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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平静的长沙潘家坪

2019-12-22 16:34| 发布者: admin| 查看: 32| 评论: 0|来自: 潇湘晨报

    进城的解放军住过我潘家坪的家

    70年前,五岁的我,在长沙外公家中,过了一个无人管束、几近放养的夏天。政权更迭的前夕,长沙这个“台风眼”中,外表十分平静,大人的焦虑和期盼,我浑然无知。我母亲正在哺育一岁的大妹妹,也顾不上管我。我每天都在长沙北门外的潘家坪游荡,有时连呷饭都要人喊,不大“落屋”。   文/崔述伟

    8月初的一天早上,我醒来后一个“炼滚”梭下床,走出堂屋前,忽然看见一个“粮子”(旧时称士兵)挑着一担热腾腾的饭菜,放在堂屋前坪中。他拿着勺子,正准备往地上的大盆盛菜时,扭头看见我,便笑眯眯地招呼道:“小鬼,想吃么?我给你打一碗。”说着,便去解皮带上拴的小布袋,从袋里拿出一个洋瓷碗来。我虽然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叫我,但我知道他是好意,而且觉得他讲的北方话很亲切,易懂,便笑着摇头,问道:“你住在我屋里吗?怎么有这么多菜?”他一边盛菜,一边回答:“我们是昨夜来的,在你家借住一晚。没吵醒你吧?”还用空勺子指了指堂屋两侧。我回头一看,两排整整齐齐的背包,放在墙根的台阶上,足有几十个。外公闻声从堂屋内出来,见我站在菜桶前,连忙说:“咯大个伢子了,还欠呷?也不怕丑!人家解放军同志要开饭了,莫尽哒问,耽误事。”“老板,没事的,孩子嘛,好新鲜,没误事。”又问道:“你吃过粉条炖白菜吗?挺香的,里面还有猪肉咧!”我明确回答说:“我不吃。”又补充一句:“谢谢!”不知不觉间,也学着讲起北方话了。

    一队解放军,从新河方向,向我家走来。他们的帽子上,是五角红星,还写着“八一”二字,个个都很威武,有的人路过时,还向我笑着,也叫着“小鬼”。多年后,我从书中看到这支南下的大军,入乡(湘)随俗,到了湖南,不叫“老乡”,而是叫“老板”,以示尊重。这支部队中,我与其伙夫最熟。

    那天,我直到晚饭前才听说,解放军入城啦。入城式还很热闹,可惜我家离小吴门太远。那一天,潘家坪的黎明静悄悄。

1946年秋,我与母亲。组图/崔述伟

    我这个潘家坪乡里伢子去银宫看电影

    长沙和平解放后,美国电影照样在放映。外公带我进城,在中山路的国货陈列馆旁边的“银宫”电影院看电影。影院的经理苏仲达先生是大舅的朋友,对我祖孙俩很客气,以茶点和汽水款待,并亲自带我们上楼,坐在最中间的雅座上。那时的雅座,类似包厢,但未完全隔开。

    我俯身看观众入场,其中竟有一位穿着大布短衫,扎着一盘头帕子的农夫。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声音很大,吓得那人不知所措,抬头四顾,寻找声音的来源。我推着外公,让他看“乡里人进哒城”。外公却制止了我的亢奋。那天放的电影是美军在太平洋“夺岛”的纪录片,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美军的长筒管状重机关枪,和火焰喷射器的威力,以及日军的残兵败将投降的狼狈状。

    那年,我学会了一首长沙方言民歌《乡里妹子进城来》,每次唱时,就想起“银宫”那农民观众。

    其实,我也是个乡里伢子。潘家坪房屋稀疏,植被繁茂,战时每当响起“空袭警报”时,大家就随便往附近树丛中躲躲。外公外婆,顶多在饭桌上盖上棉絮,就在院内避避。

    新中国成立后为兴建长沙市一粮食仓库,政府征购了潘家坪一带的土地。外公家的小院也在其列。我们从北门进城,我才成了城里伢子。

    福寿桥,当年是粤汉铁路从长沙北(货运)站通往新河地区的一段支线铁路的旱桥,桥上有铁路(轨),后拆除,桥北与潘家坪相连。也是当年从潘家坪、新河及开福寺进北门城门口的必由之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改为幸福桥。

    很多年,长沙市、县地界犬牙交错,不少县直机关、县“地方国营”企业都在市内,如长沙县印刷厂就在北正街。几十年后,长沙县治(县政府)才从福寿桥(幸福桥)一带迁至星沙镇。

1955年春,三舅刘式焜(着军装者)回湘探亲。前排中是我外公,我在前排右一。

    我的长辈中有五位是解放军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潘家坪我家小院门前,还挂上了“光荣军属”木牌。牌子很简朴,但“含金量”不菲。我外公的子(媳)女(婿)中,有五位解放军:三舅夫妇在(日后的)浙江省军区文工团;四舅从师范学院毕业,参军去了(日后的)“哈军工”;四姨从高级护校毕业,也参军进了部队,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陆军医院(163医院前身)。当时医院驻在第一师范内,直到1953年后才搬往北郊黑石渡外洪山庙。

    而自1947年至1948年间,“去向不明”的父亲,也穿着解放军军装骑马回岳父家来了。那年,父亲26岁,已是卫生大队长,正营级干部。有一天早晨,我醒来后,从蚊帐中出来,忽然看见椅背上有一套军装,和一圈(带子弹)皮带上的小手枪,正想去摸时,听到父亲的声音:“莫乱动!”

    从长沙会战时逃难开始,多年失业在家的外公却在1949年底被当地推举为潘家坪小学校长,不仅因为是军属,还因他是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的高材生。我就是翌年在“潘小”发蒙的。我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叫石宣英,还有一位赵老师,都是善良的中年女子。但离开潘家坪“进城”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石老师,听说她上世纪70年代还在铁佛东街小学。

    上世纪80年代初,上述五位解放军,再加上建国前,我的二舅夫妇,两位由长沙到香港再到北京,成为新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夫妇,外公家后人中,共有七位离休干部,外公对后辈还是满意的。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现在的好生活让我没齿难忘。而我这个普通长沙老倌对70年前长沙城北潘家坪生活的点滴回忆,亦如一股小小的暖流,让我充满幸福、感怀、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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