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学堂故址

时务学堂故址

在长沙市开福区三贵街二十九号院内一片爬满青藤的高墙上，有“天倪堂”三个大字，下面为一座红漆柱子门亭，黑漆大门内庭院深深。右边的墙坊上嵌着四块石碑，其中第一块碑上赫然刻着梁启超所书“时务学堂故址”。

1897至1898年间，湖南时务学堂就在这里办学。它原是清代乾嘉间大臣刘权之的宅第。刘权之官至左副都御史。庭院占地宽阔，规模宏大，“前有如意（街），后有连升（街），左有三贵（街），右有福星（街）”，宅院由三个四合院组成三进院落，内有花园一个。刘宅于1938年“文夕”大火中被毁。1946年原湖南省文史馆名誉馆长陈云章购得此处地皮，建了一座公馆，“天倪”即民国著名学者、陈云章父亲的名字，“天倪堂”即陈氏家族祭祖的场所。陈宅至今犹存，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时务学堂虽然办了不到一年时间，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却颇有影响，它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被日本战败，民族危机空前严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先觉的知识分子，力主变法图强，掀起了一场维新运动。他们在各地组织学会，发行报刊，宣传维新主张；兴办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时务学堂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所。由于时任巡抚的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都具有进步思想，湖南一时成了响应维新变法最为有力的地方。熊希龄、谭嗣同、蒋德钧等人发起创办学校，立刻得到他们的赞助，时务学堂遂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长沙开办，特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熊希龄为提调（校长），唐才常、杨毓麟等先后任教习。

时务学堂在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和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与旧式学宫、学院有显著区别，要求学生“通古今、达中外”，兼习中西之学。教学内容既有经史、诸子等传统文化，又有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与自然科学。学生按日作札记，由教习批改，是学堂一种最重要的教学方式。梁启超尤为重视写批语，他除每天授课四小时之外，精力和时间几乎全花在批阅学生的课卷上，常彻夜不眠，以至病倒。他的评语中有许多闪耀思想光芒的文字。

时务学堂先后进行了五次招生考试，录取学生二百六十四人。其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人才，如蔡锷、范源濂、杨树达、曹典球、李肖聃、梁焕均、石陶钧、邓振声等。

时务学堂成了守旧派的眼中钉，他们拼命攻击、反对。1898年10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失败，时务学堂被迫停办。

1899年，许多时务学堂学生，如林圭、秦力山、蔡锷、范源濂、田邦璇、蔡钟浩、李炳寰、周宏业、唐才质、李渭贤、陈为鐄、朱茂芸等，先后离开湖南，来到日本。其时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了一所高等大同学校，诸同学从学于此，“聚首一堂，研究学问”。课余议论时事，各抒怀抱。

他们中许多人参加了老师唐才常领导发动的自立军起义。自立军起义是时务学堂学生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优秀演出。1899年冬，唐才常在上海成立“正气会”，不久更名“自立会”。次年，他在长江中下游组建自立军，筹划发动武装起义。在此前后，秦力山、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应唐才常之约回国，参加自立会和自立军的活动，并成为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自立军分为七军，唐才常任诸军督办，计划分别在武汉、大通、安庆、新堤、常德五路同时发动起义。唐才常之弟才中、才质均为时务学堂学生，也都参加了自立军起义，才中并为此而壮烈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参加自立军起义的时务学堂学生，有名可考的就有二十余人，其中有七人充当了自立军的领导者或骨干，五人被捕后在武汉英勇就义。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是戊戌维新派和一大批爱国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的最后努力。它的失败，唤醒了广大怀抱改良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开始走上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为目标的革命道路，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反清革命的序幕，成为后来辛亥革命的先声。

时务学堂停办后先后改为求实书院、省城大学堂等，1905年与由岳麓书院改名的湖南高等学堂合并，成为湖南大学的前身。1922年农历八月梁启超应邀前来长沙讲学，重游已改办成泰豫旅馆的时务学堂故址，并题写了至今仍嵌刻于故址墙坊上的那一幅墨宝。

撰文：陈先枢

摄影：乔育平

来源：2018年8月《长沙百景》

编辑：周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