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席馆里的特殊顾客——妓女与坤伶

    如果满桌食客全是清一色的男人，那餐饭一定会吃得累，也了无情趣。“有花无酒不精神”，我怀疑这句话讲反了，应该是“有酒无花不精神”。我们的前人一点也不比今天保守，酒席筵中少不得陪酒助兴的异性。民国年间，这些异性通常是妓女与坤伶。

    侑酒，就是助兴，助酒兴，这种习俗从清朝就有了。我怀疑唐宋元明都有，不然，怎么会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诗句呢？

    妓女在民国时期是政策允许存在的“特种行业”，通称之为稼业，政府要向她们征收捐税，从她们身上获取财政资源。1915年9月10日的《大公报》还刊登了吴自若、李经武、张绶怜三人署名的广告《征求花史启事》，他们别出心裁，准备为长沙的妓女编一本书，将那些诗妓、艳妓、情妓、义妓、侠妓、傻妓的趣闻轶事录入其中，既可为妓女们扬名，给人们增加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还可以为自己出点小名。

    媒体对妓女也颇为关注，因为她们身上最容易出“社会新闻”。媒体报道的角度一般都是猎奇猎艳，有的新闻貌似有人在后面策划。如《湖南国民日报》1930年12月14日刊载的《缠头费捐恤孤儿——桂英煞是可人，青楼增色不少》：

    昨有半湘街60号妓女桂英，函送捐款洋10元至湖南孤儿院。其函云：敬启者，日昨英客蔡君在家缠头，除开支外尚余10元，兹特着人送来捐入贵院，以恤孤儿，务乞赐予收条为感。此致孤儿贵院。妓女桂英谨启

    缠头，指嫖客送给妓女的财物。白居易诗“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陆游诗“濯锦江边忆旧游，缠头百万醉青楼”说的都是这个事。让一个妓女用操皮肉生涯得来的10块光洋去抚恤孤儿，这位“大手笔”也许没想到妓女桂英的“可人”，恰恰暴露的是社会的“不可人”!

    在酒席上侑酒的还有一种是只卖唱不卖身的歌女，又称艺妓，她们看不起卖身的妓女，甚至瞧不起专业唱戏的女演员（坤伶），主动呈请警察厅对她们做出标识。1924年12月8日《大公报》刊：

    省垣艺妓多在茶楼酒馆等处演唱，与出局妓女、坤伶不无混杂，着戴本厅许可之营业证牌。证牌制作费五角，由艺妓自理。

    警厅给她们定制的是一种红色的桃花证章（又称鸡心），当这些艺妓们戴着它昂首阔步出入酒家饭店时，以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会有提高，殊不知对她们是一种职业歧视，当时就有人在报纸上作打油诗：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佩兮，别于良家。

    意思再明白不过——她们都不是所谓的良家妇女。这些歌女们想的也忒天真，原以为把证牌一戴，会给自己带来些好处，殊不料自警厅备案以后，还税抽捐逃不脱了，身份没有提上去，捐税倒是提上去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坤伶就是湘剧女演员。1921年，民间湘剧艺人把一些歌妓中的佼佼者组织起来，开办了湘剧福禄坤班，培养了一大批湘剧女演员。这些女演员的艺名中都带一个“福”字，如姜福兰、秦福映、周福姣、李福如、蒋福雷、彭福娥、甘福申、黄福艳等等。坤伶们没有唱“红”之前，到正规戏院里登台演出的机会不是很多，为了生计，很多人到酒家餐馆里去唱“出堂”。

    1929年之前，当局禁止男女演员同台演出。这一年下半年，福禄坤班在寿春园戏院演出《二度梅》，与男演员同台合演，观众虽然很欢迎，但长沙市公安局于1929年12月27日在《湖南国民日报》上追发通告，制止此事。因为有观众的支持，坤班没有理会当局的禁令，一直坚持演了下来。

    坤伶侑酒主要是靠“唱”，一些湘剧票友请客，主家点谁清唱哪一段戏，边饮边唱，推杯换盏，尽兴开怀。管乐丝弦，红男绿女，最能烘托出酒席馆里的热闹和繁荣。除了有形的经济效益，还有无形的广告效用，二者都是酒席馆老板们求之不得的。

    酒席馆老板最欢迎妓女与坤伶，酒席上只要有了她们，气氛就要好得多。做东的人为了在异性面前不绊“式样”，高档菜随便点。妓女与坤伶都会劝酒，嘴巴甜甜的，男人们开怀畅饮，不醉不归。男女搭配，吃饭不累，荤段子痞笑话满桌飞，轻抛媚眼，暗送秋波，摸摸捏捏，搂搂抱抱，长沙话称之为“勒”，有她们在，一餐饭要多“勒”几个小时。注意力都放在她们身上了，菜有时出点小纰漏也就带过去了。久而久之，酒席馆老板们与这些妓女坤伶之间，达成了互相关照生意的默契，形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关系。这些妓女与坤伶往往也成为经常出入酒席馆的特殊顾客。

湘菜老前辈周子云生前向我描述，老板送客出门时，一边对做东的老爷点头哈腰，一个劲说着“您要来，您要多来啊！”手却握着小美女不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