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临时政府长沙岁月 不用做泡菜救急

　▲麻园岭苏联领事馆，金九遇刺后与家人居住在此。

楠木厅巷6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长沙）活动旧址。

　　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大批抗日志士流亡中国。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今上海黄浦区马当路306弄4号成立，也就是今年9月4日，朴槿惠刚刚访问过的地方。

　　而在长沙，繁华的万达沿江写字楼带的背后，绕过潮宗古街经连升街转进“楠木厅巷”，一栋古香古色的三层公馆悄然矗立，灰白石门内别致的小天井，与周围连升街社区住宅楼对比鲜明。

　　小楼正厅安放了一尊铜像，有中韩两国文字书写的“中韩友谊源源流长”牌匾。

　　1937年，“韩国国父”金九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在这里度过8个月的时光。

　　住在楠木厅，粮油米铺“物价便宜”

　　冒着巨浪险滩，迎着日机炸弹投在江中炸起几米高的水柱，百余名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精英和家眷乘着3艘木船，沿长江转折，于1937年11月24日到达湖南。

　　沿着长沙市中山路走入“三贵街”再绕进“楠木厅巷”，楠木厅6号就是中方安排他们的居住地。

　　“3人为众，和谐为贵，谓之三贵”，临时政府军事委员玄益哲对“三贵街”这个名字感慨万千，他认为“三贵”象征着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韩国国民党，三党统一的预言。

　　这栋三层木质结构建筑，曾是本地富商的宅子。里面的房子小、间数多，加上阁楼、杂屋，以及旁边的房子，一共有18间，格局很像一个中型旅社。解放后，这里曾一度是居民楼，挤了11户人家之多，厨房就在一米左右宽的走廊上，显得拥挤不堪。赵素昂的年逾70的父母、卢伯麟一家、玄益哲一家都住在这里。同时，这里也是以池青天为首的朝鲜革命党驻地。

　　而在长沙停留期间，真正的韩国临时政府活动所在地在距离此地不远的西园北里，金九一家等部分韩国流亡政府要员及家属住在此处。

　　根据舒耀武先生所著《金九之母》记载，上海期间，因为经济拮据，金九的母亲四处搜集菜皮做了几缸泡菜，才渡过燃眉之急。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到长沙，除了战争局势考虑，也因为这里“物价便宜”。

　　那个时候的长沙，物产富饶商业发达。潮宗街附近米号、油铺、药材行、布铺、食杂果品行、纸号、饭店、客栈、蔬菜、肉类、蛋禽、鲜鱼的摊子应有尽有。当年的《中央日报》曾写社论称，“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

　　就连一同而来的船夫也被这富饶的场景吸引，购置了满满三船物美价廉的粮油，才心满意足地返程。

　　在长沙，金九每天都能吃到母亲做的饭菜，两个儿子金仁、金信陪在身边。就像金九在《白凡逸志》中描述的那样：“尤其是长沙物产丰富，物价便宜。我在上海、杭州、南京时，除了特别的情况之外，都使用假名，但在长沙就光明正大地使用金九的名字了。”

　　遇刺后转至麻园岭，苏联红军士兵守门

　　1938年5月7日，震惊中外的“楠木厅血案”发生后，年轻的政府军事委员玄益哲当场身亡，昏迷不醒的金九由长沙警备司令部送往美国基督教会湘雅医学院抢救，由一个警卫班负责保卫。张治中听到消息马上亲自到湘雅医院看望金九等人。他要求医院，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物，费用由省府全部承担。蒋介石得知消息也很不放心，多次发来电报询问情况，并寄来3000元医疗费。

　　遇刺后修养期间，金九在岳麓山脚下小休了几天。《金九之母》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小故事，十分有趣。临走前，麓山寺主持送给金九一瓶雄黄大蒜油。这瓶油用雄黄、蒜泥、曲酒和茶油等制成，为解毒杀菌良药，治恶疮，蛇虫咬伤等症。没过几个月进入夏季，金九的母亲喉咙里长了一点东西，不痛不痒，稍微有点堵的感觉，擦了点这个雄黄大蒜油就治愈了。

　　金九康复后，苏联领事馆提供了一套向阳房子供金九全家居住，安全等方面得到了保证。苏联政府是同情和支持韩国民族自治的。1919年韩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为了加强国际交往，取得苏联政府的支援，临时政府国务总理李东辉派特使前去莫斯科，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并两次拨款220万卢布支持韩国临时政府。

　　苏联领事馆坐落在湘雅路南面麻园岭的一幢三层楼房，用高高的红砖围墙包裹着的，门口常年驻守苏联红军士兵。如今，雅礼南迁，湘雅医学院在原地盖起高楼。在这里，韩国志士依旧坚持革命。40多名韩国青年创作了“国境之夜”、“伤病的朋友”、“前夜”等抗日剧，在野战医院及部队演出，鼓舞士气。

　　打舆论战，韩语广播演讲日本必败

　　为了配合韩国革命团体联合战线，长沙广播电台增设了韩语广播，长沙邮局还专门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设立邮箱。其中，韩语广播是极佳的宣传阵地。《湖南国民日报》记载，“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宣传委员会主任赵素昂，在电台演讲。讲演日本必败，再过六个月必土崩瓦解。”

　　韩日当年的舆论战，在当时报端也可见一斑。

　　《大公报》记载，朝鲜民族革命党驻长沙负责人宋东旭致函警察局驻湘负责，希望“站在同一目标之下，参加抗敌做我后盾”。同时“奉上鄙党刊物五十份，祈转送，广为宣传，尚祈赐予指导，中韩民族联合努力抗敌云云。”临时政府还在《湖南通俗日报》上发表喜报，称“韩国爱国团极为活跃，共杀敌在一百人以上。”

　　而日本方面也做出相应举动，《大公报》记载，“日使馆请禁韩人行动。前月，长沙湘潭等地，有韩志士多人演说。昨日，省署接内务部函转外交部据日本使馆函，对于韩国人潜入中国内地一切行动，请关注核实处理，以敦邦谊云云。省署当准令警务处遵照办理，吁亡国之人真可哀已。”此外，《大公报》多次发布“日领又干涉韩人演讲”的新闻。

　　雅礼追悼会，“同志挽联，不下四百余幅”

　　美国基督教会的雅礼学校就在附近，金九之子金信和临时政府成员的子女就在雅礼就读。金信的志向是报考中国空军官校，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长沙，在柳州，在重庆，我逃到哪里那飞机炸到哪里，真让人恨得咬牙切齿。我记起当年在日寇轰炸下曾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当飞行员，开着飞机去和敌人拼命。”

　　雅礼的大礼堂更是韩国临时政府和旅湘韩国同胞许多重要集会与活动的场所。不少韩国爱国烈士的纪念会、追悼会就在这里举行，如韩国独立运动领袖安岛山、安昌浩、李奉昌等人。《长沙市民日报》均以较大篇幅报道，以安岛山的追悼会为例，“到旅湘韩国男女同志二百多人，中国同志五六十人。四周挂满中韩同志挽联，不下四百余幅。三党代表相继演说，最后由乐队奏哀乐。”并配发了安岛山生平事迹。

　　1938年6月中旬，雅礼礼堂正面墙上挂着交叉的太极旗。旅湘韩国青年男女两百余人，中国同胞一百多人。参加国际友谊社举办的“朝鲜日”宣传活动。“长沙国际友谊社由本市关心国际问题的人士组成，本社每月组织一次集会。内容有韩国光复运动联合会的重要形势报告，韩国艺术家献上文艺演出。”《长沙市民日报》、《大公报》等几家报社记录了当时的场景。《长沙市民日报》评价“朝鲜日”活动是“韩国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中韩两国人民团结与抗日救国的时代主旋律。”

　　这是金九伤愈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并首次对楠木厅事件公开表态，“少数无耻之徒，在日帝诱胁下，不知民族利害、忘却自家生死立场、认贼作父、为虎作伥、胆敢破坏我民族阵线。这是极痛心的一桩事情。”

　　史料

　　众说纷纭的“楠木厅枪击案”

　　1938年5月7日夜，三党代表正在开会。一大汉突然闯入会场，疯狂射击，楠木厅顿时成了血海。

　　“楠木厅枪击案”主犯叫李云汉，原来是朝鲜革命党的一员。日本内务省警保局1938年对于在华韩侨“不逞之报告中”称李云汉的行刺动机，出于对金九等在经济上偏私不满。

　　韩国人李强勋在《我所知道的1938年长沙楠木厅事件》中说：李云汉是受部分独立党人影响，认为金九对三党党员区别对待。

　　朝鲜民族革命党义烈团团长，金元凤的说法是：“早已与日本官方有勾结。”金九之子金信也持同样观点，“李云汉之行刺动机，乃是受日本方面金钱所收买。”要知道，日寇为了捉拿金九，第一次悬赏20万元，第二次悬赏更高达60万元。

　　后记

　　金九之子为楠木厅6号赠送父亲铜像

　　随金九一同的主要亲属包括他的母亲郭乐园和两个儿子金仁、金信。

　　金信回忆他到达长沙时，跟奶奶住在一起，天气非常闷热，他常在湘江游泳，当时的生活很自在、舒适。

　　1938年7月，长沙形势变得严峻，金九一家搭乘火车去了广州。在重庆的时候，郭乐园因病去世。金信考入中国空军官校之时，哥哥金仁病逝了。金信后来成为了空军参谋总长。因在长沙居住了8个月，他很希望来湖南长沙访问，不过一直没有成行。但他为楠木厅6号赠送了父亲的铜像。

　　潇湘晨报记者 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