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会着谢冰莹 德 滋 去年双十节的下午一点钟,我抱着满腔热望去会谢先生。 到了她的寓所,刚好一个女工出来,我便要求她引进,她招呼我进了谢先生的作业室,便出去了。 大约等了两三分钟,谢先生进来了。 谢先生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看壁上挂着的她那张写作时拍的像,直到她说了“密司特邓吧?”我才猛然地站起来,恭敬地叫了声“谢先生”。 谈了些关于学校和参观华中运动会开幕的情形之后,谢先生便找出我上次送来的文章本子。 她温和地说:“思想很好,只是修辞和结构上有几点要说说。” 于是她翻开桌上的日历,找着简单的记载,便很热心地把怎样修辞才使文章里面有美,怎样使短篇小说避免冗长的毛病,详细地说了。 我一句一句地听着,记着,就像小时候听姐姐讲故事一样,我的心充满了感激和愉快。 因为这些话,都是我迫切地需要的,所以听来特别高兴,我敢说无论上什么课,我没有这样痛快地听过讲。 她把文章本子放在桌上,谢先生又开始叙述她读书和写作的经验了。 她说:“我看小说不像别人一般只注意里面的情节,我喜欢分析他的思想和结构,研究他的修辞,即使看了一部不好的作品,我也不埋怨冤枉花了时间,因为从别人写作的失败中,正好给自己许多好教育。” 我很惭愧,我现在正患着这个毛病,我痛恨我不欢喜的文章,长沙报纸的副刊就时常在我手中这样牺牲,这根本不是读书的态度,我以后无论如何要改变才行,我心中这么追悔着。 过后,谢先生问我读过苏联文学顾问会著的那本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没有,她说:“那上面有句这样的话,只写你所深知的。这是很对的,生活在资产阶级的人,绝对写不出有价值的描写劳苦大众痛苦的作品来,要想写出真实的有血有力的描写劳苦大众痛苦的作品来,就要钻进他们的队伍中去生活,至少你也得认识他们,和他们有短时期的相处,深深地了解他们的痛苦,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只有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出来的经验,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艺作品。” 谢先生讲这些话的时候,就好像对群众演说一般地热烈,兴奋。 正在这个时候,有两位女同学来了,谢先生招呼她们,我正想取报纸来看,谢先生把她最近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一个韩国姑娘》给我看,那是每日从晨报上剪下来的小张,还没登完,我不愿这样马马虎虎的谈,所以很想借回来仔细去领会,她说登完之后再看吧。 我故意很注意地看报纸,其实我却在留心她们的谈话。 “我的鼻子昨天出了一大碗血,这几天都不大起床,”这是谢先生对那女客说的。 “也许我因为病,可以避免许多朋友索稿的纠纷”,在她这句话里面,包含着多大的痛苦呵! 最后我要求谢先生介绍我几本书看,于是她在一张信笺上简单地写了这些书:母亲、屠场、石炭王、西线无战事、战争与和平、罪与罚、铁流、溃灭…… 她一面写一面对我说:“这些都是翻译的长篇小说,是需要毅力才能读完的,看完这几本,再开别的,我希望你把她仔细读完之后,自己多搜集些材料来写写长篇小说,我看你写长篇会比短篇来得好些。” 我相信我在这里留一分钟,便会得到许多的益处,可是我不忍让谢先生在病中过分地兴奋,虽然她并没有厌烦,所以我毅然地辞别走了。 一日写于岳云一舍 (原载1937年1月19日长沙《力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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