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礼中学

西牌楼雅礼大学大门

雅礼学堂创始人盖葆耐（右）和席比义

雅礼中学老校区位于今开福区湘雅路麻园岭，老校区系今湘雅医学院的一部分。雅礼今侯家塘校区为1953年迁建。20世纪初年，美国雅礼会决定在中国办学传教，首先派出德士敦(Thurston)来华，选定长沙作为他们办学的理想地点。1903年，雅礼会又派席比义(Seabury)来长沙。席比义曾在明德中学教过英语，与长沙教育界人士接触广泛，但他还没来得及创办学校，就在庐山牯岭淹死了。此后，雅礼会又派盖葆赖(Gage)和胡美来长沙。1906年，他们就在长沙创办了美国雅礼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校——雅礼大学，校址初设在西牌楼， 由盖葆赖任校长。“雅礼”取“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之意。

雅礼大学庭院式校园

1906年雅礼大学预科开学典礼师生合影

扎着清朝长辩的雅礼大学堂预科生

1909年雅礼大学预科班全体师生合影

1912年雅礼大学预科首届毕业生（左起）李昶、劳启祥、黄荣光

雅礼大学预科颁发的第一张文凭

1910年，雅礼会又在雅礼大学校内办了雅礼中学。到1916年，中学的在校生大约有100来人。中学的教师实际上就是雅礼大学的教师兼任。这所中学收费很高，大约每学期需银洋100元左右，因此，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或名流后代。学校待遇也比较好。学生都是寄宿，食堂可以自己花钱加菜，衣着方面，冬季穿呢制服，夏季穿自制服，平时都穿皮鞋。1919年，雅礼大学迁址北门外麻园岭，规模越来越大，体制也越来越完整。大革命时期，雅礼大学迁到湖北武汉，结束了在长沙二十来年的历史。1928年“革命风暴”平息后，雅礼协会返回长沙，复办雅礼中学，大学再也没有恢复。

雅礼中学老校门

雅礼中学麻园岭老校园

当时，雅礼协会在中国办学有一个指导思想是“培养中国人自己来教中国人”。因此，雅礼中学的教职员中，有较多的中国人，有些后来还掌握了学校的一些管理权。如创办初期，学校负责总务的是中国人王海轩，他除掌管学校财务外，到后来，连聘请教职员、处分和开除学生他都有权过问。1928年，雅礼会邀请在湖南的美国长老会、遵道会、复初会和英国循道会一起合办雅礼中学，聘请由雅礼大学毕业的劳启祥代理校长。改组后的雅礼中学是一个初高两级中学，定名为湖南私立雅礼中学。该校的经费由5个教会团体分别承担，由5个团体派出代表组成学校董事会，共同管理学校。

雅礼中学教师宿舍

劳启祥

劳启祥（1893—1974）,祖籍浙江绍兴,1917年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留校任数学教师。1924年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理科硕士学位。他学识渊博，热心教育，素富爱国思想。1928年回国，任雅礼中学代校长。他一上任就重用中国人为行政人员，致力于选拔“吸收欧美文明，振兴五千年民族”的志士。1932年他转为校长，制定“公、勤、诚、朴”校训，领导“文理分科”教育改革获得成功，毕业生的升学率大大提高，为学界所瞩目。自1932年至1952年,连任雅礼校长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长沙市第一届人民代表,编著有《混合数学》、《初等代数》、《平面几何》等,为国内各中学广泛采用。

雅礼中学物理实验室

雅礼中学化学实验室

雅礼中学生物实验室

劳启祥上课有绝招,他上数学课，在黑板上画圆，根本不需要什么圆规，只需一支粉笔。上课时，劳老师从口袋里拿出条小手绢，左手按着它，以它为半径，右手拿支粉笔，轻轻转一个圈，一个规规整整的圆就出来了，看得学生目瞪口呆。劳校长平易近人、和颜悦色的形象，生动活泼、诙谐幽默的语言，把枯燥变生动、把复杂变简单的讲解，让很多学生记忆犹新。“上他的课，到大学后学习高等数学，一点都不感到头疼，并能获得优秀成绩。”

劳启祥实行民主管理体制。在雅礼中学，一线老师有充分的教学事务发言权，学校按学科设立了部主任。各部主任在教导主任的领导下，有推荐教师、反映教师教学情况、选用教材等权力。那时学校的英语部改用文幼章编的《英语直接法读本》；科学部采用国外大学数、理、化、生原文教材等措施，都是在校长的鼓励下，由各科部主任提议决定的。在教学上，高三就实行文理分科。高中一、二年级把三年的课程学完，高三时根据各人的爱好和特长，分文史、数理、农医三科，学习大学一年级的高等教材。这一改，1937年的高中毕业学生，全部考入清华、交大等名牌大学，升学率达100％。

应开识

雅礼中学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应开识先生从美国学成回校时，劳启祥为表达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安排学校老师率“童子军”到江边码头迎接。一群身穿笔挺学生制服的少年，带着西洋乐器，站在船舷两边，在老师的指挥下，一时号鼓齐鸣，列队迎接应老师回校。

劳启祥善于培养学生的荣誉感和自尊心。雅礼中学考试时，没有监考，没有校领导的巡考，老师把试卷发下去后，在黑板上写下“Honor System”几个字就走了。考试时间到，由班长收齐卷子交老师。有时，老师连发试卷都不来，由学生班长代劳。学生可以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补考，但不可以因作弊而通过。因此, 雅礼形成了这样的氛围：人人愿做有教养的绅士，而不做因作假而获得一时利益，却失去名誉的没格调的人。

雅礼科学馆与篮球场

1936年雅礼中学游泳池开幕典礼

1947年雅礼中肯足球队合影

雅礼的校歌名《猛犬谣》。猛犬是雅礼精神的象征，劳启祥就是要求学生们用猛犬般的精神和毅力去求索知识。他也很希望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学生们具有顽强的精神。当时，雅礼中学的体育非常好，尤其是足球更是远近闻名，被视为校球。每次学校足球队出去比赛，劳启祥都要亲自带队出征。在1932年的湖南省全省运动会上，雅礼中学的“蓝白队”获得了威镇三湘的冠军。校歌歌词分为三段：

               (一)

    昆仑渤海之间，五千年民族。

    万里长江大河，助文明发育。

    地球旋转无停，惜光阴易逝。

    吸收欧美文明，乃吾侪素志。

               (二)

    美国纽翰芬城，有雅礼大学。

    分校设在中华，育英才为乐。

    长沙自昔名区，爱湘清岳峻。

    多士负笈来游，看儒风丕振。

               (三)

    东方西方圣人，劝为善则一。

    悠久博厚高明，惟至诚无息。

    校中彝训长垂，尚公勤诚朴。

    君子终日乾乾，集大成可卜。

副歌为：

    经天纬地才能，由学问成就。

    及时奋发精神，好担当宇宙。

1936年雅礼友声会合影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长沙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雅礼中学为了做好转移的准备，就派了王光鼎和谭安琪两位老师到沅陵筹办雅礼沅陵分校。王、谭两位到沅陵后不久，便向当地遵道会借到了三栋质量很好的房屋，作为分校，并立即筹划开办。寒假期间先后举办了两次招生考试，两次一共才录取了l0来个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寒假一过，1938年春天分校便如期开学了。   

由于前线国民党军队的节节失利，长沙处境日益紧张。l938 年暑假，学校便作全校迁往沅陵的计划，又派盛群铎老师先行去沅陵搭建木质校舍。到下学期开学时，学校奉命紧急疏散，全校随即全部迁到沅陵。当时日寇的飞机还时常轰炸沅陵，为了防范日军空袭，学校自己修建了防空洞。有空袭警报时，防空洞前仍然书声琅琅，当闻隆隆飞机声，师生们才进入防空洞中。

在当时，雅礼中学不仅非常注重教学工作，而且在学生当中还开展了各项健康有益的活动，如实验竞赛活动，英语演讲比赛，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特别是学校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开展得很活跃，同学们纷纷组织起来，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冰社多次在沅陵街头公演抗日题材的话剧，大大激励了群众和同学们同仇敌忾之心。

迁徙沅陵的雅礼师生队伍

沅陵雅礼中学木质校舍

雅礼教职员工在沅陵时合影

1944年，日寇大举南侵，占领了长沙、衡阳之后，又下桂林、柳州，北折侵犯独山，形成一条弧形曲线，沅陵被困在中间，三面受敌。雅礼中学进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一部分家在沦陷区的学生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生活来源也没有着落。劳启祥校长、应开识主任、盛群铎主任和许多老师四处奔走，向社会呼吁援助。学校又进一步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如可以延期交纳学费，开展半工半读，帮助同学们寻找在后方的亲友，建立联系，请求予以帮助。经过多方努力，学校教学工作照常进行，家在沦陷区的同学得以维持学习，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学校迅即决定复员长沙。日军1941年冬进攻长沙时，驻军雅礼中学的麻园岭校舍，次年元月4日败退时，将校舍全部焚毁，仅存西雅村宿舍区部分。因此，学校复原工作非常困难。当时长沙木材奇缺，盛群铎又转回沅陵，组织将两栋大木屋拆下扎成木排运下，将原教室修复成两层兼作寝室之用，另建两大栋木屋作学生及单身教师生活区。筹备工作草草完成后，学校便于l946年上学期全部迁回长沙。由于学校工作繁重，劳启祥校长忙于对外接洽，去南京、上海及美国筹募重建雅礼经费，学校董事会推应开识为副校长兼教导主任，总理全校工作。1946年11月16日是雅礼建校40周年纪念日，学校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雅礼创始人之一胡美博士代表雅礼协会来长沙祝贺。1947年上学期，雅礼中学还为纪念劳启祥校长在雅礼工作30周年，举行了有数百人参加的盛大庆祝会，并赠给他一个金质奖章。

1951年学校改名为解放中学，劳启祥继任校长。1952年下学期由长沙市政府接收，改为长沙市第五中学。1953年老校区让给湖南医学院（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在侯家塘枫树山新建校舍。80年代后恢复雅礼中学校名。

雅礼学生中也涌现了不少名人。柳直荀烈士曾是雅礼大学本科学生。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化学家曾昭抡、邹承鲁、程镕时、黄子卿，生物学家盛彤笙、李星学，物理学家萧健、陈能宽等均出自民国时期的雅礼。

附

忆雅礼中学

（美）高德华著  于鹏远译

“雅礼中学”大约是三十年前建立的，将初中部和高中部合在一起(即13岁到15岁及16岁到18岁)，共有450名男生。中学拥有良好的师资力量与管理，致力于为大学输送优秀学生。雅礼中学已经成为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校园大约二十英亩，位于长沙的北边，离湘江半英里之隔，离火车站约1英里。校园内有数幢不同的建筑，有传达室、实验室、宿舍区、食堂和一排矮的教室、一幢作为集合场地的小教堂以及八栋教学员工和行政人员的居民楼。

［美］高德华《执教在战时中国》封面

学校建筑一律为红砖，一层或两层楼，房檐角皆为冲天尖角的飞檐，看起来建筑更像西式而非中式，但又不是陌生得完全让人感觉情意不通。居民区的概念、形状和它们所带的草坪、花坛，以及足球场的绿荫同样透露出外国风味。

中学还有一个不寻常的围墙大院，这个院子部分是石头，部分是木头。日本人占领长沙后，它的存在变得与众不同，之后还被加固。这是1937年秋天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件。传达室住着门房及其家人，室内设备简陋。传达室面对着“雅礼马路”。这是一条没有铺砌的路，路上稀疏地往来着行人与独轮推车，基本没有汽车。马路对面就是湘雅医院。湘雅医院内有医学院和护士学校，宿舍区和员工居民区。

雅礼中学建筑

教室和宿舍的建筑结实而实用，窗子是传统的美式，有几个排风扇的口子。同时还有冷自来水，如果有需要，还会有倒在桶中的热水，但没有暖气与冲水马桶。数量并不太多的勤务人员让各类设施有条不紊地运行。

总之，建筑的规划设计在我看来实用且不华丽。我觉得它恰到好处。它正好表明我校不是传统的学校，它为华中地区服务，但又不完全从属于该地区。它培养富家子弟——也有不少来自寒微之门——敢于提出非中国式的教育问题，同时提供一套部分西化的答案。由于我的大学预备学校颇有盛名，我立刻能感到雅礼学校在培养能人出仕方面的强烈责任感。虽然我的初中母校拥有比雅礼数百倍甚至数千倍的资源（似乎无法相提并论），但它们的相同之处清晰可见。

雅礼中学拥有20名或更多的教员，皆为已婚男士。他们都经历了大学的系统训练，对中国文学及经典烂熟于心，对于东亚、西方历史、数学、科学、艺术、行政及体育也颇有了解。惟一的外语科目英语，是由六名美国老师担任教学的。他们组成了一支棒球队，这支队伍可以在一场比赛前半段轻松领先中国教师组成的队伍，为保持颜面比赛后半段，等中国教师都到后，又迅雷不及掩耳地输给中国学生组成的队伍。

雅礼外籍教师

雅礼地理教师王光鼎

雅礼数学教师

大多数中国教员在宗教上都是兼容并包的。有一些是活跃的基督教徒，其中一位是热情的福音派教徒，他相信我们每天都需要一小时来转变别人的宗教信仰。他们中间不乏聪明之士，多为四十岁刚出头，大多数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积极地投身于中国教育的西化改革上。这些西化教育为他们当时的学生进入现代大学的系统培训奠定了基础。

师资队伍人数稳定，每年又有微调。这是一支兴趣相似、氛围融洽的团队。教师员工的会议是自由讨论，有西瓜子和茶。出于对我们的礼貌，会议用英语交流。

从美国人的标准看来，他们都体型苗条、身材矮小，仿佛并非如运动员般身强力壮，对运动也不热衷。但他们是一个外表正派的群体，健康向上，表面看上去非常平静，可能是因为缺乏想象力。虽然有些是穿着传统长衫的士族阶层，但是大多数都穿西服。虽然冬天长衫温暖舒适、效果甚佳，但过于限制这些活跃人士的行动。从很大程度上说，他们的服装代表着他们意识形态的抉择与选择。他们轻视修长的指甲及传统学者敝帚自珍的美学观念。他们为极端主义和本地一些运动的分裂活动感到焦虑不安；同时，三十年代的尾声(也是最好的十年)他们接受了仍在持续的、有中产阶级改良倾向的南京国民政府。因此，校园内长衫的身影寥寥无几，没有农民打扮的，大多数都是西装革履，衬衫领带，穿西式长裤。没有教员们对美丽的衣服感兴趣，除开那顶在那个时代给人感觉过于西化的菲茨杰拉德式的毡帽之外。在市区内，可以经常看到人们穿着传统黑布鞋配长衫，同时头上顶着顶毡帽。形状不甚美观，让人感到不舒服。

何钦斯，他是长沙雅礼中学和美国纽黑文总部之间联系的桥梁

雅礼体育教师何家声

我们的“长官”劳启祥校长和应开识教务长。前一位在耶鲁大学读了一、两年的研究生。他是一位传统但又坚定、讲究效率的老师。他的研究领域是数学，这是一门中国学者最为普遍关心的科学。劳启祥正是这种普遍关心的代表，因为他既保留着非常传统的外形，同时又完全投身于精密的现代科学。与应教务长相比，他有东方文化的折中之举，看起来不那么西化，对美国与欧洲的事物保持着相对的批判态度。他非常讲究经世致用，对于原创思想或精于此道之人，都不太有好感。他不信任激烈的教育改革，而更相信渐进式的变革，因为这样变革的效果可以立刻得到检验。他颇有威仪和威颜，不如教务长那么热心，也不如他那么训练有素。教务长和蔼可亲，但也有些内向。他是雅礼学校最持久的大惊小怪之人和“谣言制造场”里最为活跃的大嘴巴。

雅礼学校以教育与培训中国学生为主，其中一些学生日后会成为雅礼的教学与行政人员，最后接掌管理学校的大权。应开识教务长便是这个流程中最优异的范例。

应开识出生于矿工家庭，满清政府倒台后被送入了新式的教会学校（雅礼），他父亲希望他掌握英语，同时又不与基督教发生任何牵连。进入雅礼对他产生了终生的影响——良好的中学教育让他获得大学学位——并信仰了基督教——之后便在雅礼教学，又去了纽黑文读研究生，最终成为了雅礼中学的教务长。他的能力受到了不断恶化的战争危机最彻底的考验。后来他成为中国最杰出的教育家之一。

    雅礼中学的男学生由12、13岁到18岁的男孩子组成。他们相对平均地分配到了从初中到高中的六个年级中。他们都是中国人。在表面上和事实上，都是极为同文同种的族群，也就是说没有外来的外国人，没有白俄罗斯人、没有金发碧眼的、也没有红色头发的、没有多种语言混合沿海城市的感觉。我确定，他们肯定一致天生有着中国人对牛奶和奶制品的厌恶。我们发现就连中国的老鼠也不会吃奶酪。

学生们都有一口美观、出色的牙齿，没有虫牙和西方常见的牙齿的问题。这些牙齿的问题似乎是普遍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地区有。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对这个问题权威的解释，将中国人健康的牙齿与他们中国人某些特殊基因挂钩，或者归功于他们偏于素食的饮食习惯，或者是因为食粗米、喝矿泉水，少食糖、不喝饮料的习惯。不论如何，他们有某种东西，或做了某些事情是完全正确，才让牙齿洁白健康。

雅礼的学生

雅礼中学课堂

    学生主要来自长沙的中产家庭，有一些来自富贵人家，学生中也有来自贫苦人家的子弟，他们来自湖南省各地的教会学校，依靠奖学金来此念书。这十年，学校还容纳其他教会——长老会、归正会和英国卫理宗。学生的单一性更体现在了学生的校服和备用的童子军军装上。根据规定，学生可以在校服里头穿任何衣服，但是却不能罩在校服外。学生的统一性还体现在学生极短的板寸头，基本上是光头。这种发型表示对蒋介石将军的忠心，并拥护蒋公艰苦朴素、清教徒式的国家主义领导。蒋介石并不鼓励或要求阿谀奉承，但他是一位冷静的领袖，极有尊严，这引发了学生对他的支持与仰慕。

雅礼中学阅报栏

雅礼自1906年开学后，学生就积极地投身于政治运动与停课活动中。他们要不就是在1910年到1912年上街游行，抗议当时垂死的清朝政府；要不就是为新共和主义而游行；或抗议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亲日的山东条款，要不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为国民党的北伐事业助威，再或者是在我来的第一年，上街游行，反抗日本人的侵略。带着反抗西化、自强自立、反对强权的情感，他们在省内积极响应全国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在校园内也得到了回应，学生们厌恶管理与纪律。一位雅礼学校的草创人员，也很可能是一位古板的纪律维持者盖保耐似乎就在早期与学生发生过很多对峙。之后不久，在1927年，又发生了学生抗议。在1925年，学生间已经有普遍的反洋情绪，1926年学校甚至还经历了短暂的闭校。

我发现学生们不但严肃认真、学习努力，明显擅长学习英语。这是一项给我印象颇深的本领，特别是当你考虑到在语言的雷区，一个普通的英语动词就可以阻挡人们靠近，比如break这个词，就有：break up（分手），break down（分解），break out of（逃出），break off（分离），break away（挣脱），break into（闯入），break through（突破）等等多种用法。对于学生语言技巧的解释之一，是雅礼的学生非常适应多语言的环境。他们不但说着有五个音调的湖南人的普通话和湖南方言，至少还会另一种方言。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历了非常严格的诗歌及儒家经典的背诵训练。我们经常听到某个人在我们房间附近来回走动，吟诵（“咆哮”更为适合）着他们记诵下来的作品。显而易见，他们很容易将此法运用到记诵英语单词或实用的英语句子上，这些记诵的内容又及时地运用到了与我们的对话当中。

他们对于语言的熟练，可以解释为什么学生们擅长戏剧技巧。我可以斗胆说，一个在中国上演、由学生来表演的高质量戏剧，比世界上任何地方上演得都要快，而且更加有条不紊。或许剧情简单，设备简陋、没有灯光，但是表演却富有天赋、老练。

学生们似乎更善于谈天而不是户外活动。他们身材瘦小，长得并不结实，仅仅对运动抱有部分热情。他们似乎总是四处站着，互相开玩笑，并且总是不断地聊天。湖南省以憎恨外国者、做火辣菜的厨子、脾气火爆的政客和朴素的妇女出名，这些人多于本省已经为数不少的强硬的军人。对于朴素的妇女，她们长着小鼻子，明亮的黑眼睛，显著的宽颧骨以及明显扁平的脸庞与侧面。我们学生更多的是华中的扁平脸，没有中国更南边棱角分明的帅气。学生中间没有人有中国北方人经常可见的壮实体格。

雅礼学生的户外活动

我发现他们非常可爱——是一帮孺子可教的群体。他们尚未受到战争的影响，不用被逼着做出在何处生存、是否继续接受教育等不成熟的决定，这些决定都对他们的未来有所影响。

    作为英语教师，约翰和我迅速且谨慎地投身于教学中。一个典型的高中班一般有15名学生，这个人数对于我们的教学刚刚好。因为我们的教学需要学生大量地参与，强调能够机械且熟练地使用语言。口头表达能力需要阅读、写作、语法和单词拼写相加才能等同。我们通常很满意教学效果，明显好于我在耶鲁大学得到的陈旧德语教学。我和我的同学在那里学习了四年的《浮士德》，可是却是哑巴。

我教三个班，职责是每周与每个班各见五次面。我开始以为会使用选择的教学材料，并且在“直接法”的框架下教学——比如：我向中年级和高年级班的学生用英语教英语，用英语解释语法要点，在教室里完全不依靠任何汉语）。

雅礼学生的体育活动

 对于我的1-2班学生来说特别困难。这个班有40个学生，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好的语言班来说人数都太多了，对于一年级的学生特别困难，他们仅跟着一位中国教员学了一学期英文课，他们在课上的一些困惑都是通过教员用中文回答一些主要问题来解决的。而我班级里纯粹的“直接法”则没有这样的优待，虽然第一位理解我的学生常常用清晰的中文向其他人解释着我所说的意思，稀释课堂的困难。这有点像一个交响曲，我是独奏乐器，而学生们是管弦乐器。在克服开始的一些困难之后，大多数学生学会了英语口语，许多学生在五到六年级时就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了。

    按：本文节选自雅礼中学美籍教师高德华的回忆录《执教在战时中国》。高德华·盖利克（Edward  Gulick），美国人，1937年至1939年期间在长沙雅礼中学任英文教师。归国后任美国韦尔斯利（Wellesley）大学远东历史和欧洲外交史的教授。高德华念念不忘在中国长沙的工作与生活，撰写了这部名为《执教在战时中国》的长篇回忆录，1995年由美国麻省大学出版。

（转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长沙百年名校》陈先枢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