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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院和中国百年复兴

2021-4-14 14:54|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55| 评论: 0|原作者: 申芙蓉 徐志频|来自: 长沙晚报

申芙蓉 徐志频

  在长沙,隔着湘江,一东一西,有两个不起眼的院子。

  然而,正是这两个小院,却汇聚过中国近代一流的人才,播下了辛亥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火种,拉开了中国百年复兴的风云大幕。

如今安宁朴实的小院,在124年前却是热血澎湃的所在。

  河东 三贵街29号

  河东,中山西路,清泉阁包子铺斜对面,红门灰墙,大门顶上有周谷城1988年题写的“天倪庐”门牌。

  这是一处只有一亩见方的小院,东向面街的厢房是灰色的,其他房屋都是砖红色的。正对大门的是“天倪堂”,大门与“天倪堂”之间的北侧是主屋,主屋的后面是文夕大火时幸存的旧宅 “文夕楼”。在小院的正北墙上,有梁启超手书的“时务学堂故址”的石拓片。

  “这是时务学堂的一部分旧址。”小院管理人员刘力女士告诉我们。时务学堂故址曾是一套五进二层宅第,原主人是清朝重臣刘权之,光绪年间转手为益阳人周桂午(历史学家周谷城的族祖父)所有。时务学堂停办后,校址原主人将宅第租给湘潭人言某,办起了“泰豫旅馆”, “文夕大火”中基本被毁。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毕业于湖南大学的爱国人士陈云章先生,为了能让人们有个地方追忆时务学堂,便买下了这一部分旧址——当时的三贵街17号(即今29号)。这个小院后来便成了陈云章的私宅,因其父亲字“天倪”,而改为“天倪庐”。至今,陈云章先生的儿子还居住在这里,东向的灰色厢房已被他们自费改造成“时务学堂展览馆”,供人参观。

  如果不是专程来访,这个小院会与我们擦肩而过。但是立在小院中,在盛春绽放的泡桐花下,历史的场景呼啸而来。

  时务学堂 办学不到一年,却足以影响整个中国近代史

  1897年11月14日 ,梁启超、李维格等人顶着凛冽西风,在湖湘官员、士绅的夹道欢迎中抵达长沙城。

  他们的到来,与其说标志着时务学堂开学在即,不如说一场关于革故鼎新的教育及思想革命即将开启。

  让我们再将历史往前推三年,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湘军末代统帅刘坤一在牛庄惨败,湖南人从“湘军神话”中猛然惊醒过来。

  于是,一场起于湘而波动于京的维新运动开始了。

  先是1895年8月,谭嗣同、唐才常在湖南浏阳创立算学社,改革书院教育,开湖南维新先河。

  接着1895年9月,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上任,他认为湖南是湘军故乡,士子“果敢负气”,如果发动起来,为全国树立榜样,可以“营一隅为天下倡”。 1896年冬,熊希龄、蒋德钧等湖南士绅会商设立宝善成制造公司,提出在公司内设一所工艺学堂。这一提议得到湘抚陈宝箴的赞同,并亲自命名为时务学堂。

  本着培养一批新锐、果敢的青年精英来挽救衰颓大清的初衷,陈宝箴起用熊希龄担任时务学堂首任校长。办学方向十分明确:学校宗旨为“报国、御侮、创新”;培养人才的目标是“学通中外,体用兼赅”。

  1897年1月,学校获批成立。9月17日,陈宝箴在《湘学新报》上发出《时务学堂招考示》启动招生。9月24日,时务学堂举行第一期入学考试。11月,作为总教习兼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与英文总教习李维格,率领韩文举、叶觉迈、王史等众教习来到长沙。维新先驱谭嗣同、革命志士唐才常也参与进来,在学堂担任教习。

  11月29日时务学堂开学,它是中国最早的公立现代大学,比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还要早近一年。

  时年24岁的梁启超起草的《湖南时务学堂公启》,通过报纸向社会公布,点明了开办时务学堂的意义:“吾湘变,则吾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其以视今日之日本宁有让焉!”这个公启,在湖南人乃至整个中国的民众心中种下了变法图新的种子。

  于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学堂呈现在世人面前。

  因致力于培养能荡涤旧习、刷新时代气象的大格局之才,时务学堂严把生源入口关,首批招生条件十分严苛:限14岁至20岁,从4000名报考者中录取40人,7个月后,又淘汰到27人。据湖南大学官网资料统计,湖南时务学堂先后进行过五次招生考试,合计初选各类学生264人次,正式录取中文内课生81人、中文外课生24人、其他各类学生共计25人。

  1898年下半年,因戊戌政变牵累,时务学堂停办。

  从开学到停办,时务学堂办学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湖南一跃成为中国维新运动的前沿,成为“最富有朝气的一省”。

  时务学堂汇聚了中国一大批维新精英分子,有皮锡瑞、欧阳中鹄、朱昌琳等热心地方事务的士绅名宿,有巡抚陈宝箴、盐法道黄遵宪、学政江标和徐仁铸等有志官绅,更造就了一批时代骄子。在其后近20年中华民族几次重大的前途抉择关口,时务学堂的师生们挺身而出,舍生取义,冲到风尖浪口,去引领、推动时代的发展大潮。中国近代历史中,闪耀着他们的名字:戊戌变法领袖梁启超、谭嗣同;中华民国总理,制定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创立中国红十字会的熊希龄; 领导自立军起义、将中国革命转向武装推翻清政府的唐才常;领导和组织护国运动、推翻了复辟帝制的袁世凯的蔡锷;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先后参与筹办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南开大学,为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的范源濂;曾任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今中南大学前身)监督、湖南大学校长,参与筹办湘雅医院和医学专门学校(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曹典球……

溁湾镇刘家台子这处农家小院,曾经孕育并呵护着新民学会这个激昂的革命团体。均为周蓉 摄

  河西 溁湾镇新民路周家巷

  河西,溁湾镇新民路周家巷(原刘家台子),离湘江近百米的地方,有一麻石牌坊,牌坊的北侧有一处黑瓦白墙的湖南乡村民舍。竹篱与槽门渐次掩映在参天大树和比大树更耸立的高楼之间,槽门上写着“沩痴奇庐”四个大字。

  这里,就是新民学会成立旧址暨蔡和森故居。今天的人们走进周家巷,都能看到巷口牌楼上出自蔡畅的题词:“新民学会建党先声,毛蔡寄庐流芳千古。”

  1917年至1920年,蔡和森为了在长沙求学,将全家从双峰迁往长沙,他的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姐姐蔡庆熙和外甥女刘昂一起租住于此。旧址原为一宁乡籍人的守墓房,这里四周都是坟墓,当时地处荒凉,房租十分便宜。原址于1938年毁于文夕大火。

  湖南省人民政府于1983年将新民学会旧址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后拨款将旧址按原貌修复,同时保存了当年的坟墓。1985年邓小平、陈云同志分别为新民学会题词“蔡和森故居”“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址”;2005年,长沙市人民政府再次投入资金,全面维修了新民学会纪念馆,扩建了陈列室,更新了陈列展览。

  如今这个小院静静地隐在江畔,只有人们进入其中,一点点阅览其中的文物及文字,才会在这份安宁中,感受到“于无声处听惊雷”般的震撼,生发一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

  新民学会 一群青年的梦想,“改造中国与世界”而为“建党先声”

  1918年4月14日,103年前的今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书农、邹鼎丞、萧子暲、罗章龙、张昆弟、陈赞周、周晓三、叶兆祯、何叔衡、邹蕴真、陈昌等湖南第一师范学生为主的10多位热血青年,也是在这样的春日烟雨中,聚集到了这个院子,成立了一个青春的组织—— “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取“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之义,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学会成立时规定,会员必须遵守“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五条纪律,会员入会须满足“勤奋、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个条件,会员必须具备“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三大作风。

  同年八月,会员增至二十余人。到1920年,新民学会总人数有70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政治团体。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这个充满梦想与火热激情的团体,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理论上,蔡和森第一个提出了“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并且要求按照列宁建党的组织原则、方法和步骤建立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也旗帜鲜明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在实践上,办成了五件大事:一是成功组织、发起了长沙的“五四”运动;二是1919年11月至次年6月,毛泽东率团进京请愿,成功地驱逐军阀张敬尧;三是1920年9月至12月,新民学会会员在湖南首倡“湘省自治”运动实践;四是组织湖南青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对中国日后的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是创办《湘江评论》和文化书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进程。

  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泽东、何叔衡等人邀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开新年大会,会议连续开了三天,最终将新民学会的宗旨明确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

  于是,一个以修身为初衷的青年团体,终于成长为力图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团体。而“改造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这一梦想,已经成为火种,从那个小院点燃,星星点点地蔓延开去……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全国党员总数58名,湖南党员近20名,占三分之一,而其中大多数为新民学会会员。新民学会会员中有近30人先后加入共产党,“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就有十几位,包括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罗章龙、易礼容、蔡畅、谢觉哉等。新民学会后期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还输送了一批青年到苏俄去学习,这其中就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他们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民学会不仅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更系统地提出了建党理论及中国共产党名称,并创办《湘江评论》《通俗报》《湘潮》周刊等进步刊物。不少进步青年就是在《湘江评论》的直接影响下开始觉悟的。新民学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重学习、重宣传、重交流、重作风建设的特质,更是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日后组织建设的灵魂所在,被誉为“建党先声”。

  从时务学堂到新民学会

  1897年,以维新图强“营一隅为天下倡”为目的成立的时务学堂, 1918年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成立的新民学会,一个由上而下,牵动着从开明官员、进步士绅到青年学子各个阶层,是一个办学实体;一个由下而上,由一群来自最底层的青年学生自发成立的政治团体。从表面上看,时间跨度20年,不仅隔了一代人,更是似乎没有多大交集。然而,当我们剥开时光的纤尘,便会发现,从时务学堂到新民学会,其精神、其情怀、其作风多有一脉相承。

  时务学堂虽只存在一年,却全面变革了湖南乃至中国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格局,构造了中国现代大学的雏形,其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教学内容不再严格框定在延续了1300多年的儒学义理、经史子集范围,大量融入西学东渐之际的科学、技术,并将英文纳入教学课程。

  其二,培养学生的目的,不再延续科举取士的传统,学子出路不在入仕做官,而纯粹为了增加技术专业知识,获得安身立命的技能,引领中国开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风气。

  其三,教学的形式,既不再因袭私塾教育师生点对点传授,也不采用传统书院教育由一位老师在台上讲经,台下数百名学生倾听的大而全的讲座形式,而采用现代“分班制”,根据学员兴趣、特长,分成小班,因材施教,并实行了记分考核制。

  其四,师生的关系,不再是严格的上下等级,授与受、买与卖的对立和平行关系,而是互相探讨、共同进步的紧密交流关系。时务学堂设有公开的演讲机关——“南学会”,出版日报《湘报》和学术杂志《湘学报》,师生都可在此演讲讨论,发表个人观点。因此,梁启超在1922年回忆时说:“回想我在湖南时的时务学堂,以形式与知识而论,远不如现在的学校。但师弟同学问精神结合联成一气,可以养成领袖人才,却比现在的学校强多了。”

  时务学堂停办后,1899年2月,改名求实书院;1902年3月,求实书院改制为省城大学堂;1903年2月,省城大学堂正名为湖南高等学堂;1903年11月,并入岳麓书院,组建成新的湖南高等学堂;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改名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改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湖南工专、法专、商专合并,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时务学堂的办学模式、教学方法因此沿袭下来,并全面影响着湖南此后成立的各类新式大学和中学中专,包括创办于1161年的长沙城南书院、1903年始立为湖南师范馆、后更名为的“湖南第一师范”的这所培养了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李维汉、任弼时、张国基等一批国家栋梁,涌现了段德昌、刘畴西、袁国平、郭亮、罗学瓒、方维夏等280余名革命烈士的伟大学校。

  时务学堂对一师的影响,不仅是教育方式与格局,更重要的是师承。

  湖南师范馆的第一任校长即馆长,为王学谦,其人也是时务学堂最初的创办者之一,虽不赞同梁启超他们的过激主张,但亦是湖南维新图强的重要人物之一。1903年12月湖南师范馆更名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其监督刘棣蔚,与时务学堂校长熊希龄相交甚深,曾于1917年9月在熊创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担任基金监经理。刘棣蔚的继任戴展诚,其哥哥戴德诚,曾主办《湘报》馆,是南学会坐办。其后,对一师有重大影响的校长谭延闿,他与时务学堂支持者陈三立、教习谭嗣同并称当时“湖湘三公子”,与时务学堂有着密切的交往。而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曾在时务学堂的南学会多次听讲,会刊中存有杨昌济的提问及回答。与杨昌济同在一师任教的杨树达,更是时务学堂的佼佼者。这些与时务学堂关联密切的教育者先后管理和任教一师,培育了一师这块革命的土壤,才有了新民学会的主创者,能够在这里学习成长并生发出别样的人生梦想。

  时务学堂的精神通过文字,穿越岁月成为新民学会的力量。时务学堂的英才,更是用自己的行动,成为新民学会的榜样。

  作为新民学会发起人,毛泽东第一次系统读到梁启超作品,在16岁那年。其时,他还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毛泽东自述:“我正在读我表兄送给我的两本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 1913年至1918年,毛泽东就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5年间他不间断地阅读梁启超主编的报刊,奉梁为“文章楷模”。甚至有学者称,新民学会一名,可能是毛泽东受到梁启超《新民丛报》的启发而取的。

  1922年梁启超在回忆时务学堂时提到:“有一个发狂的举动,就是想运动湖南独立……旅顺、大连、台湾都被洋人强夺去了,北京不守,清帝蒙尘,湖南须独立建都,作为留种之地。”

  1920年9月至12月,新民学会会员在湖南首倡“湘省自治”运动实践,则正是把这一“发狂”想法落到了实处。

  时务学堂兴办南学会用以探讨演讲,创办《湘报》《湘学报》用以宣传及推广思想交流及办学成果。这样的组织及宣传方式,在新民学会之中得以发扬光大,《湘江评论》犀利的文风、明确的观点,与《湘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抛开这些有据可查的点点滴滴,在时隔20年之间,长沙一东一西两个小院所承载的历史大任、所激发的热血情怀,有一根看不见的主线串联着,那就是在湖南人的内在,有一种精神,那就是“义与勇”。

  义为大义,从“营一隅为天下倡”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里一脉相承的心系国之危难,心想国之昌盛,这是热血的源头,是激情的基点,是梦想的发端。勇为大勇,是舍身取大义,从谭嗣同的慷慨就义到上百万湖南民众前赴后继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数十万革命志士流血牺牲,有名有姓的现被政府追认为烈士的就有15万人之多,都因为他们有着向死而生的大无畏的精神。

  在四月的微雨中,我行走在这两个小院中,内心百感交集。

  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

  我们长沙人,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叹作为“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居民而自豪的时候,应当到这些小院里走走,就会明白,曾经有这样一群湖南人,他们的梦想就是全中国人过上幸福生活,并且浴血以求,从而推动了百年间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才有了如今中国人的安稳与幸福,这才是湖南人最值得骄傲的所在。

  当外地的人们,被文和友、茶颜悦色所吸引,流连于湘江两岸时,希望他们也能在这些小院停留片刻,这样,他们就会明白,长沙的魅力所在,不仅仅是那些有形的物质的东西,更是在这些小院中曾经激荡着的情怀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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