碑座,拜台尚存。欧阳玄12741358,字原功,号圭斋,浏阳人。元代史学家,文学家。元延佑二年1315进士,官至圈子博士,国史院编修,翰林直学士等职,主持编修四朝实录,辽、金、宋三史。元至正十七年十二月死于大都(今北京)。原葬在河北宛平县香山乡,后改葬于此。

 

张武  位于浏阳市枨冲镇青草村港湾组龙虎岭老爷坡。墓系青砖砌围;土冢高约2米,底径约5.5米,以花岗石结顶,青石墓碑,碑高2.5米、宽0.8米,阴刻碑文“明成阳侯赠潞国公张讳武之墓”。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由其后裔重建。1987年,浏阳县人民政府定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武,浏阳西乡人,从明太祖起兵有功,被封为成阳侯,成祖永乐元年1403卒,赠潞国公,谥“忠毅”。

 

●谭嗣同墓  位于浏阳市荷花街道办事处小水村石山下,19046月自县城迁葬于此,占地面积约160平方米。墓呈半圆形,小圆扁卵石铺盖冢顶,三面立石柱,青石板圆围。前有拜台,两侧扩围,形八字状。后立墓碑三通,主碑刻楷书碑文:“清故中宪大夫潭公复生府君之墓”,墓地前方有石马,石虎各一,华表一对,刻联语:“亘古不磨,片石苍汇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拜台下方增筑护坡,并修85级水泥砖石踏步的山径。湖南省人民政府于1983年将此墓重新公布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维新运动激进派“戊戌六君子”之首。

 

●曾国藩墓  位于望城县坪塘镇桐溪寺后伏龙山上。清同治十一年1872归葬于此,占地面积300平方米。坟墓为三合泥拌碎石混合封堆,上铺砌花岗石,呈半圆形,底径5米,残高2米。茔地砌花岗石罗围。墓后立碑三通,白玉石碑心,主碑高3米,宽2米,刻楷书碑文“皇清  太傅大学士曾文正公 / 一品侯夫人欧阳夫人  之墓”。附碑均为龙纹浮雕。墓前有拜台,祭坪。东西各立石阙一个,分别刻“曾太傅墓东阙”、“曾太傅墓西阙”字样。1988年墓被盗,破坏严重。长沙市人民政府于1988年将此墓列为长沙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曾国藩18111872清末湘军首领。字涤生,湖南湘乡(住址今属双峰)人。道光进士。曾任两江总督和饮差大臣。

 

何绍基  位于长沙市天心区石人村。墓坐西朝东,花岗石砌墓围,直径5.6米、土冢高0.8米、底径4米。冢首竖祁阳石墓碑三通,主碑高2米、宽0.6米,阴刻楷书“何公子贞大人墓”。两侧耳碑高1.7米、宽0.5米,阴刻碑文内容为其生平简介。现存土冢及残墓碑二通。长沙市人民政府于1988年将此墓列为长沙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何绍基1788 -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道州(道县)人。清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官至国史馆,武英殿总纂。工书法,自成一家。

 

陶汝鼐墓  位于宁乡县夏铎铺乡弓箭村虎形山,墓围墓冢均用花岗石砌成,呈椭圆形,长径7.3米、短径6,9米。墓首并立红砂石碑三块,碑文说明,此墓为陶汝鼐与其母亲,外祖母三人合冢。陶汝鼐1600 -1683,字仲调,号密庵,宁乡人。明崇祯六年1633举人。诗文书法,名噪一时,有“楚陶三绝”之称。明亡,剃发入沩山密印寺,号忍头陀,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卒。

 

何凌汉  位于望城县黄金乡金塘村。清户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何凌汉,湖南省道州(今道县)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葬。石砌墓顶,设石栏,墓东200米处建享堂,立御祭文碑。碑文系其子何绍基(清末著名书法家)书写,是何绍基楷书之代表作。

 

李朝斌墓  位于望城县星城镇响堂村。现存神道碑亭一座,正方形,花岗石基台,其上立四根石柱,四角飞檐,宝葫芦顶衬双龙,通高8米,结构严谨。亭内立石碑,高5米,宽1.14米,上镌楷书“李公讳朝斌字质堂神道碑”。清江南提督李朝斌,湖南省长沙县(今望城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卒。

 

左宗棠墓  位于长沙县跳马乡杨梅河白竹塘。墓体为石构,规模较大,长沙市人民政府于1983年列为长沙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清末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晚年抗御沙俄,收复新疆有功。

 

谭钟麟墓  位于望城县坪塘镇白泉村。墓坐西朝东,圆形封土堆高1.2米,底径3米,以三合土筑成。花岗石砌墓围,墓前立汉白玉碑三通,主碑高3米、宽1米。刻文为“茶陵谭文勤公墓”。墓前立有石华表、翁仲,距离500米处有碑亭(内容见碑刻章),均保存较好。谭钟麟18221905字文卿,谥文勤,清末湖南茶陵人,湖南都督谭延闽的父亲,咸丰进士,累官陕西布政使,陕甘闽浙及两广总督。谭钟麟墓1988年由望城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文物保护单位。

 

潭泗生墓  位于浏阳市关口街道办事处关口村坳上组。墓坐东北朝西南,面临浏阳至江西铜鼓的公路,占地约100平方米。墓围以花岗石和青砖砌成,直径约5米;墓冢以三合土加小卵石堆砌。高0.8、底径2,8米。冢首竖祁阳石墓碑,碑高2米、宽0.8米,阴刻楷书碑文“清故台湾侯补直隶州知州谭府君泗生之墓”。墓前两侧石羊、石马。墓为清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春二月建,保存尚好。1987年,浏阳县人民政府定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谭继洵墓  位于浏阳市集里街道办事处筱水村。墓坐东北朝西南,占地约60平方米,花岗石墓围,三合土墓冢,高0.9米、底径3.8米。冢首立祁阳石碑五通,中间主碑高1.9、宽07米,阴刻楷书碑文“皇清  诰授光禄大夫兼署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公敬甫君 / 诰封一品夫人谭母徐太夫人  墓”“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岁仲冬月”,两侧附碑阴刻龙纹。谭继洵18231900,字敬甫,浏阳人,谭嗣同的父亲,清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去职归乡,光绪二十六年卒。

 

●黄兴  位于岳麓山云麓峰以北小月亮坪上方,坐西向东。墓地由三层近百级石砌台阶步入,墓前矗立塔形碑柱为一整块四棱形乳白色岩石琢成,高约10米,昂然直立,直插云天,气势雄伟,正面嵌铜墓碑,上镌“黄公克强之墓”六个大字,光茫耀眼。墓表四周绕以石基柱围护栏杆,前有拜台、石凳,地面铺以花岗岩,整过墓表占地面积约一百平方米,苍松翠柏,掩映期间。系岳麓山大型墓葬之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下有黄兴墓庐,占地约1100平方米,墓庐内专辟有《黄克强先生生平事迹陈列室》。全面介绍了黄兴生平业绩,供游人瞻仰。黄兴1874 -1916,字廑午,后改名兴,号克强,湖南善化(长沙县黄兴镇)人。辛亥革命时期在中国同盟会中,他与孙中山先生同为中国革命重要领袖,19161031日,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终年42岁。1917415日,黄兴遗体隆重国葬于岳麓山。

 

●蔡锷墓  蔡锷墓位于岳麓山白鹤泉左后方山上,占地面积1620平方米。墓冢、墓碑及整个墓地均以花岗石铺砌,宽阔的平台基座上建圆形尖顶墓塔,底部周长12米,通高9.1米。墓碑方形,高4.8米,正面嵌紫铜碑心,楷书镌刻“蔡公松坡之墓”六字,高3.7米,宽0.45米,墓塔四周环以栏杆,东辟入口,护栏石板24块分别刻有湖南、湖北、江西、贵州、广西、广东、热河、察哈尔等省省长兼督军所献铭文。墓地四周均筑以围墙,外围辅以石砌栏杆,墓地左右均砌有石梯导入,整个墓区古枫翠柏掩映期间,亲临其境,使人肃然起敬。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区正下方建有蔡锷慕庐,专辟《蔡松坡先生生平事迹展》陈列室。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著名军事将领。因患喉疾于19169月赴日本福冈医院就医、因医治无效,于同年118日不幸去世,时年34岁。遗体运回湖南,于19174月隆重国葬于岳麓山。

 

●焦达峰墓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禹王碑下方。191610月重新安葬于此。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墓冢及茔地均以花岗石铺砌。墓呈圆形,平项,墓后立汉白玉碑三通。主碑刻楷书“陆军上将光复湖南大都督焦公达峰之墓”,左碑刻:“故都督生于清光绪丙成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申时,薨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一年,辛亥九月初十日未时,安葬岳麓山主岭上,坐向戌山辰兼辛乙”;右碑刻:“嗣子传统,中华民国元年,十月五日竖”,墓上方立有刘人熙题书“浏人坠泪之碑”一通,两旁刊刻“达向九霄云路近,峰连五岳众山低”联语。墓地外围石栏,其入口石柱刻联:“大翼垂天九万里,长松拔地五千年”。湖南省政府于1983年重新公布此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焦达峰1887.2,81911.10.31近代民主革命者。原名大鹏,字鞠荪,湖南浏阳人。同盟会员。湖南军政府都督。

 

陈作新墓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云麓宫下方,黄兴墓庐东南角。1912年葬此,墓呈圆形,花岗石墓基,三合土盖顶,片石圈围。墓后立石碑三通,主碑刻“赠左将军湘军首义都督陈公作新府君之墓”,左右附碑分别刻“孤子基立”、“民国元年十一月谷旦”字样。湖南省政府1983年重新公布此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陈作新18851911近代民主革命者。字振民,湖南浏阳人。同盟会员,湖南军政府副都督。

 

●禹之谟墓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麓山寺北侧。191210月,自双峰迁葬于此。茔地及坟堆皆以花岗石铺砌。墓后立汉白玉碑三通。主碑刻“烈士禹之谟墓”,左右附碑分别刻禹之谟遗作《告同胞书》手迹和朱祀、颜昌尧所撰墓志铭。墓前有石案、石礅、拜台及护栏等设施。湖南省政府于1983年重新公布此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禹之谟18661907近代民主革命者。字稽亭,湖南湘乡(今双峰)人,同盟会员。曾任湖南教育会长和商会会长。

 

黄爱庞人铨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的桃花山上。19271月重新公葬于此。为黄、庞人合墓。墓冢及茔地均为花岗石砌筑。墓呈立体方形,基座台阶式,中筑墓座。墓座下部四角以石柱支承碑座,上部墓碑嵌汉白玉碑心,刻“黄爱  庞人铨  烈士”之墓。墓前有栏杆围护,后砌护坡石墙,左右两侧有五级台阶导入。湖南省政府于1983年重新公布此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黄爱18971922湖南劳工会组织创始人,字正品,号建中,湖南常德人,庞人铨1897 -1922湖南劳工会组织创始人,字寿纯,号龙厂,湖南湘潭人。

 

●刘道一墓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青枫峡上。19123月,自湘潭迁葬于此,其夫人曹庄与之合墓。茔地及坟堆皆以花岗石铺砌。墓后立碑三通,主碑刻谭延“烈士  刘道一 / 曹庄  墓”左右附碑刻道一胞兄撰一所撰碑记。墓前有石凳、拜台、香炉、石方柱等陈设。石柱置于墓前左右两侧,四周阴刻小楷,书刘道一生平事略。湖南省政府于1983年重新公布此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刘道一1884 -1906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字炳生,号锄非,湖南湘潭人。曾任同盟会书记,干事。因参加萍浏醴起义而被捕,就义于长沙。

 

●蒋翊武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半山亭上方,麓山寺正门下约20米处。19169月自桂林迁葬于此。墓区为一空旷平地,墓冢居中,花岗石砌平台四级,上建方形顶碑塔高约4米,花岗石琢成,中嵌汉白玉墓碑,碑心朝东,楷书“蒋公翊武之墓”六字。墓区前方有珍贵树木一一构棘。湖南省政府1983年重新公布此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陈天华姚宏业合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寺左后方。19066月公葬于此,占地面积66平方米。墓后立碑四通,中间两通分别刻“陈烈士天华之墓”,“姚烈士宏业之墓”碑文,左右附碑分别刻“中华民国元年”,“六月湖南公刻”等字样。墓前有拜台、石凳、栏杆等设施。四周环以花岗岩石围。墓地有登山石径导人。1983年湖南省政府重新公布此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陈天华18751905近代民主革命家。字星台,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参加发起同盟会,担任书记部工作和《民报》编辑。姚宏业18861906近代民主革命者。字剑生,号竟生,湖南益阳人。同盟会员。

 

林修梅墓  位于长沙市河西岳麓山下湖南大学知新村后山坡上。192811月自广州迁葬于此。墓呈半圆形,茔地片石铺砌,坟冢花岗石盖顶。墓后立碑三通,楷书碑文。主碑刻“林公浴凡之墓”,附碑左刻“奉令国葬”,右刻“民国十七年十一月谷旦”。墓前原有拜台等设施及墓庐,墓地1987年修复。长沙市政府1988年将此墓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林修梅18801921近代民主革命者。字浴凡,湖南安福(今临澧)人。同盟会员。曾任护国军参谋长,总统府代理参谋长,陆军中将。

 

刘昆涛墓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云麓宫下。1920年自株洲迁葬于此。墓地有二级平台,墓在上层平台正中央,墓冢圆形,墓碑塔形,方柱锥尖顶,通高6.8米,刻“刘昆涛之墓”隶书五字。墓后片石砌筑墓围,中嵌碑屏,由汉白玉碑五通组成。主碑刻“护法元勋”“军政府颁”稗文。左右碑刻分别刊载墓主人生平、官职及建墓年月、碑记等。长沙市政府1988年将此墓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刘昆涛18871918近代民主革命者。名建蕃,字昆涛,湖南醴陵人。同盟会员,曾任广西新军骑兵营管带,南京第八师骑兵团长。

 

覃振墓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青枫峡上方。1947年初夏自上海归葬于此,墓冢呈半圆形,以片石砌成,墓后正中竖花岗石墓碑,刻楷书“覃公理鸣之墓”。1988年此墓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覃振1885 -1947近代民主革命者,字理呜,湖南桃源人,同盟会员。曾任中华革命党湘支部长,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

 

丁文江墓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西南山坡上。丁文江(18871936年),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理学家,我国现代地质事业创始人之一。早年留学英、德,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治学严谨,勇于实践,曾进行地质矿产调查,著有《中国矿业纪要》等,研究成果涉及地质、矿床、人种等学科。主编中国新地图,被誉为划时代工作。193615日在长沙逝世。墓呈圆形,墓前碑文:“丁文江先生之墓”。围有石栏,前立石坊。四周青松环绕。

 

郭亮墓  位于望城县铜官镇和平村刘家坡山腰上。19284月,自长沙归葬于此,1957年修复。其妻李灿英,胞兄砚章与之合墓。茔地及坟堆均镶嵌铜官烧制的绿色构件。墓呈半圆形,水泥封顶。墓后立碑三通,主碑横书“中共党员”,竖刻“烈士  郭亮 / 李灿英  墓”,碑额有红色五星一颗。墓区两旁植常青松柏,前临池塘,后依群山,左侧有墓庐一所。右侧为一片竹林。湖南省政府于1983年重新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郭亮19011928湖南著名工人运动领导人。湖南长沙人。曾任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

 

杨开慧墓  位于长沙县(今开慧乡)板仓杨开慧故居右侧300米处的棉花坡山头上,193011月,杨开慧就义后归葬于此。毛泽东寄三十银元,以开慧的三个儿子名义立碑三通。1959年修建纪念亭、纪念塔于墓前。19674月重修墓地并建陵园,占地约20亩,1969年杨母向振照与之合穴,新建合葬墓于今地。从山脚至墓区由三层梯形平台相连,墓冢在最上层正方形平台之中。墓碑横置斜放,汉白玉石质,刻楷书碑文“杨开慧烈士之墓”。其下镌刻毛泽东撰写“杨老夫人与开慧烈士同穴”的题记。碑后墓石刻有建墓年月铭文。与墓平行,墓后另建大型词碑一方,镌刻毛泽东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开慧祖父书樵与父亲昌济的合葬墓以及堂兄开明烈士墓亦在陵园内。1983年湖南省政府重新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杨开慧19011930革命烈士。又名霞,字云锦,湖南长沙人,毛泽东夫人。

 

姜梦周  位于宁乡县沙田乡竹坪村杨家塘。19363月由长沙归葬于此,坟墓系花岗石结构,三砂结顶,墓上竖青石碑刻,左右各植青松一株。“文化大革命”中,墓景全毁,今存一长方形土堆,正中墓碑尚在,横书“俎豆千秋”,直刻“姜公梦周大人之墓”碑铭,左刻“生殁详谱,辰山戌向有志”右刻“民国二十五年丙子楚禹振邺敬立”。1986年春,中共宁乡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墓地竖碑一通,并撰刻碑文,刊载姜梦周生平事略。宁乡县政府1988年公布此墓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姜梦周(1883一一1929)革命烈士。湖南宁乡人。中共早期党员,“宁乡四髯”之一。

 

陈章甫墓  在浏阳市镇头镇土桥村炭坡。1931年修建。1985年重修。墓地呈半圆形,墓前地坪有石栏围护,两华表置左右,刻有对联“雪耻兴邦壮志已酬国家盛;披衣秉剑精神犹在海天张”。墓碑嵌祁阳石阴刻宋任穷题书:“陈章甫烈士墓”。陈章甫18941930,又名陈昌,浏阳人。新民学会会员,早期中共党员。湖南早期工运、党务负责人之一。

 

龚宪墓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东麓知新村区内,林修梅墓之右后方。墓呈长方形棺椁式,茔地皆以花岗石铺砌,墓基正六边形,墓后石砌长方形平顶墓碑,横嵌汉白玉碑,刻楷书“北伐阵亡陆军上将龚宪之墓”。1982年进行修茸,保存较好。龚宪,长沙人,北伐战争时曾任团长、副师长职。作战捐躯。

 

李仲麟墓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云麓峰下穿石坡附近。19285月国葬于此。墓呈半圆形,茔地及坟堆均以花岗石铺砌,墓后立碑三通,主碑镌刻楷书“李公仲麟之墓”,左右附碑刊碑记及立碑铭文,石栏板上刻“浩气长存”。墓后有石砌二层小坊,中嵌程潜拟写的“追赠陆军中将李公仲墓志铭”石碑一方。碑文年久风化,多数字迹难以辨认。李仲麟18861920字契隽,长沙人,参加护法,护国战争,授陆军少将,中将衔。

 

●清代官弁兵夫合墓  清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太平天国军进攻长沙,清廷调陕西、河南兵马仓皇应战。太平军西王萧朝贵率兵击杀西安镇总兵福成官兵900余人。清王朝命地方收尸骸合葬于石马铺彭家垅,墓周围刻“陕西忠义官弁兵夫合墓”字样多处,墓碑系祁阳石所刻,墓围是花岗石所砌,墓宽23米,墓围约41,6米,至今保存完好。墓志载“陕西兵二千余众,死亡九百余名”。同治七年砌石栏竖立墓碑。咸丰二年九月,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军与清提督向荣统带的河南兵战于湘江河中牛头洲,杀死官兵700余名。附近居民收葬于湘江西岸天马山咀,即今岳麓山乡村“清河南忠义官弁兵夫墓”。

 

辛亥援鄂汉阳阵亡将士公墓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公园管理处后方山坡上。1912年修建,1944年重修。现残存22冢,并列三排安葬。每冢前均立有花岗石墓碑,刊墓主人姓名、祖籍或公葬年月等铭文。公墓后立一较大型墓碑,刻“汉阳阵亡将士公墓”碑文,上款刊“中华民国元年公葬"款刊“三十三年仲夏重修”。整个墓地尚待修整。公墓所葬者,系1911年(辛亥)长沙光复后,湖南湘军援鄂参加汉阳保卫战阵亡之部分将士。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73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赫石坡岳王亭上方。抗日战争期间三次长沙会战,由三湘子弟组成的陆军第73军于氏沙外围抗击日军。该部所属暂编第5师师长彭士量及将士,第77师、第193师、第50师及军司令部直属部队众多官兵壮烈殉国。1946年春,该军最后一任军长韩俊指令专人督修公墓于此。公墓由忠义观、陵墓、墓碑、石阶、墓庐几部分组成,均以花岗石铺砌。从山坡下到墓区约百余米台阶石级,墓呈正方形,二级基座,墓座居中。墓碑方柱平顶,立于墓座之上,正面向东,中刻楷书碑文:“陆军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另有上款“三十五年孟秋月谷旦”,下款“口口口敬题”。碑阴及两侧分别刊“凛洌万古”、“碧血丹心光耀天地”、“名山忠骨万古长存”诸颂词。墓后为存放阵亡将士骨灰处,门洞三个。中门上额题名“忠义观”,两侧楹联:“忠昭大麓;义塞苍冥”;左侧门题名“义履”,右侧门题名“仁蹈”。忠义观内阵亡将士骨灰按部队番号分别安放。墓后山上还多层排列着第七十三军所属官兵之坟堆。

 

捞刀河抗日纪念陵园  位于开福区霞凝乡戴家河村。民国30194112月下旬,侵华日军约4万人第三次进犯长沙。国军夏楚中部七十九军九十八师在王甲本师长统率下,在捞刀河奋力阻击,从31日夜10时激战至次日下午5时,敌我双方伤亡甚众。日军入城后,遭沉重打击,于15日溃退至岳阳新墙河北岸。国军牺牲逾千人。1945年冬,在戴家河观音塘掩埋阵亡官兵遗骨的山麓,修建纪念陵园。陵园座西北朝东南,用青砖砌三孔拱门楼,门楼前有石级,门楼正上方嵌王甲本将军题词箔金大字“是为国殇”;进门为阵亡官兵墓群,全长120米,底宽80米,随山势呈梯形向上延伸。陵园中建一座青砖四柱亭,亭中竖石碑,撰刻阵亡官兵名录;陵园顶端建一座花岗石纪念塔,两旁植松柏等常青树。新中国成立前后,每年清明节有人前往凭吊。1958年大办水利和1959年修建京广铁路复线时,陵园建筑全部拆毁,今存遗址。

 

忠烈祠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赫石坡岳王亭下方。祠建于1939年,为纪念国民政府第四路军抗日阵亡将士而修。祠内现存“久武且仁”额为刘建绪题,谭延闿书。正面檐柱镌联“凭栏七二峰峦慷慨念同胞浩气长存若湘增色,此地瘗三千组登临来赫石忠魂不朽中甫重生。”款书第三十四军口口敬题。另一联为:“江水滔滔共一片斜阳长写出壮士当年血泪,赫石珞珞添几橼庙貌好留与后人终古馨香。”款书“戊寅秋□□”(注:以上联款中的人名因被凿毁而不辨)。

 

 

碑刻编辑本段

 

“岳麓书院”碑  置于岳麓书院半学斋内。高 44厘米、宽156厘米。花岗石质,双面阳刻楷书“嶽麓书院”4字。相传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真宗赵恒召见山长周式,赐书并赐此“岳麓书院”额。现存碑额为明代重刻,保存完好。

 

“岳麓书院学规”碑  嵌于岳麓书院讲堂左壁。清乾隆戊辰年1748,王文清的弟子曹盛朝等47人泐石刊立。碑为青石,高58、宽63厘米。碑文刻王文清手订岳麓书院学规,共127字,分11行排列。其中题头,落款各1行,学规9行,字体楷书。碑面部分风化,字迹基本清晰。学规碑对研究书院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王文清1696-1779字延鉴,号九溪,长沙宁乡人。雍正进士,岳麓书院山长。

附碑文:

岳麓书院学规

一时常省问父母。

一朔望恭谒圣贤。

一气习各矫偏处。

一举止整齐严肃。

一服食宜从俭素。

一外事毫不可干。

一行坐必依齿序。

一痛戒讦短毁长。

一损友必须拒绝。

一不可闲谈废时。

一日讲经书三起。

一日看纲目数页。

 

“整齐严肃”碑  碑共4块,分嵌于岳麓书院讲堂(又称忠孝廉节堂)前轩廊两侧。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岳麓书院山长欧阳正焕书,道光七年1827山长欧阳厚均立碑。碑为青石,每块高164厘米,宽94厘米,字高107厘米、宽80厘米,楷书。碑面稍有风化,字迹完好。其中“肃”字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拓本重刻。全碑有题头、落款共38字,楷书,分刻于“整、齐、严”三块碑石的右上方、左下方,字迹亦完好。欧阳正焕,字尧章,号瑶冈,又号竹淦,湖南衡山人。清乾隆六年1741乡试第一、乾隆十年为进士,乾隆十三年授翰林院编修、晋御史,乾隆十五年典试浙江。后归湖南,主岳麓书院讲席。

 

朱熹诗碑  诗碑刻朱熹手书《奉酬敬夫赠言再以为别》诗。清光绪年间,吴大澂在广东获得朱熹墨迹,曾嘱乐炳元摹刻,后吴大澂来湖南,重钩勒石于岳麓书院。诗碑共4块,每块长161厘米、宽44.5厘米。青石质,刻朱熹五言哲理诗224字、字径10厘米。书法古朴道劲,沉着酣畅。另有篆刻说明71字云:“朱子赠南轩先生诗二首,载在朱子年谱,此卷墨迹余得之粤中,曾嘱乐生炳元以端石摹刻,兹来湘水,重钩勒石,置之岳麓书院,当与北海遗碑并传不朽。光绪癸未九月吴大澂识。”原碑抗日战争时期被毁,幸1982年修缮岳麓书院时,又在书院原址内发现原涛碑三块(已残缺)。湖南省博物馆藏有原诗碑拓片。朱熹,南宋著名理学家,乾道三年1167八月,来岳麓书院访山长张拭,并在书院讲学。11月,朱张同游南山。张拭为朱熹作诗《送元晦尊兄》,朱熹和作答。

 

朱熹书“忠孝廉节”碑  清同治续修岳麓书院志载: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手书“忠孝廉节”四字。明代曾嵌碑于尊经阁。现存石碑是清道光七年1827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刊立,置于岳麓书院讲堂左右两壁。碑面稍有风化,字迹清晰。“忠孝廉节”四字各刻一块大碑,青石质,高213厘米、宽141厘米。大字行书。字高各169厘米、宽122厘米。另有题头、落款共96字,均为楷书。是名城长沙尚存大型碑刻之一。

 

文天祥书“忠孝廉节”碑  1983年夏,在长沙市开福区原文庙旧址民房翻修时,发现壁嵌“廉节”二字石碑两块,碑为青石,高200厘米、宽134厘米,字高174厘米、宽120厘米。字体规格与朱熹书岳麓书院“忠孝廉节”碑大体相同,但“节”字左下方所锈摹刻年月及书者署款不同:首行为“大清嘉庆二十年乙亥岁春月吉日摹刻”第二行为“宋文天祥书于口口口”(“口”为缺字)。“廉”、“节”二字石碑今藏长沙市博物馆院内,“忠孝”二字不知失落何处。此碑的发现,对于“忠孝廉节”碑实为谁人所书,或为文天祥、朱熹二人各有所书,提出了有待探讨的问题。1986年,《文物》第21期载虞逸夫,杨桦文章,从朱、文二人之学术思想,政治观点及书法风格等方面对比考查,证实“忠孝廉节”四字碑为文天祥所书。文天祥书“忠孝廉书”碑,字势奇一磊落,寓流动于肃穆之中,有威武不屈气象,如此六尺大榜书,为名城增色不少。

 

“屈贾双祠序”碑  19887月发现,原嵌于贾谊故宅遗址旧墙壁中,现搬置长沙市博物馆院内。碑为清顺治七年1650二月二十六日“翼城上官鉝”刊立。青石质,圆首,无额,无座。全文188字,已缺22字,楷书。正文10行,首9行各28字,后一行15字。左下方镌印两方,已剥落不清。内容为刊立者凭吊屈贾之语。此碑的发现,为确定明末清初贾谊故宅原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见证。另外,在同一地点还发现石碑两通,其一为乾隆元年1736置,其二不知刊立年月,字迹均大部剥落。

 

乾隆御笔碑  置于长沙市青少年宫院内。通高175厘米、宽97厘米,青石质、题头刻“赐蒋溥巡抚湖南”。碑文刻“筒畀罗英俊,咨时切治安。江湖襟带地,风俗易移难。谷贱筹农苦,棉轻虑岁寒。承流敷渥泽,匣以洞庭宽。”40字。阴文行书,笔力流畅。落款为“御笔”二字。下刻印章二枚:上一枚已模糊不清,恐是满文;下枚刻篆文“乾隆宸翰”四字。碑面稍有风化,字迹仍清晰明了。左上角残缺,一字受损。此是长沙尚存青代碑刻中历史艺术价值较高的一块。

 

●程子四箴碑  岳麓书院四箴亭内原有程子“视、听、言、动”四箴碑4块,今亭内幸存“视、听、言”3块。碑为明代所刻,青石质,每块高46厘米、宽108厘米。四周雕有龙纹。字体正楷。“视”箴碑全文301字,现已残缺,“听”箴碑全文437字,“言”箴碑全文362字。相传宋代朱张时就建有四箴亭,今无考。明嘉靖五年1526,世宗朱厚熄撰“敬一箴”并注程氏四箴,颁行于天下学校。嘉靖九年1530,颁御制“敬一箴”于岳麓书院,知府潘镒建敬一亭于文庙大殿后。天启四年1624,推官林正亭重修,改名为“四箴亭”。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迁四箴亭于今址,仍嵌明代原石碑于其内。程子四箴为书院学规。四箴作者程颐10331107,字正叔,曾和其兄程颢学于周敦颐,同为北宋理学±奠基人。四箴原文见《二程集》。

 

“王九溪先生手定读书法”碑  嵌于岳麓书院讲堂左壁前部。以刻王九溪(岳麓书院山长)手定读书法故名。清乾隆十三年1748春月,其弟子立碑,碑为青石,高34厘米,宽53厘米,共76字,分10行排列。字体正楷,碑面稍有风化,字迹清晰可见。碑文为:九溪手定读书法:读经六法:一、正义。二、通义。三、余义。四、疑义。五、异义。六、辨义。读史六法:一、记事实。二、玩书法。三、原治乱。四、考时势。五、论心术。六、取议论。

 

“王九溪学箴九首”碑  嵌于岳麓书院讲堂后壁左侧,以刻王九溪学箴九首故名。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其弟子黄明闲等刊于石。碑为青石,高60厘米、宽96厘米。共318字,分20行排列,每首两行32字,字体正楷。末刻刊碑者65人姓名。碑面虽有风化,字迹依然清晰。学箴九首,是王九溪对读书法的补充。在学箴九首中,王九溪提出了“学先孝弟”、“士先有守”的原则,指出“力学何为,变化气质”,而其“下手要术”则在于“严肃整齐”,还主张广泛学习,并力购书,以求多闻广识。

 

●明岳麓书院石额  宋祥符八年1015真宗赵恒颁手书“岳麓书院”额。明代石刻之,现保存完好。悬岳麓书院门首。

 

麓山寺碑  置于岳麓书院南面护碑亭内(护碑亭1962年建),唐开元十八年730,李邕撰文并书,江夏黄仙鹤勒石(前人谓是李邕化名,真伪无考)。碑为青石,高272厘米、宽133厘米,圆顶。有阳文篆额“麓山寺碑”4字,清晰无损。碑文28行,每行56字,共1400余字,楷书。因年久碑面风化,部分断裂,现有1000余字。碑文叙述自晋太始年间建寺至唐立碑时,麓寺的沿革以及历代传教情况。词章华丽,笔力雄健,刻艺精湛。因文、书、刻工艺兼美,故有“三绝碑”之称。又因李邕曾官北海太守,故亦称之为“北海三绝”碑。是长沙市尚存最早,价值最高的碑刻。麓山寺碑曾为历代艺林、文豪所推崇,宋代米芾于元丰三年1018专程前来临习。

 

谢英墓碑记  清咸丰元年1851制,训导周世宽撰文。原置于宁乡县道林镇道林村谢英墓处,今置于宁乡县文化局院内。碑为汉白玉质,长80厘米、宽41厘米、厚9厘米,正面刻楷书“宋处士楚华先生之墓”,右下刻有碑文云:宋处士谢楚华先生,居宁乡,英其名也。宋高宗时,秦桧当国,与金讲和,杀岳忠武。先生(指谢英)将应举,闻之遂不出。孝宗屡征不就,日徜徉泉石间,其钓游石上处,自镌日慕严台,殁葬麒麟山之阳(今宁乡道林乡道林村)。碑文所记,对研究宁乡地方史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元代天临路学先贤祠记碑  旧在长沙府学宫明伦堂侧堦墀下,以往金石家从未著录。清代陈运溶于光绪十二年1886搜剔得之,经考证知确为元碑。所撰《湘城访古录》按云:“考长沙自秦汉以来,或称长沙郡,或称湘州,或称潭州。元至元间改潭州路。因天历二年1320潜邸曾幸,又改为天临路,故碑为天临路学。

 

御祭文碑  置于开福区霞凝乡戴家河村牌楼山腰。明成化七年1471三月立。碑为花岗石质,通高220厘米、宽88厘米、厚22厘米,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首,长方形,正面两侧饰蟠龙纹,脊背两侧饰云纹,正中刻“御祭文碑”四字。阴文篆书。碑身高179厘米、宽88厘米,刻楷书碑文124字,字迹完好。碑座龟形,保存完好。

 

云山书院记碑  为清同治六年1867制,陕西巡抚刘典(宁乡人)撰文。今置于宁乡县云山学校(即云山书院)教学仪器室内。碑由三块青石组成,每块长185厘米、宽80厘米,厚2.5厘米(有两块已破裂)。碑文1100余字,字体楷书。刘典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肄业于此。同治二年1863,刘典回宁乡,倡建云山书院。书院于同治三年建,同治五年春竣工。云山书院记碑,是记载书院修建经过和规模的完整史料。辛亥革命后,云山书院改为云学校至今。

 

三闾大夫祠记碑  碑嵌于三大夫祠内(又称屈子祠,今湖南大学知新村)。清嘉庆二年1797制,张翙撰并书。碑为青石,高200厘米.宽76厘米。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首方形,刻“清醒万古”四字,隶书,故又称“清醒万古碑”。碑身刻楷书修建三大夫祠记,铭文9行,满行30字。从碑文所记,可知屈子祠当时巍然规模。现存祠宇与原祠宇相比,相形见绌。

 

曾国藩神道碑  碑在望城县坪塘镇桐溪寺村桐溪寺旁(距曾国藩墓约60米处),全称“太傅大学士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清同治十一年1872制,李鸿章撰,黄自元书。碑为花岗石质,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高277.6厘米、宽108厘米。碑首已佚,碑倒置,但保存完整。篆额“太傅大学士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15字;碑身刻碑文37行,满行31字,约2800余字,字体楷书。碑座龟形,完整无缺。碑文记叙了曾国藩生平史实,是研究曾国藩的历史资料,又是研究黄自元书法艺术的实物资料。长沙市文物工作队藏有碑文拓片。原建有碑亭,现亭废碑存。

 

奉宪禁碑  置于浏阳市七宝乡莲花村长滩村民组胡跃家中。清康熙年间(具体年代不详)制。碑为青石,高200厘米、宽100厘米。题头为“特凋湖南长沙府浏阳县正堂加+级记录+次谢口口为示严严禁△”碑文1000余字,阴刻楷书。记载浏阳“东乡中一都长滩村白茅坑、苦竹坝、白羊尖等处”的稻田、山林、油茶等物“每为牲畜”损害,遭“不法之徒勾匪窝窃”,对此“均关农民生计”之物“自应加以保护”,“特示计开十禁”等内容,是研究长沙地方禁令的重要实物资料。

 

黄昙禅寺碑  置于浏阳市沿溪镇双涧村黄坛冲,距黄坛河约50米处。清乾隆二年1737制,前浏阳县知县申可贞撰,知县赵氏禄篆额,候补内阁中书申玮书丹。碑为青石,高200厘米、宽100厘米。题头刻“重兴黄昙禅寺碑记”8字,碑文1100余字,阴刻楷书。记载黄昙禅寺元明之际毁于兵燹。尔后逐经修葺,几经兴废的历史。又载周围捐为黄昙禅寺所有的山地及稻田名称和数量。

 

“奉示录禁”碑  碑在浏阳市柏加乡南竹村横屋村民组赵秋良家。清道光十一年 1831七月二十八日立。碑为青石,长170厘米、宽69厘米、厚6厘米。首刻“奉示录禁”四字,题头“署湖南长沙府”,均为楷书,碑文1000余字,内容是长沙府对当地山林、地方行人、民风民俗的禁令,是幸存完整的禁碑之一。

 

熊轸峰墓志  明代熊轸峰墓志一方,于1983年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山乡桃花村出土,长沙市文物工作队收藏。墓志为青石,高7l厘米、宽70厘米,楷书。有铭文42行,满行42字.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郡人石塘李棠撰文,户都山东清吏司主事郡人春江董策书丹,义林郎网川潼川州遂宁县知县郡人度山萧禹臣篆盖。题头为“明故中宪大夫松江太守轸峰熊公墓志铭”。志中记述:熊轸峰,名字,祖籍江西临江新淦县;成化初年,其父自京师随吉简王到长沙,充书办官,后赠刑部主事;后乡荐登丁丑(公元1517)舒芬榜进士,先后任刑部主事,员外郎中,松江知府等职;葬岳麓山顺塘之原。墓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胥元矩墓志  宋胥元矩墓志一方,19825月于长沙市开福区洪山庙163医院内出土,长沙市文物工作队收藏。墓志为青石,宋元祐五年1090制,长74厘米、宽90厘米、厚7.9厘米,楷书。有铭文3行,每行27字。左朝彭子民撰文,宣德郎陆涣篆盖,进士彭子中书,题头为“宋故朝散郎致仕上骑都尉赐绯鱼袋胥公墓志铭”。据墓志记,胥元矩,字和仲,世为潭州长沙人。元祐五年卒,年75岁,葬于长沙县明道乡湖迹里斗门塘之原(今长沙市郊区洪山庙163医院所在地内),该墓志是研究长沙宋代有关历史的重要实物史料。

 

陶铭谦墓志  民国陶铭谦墓志一方,19777月于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南区仪表厂基建工地出土,长沙市文物工作队收藏。墓志陶质,高24厘米,宽33.6厘米,楷书铭文19行,满行13字,长沙游逢甲撰文,朱佩瑜书,曾薰沐篆盖,甘松竹斋镌书。题头为“清授中宪大夫安化陶公铭谦墓志铭”。志中记载:陶铭谦,安化人。清故两江总督陶澍之孙。因肺病死于长沙,葬星沙洪家冲,墓志所记,对研究民国时期的葬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何凌汉墓志  清代何凌汉墓志两方,19885月于望城县黄金乡出土。望城县文物管理所收藏。墓志为瓷质,长31厘米,宽21.5厘米。其一,篆刻“皇清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赠太子太保,道州何文安公,道光二十一年 1841葬。孤子绍基、绍其、绍京。”其二刻隶书,记何文安生平简历。何文安,字仙槎,嘉庆六年官筵讲官,户部尚书。道光二十年二月五日去世,该墓葬于长沙谷山九子山之阳(今望城县黄金乡)。是研究何氏父子的实物史料,其书刻技艺具有观赏价值。

 

唐淑清墓志  唐代大和八年834唐淑清墓志一方,1981年于望城县丁字镇古城村出土,长沙市文物工作队收藏。墓志陶质,长25厘米,宽30厘米,厚2厘米,有残破痕迹,不规范行书。铭文13行,每行1314字,其中第二行第八字缺。志中记述:唐代潭州长沙县临湘乡普乐里(今望城县丁字镇古城村)人唐淑清,男,大和八年卒,时年67岁;用钱三千文买地,葬于城子九龙岗(今古城村)中。该墓志所记述的内容,为研究当时的行政建制,了解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地名的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饶氏圹志  明代吉王世子妃饶氏圹志一方,50年代初于长沙县跳马乡出土,长沙市文物工作队收藏。志为青石,长55厘米,宽52.5厘米,刻楷书铭文13行,满行l8字,题头为“大明吉世妃饶氏圹志”。志文云,饶氏,南城兵马副指挥饶环之女,万历十九年1591病逝,年17岁。万历二十一年葬善化县车头山之原(今长沙县跳马涧)。志文对研究明代朱氏王族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明吉简王(朱见浚)墓志圹志  明吉简王墓志、圹志,共四方,于1956年,长沙县跳马乡出土,今置于长沙市博物馆陈列室。其中墓志两方,青石质,各高84厘米,宽89.5厘米。一刻篆书“大明吉简王墓志铭”八字,字径15厘米;其二刻楷书铭文,共49行,满行42字。进士出身中顺大夫长沙熊宇撰,进士第进阶朝列大夫古燕节书,进士第奉政大夫江东杨翱篆盖。吉简王圹志两方,出土时间、地点、今置场所及石质与墓志相同。各高77厘米、宽97厘米。其一阴刻篆书“大明吉简王圹志文”八字,字径17厘米;其二刻楷书圹志铭文15行,满行18字。墓志记述,王名见浚,英宗第五子,生于景泰丙子年1456,天顺元年1457册封为吉王。嘉靖丁亥年1527薨,赐谥简王。嘉靖戊子年1528葬善化关山原(今长沙县跳马涧)。圹志载吉简王生平与墓志同。明代长沙封朱氏十王,朱见浚为第四任王。墓志,圹志所记,对研究明代长沙藩王的历史提供了实物史料。查《明史》卷一百四,表五,诸世王表和卷一百十九、列传七、诸王四,均记吉简王朱见浚为“英宗第七子”,与墓志,圹志所记有异,特考辨。

 

“禹王碑”石刻  原刻在南岳嵝峰,故又名嵝碑。相传为夏朝禹王遗迹。宋嘉定五年1212,何致游南岳。摹拓全文,复刻于岳麓山左峰石壁,面宽140厘米、高184厘米,共77字,每字径约17厘米。明嘉靖三十年1551,太守张西铭建护碑亭。崇祯三年1630,兵道石维岳重修亭台,围以石墙,南北设门司启闭。清康熙年间,周召南、丁思孔重修。1935年,周翰又重修碑亭,并刻“禹碑”额。解放以后,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将其列入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石刻虽有剥落,概貌尚存。另在禹碑两侧,有刘汝南题《夸神禹碑歌》,欧阳正焕题“大观”,陈兴亚题“虞夏遗风”等石刻。南岳禹碑,始见于东汉罗含《湘中记》与赵晔《吴越春秋》,其后郦道元《水经注》,徐灵期《南岳记》、王象之《舆地纪胜》诸书有记述。唯字体奇古,无由通渎其文。石刻有释文。自明杨慎始,曾有多人相继作释,文句互异,大抵皆以已意测度为之。南岳禹碑,为海内第一古刻,可见史前文字风貌之一般。碑籍岳麓宋摹而传于世。明清以来,云南、四川、江苏、河南、西安、绍兴等处均有刻本。附杨慎禹碑释文:承帝日咨:翼辅佐卿,洲渚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忐家,宿兵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来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仲烟。郁色昏徒,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图其宁。窜舞永奔。

 

“印心石屋”石刻  位于长沙市岳麓山白鹤泉右上方,登云麓峰石径之旁。于山墙上嵌汉白玉石匾,高94厘米、宽288厘米,中刻楷书“印心石屋”四大字,每字高约45厘米,端庄朴雅,笔力遒劲。匾左刻“道光乙未秋”、匾右刻“御笔”“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两江总督臣陶澍恭摹”并刻有“道光之宝”的御玺。保存完好。

 

“二南”诗石刻  即张南轩、钱南园诗。石刻,在长沙市岳麓山爱晚亭右后方,置于枫林桥端六角亭中。清宣统三年1911,程颂万将二南诗各七律一首刻于一方形花岗石礅上。石礅高90厘米、边宽70厘米。张南轩青枫峡诗云:“扶疏古木耸危梯,开始如今几掇提。还有石桥容客座,仰有兰若与去齐。风生阴壑方鸣籁,日烈尘寰正望霓。从此上山君努力,瘦藤今日得同携。”钱南园九日岳麓IfI诗云:“雨歇江平政亦闲,相寻故事一登山。红萸黄菊有深味,碧涧丹崖俱净颜。北海碑看落照里,南轩座接清风问,归欤且住穷幽兴,细数林鸦几队还。”有题记:“宣统三年,补葺爱晚亭,刻南轩、南园二先生诗,并征罗鸿胪故事,书‘放鹤’二字以永嘉游,程颂方并记。”

 

“回头是岸”石刻  位于长沙县北山乡平田村梅岭山。山中有一长26米、宽5米的花岗石,石上刻“回头是岸”四字,每字高110厘米,宽89厘米。阴文草书,笔力流畅,并在右上方刻“同治元年壬戌屈家南手书”11字款识,完整无缺,是长沙市幸存最大的摩崖石刻。

 

“望麓台”石刻  位于长沙县广福乡天华村天华腰。明嘉靖辛亥年1551,晋山杨廷相书刻于石。首刻“望麓台”三字,每字高约40厘米、宽约35厘米,阴文楷书。另有跋云:“予尝读易此山,每遇天朗气清,伫立石山,南望岳峰,烟云缥缈。因思灵麓之下,湘水之涯,予师友在焉,庸镌斯石,以志怀也。”亦阴文楷书。清乾隆已卯年1759,杨氏后人增洗。保存完好,字迹清晰。

 

“佛”字石刻  位于望城县黑麋峰。峰上有一圆形花岗石,石上刻一“佛”字,故名“佛字石”。字高171厘米,宽160厘米,阴文楷书,古朴端庄,遒劲有力。在“佛”字上方刻有“洞阳”两小字,亦阴文楷书,虽字体模糊,尚可辨认。无始刻年代记载,是长沙市保存完好的最大字刻之一。

 

“寿”字石刻  位于望城县桥驿镇寿字石村熊家寨。寨上有一块大花岗石,平坦宽广,上镌一“寿”字,称寿字石。字高188厘米,宽107厘米,阴刻楷书,古朴庄重,遒劲有力。无始刻年代。相传为吕纯阳(洞宾)手迹,真伪无考。是长沙市保存较好的最大字刻之一。

 

洗笔泉石刻  位于望城县丁字镇书堂村书堂山南坡会子塘。山涧清泉流经于此,汇入一小池,“洗笔泉”三字即刻于池边花岗石上。字高18厘米、宽17厘米,阴文隶书,笔力道劲。无镌者姓名及年代。相传为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父子读书洗笔处。欧阳询557641为潭州临湘(今长沙)人。

 

石马铺石雕群像  原置于长沙市雨花区烂泥冲石马铺一清末墓葬周围,墓主人身份不祥。原有石人、石马、石虎、石羊各二,今存一石人和石马、石虎各一对,已搬至长沙市博物馆院内。石人高约150厘米,武士形态,显威武之势;石马长约180厘米、高130厘米,昂首带缰,系鞍站立,显腰肥体壮之势,有待人骑乘之态;石虎,抬头卧尾,前双足站立,后双足曲卧,脊背弓形,似一触即发之势。该群像均为花岗石质,造型逼真,雕工兼有粗犷精细两种风格。

 

南塘冲石雕群像  位于望城县星城镇樟木村南塘冲,东距湘江约50米处。尚存石人、石马共四件。其中石人两尊,各高约180厘米,胸宽80厘米,头饰官帽,身着袍服,面带长髯,手捧笏板,双足并立于一石座上,呈肃穆之态。石马长约170厘米,高85厘米,昂首系鞍,带有缰绳,四足站立,有待人骑乘之势。除石人倒置于地,部分受损,其余均保存较好。无雕饰年代及姓名,其用途无考。

 

高龙石雕群像  位于长沙县春华镇金塘村高龙村民组清代刘祝廷墓旁。原为“皇清诰授建武将军显考刘公祝廷府君之墓”,周围的雕饰之物有石人、石马、石虎、石羊、石龟各两件。今存石人(翁仲)二、石马一、石虎和石羊各二,均为花岗石质。其中石人,高约200厘米,身着袍服,手捧笏板,双足并立于石座之上。惜头部被毁,不见原形。石马长约230厘米,高90厘米,昂首站立,系鞍带缰,显膘肥劲足之势。但腿被折,有损其貌。石虎长150厘米、高100厘米,抬头张口,前足伏卧,后足站立,腰曲尾随,于静欲动。石羊仰首,前足跪卧,后足站立,腰曲尾随,完整无损。

 

石人村石雕  置于长沙市1103工厂院内。原有石人二尊,故名石人村。现一尊移置南郊公园内,另一尊置于工厂院内。均为花岗石质。通高约200厘米,胸宽约80厘米。头置官帽,身着袍服,手捧笏板,双足并立于石座上。雕工粗中有细,保存基本完好。无雕饰年代,应为墓葬周围摆设之物,但未见其墓。

 

观音崖石雕  位于长沙县广福乡天华村天华山上。因在一巨形青石突出部位饰“观音”之像,故名观音崖。其像高100厘米,面目被毁,略显痕迹,上刻有“大显威灵”、“观音崖”、“一见大吉”等文字。崖下有一自然形成回廊,长数十米,宽数米,可容纳几百人,昔时人们曾在此祭祀求神。现仅存遗迹,崖雕年代不详

 

龙洞村石牛  置于望城县莲花镇龙洞村石子头冲内,共二头,花岗石质,各长100厘米、高35厘米、宽30厘米。其形昂首卧身,双角成弧形对峙,四足曲缠于地(即座)上。造型别致,小巧玲珑。始刻年代与雕饰之用途不详。是长沙独存的清代牛雕。

 

赤马殿石龟  置于浏阳市赤马乡赤马殿内。共两只,均为花岗石质,相对而立,问距约20米。各长90厘米、宽50厘米、厚20厘米。昂首,伸足,呈爬行状。造型逼真,雕工精细。原为赤马殿吉祥物,现殿废龟存,为长沙幸存明代龟雕之一。

 

综合农场石龟  置于长沙市开福区综合农场陈家渡管区八队菜地内。龟一只,花岗石质,长200厘米、腹宽160厘米、高60厘米。昂首伸足,背饰鱼鳞纹,腹腔内空如方斗状,呈爬行之势,造型逼真。龟之所在地原建有一塔,今塔废龟存。无雕饰年代记载,据其工艺推断,应为清代中叶之物。

 

三角花园石狮  置长沙市中山路三角花园内,雌雄各一,均为花岗石质,逦高250厘米(其中座高约80厘米、长130厘米、宽60厘米)。雄狮仰首卧尾,一前足踩在一球上,另一前足直立,后双足卧于底座之上,尾缠绕,腰变曲。雌狮除一前足伏小狮,其它状貌均与雄狮相同。两狮对立,形态逼真。该狮原为湖南贡院大门摆设之物,80年代初移至今地。

 

铜铺街石狮  置于长沙市天心区樊西巷铜铺街4号(原长沙市育红小学校门口),雌雄各一,均为花岗石质,高250厘米(其中座高70厘米、长120厘米、宽80厘米)。雄狮昂首卧尾,~前足踩一球,另一前足直立,后双足曲卧于石座之上,狮尾缠绕,腰变曲,于坐欲动,显雄伟之势,呈膘肥之状。雌狮亦昂首卧尾,一前足上伏小狮,另一前足直立,后双足如雄狮曲卧于底座之上,其貌与雄狮相同。均造型生动,雕饰精美。

 

洞阳寺石狮  置于望城县黑糜峰洞阳寺门前。狮二尊,汉白玉质,通高约180厘米。雌雄各一,雄狮,昂首缠尾,一前足踩一球,另一前足直立于底座之上,后双足曲卧于上,腰弯曲,双目有神。雌狮除一前足伏小狮外,其他均与雄狮相同。两狮对立,似遥相呼应之势。是长沙仅存明代汉白玉狮雕。

 

木坪寺石狮  置于浏阳市枨冲镇东风村木坪寺前门左右两侧。共两尊,花岗石质。各高80厘米,有座,仰首卧尾,呈坐立状。雕工精细,造型生动,为木坪寺幸存之物(木坪寺始建于唐代,1928年最后一次重修,今已破废),雕制年代不详。视其工艺推断,应为清代雕饰之物。

 

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  座落在长沙市湖南烈士公园南门和西门中轴线交汇点的山阜上,1959年建成。纪念碑为塔堂合一的建筑物,通高38.6米,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纪念塔,镌毛泽东题“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手迹。下部纪念堂,后设祭堂,竖白玉石奠基碑一通,碑文:“近百年来特别是三十年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光荣牺牲的湖南人民英雄烈士们永垂不朽”。东西两厢为纪念陈列厅,陈列有郭亮、夏明翰、杨开慧等近百名湖南著名烈士的遗像、遗物以及全省7.6万多位烈士的名册。塔堂利用山势作台基,全部花岗石贴面,西、北、东向为多层石级,南向为月台,外以石栏,墀首、壁龛和双折石级上下,庄严肃穆。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1983年重新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红军渡纪念碑  位于长沙市湖南烈士公园东北角的浏阳河畔,19307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进攻长沙。红军以8000之众打败3万多优势敌军,27日下午红三军团部分部队由湖迹渡浏阳河进入长沙城。烈士公园建园后,湖渍渡划入公园范围,改名红军渡,并于198712月立纪念碑。红军渡纪念碑为人造大理石质,长方形竖立,正面刻“红军渡”三字,碑阴刻铭文。从浏阳河堤下有石级导入纪念碑区。

 

 

故居编辑本段

 

贾谊故宅  位于长沙市太平街。屡有修葺。贾谊故宅晋代曾改为陶侃庙,后又恢复旧名,唐代已毁,经宋迄元,历有兴废。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长沙太守钱澍寻得贾谊古井,募款修建贾太傅祠。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兵备道李天植在祠内增祀屈原,改为屈贾祠。清光绪元年1875另建屈子祠于府学宫文昌阁,此处则专祀贾谊。民国时,屈祠中堂悬匾为“治安堂”,祠右名清湘别墅,内有“佩秋亭”。祠中堂正壁上,刻有屈原像。贾谊祠前有大观楼,祠内有一口井,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宅前有两块碑石,左右各一,高约丈余,字迹剥蚀不可辨认。又有大柑一株,传为贾谊手植。以上文物均毁于1938年“文夕”大火。现在仅存亚殿一座。殿已建商店。古井尚在,另辟小巷,名为太傅里。

 

黄兴故居  位于长沙县黄兴镇凉塘,清同治初年建,为一栋普通的泥砖青瓦平房。18741025日,黄兴出生于此。191210月,黄兴回湖南时写有“爱我林园想落晖”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怀念之情。1981年,省人民政府拨专款对其进行修缮。现存房屋包括上堂屋、左右正房和下堂屋、左右正房及厢房、横屋过堂,共12同,其中上堂屋右边正房是黄兴父母的卧室,左边正房是黄兴的卧室,在正房及堂屋里,陈列着黄兴生前用过的家具、文具等物,悬挂着他的生活照片和书翰墨迹的复印件。廖承志题写了“黄兴故居”门额。19811010日,故居开始对外开放。

 

刘少奇同志故居  座落在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是一栋土木结构四合院式的民居建筑,坐东朝西,前临池塘,后依小山。清嘉庆年问,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再洲创建时,仅茅草屋数间,同治十年1871,刘少奇的祖父刘德云加以改建,又经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及兄长几次扩建后,共计茅瓦屋21间,占地总面积8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90多平方米。东头为刘少奇父亲所有,西头原属刘少奇伯父的住房。18981124日,刘少奇诞生在这普通农舍,并在此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时代。刘少奇自1919年离家去北京求学,继而投身革命,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1961年回湖南农村调查时,才偕夫人王光美回到阔别40多年的故乡,53日至9日,在故居住了66晚。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和当地农民促膝谈心,倾听基层干部对党的农村工作意见,为党中央调整当时的农村经济政策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故居于1959年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经修整对外开放。1961年遵照刘少奇的嘱咐,将故居的部分房屋和家具分给农民居住和使用。“文化大革命”中故居遭受严重的破坏,大部分文物散失。1980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后,故居仍按历史原貌修复并于35日重新对外开放。1982年冬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刘少奇同志故居”匾额,19881月故居由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内的陈列是按故居原状,和1961年刘少奇在这里进行农村工作调查两个部分的历史复原。正面茅房大门上悬挂着邓小平亲笔写的“刘少奇同志故居”匾额,进了大门,是一个四合院,正堂屋大门门楣上悬挂的“刘少奇同志旧居”门匾,是“文化大革命”中当地群众冒着风险保存下来的。室内陈列沿用了保存下来的风车,斛桶、财神、父母亲卧室的雕花木床,大柜、瓷缸、桌子、纺车;青少年卧室的三扇木床,大柜、桌子、靠椅及书房中的书案,坐椅。其他,如神龛、农具、炊具、雨具等共190余件什物,都是请当地老人回忆,按历史原样仿制的,陈列在各室的原地原方位。故居的横堂屋里陈列着19615月,刘少奇在这里召集父老乡亲开座谈会时用过的大方桌,煤油灯,木板凳,还有多幅他与乡亲促膝谈心的珍贵照片。通过这些展品陈列,再现了刘少奇在这里生活学习和活动过的部分场景,也反映了江南农村的旧貌风情和过去岁月的农家生活原状。

 

胡耀邦同志故居  位于浏阳市中和乡苍坊村,群山环抱,鸟语花香,敏溪河穿村绕屋而过。风光秀丽。故居为一栋普通砖木民房,有大小房屋19间,约450平方米。19151120日,胡耀邦出生于侧屋内一间10多平方米的耳房里,并在此度过了他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故居对面山上原有“种桃书屋”私塾一座,是胡耀邦启蒙处.,193010月,他随工农红军上井岗山,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直到1962年任团中央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回浏阳指导工作,才回故里作短暂停留。为缅怀胡耀邦的丰功伟绩,浏阳市委市政府于1995年拨款30多万元对故居进行了修缮。1996年元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将其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式对外开放。

 

王震同志故居  位于浏阳市北盛镇马战村,九曲溪似玉带绕村而过,风景秀丽,19084月,王震就出生于此,屋为土木结构,面阔三问,后有披所作厨房等用。193010月王震率队离乡,南征北战,直到19592月才网乡探视,当时就住在厢房内。后多次回来均在此下榻。几十年来,他多次将自己个人节省的生活费资助家乡办林场,建学校.,但自家的房舍却始终未作修缮。如今四周新宇群立,故居更显陈旧简陋。王震1908-1993字余开,号震林。是王家第15代长孙,6岁时破例入附近私塾发蒙。小学毕业后,因家庭困难,辍学务农,13岁,追于生计,在长沙他先拉人力车,后当铁路扳道工。1927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将军衔。1988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93312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5岁。19944月,浏阳市人民政府公布故居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富春故居  位于长沙市三兴街40号。1900522日,李富春诞生在这里。1993年,故居由长沙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建于清朝末年。临街青砖青瓦,三层砖木结构,为商业民居风格的建筑。占地面积为700平方米。1919年秋,李寓春离开故居,赴法国勤工俭学,走上了中国革命道路。故居修复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的关心。1993年,江泽民主席亲笔题字:“李富春故居”。故居现已辟为“李富春故居纪念馆”,于19955月对外开放。

 

谢觉哉故居  位于宁乡县沙田乡堆子山南馥冲。谢觉哉1883426日生在宁乡县沙田乡萧家冲一个农民家庭,后搬迁到南馥冲定居,在这里度过青少年时代。故居为普通农舍,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坐东朝西,砖木结构,占地约640平方米。前临农田,后依山坡,竹松环绕,风貌幽静。长沙市人民政府于1988年将该故居列为长沙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何叔衡故居  位于宁乡县沙田乡杓子冲。1876527日,何叔衡诞生于此。故居为一所普通农舍,建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坐东朝西,土木结构,有正房,左右厢房计23间,小青瓦屋面,大砖泥筑院墙,占地约2600平方米,平头槽门,门额上端悬挂廖沫沙题写“何叔衡烈士故居”七字横匾。1972年后多次维修,复原陈列有何叔衡及其父母住房、书房等。湖南省政府于1983年重新公布此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徐特立同志故居  位于长沙县江背镇观音塘,为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式民居。始建年代无考。1914年改建,其后两次扩建并多次维修。占地面积约1700平方米。1916年,徐特立在此开设五美高级小学后,房舍除上屋东侧及上东厢房留用外,其余均为学校管理。故居前临田野,后靠小山,周围松柏,香樟、翠竹环绕。西侧新建五美中学校舍和操坪,与之连成一体。1980年,故居修缮一新,复原陈设有徐特立夫妇和徐乾以及教员陈昌,毛达恂等人的住房。1983年湖南省政府重新公布此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郭亮故居  位于望城县茶亭镇上文家坝,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望城县民政局拨专款将郭亮故居按原貌易地修复,1987年底望城县委、县人民政府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开始对故居进行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故居的复原陈列征集了郭亮生前使用过的9件原物;辅助陈列介绍了郭亮1920年至1928年的革命事迹。王首道题写了“郭亮墓庐”和“郭亮同志千古革命先烈浩气长存”的匾牌。

 

杨开慧故居  位于长沙县开慧乡开慧村板仓(又称板仓屋场)。座北朝南,房屋为前、中、后三进,东西配以厢房,中间置天井,砖瓦结构,面积1057平方米。1901116日,杨开慧在故居后进东北北间诞生,193010月中旬在这里被捕,同年1114日,在长沙市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此后,亲属陆续迁移外地,故居房屋由农民居住。1966年,省人民政府将故居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初步维修,着手复原陈列,开始对外开放。1979年故居全部复原,1983年在前栋房问内举办杨开慧生平事迹陈列。现故居中仍保留有杨开慧生前使用的藤椅、茶杯、木架子床、夹衣等原物。

 

萧劲光故居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山乡照洲巷29号,为土木结构民宅。始建于清末,占地面积约350平方米,坐西朝东,泥土夯筑墙,墙高5.4米,厚0.45米。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有正堂屋、退屋、两侧厢房和杂屋,计14间。朱漆格扇雕花大门方格支撑窗,青瓦双坡屋顶。门额上方堆绘图案装饰。前留坪地,后有竹林,东临湘江堤岸,西靠天马山嘴。长沙市郊区政府1989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肖劲光190314日诞生在这里,并在此度过了童年和青年学生时代,1920年离家赴俄勤工俭学。

 

陶峙岳故居  位于宁乡县玉潭镇桐木冲村火龙洲。距宁乡县城5公里。有宁(乡)韶(山)公路相通。故居始建于清代。东靠大山,西临沩江支流曾家河,坐东朝西向,有房屋103间,占地面积3000余平方米,全系砖木和土木结构。由于年代已久,风雨侵袭,故居破烂不堪。1959年后,开始住进农户,逐步改建维修。目前面目全非,仅存原碾房、正房、谷仓屋及部分照墙等。

 

欧阳钦故居  位于宁乡县大屯营乡李家坝村邓家冲。距花明楼镇炭子冲刘少奇故居约10公里。从县城出发有公路相通,约距45公里。故居背靠小山,面朝广阔农田,坐北朝南。邓家冲是一座平房,有三栋五排,大小110多间房屋,占地面积2000余平方米,全部土木结构,青瓦结顶。从曾祖父起一直居住于此。欧阳钦四个亲兄弟和三个堂兄弟共30余人同锅煮食,居住西头。堂叔欧阳鹤松,舜阶住东头。190083日欧阳钦诞生于此。19187月去北京就读,才离开故居,告别亲人。新中国成立后,故居住进农户。1958年开始,住进农户逐步改建维修,直至80年代,除一间26平方米的小客厅外,其余房屋均先后拆掉新建,面貌全非。目前仅小厅仍然保存完好。

 

●李维汉故居  位于长沙县高桥镇松竹村火烧坝。据故居附近李维汉亲友介绍,故居原为长沙东乡高桥地区一座有名的建筑物。九栋十三厅,鳞次栉比。大门外两侧是高耸的照壁,进大门后为大坪,房屋深达三进。层与层之间有天井、迴廊。空坪正中为过亭。过亭后进入后栋。后栋为五间正屋。正屋两侧为一系列佣人居室和杂屋,正屋后还有居室多问。诸多房屋,自成一体,错落有致,互为增色。70年代初期,李维汉身受“四人帮”迫害,故居被拆,仅有门楼一座仍保持原样。此外,尚存古井一口,井口约一米见方,井水清澈,周围群众仍饮用此井水。故居基地杂草丛生。

 

柳直荀故居  位于长沙县高桥镇中南村方田冲。为一土墙青瓦老式农村住屋。大门上,尚遗留“黄棠山庄”四个大字,为解放前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所书。距今半个多世纪,仍然苍劲醒目,令人惊叹。房屋前栋保持原样。正中上下两间为柳午亭家教之处,左边为厨房、杂屋;右侧为住房,最侧边一房,为柳直苟青少年时住房。后进原并列五间,中间为堂屋,余为住房。右侧为柳午亭子女住室,左侧为柳午亭夫妇住室和柳午亭冷水浴室,现已倒塌不存。故居前有一小池塘,为山泉汇集而成,塘水清冽,塘边岩石地上有一口井,为柳午亭设计开凿而成,泉源于石壁中,冬暖夏凉,甘甜可口,实乃不可多得名泉。柳午亭解放初期离开此屋后,即为农民居住,仍大部分保持故居原样。

 

●王首道故居  位于浏阳市张坊镇上洪村。故居为一古朴的农村居舍,正屋为泥土砖房,两边侧屋为竹篱屋。青山秀水,风景秀丽。王首道在这里度过童年、少年时代。参加革命后,这里成为农村革命活动中心。解放后,从上洪到故居,修有一条机耕道,行人称便。外地前往故居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雷锋故居  位于望城县雷锋镇雷锋村。故居原为地主谭四滚子庄屋,因雷锋祖辈佃种谭家的田住在谭家的庄屋内。19401218日到195611月,雷锋在故居生活了l6年。1958年故居房屋因年久失修被拆,重建了3间茅房。1993年重新修复。故居为泥砖竹木结构,茅草盖顶,房陈放着雷锋祖孙3代用过的两张床铺、1张大柜、1张书桌和几条凳子,雷锋祖父被地主催租逼死在这房里;雷锋父亲当挑夫时,相继被国民党兵与日寇毒打后,吐血死在这房里;雷锋长当童工时得“童子痨(肺结核)”被解雇回家后也死在这房里;雷锋母亲也是含悲忍辱在这正房房梁上上吊而死。

 

欧阳予倩故居  位于浏阳市淮川办事处市人民医院北侧、四合院结构。1889年,我国著名戏剧家、话剧运动的倡导人之一欧阳予倩诞生在此。现故居保存基本完整。1995年被浏阳市人民政府列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默庵故居  位于长沙县北山乡北山村,1928年建造,为一处中西合璧园林式民居院落。占地面积约4200平方米。主体建筑为中西合璧式。砖木结构,坐北朝南。槽门东辟。由防护水沟、院墙、门楼、主楼、凉亭、花园及杂屋等组成。主楼和门楼均为青砖清水墙,歇山顶,盖琉璃瓦。院墙外为人造护屋沟。略呈太极图状,故居地处万谷岭下,背靠村落,前有土地嘴,左右为田垅,地势开阔。现为长沙县民政局光荣院使用。1988年,长沙县人民政府将此处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李默庵,1904年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32集团军总司令,现侨居国外。

 

谭嗣同故居  即大夫第官邸,位于浏阳县城关镇北正路。建于明末清初,占地约1000平方米。故居坐西南朝东北,砖木结构,二进院布局,东侧有园囿。故居具有江南庭院式民宅特色,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基本保存完整,现为城关镇居民用房。1989年被浏阳县重新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馆藏文物编辑本段

 

●彩陶罐残件  1986年长沙县南乡(今暮云镇)大塘村出土。器残,仅余口耳,上腹。卷唇,直颈,圆腹,颈与肩部残余一錾形耳。残高10.2厘米。泥质灰黄陶,火候较高,通体白衣褐彩。罐颈绘一周窗格图案,耳部绘一四出花瓣纹,腹部绘有高冠长尾鸟,喙衔枝叶,仰首朝阳,鸟与鸟之间各以一组树冠图案分隔。彩绘线条简炼流畅,图案新奇精美,富有写实意味。反映出距今7000年前原始先民较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水平。在全省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遗物中绝无仅有。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陶盘形鼎  1988年长沙县广福乡腰塘村遗址出土,通高18.5厘米,口径1.3厘米。夹砂黄褐陶质,大敞口,广肩,折腹,圜底。底立三瓦形足,足扁高大,中略束腰。此鼎造型独特,在腰塘遗址出土物中占有一定比例,具有代表性。其风格特征与江西及长江下游同期文化中诸因素相类似。腰塘遗址文化遗存的年代约当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早期。该鼎对于研究长沙距今四、五千年古文化具有重要价值。藏长沙市博物馆。

 

双耳罐  1986年长沙县南乡(今暮云镇)大塘村湘江东岸一级台地(河漫滩防地)出土。通高11.2厘米,口径12.8厘米。细泥红陶质。外表磨光,敞口,斜肩,圆鼓腹。圆底。口沿下与肩部饰一对錾形耳。腹部饰三周弦纹。弦纹内填饰斜线纹。此罐保存完整。造型独特朴拙大方,距今约7000余年,是长沙市迄今发现的最早人类活动遗物之一。具有较鲜明的文化特征。其风格与广东曲江马坝,深圳等地同类器形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研究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文化的重要资料。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细绳纹陶釜  1986年长沙县南乡(今暮云镇)大塘村出土。通高19.2厘米。口径17.6厘米。敞口,斜腹,圈底。颈部饰栉纹。通体饰细绳纹,间饰以弦纹。泥质红陶,陶色不匀,腹底呈褐红,口、颈呈灰黄,火候较高,此釜保存完整,造型原始古拙,具有鲜明的古代文化特征,与广东曲江马坝,深圳等地同时代器形,纹饰风格相类似,距今约7000年。为长沙市目前发现的最早人类活动遗物之一。是研究我国南方新石器代中期人类文化的重要资料。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曲腹陶碗  1986年长沙县南乡(今暮云镇)大塘村出土。通高7.8米。口径17.9厘米,底径8.7厘米。泥质红陶,火候较高。敞口,曲腹,圈足。腹部印饰弯月形,曲折形,水波形,绹索形的纹饰,并用篦点组成草寮式或“介”字形图案。这些印纹,很可能是用模印的。该碗造型别致,图案清新活泼,工艺水平较高。时代与文化特点非常明显,距今约7000年,具有较高的工艺和历史研究价值。是研究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活动的重要资料。

 

陶碗  1986年长沙县南乡(今暮云镇)大塘村出土。通高5.8厘米,口径135厘米,敞口,圈足。足沿雕刻成锯齿状,泥质灰陶,索面。该碗保存完整,造型小巧精美。距今约7000年,是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文化的重要资料,藏长沙市博物馆。

 

石镰  1986年长沙县南乡(今暮云镇)大塘村出土。端部破损,通长13.5厘米,宽4.8厘米,厚1厘米。镰背略成弓形,刃部平整,稍加磨制。镰尾收肩,较背、刃部为窄,以便捆缚于其它器物之上。该镰系用燧石打磨而成。距今约7000年,对研究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的发展以及南托大塘先民的经济状况、生活水平提供了重要资料。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陶釜形鼎  1988年长沙县广福乡腰塘村出土。通高25厘米、口径14 5厘米。夹砂灰陶质。敞口、鼓腹、圜底、腹饰粗浅绳纹。底立三足,足似鸭嘴形,上厚窄,下宽扁。腰塘遗址文化遗存的年代约当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早期,受长江下游诸文化影响较深,地方风格比较突出。此式陶鼎在腰塘遗址中为常见之物,具有代表性,对于研究龙山时期南方诸文化的相互影响,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陶豆  1976年长沙县鹿芝岭月亮山遗址出土。细泥红陶质,卷唇,浅盘,喇叭形圈足。足上饰镂孔,通体索面。月亮山遗址文化遗存年代约相当于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000余年。此豆保存完整,是研究龙山时期长沙古文化面貌的重要资料。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人面纹方鼎(商)  1959年宁乡县黄材地区出土。通高38 5厘米、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口唇卷边,内唇沿斜削。器身四周饰四个浮雕人面,形制相同,月眉,杏眼、宽鼻、阔口,垂耳。周围装饰云雷纹,云纹,手爪形纹饰。器身四角有扉棱。鼎耳方形,外面铸单线夔龙纹,足上端饰饕餮纹,中有三道弦纹。器内侧中部近口处,铸铭文“大禾”。以人面为主要纹饰的青铜器,不仅历代金石著作未见记载,就是现今世界各地所藏中国青铜器中亦未见实物。该鼎是我国古代青铜器中一件非常罕见的珍品。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兽面纹瓿(商)  1959年宁乡县寨子山出土。通高42.5厘米,口径23厘米。弧形盖,盖上提手顶端饰以虎首虺身盘绕的怪兽。盖饰扉棱,将盖面分六等份,交用三组饕餮纹装饰盖面。圆唇、短颈,器身圆鼓,圈足。器身饰扉棱,将其分成六等份。肩部置三个浮雕兽首。周身以云雷纹为地,肩、足饰龙纹,腹部饰饕餮纹。出土时,器内置商代晚期铜斧224件,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兽面纹提梁卣(商)  1963年湖南省宁乡县炭河里出土。通高25.9厘米、口径12.515厘米。盖面隆起,上饰四道扉棱,伞形扣手,盖面饰兽面纹,填饰云雷纹,盖沿为蕉叶纹。器身敛口,直唇,扁鼓腹,圈足。器身、圈足饰四道扉棱,颈部和圈足以八条夔龙纹组成一圈纹饰,腹部饰以饕餮纹,周身填饰云雷纹。器、盖同铭,作“癸举”两字,弧形提梁,扁平,两端各有一兽头,出土时卣内有白色和绿色的穿孔玉珠、玉管1100余颗。藏湖南省博物馆。

 

鸮卣(商)  1966年长沙市郊区宝堤院出土。通高24.2厘米、口横12.2厘米、口纵15.7厘米。盖面隆起,上立伞形捉手。盖面饰两相背的鸮首,喙部突出作钩状。器身椭圆形,敛口、弧腹,颈部有一环形系。纹饰作相背的鸮羽,底部有四矮蹄足。色泽翠蓝,晶莹如玉,弧形提梁,作绚索状,两端环状纳入颈部系内。出土时原盖已失,现盖是后配的。此卣造型生动活泼,纹饰精致秀丽,为青铜工艺中的佳品。藏湖南省博物馆。

 

“戈”卣(商)  1970年宁乡县黄材王家坟山出土。通高37.3厘米。盖面隆起作瓦棱状,上立伞形捉手,饰四道扉棱,盖沿饰二组相对的凤鸟纹填以云雷纹。器身敛口,鼓腹,圈足。饰四道扉棱,颈部饰夔龙纹,肩饰瓦棱纹,腹部四组首尾相背的短风鸟纹,足部纹饰与盖沿相同,周身填以云雷纹,提梁饰夔龙纹,二端饰兽首。器内底和盖内均铸铭文“戈”(注:“戈”是中原晚商青铜器中常见的族徽)。出土时,卣内盛玉虎、玉珠、玉管320余件,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大铜铙(商)  1983年宁乡县月山铺转耳仑山腰花园出土。通高103.5厘米,铣间宽69.5厘米。鼓间宽48厘米。甬(执柄)呈圆管状,与钲腔相通。旋部饰羊首兽身纹。钲部两面主纹均为弧形粗大线条组成的饕餮纹,钲部四周及甬部满饰云雷纹。隧部(口沿)正中饰一组半浮雕象纹,两象相向站立,象鼻相接,象身饰阴刻云雷纹。此铙重221.5公斤,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铜尧。其形体高大厚重,纹饰精美别致,是我国古代青铜器中罕见的珍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四羊方尊商)  1938年宁乡县月山铺转耳仑山腰出土。通高58.3厘米、口径52.4厘米。方形大敞口,折肩,方腹下略收,方圈足。通体饰八道扉棱。口沿下饰蕉叶纹、夔纹。折肩的四隅凸起高浮雕羊首,羊角卷曲向前。腹部,圈足四角半浮雕羊身、足。羊体之间饰龙纹,圈足上饰倒夔纹。此尊造型凝重大方,构思奇特,纹饰精美,形象逼真,立体感强,采用分铸法铸成,在商代青铜工艺中堪称绝诣,是我国商周青铜器中独一无二的珍品。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饕餮纹提梁卣(商)  1971年浏阳县沙市镇保塘村新屋出土。通高267厘米,通宽18.621. 6厘米。椭圆形,盖顶铸有六瓣蕾形捉手,盖沿两侧有角状突出。鼓腹,圈足。提梁已失。通体饰四道扉棱。全器以细密的云雷纹作地,盖面饰两兽面,盖沿、颈、足饰夔纹,腹部饰由夔纹组合的饕餮纹。兽面、夔体,饕餮纹上饰阴线云纹。此卣纹饰细致绮丽,线条圆润流畅,造型凝重大方,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珍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兽面纹铜觚(商)  1976年宁乡县黄材葛藤木椰子山出土。高26厘米、口径15.3厘米、底径9 1厘米。觚呈青黑色,喇叭状口,身细长,腹部有一宽凸凌,喇叭形圈足上部有“十”字形镂孔。腹部和圈足上均铸有极为精细的变形兽面纹。此觚保存完好,造型优美生动,纹饰精细繁复。形制、纹饰风格均与中原商代同期器类棚同,为研究商周时期南方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龙纹铜刀(商)  1988年宁乡县朱良桥乡桃园侯家嘴出土。刀全长29厘米。刀体长15厘米,横断面呈楔形。脊背平,刀尖作圆弧状,刃口锋利。刀柄长l4厘米,横断面呈椭圆形,柄体两面各饰浅浮雕的夔龙,四周填以云雷纹。柄端饰以方形环首。此刀短小精致、造型美观,宜为日常生活所用,而不是作为砍杀兵器,在国内目前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仅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蛙眼纹铜铙(商)  1985年浏阳县柏加乡柏加村出土。通高44.5厘米,铣问宽26厘米,鼓间宽17.5厘米。甬呈圆管状,与钲腔相通;中部起旋,旋上饰有对称的乳钉纹。钲部主纹为弧形凸起的粗线条组的饕餮纹;兽面的两眼为浮雕的蟾蜍,蟾蜍蹲屈昂首,周身饰以阴线云雷纹。鼓部,钲部边缘及甬部填饰云雷纹,甬部还装饰火纹及飞蛾纹。此铙主纹兽面的两眼饰以浮雕蟾蜍,为以往发现的同类器中所未见,具有典型的南方风格,对研究南方商周青铜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兽面纹铜铙(商)  19879月长沙市郊区东岸乡东湖村出土。通高555厘米、铣问宽38,5厘米,鼓间宽30厘米。甬高21厘米,中部起旋,重34公斤。钲部两面主纹均为弧形粗线条组成的饕餮纹,钲部四周及甬部满饰阴刻的云雷纹。该铙造型端庄厚重,纹饰层次分明,风格肃穆、夸张,有艺术意味。器形保存完整,是一件难得的商代礼乐器。现藏长沙市郊区文物管理所。

 

铜镜(商)  199368日和814日,宁乡县老粮仓枫水桥乡农民在该乡的师古山顶青铜遗址中相继两次发掘1l件铜镜。这批铜镜体格完好,均呈灰褐色,表面铮亮,颇具商代南方风格,其中一只铜镜鼓部有四只虎纹纹饰,甬部为“回”形图案,其余十只铜镜分别布满饕餮纹和云雷纹。第一批出土的十件铜镜埋藏在长约1,2、宽约1.2、深约1米的坑内;分为上下两层排列,最上一层即为虎纹饰铜镜,底层为9只,分为三排,每排3只排列,这十件铜镜的通高、重依次递增,最大为通高54厘米,重31.5公斤,最小的通高36厘米,重9.5公斤,第二次出土的大铜镜通高80厘米,重量为102公斤,埋藏在距地表约一尺左右的坑内,这些商代铜镜,距今已有30003500年历史。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对于研究我国、特别是江南地区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鸟纹铜镈(西周)  浏阳县淳口黄荆出土。通高32 6厘米。环纽,镈身形似铜铙,为合瓦形,但形体瘦长,于(口沿)平整。栾侧顶部立两高冠扁身鸟。栾侧饰勾形花纹。钲部两面均用云雷纹组成四个方界,内饰乳钉纹。鼓部光索无纹。此铸造型奇特,风格独异,具有浓厚的南方土著文化的特点,在北方同期文物中罕见,是南方古越族青铜文化中的佳作。对研究我国商周时期南方古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铜甬钟(西周)  1975年宁乡县五里堆坝塘垱出土。通高38.5厘米,甬长4.9厘米。甬呈圆管状,近舞部有一千,干上有旋虫。钲体较长,两面钲部各有六组枚,每组横排三个。组与组之问用乳钉纹装饰隔开。枚较长,前端平。篆部、鼓部及钲部正中无纹饰。舞部饰三角形云雷纹。此钟的造型,纹饰具有自身的特点,属西周晚期的遗物。是研究我国西周时期南方文化的重要资料。藏长沙市博物馆。

 

夔龙纹提梁卣(西周)  1978年宁乡县回龙铺洋泉河边出土。通高33 3厘米、口径10.714.5厘米。盖而隆起,上立一半球形捉手。器身椭圆,肩部两侧各置一环形直耳,复穿绹索状弧形提梁。颈部正中为一浮雕兽面,兽面两侧为夔龙纹,夔龙四周填饰云雷纹,上下各以圆圈纹界定颈部纹饰的宽度。盖面上的纹带与此相同。圈足上的纹饰为变形兽面纹。此卣的造型及纹饰与陕西西周同类器相同,年代当为西周前期,这是湖南省目前首次发现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卣。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钢剑(春秋)  1976年长沙市区杨家山65号墓出土。通长 38.4厘米、身宽2-2.6厘米、格宽4.6厘米、脊背0.7厘米。表层已氧化,剑首已残,剑茎作圆柱形。剑格作棱形,嵌于剑身,钢质。剑身中脊隆起,锋刃近端渐窄。剑身断面经反复煅打。约79层。经取样观察,金相鉴定为含有球状碳化铁的铁索体组织,组织较均匀,铁索体品粒平均直径约为0. 003毫米。这是含碳量0.5%左右经退火处理的碳钢。与钢剑同出土的陶鬲、陶罐、陶钵、铁鼎、铁削等器物,其形制风格,时代特征均属春秋晚期,因而钢剑的时代应属同期。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一把钢剑。根据以往的考古发现,我国至战国中晚期才出现块炼渗碳钢。丽这一钢剑的发现,则把碳钢出现的时间提到春秋晚期,向前推进了200余年。这是中国冶金史考古上的重大发现,对于研究我国钢铁冶炼历史具极重要的价值。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铁鼎(春秋)  1977年长沙市区窑岭15号墓出土。通高21厘米、口径23厘米,重3250克。环形附耳,深圆腹,圜底,扁棱形足。经取样观察,金相鉴定为亚共晶铸铁组织,其中有少量石墨,含碳量接近4.3%。可以确定为亚共晶生铁,即铸造生铁件。与铁鼎同出土的绳纹圜底罐,被断定为春秋晚期典型器物,对确定该墓的年代提供了依据。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形体复杂的生铁铸件,对研究我国早期的冶金铸造具有重要的价值。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尖足越式鼎(春秋)  1976年长沙县福临区(今福临镇)出土。通高12.8厘米、宽11.5厘米。薄胎,敞口,圜底。方耳直立于口沿,鼎足上粗下尖,足内侧空槽,足尖实心,外撇成锥状。底腹均有三范合铸的痕迹,底部残存烟炱。腹饰为栉纹、涡纹,夔纹和曲折纹。此鼎造型别异,其铸造风格与纹饰特征与北方中原同期器类迥异,具有明显的南方土著文化的风格,应属于占越族青铜文化的遗物,是研究南方越文化的重要资料,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兽面纹柱足鼎(春秋)  1978年长沙县路口区高桥乡出土。通高18.4厘米、宽14.4厘米。侈口,敛颈,扁鼓腹,圜底。方耳直立于口沿。柱足,内侧空槽,足上部饰兽面纹。腹部饰夔纹。器底,腹均有三范合铸的痕迹,底部尚存烟炱。此鼎形制仿中原风格,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铸造工艺装饰手法却表现了明显的南方风格,应属古越族青铜文化的遗物。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蟠(虫+兀)纹铜鼎(春秋)  1979年长沙市内征集。通高23.5厘米、口径20.5厘米、足高10厘米。子母口,缺盖,长方形附耳,圆腹,圜底,三兽蹄足曲侈。腹、足端饰细密的蟠蚬纹。纹饰细密复杂,是由多组相同的纹饰单位重复组合起来的。采用的是印模法铸造工艺,这一技术在春秋晚期广为流行。此鼎保存完好,铸造精良,造型古雅稳重,纹饰繁缛致密,是…件珍贵的春秋铜礼器。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缯书(战国)  1942年长沙市区子弹库出土。长47厘米、宽38.7厘米。帛地,墨书文字计900余字。帛书中部有文字两大段,书写方向相反,一段8行,另一段13行。帛书四周绘十二神像,先用细笔勾勒轮廓,再填以彩色,形状奇异,有三首、鸟身、珥蛇等,运笔细腻,各神像旁题记神名,并附文字二段。帛书四角绘有植物枝叶图像。关于帛书的内容和性质,学者见解不一。四周十二神名,已考定与《尔雅·释天》12月名相合,所附文字系十二月的宜忌。另据文字中提到的天象灾异及考证出的伏羲,炎帝、视融、女娲、禹、契等名推测,帛书可能是战国时代数术性质的佚书。此书文字奇诡,语言艰涩,内容丰富,图文相彰。是我国目前出土最早的古代帛书,对研究战国时期的楚文字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都有极重要的价值。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人物龙凤帛画(战国)  1949年长沙市区陈家大山出土。高31.2厘米、宽23,2厘米。平纹绢地,墨绘。画中一妇人侧身而立,表情肃穆,脑后挽一垂髻,双手合掌作揖,博袖,细腰,长裙曳地,裙上绘云气纹。妇人右下角绘一弯月状物。左上方各绘一龙凤,延颈奋腾,扶摇直上。龙体卷屈,左右各一足,凤鸟羽端绘有心形羽翎,曲卷过首。此画一般认为是导引死者“引魂升天”之物,是我国早期的铭旌。这是目前我国所见时代最早的帛画之一,是研究先秦美术史极为珍贵的资料。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人物御龙帛画(战国)  1973年长沙市区子弹库1号墓出土。高37.5厘米、宽28厘米。画面为一男子,侧身而立,高冠博袖,长枪着地,腰佩长剑,执缰立于龙舟之上。龙尾企立…鹤,舟下绘一鲤鱼,男子头顶上方绘一华盖,表示墓主人乘龙升天之象,郭沫若曾为此画题《西江月》一首,解说画的内容。画中人物略施色彩,龙、鹤、华盖用白描,有的用金白粉。这是我国目前时代最早的彩绘帛画,研究先秦美术史具有极重要的价值。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漆绘镇墓兽(战国)  1971年长沙市区浏城桥1号墓出土。通高43,2厘米、宽30,3厘米。盏顶方座,座上有一方孑L。兽身下有一凸榫,插入方孔内。镇墓兽由首、颈、身三部分组成。首作怪兽状,两目圆睁,口吐长舌,曲颈,长身。有一周突干,全身髹黑漆。镇墓兽是古人置于墓中镇恶压邪之物,是楚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东西。此兽神态怪异,面目狰狞,雕刻手法简洁粗犷,反映了战国早期楚漆木器制作的风格,是研究战国漆木器发展的珍贵资料。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彩绘木鹿(战国)  1971年长沙市区浏城桥1号墓出土。通长38厘米,宽2030厘米、高20厘米。整木雕凿而成。鹿卧于一椭圆形底座之上,头曲卷叠枕于腰部。两前肢错落屈折,后肢自然平放。头上部有两方形榫眼,是用来插鹿角的,但鹿角未见。全身髹黑漆,绘白色桃形斑纹,形似梅花鹿。此鹿雕刻手法简洁,形象生动。该墓年代一般认为属战围早期,为目前湖南省发现最早的战国漆木制品,是研究楚文化的重要资料。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大鼓(战国)  1971年长沙市区浏城桥1号墓出土。直径45厘米、高85厘米。腔板中厚35厘米、口厚1厘米。两面均蒙张皮革,革已无存,但留张鼓皮的竹钉。竹钉上下各有两圈,每固有42个。鼓腔上下两端蒙鼓皮处无漆。中部髹褐色漆,绘云纹。鼓腔中部有三个长方形棒限,间距分别为93102165度。从鼓的形式和榫眼的位置推测,这种鼓应为悬鼓。此鼓为目前国内发现时代最早的实用皮革鼓,对研究我国鼓乐发展的历史及古代礼乐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云纹提粱铜壶(战国)  1957年长沙市烈士公园3号墓出土。通高37厘米、腹径17厘米。弧形小盖,小口,长颈,鼓腹,圈足。盖、口沿、颈肩、足饰三角云纹;腹部以席纹为地,装饰半浮雕的卷云纹。盖,肩各有二环形系,链式提梁贯穿于中。腹下部有三个兽面,但不衔环,可能是为系带之用,便于提携。此壶形制特殊,非常少见,其时代定为战国之初。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鸡形银戈龠(战国)  1956年长沙市区裕湘纱厂55号墓出土。高3,8厘米。长喙,齿形冠,翘尾,经光谱分析为银质,含有少量的铜,以及微量的锡和铁。戈龠是安装在戈柲上端,用以防止戈身脱落和木秘开裂。银质戈龠目前仅此一件,堪称珍品。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兔毫竹管毛笔(战国)  1954年长沙市区左家公山15号墓出土。笔全长21厘米。管长18 5厘米、毛长2.5厘米。毛笔原置于一根竹简内(笔筒)。笔毛选用上等兔毫。先将竹质笔杆下端劈成数开,将笔毛夹于其间,以丝线缠绕,最后外涂薄层生漆胶固。与毛笔放在一起的还有竹片、铁削和竹筒,根据其相互关系来看,可谓当时的“文房四宝”。(晋)崔豹《古今注》说蒙恬造笔之始,尚有一种“免毫竹管”笔,此笔的质地与《古今注》所述完全吻合。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一支毛笔。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单趞”戈(战国)  1980年长沙市区五里牌出土。通长18厘米,胡长11.3厘米,援较短。微昂。中胡三穿,内一穿,胡、内之间起栏。内的正面有铭文三行共八字,篆文。释文为“单趞讨(音+又)作用戈,兰万?”。第七、八字不识。此戈的形制在湖南楚墓中尚属首见。有的学者认为,铭文最后二字可能是“生库工师”的简写。此戈形制完整,铭文清晰,是研究战国时期楚文化的重要资料。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错银铜盒(战国)  1985年长沙市区长岭7号墓出土。通高13.5厘米,口径18厘米。弧形盖,上立四兽形小纽。口沿饰一对称的兽面铺首街环。圈足、盖面、腹部、圈足饰错银的卷云纹,盖沿、盒口、腹部饰错银的菱形卷云纹。器内放置食物,已碳化,似粟米一类物质。此盒花纹精细繁缛,构图工整。错银的方法系将银丝填于錾刻的纹饰内,加以压打、磨光,使其牢固不脱。器表光洁,银辉闪烁,堪称战国错金银器的佳作,藏长沙市博物馆。

 

●彩绘漆虎子(战国)  1980年长沙市区五里牌3号墓出土。通长293厘米,通高16.5厘米。全器用一整木雕成,由口向内将腹镂成空腔。外型为一虎昂首匍匐,两目圆睁,张口作吼状。四肢丰满,臀部肥圆,尾反卷连于脑后而成把手。器内外皆髹黑漆,器表用朱、褐二色漆绘云凤纹,勾勒眼、耳、臀等部位。此漆虎子整体雕刻线条浑圆流畅,形态栩栩如生,虎子的用途,一般认为属亵器(便溺之器)。迄今为止,国内先秦墓葬中仅见,是一件少有的文物珍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透雕龙凤玉璜(战国)  1987年长沙市区五里牌出土。长21厘米、宽9厘米,一端雕饰龙首,屈体腾跃,回首作顾盼状,身饰谷纹,饱满匀称;一端雕饰凤头,振翅欲飞,体饰羽翎。璜顶一穿,用以系组佩带,两面纹饰相同,青玉琢成。此璜造型生动别致,玉色晶润平滑,刀法圆熟洗炼,纹饰精细流畅,雕琢技艺高超,为战国玉雕中的精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四山字铜镜(战国)  1987年长沙市区劳动路贺龙体育馆出土。直径23厘米、缘厚06厘米。圆型、三角缘,方纽座,三弦纽。镜背纹饰分三层:第一层为羽状地纹;第二层为茎索相连的叶瓣纹;第三层为四山字纹,即主题花纹。此镜制作工整,镜面光洁,景物可鉴。纹饰曲折繁缛,“山”字纹倒看为“巾”形。此镜形体宽大,为全国出土的同类镜中所少见,是一件珍贵的战国艺术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弩机(战国)  1952年长沙市区扫把塘138号墓出土。通长51.8厘米。弩由木臂和铜弩机两部分组成。弩臂用两木斗合,前端拱曲,用以承弓,臂中有放箭用的凹槽。铜弩机置于弩臂后部,由牙(上有望山)、中(钩心)、悬刀(板机)及栓塞(键)等部件组成。弩通体髹黑褐漆。此弩设计巧妙,构造相当复杂。使用时,弓弦触望山.牙即上升将弦钩住,扳动悬刀,牙即下降,箭离弦而去。是我国目前所见时代最早,保存完整的弩机之一。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人形柄铜匕首(战国)  1974年长沙市区树木岭1号墓出土。通长20厘米、刃部宽3.5厘米。柄作人形,高8.6厘米。高鼻梁,圆形发髻,长辫垂肩,耳挂扁圆形耳坠。袒胸露乳,双手叉于髋,耽处一镯状物,腰部系短裙,裙上有曲折,条形图案。赤足,脚趾分开。此匕首造型奇特,人物形象逼真,风格古拙,为湖南数千座战国墓中所仅见。从人物形象看具有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特征,与两广同期器物上的风格相近,是研究战国时期楚越文化关系的重要资料。现藏湖南博物馆。

 

竹简(战国)  1953年长沙市区仰天湖25号墓出土。计43片,完整的长22厘米,宽1.2米,厚不及1厘米。文字收写在竹简的簧而。简背面的竹皮未除去,每简有2字至21字不等,字多“丝”及“金”的偏旁,记数的字如“一”、“五”等甚多,其可识者有“鉴”、“缲”、“铊”等。这些竹简,均为记载随葬品的遗册。长沙仰天湖,五里牌,杨家湾先后出土三批战国时期的竹简,其中以仰天湖25墓出土的竹简字数最多。保存最完整。这对于研究战国时期楚国文化及楚文字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天平与砝码(战国)  1954年长沙市区左家公山15号墓出土。天平,长27厘米。杆为木质,扁条形,正中钻一孔,孔内穿丝线作为提纽。两端各有一穿孔,内穿丝线用来系秤盘。系盘的丝线为四根,各长9厘米。铜秤盘2个,底略园,边缘4个对称的小孔。砝码铜质,共9个约合当时的一斤,大小依次递减,均为环形。重量分别为12561.831,36.84.62.11.206克,共计250.5克。这一套天平砝码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权秤用具,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的权衡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四年相邦吕(不韦)”铜戈(战国)  1957年长沙市区左家塘1号墓出二L。通长21厘米。长胡、短援,胡上四穿,内上一穿。内部正背面凿刻铭文,正面镌刻“四年相邦吕造,寺工龙,丞口口”12字,背面刻“可”一字。此戈保存完好,铭文清晰可辨。“相邦吕”即秦国宰相吕不韦;“四年”即为吕不韦任相期间的秦始垒四年(前243年);“寺工”、“丞”皆为作器者,监官的称谓。经专家考证为秦国的兵器。此件具有明确纪年的秦国兵器是长沙市出土的战国兵器中唯一的…件。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双层九子漆奁(西汉)  1972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通高20 2厘米,腹径35,2厘米。此奁器壁为夹紵胎,底为木胎。下层底板上有深3厘米的凹槽9个,分别放置椭圆形、圆形、马蹄形和长方形的9个小盒,盒内分别盛放梳妆用具和胭脂一类的东西。通体髹黑漆,奁、小盒先锥画舒卷飘逸的云气纹,再填以红、绿、黄等油彩,并漆绘曲折纹、点纹。此奁曲雅精致,别具一格,纹饰飘逸隽秀,首创油彩绘画,是汉代珍贵的漆器工艺品。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君幸食”漆盘(西汉)  1972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高3,2厘米、口径18.5厘米。通体髹黑漆,盘内底髹红漆。盘心朱绘卷云纹,中间朱书“君幸食”三字,外绕一周线纹与“B”形纹相组的图案。口沿朱绘波折纹,云纹及线纹和“B”形图案。盘外底朱书“一升半升”。对盘心文字“君幸食”的幸字解释,具有二种:一“幸”,希也(《后汉书。李贤注》)。解释为希望宾主进食之意。二“幸”,从尤从羊,古文“幸”与“达”通,达,进也(《后汉书·李贤注》),解释为君进食。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11件,《遗策》称之为“卑口”。藏湖南省博物馆。

 

云龙纹漆案(西汉)  1972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长60.2厘米,宽40厘米,高5厘米。此案为木胎,长方形,平底,底下四角有2厘米高的矩形足。通体髹黑漆。案面用红,灰绿色绘变形龙纹,边缘饰几何云纹。底部朱书“轪侯家”三字。出土时,案上置五盘、二卮。有的盘内尚残存食物,有的盘上放竹串,耳杯上放竹箸一双。案是古代宴饮进食之器,是盛食用的大盘。此案堂皇富丽,工艺颇精。藏湖南省博物馆。

 

云纹漆钫(西汉)  1972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通高51.5厘米,口径13厘米。此钫为木胎,直口,鼓腹,圈足。盏顶形盖。上有橙绿色“S”形纽四个。通体外髹黑漆,内髹红漆。用朱、灰绿两色漆绘卷云纹、风鸟纹和曲折纹、三角纹、点纹、弦纹。器底朱书容量“四斗”。钫即方形壶,用以盛酒或粮食,盛行于战国至西汉。型体宏大,制作精细,保存完整。藏湖南省博物馆。

 

云纹漆锺(西汉)  1972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通高51.5厘米,口径18.1厘米。此锺为木胎,侈口,长颈、鼓腹、圈足。盖上有橙黄色的“S”形纽。通体髹黑漆,内髹红漆。盖、颈、腹、足用朱、灰绿两色漆绘卷云纹、凤鸟纹及曲折纹、点纹、弦纹。外底正中朱书“石”字,表示容量。出土时器内残存洒或羹的沉渣。锺即圆壶,用以盛酒和粮食。此锺体型宏大,制作精美,保存完整,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信期绣”菱纹罗绮(西汉)  1972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幅度39厘米、长66厘米。边缘完整。宽0.5厘米。在烟色菱纹罗绮上,采用辫子股针法,用朱红、浅棕红、深绿、深蓝和黄色丝线绣成穗状流云和卷枝花草纹。通幅由五个半单元图案组成,每个单元图案长9.5厘米.宽7.5厘米。菱罗纹的纹饰为粗细丝线构成有明有暗,明暗相间的两菜花纹。粗花纹挺拔有力,菱环相扣紧凑,大小重叠组成四周对称的图案;细花精致工整,上下对称,清晰秀丽。这件织品完整,织造工艺复杂,是难得的珍品。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起毛锦(西汉)  1972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由不同规则的几何纹组成图案,花型层次分明,绒圈大小交替,具有强烈的立体效果。起毛锦,又称绒圈锦,是一种特殊的织锦。以4根为一组,环状绒圈高于织物表面一倍以上,其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为176224根和4150根。总径数约为880011200根。花纹幅度为13.7厘米。这种织锦必须用花楼装置和双径轴织成,工艺技术相当复杂。这是我国目前时代最早的绒类织物。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铺绒绣锦(透汉)  1972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长10.1厘米、宽24.7厘米。此为内棺上的装饰。以烟色绢为地,用朱红、黑、烟三色丝线,采用针脚整齐、绣绒排列均匀的平针满绣针法绣成。图案为斜方格纹,内填红地烟色花纹,每单元长宽均为42厘米。这件绣锦,绣工娴熟,技艺高超,在我国目前古代丝织物中极为罕见。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长寿绣”黄绢(西汉)  1972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长 57厘米、宽40.5厘米。随墓出土的《遣策》称之为“长寿绣”。在黄绢上用浅棕红、紫灰、橄榄绿、深绿等色丝线,采用锁绣的针法,绣成穗状流云、云纹和圆点纹。图案单元长23厘米、宽16.5厘米。整件绣绢色彩华丽,线条流畅。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信期绣”茶黄罗绮锦袍(西汉)  1972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身长155厘米、袖通长243厘米。交领,右衽,直裾。袖筒较肥大,下垂呈胡状。衣表为“信期绣”茶黄色罗绮。里缘和袖为绢。上衣用六片正裁,下裳为四片斜裁。袍缘亦为四片裁,均用平针缝合。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宣帝时的名匠陈宝光夫妇织造的绫,要六十天才能织成一匹(汉尺宽22寸,长40尺为一匹。汉制1尺约合今制7寸),价值万钱。此件丝锦袍,折合汉制约二匹半丝织物,至少要三四个绣工制作一年才能完成。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素纱禅衣(西汉)  1972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身长l6()厘米,袖通长195厘米。衣形作交领、右衽、直裾、直袖。两袖无胡。用经纬密度每平厘米62×62根,纤度11.3紧的白色方孔素纱织成。领、袖均以经纬密度每平方厘料48×48根的三重三枚经线起花的绛红朱纹起毛锦为缘。衣重仅49克,薄如蝉翼,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重量最轻的纱衣。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木瑟(西汉)  1972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长116厘米、宽39.5厘米。瑟为木质,首尾两端髹黑漆,底板两端有首越和尾越。瑟面首岳一条,右边有25个弦孔,尾部有内、中、外3条尾岳,内、外岳各9个弦孔,中岳有7个弦孔。尾端有4个系弦的木柄,柄端用银制成,上饰涡纹。弦由四股素丝左旋搓成。中岳弦较粗,径1.91.2毫米,内、外岳弦较细,径120.5毫米,每条弦下有拱形木柱。此瑟按五音调弦。为我国目前出土的古瑟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件,是研究我国乐器史极重要的资料,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地形图(西汉)  1973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三号一汉墓出土。长、宽均为96厘米。图上南下北。所绘区域为东经11130分,北纬20度至26度之问,地跨今湖南、广东和广西的一部分。图上绘有山脉、河流、城邑、居民点和道路等,明显地可以分为主区和邻区。主区以今湖南道县及潇水流域为中心,山脉以九嶷山为中心。今全县、灌阳及锺水一带为邻区。广东南海一带为远邻区,主区与近邻区比例约为15万分之一至20万分之一,而远邻区的比例约为45万分之一。图中共有8个县城,57个乡里。经实地调查,6个县城均发现当年的古城遗迹。此图比传世的宋代《华夷图》和《禹贡图》均早1300年,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地图。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曹(女+巽)”玉印(西汉)  1975年长沙市区咸嘉湖陡壁山曹(女+巽)墓出土。通高1.2厘米、方1. 85厘米。白玉刻治。印为盏顶台纽,台纽有穿,系以金丝环,鸟篆白文“曹(女+巽)”二字。此印出土于一座西汉墓中,是墓主人的私印。该墓形制规模宏大,使用“黄肠题凑”的葬制,表明墓主身份等级很高。有关专家考订,墓主“曹(女+巽)”是西汉早期某代长沙王的王后。该印选材精良,治作考究,装饰华丽、是汉印中的上乘之作。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龙凤纹玉环(西汉)  1975年长沙市区嘉湖陡壁山曹(女+巽)墓出土。通长8.5厘米、宽2.9厘米、厚0.3厘米。玉质青白相杂,双面透雕两条曲缠盘绕的飞龙,四周环以流动飞卷的云气和风鸟纹饰。是汉代玉雕中的精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玉贝(西汉)  1975年长沙市区嘉湖陡壁山曹(女+巽)墓出土。共12件,形制相同。玉质洁白,形制同海贝状。体中部有一窄隙,两端各有一穿,便于穿挂。此贝应为装饰用品。国内尚属首见。从墓主身份等级推断,当属西汉长沙王室成员生前使用的遗物。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透雕玉珩(西汉)  1975年长沙市区咸嘉湖陡壁山曹(女+巽)墓出土。通长8,8厘米、宽4.4厘米、厚0.3厘米。共出2件,形制、纹饰均同。玉珩长方形,单面透雕。纹饰图案为一羊首兽身的动物,周身云气流动。图案外一周0.3厘米宽的边框。此玉珩做工精细,技法娴熟,其形制尚不多见,是汉代玉雕中的珍品,应属西汉长沙国王室成员遗物。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心形玉佩(西汉)  1975年长沙市区嘉湖陡壁山曹(女+巽)墓出土。共2件,形制有别。通长4.54.6厘米、宽23.3厘米、厚0. 350.4厘米。心形皆同,均为椭圆形,中部有一圆穿,一端啄制成心尖状。一件心形两侧透雕卷云纹,另一件心形一侧透雕凤鸟纹。两件通体阴刻舒卷流畅的卷云纹。此玉佩典雅别致,工艺精良,国内少见,是汉玉中的佳作,为西汉长沙王国王室成员生前佩饰之物。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曹(女+巽)”白玛瑙印(西汉)  1975年长沙市区咸嘉湖陡壁山曹(女+巽)墓出土,共2方。盏顶,方形,纽一上穿。一方通高1.4厘米、方2.1厘米,小篆白文“妾(女+巽)”二字;一方通高1.6厘米、方2.3厘米,鸟篆白文“曹(女+巽)”二字。两印与“曹(女+巽)”玉印同出内棺。此二印,光泽莹润,制作精致,是墓主生前使用的私印,可证墓主为一女性。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长沙都尉”滑石印章(西汉)  1988年长沙市区五里牌出土。通商3厘米、方3厘米,龟纽,篆体白文“长沙都尉”四字。质地滑石。长沙都尉是西汉时期长沙国的最高军事统领。此印是研究西汉长沙国政治、军事、文化昀重要资料。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T形帛画(非衣)(西汉)  1972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T形,通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帛画用三条精细的棕色绢组成,上部左右各拼一小条。顶端边沿包一竹棍,上系丝带,可以张举。帛画的内容,自上而下分三部分,分别表示天上、人间、地下。天上部分绘太阳、金鸟、月亮、蟾蜍、玉兔、星辰、飞龙、蛇身神人、帝閽等。人间部分绘墓主人的日常生活,出行、宴飨和祭祀的场面,并有起居、乐舞、礼宾的场景。地下部分则绘水府之神,如鲧、龟、鳌鱼、蛇怪等。帛画的主题思想,一般认为是“引魂升天”。古人丧葬出殡时,张举的一种用绢帛描绘图画的旌幡,又称“非衣”。此帛画色彩艳丽,绘制精美,是我国古代绘画中罕见之作。对研究古代的丧葬制度、神话传说、宗教思想及我国美术发展史都有极重要的价值。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五十二病方》及卷前佚书四篇  1973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书体在隶篆之间,均书写在半幅帛之上。《五十二病方》高24厘米。书名系根据内容暂定,存459行。全书52题分别记载治疗各类疾病的医方,共计283方,病名103种。治疗方法药物为主,兼用灸法,砭石和割治手术。这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医方。卷前四篇佚书,高24.5厘米。根据内容定名,为《足臂十一脉灸经》,34行;《阴阳十一脉灸经》,37行;《脉经》,13行;《阴阳脉死侯》,4行。前两种论述人体内11条脉的循行,主病及灸法,后两种则论述根据脉法判断疾病的症侯。此四篇佚书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医学理论著作。以上五种医书的成书年代,均早于《黄帝内经》,在内容上完全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早期医学史上的空白。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五星占》(西汉)  1973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三号墓出土。隶书,存144行,约8000字。根据内容定名,原篇无题。占文部分保存了甘氏和石氏天文书的一部分,其中甘氏的尤多。末尾列出从秦始皇元年至汉文帝三年70年间木星、土星、金星的位置,并描述了三颗行星在这一会合周期内的动态。《五星占》对三颗行星的描述,比汉代著名的天文著作《淮南子·天文训》早约30年,比《史记·天官书》早约90年,而且几种数据更加精确,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天文书。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利苍”玉印和“长沙丞相”、“轪侯之印”铜印(西汉)  1973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二号墓出土。玉印长、宽2厘米、高1. 7厘米。印呈碧色,盝顶,篆体白文“利苍”二字。钢印二方,长、宽各22厘米,高1.7厘米,鎏金多脱落,均为龟纽,其一为篆书白文“轪侯之印”四字;其二为篆书白文“长沙丞相”四字。此三印的出土对于明确墓主的姓氏,判定墓主的身份,爵级提供了直接证据。确证马王堆为利苍家族的墓地,从而纠正了史籍中的讹传。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元年”铜鼎(西汉)  1951年长沙市区枫树坪出土。通高19.3厘米,口径17.7厘米。扁圆形,弧形盖,环形附耳,短蹄足,腹部有一周突棱,圜底。口沿下刻篆,隶体铭文“敕庙铜鼎一容斗五升有盖并重十四斤四两长沙元年造第一”,共25字。字作横卧式排列,笔划作钉头状,一端大,另一端尖削。此鼎铸造规正,铭文笔划刚劲有力,应为西汉某一长沙王的宗庙祭器。“长沙元年”当为某代长沙王嗣位时的年号。这对研究西汉长沙国的政治制度、纪年方法、度量衡制具有重要的价值。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漆口冠(西汉)  1973年长沙市区马王堆三号墓出土。长26厘米、宽15.9厘米、高27厘米,用丝线编织而成。髹棕色漆,以增加丝线的硬度。经向和纬向均呈绞纱状,菱形网孔,大小均匀,孔径均为0.50.6毫米。左径右径的密度是每厘米1011×2根和1012×2根。这是我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和保存最完整的一顶纱冠。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龙纹玉璧(西汉)  1981年长沙市区工农桥白马庙出土。直径25厘米、厚06厘米。白玉制作,纹饰分内外二层,内层琢刻卷云纹,作浅浮雕式;外层阴刻龙纹。二层纹饰之间以弦纹相隔,两面纹饰相同。此璧保存完整,纹饰精细流畅,刀法娴熟,风格典雅庄重。其形体孔大,在我国汉代玉壁中十分少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牛形铜灯(西汉)  1949年长沙市区桂花园出土。通高50厘米。牛体浑圆,背中心有一圆孔,上置一带柄圆形灯盘。灯盘有双垂直壁,插置两片弧形屏板作为灯罩(现已失)。牛背两侧各竖立一圆形烟管,相向弯曲并联于灯盘上方,下置一覆碗形灯罩。牛腹中空,用以盛水。点燃时,烟可以通过管道进入腹腔,可使室内空气清洁。牛体右侧刻有“敕庙牛镫四,礼乐长监治”10字铭文。当为西汉长沙王宗庙的用器,此灯造型古雅,构思独运匠心,灯盘与灯罩之间屏板可以开合,灯光的照度和照射方向可随意调节。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琉璃矛(西汉)  1956年长沙市区沙湖桥出土。全长18.8厘米,矛体透明,呈蓝色,质地坚而脆,光洁度较高,刺的前锋圆钝,中部脊凸起,脊面侧有凹形血槽,两侧刃不利。铤部呈圆柱状,上粗下细,中部有一凸起球状体。据测试,矛净重37. 35克,入水重约21.5克、比重为2.47。应属于钠钙玻璃系统,是古代西方生产的玻璃制品。此矛在长沙出土的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各类琉璃器中实属罕见,是我国出土的唯一的一件以兵器为造型的古代玻璃制品。为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藏湖南省博物馆。

 

鎏金薰炉(西汉)  1976年长沙市区复兴街3号墓出土。通高8.5厘米,口径8.3厘米。弧形盖,上立圆形捉手。盖面镂雕卷云纹。圆腹,喇嘛形圈足。子母口沿饰弦纹。通体鎏金,整个器形富丽堂皇。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较高的观赏价值。现藏长沙市物馆。

 

“闵都君印”金印(西汉)  1976年长沙市区复兴街三号墓出土。印金质,圆形,直径1 .3厘米,通高0.9厘米,重10.3克。周有一圈边栏,栏内阴刻篆文“闵都君印”四字。印体呈半球状,中横贯一穿,孔径0.  15厘米,用以系组绶带。此印,刻工细腻,保存完整如初,为国内发现的汉印中所少见,当为西汉长沙国阂姓某贵族的私人印。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铜药臼、杵(东汉)  1984年长沙市区袁家岭5号墓出土。臼高16厘米、口径11.5厘米。杵长17.8厘米,首2.1厘米,底3.8厘米。臼圆形,方唇,腹部各有一环形系,并饰以弦纹,圈足实心,内底微凹。杵实心,上细下粗,首端平正,底端弧凸。此药臼体型厚重无华,简便实用,对研究我国药具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人形铜吊灯(东汉)  1974年长沙市收集。通高29厘米、长28厘米。灯由贮液体,盘、悬链三部分组成。贮液体做成一裸体钢人,卷发,深目,高鼻,腰间束带,是当时少数民族的形象。人体中空,可储存膏液,臀部有一方盖,用以添加膏油。上装反扣,可以启闭。铜人双手承盘,灯盘锥体旁有很小的方形输液孔,悬链三条,一端系于铜人两肩和臀部,另一端聚系一圆盖下。盖上立一凤鸟,高冠开屏,鸟上亦系有链条和钩,便于悬挂。此灯造型新奇,构思绝妙,是一件难得的东汉时期的艺术珍品。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三国孙吴纪年简牍  19961017日在长沙市五一广场东侧平和堂建筑工地,靠近走马楼50号的J22号古井内发现,系三国孙吴嘉禾元年至六年(公元232 - 237年)的简牍,数量达17万余片,超过国内历年出土简牍总和。这批简牍内容涉及三国时代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赋税、租调、户籍、司法、职官等诸多方面,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经济关系等方面的情况,犹如一处三国孙吴长沙郡的文书档案库。它大大增补了史料之阙,对于研究三国两晋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赋税租税制度、典章简册制度等具有极高价值,同时为古城长沙演变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青瓷唾盂(西晋)  1978年长沙市青少年宫内一木椁墓出土。两件。一件通高13 .4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8.4厘米,腹部饰凹弦纹二周。另一件通高10.5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7.5厘米,敞口,鼓腹,高圈足。灰白胎,通体施青釉,烧结程度较高。该唾盂造型秀雅,选料、制作、烧造精细,釉色晶莹、光洁匀润。经专家鉴定,属江浙一带西晋时期越窑产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虎形瓷枕唐代)  1986年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长沙窑址出土。通长18厘米、高9厘米、宽10厘米。长方形底座,上卧一虎。虎身绘褐绿相间的条彩,昂首侧颈,卷尾匍匐,背披鞍垫,垫四周挂饰流苏。鞍垫上承荷叶形枕面,枕面绘褐色山水花虫。此枕造型生动,小巧精美。制作、绘画、施釉均属长沙窑产品中的上乘之作。研究者认为,此类瓷枕因其枕面窄小,应是用于医疗的脉枕。此虎枕为长沙窑目前发现的最为完整的一件。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青瓷鸡首壶(南朝)  1986年长沙市南湖路出土。通高15.3厘米,口径8.3厘米,腹径14.4厘米。壶盘口,曲颈,鼓腹,平底,壶流金鸡首状,冠、目毕呈。张喙,中有一孔与腹腔相通。盘口侧立一执柄,与腹腔相连。通体青釉,色泽莹润。此壶形态稳重,构思巧妙,制作精美,烧结温度高,釉色净洁不剥落,堪称南朝青瓷中的佳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青釉瓷狮(唐代)  1973年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长沙窑址出土。通高14厘米、长13.5厘米。瓷狮四足站立于地、张目,昂首,神态威严。肩须鬃毛刻划细致、逼真。颈系一铃,尾上翘卷贴于背。通体施青釉,限、眉经由褐彩点画。此狮神态逼真,比例匀称,塑造手法粗犷自然,少加雕饰,于威严之中透露朴拙可爱的情趣,为长沙窑陶塑小品的代表作。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青瓷人物诗词罐(唐代)  1983年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长沙窑址出土。通高17厘米,腹径18厘米,口径13.5厘米。罐圆唇、短颈、圆肩,肩上各立一环耳。长腹,平底,青釉,釉下彩绘,肩部饰一周点彩。腹部一绘两人,褒衣博带,高冠长袖,须髯飘拂,相向而坐。另一侧题铭“七贤第一组”,旁书七绝诗一首:“饷(畅)饮三杯万士(事)休,眼前花拨(发)四枝叶,不知酒是龙泉剑,吃入伤(肠)中口口口。”(后三字不识)。唐代长沙窑素以釉下彩绘著称,而将诗画融为一体者,仅此一例。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褐绿彩诗文瓷枕(唐代)  1983年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蓝岸嘴长沙窑窑址出土。通高7.3厘米,纵13.1厘米、横8.1厘米。通体施青黄釉,座底露白。枕座伏狮状,上施褐彩。枕面为长方形,书诗一首:“日红衫子合罗裙,尽日看花不厌春,更向妆台重□口,无邪萧郎恼煞人。”诗文四周用褐绿彩描绘花草和几何纹。此枕制作风格粗犷洒脱,塑法简练自然,造型真朴,构思巧妙。融诗词,泥塑为~体。长沙窑诗文多书写于壶瓶之上,写于枕面者仅此一例。此枕保存完整,色彩艳丽。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诗词壶唐代)  1978年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长沙窑址出土。通高20厘米,腹径13.7厘米。壶喇叭口、粗颈,瓜棱腹,八棱短流,曲柄。通体施青釉,流下用褐色釉题写五言诗一首:“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诗句用毛笔题写,字体介于行楷之间。这类体裁和内容的诗句,在长沙窑诗词壶中占有一定数量,它对于研究唐代社会经济文化是一批很有重要价值的资料。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大中九年”彩绘花鸟壶(唐代)  1979年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长沙窑址出土。高15厘米、腹径11.5厘米。壶盘口短颈,瓜棱腹,八棱短流,曲柄,双系。流下用褐、绿彩绘一水鸟,水鸟长足尖喙,张翅前匍,缩颈探索,作寻觅状。前后绘芦花,水草。曲柄下褐书“大中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书记”十二字。通体施青釉。此壶造型规整,画面生动活泼,充满湖乡山水的意境。唐代长沙窑花鸟壶甚多,但题记年号者仅此一件,它对于研究长沙窑发展演变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褐彩人物贴花壶(唐代)  1978年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长沙窑址出土。通高19.6厘米、口径7厘米,小口,弧肩、鼓腹、平底、人棱形短流,曲柄,肩部饰两系。腹壁饰杂技人物,舞狮,塔幢模贴花。贴花处敷斑状酱釉。整器施青釉。此壶造型美观,贴花、图案饱满柔和,有立体质感。属长沙窑产品中的佳作。

 

青釉褐斑贴花葡萄纹壶(唐代)  1978年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长沙窑址出土。通高19.5厘米、口径6.5厘米。小口,侈唇,短颈,大圆腹,平底。八棱短流,曲柄,左右各一环形系。流、系下贴印葡萄纹,并绘有斑形褐彩。葡萄纹枝叶披展,叶下结有成串的果实。壶身通体施青釉。据考证,葡萄纹实为产于西亚,北非一带“波斯椰枣”的图案,是长沙窑为适应产品外销而设计的图案纹饰,具有明显的外域文化的风格,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酱釉葫芦壶(唐代)  1978年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长沙窑址出土。通高22.5厘米,口径3厘米。小口,柬颈,鼓腹,平底,八棱长流。曲柄,通体施酱色釉。整个器型有如葫芦状。此壶造型别致,浑朴自然,富于田家生活情趣,釉色单纯稳沉,格凋朴实,为现存长沙窑同类产品中最为完整的一件。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酱釉弦纹壶(唐代)  1978年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长沙窑址出土,通高21.8厘米,口径4.5厘米。小直口,丰肩,腹修长,平底。八棱长流,曲柄。通体施酱釉,肩部饰二周弦纹。此壶造型规整,施釉均匀,色泽稳沉,完好无损。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云纹点彩壶唐代)  1978年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长沙窑址出土。通高13.7厘米,口径8厘米。圆唇,大口,斜颈,圆腹,平底。短直流,曲执柄。以流柄为中轴线,腹部两侧各绘由褐、蓝两色点彩组成的云纹图案。四周亦用同色填饰方棱纹,水波纹。通体施青釉。此壶造型优美,图案布局疏密有致,错落大方,线条娴熟流畅,色泽瑰丽艳目,是唐代长沙窑的上乘之作。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白釉黄蓝云纹壶(唐代)  1978年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长沙窑址出土。通高21厘米、口径8.7厘米。喇叭口,细颈,橄榄形腹身,平底,圆管长流,曲耳执柄。通体用黄、蓝两色描绘曲卷的流云。彩绘之上施白釉,开细冰裂纹。此壶造型美观,色泽斑斓,图案富有新意,为唐代长沙窑晚期作品的代表。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绿釉背水壶(唐代)  1983年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长沙窑址出土。通高23.5厘米、腹径纵10.5厘米、横234厘米。小口,短颈,长扁腹,腹侧上下各安两系以穿绳。通体施绿釉。此壶造型别致,釉色莹润,具有西域器物的典型风格。一般认为:此背水壶是受中亚和西亚的影响而出现的…种器型,适于西域游牧民族使用,是唐代长沙窑的外销产品。此壶对研究唐代长沙窑对外贸易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纪年印模(唐代)  1978年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长沙窑址出土。通长11.3厘米,宽8.5厘米、厚5厘米。此印模正方形,四角收刹。正面为一罐耳的形制,耳范上弧圆,下呈菱形,印模侧面刻写治模纪年“元和三年正月卅日造此印子”。长沙窑产品上的器耳,多按模制法脱范而来。此印模保存完整,制作颇为讲究,纪年文字清晰可辨。是目前发现的唐代长沙窑产品中年代最早的纪年印模。它对于研究长沙窑的生产工艺及演变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彩绘奔鹿盒盖(唐代)  1978年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长沙窑址出土。原盒身已失,仅存盒盖,高5厘米,盖径16.8厘米。盖面微隆,直沿,上用褐,绿两色绘一梅花奔鹿。鹿四蹄腾跃,急速奔跑,躯体舒展自如。鹿下方绘有几片荷叶,衬映成趣。盒盖通体施青釉。此盒在长沙窑产品中种类颇多,是当时妇女的梳妆用具。此盒盖形体甚大,制作讲究,彩绘生动,为长沙窑同类产品中仅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青瓷武士俑(唐代)  1976年长沙市区成嘉湖1号墓出土。高52厘米。俑直立,两目圆睁,眉须均经褐彩描绘。头戴兜鍪,身披铠甲,胸、背备著一面护心皮甲。腰柬革带,足蹬尖靴。右手曲置向前,五指握合似执一长兵器,左手持盾持于胸前。盾、铠甲上饰兽面、龟、团花、草叶、方格等纹饰。此俑造型生动,虎虎有生气。釉色晶莹润透,为唐代陆羽《茶经》所指“岳州窑”的上品。为我省目前同期墓葬中所仅见。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咸通八年”文吏武士俑(唐代)  1980年望城县高塘岭仙人市轴承厂出土。文吏俑通高40.5厘米、座高11.3厘米、底径10.9厘米。均陶制。文吏头戴幞头,身穿翻领胡服,足蹬高靴,外披套衣(披风),面部丰腴,神态祥和,留八字胡,双手拱于前,立于圆座之上。座钤印铭文“咸通八年”4字。武士头戴兜鍪,身着袴褶服(戎服),胸背著裲裆铠甲,横眉怒眼,嘴宽鼻阔,留八字胡,双手持刀执于胸前,座钤印铭文“咸通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造”12字。此文吏武士俑制作讲究,人物刻划细致入微,神态各异,器座上钤印年号,为我省迄今发掘所得唐俑中仅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官”字款白瓷碟(唐代)  1978年长沙市区上大垅31号唐墓出土。通高3.5厘米、口径14厘米。敝口,口沿作五出莲花形,圈足,底部刻一“官”字款识,楷书。通体施白釉,釉色纯白,在折角的凝积处微显青色。题款是上釉后刻写的。该瓷碟胎质细腻,造型美观,制作精细,火候高,叩之其声如磬。唐代湖南瓷以青釉著称,质量上乘的白瓷尚不多见,有“官”字款识的更少。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秘色瓷”盘(唐代)  1987年长沙市河西桃花仑1号墓出土,共6件。通高4.1厘米、口径13.8厘米。大敞口,口沿作十出葵瓣状,腹壁外有五道长条压印,平底。底部残留四个支钉烧痕。通体内外满施青绿釉。据文献记载,“秘色瓷,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此盘制作精美,质地细腻坚薄,釉色滋润,青绿光亮,国家级专家鉴定,确为秘色瓷器。此秘色瓷盘在我省是首次发现。堪称唐代瓷器中的珍稀之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白瓷洗(唐代)  1987年长沙市河西桃花仑1号墓出土。通高10.5厘米,腹径19.3厘米。敛口,丰肩,鼓腹,平底,矮圈足,内外施白釉,未及圈足。此洗质地坚硬,胎土细腻,制作精细,釉色润泽,完好无损。经国家级专家鉴定,属唐代定窑(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前期产品。如此完整、精美,为目前国内外(包括台湾故宫博物院在内)所藏定窑瓷器中仅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许由洗耳,巢父饮牛”镜(唐代)  1987年长沙市河西桃花仑1号墓出土。长18.4厘米、宽17.8厘米。亚字形,镜面较光洁。镜背图案分上下二层,上为人物,下为水波。人物图像中,左边为一年长者,身著短布单衣,长裁至骭,右手执鞭,左手前指,旁有一丛树冠,右边为一青年,博带宽袖,屈蹲于地,左手近水,右手上指。镜铭右为“许由洗耳”,左为“巢父饮牛”。牛鞭上文字,疑为“榫”。铜镜形制较大,制作精良,人物刻划栩栩如生。许由与巢父的故事民间流传甚广。传世与出土的同类镜为数不少,但均无铭文,铜镜图案的内容众说纷纭。此镜铭文清晰,内容确定,为全困首次发现,是一件珍贵的唐代工艺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鎏金银壶(唐代)  1987年长沙市河西桃花仑1号墓出土。喇叭口,直颈,鼓腹,圈足。腹上一长曲流。口沿下立一耳形柄与腹相连,与流相对。口沿上有一弧形盖,上立一圆形捉手,盖沿一侧有一方耳与柄相通,开启后可不致落失。银质,通体鎏金。此壶造型优美,做工精巧,保存较完整。与茶碾,渣斗同出。是我省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品级最高的银质茶具之一。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鎏金莲花纹银渣斗(唐代)  1987年长沙市河西桃花仑1号墓出土。通高9厘米,口径14.5厘米。银质,通体鎏金,侈口,卷唇,圆腹,喇叭形圈足。腹上部饰缠枝花卉,连绵相交,下部饰仰覆的莲花。花纹之问錾刻细密的珍珠纹为地。渣斗为唐代茶具之一,是用来盛装茶渣的器具。此银质渣斗,型制典雅,做工精细,是唐代金银器中上乘之作。与渣斗同出土的还有银壶、银匕、银茶碾、瓷碗等物。为全省迄今发现的唯一的一套完整的唐代银瓷茶具。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银扣玛瑙杯(唐代)  1987年长沙市河西桃花仑1号墓出土。通高2.6厘米、长口6.9厘米、窄口5.3厘米。杯体呈海棠花状,喇叭形圈足。口沿,足沿背镶嵌银扣。玛瑙色泽莹润平滑。此杯造型清秀典雅,琢工精细高超,银扣与杯身镶合紧密,浑然一体。整器完好无损,保存如新,为我省所仅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裴休象牙笏(唐代)  1954年浏阳市枨冲乡木平寺征集。通长57厘米、上宽6.5厘米、下宽8.5厘米。厚若米粒,呈弯板条形。质地细腻,纹理清晰,色泽金黄深沉。为传世的珍贵文物。裴休,字子美,孟州济源人,曾任唐朝宰相。据《浏阳县志》载:僖宗时裴奉命监造崇胜寺(浏阳石霜寺),一日寺中普会法师手拈相笏与之戏谈,因无以对,乃将牙笏留寺中作镇山之宝,累代相传。此笏原藏寺中“遗笏堂”,至清康熙年问不慎遗失,同治七年1868复得。现藏浏阳县文物管理所。

 

团扇鸜鹆图《宋代)  1982年长沙市内征集。直径24厘米。此扇为绢本,小巧雅致。画家就扇构图,自左边横出几枚枯枝,上无花叶,下无衬物,枝间唯画一侧立鸱鹆,全身毛羽乌黑丰润,目光炯然,双爪坚劲入木,紧扣枝干。通体勾勒皴擦,纯用重墨。力透绢素。此图画面完整,构思精巧,线条沉着老练,是省内仅存的宋元名迹之一。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透雕龙纹玉牌(宋代)  1981年长沙市内征集。长6厘米、宽5.7厘米、厚1.5厘米。牌为白玉透雕,龙首张牙裂眦,爪足坚实有力,有凌云腾飞之势。龙体浅刻纹饰,上下透雕云纹。宋代玉雕,向以做工精湛著称,此牌尤为绝出。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瓜棱形铜执壶(宋代)  1982年长沙市区洪山庙一号墓出土。通高24厘米、口径5.6厘米、底径6.5厘米。喇叭口,细长颈,瓜棱腹,腹部饰弦纹。圆管细嘴长流,通至腹上部。腹另一侧安曲耳形执柄,其上系一盖,与口相合。该壶品式秀雅,在所见宋代钢注之中尚为少见。该墓主胥元矩葬于北宋元祜五年1090,为此壶铸造提供了准确的时间。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长命富贵”金钱(宋代)  1982年长沙市区洪山庙一号墓出土。该币系打制,轻薄如纸,圆形方孔,外缘(经)修剪,轮廓不甚周正。外径2.9-3厘米,孔径0.5厘米,重0.9克。钱文从右至左旋读“长命富贵”四字,楷体,字体亦系打印。此花钱对于研究宋代的埋葬习俗,葬制有参考价值。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元贞元年”铜权(元代)  1987年长沙市区征集。通高8.5厘米.底径3厘米,座高2.5厘米,呈喇嘛塔状。权座呈叠涩式圆形,其上承托覆体式权身,权身上部为一方折形系,中一孔,用以系组衡带。权身两面刻字,楷书“元贞元年潭州路造”八字。“元贞元年”为元成亲铁木耳年号,即公元1295年。此权造型精美,保存完整,铸造时间、地点明确,是研究我国度量衡制度发展的重要资料。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金香囊、金手镯(元代)  1984年长沙市区火把山2号墓出土。金香囊一件,通长95厘米、宽6.4厘米、内空2厘米。心形、边缘用宝珠及锥点缠枝花纹装饰,主纹为透雕的二龙戏珠图案,整个器形系用金片锤镍镂雕,錾刻加工后嵌合而成。金手镯两件,通氏16.2厘米,中宽21厘米、端宽1.2厘米。条形,浮雕式花纹分上下二层,上层缠枝花纹,下层为元宝十字,寿龟、菱花等图案,以示吉祥永年。金器制作工艺讲究,造型新颖,纹饰风格带有明显的北方民族的特色,是难得的元代工艺品。对我们考古研究工作者研究元代历更有重要作用。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吉王大铜镜(明代)  50年代在湘阴县王池庙征集。镜黄铜质,圆形,直径59.5厘米,缘厚()5厘米,重16公斤。凸环纽,镜面光洁,镜背刻字,楷书“国王吉王敬差门副李,薤玉池仙山,祖师圣像五尊,水火二将,口口花瓶,一对锣鼓,物全镜光,一面八山永远万年。畀(俾)皇图巩圃口口口口风调雨顺,圈泰民安,万年二十年十月十口日吉旦立”共计74字。明代改潭州府为长沙府,湘阴在长沙府治辖之下。铜镜纪年“万年二十年”,前一“年”疑为“历”字之误。此镜当为吉王朱诩銮,在位时万历二十年所铸。此镜形体厚大,保存尚完整,省内殊见,镜背有纪年铭文,可与史籍相对照,是一件难得的明藩王室的遗物。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兰亭景色图卷明代)  1984年长沙市征集。此图纵31.532厘米,横518.2厘米。图卷由图题、画、跋三部分组成。题纵32厘米,横132.5厘米。隶书“兰亭景色”四个大字,为明代书法家文征明所书。字体疏朗萧逸,用笔清劲古秀。题后署“新安詹濂”,下有“詹濂之印”一方。图匦纵32厘米、横314厘米,无名氏作。写东晋永和九年名士王羲之与谢安、孙倬、郄昙等四十二人会予会稽山阴兰亭之修楔故事。经专家鉴定,此画作于明代。跋纵31.5厘米,横71.7厘米。上有清光绪元年,三年收藏者、鉴赏者的跋语。此画题为文氏所书,殊为珍贵。画虽无名氏款署,然亦为明人所作,且画卷长超过3米,人物众多,神志各异,栩栩如生。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紫金冠(明)  1978年长沙市郊区征集。冠通高4.8厘米、宽6.5厘米,重33.2克。冠分前、后、顶三部分。分别由三块金片锤鍱后嵌合点焊而成。前片作半圆状,外观呈莲花形,鱼子地纹,上纹牡丹缠枝花卉,中缀一火球,球中刻一“日”字。左右各一管状小孔,插二条凌云邀游的飞龙,龙体经锤打,半浮雕状,剪制而成。后片一端上跷,呈云耳状,中有镂孔,主纹亦为牡丹缠枝花卉,右左各一穿孔,以纳发钗,钗体扁平,一端饰如意花团。顶片呈圆形,一端作莲花状,上錾刻牡丹缠枝花卉,曲点纹。前后片均焊接于底座之上。底座圆形,径2.7厘米。此冠玲珑工致,堂皇富丽,工艺复杂,制作精良,为一件不可多得的明代金银制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吉藩九龙纽寿山石印(明代)  1951年长沙市河西一农民送交。方形,寿山红石。通高14,7厘米,纽高79厘米,边长6.6厘米。重750克。印纽琢九龙,蟠屈缠绕,神态各异。印面无栏,小篆白文“天潢衍脉,卫国家声,子孙永宝,世笃忠贞”16字。此印石质细腻,温润清丽,刀功纤劲致微,以红石雕琢,尤似“火龙”腾飞。此印纽用九龙装饰,形体高大,专家鉴定为明藩王室的传家宝物,殊为珍贵。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五彩瓷尊(明代)  1981年,长沙市内征集,通高35厘米,口径12.7厘米,底径14厘米。浅盘口,长颈、圆肩、鼓腹,平底。口沿,颈部用花草,几何形图案组成二周纹饰带。腹部各绘一火象、火马,象、马昂首奋蹄,跃跃欲试。四周补以山石,树木,行云流水。象、马等物皆用釉下青花描蓝,余者皆釉下彩绘。此尊造型稳重,图案布局疏密有致,色彩浓艳华丽,为珍贵的明代五彩瓷器。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青玉薰炉(明代)  1981年长沙市_内征集。通高14厘米、口径16厘米、足高4,5厘米。炉敞口,折沿,沿作葵瓣形,上饰瑞云图案,圆腹,圜底,下立三兽面蹄足,腹部饰二周弦纹。球形,顶部有一孔,孔径2.5厘米。盖面饰弦纹,弦纹中辅饰瑞云,寿字图案。此薰炉玉色温润,造型典雅,且形体高大、完整,为湖南明代玉雕中少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麓山寺碑拓本(明代)  1980年长沙市吴冠君先生捐赠。拓片已剪裱成册,面底皆有柳木护板,完好无损。《麓山寺碑》为唐代大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立于唐开元十八年730。此碑书法文词俱妙,刻工尤精,世人誉为“三绝碑”。是碑今已残缺,剥蚀271字,其中“大唐开元”四字全损。此拓片为明代白拓,字迹清晰,剥蚀仅口口余字,“大唐开元”四字尚存,与《校碑随笔》中明拓考证相符。是一件珍贵的明拓碑文。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十八罗汉渡水图(明代)  1982年长沙市内征集。纵82厘米、横42厘米。图为绢本,画中十八罗汉足立水兽之背,漂渡万顷波涛之上。罗汉身着衲衣,或袒胸,或披裟、手执禅杖、如意、羽扇、钵盂,宝函等物。老少咸集,胖瘦俊丑,形态各异。此图无署款,经专家鉴定为明代作品。此图白描无色,人物刻划细致入微,构图疏密得当,错落有致。是一件难得的明代绘画珍品。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万花锦双耳瓶(清代)  1981年长沙市内征集。通高35.2厘米,口径12厘米。侈口,曲颈,圆鼓腹,平底。腹上部饰一对称描金曲耳提柄,耳下饰“万”字符,贴饰双鱼,缨络之物示祥福余庆之意。通体彩绘菊、荷、牡丹各色花卉。此瓶制作精良,描绘细腻,繁花似锦,光彩照人,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鼎。现藏长沙市博物馆。“万花锦”彩绘又称“百花不露地”,以清康、乾时期最为精美。

 

●“卐”字口豆青瓷钫壶(清代)  1981年长沙市内征集。通高43.9厘米、口径11.5厘米。“卐”字形口,直颈,斜肩,鼓腹,平底。肩贴饰蟠螭,莲瓣纹,腹部饰一盛开的荷花,周围环绕繁复的蟠螭纹,足部饰仰覆的莲瓣。通体施釉,釉色豆青,赤金描口。此壶出自乾隆年间,造型殊异,形态稳重大方,釉色洁润素雅,晶莹如玉。卐字口形极为少见,是一件艺术价值较高的仿古陈设瓷。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透雕双龙玉带钩(清代》  1981年长沙市内征集。通长9.2厘米、宽3.2厘米、高2.4厘米。白玉透雕。带钩分为钩、扣两件,大小相等。钩身与扣身的底座均为长方形,上面透雕蟠龙,龙头相对。钩头亦浅雕成龙首形。此带钩制作于乾隆年间,精美,造型动人,玉色温润,洁净无瑕,特别是钩、扣分做,合为一体,设计尤为巧妙,在湖南省清代玉雕中仅此一例。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天国圣宝铜币(清代)  19877月长沙市郊区洞井铺收集。铜币圆形方孔,直径3.7厘米,孔径0.9厘米。正面铸有阳文“天国”二字,“国”字省笔从俗,内作“王”字。背面亦铸有阳文“圣宝”二字。此币形体颇大,铸造精良,又无面值,当为镇库或赏赐大臣、功臣之用,不是流通货币。经鉴定,为清末太平天国农民政权铸造的大钱,较罕见。现藏长沙市郊区文物管理所。

 

●南朝徐副买地券(宋)  南朝宋元嘉十年433徐副买地券一方,1977年夏,长沙县麻林桥一砖墓中出土,长沙市文物工作队收藏。券用青石刻成,长33厘米、宽26厘米、厚2厘米。券文直书17行,行满25 -36字不等。全文493字,元素泐损,通篇可释,是今知南朝买地券中文字最完整的一方。字体真书略带隶意,文后有图形,应为符篆。此券的发现,为研究南朝刘宋时期的葬俗,信仰及迷信问题提供了很重要的实物资料。也为研究长沙南朝称国、称州、称郡的历史增添了可信的实物证据。

 

●东晋周命芳妻潘氏衣服券(东晋)  东晋升平五年361周命芳妻潘氏衣服券一方。1958年,长沙市区松桂园出土,湖南省博物馆收藏。券长24厘米、上端宽12,7厘米、下端宽12.4厘米、厚0.8厘米,用灰白色滑石制成,石质松脆。两面刻阴文380余字(缺4字),记载了当时50余种衣服的名称,其中纺织品达40余种。该券反映了当时纺织品的丰富和墓主人生活的奢侈。券中还用了一些俗本字,并有多处数量词的运用,也为文字学的研究供了资料。

 

●谭嗣同遗墨集  遗墨集收潭嗣同诗、书信及狱中遗书等遗墨原稿15件。1956年湖南省博物馆从浏阳县民政科和长沙市公安局南区分局征集。1957年装订成册,并附跋述收藏经过。集长30.5厘米、宽37.5厘米,各种墨稿纸张大小有别,颜色各异,多为白色,亦有红、绿、黄等色。内容中以其写给夫人李闰的三封信最为重要,不但提供了谭嗣同离湘赴京参与变法的准确时间,而且反映了他晋京时的思想及“视死辱为常事”的无畏精神。此集是研究谭嗣同生平的重要史料。

 

唐才常家书手迹  唐才常家书手迹共41件(其中包括其弟唐才中家书2件,康有为192312月手书题跋1件)。1958年由唐才常胞弟唐才质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手迹装裱成4册。各长44.5厘米、宽17厘米。家书系1891年至1900年唐才常致父亲弟弟信,主要写于他在四川学署工作,武昌两湖书院学习和组建“自立军”时期。信中介绍了唐的游历见闻,反映了在甲午战争后思想的明显变化,披露了他在上海办自立军机关“东文译社”等反清活动情况,是研究唐才常生平、思想及与之有关历史事件的重要史料。

 

●黄兴挽刘道一诗手迹  黄兴挽刘道—诗手迹,为刘道一胞兄刘揆一于解放后捐献。手迹为七律一首,行楷字体墨书于白宣纸上,清黄绫装裱,长136厘米,宽62厘米,附梁启超、章士钊等人题跋,现藏湖南省博物馆。诗内容为:

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淡中原侠骨香。

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

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旌日有光。

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

 

南洋劝业会湖南出品协会第一次报告书  报告书收《湖南出品协会事务所属协品启》《南洋第一次劝业会湖南出品协会简章》等文电10余件,约于1910年初出版。报告书为铅印本,长20.5厘米、宽14厘米,共26页,附《物品分类调查表》…张,南洋劝业会是清末官商合办的博览会,在南洋大臣所属各府州没立物产会,各省和各大埠以及南洋群岛等地组织出品协会,广泛征集展览物品。1909年,湖南出品协会成立,负责组织选拔物品参展,次年将征集的优秀物品送南洋劝业会展出,其中醴陵瓷业制造公司所产瓷器获博览会一等金质奖牌。报告书较全面地反映了这次湖南物品征集和筹展活动,对研究湖南近代经济有一定参考价值。50年代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到该报告书,后移交湖南省博物馆藏。

 

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半淞园合影  合影系192058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吲摄,19683月长沙市毛主席革命纪念地建设委员会从新民学会会员李思安处征集。片长13.5厘米、宽195厘米,照片中共12人,站立成一横排,从左至右为:肖子暲、熊光楚、李思安、欧阳泽、刘明俨、张百龄、毛泽东、彭璜、陈绍休、魏壁、劳君展、周敦祥。192058日,新民学会留沪和准备赴法会员在黄浦江边的半淞园聚会,讨论了学会态度,学术研究、新会友人会诸问题,是新民学会会史中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现藏长沙市博物馆。

 

“黄庞精神不死”纪念章  19818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陈列馆征集。纪念章为铁胎黄色搪瓷面,圆形,直径2.5厘米,正面下方为黄爱、庞人铨二烈士头像,上方从右至左呈弧形印有“黄庞精神不死”字样,头像及字均为蓝色。纪念章是湖南早期工人运动的实物见证。长沙市博物馆藏。

 

长沙人力车工会证章  70年代末,长沙市毛主席革命纪念地办公室工作人员从陈运生处征集。证章为铜质,呈椭圆形,长轴3厘米、短轴2.2厘米。证章中央有一小椭圆形,内为两面反向交叉的旗帜,相交处有一“工”字;小圆上方有“长沙”两个金字,下方为“人力车工会”五个金字,均从右至左。证章正中边缘扣有3.3厘米长的小铜链,链的末端系有3.2厘米长的小铜棍;证章背面打有“7”号码(为人力车工会负责人的编号)。1922128日,长沙人力车工会成立会在教育会坪召开时,与会者发证章一枚。毛泽东出席了这次成立会,并“登桌演说”(19221215日《北京晨报》)。藏长沙市博物馆。

 

粤汉铁路总工会会员证  1957年原粤汉铁路工会会员凌鸿秋捐献。会员证为铜胎景泰蓝证章,八瓣花形,中间填有一红色五星,五星中央为中国共产党党徽;五星上部逆时针方向围有“粤汉铁路总工会”7个字,下方自右至左有“会员证”3个金字。花瓣一角扣有3.5厘米长的小铜链,链末端系有3.4厘米长的小铜棍。证章背面打有“3643”号码。1922111日,参加粤汉铁路长武段工人罢工的徐家棚、新河、岳州、株萍四处工人俱乐都代表在长沙新河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是为全国铁路工会中成立最早的统一组织,会员证是反映这一史实的最好见证物。湖南省博物馆藏。

 

宁乡县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义  讲义为毛边纸蜡刻朱色油印,长27厘米,宽20厦米,收有《问题》、《省农协指示农运方法》、《乡村联合战线》等讲稿。19273月,中共宁乡地方委员会和县农民协会,遵照中共湖南区委指示,在宁乡甲种师范开办宁乡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200人,多是县、区、乡三级农运干部,共训练四周。《讲义》对了解这一时期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学内容有重要帮助。1954年宁乡县文物保管委员会从原讲习所学员刘作霖处征集。湖南省博物馆藏。

 

长沙县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纪念章  纪念章系烈士朱刚遗物。1927年制。铜质,长3.1厘米、宽2.2厘米,两而均有压制图案:一面中间为直径1厘米的国民党党徽,“长沙全县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纪念章”16字从左至右分布四周,四角分别有一五星;另一面上部是国民党党旗,下部是一架犁。纪念章上部边缘正中扣有3厘米长的小铜链,链的末端系3. 7厘米的小铜棍。192741日至7日,长沙县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县教联召开。纪念章是反映氏沙农运的珍贵文物。198011月“长沙市农民运动调查办公室”从望城县朱子华处征集。长沙市博物馆藏。

 

浏阳县苏维埃政府土地使用证  193012月浏阳县苏维埃政府为一区八乡农户孔昭业所颁发,为凸板纸印制,墨笔填写,长57厘米、宽35厘米。中间盖有“浏阳第一区苏维埃政府印”,篆刻朱文方印,右边加盖“浏阳县苏维埃政府印”的篆刻朱文对角齐缝章,其证共分四栏。第一栏为县苏维埃政府批示,第二栏填写户籍,第三栏为土地面积,界址和耕户人口登记,第四栏为苏维埃土地法。50年代中共浏阳县委办公室收集。湖南省博物馆藏。

 

浏阳县苏维埃政府布告  布告系1931323日浏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文初、文化委员会主任廖肃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吸收贫苦青年入学所发布,长87厘米、宽85厘米。用丁贡纸墨笔直行书写,末尾处盖有“浏阳县维埃政府印”篆刻朱文印。布告“责成各地苏维埃尽量设立赤色学校与开办列宁学校,实行免费教育,以满足贫苦青年之要求。”是研究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文献资料。50年代中共浏阳县委办公室收集。湖南省博物馆藏。

 

浏阳县第二区苏维埃政府证婚书  193010月浏阳县第二区苏维埃政府为农民张从慈、彭桃英所颁发,一式两份。19536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从浏阳县收集。证婚书为红纸墨笔直行书写,长24.5厘米、宽63厘米。内容是:浏阳第二区苏维埃政府为保障婚姻自由事。照得张从慈与彭桃英女士双方甘愿自由结婚,今凭介绍说合,文明婚典,并无包办压迫行为,本政府特此发给证婚书,交与结婚人收执,永远为据。证婚书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为保卫湖南宣言  宣言系1938813日发表,新闻纸单页铅印,长19厘米、宽39厘米、落款处有3.5厘米正方形篆文“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朱印。宣言发表于日寇进逼湖南的危急时刻,号召全省3000万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为保卫中国、保卫湖南而战。这是研究抗战时期中共湖南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史料,解放后由长沙市计委送交湖南省博物馆。

 

王凌波怀表  系抗战时期王凌波的随身用品。19787月长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纪念馆”从王燮权处收集并藏。怀表为铜壳,白色字盘,圆形,直径4厘米,表的上缘正中系有长8.5厘米的铝链。193710月至193810月,王凌波奉党中央指示来长担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怀表为这一时期王凌波须臾不离的随身用品。

 

长沙市人民争取真和平运动大会宣言  宣言系19586月从共青团湖南省委收集。单页新闻纸直行铅印,长20厘米、宽14厘米,约600字。19494月,长沙市人民争取真和平联合会定于24日召开大会,并组织10万人举行“争取真和平”大游行,宣言即在大会举行前印制。宣言阐明了长沙人民争取真和平的强烈愿望,提出了“要安定,要活命”的口号。是了解这一时期长沙人民争取和平运动的重要史料。湖南省博物馆藏。

 

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通电原稿  通电原稿系钢笔直行书写于丁贡纸上,共4页,长22厘米、宽15厘米,结尾处盖有长方形篆体朱文印。l9604月周鼎彝捐送给湖南省博物馆。194984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接受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率湖南保安部队及国民党第一兵团全体官兵在长沙举行起义,发表《和平起义通电》。通电原稿是反映这一重大事件的珍贵之物。

 

 

历史大事编辑本段

 

●贾谊贬谪长沙  西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太中大夫贾谊因主张削弱王侯势力,巩固中枢集权,受到丞相灌婴等开国功臣的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吴著的师傅,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以自渝。贾谊在长沙时,有鹗飞入庭舍棲于座侧,民俗认为鹗为不祥之鸟,谊乃作《鵩鸟赋》,以抒哀伤。前元七年(前173),贾谊召回京师为文帝爱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今长沙市太平街太傅里有贾谊宅,始建于西晋,时有兴毁,明代改建为“贾太傅祠”,旋改为“屈贾二先生祠”;清光绪初,大规模兴建祠宇,复名“贾太傅祠”,有亭沼堂轩,别墅书屋,花木葱茏,供人景仰;正厅忠雅堂有贾谊塑像。堂联“长沙不久留才子,宣室求贤访逐臣”;其他楹联甚多,且出自名家手笔。

 

长沙郡土著反汉  东汉末期,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郡县受灾,农民四处起义。永寿三年157十一月,长沙土著反汉,反汉群众达万余人,袭掠长沙郡边境,杀伤长史。延熹五年162,长沙及零陵土著七八千人反汉,首酋自称将军。御史中丞盛修募兵征讨,不能克;时豫章郡(江西)艾县有六百余人应募参战,有功无赏,愤而反汉,烧长沙郡县,杀县令,集众数万人,屯兵临湘(长沙)、益阳一带,击败荆州刺史刘度。桓帝命度尚为荆州刺史,与长沙太守杭徐合力征剿,始征服反汉土著,收降万余人。

 

●张仲景坐堂行医  东汉建安末年,张仲景任长沙太守,公余之暇,为民治病。当时官箴,太守不得擅进民房,如有急病,张仲景便在公堂诊治,后世誉为“坐堂行医”。现今长沙市及国内各大城市的老药店多以“××堂”命名,被认为源出于东汉。张仲景在长沙治病时使用“蜜煎导方”催泻,是世界上最先用的药物栓剂。清乾隆八年1743,长沙城北保节堂街建张仲景祠(今湖南省中医学院附二医院)以彰先贤功绩,世称张仲景为“张长沙”。1981年,河南省南阳市发掘张仲景墓,墓碑刻“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

 

●隋军平定湘州之战  隋开皇九年589春,隋军攻占陈都建康(今南京市),陈亡。但陈湘州(治今长沙)守臣不降。隋行军元帅杨素派别将庞晖率军向湘州进攻。陈湘州刺史陈叔慎诈降,于欢迎仪式上伏兵执杀庞晖,数日之间集合士卒5000余人守卫州城。衡阳太守樊通、武州(今常德)刺史邬居业等皆举兵相助。隋又遣其所委任的湘州刺史薛宙、行军总管刘仁恩各率一军来攻。陈叔慎派其将陈正理与樊通率军迎战,双方接战于鹅羊山,陈军寡不敌众,大败,隋军乘胜攻入城内,俘叔慎。隋军刘仁恩部截击来援于途的邬居业军,获胜。湘州平。

 

黄巢起义军攻取潭州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六月,黄巢率义军攻取广州以后,部队迅速发展到五六十万人。唐朝廷以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以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军十几万电漳州(今长沙)、江陵、襄阳一带以阻止义军取道潭、荆北上。是时黄巢起义军士气高昂,一致要求北上夺取两京推翻唐朝。十月,黄巢率军队从桂州(今桂林市)出发,编大筏数千,乘湘江水涨,顺流北进,于十月二十七日到达潭州。时唐军副都统李系统兵约十万之众,然不敢出城作战,亦不派兵扼守城北之大富山与城西南之岳麓山及湘江中之桔洲等外围要点,只是坐守城内。义军当即发动猛攻,一日之内即克潭州,李系率残部逃往朗州(今常德市),起义军北上首战大捷。

 

马氏楚国王朝建立  唐乾宁三年(公元896年),马殷任潭州刺史,五代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封为楚王,建都长沙,其疆域曾达广西东北部。马殷建立楚国,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广种茶叶,提倡纺织,并积极发展贸易,通商中原、西北。他在长沙东南郊,筑堤贮水,命名“龟塘”(今称圭塘),灌溉农田。在长沙城北辟有马氏避暑之地。其长子马希范又于其地建会春园嘉晏堂,后将嘉晏堂一部分施予沙门保宁建开福寺。马殷晚年,纵情声色,大肆享乐。他遗命诸子要兄弟继立。马希范嗣位,更加骄奢淫逸。不过数年,兄弟间为了争夺王位,就开始互相残杀。五代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南唐派兵入湖南,楚国宣告覆亡。马氏南楚王朝共历6主,45年。

 

吴和马楚浏阳之战  后梁开平元年 907五月,吴弘农王扬渥以鄂岳观察使刘存为西南面都招讨使,岳州刺史陈知新为岳州(今岳阳市)团练使,命率水军3万进攻楚国。楚王马殷命在城都指挥使秦彦晖率水军3万自潭州(今长沙)浮江而下迎战,楚水军副指挥使黄璠率战舰300艘屯于浏阳口。吴军因大雨退至越堤北、秦彦晖率军追击。与吴军夹水而阵。黄率部乃自浏阳渡江,与秦彦晖合击,大破吴军。俘刘存、陈知新,杀裨将100余人,士卒万余人,获战舰800艘,楚军乘胜攻占岳州。

 

岳麓书院创立  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潭州太守朱洞在长沙岳麓山创建岳麓书院。初设讲堂5间,斋舍52间。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太守李允则扩建。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赐书“岳麓书院”门额,采室南渡后,书院毁于兵燹。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延请张栻主持讲学。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闽专程来长与张栻论道并在书院讲学,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出任湖南安抚使,又与张栻同在书院讲学,并扩建斋舍,广招四方游学之士,学生达1000余人,一时文风大盛,有“潇湘洙泅”之称。此后元、明、清三代,书院屡毁屡修,兴学不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湖南巡抚赵尔巽奏准,改书院为高等学堂,即今湖南大学前身。

 

金兵潭州屠城  南宋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占南京,宋高宗出海逃遁,太后隆裕经安徽逃往江西。金兵为达到“以战迫降”的目的,尾追至袁州(江西宜春),始悉太后已逃往虔州(江西赣州)。时天气转热,金兵计划北撤。金军分兵一支,自江西直趋潭州,此行战略主要是抢劫财粮,执行“以战养战”的方针。潭州守帅直龙图阁向子湮闻警,率军民固守,禁止潭州官商眷属出城,以免资敌。次年四月,金军至潭州城郊,向子湮拟开城降金,军民皆不从,请以死守。金兵围困潭州八天后,用云梯登城而入,四面纵火,向子湮率官军夺南门逃走,潭州城陷。金民掳抢六天六夜,屠城后北撤。

 

辛弃疾组建飞虎军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春,辛弃疾任湖南转运副使,同年秋,擢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驻节长沙。辛弃疾在长沙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兴修水利,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在此基础上,为了继续贯彻其坚决抗金的主张,充实国家军事力量.于淳熙七年(1180年)奏请创建“飞虎军”。建营地点即为五代马殷营叠故基。由于工程巨大,所需费用甚多,投降派和保守势力便以聚敛民财为藉口攻讦。于是宋孝宗降御前金字牌,令辛弃疾停工。辛弃疾没有遵命,反而加速施工。此时,秋雨不断,尚需20万瓦无法烧造,辛弃疾当即下令向官舍、神祠取瓦,并令长沙城内每户供送20片,付给瓦价100钱。不到两天,将瓦全部收齐。完工以后,辛弃疾才上章陈述经过,宋孝宗也释然于怀。“飞虎军”招步军2000人,马军500人,军械齐备,成为一支非常精壮的队伍。淳熙八年(1181年)辛弃疾被调离湖南以后,“飞虎军”仍维持40年之久。

 

潭州军民抗元斗争  宋成淳十年1274秋,元右丞阿里海牙占领鄂州,遣使招降潭州知州李蒂、芾不听。元军占湘阴,兵困潭州。十月,元军射书城中,威胁李芾“速降以活州民,否则屠矣”!芾仍守志不移。于是,元军挖隍池水,以炮攻城,破宋木堡。流矢中李芾胸,芾仍冒矢石督战。岳麓书院员生感其英勇,荷戈登城,积极抗元,绝大多数学生壮烈牺牲,其民族气节,反映了湖湘学派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刻影响。十二月,元军围城已七十余日,大小数十战,死伤枕藉。除夕,元军蚁附登城、潭州军民凭月城抵抗。时李芾坐熊湘阁,命部将沈忠杀芾全家,芾亦引颈受刃。沈忠不从,李芾长跪晓以大义,沈忠挥泪斩李芾,火焚熊湘阁后,回家杀其妻儿,复至火处自刎。潭州军民感其忠烈,多举家自尽,于是城无虚井,缢林木者比比皆是。岳麓书院被元军夷为平地,浏阳县民屠戮殆尽。史称“潭州之难”。次年正月,宋将吴继明,刘孝忠以潭州城降。李芾死事惨烈,后人于潭州城建李忠烈公祠,四时祭祀,以彰忠勇。

 

李大銮暴动  明隆庆二年1568间,大围山的石马洞,有农民李大銮、马保等人,在当政者横征暴敛,生活极悲惨的情况下,举起了义旗,招兵买马,占山立寨,反抗朝廷,农民纷纷参加。李大銮与义宁州(今江西修水县)农民起义领袖相约,互相支持,以打击和牵制官兵。他们利用大围山复杂的地形,多次打败进剿的官兵,势力不断壮大。到明万历二年1574,已经坚持六个年头了,思想上有些松懈。这时,新任江西巡抚潘季驯,暗遣守备邓祖龙以奇兵突袭。时驻金鸡岭的杨青山慌忙退到黎源天井窝,未及通知李大銮。邓旋以精兵,夜袭大围山。一时炮火齐发,火光冲天。李大銮从梦中惊醒,仓卒应战,军心唤散,纷纷逃命,义军被杀死者很多,有的被火烧死。李率残部向黎源方向溃逃,中途又被伏兵阻击,损失惨重,李大銮得以逃脱,远遁安乡。一直到明万历五年,李大銮和杨青山又联合队伍会于黎源,但因赣官兵联合,多次围剿,终不敌被捕遇难。这次暴动持续达十年之久,给明朝统治者以较大的打击。此后湖南巡抚遂在大围山立堡曰“大围堡”,设把总驻堡防守。

 

李锦抗清进攻长沙  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军余部相继转入湖南联明抗清。大顺军将领、李白成侄子李锦受南明隆武帝封为龙虎将军,赐名赤心,所部称忠贞营,隶湖南巡扶堵胤锡指挥。清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堵胤锡率李锦部在湘潭击败清军钱国安部,连克益阳、湘乡、衡山等县城,并攻占衡州。李锦即引兵进围长沙。清军长沙守将徐勇据城固守。李锦督军挖壕穿城,绑木为梯,配合炮火猛攻,均未能得手。时明湖广总督何腾蚁所部各镇持观望之态,李锦孤军作战。十二月,闻清军孔有德部增援湖南。李锦即解长沙之围东去。

 

清军平定吴三桂长沙之战  吴三桂攻占湖南、四川后,停止北进,欲与清廷妥协,被康熙帝拒绝。康熙十三年 1674年秋间,清军云集荆、囊、武昌、宜昌,包围湖南消灭吴军。贝勒尚善率部攻岳州,令安东王岳乐率军攻江西。康熙帝并乘吴三桂全力固守长沙之机,命清军自荆州渡江进攻,吴军败溃,十七年1678吴三桂外援日寡,疆域日少,为鼓舞士气,于三月一日在衡州称帝,国号周。八月,吴三桂暴死。十八年正月,清军攻克长沙,不久,即平定湖南全境。

 

太平军进攻长沙城  清咸丰二年1852九月中,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部数千人进逼长沙城南郊,在石马铺、黄土岭等地歼清军二千余人,清军溃逃入城困守,于是太平军扎营妙高峰、鳌山庙一带,构筑炮台向城内轰击,还采取以云梯攀登城墙和掘地道埋炸药以炸毁城墙等战术,攻势凌厉,眼看城垣即可攻下,由于清军从郴州来援,太平军攻城未克。萧朝贵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胸中炮弹,壮烈牺牲。随后,天王洪秀全及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率太平军主力进抵长沙城郊。清廷增调各路援军共数万人,软差大臣赛尚阿也赶至长沙督阵。

石达开率太平军横渡湘江,在河西开辟战场,与攻城相策应。他发动群众,在龙回潭,洋湖一带抢收富户晚稻,以济军粮;在靳江河搭造浮桥,以便大军往来:并率部进驻水陆洲,出奇兵大败清军。杨秀清率兵加紧掘地道攻城。1110日太平军所掘的一条地道直通城中天妃宫前,埋放炸药爆破、崩裂一段城城墙。太平军奋勇抢入裂口,清军仓惶应战,陆续赶派救兵增援。同时以重赏募人抢运石块堵塞缺口,清军还将火油捅投掷城外,构成火障,隔断太平军后续部队,致使太平军攻城失利。此后太平军在金鸡桥等处埋放地雷,数次炸开城墙,,乘势猛攻,虽获战果而未能攻克长沙古城。1130日夜晚,洪秀全下令在长沙撤围,按照已iI定的“循江而东”、“专意金陵”的战略方针,大军会合于河西后,直趋宁乡而去。

 

●征义堂起义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间,浏阳县三口郭家亭周国愚,愤于官贪民困,多方征集义士,义结金兰,以传习切磋武术为名,积蓄力量,准备相机起事。咸丰三年(1852年)秋,太平军围困长沙时,周国愚遂派人与太平军取得联系,准备武装暴动。知县赵光裕,他深感长沙已在太平军围困之中,浏阳兵力单薄,遂用缓兵之汁,将周围愚请进城,着其协助守城,暗中派人监视。周国愚将计就计,利用守城的合法身份,以防抢劫为名,捐富室之款,封富室之粮仓,筹集粮饷军城,备其起义所需。十一月,太平军攻长沙不克,转战江西。湖南巡抚张亮基派江忠源率兵来浏在城关附近之冯家山安营。周围愚知来者不善,便悄悄离开县城到根据地。率领3000余人高举“官逼民反”的旗帜,正式宣布起义,十八日兵分两路转攻县城,左路在詹家岭与清兵遭遇,义军锐不可挡,杀伤清军头目何正杭等多人,乘胜进逼唐家洲,受挫,后面詹家岭清兵又至,两路夹攻,义军首领张大武奋勇砍杀,始得突出重围,右路刚到资江之鸟立树下,遇江忠源劲敌,一战即溃,牺牲300余人,余部向东溃走。面对严峻的形势,周国愚召集征义堂首领研究,决定分股突围,奔湖北、江西投太平军。突围中,大部分义军首领在浴血奋战中死难。周国愚杀开一条血路,逃到湖北汉阳鹦鹉洲,征义堂起义失败了。咸丰三年(1853年)夏,周国愚、周礼、邓万发、周大玖等起义首领先后被捕杀,征义堂起义士死难者不下2000人。

 

太平军西征靖港之战  清咸丰四年1854二月,太平军西征进入湖南后,连克岳州、湘阴、靖港、宁乡。曾国藩率刚刚训练完毕的湘军反扑,太平军在宁乡、靖港作战失利,撤出湖南。复集结兵力重行入湘,将湘军打回长沙,于三月十日重克岳州,二十五日,再克靖港。太平天国国宗石祥祯率部扼守靖港,春官副丞相林绍璋率部于三月二十七日袭取湘潭,拟南北两路夹击长沙。湘军塔齐布等部反攻湘潭,曾国藩则亲率湘军水师战船40余艘及陆勇800余人于四月二日进犯靖港。太平军一面以炮火猛攻湘军水师,一面派兵斩断敌船纤绳。湘军水师随即大乱,陆师亦溃。此役湘军几近全军覆灭,曾国藩以损失惨重而投水自尽,被部下救出。太平军大胜以后,嗣因林绍璋部兵败湘潭,退出靖港。

 

●张以喜 姜守东反清起义  清同治六年1867五月七日,哥老会首领姜守东、张以喜聚集会众起义于姜卢(今官渡乡云山)。他们劫富济贫,惩办作恶多端的豪绅。浏阳县知事王汝惺闻报后,连忙禀告湖南巡抚刘昆派兵,随即总兵高胜率锐字营五百清兵星夜赶来浏阳,并令达浒上东等地团勇配合进剿起义军。守东闻讯,率部夜越大洞岭,转移到张家坊,团勇百余人尾追而至。守东与之战,杀死团总谢长隆,余皆惊退。张家坊团勇又赶来,守东为保金实力,避往江西万载之深山。同时,文家市和突石的黄教会,西乡大栗坪邱志儒领导的哥老会,县城陈裕和领导的哥老会,响应姜守东的反清斗争,纷纷举起了义旗。十二月,张以喜从江西宜春回东乡突石与高三挂共襄义举。清兵会合于张家坊、陈家坊围攻义军,因寡不敌众,义军溃散,张以喜、高三桂逃往江西。清兵放火将突石一带房屋烧毁,派兵向江西追击,张以喜、高三桂被捕杀。张、高遇难后,哥老会首领邱志儒和黄教会首领继续发难,威震县城,但不久均被镇压下去了,首领全部被害。

 

●周汉反洋教  陕西候补道周汉,病假返归宁乡故里休养,在湘期间,耳闻目睹洋教士横行乡里,包揽词讼,仗势凌人,极为愤慨。1891年,他首刊《天猪教》(天主教谐音)一书,历数洋教士罪行。图文生动,发人省迪,随又陆续刊印《齐心拼命》、《棘手文章》、《攀天拄》、《灭鬼教歌》、《天主邪教》等通俗小册。尤以《鬼教该死》一书,在湖南装印80万册,流行各省,影响所及,侵略者为之震惊。英、美、法、德驻清廷公使联名警告总理衙门,要挟惩办周汉。189112月,总理衙门责成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处,张顾忌左右,进退不得,只好建议将周汉调总理衙门差遣。张之洞、李鸿章函电往复,相互推延。1897年山东教案发生,周汉从宁乡赶至长沙,又复刊印大量揭帖,反对洋教,再度受到英驻汉领事干涉,照会湖南巡抚陈宝箴拿办周汉。陈宝箴饬令宁乡知县查传周汉到省,张之洞亦电催重办,引起各方哗乱,纷纷声援周汉。陈唯恐引祸上身,电求张之洞移送湖北审理,张之洞则电复,“解至鄂省一节,万万不可”,坚意湖南速办。在上方的一再催督下,陈宝箴即以张之洞致总理衙门奏折中所云“患有心疾,迹似疯狂”之伏笔,将周汉发付司狱监禁。周被监两年,义和团运动爆发,翰林科左绍佐在京誉周为“湖南义师,冤出有年”议奏释周,为周所拒。1910年周汉病重由家人接出治疗,不久病逝。

 

创办和丰火柴公司  189511月(光绪二十一年十月)湖南巡抚陈宝箴创办和丰火柴公司。公司位于长沙北站外,开创时集股银10万两。制造火柴的原料为磷、硫磺、玻粉、牛胶、木片、梗枝等,主要都采办于内地,惟磷、硫磺等物须向外国购买(磷购自英国,硫磺购自日本)。公司工人多数是妇女,担任排梗、装盒、糊盒等工作,涂药等较细致的技术工作,则由男工担任。公司所制火柴10种,以双红头,龙牌黑头两种为最畅行,红头销行省内,黑头则多运销外地,价格低于红头,经营日益开展。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续集股银6万两。1906年(光绪三十三年)发生水灾,全部厂房淹倒,由大商人戚永生增加股银4万两,重新修建厂房,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创办宝善成公司  18964月,湖南绅士黄自元、王先谦等,集股创办宝善成公司制造电气灯、东洋车及银元,矿务各局一切应用之件,甚为合度,成效昭然。当时湖南人民,在晚上使用煤油灯,煤油性烈类硝磺,遇火而焰发,栋宇煨烬,时有遭其害者,且其灯脆薄易毁,屡购则价超过常灯。于是陈宝箴命宝善成公司创造电灯,自于抚署试然之,数月而成,乃令民间皆得同其利,取费又甚廉贱。由是长沙一城,自学堂、报馆以逮通衢之大商肄,成入夕如同白昼。当时署衙已安灯800余盏,而到厂挂号定灯者不下400余盏,嗣因该公司以制造他项货物亏折,无力支持,遂停办。直至1909年(宣统元年)始由陈文玮,李达璋等筹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创办《湘学报》  湖南学政江标,自1894年任职后,就大力讲求经世致用之学,认为校经书院,学风较优良,应大力加以整顿,于是鸠工建造书楼,添购书藉,并买了一些天文、舆地、物理、化学方面的简单仪器,使肄业的学生不仅深明经义,而且洞晓时务。江标为了开拓全省风气,又于18974月(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创办“湘学报”,内包括历史、掌故、舆地、算商、交通六类,主要是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情况,也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报是旬刊,每期一册,收费百文。湘学报在长沙发行,外埠常德、上海、汉口、江西、沙市、宜昌等地,均有分售处。上海三马路西画堂锦里还设立“湘学报分馆”。“湘学报”一度易名“湘学新报”,18988月(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停刊,共出45册。

 

创办时务学堂  嗣同、熊希龄等为了推动变法维新运动,主张设立时务学堂,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由于得到了陈宝箴、黄遵宪的支持,于189710月开始筹办。学堂经费由绅商捐集,在矿务余利及其他款项下,逐年酌量提拨交款。学堂设于城北门外候家垅。熊希龄为学堂提凋,主持一切行政事务,李维修西文总教习,许奎垣为教学教习。时务学堂功课分为两大类:一为“博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二为“专门学”,包括工法学(宪法、民律、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掌故学、格算学。学员学完“博通学”后,始根据每人的志愿和特长,分别学习某种专门性的功课,以充实专门知识。时务学堂的学生,由于受到公羊的改制学说的影响,又阅读了翻译西欧的某些政治、法律方区的书,思想有较大的转变。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和提倡资产阶级民权、平等的思想,对推动社会进步有一定作用。时务学堂创办后,刺激各府县开明绅士,纷纷改革书院章程,并有计划地创办新的学堂。

 

创办南学会  南学会由谭嗣同等倡办,18981月成立,地点设抚署内孝廉堂。南学会的成员,由巡抚遴选地方上较开明的士绅10人担任总会长,再由各总会长选择志同道合的人,吸收为会友。会友分为议学会友,讲论会友、通讯会友三种,事会友以嗣同、唐才常充任,凡会中一切章程及其他重要问题,均由其负责处理。南学会对推动社会革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南学会的影响之下,各府也纷纷成立学会,著名的有浏阳群萌学会,常德明达学会,郴州学会,衡阳学会等。

 

创设保卫局和善所  19892月(光绪二十四年二月),署按察使黄遵宪在谭嗣同、唐才常等开明绅士的赞助下,设立了保卫局和迁善所。保卫局系官、绅、商会办的机构,设议事绅商十人,所有制度,由其商议制订,经省政当局批准后,交局中执行。保卫局设总局一所,地址在长沙中心区,又于城中分东、西、南、北设分局四所,城外设分局一所。共设分局五所。每个分局又没小分局六所,共设小分局三十所。每个小分局设巡查十名,平H除奉有“官票”,处理特殊事务外,其经常的职责是:一,发现有杀人放火,斗殴伤害,盗窃财物,奸淫拐骗等罪犯,当即予以逮捕;二、如果道途行人,发生意外不幸事件,即时予以拯救,遇有醉人、精神病患者、迷失道路者,即时护送归家,对于老弱残废,妇女及远方过客,应加以适当照顽。三,除详记管辖区域内的道路,街市、户口等情况外,对于居民的生活行动,应有充分的了解;特别是对于无经常职业,行迹可疑的人应加以监视。四、发现有人进行聚众结会,煽惑人心的活动,即时予以逮捕。五、街市中扰攘的地方,或者遇到“聚会喧杂之事”,应注意维持治安。六、对于往来的车担,应随时指挥安排,以免妨碍交通或伤害行人,七、发现“道路污秽,沟渠淤塞”,应报告局中,转伤有关方面改进。八,对于售卖腐烂或伪造的饮食物的商贩,应随时加以禁止,九、对于道路引入遗失的财物,应转交局中收存,归还本人。从这些规定看来,保卫局基本上是镇压人民的,但它在当时还有某些积极意义,对社会败类进行了一定的打击,基本上克服了城市的骚扰,混乱现象。俣卫局附设迁善所,长沙城内外共设五所,其收留者,一为“失业人”,一为“犯人”均以四十名为限。迁善所监督失业人”和“犯人”,学习不同技艺,如缝纫、织布、弹棉、刻字、结瓣线、制鞋、削竹器,造木器等。使他们在被释放后,取得正当的职业,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对于改造社会是有裨益的。

 

●官绅合办“湖南官报”  19024月(光绪二十八年三月)湘省士绅察请开办“湖南官报”,经抚院批准,由湖南洋务局监督办理。湖南洋务局认为“前此湘报之设,竞务夸诞”,“风俗人心,隐受其害”。为了使“湖南官报”不致发生上项情事,特别注重审稿。报馆将准备刊用的稿件,呈送湖南洋务局审核。洋务局委派汪文溥、罗维翰,陈庆森等负责“校阅删定”,如稿件有“词近荒诞、语涉诽讥,叛道离经,分门立户,一切违犯报律者,概行删去”。“湖南官报”的内容包括:一、谕旨;二、中外大臣奏疏有关于政治利病者及本省各衙门公文,、告示有关于政治利病者;三、中国近事,首京师,次本省,又次各省,凡政教交涉、农、商、工艺均加以录载;四、外洋近事,凡各国风土人情、学术工艺、政教条约、会盟战伐,均从华洋各报选录;五、征集文稿,内容以“通达时务,研究实学”为主,所有“一切叛道怪诞之词,犯上狂诋之语,均所屏绝”。六、选录各报论说。湖南官报是为封建大地主、大官僚服务的,较之戊戌年创办的宣传变法的“湘报”,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华兴会成立  华兴会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由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创建于长沙。1903年夏,黄兴从日本留学返抵长沙,在明德、经正、修业等学堂任教,一方面宣传革命思想,一面酝酿成立革命团体。114日,黄兴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召开秘密会议,与会者有陈天华、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等20余人,发起创立华兴会。1904215日,华兴会在连升街明德学堂校董龙璋的西园住宅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参加者100余人,公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政纲。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发展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发展到湖南、湖北等中下游省份,成员包括知识分子、会堂成员和少数资产阶段上层人士、地主阶级开明士绅。华兴会还另创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机关,准备11月在长沙举行武装起义,为了筹集起义经费,黄兴出卖了长沙县家乡的近300石田产,刘揆一、彭渊恂等也变卖家产或借贷,共筹款近5万元,并通过驻上海的秘密机关向国外购买武器。明德学堂的理化实验室,也成了制造炸弹的秘密场地。由于保密不严,未发事泄,华兴会领导人遭到清政府的侦缉。黄兴等被迫离开长沙,先后逃亡日本。次年,华兴会与兴中会,光复会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

 

长沙正式开埠  长沙开埠是源于“辛丑和约”而确定于叶,英、日本通商行船续约的签订。190295日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第八款规定:中国准将下列各地开为通商口岸,湖南的长沙……”接着,1903108日的“中国通商行船续约”中第十款规定:中国允愿俟本日所订画押之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批准到互换后六个月以内,将湖南省之长沙府开作通商口岸,与已开各通商口岸无异……“根据上述条约特别是中日续约所定六月开埠的要求,就在中日续约签订的同年年底,湖南巡抚赵尔巽便电次外务部饬总税务司转岳州税务司夏立士来长沙会订通商章程,履勘租界界址,并立即着手建造码头,修筑道路等工程。在这个基础上,190571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八日),长沙正式实行“开埠”。税关事务所设于大西门外,以岳州税务司美人夏立士任税务司,以盐法道朱延熙兼任海关员。长沙通商租界,根据所订“长沙通商江岸租界章程”的规定,定于省城北门外,所有应需地段,南以城为界,东以修完之铁路及新码头为界,北以浏渭河、西以湘江为界”。其地势之宽,“以较岳州,加增不止十倍”。长沙开埠以后,“翌年1905日本遂设领事馆于长沙,设日本邮便局,创湖南汽船会社,有湘江、沅江两商轮行驶湘、汉间;税关之公吏,学堂之教员,日本为最多,甚至小贸手贩亦纷至沓来,与民争刊“;与此同时,英、德、美等国亦援引“利益均沾”原则插足而入,这些都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对湖南的经济政治侵略的进一步加深。

 

长沙城安装电话  19056月初(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底),巡抚端方命长沙城安置电话。先就抚署左右立竿安置,以后又逐步推广于各重要的文武衙门与各局处。是为湖南有电话之始。

 

萍(乡)浏(阳)醴(陵)起义  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长江中下游洪水成灾,米价大涨。醴陵浏阳和江西萍乡一带的饥民踊跃加入洪江会。自华兴会举事失败,哥老会首领马福益被清廷杀害后,会党图保再举。湖南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受同盟总部派遣,从日本回来运动军队,重整会党,准备推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的武装起义。刘道一等到长沙后,即召集党人数十人开会密商,决定以会党和军队同时并举,以萍(乡)、浏(阳)、醴(陵)地区为发动起义的主要地区,并以该地区的会党为主要运动对象。会后,刘道一住长沙,负责与东京同盟会总部联系。蔡绍南往江西萍乡一带活动。十月十八日(123日)晚,龚春台、蔡绍南召集会党首领在萍乡上栗市西商家举行紧急会议,讨沦起义问题,但未达到统一认识。在此情况下,洪江会激进分子廖叔保乃独自至麻石集会二三十人,高举“汉”字旗首先发动。萍浏醴起义遂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暴发。当日,起义军占领浏阳高家头,十月二十日,又占领金刚头及萍乡之高家台。二十一日麻石起义军头缠白布,手持土制武器,高举“官逼民反”,“反满兴汉”的旗帜向仅有萍乡驻防营兵20余人的上栗市进攻。上栗防兵当被缴械,首战告捷,起义军立即整编队伍,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由龚春台任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兼钱库都粮司,廖叔保为前营统带,沈益右为后营统带。颁发了《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历数了清王朝投降卖国,残害人民等十大罪状,宣布起义宗旨为“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国与四万万国民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七月十日前后,醴陵之路起义,互相呼应。十月二十二日,浏南洪江会数千人,响应龚春台举汉字白旗于文家市;同日,浏东浏北之洪福会群众约万人于永和市发难;这些起义群众先后占领了南街市,西乡谭塘、高址等地。十月二十三日,在姜守旦的率领下,万余会众举义响应,但宣布不受龚部制约。旗号“洪福齐天,”,另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主攻浏阳县城。各路起义队伍集中打击清政府官吏和地方官绅,得到人民群众普遍拥戴。不数日,浏阳、醴陵、萍乡、宜春、万载数县起义人数总在三万以上,声势震动长江中下游各省。起义队伍的迅猛发展,使湘赣两省地方官惊惶万分,从十月二十六日,(1211日)以后,清政府急调湖南、江西、湖北、江苏四省兵力,分批向起义地区集中,除起义地区原有驻军及临时兴办的团勇兵力外,先后委派镇压起义的兵力在一万以上。浏阳是会党最活跃的地方,与清军的战斗最激烈。龚春台攻下上栗市后,于十月二十H125日)晚主力进攻浏阳,以期会合浏南洪江会起义军和浏东、浏北之洪福会起义军,扩张战果。十月二十六日(1211日)起义军再攻浏阳城被阻。二十七岛清军分军南击,起义军在南市街石牛岭一带激战中,火药中弹爆炸,队伍混乱,清军乘势猛攻,起义军败散,邓廷保等战死,龚春台,蔡绍南转移。余众多北退与姜守旦的洪福会会合,洪江会主力瓦解。十月二十九日(1214日)清军乘胜北上,袭击洪福会首领姜守旦驻屯之溪山寨。姜守旦率部仓猝应战,不胜,退至大光洞一带。十一月二日(1217日)姜守旦率部转移至平江县境。十一月五日在沙铺遭到清军南北夹击,姜守旦受重伤,率余部退至义宁(今修水)境内。不久,又遭驻该地江西、江苏两省清军团勇的截击,队伍分散,姜守旦下落不明。至此,轰轰烈烈的萍测醴大起义失败。清政府在镇压起义军后,颁布《清乡章程》。在浏阳、醴陵、萍乡、宜春、万载等县大举清乡,捕杀起义群众达三月之久,革命群众先后被杀达万人以上。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武装斗争,带有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起义虽然失败,但留下深厚的革命影响。孕育了这一地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创办湖南电灯公司  1909年春,在长沙的外国商人拟在湘垣开办电灯,垄断长沙电力。而在此之前,亚细亚洋行自己大批洋油在大西门外没站零卖。商会总理陈文玮等深感到不急图抵制,不但利源外溢,损失遍于湘垣,抑且交涉益多,葛蔓延于官署。因而由陈文玮,李达璋与镜祖荣三人为发起人,发起组织“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拟集股本20万元,设备电灯1万盏……以为先发制人之计,呈请农商部立案,并请“援照北京、镇江、汉口各地电灯公司成例,准予专利,嗣后华商只准附设,不得另设“又请”摄照湘省矿产不许外人开采定案,咨请外务部转照各国政府,所有湘省电灯,概为本省绅商自办,外商不得仿设”。均获得允许。19115月(宣统三年四月)湖南电灯公司正式开工发电。初办时,因规定半夜即行熄灯,以致“有多数商号并未购设”,灯数“不过2000余盏”后来(6月底)“,改为通宵,并用电表,可以随时启闭,各界无不称便“,定购灯数,日有增加。

 

共进会机关在长沙设立  19078月,共进会正式在日本国东京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十人,湖南籍的有焦达峰、杨任等人。会议共推张百群为第任会长,并发布了宣言。审议所示宗旨,略同同盟会,但将“平权地权“改为“平均人权”。由于共进会主要是从会党入手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其组织亦仿照会党、开堂、烧香、结盟、入伙之办法,设山、水、堂、香四种名目。山叫中华山,水叫兴汉水,堂叫光复堂,香叫报国香,每字下又系以诗一首。凡会员在内地要拜会多处码头者,要先记熟此山、水、堂、香名称,还要记得念其所系的诗,然后才可以得到一切帮助和照顾,否则便认为是假。19091月(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焦达峰返抵汉口,与孙武协商两湖革命入手办法。4月,设立共进会总机关于汉口法租界长清里。同年8月(宣统元年七月)焦达峰更名左耀国,返归湖南,于长沙太平街同福公栈设立共进会机关部,并密赴浏阳、醚陵及江西萍乡一带活动,联络当地会党,然后又来往于湘鄂之间,策应一切。两湖革命活动从此更为迅速发展起来。

 

长沙“抢米”风潮  1910年(宣统二年)宁乡、湘潭、醴陵等县连年水灾,大批饥民涌入长沙。因豪绅富商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和利用外国签证转远粮食出境,以致长沙米价一日数涨,且米商无米应市。411日,长沙南门外卖沙水工人黄贵荪之妻,买米不成,愤而投老龙潭自尽,丈夫黄贵荪大恸之余,先将一双亲生儿女投水溺毙,自身随即跳塘自溺。惨闻传遍城厢,市民无比激愤,人心更加浮动。412 FI上午,巡抚部院出示压低米价,下午米价更涨。南门外碧湘街邹姓碓坊与一买米老妪因米价发生争执,群众愤将邹姓碓坊捣毁,店主即报巡警干涉,无效,移请巡防队前往镇压。群众数百人呼啸聚集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平粜救灾。善化知县郭中广闻讯赶赴现场弹压,群众要求知县“施恩活命”,郭被群众包围,随口应允翌午平粜。次日,全城粮店关门,黑市更形猖獗。饥民数千人拥至鳌山庙巡警分局,长沙、善化两知县及长沙协副将分赴鳌山调弹压。巡警道赖承裕闻讯,亲自率队前往弹压,威胁群众,“如不解散,当照乱民惩办!”群众怒不可遏,蜂拥而上,摘去赖的顶戴,将赖搁绑树上鞭打。赖的一名亲兵伪装饥民,诈称将赖“押送”抚院而去。群众不知是诈,尾随而行。沿途平民,越聚越多,拥至抚台衙门时,约有1万人左右。群众环跪又一对,要求政府平粜。岑春蓂始感事态严重,急悬牌示:五日后开仓平粜,价六十文一升”。群众认为限期过长,不解燃眉之急,遂将牌示捣毁,旋出“明日平粜,五十文一升”的牌子,又被捣毁;昏黑,以泥木工人领先捣毁抚院辕门、照壁、旗杆,石狮等,另一股群众直奔抚院大堂,岑春蓂命令巡防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饥民14人,伤40余人,半夜,群众不仅不散,反而愈聚愈多,一夜之中,将城厢内外各堆栈之米,抢劫罄空“警兵站岗之木栅,打毁净尽,并分派多人到各街道呜锣,勒令多铺户每家悬灯门首,以便来往,次日不准开市……”414日,长沙全城罢市,巡警藏匿,各区巡警分局大门紧闭。此时,饥民群众拥入抚院,岑春蓂令官军开枪射击打死20余人。于是群情鼎沸,声称“上官不悉民情,无异官逼兵变,只有烧尽而已。”愤怒的群众拆墙毁屋,浇油纵火。抚院主要建筑顿时烈焰冲天,…直烧到下午,余烬犹炽。入夜,饥民、泥木工人又在北门外集合发现湘江英日兵舰架炮朝向北门,因此,将斗争锋芒转向盘踞长沙的帝国主义者,群众将其在长沙的侵略机构予以焚烧或捣毁。计被毁的有:英商太古洋行趸船栈房,怡和洋行、趸船、栈房,北正街美国圣公会、道门口信义会;北门外两所天主堂,大西门河街英美烟草公司,西长街挪威路德教堂;意大利立朋聚尔教堂,被捣毁的有:日本领事署,美商美孚洋行、德商瑞记、日商东信、三井等洋行,日本邮便局,西长街福音堂,东牌楼东道会、湘春街、社坛街两福音堂等40多处,另外,大清银行长沙分行,中路师范学堂、长沙府中学堂亦被捣毁。巡抚衙门被毁后,岑春蓂急电请廷自劾,并电湖北派兵驰援,将巡抚大印交给布政使庄赓良后从抚院后门逃走。415日晨,代理巡抚庄赓良命巡防队及49标第一营官兵满布城厢,牌示“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城门紧闭,出入须有藩署证明,南门口一带局部戒严。416日,城门仍时启时闭,官兵继续逮捕“形迹可疑的联系人”。湖广总督瑞微奉廷谕急调巡防营两营,分乘兵轮两艘于是日抵达长沙;并续调新军三个营及一个炮兵队赴长沙增援;英、美、日军相继由沪、汉调来兵舰7艘,舶碇湘江,庄赓良续调兵勇分赴各乡。遇有饥民“吃排饭“的,即“就地正法”。长沙抢米风潮在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帝国主义的野蛮干涉下暂时平息。清政府为了缓和群众的反抗情绪,不得不惩处一批官绅,巡抚岑春蓂布政使庄赓良、巡警道赖承裕、盐法道朱延熙等革职;长沙知府汪风瀛降三级留任;王先谦、孔宪教降五级,叶德辉、杨巩革去功名,另一方面,清政府命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凑集白银100万两,从外省及西贡购进米面杂粮数十万石,以每升大米40文平粜。事后,帝国主义者向清政府索赔,日、英、美、法、德、挪威六国共得白银88万两,由湖南省地方财政负担。

 

辛亥长沙起义  19111010日,武昌起义胜利。紧接着,长沙最先响应武昌首义,并获得起义成功。1012 日,湖北军政府代表综、庞光志兼程赶至长沙,向湖南革命党人报导湖首义消息,并要求湖南立即举义响应。1314日,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革命党代表与立宪派人士连续在贾太博祠、玉皇殿等处密商发难办法,决定于18日起义。18日,城外炮兵营按预定计划举火为号,由于官方防范极严,城内起义部队未能响应,起义事泄,负责举火的吴舜臣被捕。19日,焦达峰、陈作新与立宪派人士、部分新军及巡防营代表再次商议起义办法。20日,新军代表、革命党人姚运钧至水陆洲与驻扎该地巡防营联络,被捕。21日,湖南巡抚余格准备将驻城新军全部调离长沙、并准备紧闭城门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焦达峰等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再行决定改变于24口起义的计划,提前于次日举行起义。22日上午8时,驻城外的新军以吹Ⅱ肖为信号往协操坪集合,取出492营军备库的枪弹。集合后,每人配白布臂章,由49标代表安定超宣讲革命意义,宣布纪律,宣布焦达峰的起义命令。然后,鸣放信号枪3响,正式举行起义。起义军分东、北两路攻城。中午,两路起义军胜利会师于抚台衙门。下午3时,焦达峰、陈作新率起义军入抚院时,辕门卫兵举枪致敬;巡抚余诫格闻讯潜逃。衙门前坪旗杆上龙旗换成“汉”字大旗,象征着长沙起义成功。当天晚上,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次日改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成立,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举为正、副都督。

 

长沙码头工人罢工  辛亥革命以后,物价逐年高涨,由于战事影响,不少码头工人日收入不能维持生计,以致专业码头工人大部陷于半失业状态。19174月问,政府通过警察厅改定工资为三年制:自铜钱10文以上至20文者加二成;自20文以上到40文者加三成;40文至60文累进递加,工人群起反对。适逢革潮门某碓房有米船10余艘,停泊新河,起运至草潮门正街,仍照码头起运至正街力资,仅予30文一石,而码头工人要求给价铜元3枚一石,经碓坊呈诉长沙知事公署,拘押工人2人,工人遂全部罢工。以致米船停泊新河十余日,船底渗漏,米均被河水浸透,而其他码头堆积货物如山,无人搬运。直到54日商会出面,核议再三,议定对码头工人调整力资;标准均按原订成规及道路远近力资底册以二、三、四、五、六、七、八成分别递加,如照付铜钱仍按铜元市价升值。码头工人罢工取得了初次胜利。

 

长沙人力车工人罢工  1918年时,长沙城厢内外,共有人力车工人二千三、四百名。19186月,张敬尧下令警察厅将人力车捐照原定税额增三倍征收。各车栈业主以车捐既增三倍,乃联合将车租增至三倍以上,每日车租一千二百文。人力车工人因市面萧条,军人满途,收入减少,复因纸币日益低落,生活困苦原已不堪言状,一听到这一消息,不得不群起抵制,625日,全城人力车工人同时将街间车辆拉归停栈,开始了长沙苦力工人的第一次群众性自发的罢工斗争。人力车工人罢工后,车业公所各车主即联合警厅向工人进行各种威胁。首先宣言工人的反抗增加车租为“忽视官厅法令”,为“不法行为”。各车主复联合会议向工人提出两项威胁的条件:一、工人如仍继续罢工,即将罢工者的租车契约解除,并得缴清所欠车租。二、车主另雇新车夫,如有“拦途强阻者”即请岗警拘捕,“从严惩办”。人力车工人在车业主和警厅的联合压迫之下,亦集议组织了一个车工会(并非真正的工人团体,仍为把头掌握)以与车业公所对抗。当时车工会开了一个大会,议决向警察厅请求减租。71日,警察厅拒绝车工的请求,随即下令,以“车夫等此次罢工,毫无理由之可言,决定强硬对待,如果不复工,即准各车栈另行招募”。最后,工人在警察厅武力威胁和失业威胁下,只得忍痛复工。

 

新民学会成立  “五四”时期的重要社团。1918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长沙建立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讲座时事,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是湖南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在1919年五四运动、191911月至19206月湖南的驱张运动、1920912日湖南的自治运动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至1920年底会员发展到七十余人。1920年下半年,许多会员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停止活动。

 

创办《湘江评论》周刊  五四运动后,中国进步青年开始要求社会革命。湖南知识分子掀起了研究新思想的浪潮。19196月,湖南学生联合会即以发行新的书刊杂志为当时学运的重要任务,长沙各校也出版了宣传新文化的刊物10余种,均以介绍新思想及新的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在沸腾的爱国运动中,在剧烈的新旧思潮冲突中,毛泽东同志在1919714日,主编了《湘江评论》周刊。宣传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和革命统一战线,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鼓吹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接着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沦》的二至四期中发表了《民众大联合》一文,号召民众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充满革命精神的《湘江评论》,受到了广大知识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欢迎。然而,对于张敬尧军阀的统治来说,不啻是接连投下的炸弹。19198月上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出版之后,张敬尧在派军警查封学生联合会时,同时查禁了《湘江评论》。《湘江评论》被查封以后,在毛泽东倡仪下,长沙各校学生会出版的周刊成立了一个学生周刊联合会,继续着《湘江评论》的精神,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以及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予以揭露。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  19205月,上海、北京等地即已开始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新青年”社也开始系统地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19208月,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的发起下,在长沙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成员,多是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和个别进步的教员。会员约数十人,以第一师范的校友和学生为最多,如陈昌、夏曦、郭亮、萧述凡等都参加了。一师附小和一师校友会会址(长沙妙高峰下惜阴街)常是开会的地方。毛泽东同志指导大家联系中国和湖南的实际情况,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新青年”丛书中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小册子,都是研究会成员必读的书籍。此外“新青年”、“京晨报”等也是大家经常的读物。1920117,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秘密出版了,上面介绍了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登载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若干著作,以及有关共产国际的情况,欧美各国共产党动态的报导,此外,还有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个刊物用各种方法大批寄来长沙,毛泽东同志即分送与大家阅读。由此,就使得这些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革命志士,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有着进一步的认识。这给1921年湖南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时打下了思想的基础。

 

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19206月,毛泽东同志由北京回湖南后,就同:{匕京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负责人李大钊.邓中夏等)有着经常的通信联系。192010月,接到了北京方面寄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毛泽东同志就开始在长沙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有许多为有过比较长期的思想准备参加过许多的革命斗争(如反H、驱张)的新民学会会员,一般都有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的决心,他们多自愿加入团的组织(新民学会此后就不存在了),如夏曦、郭亮、肖述凡等同志就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湖南的第一批团员。同时,在青年工人和青年学生中,也发展了一批团员。在全国来说,湖南当时是团的组织发展最大的省分。1925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0年春,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等在北京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东和李大钊等建立了密切联系,同年夏,陈独秀等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党问题。稍后,陈独秀等创建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8月问正式成立,陈独秀将建党和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等情况通知毛泽东,并委托在长沙建党。在此期间,毛泽东接到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来信,信中明确指出:党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在复信中说:“你这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同时,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同年冬,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在长沙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7月,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010日,中共湖南支部成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终止。

 

湖南劳工会成立  由黄爱、庞人铨等人创建,于19201121日在长沙宣告成立。该会以“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知识”为宗旨。建立时,领导机关设援评议员,采用合议制,有会员2000余人。次年10月,黄、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按毛泽东建议改组劳工会。改组后的劳工会领导机关没置评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评议委员会选黄爱为书记委员、庞人铨为教育委员、张理全为交际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会员按工种设立工团,各工团成立独立工会,作为基层组织。其时会员增至7000余人,主要成份为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湖南劳工会成立后。设立平民阅报处,创办工人夜校,出版《劳工周刊》,调解劳资矛盾,组织工人开展第一纱厂公有运动,反对太平洋会议等斗争,作了许多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作。1922117日,黄、庞在支援第一纱厂年终索饷的罢工斗争中,被赵恒惕杀害于长沙。湖南劳工会亦被查封。黄、庞牺牲后,湖南劳工会的一些上层活动分子汇集上海,,会同旅沪劳工会会员,于19223月成立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选王光辉为书记委员,翦去病为宣传委员、谌小岑为交际委员。并申明在劳工会未恢复之前,一切事务及对外交涉,概由其负责处理。初期,驻沪办事处积极参与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的工人运动。19227月以后,转变了政治态度,提出了“我们只作毫不带政治臭味的纯粹经济运动”口号,并积极参与国民党领导的工团活动,反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劳动立法运动,破坏中共领导的罢工斗争。“五卅”运动后,驻沪办事处中止活动。19263月赵恒惕去职后,王光辉、谌小岑等先后回到长沙。8月,恢复湖南劳工会委员会,谌小岑为书记委员,熊兆辉为教育委员,张理全为交际委员。同年10月,劳工会评议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议决停止劳工会活动。至此,湖南劳工会不复存在。

 

黄庞事件  1922113日,湖南第一纱厂工人要求援沪、汉先例发给年终双薪,因遭华实公司拒绝而罢工。2000多名工人在操坪集合准备往办公楼请愿,监察处长李汝贤命令卫兵向工人开枪,打伤两个工人。次日,省政府派兵一营入厂,宣布特别戒严。李汝贤拘捕工人数十人。15日,工人发出“纺纱厂全体工人2200余人万急启事”。呼呈外界援救,湖南劳工会即向赵恒惕提出抗议。16日黄爱亲往华实公司调停,答应晚上到劳工会会址签订条约。黄爱、庞人铨在宝南街会址等待华实分司领导人来签字。彭祖植先到,黄藻奇始终未到。至深夜,一批军警前来拘捕黄爱、庞人铨,捆送湘军总司令部。17日凌晨,将黄爱、庞人铨推至浏阳门外斩首。又派兵封闭了湖南劳工会。劳工会会员得知黄爱、庞人铨被杀害的消息,不禁痛哭失声。愤怒的工人自发地冲入政府内务厅、财务厅,向赵恒惕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赵恒惕害怕工人暴动,严密封锁新闻,还逮捕了6位工人作人员,扬言若有暴动,先将6人杀了,再杀暴动者。黄庞牺牲后,毛泽东发起了驱赵运动。黄爱、庞人铨是中国最早的为无产阶级事业牺牲的工运领袖。

 

反对太平洋会议游行示威  192111月至19222月,美、英、法、日、意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瓜分在远东的利益。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实质上是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对象。为揭露太平洋会议的实质,中共中央局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发动社会各阶层举行反对太平洋会议的游行示威。中共湖南支部授意劳工会出面,组织示威运动。19211225日,劳工会在省教育会坪举行反太平洋会议示威大会,到会者八九千人。黄爱任大会主席,庞人铨任总指挥。大会高呼:“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否定太平洋会议”,“我们的朋友在俄国”等口号。大会通过了反对太平洋会}义的通电,散发了30多种传单。陈独秀在总结全国反太平洋会议游行活动时说:“除上海外,以长沙工人最猛烈”。

 

湖南自修大学成立  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在长沙成立后,为了培养训练革命干部,19218月,毛泽东同志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船山学社是民国初年湖南一部分文人学士为讲王船山的学说而成立的。何叔衡同志是该社的社员,就利用该社的社址和每月400元的经费,来创办自修大学,作为党的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引导青年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研究。为适应一般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的要求,19229月,自修大学又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为党训练革命青年干部,人数曾达到200人以上。学员中的优秀分子都由教员介绍入党。192311月,赵恒惕以“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有关治安”为词,下令封闭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及初中部学生,大部转移到湘江中学。这也是党的学校,后来培养了很多革命干部

 

长沙理发工人罢工  19216月,长沙理发工人即因要求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与店主进行斗争。店主利用行会联合开除为首工人六名并勾结长沙县署对工人进行压迫,不准工人要求。工人即实行自由营业,合伙开设新理发店七处,与店主脱离关系。店主见打破码头(按理发业行规,每一理发店业主各有一码头。在码头内上七下八不准没店),大起恐慌、集合各业主殴打新店工人和向政府诉讼,双方相持年多,未得解决。19228月,长沙县署竟公开维护业主,将工人所设“新店”封闭,捕去工人五名,因而激起了工人的愤怒,于108日,实行罢工,向长沙县署及各店主提出四项要求:一、增加工资,为四六分配(即赚钱一百,工人四十店主六十)。二、平均吕祖祀会公产。三、营业自由、打破码头陋规。四、尊重工人人格。罢工后,长沙县署竟以“邀伙聚众捣乱秩序”罪名武装压迫工人上工,到处捉拿工人,各店主亦利用流氓殴打工人纠察队。工人亦因官厅及店主之压迫而愈趋团结,坚不上工。1028日,罢工中成立了理发工会。罢工坚持了二十多天,最后,在长沙泥木工人罢工胜利的影响下,长沙县署启封工人所开之新理发店,店主亦承认了工人工资四六开分和营业自由。

 

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成立  19205月,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小组亦于9月成立。毛泽东同志接到上海和北京的通告后,随即在长沙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19217月,毛泽东同志何叔衡同志,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毛泽东同志被派回湖南,担任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当时称湘区)委员会的书记。在长沙各产业部门如粤汉路、造币厂、黑铅炼厂、第一纱厂、电灯公司、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和第一师范、第一中学、商业专门学校、甲种工业学校单位发展了党员,有的建立了支部。1921年冬至1922年,就已在平江、衡阳、安源、岳州、常德等地建立了地方党的小组。1921年冬,党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省委的机关,省委的会议都是在这所现在还存在的极简陋的房子里召开的。

 

长沙织造业工人罢工  长沙织造业工人一千五百余人,分散在大小百多个小厂内。19226月即要求各厂主按1919年行情之原工价发给工资,遭到各厂主同盟歇业(即闭厂让工人失业)和开除工人的威胁,未得结果。823日,即实行长沙全体织造业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后,即有二十九厂厂主见形势严重,承认了工人要求,但大部分厂主异常顽固,一致歇业以威胁工人,泥木工会即宣言:“为了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表示将同织造业工人与各顽固厂主拚个死活。”罢工二十六天后,各厂主即各自陆续的承认了工人要求。

 

长沙缝纫工人罢工  长沙缝纫工人六百余人,分成衣店和褂衣店两部。19226月,成衣工人已获每日工资二角八分,于是褂衣店亦提出同样要求,却遭到了店主拒绝。929日,褂衣店工人实行罢工,要求每日工资二角八分。罢工后,泥木工会即以实力支援,通告各褂衣店主:“只有承认缝纫工要求,方能解决罢工问题”。罢工五天后,在缝纫工人的团结下和泥木工人的支援下,获得了增加工资二角八分的胜利。

 

长沙泥木工人罢工  1922106日,长沙6000多泥木工人,在毛泽东,易礼容,任树德等领导下举行总罢工,散发罢工宣言,快邮代电,要求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为了领导泥木工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毛泽东亲自在泥木工人中进行工作,同任树德、朱有富,张汉藩、杨福涛、仇寿松、舒玉林等积极分子组织“十人团”108团,然后成立土木工会、补习学校,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罢工期间,毛泽东亲任工人代表与官厅谈判。根据省宪法的条文,迫使省政务厅长吴景鸿答应工人增加工资(工价0. 34元)和营业自由的要求。至25日,坚持19天的罢工斗争终获得彻底胜利。

 

长沙人力车工人罢工  1922108日人力车工会成立后,车栈主经常以新工人换老工人,制造失业,以达到浮加租金的目的。因此发生了3000人力车工人大罢工。1923521日,人力车工唐庆生反对车主私自抬高El租金,拒交所增车租,车栈主勾结警署,将人车一并扣留。消息传开,工人即派人前往交涉、警署自知理亏,将人放出,将车交给栈主。栈主乘机退租,工人为维护工人利益,于527日召开会议,研究决策。会议总结1918年的罢工之所以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了罢工宣言,并以谭汉镇、罗学瓒等20人为代表,去警察厅、省L公署请愿。这次为时8天的罢工斗争,迫使车栈主答应今后不得私自加租、扣车、退租和改选工人等条件,65日,人力车工人怀着胜利的喜悦,正式复工。

 

长沙笔业工人罢工  长沙有笔业工人300余人.192210月,组织笔业工会。工人向店主提出增加工资,不得私自开除工人等8项条件,店主拒绝承认。1114日,在毛泽东等领导下,全体工人罢工,多数店主因外埠催贷甚急,大起恐慌,多次托人调解,但因部分资金雄厚的店主挟制,无法协调。笔业工会在毛泽东的指导及粤汉铁路总工会等的支持下,组织生产合作社,自行生产毛笔自销,以解决工人吃饭问题,作长期斗争准备。最后,店主们被迫同工会谈判,于1223日签字,答应工人的要求。

 

长沙铅印工人罢工  19229月,长沙各报馆的铅印活版工三百余人成立了铅印活版工会。1121日,铅印工会派代表邀请各印刷公司老板进行谈判,提出铅印活版两部工每日工作八小时,正式排字工人工资增至每月十二元,其余各种工人及包件货另订合理的工资标准。官办报纸《湖南日报》的印刷工人也参加了这个运动。而省政府秘书处只答应每月增加工资一元,工作时间照旧。因此其他资方见政府如此,也就跟着拒绝工人的要求,谈判没有结果。1125日,全长沙市铅印活版工人宣布罢工。罢工后第二天,长沙城即看不到一张报纸,全城为之震动。开始赵政府犹望工人将因罢工发生吃、住问题,会自行复工,可是工人早已有准备,罢工至八、九天以后,仍无复工消息,各种新闻、文件等都无法印刷出来,社会上形成一片怨声。赵政府即令军警强迫工人复工,并声言“所有印刷品将转送湘潭印刷”,以资恐吓。但工人罢工回家,静待资方答复,军警无法按户寻找,至转送湘潭印刷不是绝不可能的,工人洞悉此虚声恫吓阴谋,毫不理会,罢工仍然坚持。至半月后,社会上因久无报纸怨声益大,各报馆编辑出版部门对各印刷公司催促甚急,俱要求迅速解决。最后资方才不得不找工人代表谈判,完全接受了工人所提条件,坚持十七天的铅印工人罢工斗争胜利结束。

 

铜官陶瓷工人抗税斗争  长沙县铜官镇是湖南著名的陶瓷产地,有陶瓷工人3000多人。工人收入低微,实在难以生产。1922年冬,当地士绅串通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增收“窑门捐”等税款,遭到工人反对,工人派出代表到长沙,请郭亮去领导这次抗税斗争,郭亮领导工人筹备组织工会,并呈文长沙县署,要求撤销增税的规定,周瀛于慑于工人的压力,只好在呈文上签字同意。19233月,铜官陶瓷业工会正式成立,郭亮当选为委员长。

 

●长沙六一惨案  19235月下旬,湖南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达到了高潮。531日晚,外交后援会调查员及学生等各界数人往金家码头等处等候检查由汉开来的日轮武陵丸上华人乘客及日货。61日上午九时,日轮开到,外交后援会调查员在码头进行检查,日轮水兵数十,即用棍棒殴打我调查员及示威群众,闻息而来聚集日清码头者千余人,与日轮水兵相持不下,下午一时,又有日轮金陵丸从汉口抵埠,外交后援会调查员又从码头检查该轮起卸日货及华人乘客,又与该轮日本水兵冲突,日轮水兵即呜哨呼来泊在湘江中之日舰伏见号水兵20余人,用拖轮驶至日清码头,到时向金家码头开抢示威。群众见日人竟敢开枪,一时怒气冲天,齐声高呼“这还了得!”该日本武装水兵亦即一声鼓噪,开枪直向示威群众射击,并用刺刀刺杀,当场杀死中国木工王绍元和长沙国民小学学生黄汉卿,并伤九人,轻伤者数十,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湖南的第一次公开屠杀。惨案发生后,外交后援会即于当日下午七时‘召集了2万人的临时紧急会议,决定举行罢市罢工罢课。随即抬着死者尸首向赵政府请愿,提出八项条件交赵政府向日本人交涉。62日,全市又举行了各团体各学校6万余人的抬尸大游行,并向赵政府公开警告。请愿后全市即进行罢市罢工罢课,开始严查日货的活动。惨案发生后,赵政府被群众所迫,于62日向日领事提出严办当事军官等5项交涉条件,63日,日领署“以事权不在已及事件原因尚需要调查“为词,对赵政府所提出的五条概予拒绝。当时外交后援会和学生联合会洞悉赵政府向日人提出的五项条件中对于外交后援会所提出交办的撤换长沙日领等未列入,即继续实行罢市罢工罢课,当日并将火车站查出约值数万元之日货漂白粉6万余箱倒于新河附近湘江中,开始禁止给日人米粮蔬菜等物。同时举行“六一”死者追悼大会,会后又向赵政府请愿。64臼晚,赵恒惕宣布戒严令,禁止工人出厂出店、学生出校和团体进行集会。68日,赵政府令军警解散外交后援会,到处提解外交后援会负责人郭亮、夏曦、夏明翰等。614日,日本政府反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谓“必须中国政府先自行取消抵制日贷后,始能谈判长沙问题”,并于619日从增派来华四军舰中派最大的一艘来长沙,以威胁北京政府和赵政府,以后北京政府与赵政府及日人虽仍有所谓“六一”案的交涉调查等官样文章,但结果不了了之。

 

谭赵长沙之战  19238月至11月,湖南军阀谭延闿与赵恒惕之间的战争。赵恒惕归附直系,反对孙中山的广州政府。19235月,湘西镇守使蔡矩猷等受潭延闿之命宣布湘西独立,716日孙中山任命谭延闯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令入湘讨赵。谭在旧部拥护下于87日进入衡阳就职。811日,赵恒惕组织护宪军以相对抗。825日,双方军队在衡山一带接触,赵军初有所胜。31 日,在谭、赵之间表面上中立的湘第二师师长鲁涤平部团长朱耀华突然响应谭军,引谭军自湘谭乘虚袭攻长沙。赵仓促自长沙逃走醴陵。谭部张辉瓒等于91日进入长沙。赵部主力叶开鑫、唐生智、贺耀祖等退至衡山以下至湘阴、湘江东岸一线。913日,赵恒惕在直系吴佩孚援助下又攻入长沙。谭赵两军夹湘江两岸相持40余日。时吴佩孚令马济等率大军入湘。于岳州组织两湖司令部,自任总司令。10月中旬,赵恒惕在直军后援下大举反扑。正当战争重起,陈炯明又在广东叛变,谭延闿应孙中山电告,回师救粤。谭赵之战。因以结束。

 

湖南大学正式成立  1917年时因新文化运动开始萌芽,全国各地纷设大学,湖南杨怀中、胡子靖等亦发起筹设湖南大学,旋即设立大学筹备处,192012月,赵恒惕政府以大学之成立,将从米盐公股项下开支经费,分去了赵的军费;主张将大学筹备处取消,何叔衡等即联络湖南教育界人士与赵政府力争,得以保留。1921年,湖南学界在要求“湖南自治”的同时,要求教育独立和教育经费独立,要求在赵的“省宪法”中,规定有设立湖南大学的条文。19214月,湖南学生联合会又向赵的“自治根本法筹备处”提出“规定建设湖南大学之建议案”,赵政府才不得不答应在“省宪法”中规定下来。复又拖延至19235月,才由赵政府之教育司进行筹划,但仍为敷衍手段,赵政府不肯拿钱,就将湖南原有的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和商业专门学校等三校合并为大学,名日湖南大学,经费即为原三校之经费。19241月,正式成立了大学董事会,决定校址为岳麓山原工业专门学校原址,于是湖南大学即在湖南教育界人士与赵不断的斗争下初告成立。至19262月,始将工、商、法三专校舍分为理、工、法、商四处,设立理、工、法、商四科,这才开始具备了湖南大学的雏形。

 

收回大金码头  长沙大金码头,1915年由湖南官厅租与日商戴生昌汽船公司,租期10年,192510月期满,日商不肯交还,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收回大金码头委员会,进行交涉,举行游行示威,斗争多次无结果。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长沙工人反日救国运动高涨,海员工人和码头工人几千人继续掀起收回大金码头的热潮,至1929727日,大金码头及日人强占的新码头,一同收回自管。10月,并由省政府恢复长顺趸船,继续营业。但后来济案解决,反日群众运动停止,政府不愿维护国权,日轮仍停泊如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湖南人民反日救国会根据工人要求,力请政府维护码头主权,不许戴生昌轮船任意停泊。1932年长沙工人抗日救国会106日致函航政局,请派华轮航行长汉,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再促湖南交涉署收回码头主权,但政府不从民意。193376日湖南省对码头主权问题作了如下批示:“现行条约,有准许外商轮船航行内河之明文,绝对不能因码头关系禁止他人船舶停泊。”故大金码头主权正式收回,延至抗日胜利后始实现。

 

唐叶长沙之战  19263月至7月,湖南军阀唐生智与叶开鑫之间的战争。19263月赵恒惕被赶出湖南后,倾向广州国民政府的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于325日正式接任代理省长,当日晚即以举行军事会议为名,诱捕了湘军第二师师长刘刑、旅长唐希忭、第三师旅长刘重威、参谋长张雄舆等军界要人,并下令解除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等的职务。唐军随即向叶军进攻,叶军退走鄂南。4月中旬,北洋军阀吴佩孚为对抗广州政府,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并组织援湘军入湘助叶。叶受命后,即分兵两路反攻长沙,419日攻入岳州,28日叶军邹鹏振部攻入宝庆,52日进入长沙。唐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退守衡山、攸县、安仁一带。62日,唐生智在衡阳正式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就广州国民政府委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7月上旬,唐军开始反攻,激战于涟水一带,76日攻占娄底。10日占领湘潭,11日占领长沙,叶开鑫出逃。唐宣布废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湖南之假自治至此告终。唐叶战争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并为尔后北伐军在两湖之胜利进军创造了条件。

 

北伐军进入长沙  19267月,北伐开始,到衡阳投奔国民革命军的800多名长沙海员,驾驶数十条轮船运送北伐部队顺流而下,10日,克湘潭,直逼长沙,9日,叶开鑫自长沙逃走,叶军企图将省城的汽车抢走时,人力车工会发动会员和群众1000多人,把汽车团团围住,坚守一昼夜,完整地保护好十多辆汽车。同时,全省工团联合会迅即组织起一支工人保安队把守城门及要道并截击自湘潭溃退的敌军,缴获枪支近一千。《战士周报》(1926年第19期)称赞道:“长沙此次未受北军蹂躏,安全度过,全赖长沙工人之力,”从而使北伐军于712日顺利进入长沙。16日,省会各界5万多人举行欢迎北伐军大会,为了运送军需弹药支前,组成了300多个运输队,约4000工人参加,人力车工会朱桂和、易开标、李福生、王长春和粪码头工会朱玉和分别担任运输队总队长和队长,为革命军日夜送运粮食、子弹。

 

湖南邮务工人罢工  清末以来,中国邮政一直把持在帝国主义分子手里。19261216日,湖南邮局总工会成立,邮务员蔡声硕当选为委员长,125日,向法籍邮务长饶略提出承认工会,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十四项要求。饶予以拒绝,工会即组织洋人寓所的厨师、佣人门卫、轿夫、水手等一律停工,打击洋人嚣张气焰;同时呼吁各界支援,声言将采取罢工手段达成目的。1228日,省建设厅召开了仲裁会,请愿邮工集会在会场外,迫使饶略草签了协议。会后,饶略等洋员拒不上班,将邮票、汇票、现款等封存库内,造成全省邮务停顿。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于1231日电呈武汉国民政府请予撤换饶略,并限期出境。4月,武汉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处长吴尚膺抵长调处邮务工潮,饶略同意了增发工人津贴,但饶略仍与北京铁士兰密电往返,继续封锁汇兑业务,导致发生索汇风潮。317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解除饶略职务,派施宗岳接任湖南邮务长。

 

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召开  192611月间,农民协会在全省农村普遍建立起来了。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与此同时,各种反革命势力,如地主豪绅、国民党内的右派、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等,也从各方面来破坏农民运动。1926121日,省农协会和省总工会为了击退这股逆流,保障革命和工农本身利益,巩固北伐后方和进一步开展工农运动,召开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计到33县及2特别区农民代表177人,代表130多万会员,又到各地区工会及产业工会52处的代表175人,代表会员32600余人。大会进行了26天,农民代表集中地提出了减租废押、解散团防、铲除土豪劣绅与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的要求。大会进行到12月中旬时,毛泽东出席了大会,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大会于1228日闭幕。

 

收回长沙海关  19266月,长沙海员成立了湖南海员总工会。1217日,长沙海关工人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其他洋行、公司的华籍职工也分别组织起洋务工人联合会和洋务职员联合会,他们先后向外商老板提出了提高工资、改善待遇、承认工会合法等要求。遭到帝国主义分子拒绝后,华籍海员率先于1927111日宣布罢工。14日,长沙总工会召集工会团体开会,组织长沙工人对英罢工委员会,举行游行示威,散发同盟罢工宣言。29日晨,英水兵悍然登陆枪杀长沙总工会纠察队员,伤8人,湖南全省总工会于当天下午组织了十万人反英示威,宣布扩大对英经济绝交。11日,湖南省民会议外交专门委员会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了撤退驻湘英领事;撤销英舰内港航行、停泊权;撤销英商船内港航行、贸易权以及取消其他特权等6项要案。320日,湖南人民对英罢工委员会收回湘雅医院,整顿院务和救济罢工月余的职工。4月初,长沙海关工会向全国发出请愿宣言“海关是我们中国的”,“收回海关管理权”,“保卫我们的国权”!五月,长沙总工会召开各工法团体紧急会议,组成湖南人民收回海关委员会,当天,湖南人民收回海关委员会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请速派人接收海关,次日,长沙海关税务司英人毕尚致函省交涉署“工人实难于应付,本人拟即他去,请即接受海关”,随即逃离长沙。省交涉署遂派魏荔洲接管,任代理税务司。

 

沩山起义  19272月下旬,宁乡县各路农民自卫军400余人集结黄材待命,接停止进攻长沙通知后,立时开赴沩山,举行武装起义。国民党反动派对起义部队诱降不成,即包围、封锁沩山。9月中旬,领导起义部队的中共党组织,面对危难处境,决定将部队撤往安化县境。后余部为国民党新组军队收编。沩山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工农武装斗争的一次尝试。

 

●马日事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湖南反动军官叛变革命的事件。1927521日晚,根据国民党右派将领、驻汉口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指令,该军驻长沙的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军教导团长王东原、留守处主任陶柳等率兵1000余人发动反革命叛乱,封闭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长沙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省农讲所等革命组织和机关,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司令部解除武装,劫掠了武汉国民政府采办的军米和购米巨款,释放了在押的土豪劣绅,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100余人,逮捕4000余人。24日,许克祥等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把反革命叛乱扩及到全省。这次事变是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权公开合流的前奏。困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这次事变为“马日事变”。

 

●十万农军进攻长沙  “马日事变”后中共湖南临时省委领导的湖南农民以武装斗争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的重大事件。1927521日晚,反动军官许克祥率兵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史称“马日事变”)后,中共湖南临时省委领导以农民自卫军为主体的工农武装进行了英勇的反击。523日,省农协秘书长柳直苟任总司令的湖南工农义勇军总司令部,立即动员和集中各地工农武装,约期分路进攻并夺取长沙。当天即以国民党湘潭县党部、县农会、县总工会、县学联会、教联会、妇联会之团体名义,通电全省各县农民协会、县党部、县总工会,要求“集中一切实力,采取联合战线,于电到之日向长沙出发,以期恢复省垣原状,而资镇压”。28日,柳直萄等又在株洲召开会议,确定各路工会武装于31日会攻长沙。按照部署,长沙周围十几个县的工农武装分4路向长沙集结。第一路由湘潭、湘乡、宁乡3县的工农武装3万余人组成,集合于湘潭的姜畲一带;第二路由醴陵、株洲、攸县农军和安源矿工纠察队2万余人组成,屯驻株洲至易家湾一线;第三路由长沙东乡和浏阳的工农武装5万余人组成,汇集于黄花市、檀木岭一带;第四路由长沙西乡和宁乡县一部分农军l万余人组成,向河西岳麓山一带集中。此外还有衡山、益阳、华容、岳阳、宝庆及锡矿山工人纠察队1万余人分途向长沙进发。农军在沿途的姜畲、株洲、易家湾与敌军展开了激战;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湖南事变,下达了撤退命令,各路农军在进军途中被迫撤退。工农武装攻取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

 

●秋收起义  “八七”会后,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到湖南,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成立秋收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将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浏阳的农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等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下辖第一、二、三团。起义前又收编一部分原黔军武装为第四团。9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在低潮,敌强我弱,起义军的某些指挥员缺乏经验,新收编的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致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毛泽东当机立断,通知各路起义部队到文家市集合。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了改编。10月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苏联驻长沙领事馆被查封  北伐军进占湖南后,广州革命政府同意苏联设立领事馆于长沙。“马日事变”后,长沙苏联领事馆则被湖南当局视若眼中钉,欲去之而后快。1927101日,湖南省政府在讨论本省外交问题时,就讨论了如何查封苏领事馆。103日,武汉政治分会竟谓长沙苏领事馆有“包庇共产党”及“密谋危害地方”情事,决定加以查办。经过二十多天的所谓“密查”,终于制造了长沙领馆有“指使共产党扰乱”、“接济金钱”、“代为传递消息”等情,要求苏联领馆马上撤销。苏联领馆当即驳斥了以上之无耻谰言和无理要求。1023日,省政府竟令长沙卫戌区司令部派兵将领馆查封,并将该馆人员“监护”出境。

 

“灰日”暴动  19271210日,中共长沙县委书记涂正楚,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暴动计划,在二iE正街德湘茶社开军事负责人会议,决定当晚发动起义,以炸毁南门的湖南电灯公司和北门的光华电灯公司,使全城失去照明为举事信号。布置第一纱厂欧阳燮领导工人200人组成敢死队,担任炸毁光华电灯公司的任务;人力车和泥木工会的会员负责炸毁湖南电灯公司;铁路工会组织工人破坏铁路;海员工会担任水面交通;叶魁领导的独立一团和农村赤卫队配合行动。当晚8时开始暴动,炸毁了光华电灯公司,进攻新河火车站,车站电话、新河米捐分卡、麦粉公司等处,均被捣毁。但敌人防范甚严,泥木、人力车工会炸毁湖南电灯公司的任务未能得手,以致南北未能配合,暴动失败。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各支部及工会负责人曾华湘、夏博文,邓兆康、欧阳燮等20多人被捕牺牲。

 

郭亮英勇就义  1928327日,叛徒苏先俊告密,郭亮被湖南反动当局逮捕。28日专车押抵长沙,并宣布全城特别戒严。敌人审问时,郭亮同志昂首说道:“我承认是总工会委员长郭亮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审问者向他追问党的组织,郭亮同志就幽默地说道:“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这就是郭亮同志的“口供”。反动派知道他是不可屈服的,于28日夜,偷偷地将郭亮杀害于司门口。被杀之前,郭亮同志给他妻子李灿英同志写了如下的遗书:“灿英吾爱:亮东奔两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此嘱。郭亮”29日早晨,国民党反动政府将郭亮同志的头和尸体,示众于司门口,后又将他的头挂到他的家乡长沙铜官示众。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在湖南平江地区反击国民党军“进剿”,进而攻占长沙的一次战役性作战。19306月中旬,红三军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国民党军占据的交通要道和中心城市进攻的指示,在实施“切断武(汉)、长(沙)路”的行动时,先后攻占了通山、崇阳县城,并于74日攻占岳阳。然后,于平江地区集结待机。此时发现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正以其主力南下衡阳、宝庆,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而只以约7个团的兵力由长沙向平江地区梯次进逼。红三军团抓住敌孤立突出之机,在平江、浏阳工农武装的支援下,于723日开始反击,迅速将其击溃,接着乘敌慌乱,于727日攻占省会长沙。共俘敌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约3000余支、轻机枪20余挺、追击炮20余门、山炮2门、电台9部及大批弹药物资。但由于对敌反扑的准备不足,因此,当何键主力于86日向长沙反扑时,红军陷于被动,被迫撤出长沙,向平江长寿街方向转移。

 

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07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在湘鄂赣边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占长沙城。30日,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简称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李立三为主席,并由李立三、王首道等组成常务委员会,省苏维埃政府管理湘鄂赣边苏区各县。随即发布了《暂行劳动法》、《暂行土地法》。19319月,依照中共中央训令,撤消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湘鄂赣省新的苏维埃政权。

 

文家市大捷  193085日,红三军团撤出长沙向浏阳转移时,何键率所部第三十一师、独立第七旅和第十六师、第十九师各一大部分分3路尾追。国民党军第三路纵队司令、旅长戴斗垣率4个团和直属大队,从长沙经浏阳普迹市、枫林铺、进驻文家市。为了援助红三军团,红一军团2万余人,在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领下,于818日进抵江西万载县黄茅。中共红一军团前委决定,趁戴斗垣部立足未稳之机,命令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分路进攻文家市。戴斗垣获悉红一军团集结黄茅,立即调整兵力部署,820日凌晨,红十二军从右翼,红三军从中路;红四军从左翼冲破戴部守军3道防线,攻入文家市,全歼文家市国民党军3个团又1个营,击毙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俘虏1000余人,缴机枪30挺、步枪4000余支、子弹20余万发。红军共伤亡700余人,红三军第一纵队长柯武东阵亡。文家市之战,是红军第一军团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为尔后红军一、三两军团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永和建立  红军文家市大捷后,毛泽东、朱德率红军团于1930823日开抵浏阳县永和市,驻扎在石江李家大屋,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会师,组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滕代远任副总政委。全军辖红三军、四军、五军、八军、十二军5个军4万余人,枪3.2万余支。

 

红军第一方面军攻打长沙  193082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军团在浏阳县永和市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24日,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中央意图,决定第次攻打长沙。红一方面军总部在永和市发布进军长沙的命令,随后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8月底,进至长沙外围。红一方面军兵力只有13个团,而长沙国民党守军有31个团,且工事坚固。830日,红一军团在雨花亭、乌梅岭一带,红三军团在杨家岭、五里牌、湖迹渡一带向长沙近郊敌阵地发起进攻,终因缺乏攻坚训练和相应炮火支援而不能奏效。93日,红军诱歼从猴子石出击的国民党军2个团后,国民党军死守不出,红军两次总攻均未能得手,屯兵于坚城之下,久攻而不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讨论后决定撤围。912日,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向江西开进。此役红军虽然没有实现攻占长沙的目的,但以英雄顽强的作战予敌以重创,毙伤敌官兵共约6000余人。

 

国货陈列馆开馆  在标榜“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口号下,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通令各省筹设国货陈列馆。省府拨定中山马路侧前司法、教育厅旧址,为建筑国货陈列馆基地。于是成立国货陈列馆筹备处,隶属建设厅,派刘廷芳为主任,兴工建筑。直至1932年秋,始建成面积三百余方,高十三丈余,八层的钢筋水泥房屋一栋。馆内第一层为国货商场,辟营业铺位六十个,招商承佃。第二、三、四、五层为陈列室,征集省内外国产商品陈列展览。第六层设书报室。第七层设无线电收音台。各室布置就绪,于是年101日开幕。次年,该馆继续筹建后部房屋,占地二百…十余方丈,至1934年竣工。建有大礼堂、图书室、播音室及娱乐游戏场所等。

 

●长沙市政府成立  省城旧市区,东西宽约千六百米,南北长约二千九百米,屋字栉比,街巷纵横,历年来人口不断增加,地狭人多,乃逐渐向四郊发展,市区因之扩大。1928年,前市政筹备处呈请省建设厅划定南至金盆岭,北至新河,东至湖迹渡,西至岳麓山为市区范围,其面积较旧城区增加四倍。1929年复加扩展,确定南至雨花亭、金盆岭、李公庙一带为界,北以施家巷、捞刀河沿浏阳河为界,东至湖迹渡、沙湖桥、杨家山、太平山一带为界,西循岳麓山脊,而达溁湾市南冲,依天然山脉为界,其面积复增加四分之一。1933101日,长沙市政府正式成立(何元文任市长)。其时,全市人口已增至三十九万五千余人,前划市区,犹嫌狭小。次年,乃将市区疆界,重行划定,北自捞刀河口起,沿南岸东行,至新河码头,滑浏河之岸,至湖迹渡迤南;沿杜家园堤岸,至沙湖桥侧,经杨家山、涂家湾、廖家大屋、刘家冲至石马铺迤西;经会牛坡、烂泥冲、新开铺,直出百家河、湘江东岸渡江;北行至渔湾市登岸,至坝子口迤西,沿广东山脚、经八庙丘、邓家湾、小望城坡至王家坡、王家湾迤北;经张家冲、贺家湾,直达瓜瓢山下,沿岳麓山脚至石家冲、谭家湾,出何家湖、薛家湾、言家塘至双塘坳以东;出石桥煅至彭家园,湘江西岸、捞刀嘴,隔河斜对。全区面积为二百七十四点五市方里,内陆地占二百四十市方里,水域占三十四点五市方里。

 

新四军驻浏阳办事处成立  19379月,中共湘鄂赣省委在浏阳东乡官渡兵马桥陈家祠堂成立办事处。新四军成立后,即改其为新四军驻浏阳办事处。主任为罗益成。其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扩大抗日武装。办事处成立仅半年时间,先后在全县召集了100多名红军游击队老战士归队,动员300多青年参加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同时还争取国民党当局释放在押政治犯10余人。19383月,中共浏阳县委正式恢复工作,办事处即行撤销。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及八路军长沙通讯处成立  193712月,中共中央派遣高文华、徐特立等同志来长沙,建立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和八路军长沙通讯处。省工委由高文华同志任书记;徐特立同志任统战部长,兼八路军通讯处主任。省工委和八路军通讯处成立后,党的工作逐步展开。从此八路军通讯处,与广大爱国人士建立起联系,党的方针政策,也就公开与群众见了面,湖南人民在十年的黑暗生活中,才看见了曙光。

 

长沙“文夕”大火  民国27193811月,日军占领岳阳,消息震动了长沙,1112日国民党政府错误判断为日军进攻长沙,蒋介石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烧毁,望事前妥为准备,勿误!”。张治中和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决定,由警备二团团长徐琨为总指挥,组织300人,等日寇进攻长沙时执行放火计划。徐琨接到命令后通知部署:如闻警报声,或看见一处起火,就开始放火。不料当晚南门外的伤兵医院不慎起火,警备二团的士兵看到火光就开始四处放火,一直烧到14日才熄灭。长沙城被烧毁三分之二,很多伤病士兵和老弱病残市民葬身于火海,财产损失无数计。长沙大火激起了湖南和全国人民的愤怒,要求国民党政府惩治凶犯,救济灾民。在这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于1120日宣布:“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琨误传谣言,惊慌躁切,罪无可逭;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皆判处死刑。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

 

中日第一次长沙会战  又称湘赣会战。19399月至19401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地区进行的会战。日军作战目标是:歼灭中国第九战区军队主力,在湘北、赣北一带,投入了4个师团、2个支队及海军、航空兵等共约10万人,由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茨指挥。中国军队参战兵力为16个军,约20余万人,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从913日起,日军各部队分三路从赣北奉新一带、鄂南通城一带、湘北岳阳一带取分进合击态势向长沙方向发起进攻,其中湘北一线为主攻方向。中国军队以一部兵力阻击赣北日军,以主力迎击鄂南、湘日军。中国军队利用山岳江河有利地形,节节阻击,消耗敌人,各个击破。22日,赣北方向日军在修水地区受阻后返回原地。鄂南方向日军亦在进至献钟,修水后受阻。而湘北一线日军则在强渡新墙河之后突破守军汨罗江防线,29日攻至长沙外围。但由于人员、弹药消耗大、侧翼不断受到中国军队袭击,被迫停止进攻,并于101日开始北撤。3日,中国军队全线追击。1010日,日军退回原阵地,双方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日军伤亡36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

 

中日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9月至10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地区进行的会战。日军投入了驻华中的第十一军4个师团及第十三、三十九师团等部分兵力共约12万余人,由新任第十一军司令阿南惟畿指挥。中国军队参战兵力为13个军共17万人,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此役日军改变了第一次进攻长沙时兵力分散的战术,集中兵力于湘北。97日,由一部日军自临湘以东对大云山地区实施掩护性进攻。918日起,主力近4个师团采正面快速出击战术,大举进攻,迅速突破新墙河、罗江两道防线。25日日军主力进至捞刀河两岸。次日,日军便衣队一部突入长沙市区,骑兵一部攻至株洲,均先后被中国守军击退。此时,中国军队援军赶到,薛岳指挥6个军在长沙东南地区开始反攻,在洪源洞地区的中国军队3个军也尾敌南渡泪罗江,形成南北夹击。日军被迫于101日开始突围北撤,中国军队追击。109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日军死亡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及打散约10万余人。

 

中日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12月至19421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地区进行的会战。日军作战目标是牵制中国军队,以策应香港和南洋方面的作战。日军投入4个师又3个旅团兵力共约10万人,由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中国军队参战兵力13个军共约17万人,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日军以主力3个师团沿岳阳至长沙铁路进攻,另以一个师团由赣北安义西犯上高以作配合。中国军队吸取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教训,以3个军在赣北作防御性作战,而以主力10个军投入湘北新墙河、长沙主战场,并采“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方针,诱敌深入。24日起,日军主力先后突破新墙河、汨罗江防线南进。31日,越过捞刀河、浏阳河,从南、东、北三面对长沙形成包围。194211日,日军向长沙发起猛攻。守城的中国军队第十军英勇抗击,日军攻击受挫。4日,中国军队9个军按预定计划对敌反包围,并切断其退路,实施反攻。日军依靠空军援助。苦战10余天,才突破重围,16日,退至新墙河以北地区,会战结束。日军伤亡5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约2.9万余人。

 

中日长衡会战  又称湖南战役。19445月至8月,侵华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解救孤悬南洋的日军,完成其“一号作战”计划的第二步(也即豫湘桂战役的第二阶段),而与中国军队在长沙、衡阳地区进行的会战。日军投入驻华中的第十一军及新增调来的第二十七、六十四等师团总计36万余人,由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中国军队则集结了担任长沙、衡阳方面防御的兵力16个军共50个师约40万人,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526日,日军各部队分三路自鄂南、岳阳、鄂西南下发起攻势。29日,左翼日军突破通城中国守军阵地,于61日攻占平江。6日,右翼日军攻占沅江,中路日军渡过汨罗江,占领湘阴。16日,日军左、右两路分别突进至浏阳、宁乡、并分兵攻占了株洲、湘潭,完成了对长沙的钳形包围。18日,岳麓山防地被日军突破。19日,长沙失守。622日,日军逼近衡阳外围;26日,侵入衡阳郊区,次日便展开对衡阳的全面围攻。驻守衡阳的中国军队顽强展开保卫战,先后击毙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和第五十七旅团旅团长志摩原吉,困守衡阳40余天。终因分散兵力,援军未能到达等原因失利。88日,衡阳守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下令投降,衡阳陷落,会战结束。此次会战,日军伤亡约6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约10万余人。

 

南下支队夜渡湘江  1944年秋,党中央派遣359旅的主力并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队(简称“南下支队”)。挺进华南,开辟湘鄂赣边区和五岭抗日根据地。719日进到长沙县福临铺地区。为了策应南下支队西渡湘江,湘东抗日军分区司令员杨宗胜、政委吴光远同志赶到福临铺,参加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从铜官至丁字湾地段分几个渡口渡过湘江。支队副司令员郭鹏传达了渡江计划,决定黄昏开始渡江。黄昏后,部队进至渡口,开始登船渡江时,遭到部分日军和伪军拦阻以及飞机的干扰,但未能阻止部队前进。东方发白的时候,部队渡过湘江,在新康和镇香寺稍作休息,沿岳麓山西侧,经宁乡道林向湘南前进。

 

宁乡黄唐起义  1949210日,宁乡县黄绢乡一带农民和进步青年100余人,在姜亚勋、李石锹、饶孟虎、陈仲怡等率领下,发动武装起义,分别袭击了黄材、唐市警察所和大沩乡公所,缴获长短枪100余支。起义队伍公开宣布接受共产党领导,执行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散发了“告湘中人民书”、“致程潜的公开信”。起义队伍不久被敌人打散,于2月底重新集结,并得到迅速扩大。后与中共湘潭、湘乡、安化3县工委所掌握的武装,共同组建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

 

反迁移反破坏保产护厂斗争  19497810日,白崇禧在长沙召开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和湖南省政府“军政配合会议”,强行通过“空室清野”方案,企图把湖南全部粮食、牲畜、机器设备、生产工具、布匹、棉纱、燃料等一律搬迁到广西去,并征用全部运输工具和劳力。对无法搬运的铁路、桥梁、车站、厂房以及重型机电设备,要全部炸毁。针对这种形势,中共湖南省工委及时指示各地党组织,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迁移、反破坏、保产护厂的斗争。长沙铁路工人保存了32台机车,200多节车箱。交通部第二运输处工人保存了客货车198辆,汽油900大桶。湖南海员工人完整保存了86艘轮船。湖南电气公司、锑品厂、植物油厂和六铺街居民组织武装联防,保障了电厂的安全发电。湘潭电机厂工人将机器卸下装箱运至郊外隐藏。邵阳工业示范处工人把黄金银元藏于水塔内,将千余吨钢材、40台金属切屑机床、50辆汽车、600多桶汽油、3万多块银元和1000多两黄金,完好地保存下来。

 

黄卫中王绳祖起义  浏阳县田粮处长黄卫中(宁乡县人)和县警察局长王绳祖(临湘县人),在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军事策反小组汤菊中(宁乡人)的策动下,联络县税捐处长朱高阳、军事科长文武雄、退伍军官委员会主任袁振湘等人,于194961日(端午节)率县警察局员警170余人枪,在县城麻衣庙宣布起义,番号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浏阳独立团”,黄卫中任团长。当晚,起义部队开抵德宝乡。同时参加起义的有大瑶警察所、南市街警察所及暂警第二分队共328人,200余支步枪,4挺轻机抢。湖南省政府大为震惊,即调驻浏阳官渡一二六军、驻平江五十八军、驻醴陵第七军分途“进剿”起义队伍。同月4日,一二六军先遣部队一个营进入德宝乡,黄、王率部经宝盖洞、十八盘、周洛、社港向平江转移,被五十八军击败。黄、王率余部折回十八盘,又遇地方游杂部队周康侯部伏击,武器悉数被缴。王绳祖、杨善生等5人逃脱。黄卫中被周康侯部诱捕,后解长沙杀害。暂警第二分队长陶紫龙在南乡被俘,并被钉四肢于门板上,押往醴陵杀害;文书杨时俊被杀害于平江。

 

焦达悌起义  1949年焦达悌担任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及浏阳县县长。19495月,进步组织“3130”通过第一区保安副司令刘綮(华严)做焦的策反工作。刘綮在长沙焦达悌私宅介绍“3130”负责人刘建中和刘养锋(逸秋)与焦会晤。焦表示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听从刘养锋的指挥,率部起义。“3130”任命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第十师师长。7月中旬,解放军先遣部队自江西进入浏阳边境。焦派保安司令部参谋卢雨山、柳羽(系“3130”第三小组成员)持公函与解放军接头。卢、柳回报,传达了解放军十二兵团四十五军一三三师政委关于“将沿途部队从正面让开,转入侧面集结待命”的指示。焦旋电令浏阳各军政基层单位:凡解放军入境,不得抵抗,严禁呜抢引起误会;对国民党过境之残余武装,相机截击缴械,并搜捕散兵游勇,收缴其武器;保境安民,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建设物资;各部队在湘赣公路沿线让开正面,在本防区内集结待命,严禁自由行动,如有违反命令者一律按军法严办。于是,焦率部队及专、县机关撤离浏城,转移到张家店、青草市待命,派刘养锋留城迎接解放军。719日,刘养锋率绅商数十人在东门口迎接解放军进入浏阳城。解放军一二师联络部长宣布,军区已承认焦部是起义部队,应迅速转移到南乡荆坪集中,县境其他部队限期集结整编。焦驻枨冲周家坪(今大元地村境内)时,才正式公开3130”番号,旋率军政人员经南流桥于728日开抵荆坪。817日,焦达悌率部队到县城接受整编。

 

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  长沙和平解放19497月下旬,我华中前线解放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了盘踞湘、鄂、赣边的蒋介石残部。我鄂西前线大军直迫湘西的石门、常德;由赣西和鄂东进入湘东的大军于719日解放浏阳、平江,20日解放长沙、平江间的重要市镇金井,直迫长沙和株洲;湘北重镇岳阳亦于20日被我沿粤汉路向南挺进的大军解放。白崇禧溃窜衡阳。同时,湖南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愈益高涨。于是,据守长沙的陈明仁和程潜两将军于22日派出代表至平江与解放军代表金明、唐天际、袁任远等同志举行和平谈判。84日,程潜、陈明仁两将军接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率湖南保安部队及国民党第一兵团全体官兵在长沙举行起义,发表了和平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随将蒋、李、白匪帮留置长沙的特务匪徒予以拘捕。85日下午10点左右,解放大军的雄伟行列在震憾山岳的锣鼓声、鞭炮声、鼓掌声和欢声中,穿过狂欢的人流进入了长沙,长沙和平解放。819日,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肖劲光同志任主任。822日,长沙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阎子祥同志任市长。825日,中国共产党长沙市委员会成立,曹瑛任市委书记。

 

 

历史实体编辑本段

 

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  民国15192611月,国民革命军在长沙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校址在小吴门外校场坪。翌年2月.通过考试招收19岁以上26岁以下,中等以上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学生1200余人;同时招收唐生智部连、排干部800人,于3月开学。校长石醉六,政治部主任夏曦,教育长余范传,总队长彭寿恒。学校设教务、管理、庶务、会计、医务5个处和步兵、工兵、炮兵、政治4个专业,下辖8个大队。其中第一、二大队为步兵大队,第三、四大队为政治大队,1个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及两个干部大队。学生队学制1年,带职学员学制6个月。“马日事变”后,第三分校转向反动。校长石醉六离校,政治部主任夏曦和教职员、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转入地下,百余名进步学生逃散。学校取消校长制,设校务委员会。由唐生智、刘兴、何键、李品仙、周斓、叶琪、谢煜焘等任委员,唐生智为常务委员。因唐常住武汉,由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主持校务。教育长为谢煜焘,总队长陈维汉。同时取消政治部,停止讲授政治课。原政治大队改为步兵大队。民国171928春,程潜率第六军进入湖南,接管第三分校,将第六军学生队并入该校,委任李国良为教育长。程潜此举激起三分校学生的反对,其中500余人自动离开长沙去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同年7月,第一期在校学生毕业后,第三分校撤销。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  民国271938,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期间,为训练保安团队、地方警察干部及在乡军官,开办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校址位于长沙市南门外书院坪长沙高级中学校内。校长蒋介石(兼),教育主任先后为张治中、薛岳、杜建时,副主任徐权、唐仲勋。校部设主任办公室和教育、政洲(后改为政治部)、经理、总务4个科。下辖军官、警官和军士各1个大队。军官大队集训保安部队下级军官,警官大队的学员系调训省会警察局和各县警察局的现任局长或警官。军士大队集训全省保安团队的正副班长。每期3个月。教学内容以政治教育为中心,没有三民主义、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东亚各国历史、中国近百年史、抗战地理、政治知识、“领袖言行”等。分校于民国27425日正式开学。第一期结业后,第二期开学不久,武汉沦陷。11月,学校迁往泸溪县,在泸县城对河乡村几处祠堂恢复上课。民国28年春,张治中去职,薛岳派杜建时接收长沙分校。5月,长沙分校撤销,其机构改为第九战区干部训练团。自民国274月至285月,分校共办3期,培训学员3270余人。

 

湖南省会贫民救济会  收容安置乞丐和老废贫民的救济机构。民国101921 11月,长沙总商会邀集绅商发起,经省政府核准,成立湖南省会贫民救济会,订有会章,以不冻饿、不污浊、不懒惰、不坐食为宗旨,收容教养沿街乞讨的贫民。分别青壮、残老、妇孺、儿童的不同情况,施以教养、习艺。设给养、惠老、贫儿、废疾四院和扶助部,附设贫民工艺厂,废老中有某种技艺者,安排贫民工艺厂从业,或由扶助部贷给资金,帮助从事一业;12岁以下的儿童,分到贫儿院进行教养;丧失劳动能力的老、残、病者,由给养部供养。另在金盆岭设乞丐收容所和栖留所,附垦殖场、力役队,所收青壮年男丐,皆拨入该处劳动。民国1214年,收养老废1709人,妇孺4592人,青壮年乞丐3641人,贫儿1317人。省会贫民救济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2人,会务总干事8人,分总务、财务、调查三股。后改会长制为董事制,以省会警察厅长、长沙市政公所总理、慈善事业总所总董、长沙县长、长沙总商会会长等5人为会董,从中推选主任2人,行使会长职权。其经费来源于肥料捐、挨户乞丐捐、慈善总公所补助和其他临时捐款。民国18年并入省区救济院。

 

光华电灯公司  1916年,长沙商会会长左宗澍在北门富雅里建一栋住宅,要求接线装灯,而湖南电灯公司机组满载,无法达到左的要求,于是左倡议在长沙城北另开设电灯,集股20万元,创建光华电灯公司。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批准“光华”立案,并确定小吴门横街以北为光华电灯公司营业区。1919年,光华电灯公司由李鹏兴代理,由于管理不善,亏损日增。1929523日,湖南电灯公司与光华电灯公司双方协商签约。湖南电灯公司经股东大会决议,增加股本20万元,接收光华电灯公司全部发电设备及厂房,了结债务。19302月,光华电灯公司正式并入湖南电灯公司,合并后的湖南电灯公司南门外六铺街电厂称南厂,原光华电灯公司设在毛家桥的电厂称北厂。

 

●湖南电灯公司  1909年,公司设在长沙皇仓坪,1922年迁至苏家巷,1935年迁往南门外中六铺街新建办公楼,发电厂一直设在中六铺街(今长沙发电厂所在地)。1910年,公司向法国瑞记洋行购置160千瓦三相交流发电机组3台,水管式锅炉3台,容量480千瓦。19114月装机竣工,同年528日正式发电,灯数不过2000盏,到1914年灯数增加到4000盏,1916年灯数达到19000多盏。1935年又购置捷克7500千瓦汽轮发电组一台,19372月安装竣工投产,这时机组容量已达到10240千瓦,由二类电厂跃入全国121万千瓦以上一类民营电厂行列。营业区域逐步扩大,东至湖迹渡,南及金盆岭,西连水陆洲,二I匕至捞刀河等地,表灯户增至11057户,全年用电3878098度,包灯户638户,用电49万度,电力用户166户,电机总容量为2130马力,用电1245284度,路灯4658盏。1938年文夕大火,湖南电灯公司办公楼、器材库,各配电所,架空线路及沿街电杆均遭火焚。1939年,省军政当局下令疏散厂矿机器设备,湖南电灯公司发电机组陆续拆运零陵冷水滩、黄阳司一带,至此湖南电灯公司终止营业。

 

中央信托局长沙分局  中央信托局于民国24193510月在中央银行长沙分行设长沙代理处。民国35194611月在长沙设分局。民国3819495月,长沙分局撤往广州。业务有信托存款、信托放款、贴现、买汇、汇兑、有价证券买卖、购料等,以购料及汇兑为主。

 

长沙开明公共汽车公司  19335月,谭常恺等人创办“长沙开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不久,更名为“长沙开明公共汽车公司”,由谭十思任经理,正式经营长沙市公共汽车业务,此为长沙市公共汽车之始。

 

长沙义渡局  免费渡送湘江两岸行人过江的慈善事业单位。清嘉庆十三年1808,鄂人周邦瑞等倡捐万余金,于水陆洲、溁湾镇东西两岸各设渡船6只,专渡行人;设差渡船8只,除供差外,亦渡送行人。每船雇驾夫2名,月给工食银3两,按季支发。行人过渡,不准索取分文。两岸各建碑亭,供行人休息。基金发贷生息,长沙、善化两县各推首事2人,经理其事,岁给薪银10两,年终收支呈报官府备案。

 

鄂湘善后轮船局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长沙士绅熊希龄、蒋德钧递呈湖南巡抚陈宝箴转呈湖广总督张之洞核准,会同湖北士绅吴锦章创建官督绅办鄂湘善后轮船局,设南局于长沙北门平浪官,集银3万两,置大小轮船3艘和码头堆栈等,开辟湘(潭)长(沙)汉(口)及长(沙)常(德)航线,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初八日挂牌营业,并首次载客开航,成为长沙第一家轮运企业。后近20年中,曾先后改名两湖轮船局、两湖轮船公司。19176月,湖南督军署援用清廷善后轮船局官轮名义收归军用。

 

日清汽船会社  日商航运业在湘垄断组织。岳州开埠以后,日本湖南汽船会社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十三日成立,插足湘鄂间航运。长沙开埠后,日商佐辛太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设汽船会社于湖南,开行湘潭至汉口航线。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二十五日,日邮、大阪、大东、湖南4家日商航业,联合组成“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有汽船12艘,1.6万余吨,与英国商轮竞争抗衡。民国201931“九·一八”事变后,该公司在长华工罢工,买办史楚臣辞职;民国261937,汇解资金返日后停业。

 

●太古洋行长沙经理处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英国太古洋行在长沙小西门外河街设长沙经理处,有汽船白沙号自汉口首航湘潭。1904年长沙开埠后,即在所置地盘内修建房屋、码头、堆栈和仓库,专营湘汉航线。1907年置浅水轮多艘,开长沙至衡阳、常德、津市、益阳和常德至汉口航班,并有“不受通商所在地法律管辖之特权”,船舶所到口岸,不受海关检查,各航线可自由提价、减价和杀价。在1933年湖南人民奋起抵制日货运动中,该行则帮日商运输违禁物资牟取暴利。1938年武汉沦陷,湘汉航线停开。1942年遗散在长华工,撤消长沙经理处。1953年,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征收太古洋行在长财产交省航运局。

 

●开济轮船公司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龙璋与丁宗宜、王世绶等集股购置4艘火轮,在长沙成立开济轮船公司,在湘潭、沅江、汉口设经理处,经营长沙至汉口、湘潭、常德航线。因经营失败,于1917年由沅江人邓呜球、萧成生、徐福跃、谢本瑶等合伙买下该公司注册营业商号、船产及在长沙、沅江的码头继续经营。1944年,公司大部船产毁于战火。1947年,邓呜球等牵头打捞修复部分轮船恢复营业。1950年,公司有轮船4229. 87吨位,职工135人,资本总额4.76万元。1951年,公司与庆兴、永安两公司和部分公股合并,组成湖南省公私合营新湘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局长沙分公司  清光绪301904,招商局在长沙大西门浏阳码头购置房产地基,始设办事机构。9月有轮船载食盐、棉纱自汉口首航长沙,后载粮食返回汉口。1914年在长沙港兴建码头,1928年在长沙设招商局长沙支局,次年改称长沙分局,经营湘汉航线,每星期有班轮往返长(沙)汉(口)之间。193111月,招商局由商办改为国营,长沙分局改称办事处,1943年因战乱被撤消。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长沙办事处,专营长沙至汉口、长沙至上海货运。1937年改称长沙分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长沙分公司隶属招商局武汉分局领导,1951年改称人民轮船公司长沙分公司,1952年撤销在长机构。

 

中华汽船公司  长沙创办较早的汽轮公司。民国元年1912,曾霖森、左绳荪、黄兴、仇毅、龙璋等12人发起组织“中华汽船公司临时筹备委员会”,集资10余万银元,龙璋以已有的“永清”号火轮与“长泰”号趸船作“筹饷公债捐”入股,折值45865银元;湖南都督府实业司司长刘承烈以税款三万银元作“提倡费”为官股,总计金额20余万银元,于民国21913夏正式组成中华汽船公司。历时8年,因亏损与战祸以及管理不善而倒闭。

 

戴生昌轮船局  该局于清光绪十三年1891浙江镇海戴嗣源始创,经营上海、苏州内河航线,后因戴触犯清政府刑律而入日本籍,改名戴生昌。1913年,戴来长沙设立机构经营航业,聘日本驻长领事馆商务参赞村山正隆为监理。拥有客货轮10艘,小轮20余艘,开航长衡、长潭、长常、长益、长津各线。湖南民营航业在拼班竞争被挤垮。1917年,戴乘军阀混战之机,哄抬运价,长潭航线客票一度高达2000文,高于原价5倍。192510月,长沙数千民众游行,要求收回戴生昌租用的大金码头,并于1217焚烧趸船,戴于1926被迫退还大金码头,次年复占用。1931年,戴将招牌偷换为“华商源通德记公司”进行经营,被航商揭露后,业务口渐萧条。1937年春,戴等日籍人员离长回国。1938年,国民政府宣布戴在湘资产为敌产予以收。

 

长津轮驳股份有限公司  民国61917,经营长沙至津市航线运输的船东吴鹤洲、吴白熙、郭海舫、张师佑、王毓麟等,以6艘轮船组成各负盈亏的联合体。1923年更名长津轮驳公司,并在长购置码头,房产。公司于1926年分为两家,后几度更名,至1933年复合并,1940年更名长津轮驳股份有限公司,王毓麟任总经理。1944年日军犯湘,公司船产损失惨重。1947年恢复元气。1949年春夏,大部船舶被国民党军队掳去当差,公司濒临破产。194910月,在人民政府扶植下逐步复苏。1950年,公司有轮船11405. 84吨位,驳船11589. 74吨位,职工384人,资本总额12 .17万元。19518月并入公私合营新湘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长湘轮船公司  民国319145月,长沙绅商孙泽霖邀彭先俊、甘待丞、姚大珂、吴茂生等集银l万余两,在上海订造汽船,组成长湘浅水汽船股份有限公司,主营长沙至湘阴航线。1917年,股东内部因当差派遣意见分歧而敞股。1931年重新组股后由陈肃陶任总经理。1941年改由彭六安任总经理。1946更名长湘轮船公司,航线扩至汉口。19511月,由王毓麟任公司董事长,胡汉超任经理。1954年并入湖南省公私合营湘江轮船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民权轮驳股份有限公司  民国2519366月,航商周国元、李楚林、高少斌等将原长益南五轮公司改组成民权轮驳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长沙至益阳、益阳至南县、桃江、汉口航线,首任经理周国元,后任经理李楚林,1938年易名民权商轮局。抗日战争期问,该局7艘轮船损失殆尽。抗战胜利后,捞修沉船,维持营运。19504月,恢复公司名称,时有轮船8459. 65吨位,驳船3314. 48吨位,职工253人,资本总额10. 84万元。1955年加入公私合营湘江轮船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民众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九。一八”事变后,长沙人民为抵制日商戴生昌垄断航运,由商界、报界发起,民众资助,筹集资金5万余元,于民国216月组成公司,经营长(沙)常(德)航线。首任经理罗冰心,继任胡德初。胡经营有方,1933年始盈利,至1937年,资产达开业时的四倍。后因长沙大火和省城沦陷而受损严重。1948年稍恢复元气后,又因军差频繁而停航半年。解放后,在人民政府扶助下恢复生产。1950年有轮船5227. 96吨位,驳船7501. 81吨位,职工200人,资本总额4万元。

 

复华轮驳拖运股份有限公司  该司由彭六安、高少试、王毓麟于民国3619473月组建,总公司设在长沙小西门正街7号,汉口设分公司,常德、宜昌设办事处,岳阳、沙市设照料站,专营长(沙)汉(口)、长(沙)宜(昌)航线,与长江民生轮船公司签有联运合同。是年因运输进湘桐油业务获厚利。1950年有轮船8738.92吨位,驳船9861. 53吨位,职工205人,资本总额17.15万元。19547月,公司加入公私合营湘江轮船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主要股东。

 

龙骧长途汽车公司  长潭公路未竣工时(即19218月)湖南省政府批准由湘鄂两省人士盛廉生、何又伊、叶尚农、盛东琛、赵峙轩等人组成的“龙骧长途汽车公司”,租用长潭公路,经营汽车运输业务。规定“自营业之日起专利十五年”,并发给营业执照。除租金外,每月交养路费240元。是年101日试驶于长潭公路。192282日正式开始营业时,该公司拥有大小客车10辆。营业初期,平均每月收入约2000元,在当时亦颇为可观,这是湖南汽车运输之始。以后公路继续扩展,又出现了“官督民办”的湘中、湘西、湘南三个汽车路局,直至1929年,官办的“湖南全省公路局”在长沙成立,统一了全省的路政。

 

长沙大园洲机场  民国151926国民革命军北伐经长沙时开始修建,面积纵横各300米,设备简陋。民国201931湖南航空处对该机场进行扩修,纵横达600米,总占地面积102万平方米。当时湖南省政府付出征地费和佃农补助金共银元2. 64万元,场内设有钢架机库1座,面积822平方米,油库1座,办公楼2栋,掩护室1栋。民国2319344月至10月,再次对机场进行扩建,占地1万平方米,总面积为202万平方米。同时建双间铁架棚厂、双间木架棚厂和机械员住房、办公用房等附属设施。扩建后的机场,可停放10架飞机。抗日战争期间,因日军侵入,机场被毁。

 

浏阳唐家洲机场  唐家洲机场位于浏阳县城南唐家洲。长约1.5公里,宽约0.5公里。占用耕地面积500余亩,其中水田200余亩,旱土300余亩。民国191930冬,国民党当局为“围剿”苏区,在唐家洲修建小型机场。搭盖临时棚厂一个,驻防四架飞机,多次派机飞往苏区侦察、轰炸和散发传单。一年后停止使用,由业主及佃户垦还田土。民国2619378月,为抗日,湖南省政府征集浏阳、醴陵等县民夫动工修复并扩大面积。机场建成后,曾起降运输机,装载重庆转长沙的罐头食品、枪支弹药等物资。民国281939,日本侵略军进攻湘北,为防止日军利用,将机场破坏。19641120日,遵照国务院《关于保护旧机场的协议书》。并于196597日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后勤部颁制的《浏阳县旧机场看管协议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3632部队委托浏阳县人民武装部代为看管。双方经实地勘测定界,议定有关看管方面的具体事项。

 

宁乡历经铺机场  民国27291938 -1940,湖南省政府在宁乡历经铺西0.5公里处(今县农技推广中心)修建,由宁乡、长沙、湘潭、益阳4县组成“民工征管委员会”,征调民工4000人承担施工任务,于民国2719386月下旬正式开工,7月下旬结束全部土方工程。同年96日,遭日军飞机轰炸,新修的机场受到破坏。次年1月,宁乡县政府又征调大沩、释褐、黄绢等6个乡民工各500人,12月又征调仙风、芳储等4个乡各100人担任修复机场的任务。民国291940312日,正在施工中的机场又遭日机轰炸,部分民工逃走,工程半途而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场列为报废机场。

 

长沙协操坪机场  湖南最早的民用机场。民国281939331944,日本侵略军两次攻占长沙时,抓夫当苦力,将前四十九标、五十标被焚毁的房屋、围墙推平作临时机场,起降入侵日机。抗战胜利后,民国3519463月,国民政府组织“协操坪机场修建委员会”,由湖南省支付经费,从日军第27集团军日本官兵管理所抽调部分投降日军,在原临时机场的基础上修建机场,于6月草率竣工,1948年又对该机场进行扩建,扩建后有跑道1条,长1500米,滑行道1条,长200米,停机坪长200米、宽30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机场改为东风广场。

 

城南书院  城南书院位于南门外妙高峰下,为宋代张栻讲学的地方。清乾隆十年1746,巡抚杨锡绂将书院迁至天心阁,道光二年1822复回原址,咸丰二年1852,书院毁于战火。同治九年1870,巡抚刘昆重建。19世纪未,黄兴两度在该院求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书院与湖南师范馆合并,更名中路师范学堂。现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址。

 

湘水校经堂  湘水校经堂于道光十六年1836由巡抚吴荣光建立。光绪十六年1890,学政张亨嘉为该堂建讲舍于湘春街,改称校经书院,分经义、治事两斋,专门培养全省“通晓经史,熟悉掌故之士”,“以备他日吏干军咨之选’。张亨嘉讲求实学,不课时文,是初试改革者。1896年,学政江标亦锐意改革,改书院重经义而不重治事之弊。堂内除广购经籍外,还增购天文、史地、测量诸仪表和光化矿电等试验器具,“俾诸生于考古之外兼可知今”,赵尔巽主事湖南时,将校经堂与孝廉书院合并,改为校士馆。馆分为二:一为达材馆,一为成经馆。凡未能入师范馆的选入该两馆就读。课程仍以经史为主,但添设科学课程(该经堂随书院改学堂而消失)。

 

新算学馆  浏阳新算学馆在浏阳县城关镇圭斋路文庙后山坡上,原有奎文阁,为文庙附属建筑物,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1897年,谭嗣同、唐才常、欧阳中鹄等人假奎文阁兴办起湖南近代第一所兼学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校——“新算学馆”,以推动维新变法运动。18989月,戊戍变法失败,学堂被迫关闭。该学堂坐西向东,砖木结构,二进五间。房舍前坪开阔,四周植有多种树木,环境幽静宜人,现已列入浏阳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湖南医学堂  设在长沙市西长街佃民房作学校。是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奏请开办湖南大学堂时,附片奏请开办。以张祖同为躲督。上1520岁有志于医学者中考选录取了20名学生。先以两年补习中学课程,后再入本科。1904年(光绪三十年),遵照办学章程改学制为三年。学堂改称官立湖南医学实业学堂,并以朱廷利为监督,增招新生。教学内容以讲授伤寒、金匮、内经、本草为主、兼习伦理、修身,后增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理解剖等科。至1909年(宣统元年)第一班学生毕业后,以经费不足,请求改名中等医学实业学堂,学部以国内外没有中等医学堂为由未允所请而停办。第二班学生转入湖南优级师范学堂。

 

湖南高等学堂  校址在长沙市落星田。1902年由巡抚俞廉三等创办,初名湖南大学堂,是湖南高等教育之始。其前身是湖南时务学堂改办的求实书院。学生从举贡生员中选拔,入学后先进预科。1903年改名湖南高等学堂。俞鸿庆为总教习,后委陈庆年为监督,周震鳞为教务长。同年岳麓书院亦改名湖南高等学堂。1904年此两所高等学堂合并,校址定在岳麓书院。学堂学科分三类:一类为升入文、法商诸科大学之预备,其必修科目为辩学、历史、地理、法学、理财学:二类为升入理、工、农科大学之预备,必修科目算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图画:三类为升入医科大学之预备,必修科目为拉丁语、算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三类学科共同必修科: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外国语、体操。1908年始开办文、理两科本科。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学生匆匆毕业,纷纷参加革命,学堂停办。

 

湖南高等实业学堂  创办于1903年,由梁焕奎负责主持,初以长沙贡院为校址,次年迁长沙金线巷租民房作校舍。1906年迁至长沙落星田高等学堂旧址。学校设矿业、铁道建筑两科。1908年下期,学堂将预科改为高、中两等本科,由曹典球任学堂监督,增建各科实验室,添援器械药品。湖南的学校从此才有实验仪器设备和实习的生产现场,后又筹建机械、化学两科。1909年醴陵瓷业学堂窑业科并人,共设矿业、土木、机械、化学、窑业5科,学制4年。该校成为湖南第一所多科性高等工业学堂。1912年学堂改为公立高等工业学校。1914年又改名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17年迁至岳麓山,据统计,有教职员50人,学生740人。1926年并入湖南大学。

 

湖南法政学堂  巡抚庞鸿书于1906年创办,地址在长沙市贡院坪(现在民政厅基地),专为士绅造就完法政通人才为宗旨。委涂懋儒、胡子清为正副监督,陶思曾主教务。先后收讲习科、别科生各二班。次年改称湖南法政绅校。同年以仕学馆附设的法政速成科为法政官校。1910年官绅二校合并为一,改为湖南官立法政学堂。1911年招收法律、政治科学生两班及辅修班、银行研究科、政治正科、法律正科各一班。学堂分本科、预科、别科和讲习所。预科生由各中学堂先送3年以上程度,年龄在20- 25岁,品行端正,体质坚实的学生入学,补习两年后入正科,学习3年毕业。别科是举、贡、生、监及士绅与各中学、师范学堂毕业,年龄在2535岁,品行端正,无其他嗜好及疾病的可以入学,修业3年毕业。讲习科则修业_年半毕业。各科每期或每年分别进行考试,毕业考试合格者授予毕业文凭。

 

湖南优级师范学堂  湖南巡抚俞廉三遵照《奏定学堂章程》于1907年创办,以造就初等师范及中学堂师资为宗旨。校址在长沙贡院。先办理化、博物、数学三科,后由城南师范转来两班,增设历史、地理科。学堂监督刘铸。初办时因无中学毕业生,先招预科1,对象是廪、增、附生和中学肄业生。1910年才招本科生(3年)。学生待遇较优,伙食、课本、笔墨、绘图文具、被絮、蚊帐等均由学堂供给,每年还发蓝布长衫一件,单、棉操衣各一套。毕业后。须在本省教育界服务四年以上,否则追赔学膳费。学堂教学管理严格,课程主要有经学、史学、文学、数学、物理、博物等科。当时教师有杨怀中、徐特立,刘人熙等。黎锦熙、王季范、蔡和森、邓中夏等是该校学生。1912年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

 

湖南高等铁路学堂  由粤汉铁路公司于1909年在长沙市南门外同仁街创办,后迁吉祥巷和黎家坡。开设机械、建筑、业务三科,修业年限4年。1913年因铁路收归国有,学校停办。

 

私立湖南交通学校  宣统元年19093月,袁德宣捐款创办,自任校长。校址先后设长沙市黄兴路祝融富、坡子街乾元宫、黎家坡、阿弥街、下碧湘街等处。第一期招建筑班学生40名,教授数学、物理、外语、应用力学、水力学、机车大要、测量学、材料地质学、铁路工学、道路学、桥梁学、海河工学、电气工学等,学制3年。因办学成绩显著,民国619174月,当时的交通部授予袁德宣和教务长张熠光荣誉奖章;民国819196月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授于袁德宣银质褒章,并题“急公好义”匾额,装置有“荣典之玺”专用印鉴。不久,该校因袁德宣调交通部任职而停办。19347月复校,袁德宣仍任校长,校址先设上同仁街洪恩寺,后学校董事长陈佩珩将建于石马铺的680余平方米的晚香别墅捐赠为校址,设路政管理和电政管理2科,招收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学生,学制2年,每科60名。然因经费短绌,当时交通尚不发达,毕业学生就业难,袁虽“风雨鸡呜,心劳形役”,终于“智能索尽”而停办。

 

私立达材法政专门学校  位于长沙市福兴街。由1912年建校的私立达材与会通两校合并而成。1922年统计,教职员33人,学生490人,是当时湖南公、私立法政专门学校中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1926年改名建国法政专门学校。1931年校舍被烧毁后,改办为建国中学。

 

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其前身是清宣统二年1910 一月在又一村创建的湖南官立法政学堂。民国元年19122月,因又一村校舍被军队占驻,暂赁肇嘉坪民房为校舍,并改名为湖南公立第一法政学校。民国219133月与第二法政学校合并,改名为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民国3 1914年,遵照教育部令,又与公立法律专门学校合并,分为南分校和北分校。该校设法律、政治、经济3科和监狱指纹班。1926年,并入湖南大学。

 

湖南群治法政专门学校  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由湘人罗杰、李培滋、王燮文、余超、常治、陈澄一等发起,推罗杰为校长。先设筹备处于又一村,后租长沙县废署为校址。首设法律别科一班,以后逐步增设政治经济别科及预科一班、政治经济别科第二班、法律预科第二班、补修法律别科第二班、政治经济本科班、法律本科一班。民国111922改为大学,仍推罗杰为校长,张相文为副校长。民国1 31924复设分校于上海,民国171928大学部即停止开班,专门部则继续招考新生。民国191930改为法学院。民国231934,改本校为农商专科学校,民国271938停办。民国29年复办,试办商科未成。民国30年改为高级商业职业学校。

 

省立高等师范学校  前身是湖南优级师范学堂,于1912年改称的。位于长沙市岳麓书院(原湖南高等学堂),共设8个专修科。1915年蔡元培长教育部,实行大学区制,湖南、湖北、四川划为第三大学区,规定分科大学设在武昌。1917年暑假,在校学生全部毕业后,学校并入武昌高等师范学院。

 

私立民国大学  由蔡公时于1916年在京创办。1922年经教育部核准立案。1937年迁河南开封,后长沙市。1938长沙大火后再迁溆浦龙潭。1941年自购校舍于宁乡县陶家湾,兼营农场。1944年日本侵略军犯湘迁安化。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回宁乡陶家湾。学校共设文理、法学、农学3院,含中文、外文、数理、法律、政治、经济、农学、园艺、农学经济等9个系。1949年上半年学校教职员122人,专任教师92人,学生45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并入湖南大学。

 

公立商业专科学校  由甲级商业学校升格,于1916年在长沙市三公祠成立的,后迁荷花池。学校设商学专科部和中专部。专科学制2年,还在荷花池开办商业银行,作实习之用。校长汤松,聘有知名教师杨怀中、马寅初、李六如等,有学生500余人,1918年由于学生参加“驱张运动”,校长被逼出走,加以经费无着,学校瘫痪。1920年张敬尧离湘,汤回校复课,学生仅百人。1922年新任校长任凯南锐意改革,聘请皮宗石、黄士衡等任教,学校又渐复兴。1926年并入湖南大学。

 

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  为培养中学音乐教师于1947年创办,校址设长沙市水陆洲,学制3年。开设师范专修科及五年制专科。第一届招师范专科45名,五年制专科28名。教师从上海、南京、重庆等地延聘多人。1949年春,校长胡然,有教职工42人,专任教师26人中有教授16人,学生123人,解放后并入湖南大学。

 

省立克强学院  为纪念黄克强,并光大湖南坚忍朴之民族精神,阐扬革命先烈之学术思想,以期养成特殊需要之建设人才为目的,于19472月将省立农业专科学校、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省立商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克强学院,院长曾约农。初设农艺、农业经济、水利工程等5系,学生199人,1958年核定农艺、森林、农业经济3系招收新生。校址在长沙市稻谷仓。1949年学院增至8个系,学生246人,教职工177人(教师97人,职员80人),同年9月并入湖南大学。

 

湖南陆军小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 1905夏,湖南巡抚端方将设在长沙的武备学堂改编为陆军小学堂。按照清廷规定,陆军小学堂“为养成陆军将官之初阶,教以普通课及初级军事学,并养成其忠爱勇武,机敏驯优之性质,以植军人之根本”。学生年龄限15岁以上、18岁以下。修业期限3年,其课程分为学科、本科两种,学科又分为军事学科和普通学科两门。学校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正式招生开学。前后共办5期。每期学生100余人。第一期于宣统元年1909春毕业。第二期于宣统二年毕业。第三期于宣统三年春毕业。唐生智、陶峙岳等人都在该校学习过。辛亥革命前夕,陆小第四、五期在校学生尚有200余人。农历九月一辛亥革命党人起义,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陆小学生大都积极参加。长沙光复后,都督府将其改称陆军小学校,先后委派刘鸿逵、戴凤翔为校长。民国元年19124月,黄兴通令南方各省陆军小学一律停办,在校学生送南京入伍生队受训。湖南陆军小学随即撤销。

 

湖南武备学堂  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3月),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创建新军,将长沙的求贤书院改办为武备学堂。从部队选调士兵入学,经费由清政府拨给。学堂开办不久,“戊戍变法”失败,湖南“新政”废止,武备学堂随之撤销。光绪二十七年十月(190111月),巡抚俞廉三复设武备学堂,委任湖南试用道俞明颐为学堂总办,堂址设在省城小吴门外大校场旁。办学经费每年需银3万两,由善后局款项腾挪应用。考生由各州县选送。“凡年在18岁以上22岁以下,体格完备无嗜好,目不近视,五官均无疾病,言语清楚,胸围适中,气力强壮,身长45寸以上,文理清畅,家庭清白,品行端正,质性聪明者均可送考”。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武备学堂开学。收生100名,教职员20名。学习期限三年,头一年半着重学习普通中学课程及外国语,后一年着重学习初级军事学。程潜等曾在该校学习。第一期学生实际只学习两年时,于三十一年夏毕业,分配到新军任排、哨长。同年十月,武备学堂附设有将弁、兵目、陆军速成3个学堂,将弁学堂是从绿营中挑选年富力强的千总、把总培训一年毕业,作为改良旧式军队之用。兵目学堂是从省内各营挑选的目兵,培训一年怍为军队基础之用。陆军速成学堂也由部队挑选部分目兵培训一年半,以弥补新军初级军官之不足。武备、将弁、兵目和陆军速成学堂均办一期即止。

 

湖南陆军讲武堂  民国519168月,湖南督军谭延闯将湘军扩编为24旅,为培训初级军官,于10月着手筹办湖南陆军讲武堂。堂址设在长沙市又一村装备库,学生定额200名,主要选自现役初级军官和部分青年学生。因开办经费困难,延至翌年51日才正式开学,当时在驻省宁乡中学读书的刘少奇,曾考入该堂学习。9月,北洋政府派傅良佐督湘,南北战争爆发,陆军讲武堂随之解散。民国8191911月,湖南督军张敬尧下令恢复湖南陆军讲武堂,委派胡叔麒为堂长,由部队选送初级军官入堂培训。翌年524 日,该堂正式开学。堂长改由张敬汤担任(刘槐森代理)。6月张敬尧出逃,北洋军退出湖南,讲武堂自行解放。民国101921,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拟办湖南陆军军官学校,并委任石陶钧为校长。翌年2月,“格于费不果行,于是小其规模,仍构设讲武堂”。堂址在省城小吴门外原陆军小学堂旧址。张华铺任堂长,许宝琛任教育长。学员名额300名,均来自湘军各部队的营、连、排长。讲武堂于民国111111日正式开学,实到学员363人,编为两队。彭德怀,黄公略参加了这期学习,学习时间半年,于翌年5月底毕业。这是自民国5年开办讲武堂以来,唯一做到善始善终的一期。民国1219236月,讲武堂第二期招生开学。8月,谭(延闿)赵(恒惕)之战爆发,赵恒惕退走平江,讲武堂停办,学校解散。以后湘军各师举办了军官讲习所,唐生智开办的讲习所设在衡阳,叶开鑫开办的讲习所设在宝庆。

 

湘报  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在湖南创办的报刊。18983月,由谭嗣同、唐才常等创刊于长沙,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唐才常、熊希龄等主编,谭嗣同、梁启超、樊锥等任撰述,宣传维新变法。谭、庸、梁、樊等发表了大量宣传变法的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湖南顽固派攻击该报为“中国之巨蠹”,并唆使党徒殴打该报主笔。戊戌政变后,于同年1015日停刊,共出一百七十七期。

 

长沙日报  ①清政府官报。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4月创刊,时值立宪运动,报纸对湖南立宪运动与各项“新政”的推行有所反映。②同盟会党报。清宣统三年1911 1022日湖南起义后,由革命党人接办,由南社诗人傅熊湘主编,曾发表记者孔昭绶的文章,历数袁世凯二十四大罪。民国21913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被封。民国5年湖南人民驱逐汤芗铭后复刊,次年因火灾停刊。

 

湖南公报  湖南省著名报纸。民国元年19124月创刊,由贝允昕、黎锦熙等创办。属共和党,常与《长沙日报》等国民党报纸激烈论战,对湘政多有批评。二次革命时一度被封。北军入湘后复刊,后改为进步党报纸。民国4年因主张排斥日货,被迫改组,激起部分编辑人员反对,另组湖南《大公报》。次年6月,汤芗铭被逐,该报随即停刊。

 

湖南通俗日报  湖南历史最久的通俗报纸。民国元年1912创刊,民国311942年停刊。初名《演说报》,后改名《湖南通俗教育报》、《湖南通俗报》.,从创刊起即以白话文为主,新闻精练,力求通俗易懂。报纸归属湖南省政府,其负责人随政局变化不断易动。民国919209月至次年6月间,由何叔衡任馆长,谢觉哉主编。该报完全站在人民立场说话,“精神焕然,销数激增,时人多称之”。北伐战争时期熊享瀚任馆长,曾三主编,为当时主要革命报纸之一。

 

湖南大公报  长沙著名报纸,民国4191591日创刊,以反对复辟、维护共和为宗旨。社长刘人熙,清未曾任广西道员,赞助辛亥革命,创办船山学社,为湖南著名爱国人士。社务由其婿贝元澂主持,主要编辑有李抱一、龙谦公、张平子等,初期以反袁坚决而著名。民国81119191922,同情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采用白话,设置调查、研究等栏曰,并聘毛泽东、黄醒等为馆外撰述员,对湖南新文化运动颇有贡献,尤以毛泽东发起的关于赵女士自杀和湖南地方自治的两次讨论影响重大,以后渐趋保守。民国18年复刊后,坚决反共。抗战初期发表过一些进步人士的文章,民国361947底停刊。中间因战争和被封而多次停刊,实际出版约26年。其中民国6 - 1619171927间报纸,为研究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史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影印重版。

 

劳工周刊  湖南最早的工人报刊,也是我国最早的工人报刊之一。民国1019211020日创刊于长沙,是黄爱、庞人铨领导的湖南劳工会的机关报,“目的是促进劳工们阶级斗争觉悟,鼓吹‘劳动组合’一劳动组合大同盟”。次年117日,黄爱、疣人铨因领导湖南第一纱厂罢工,被军阀赵恒惕杀害,劳工会被封,周刊出至第13期停刊。同年在上海继续出版至第16期。

 

新民周报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刊物,民国1419254月在长沙出版,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机关报。先后由李维汉、萧三主编,主要撰稿人有夏明翰、夏曦、罗学瓒等。该报针砭政治时弊,抨击和揭露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罪恶及湖南教育的黑暗面,同年底停刊,共出30期。

 

全民日报  长沙著名报纸。民国1719289月创刊于长沙,系由锡矿山锑商投资创办,先后由李纬文、李君尧主编,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以敢言著称。西安事变中发表社沦《和平、奋斗、救中国》,痛斥蒋介石“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力主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在湖南引起强烈反响。民国271938初因经费困难停刊。

 

湖南国民日报  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机关报。民国171928创刊,主持人及办报方针随省主席变动而异。何键统治时期,该报鼓吹反共、读经。民国25192611月因贬抑鲁迅而与《力报》论战并遭痛斥。张治中主湘时,该报力主发动民众抗战,对地方黑暗多有揭露。抗战胜利后,编辑、记者中多为进步人士。程潜主湘后,该报主张湖南和平自救。报社人员于民国3819498月参加湖南和平起义。

 

红军日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大中城市出版的唯一报纸。民国191930727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在9天内出版了6期《红军日报》,由袁国平、左基忠主编,日出对开一大张或一张半,发表红军各项政令以及社论、新闻和文艺作品,当时国民党报纸也为之赞叹“红军戎马倥偬,犹知注重报纸宣传,不稍疏懈,吾人对之,宁无愧色乎”。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根据存报改排单行本。

 

晚晚报  长沙著名报纸。民国2019314月创刊于长沙,由康德、熊伯鹏等主编,以消息灵通,敢于直言而深受读者欢迎,曾5次被罚停刊,主编康德一度被迫出走南京。民国25193610月被罚永久停刊。民国3619474月复刊,主张“在多党政治下争取言论自由,在宪法范围内争取政治民主”,对国民党多有鞭挞。1948年初再度被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与《实践晚报》合并,改为中共长沙市委机关报《大众晚报》。

 

力报  民国2519369月在长沙创刊,由康德、严怪愚等主编,日出一大张或一张半。该报吸取上海报纸优点,立意创新,在湖南新闻界影响较大。严怪愚的特写和“长沙版”,反映了长沙社会的多方面,颇受读者欢迎。同年11月,与贬低鲁迅的《国民日报》展开论战,将该报副刊主编壶公(罗尔瞻)驳得体无完肤。抗日战争中,先后在邵阳、衡阳、沅陵、贵阳出版,并由张稚琴、欧阳敏讷创办桂林《力报》,成为南方各省中影响较大的进步报纸,其中邵阳《力报》于19405月被湖南省主席薛岳封闭,抗日战争胜利后,沅陵《力报》迁回长沙出版,1949年底停刊。贵阳《力报》迁回衡阳出版,194910月停刊。19439月柳亚子曾赋长诗赞扬《力报》“主持舆论功勋茂”。

 

抗战日报  长沙著名报纸。民国271938128日创刊于长沙,戏剧家田汉任社长,作家廖沫沙主编,实际受中共领导。该报主张“团结各方面力量,特别是文化界力量,援助政府抗战”,与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出版)为姐妹报。并注重文学艺术,多发表名家作品。同年7月底因故停刊,年底在沅陵复刊,作家周立波、欧阳山、草明均参加编辑工作。民国286月被迫停刊。

 

湖南《中央日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辖报纸。民国2819395月创刊于邵阳,1946迁长沙。社长段梦晖19071981,黄埔六期学生,民国161927曾在故乡城步县参加农民运动,后在南京参加新闻工作,曾因共产党嫌疑被捕。任职期问,该报努力宣传抗战;陆续任用共产党员蒋牧良、华嘉等人为编辑、记者,主持正义,支持农民减租运动;主动与中共湖南省工委联系,力主湖南和平自救。民国3819498月,该报参加和平起义。

 

实践晚报  长沙著名报纸。民国3719487月创刊于长沙,为长沙新闻界从业人员自己的报纸。编辑、记者多由各报进步人士兼任,受中共长沙工委领导。社长严怪愚,总编辑傅白芦。报纸短小精悍,消息灵通,深受读者欢迎。创刊仅4个多月,即被南京政府下令查封。民国38126日,南京政府行政院为表示“和谈诚意”,解除6家被封报刊的禁令,其中即有《实践晚报》。复:刊后,对程潜和湖南和平自救运动全力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与《晚晚报》合并,改为中共长沙市委机关报《大众晚报》。

 

民主报  194987日,即长沙和平解放后第三天创刊,社长杨伯峻,总编辑李幻如,总主笔杜迈之,欧阳敏讷,副刊主编王西彦。未设编委会。该报注重文教、工商报道和国际时事宣传;在配合解放战争,征粮支前、清匪反霸、宣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统一战线和抗美援朝等重大方面起过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195012月因经费问题停办。

 

建设报  初为中共长沙地委机关报,后改为综合性报纸,以农村为主,兼顾城市及工矿区,1951年起改为通俗的农民报,强调“字大、图多、文章短”的特点,在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的宣传中,有些重大报道走在全省各报的前面。有的报道,在全国都有影响。19604月被评为先进单位,派代表参加了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19631月停刊。

 

●长沙市义诊总队  民国初年,长沙有义诊队组织。抗日战争时期有防护团。民国361947于长沙保节堂街张公祠成立长沙市义诊总队,由长沙市国医师公会理事长易南坡主持,湖南省国医师公会理事长柳赠春为总队长,刘仲恒、王麓嵩任副总队长,全市中医师轮流施诊。民国381949,在长沙市四区分设义诊所,由吴幼仙、郑艺文分管内、外、针炙各科,对赤贫患者一律免费施诊。经费来源,系由长沙市商会、湖南省救济院等单位组织夏令义诊施药委员会向社会募捐。

 

湖南公医院  民国91920,长沙绅商各界成立董事会,筹集资金,开办湖南公立医院。院设长沙北门外玄女观,旋迁三公祠城隍庙。民国159月,北伐军第八军将该院改为官长医院。翌年,更名长沙市公医院。民国189月,恢复湖南公医院名称。

 

●仁术医院  民国131924,长沙红十字会与湖南慈善总公所合组董事会,将宣统三年191110月茌东茅街仕学馆开办的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医院更名仁术医院。1949年,该院建筑面积5817平方米,病床150张,医务人员98人。

 

●精益中医院  民国121923,李琮卿、黄文思、张味纯等在长沙司马桥2号创办精益中医院。5年后,遵照湖南省会公安局颁布的医院章程立案,增加设备,扩大规模。其《通告》宣称:“病室则温度适宜,器物清洁,房屋高爽,空气流通。具有幽秀之花园,清涟之池水,鸟飞鱼跃,足畅胸怀;高阁回廊,可供游览。忧郁之疾,勿药可痊;劳瘵之躯,久居自愈。“该院设有专科及会诊部,遇疑难重症,必经多数医师详细会诊,然后立方。并制有“送诊券”,分发各街团,以苏贫困,民国271938长沙“文夕大火”,院舍被毁,停办。

 

湖南儿童专科医院  民国191930,由长沙社团改进会创办,院址设长沙保节堂街张仲景公祠。民国241935,易南坡接管主办,增聘董事,组成董事会,易南坡任董事长。先后设院址于二里牌、学院街、仓后街等处。因业务日增,乃将仓后街改为门诊部,将二里牌改为住院部。住院部占有土地面积约40亩,整修和扩建房屋共50余间,设有挂号室、诊室、办公室、病房、护士室等,其中病房10多问.病床30张。每日门诊数百人次。门诊收费0.5(银元,下同)出诊4元,住院每日13元不等。收入可以院养院,并略有盈余。该院治疗以中药为主,也采用西医一些诊断治疗方法,如使用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表、西药注射等。该院特别重视中医理论和业务学习,曾聘请宁乡县以研究古典文学著称的崔黄山为医、护人员讲授古典文学和书法,还经常请著名西医来院讲授西医学,多次接受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学生来院临床实习,并招收中医学徒和护士等。当时,湖南的儿童专科医院仅此一家,省内各地以及外省临近各县小儿患者纷纷慕名前来就诊。民国261937,抗日战争爆发,北方许多名医因避难途经长沙时曾来院参观访问。如北京名医施今墨,任应秋等都先后来院小住,并从事短期门诊工作。民国271938,日本飞机空袭长沙,医院数处中弹,房屋大部被毁,设备破坏殆尽。长沙沦陷时,医院停办。

 

湘省国医院(湖南省立中医院)  民国201931,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捐款1万元,令王纾青筹没湘省国医院,长沙市沙河街56号房屋为院址。民国2319345月该院正式成立,推余华龛为院长,院内共有医护人员20人,设有内科、外科、喉科、眼科、幼科、产科.针灸科、正骨科、皮肤科、花柳科、戒烟科、痘麻科。至民国241935,共诊治2.5913万人次,其中住院诊治1276人。民国271938,长沙“文夕”大火,医院被毁,停办。民国35194612月,湖南省卫生实验处成立湖南省立中医院筹备处,将原湘省国医院地基作价出卖,以所得价款及救济物资作为基金,择定长沙市保节堂街张公祠和廖裕祥捐献的与张公祠毗连的地产约200平方米为基建地址。民国371948完成基建,经呈请行政院批准,于同年96日开诊。曹伯闻任院长,有医护人员20余人,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科、喉科、眼科、伤科等。民国381949,开设病床20张,每月由省财政厅发给一些经费,勉强支持。1952年,由湖南省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长沙市立中医院,后更名为湖南省立中医院。

 

湖南产院  成立于民国2319439月,设在长少市西牌楼25号,无病床,院长为李瑞麟(女)。该院任务是:普及长沙市的助产事业,并总管全省各县的妇婴已生的指导工作。920日开业,仅开放门诊及外出接生,单产每例收费法币3元。民国二十五年19363月设产床10张,收产妇住院分娩,并开展产后访视、儿童健康检查、妇婴卫生宣讲工作。民国二十七年193811月长沙“文夕’大火,医院被焚,迁入福湘中学内,改名为难民产科医院。本侵略军进犯长沙时,仅携带10余名难民弃婴,随湘雅医院的一部迁至沅陵县继续开业。后并入湖南省立中正医院。

 

阜南钱号官局  清末湖南省第一个官办的大钱庄。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在长沙成立。当湖南制钱奇缺,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以推行“壹两”银元和发行官票为对策,决定成立阜南钱号官局,由善后,厘金等局在待用各款中腾挪银两4万两作为官本,该局在常德、益阳、湘潭等县设有分局。阜南钱号官局曾在经济上支持“维新”事业。戊戌政变后,陈宝箴被革职,由保守的布政使俞廉三继任巡抚。该局总办朱昌琳呈请辞职。俞廉三在派员稽核该局银钱账目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批示该局停办。

 

大清银行长沙分行  清末设在长沙的国家银行。清宣统元年1909九月设立。由总行下拨银20万两作资本,另拨10万两作浮动资本。同年十月在湘潭,次年二月在常德设分行,发行银两票,十足兑现。经收盐税、捐款、关税等,经营存款、放款、汇兑。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湖南大汉银行。民国元年191211月,根据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所设大清银行清理处的布置停业清理。

 

中日银行  民国时期设在长沙的一家日资银行。民国6191751日在长沙开业,资本100万日元,由台湾银行投资,为恐湘人反对,用中日银行名义,声称系由中日两国合资兴办。董事为日本人,经理有日本人和雇用的华人。发行纸币,经营各种存款、放款、汇兑、买卖生金银、保管贵重物品。因该行成立时未经地方当局查验,亦未经财政部批准,有损我国主权,故遭长沙各界人士反对,但得到北洋政府的支持,随后长沙开公民大会成立湖南金融维持会,开展抗议活动。民国1291236月,因湖南人民实行“经济绝交”措施,该行被迫停业。

 

裕湘银行  民国71918,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在长沙组建裕湘银行。资本总额原定为银元1000万元,计万股,官商各半。发行银元票、铜元票两种兑换券。铜元票以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湖南银行票版改印,分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当百枚四种面额;银元票由美国钞票公司代印。裕湘银行票印刷精美,票面均采用天心阁城楼全景及主阁图。但此票难以兑现,丧失信用。毛泽东为首组织湖南各界公民代表旅京请愿,迫使北洋政府勒令湖南督军继续兑现。张敬尧便以武力维持流通,商家将收入的票币速即用出,以防倒票,故有“一宿两餐钞票”之称。民国919206月,张敬尧被逐出湖南,裕湘银行倒闭。

 

友华银行长沙分行  民国时期设在长沙的一家美商银行。民国8191911月在长沙开业。总行设于美国纽约,名称为Asia Banking Corporation。办理银元及美元、英镑、法郎等外币存款,进出口押汇,各国名埠电汇和汇票,收买中外汇票,代收款项。民国919207月开始发行纸币(兑换券)。对长沙4家大钱庄办理拆放。后因湖南政局不稳,国际贸易停滞,业务处于停顿状态,于民国11 19222月停业。

 

湖南省银行  民国181929115日在长沙开业。经营存款、放款、汇兑。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营信托投资(主要为经商)、代收金类。民国2()19314月开始发行纸币,民国3819492月开始发行银元辅币券,均能兑现。民国251936开始设分行、办事处,民国291940增设支行一级。民国361947底有分行3个、支行12个,办事处67个,分理处13个,共95个行处,其中省内85个,遍布各市县。民国38194985日长沙和平解放,819日总行由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外地分支行处出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或人民政府接管。

 

中央银行驻湘分行  中央银行于民国2419356月建立长沙分行。民国271938长沙分行迁沅陵,抗战胜利后,复员长沙。长沙解放后,长沙分行由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后结束。

 

湘中信义会  19025月,基督教挪威差会第一,批传教士原明道、戈德白、倪尔生到长沙,由内地会介绍租得黎家坡盛氏民房开展布道。I903年戈德白也到宁乡建堂。1907年,信义会长沙新堂落成,举行庆祝会,同时举行第一届大会,成立湘中总会。

 

长沙基督教青年会  1910年,长沙基督教几个教派差会主要负责人筹组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得谭延闿及省会名流赞助,基督教全国协会派人来长沙协办,于1912年租浏正街民房正式成立。1916年基督教全国协会美籍饶伯师任该会总干事,会址迁西牌楼原雅礼中学。1926年秋,青年会迁大四方塘所建新楼,设德、智、体、群、童子、学会、职工7部,1栋图书阅鉴窒,开展社会活动,颇得好评。1937年张以藩调任总干事。抗日战争期间,青年会组织职工、会员成立抗日歌咏队、白雪剧团,进行抗日宣传,先后邀请徐特立、叶剑英、史沫特莱、郭沫若、史良到青年会演讲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抗日形势,同时组织难民收容所,救济战区难民。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一些进步学生和爱国志士活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张以藩深表同情,资助多人奔赴延安。1949年,青年会串连长沙各教会负责人及所办学校负责人签名拥护湖南和平解放,以后又以青年会团体名义参加“长沙市迎接解放联合会。”1958年,青年会职工分别参加了有关单位工作,活动结束。

 

中华基督教自立会  1911年,湘乡曾季融(曾国藩嫡孙)夫妇在上海受洗入教,回湘后邀亲友颜福庆、郭铭岩、李振锋、陈家珍等筹组长沙基督教自立会,曾被推为会正。时得谭延闿助银千两及地基一块,借用位于浏阳门的聂路生住宅作会址。后由聂路生和曾季融之母各捐银洋5000元,教徒捐银洋2000元,于鲇鱼套建礼拜堂一所。抗日战争,礼拜堂被日机炸毁,会务停顿。

 

长沙天主教堂  近代教会建筑,位于长沙市北区长春巷,1905意大利传教士翁明德主持兴建。占地约4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当时系一座临时教堂。随后利用庚子赔款,于l909年改建成现在的教堂。教堂内祭台、圣像、唱经楼等设施齐全。教堂由住房、餐厅、礼拜堂、钟楼四部分组成,总面积为1884平方米。礼拜堂系仿哥特式建筑,长23.6,宽13.8米,砖石结构,麻石基脚,顶棚为木结构。礼拜堂后为钟楼,高23米,平面为四边形。

 

●长沙中华基督教堂  现代教会建筑。位于长沙市外湘春街98号,始建于民国61917,落成于民国191930,为中西结合式的砖木混合结构建筑。面积为1146平方米。分前后厅,前厅为三层包括楼梯间;后厅为二层,一层为教堂,一层为接待室。前厅屋顶为宫殿式,后厅为歇山顶。立面构造均为檐角起翘,上布筒瓦,下无斗拱,构造复杂、多变。仿占建筑又不同于古建筑,如屋前脊及飞檐均无飞禽走兽鸱鹗等装饰,在屋面构造中别具一格。墙身为红砖,基脚、勒脚为麻石。玻璃窗教堂内顶棚为木拱架的若干穹隆顶。

 

湖南佛化会  19267月,身为佛教居士的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唐生智与居士顾净缘认为适应时代,佛教应予改革,遂发起“佛化运动”。7月中甸即成立“湖南佛化会”,选出僧尼18人为执行委员,惠敏为会长,会址设玉皇殿。19279月于长沙大东茅巷席宝田祠开办“两湖佛化讲习所”,唐任所长,顾任教育长,曹伯闻任事务主任,招收男女学员360人,讲授佛学和中外史地。1927年底南京政府下令讨唐,唐生智通电下野,佛化会和佛化讲习所随之解

 

●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  1917年,瑞典女教士章康德到长沙,会同挪威教士戈德白商组长沙女青年会,得各教赞助。女青年会成立后,全国协会派美籍陆慕德来长沙任总干事。初办时只设德、智两部,1920年,女青年会由司马桥迁湘春街左文亵公祠,增办女子宿舍和理发室等社会服务项目,同时开办高中备科补习班。1938年女青年会因战事迁至沅陵,在该地开展抗日宣传和救护伤兵工作。1943年又迂回长沙。1944年日军入侵长沙,负责人走,女青年会停办。

 

长沙自立福音会  1931年,长沙内地会教徒熊福成、谢峥嵘、杜寅功等,因不满德籍牧师吴立德的专横虚妄,声明脱离内地会,发起组织自立福音会。初,在熊家聚会,后由熊出资于左家垅兴建礼拜堂。1936年礼拜堂落成典礼,宣告自立福音会正式成立,长沙“文夕大火”,礼拜堂被焚。抗日战争胜利后,熊再集资在废墟上重建礼拜堂。传教士采用聘请制,经费由教徒捐献,实行自治、向养、自传。

 

长沙恤无告堂  以办义学和施粮施衣为主的慈善事业单位。清同治八年1869,绅商唐际盛等人发起,在苏家巷购买房屋一栋,创立恤无告堂,开办恤粮、年米、寒衣、义学、义山等多项善举,民国41915划归省城慈善总公所管理,对年逾60岁的贫苦老民补粮一份。日“老废外粮”,分甲乙丙三级,甲级每名每月给饯0.8元,乙级0.4元,丙级02元,定额300名;每年年终,对穷苦贫民散发年米数百石。民国26年由省区救济院接办。抗日军兴,贫苦老废增多,名额不敷支配,法币贬值,改分级办法为待遇一律,随市场物价酌增粮额补助标准。抗战胜利后领取“老废外粮”的人数达550人,年米由1000石减到500600石,除省区救济院各所收容人员每名发米2斗外,其余分配长沙市和长沙县冬令救济委员会和备慈善团体散发。

 

湖南省救济院育幼所  是由保恤学校、孤儿所发展而来,属省救济院收养孤儿的教养救济机构。民国初期。保恤局办贞裔小学,后因经费短绌,与百善、保节两堂义学合并改组,称保恤学校,民国18年省区救济院接管后更名孤儿所。民国26年,省区私立慈善事业产款委员会所属恤孤所划归省区救济院管理,复将孤儿所改名第一孤儿所,恤孤所改名第二孤儿所。长沙“文夕大火”,两所又合并于三公祠复课,加收抗战军人遗孤入所。民国32年遵湖南省政府令,改名儿童保育所学童部,长沙沦陷时,校舍教具全部被毁。民国36年春迁入二里牌育婴所复课,民国37年改名育幼所。在第一、二孤儿所时共收孤儿150名,分前后期小学,每日一粥二饭,书籍用品由所发给,并设毕业升学奖学金。抗战胜利后,孤儿名额扩增至200名,一律住所,达到教养兼施。1951年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接管,并入生产教养院。

 

湖南孤儿院  收容教养贫苦孤儿的私立救济机构。民国21913 10月,湘绅易雨恂等创立保赤贫儿院于涧潭,次年2月迁长沙连升街,组设董事会。民国64月改名湖南孤儿院,设鞋科、织科两工场。7年修改院章,改设院董,设负贩团。到810月收孤儿200名,增设藤料、卷烟、西乐科。民国103月新收孤儿40名,在湘社仓余房设缝纫一科。民国l 5年,因时局影响致院务几度停顿。民国173月经院董会公推院长主理院务,恢复学校、工场,改善教程,扩张职业教育,改订筵捐征收办法,在政府协助下得有实际收入维持孤儿院开支。其宗旨,对入院孤儿施行国民教育,兼习职业,使其出院后能谋相当职业为生;收养期定6年,前四年读书,后二年工读各半。入院时年龄较大者,育养虽不到6年,仍以满13岁为出院时问。民国24年,在院孤儿1128名,聘有男女教员28名、技师15名、职员22名、保姆21名。下设4个分院:第一分院驻长沙连升街,办公处、工余补习班、女子理发科、毛笔科、童子西乐科、纸业印刷科、工场出品发行所设此地;第二分院驻长沙韭菜园,前期小学、工本科、土工科、缝纫科、刺绣科、园艺科、图书馆等设此分院;第三分院驻岳阳、华容交界之隆庆河南北洲设隆庆农场,占地2.25万商,附设前期小学两个班;第四分院驻南县四千弓安仁院,设养正农场,占地1. 14万亩,作孤儿习农基地,该院由于收养在院人数过多,支大于收,常年负债。民国25年靠变卖田产维持。抗日战争时期又遭破坏,被迫停办。

 

湖南省慈善总公所  统一管理省城慈善事业的机构。民国41915,湖南巡按使陶思澄,以省城慈善团体各立门户,互不统属,不利于管理,令湘江道尹、巡抚使咨议、长沙知县会同省城绅商,筹组省城慈善总公所,备慈善单位隶属总公所,善举项目依旧办理。选沈克刚等8人为总董,吴嘉瑞等21人为评议员,长沙知事负责稽查和催租催佃事务。由巡按使署提拔盐商总公所捐银9.6万两,统存湖南省银行生息,作为慈善总公所基金。民国1819293月,湖南省政府委员会第6次常会决议,改组慈善总公所,将受财政、盐税附加补助的11个慈善单位,划归省区救济院管理,慈善总公所改名为湖南省私立慈善画业产款管理委员会。民国26年该会拨出恤孤所,仁术医院及“老废外粮”,散发“年米”等善举之后,改名私立湖南省区慈善事业总会,民国371948改为湖南唯善救济院。1950年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接管。1951年并入生产教养院。

 

湖南贫女院  专收赤贫女子施以教养的私立救济机构。民国819197月,女教师王先焕捐资,与长沙济良所长熊辅文共同发起,创立湖南第一贫女院,后改贫女院。院址初设济良所,后迁北门外麻园岭。入院贫女,年龄大的入职业部,授以文、实各科;年幼的入初小部,毕业后升入职业部。小学部分四级,每日授文化课6小时,职业部有4个班,文科有国文、算术、史地、音乐、美术等课程;实科有刺绣、缝纫、织袜、织藤、编织、挑花等工艺。贫女在院所需膳食、被帐、书籍用品,概由院方供给。至民国24年,累计收养贫女1500余名,其中毕业6个班,共160人服务于社会或免费升学,亦有在家组织工厂者;学成由家庭领出婚嫁者1000余人;尚在院受教养者300人。聘请教员19人、职员11人、杂工15人。其经费来源:于米捐项下代征慈善捐2成和挨户救济捐、政府补助和绅商捐募。民国36年更名长沙贫女院,1950年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接管,并入生产教养院。

 

湖南佛教慈儿院  收养孤苦孩童的佛教救济机构。民国1119226月,由灵云寺、华林寺、万寿寺、宝宁寺、开福寺、呆山寺、上林寺、桐溪寺等佛教界人士发起,捐集银元1400元,创办湖南佛教慈儿院,以长沙开福寺为院址,收养712岁孤苦儿童,定额收养60名,教养兼施,成年后俾能独立谋生。慈儿院设总董2人、董事若干人,并由董事选举院长2人,院监若干人,经理院务。常年经费由各寺庙认捐或僧俗各界信善乐捐。50年代初。因经费困乏而停办。

 

湖南省救济院  省县筹办社会救济的管理机构。民国1819293月,湖南省政府根据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各地方救济院规则》,成立湖南省区救济院。凡接受盐税附加补助的育婴堂、养济院、普济堂、百善堂、保节堂等慈善团体,通过改组合并,分别设立养老所、孤养老所、孤儿所、残废所、盲哑学校、育婴所、施医所、妇女教养所、省河救生所、救荒储藏所和贷款所,隶属省区救济院管理,并组设省区救济院基金管理委员会,全权管理省区救济院的资产、审查经费开支。每年经费的来源:田租收谷8000石,房地产租金7000余元,盐税附加补助5 85万元,社会各界捐助万元左右,民国211932,全省有44县组设救济院。26年,省区救济院接管慈善事业产款委员会划出的恤孤所,仁术医院以及前恤无告举办的“老废外粮”和散发“年米”善举项目。下设救济机构稍作调整,养老、残废两所组成养老残废所,原由保恤学校改组的孤儿所称第一孤儿所,恤孤所改称第二孤儿所,增设义山保管委员会。县救济院在民国271938增加到53个,分设养老、肓婴等所137个,年度支出经费37. 6210万元(法币),共有员工426人,收养孤老、孤儿、残废,婴儿5717人,贴抱婴儿2. 0713万人。抗日期间,省区救济院的大部设施毁于“文夕大火”,田租,房地产失收,政府补贴大部分落空,处境艰难,不少救济项目处于停顿状态。县救济院的基金,亦因县库统收统支,无形被挪作他用。抗战胜利后,救济事业有所恢复,湖南省区救济院改名湖南省救济院,下设安老、残废教养、育婴、肓幼、妇女教养、救荒储藏、国医7所和盲哑学校,义山保管处,仁术医院。1951年合并于长沙市生产教养院。

 

长沙育婴堂  官办收养幼儿的慈善团体。清雍正二年1724,湖南布政使朱纲捐俸银购置登隆巷房屋筹建,未成离任。6年后由张灿布政使续建完成,并改登隆巷为育婴街。长沙知府管理,堂内常年育婴70名,堂外寄养、自养婴无定数,订有堂规。乳妇约70名,一室住2妇,1妇育1婴;如收养的婴儿过多,则请有乳之妇在家喂养,按月付给哺养费,后又河出自养之法:极贫妇生女,报堂核实,着令自养,月给钱600文以两年为限,其经费来源,每年收息银1823两、钱300贯,房租钱1970贯,田租谷2460石。民国181929,长沙育婴堂改名肓婴所,录属省区救济院,育婴办法有四:一是所养,分1岁以下的乳婴和1岁以上的哺婴两类,乳婴选雇乳妇带养,参用牛乳,每婴月支10元左右;哺婴雇用老妇带养,饭粥随宜,每婴月支7元左右。二是自养,极贫之子女众多,无力抚养,报所查实,月津贴1元。分甲、乙两级,甲级津贴1年,乙级津贴半年;三是寄养,婴孩殇亡之妇女,验明乳汁充足,将所里的婴儿委其在家带养一年半;四是另养,对残废婴孩,觅人抚养,月给抚养人津贴,甲级每名月支2.5元,乙级每名月支2元,丙级每名月支1.5元。另支折衣费:甲级每名每年3元,乙级每年1.5元。丙级1元。所养,寄养婴儿,如有领作养女、养媳的,由所查明,确系善良之家,准予给照。

 

长沙普济堂  长沙府办收养孤贫老人的慈善事业单位,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月,湖南巡抚颜希深奏准在长沙府城南门外修建普济堂,拨发库银4万两,分贷各行商,年收息银4000两。以供养孤老500粥(其中老妇100名),收养人数超过定额时,置簿登记,依次待补。咸丰二年1852秋,普济堂毁于战火,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由湖南军需局办即用道王加敏捐购城内泐潭寺后空地建设新堂,定额供养老人200名。民国初期。长沙普济堂改名惠老院,录属保恤局。181929,惠老、惠济、养济等院合并改设养老所,归省区救济院管理。

 

●长沙保节堂  公办捐助恤养寡妇的慈善事业单位。初创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赈恤城厢节妇。该院毁于咸丰二年1852兵事,同治三年1864改名全节堂,定额供养寡妇150名,每名每年补钱1.2万文,后因等缺待补人数甚多,经费不足,各减4000文,每名每年补8000文。同治十一年增设励节堂,两堂共养寡妇765名。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巡抚吴大征在贤良祠建保节堂,荷花池建百善堂,由长沙知府聘请委员,分驻两堂,办理堂务。基金由粮储道厘金局提拔公款及官绅捐助,民国4 1915并入省城慈善总公所,均名保节堂。

 

●长沙同善堂  民捐民办从事多种善举的慈善事业单位。清道光六年1826。绅商陈新,萧昭宣、黄孝陔等18人捐资发起,在织机巷建同善堂,举办救生,捞尸、施棺、施葬、救火等多种慈善项目。设有救生船只、义冢山场、救火器具、义渡等。救生1人给钱800文;捞尸 1具给钱400文。义山分别男女尸编号排葬;收捡路毙浮尸,施棺埋葬;初以捐集基金发典生息,嗣后陆续购置田亩,恃产租为常年经费。民国41915,并入省城慈善事业总公所。

 

长沙瞽女院  基督教内会地举办的收养盲女的教养单位。清光绪三十四1908,德籍牧师着传教士顾荣恩来长沙创办瞽女学校,校舍建学院街。民国121923,德籍校长向国内外募捐集款,购买桐荫里56号地基,新建房4栋,杂屋8栋,建筑面积870平方米,收养盲女80人左右。所收盲女均入基督教,由中华内地会总会派牧师传教,并授以盲文、毛线编织、缝纫等工艺。不准盲女结婚干¨自由外出。民国371948,瞽女学校改名瞽女院。其经费主要由基督教中华内地总会和上海中国盲民福利会支拨。1951年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接管收养的75女并入生产教养院内。

 

董同兴刀剪店  清康熙年间,长沙东乡沙坪—专打剃头刀的铁匠名董元春,于长沙城南门学院街口开设董同兴刀剪店,销路极畅,逐渐成为名牌产品。其特点是,嵌钢均匀、剪口锋利、开合和顺、松紧适中、刀口平直、操作自如。尔后几代相袭经营,刀剪质量保持长胜不衰,销路也扩至国内名省,形成与北京“王麻子”,杭州“张小泉”剪刀鼎足齐名的局面。董氏子孙到第四代时,已繁衍为13房,至民国26 1937,当时苏杭沪穗等地的刀剪产品款式更新,工艺先进,物美价廉,董同兴刀剪式样陈旧,失去竞争力。又逢老店所在地段须拆让马路,只得悉数变卖店铺及家具,用红绸包着“真老董同兴”招牌回归原籍。这块木质招牌现仍保存在长沙捞刀河剪刀厂职工董文达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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