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五城两生花——湖南第一、第三纺织厂的工业救亡地理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打鬼子的方式有多种，在后方生产也是一样……加紧生产呦加紧生产，努力苦干呦努力苦干。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多出点劳力也是抗战”，在《大刀进行曲》和《二月里来》那耳熟能详的旋律中，我们能够分明感觉到全民抗战摩拳擦掌、奋勇向前的浩气与情怀。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把镜头对准70年前的湖南工业和抗战劳工，在历史的长河中聚焦、定格湖南工人阶级救亡图存、为国奉献的民族气节和不朽功勋，既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辈，也是为了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本报从今日起推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实业救亡　劳工神圣》大型系列报道，寻访抗战时期湖南工业遗址，倾听抗战劳工讲述他们赤心报国的烽火岁月，展示工人阶级的强劲脊梁和伟大品格，敬请读者垂注。

沿长沙湘江河畔的潇湘大道往北走，行至银盆岭大桥附近，一座浅黄色、中西合璧式的门楼及建筑群格外抢眼，门楼上醒目的“裕湘纱厂”四个红色大字更是散发着浓郁工业文明气息。

这个建筑群就是近现代湖南最大的纺织企业在抗日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一处历史孑遗。始建于1912年的纺织工厂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屡建屡迁屡停，为躲避烽火狼烟辗转于湖南长沙、沅陵、安江和衡阳、四川长寿五城之间，繁衍分化出湖南第一纺织厂和湖南第三纺织厂两朵并蒂而开的民族工业之花。千千万万的纺织工人，在那段颠沛流离的历史岁月中，用手中的纱锭和织机，与抗日将士们一同战斗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最前线……

1.承做军医署的绷带就近直运各战区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先枢教授致力于湖湘文化和长沙地方史的研究多年，他告诉记者，湖南第一纺织厂的发端，是在1912年。

最初由官商合营的纺织厂收归公办后，在1928年至1937年发展得风生水起，湖南纺织业巨擘的气魄已初现规模：烟囱高耸，厂房林立，湘江边上，停泊着趸船，河岸修筑了马路。

然而，这样的好景并没有维持多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纺织厂准备往湘西迁徙。

今年87岁的书画家、集邮家黎泽重是湖南省艺术学校离休干部，黎泽重的大姐夫罗学宪，曾在湖南第一纺织厂担任过技士、营业课长、副厂长，黎泽重告诉记者，一直在厂里工作的姐夫罗学宪经历了纺织厂烽火迁徙的全过程。

罗学宪的回忆录这样写道：“当时，空中飞机轰炸，地面日军逼近，整个长沙人心惶惶。时任厂长的唐伯球向省建设厅提出了搬迁纺织厂的请求，获准之后，为了不影响纺织厂的生产和收入，纺织厂先将纺纱机1万锭、织布机248 台，以及电机锅炉迁至湘西山区沅陵的柳林汊。”

余下留守的工人，就在日机轰炸的警报声中，利用厂里留存的4万纱锭，日夜坚持生产。

作为湖南最大的纺织企业，第一纺织厂的主要业务就是承做军医署的绷带，就近直运各战区。无论军需还是民用，纺织厂生产的棉纱都是战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

今年86岁的黄再德老人退休之前是纺织厂女工，12岁起就在厂里做学徒工，而她的父亲黄迪辉从1924年起，就在厂里做纺织机械的修理工作。黄再德告诉记者，虽然时局危急，但父亲黄迪辉他们当时还在坚持生产。除此之外，工人们还积极响应湖南难民救济处发起的救济难胞运动，父亲也积极为难民捐钱捐物。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日军逼近岳阳。11月1日，厂方奉命停工遣散。不久，岳阳失守，惊慌失措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准备在长沙实行“焦土抗战”政策。

纺织企业，最忌火患。1938年11月12日晚的“文夕大火”，让湖南第一纺织厂损失极其惨重。

在罗学宪的回忆中，厂长唐伯球得知要放火烧城的消息后，就命令留厂员工拼命抢运五金材料、棉花等，一直在厂里守到晚上12点。厂方在接到省政府的放火指令后，立即派厂警放火烧厂。当时，火光冲天，经十几年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厂子，就此付之一炬，工人们看到这种情景，无不伤心落泪……

今年86岁的皮绍梅老师原本是长沙人，1954年毕业于湖南省总工会工人干部学校后，他被分配到当时已迁到安江的湖南第一纺织厂职工业余学校当老师，并一直留在了安江。文夕大火之时，父母带着皮绍梅举家逃到了长沙河西乡高山嘴（现岳麓区），年仅9岁的他亲眼目睹了那场巨大的灾难，“城里被烧得一片火光，烟尘冲天。”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纱厂大门和两栋办公楼，就是在那场大火中的幸存者。

大火之后，厂方派人到现场清理，将残留下来的设备也转运到了柳林汊。沅水河边的柳林汊，曾出现于沈从文的笔下，这里一面临水，群山环抱，能停泊较大的船只，且地势较高，起伏不大，适宜于做厂址。唐伯球准备在此重建纺织厂。

但是，日寇飞机接踵而来的轰炸，让柳林汊也面临被空袭的危险，而且当时的柳林汊并不通公路，综合权衡并在洪江、安江等地实地考察后，湖南第一纺织厂最后选址在水陆两便、并有雪峰山天然屏障保护的安江，后来，安江又建起了湖南第二纺织厂。

1943年10月，湖南省政府、湖南第一纺织厂、湖南省银行等部门和实业界人士，在衡阳市东阳渡建设了有5000纱锭的湖南第三纺织厂，于1944年6月部分建成投产。

同年l2月，因日寇进犯，第三纺织厂被迫迁至重庆长寿，定名湖南省第三纺织厂长寿分厂。1945年8月开始生产，开出纱锭1200锭。所生产的红“寿”字棉纱，畅销西南各省，抗战胜利后，第三纺织厂才迁回长沙。

2.纺织厂的汽笛警报救过安江百姓多次

位于怀化洪江市东边的安江镇是怀化市的前身，在抗战时期，安江是大后方的抗日重要驻点，抗日的烽火让安江成为湘西地区最重要的商贸集镇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安江更曾是原黔阳地区（今怀化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75年黔阳地委、行署和1997年原黔阳县治的搬迁，区域政治中心地位的失去，安江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成为一枚上世纪工业文明的琥珀。

来到纺织厂旧址附近，这种感觉更加明显。

纺织厂坐落在沅水东岸的滩地，碧亮的江水将这片灰色的厂房和住宅区衬托得有些刺眼。居民区的棚户很多，还有一些是老式的筒子楼，斑驳的青砖坑洼残缺，房子之间的荒地上，见缝插针种着各种蔬菜，通往纺织厂前卫门的街道上，裸露出的石块有些硌脚，两边有老式的豆腐作坊、肉店、南食店和理发店，理发店里放着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流行歌曲，令人有时空穿梭的感觉。

进入厂区，水泥大道的两边是整齐的老式厂房。一路走过，遇到的工人寥寥可数。厂区中间的篮球场对面，有纺织厂复工纪念亭，亭中有一块“湖南省第一纺织厂复工纪念碑”。

陪同记者一起前来寻访的安江实验中学语文老师周宪良酷爱文史，他还是安江抗战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周宪良告诉记者，1939年4月，湖南第一纺织厂转移到安江建厂，经过1年零7个月的重建，于1940年11月25日正式复工。“湖南省第一纺织厂复工纪念碑”便是当时所立。“文革”中石碑被“造反派”打断成几截，后来老工人们又找了回来，用水泥修复，并描上红漆。可惜的是，碑文有几处残损，缺了字，身为语文老师的周宪良准备将碑文好好解读一下，并放到网上传播。

厂区边缘的东、南方，各有一座青砖砌成的碉楼。一座已改为民房有人居住，另一座废弃已久，虽然野草疯长，砖瓦残破，但碉楼的三层枪眼依旧让人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战乱与动荡。周宪良说，听长辈讲，纺织厂原有4座碉楼，东西南北各一，但如今只剩下两座，是为了防止日军和土匪进犯所建，厂里有厂警，省政府还给厂警特批了枪支弹药，当时每天均有厂警在碉楼上瞭望守护。

周宪良告诉记者，除了保证生产外，纺织厂的汽笛警报还不止一次救过安江百姓。“厂警守卫的时候，一旦发现日寇飞机的动向，就立即拉响纺织厂的汽笛，汽笛声音很大，整个安江镇的百姓一听到汽笛声，就将灯火全部熄灭，日机因此找不到轰炸的目标。有一次，因为全镇一片漆黑，日机在夜色中误将河对面的两棵大树，当做纺织厂的烟囱，往那边丢了好几颗炸弹。”

霍一鸣是怀化市小溪坑劳动保障站的站长，因为工作的原因，他认识很多纺织厂的老工人。在他的帮助下，记者寻访到90高龄的皮兆凯老人。老人所住的地方是棚户区，但皮兆凯告诉记者，别看现在这两栋房子又老又破，但在以前，这里是纺织厂的技师、职员等中层管理人员才有资格住的地方，“我这个房子，叫‘八邻间’，还有‘十邻间’，意思就是一栋大房子里有8个、10个相邻的房间。

皮兆凯老人1947年跟随丈夫来到纺织厂供应股工作，主要负责售卖供给家属和职工的日用品。而皮兆凯的大姑姐（即丈夫的姐姐）郭裕君是当年文夕大火后从长沙随厂迁至安江的抗战劳工，亦是皮兆凯夫妇入厂的“介绍人”。

3.从长沙往西走了10多天寻厂“归队”

湖南省第一纺织厂从湘江之畔走到沅江之滨，历经磨难，终于浴火重生。1941年5月，100台布机正式投产，年底，开出纱锭10400枚，布机189台。

纺织厂在安江建厂复工后，很多在文夕大火时逃散的员工接连千里迢迢步行到安江，返厂参加生产。霍一鸣告诉记者，当年从长沙来安江的纺织工人很多，纺织厂内的“厂话”甚至都是长沙话。

黄再德和她的父亲黄迪辉，就是当年寻厂“归队”大军中的一员。

“那时我才12岁，长沙的厂子烧了之后，父亲就失业了，听到在安江建厂复工的消息后，父亲拿了个袋子，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也没钱坐船坐车，就带着我从长沙走了10多天走到了安江。”75年前的这段历程的艰辛与困难，黄再德老人记忆犹新。

来到安江的黄迪辉当上了清花保全机工长，女儿黄再德在纺织厂细纱车间当了学徒工。当年12岁的黄再德，尽管还是个孩子，但已经和成年人一样，每天劳作12个小时。“我们当时是‘六进六出’，早上6点上班，一直要上到晚上6点，中间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每个月只有两天休息。”从黄再德老人偶尔因哽咽而停顿的话语里，我能体会出战乱之中纺织工人的艰难与不易。“我父亲是男工，他主要是搞机械维修；我是女工，搞机器操作。”她说：“最开始到细纱车间的时候，我只能站在边上看着学，偶尔帮带我的工人替下手，后来我也熟练了，就单独上工了。我们一个人一般要看管一百个左右的木管，每个木管有六个锭子（纱锭），刚上去的时候，我一分钟只能接上一个断头，后来能接六个。”

从双峰来安江的霍爱华老人与黄再德的经历有相似之处。1943年，12岁的霍爱华跟随姨父姨母还有表妹一起逃难来到安江。彼时，日军的炮火已烧掠到她的家乡。姨父挑着一担箩筐，带着妻女外甥女仓皇上路。箩筐的一头，挑的是盐米干菜等果腹食粮，另一头，挑的是年幼的女儿，4人一路乞讨来到安江。

来到纺织厂后，霍爱华的姨父被分到动力车间，负责运送烧锅炉需要的煤块，两个工人抬着一筐筐200多斤的煤往锅炉里送，煮纱、烘干、发电全靠动力车间的锅炉。霍爱华则与黄再德一样，被分配在细纱车间做挡车工。

“环境好差的，车间里又潮又热，灰尘也多，机器声音也大，我们细纱车间还算好咯，织布的声音最大，喊个人都要放肆叫，不然听不见。”性格爽朗泼辣的霍爱华谈起当年艰苦的工作环境，并不是很在意，“四点半就要起床搞饭吃，中午我们是轮流吃饭，晚上回来七点多做晚饭，吃完还要收拾，要九、十点钟才能上床睡觉。”

迁至安江的湖南第一纺织厂，与1944年在大畲坪建成的分厂“湖南第二纺织厂”（1945年5月与第一纺织厂合并）一起，担负着军布和医用棉纱生产的重要任务。以生产刚刚恢复的1941年为例，纺织厂当年就生产棉纱6000件，棉布7万匹。

陈先枢告诉我，除了在烽火中保证生产之外，纺织厂的工人还捐钱捐物，支援抗战。“1943年1月，纺织厂员工捐献飞机15架；12月全体员工又捐薪两个月，合计20万元慰劳参加常德会战的将士。”

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在1944年3月召开的全省行政会议上的评价：“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军棉7万担，军布300余万匹，军粮1000万担外，尚须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

巨大的贡献背后，是纺织工人难以想象的坚持和付出。罗学宪曾在回忆录中写道：1946年，纺织厂工人因病歇工达5088天，工伤达25941人次。而霍一鸣更告诉我们，纺织厂有一批终身未嫁的女工。“当时厂里男女工比例严重失调，婚姻问题厂内无法消化，而很多女工家境贫寒，所发工资除了留下伙食费之外，大多寄回家以养活家里的亲人，不敢结婚，再加上当时劳动强度很大，时间也很长，下班之后，基本上只能回宿舍睡觉，根本没有时间来解决个人问题。”

4.曾用青春的身躯构筑起抗战“工业防线”

1950年，黄再德与父亲黄迪辉告别工作和生活了10年的安江，启程回长沙。作为技术力量来裕湘纺织厂工作。此后，黄再德与父亲一直在裕湘纺织厂工作，并在厂里结识了作为技术骨干被分配过来的老伴彭耕。

1948年，衡阳迁往长寿的湖南省第三纺织厂决定返湘复厂，但是，当时建在衡阳东阳渡的厂房已全被炸毁，而长沙银盆岭原湖南第一纺织厂的原址尚残留些厂房和码头。第三纺织厂遂迁至银盆岭复工，改名为裕湘纺织厂，这就是老长沙人熟知的裕湘纱厂。

陈先枢认为，由于湖南省第三纺织厂的主要技术力量来自湖南第一纺织厂，资金也部分出自湖南第一纺织厂，裕湘纱厂又建在湖南第一纺织厂银盆岭原址，故裕湘纱厂与湖南第一纺织厂具有毋庸置疑的传承性。

对于今天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来说，已经改制不复存在的两个纺织厂，和成千上万的纺织工人们，或许只是历史中正在转身离开的一个模糊的背影，但在70多年前的那场民族劫难的危急时刻，正是一位位纺织工人们用血汗和泪水，用他们的青春，用他们的双手，为中华民族构筑起了一道坚固而结实的工业防线，在抗日后方书写了一段实业救亡的抗战史诗。

○专家视点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先枢：湖南对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贡献不仅表现在提供兵源、抗击敌军等方面均居全国前列，而且体现在长沙及整个湖南战时工业经济对支援前线、安定后方作出的巨大贡献。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湖南纺织工业大为扩展，除从长沙迁至安江的湖南第一纺织厂担负着军布生产的重要任务，年生产棉纱6000件，棉布7万匹外，还涌现出众多民办中小纺织厂。据记载，抗日战争时期，“黔、桂、粤诸省，均有赖于湘产土布之接济，乃先后与湘省当局合组土布产销调节机构，以利购运。川、滇两省，亦赖湘产土布部分接济”。仅长沙市当时就有木织机4000架，铁织机100架，年产布达1600万码；针织业，有74家，各种织机3700部，从业工人5000人，年产袜110万打；棉纺业，城乡有纺纱车10万架，年产纱8.5万担，从业人员达12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