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8岁的高明老师,曾在湖南育幼院做过一段特殊的“妈妈”。 “我们是苦难的儿童，经过无数暴雨狂风。我们生长在洞庭之南，这里有草木青松，人才出众。国家把我们救出了艰苦的岁月，带进了这快乐的大家园。这里比家庭更好，更温暖。我们团结学习，我们战斗进步，我们是国家的新儿童，未来的主人翁，我们战斗进步。我们是国家的新儿童，未来的主人翁，我们努力奋斗，向前冲”。 这是1949年湖南省第三育幼院院歌。当初，长沙有一群孤儿，生活在韭菜园湖南省第三育幼院内，他们唱着这样的歌曲，走进和平解放后的新湖南，走进新中国。 今年我已88岁。1947年7月，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我，年方十八九岁，经人介绍，认识了正在筹划湖南育幼院的梁绮院长。 湖南育幼院，前身为湖南救济分署第一难民服务处附设孤童教养学校。抗战初期，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国共两党商议，于1938年3月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公推宋美龄为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下设24个省保育分会。湖南保育分会就此成立，并相继建成五个保育院。八年抗战结束后，保育分会和所属保育院完成历史使命，奉命撤销。但对年龄尚小无依无靠的孤儿们则转入当地善后救济总署（下设分署）开办的孤童学校和育幼院，解决因战争遗留下来的流落街头的儿童生活、学习问题。 1947年8月15日,我进入新创办的社会部湖南育幼院，以教师身份成为孤儿们的“母亲”。湖南育幼院内的孩子，大多数因抗战家庭遭受苦难，或有父无母，或有母无父，甚至不少孩子父母双亡，他们因此被送进孤童学校或育幼院。 我进入的湖南育幼院不同于普通小学，幼儿们从进院开始，便在院内生活学习，无家可回，以院为家，即使在寒暑假，他们也留在院里。作为他们“母亲”的教师，就如同家长。湖南育幼院也成为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群体，成为一个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大家庭。 我从1947年8月15日进入的湖南育幼院，1949年经省民政厅接管后更名为第三育幼院。到1953年，第三育幼院撤销并入第一育幼院，我才被调走，前后在育幼院工作共计五年多时间，自始至终在这个育幼院做了5年多的特殊“母亲”。 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1948年4月，湖南育幼院院长梁绮请来驻长沙的演剧六队，排练一幕四场童话剧《幸运鱼》，剧中男主角为一班魏锷，女主角由三班夏全义担任，并挑选男女学生各十人组成学生合唱队，由凌恭淑老师教唱，在怡长街联华剧院（后为湖南剧院）公演。上演一星期，场场爆满，轰动全长沙。不久，学生魏锷留在演剧队工作。 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1949年5月至7月，选择和平解放道路的长沙进入最紧张时段。当时接连选派到湖南育幼院的院长先后离职而去，一些进步教师或因身份暴露等原因不得不隐蔽离院。湖南育幼院一时群龙无首，不知所措，除停课外，饮食起居还得照常，但经费无着，不仅教师、工友无工资可发，学生们每日必需的柴米油盐也无钱购进。幸而育幼院内还剩有少数剩余物资，众人节省着开始“吃老本”的生活。学生们编成顺口溜形容那时的生活是“豆芽菜两三根，一片香干子八个人分”。主食就只有霉蚕豆，没有菜就用干辣椒放盐开汤。作为“母亲”的育幼院的老师想着孩子们的前途，心情极度焦虑。所幸全院师生身体无恙，院内财产无一损毁。 就这样，育幼院的师生在8月5日迎来长沙和平解放，当天下午4时，全院师生提前吃完晚餐，列队在小吴门至韭菜园口马路两边，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迎接解放军进城。事有凑巧，最初介绍刚从学校毕业的我进入湖南育幼院的院长梁绮，在8月6日晚6时，代表长沙市“迎解联”主席团将写有“人民救星”的锦旗敬献给中共代表团。 长沙和平解放后，育幼院一批学生先后纷纷参军、就业，各奔前程。也有一些学生在解放后的新长沙升入新学校，此后他们以一技之长贡献社会，不少人成为行业领军人物。1953年3月中旬，已更名的湖南省第三育幼院宣布撤销。我也踏入新的人生岗位，我的那段特殊“母亲”生活也宣告结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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