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商药局

湖南商药局创业于民国初年，店址在长沙市小吴门正街（今中山东路），原系王翰莼等集资，因盖保赔款，引起信用危机，乃于1923年与邻店悦中和合并，改牌名为悦记湖南商药局，计资金银元32000元，由郭厚坤任经理。

郭厚坤精明干练，刻苦好学，有丰富的业务知识，敢于创新，开拓进取，对事业颇有抱负。他接任经理之后，首先修饰店堂铺面，创造一个经营的文明环境。请名书法家许崇熙书写了悦记商药局作为招牌。1928年，小吴门拆让中山马路，于是将商药局扩建为石库门面，由巧匠摹绘 “韩康卖药图”装饰墙面。请谭延闿书写了正中招牌，两旁座牌仍用许崇熙所写的招牌。名人手笔，店堂生辉。大门两边还特制了长约5尺的铜质招牌。厅堂内安置假山水池，饲养金鱼，培植花草，悬挂名人字画，陈设雅致，使顾客踏入店堂即有清新之感。购进药材地道，备货齐全，炒、研、烘、炙，炮制认真，以故商誉日著，生意兴隆。与此同时，扩大销售网点，在中山西路开设了湖南商药局第一支店，在东长街口开设了悦记参茸号，在前国货陈列馆内设立了参茸补品部，并在该馆楼上陈列了百余种国产药材，营业旺盛。成为湖南全省国药业饮片门市部之翘楚。

一、注重商业信誉 ，推选地道药材

即使同一药材，由于产地不同，其药质、药性剧有所差异，必须鉴定，方可药选地道。湖南商药局请具有丰富经验、鉴别药物专长的检验人员把紧进货关，采用眼看、鼻闻、手瓣、口嚼等办法，拣选地道药材。凡不合规定的，坚决拒收，以保证药品质量。

药物加工根据药物的不同性能，进行抖、折、洗、润、炒、研、炙、烘烤，注意其有效成份，制成膏、丹、丸、散。商药局认为药物关系人民健康，炮制必须认真，并派富有经验和专长的可靠人员专负其责，凡加工片货，剩下的色差、次、碎等叫二片货，随时便宜处理，或配作猪牛药。如有一次搓制丸药，经郭厚坤检验发现其中混有二片货，当即将丸药销毁，作熏药处理，其对商誉之珍惜由此可见一斑。门市凡药草注明了要炙炒加工的，精工细作，如法炮制，决不草率从事，因此赢得了顾客的信任，业务蒸蒸日上。

师承名医处方，炮制遵古宜今。“遵古炮制”是中药加工的传统方法，而郭厚坤认为道守古方，加工药材，固所应该，但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应在“遵古”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发展，才能够适应社会和患病者的需要，乃独创“遵古宜今”之议，除向“致中和”学做乌鸡白凤丸、故宫补肾丸、皇后调经丸，向“宏济堂”学习配制三鞭健肾丸外，并请名医郑守谦、曾觉叟、吴汉仙、彭韵伯等处方，并监制成中药成药，如经过反复试验，制成腽肭脐（海狗鞭）补肾丸、人参补脑汁、纯净当归精等，还引进杭州“庆余堂”、上海“雷上允堂”、北京“同仁堂”等著名药店所保有的皇宫秘方，经名医审定并加损益，制成各种成药，各药对其主治病症，皆有一定疗效，一经问世，不胫而走，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寓经济效益于社会效益为别人所不为。有些药物平时需要量极少，而且制作周期长，无利可图，但在医治某种病症时又属必需。对于这类药物，别的药店不愿意制作或经营，而郭厚坤则从社会需要出发，独家经营，是故湖南商药局中草药材、丸散胶丹、花露药酒，应有尽有，从不缺味。其中虽有些药物一时无利可图，但遇疑难之症常常能满足病者的急需。由于该店备药齐全，医生处方往往指名到湖南商药局拣药，于是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江浙难民涌到长沙，许多中老医师亦随之而来，时常开出一些稀少中药处方，则非商药局莫属。

二、学习同行经验，取长补短 ，推陈出新

郭厚坤经营药店有一种开拓进取精神，不满足于现状。认为走出去，向外地同业学习，取长补短，为我所用，方能推陈出新，求得发展。1934年，他邀约“宏济堂”经理王棣生，中华国药局经理袁渭斋等走出长沙，向当时驰名全国的药店如杭州的“庆余堂”，北京的“同仁堂”、“达仁堂”，武汉的“叶开泰”等店铺学习，学习他们的经营之道、管理之方、广告之术及药材加工的处方和工艺。并从上海购进四心莲等十几种新品种成药供应门市。参观学习回长后，即将所得，逐步付诸实践。

首先在宣传广告方面推陈出新，做到多种多样。湖南商药局招徕顾客靠的是药材地道，货真价实。但辅以实事求是的宣传广告，亦为扩大营业、发展业务的必要手段。郭厚坤在上海参观时，定做回霓虹灯招牌，其时长沙有霓虹灯招牌者为数甚少，入夜红光闪闪，引人注目。还订制有湖南商药局牌名的彩印铁皮日历牌，赠送顾客并赠给茶楼、旅社悬挂，使湖南商药局名传遐迩。

其次，在包装上大做文章，膏、丹、丸、散等成药原来多以纸盒包装，不易保存和携带，且欠美观。郭厚坤学习上海改用彩印铁筒或在醴陵瓷厂特制瓷罐包装中药，并随药附送仿单。由于包装的改进，销路倍增。

第三，郭厚坤请社会知名人士和新闻界临场监制，以示货真价实，而广宣传。湖南商药局每年冬令为研制龟鹿驴胶、全鹿丸等补药和炮制虎骨酒，须宰鹿杀虎，事先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并笼装虎鹿供人观赏，临宰杀时，郭请社会知名人士如武术界杜心五、工商界左学谦、医界郑守谦等和新闻界名记者亲临监制。

又如1946年湖南商药局出售鲜蛤蚧，为长沙中药业之创举，其食法鲜为人知。该店又邀请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和新闻记者来店，目击烹调，亲口品尝，请客饱餐一顿。当时《小春秋报》以此作为一项新闻报道，为之吹嘘，不数日将其所购之600对蛤蚧销售一空，获利倍增。同时全鹿丸、龟鹿驴胶、虎骨药酒等冬令补剂，因之而走销亦旺。

第四，免费服务，扩大影响。在旧中国吸食鸦片烟者多，往往有因生活所迫，有的因经商破产或其他种种原因逼上绝路，以吞食鸦片自杀。湖南商药局为急人之所急，派店员李智长向医院学会了解治鸦片烟毒技术。遇有鸦片中毒者，不论白天黑夜，随喊随到，紧急抢救，不取分文。得救者颇不乏人，深得群众好评。商药局于暑天赠送凉茶暑药，夏秋之交，赠送时疫药末。此外，还在店堂设置候药室，在室内备有坐椅、茶水及书报刊物、象棋等，供候药顾客消遣。鹿茸是贵重药品，为取信和方便顾客，免费为顾客当面酥制，水酥、火酥听客所需，深为顾客称许。凡此种种，为推销商品，扩大业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根据经营特点制定店规,以规治店

湖南商药局根据其当时经营特点，制定店规，以规治店，不因人而异。

1.对职工明确规定工作范围，但又须分别主次，密切协作，照规办事，经理只按章考核。特别强调“四不准”：不准赌博，不准盗窃，不准打架扯皮，不准与顾客发生争吵。违者轻则批评，重则辞退。规定职工必须衣着整洁，礼貌待人。湖南商药局对职工发有店服，店服之上编有号码；对于切药制剂者，除发衣帽外，并有防护措施，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别开生面。

2.职工福利待遇，较优于一般同业。店员工资以银元计，最少每月15元（抗战期间最低为6元）；最高每月60元，年终加发工资1个月。每年假期规定为48天，凡未休假或休假不足48天者，一律按天补发工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晚上关店之后）为店加班做丸药，原只供应面食，后为进一步调动职工积极性，改为农历中秋节后发计件工资，劳资两利。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机窜扰，长沙空袭频繁，市民多往郊外躲避警报，早出晚归。郭厚坤为适应这一特殊情况，将营业活动改在晚间进行，白天关门。职工外出躲避警报，工资照付。晚上营业，再按月工资补助50％。这样，既方便了群众，又使业务不受空袭影响，职工更安心工作，生意兴旺，一如平时。

3.关心职工生活。职工生活确有困难的，可以预支一个月的工资，能还则还，如确无力偿还，则由经理一笔圈销。家住市区的职工家属，多安排在店做些加工杂活，如破麦冬、天冬，捶瓜篓子、使君子，做装药布袋、香牌绦子、刮龟板等，按件给酬，以弥补职工家用之不足。

4.职工疾病医疗，均有一定规定。职工患病如服用一般药物，由店方供给，贵重药物，则按进价收费。病假工资，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如有的扣发，有的酌发，有的照发。对死者家属发给安家费，如苏海珊因脑溢血骤然去世，乃发给其遗属安家费用。湖南商药局对职工管理虽严，但福利待遇从优，故劳资关系颇为融洽，职工乐于为企业效力。

四、重视人的作用,用人唯能

郭厚坤认为企业的兴衰起关键性作用的是人，故其对人的培养和合理任用，摆在治店的重要位置上。他对学徒和店员的业务学习给予时间，要求能懂得各种药材的基本性能和熟悉“汤头”歌诀，在柜台上能问病卖药。郭厚坤亲自测验考核，学有专长的业务能手不惜重酬聘请，委以专责。如章鼎臣、傅连舫、萧介恩、朱克明等，均为当时中药业中业务和技术过得硬的能手，他们分工负责刀、扎、柜及会计、出纳、检验工作，郭倚之为左右手，称之为湖南商药局的四根台柱。郭厚坤本着“先生（店员）要老，学徒要小”的原则，对职工不轻易辞退或调动工作（除非是严重违犯店规才辞退），是以在店50多人中均是老人，各有业务专长，对企业尽心尽力。

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湖南商药局亦罹此劫，损失达30余万银元。火后，收束了各分支商店，集中资金，继续经营。到1944年，长沙沦陷，再遭损失。光复后，谋求股东增资以图恢复，未果。郭厚坤利用其在药业中的信誉，向社会吸收存款及取得银行贷款，得以迅速复业，不两三年又复旧观，生意日见起色。但后因股东意见纷歧，郭愤而将自己经手债务了清后，转入济南药室。从此商药局资金枯竭，周转不灵，由店员马立德等减薪撑持。20世纪50年代后情况好转，1956年公私合营， 1965年转为国营。2001年成为“三九”药业的一家连锁商店，仍挂“湖南商药局”的招牌。

撰文：欧阳晓东 陈先枢 

来源：2010年12月《湖南老商号》

编辑：周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