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听风者：能听到敌人心中的声音

第九战区司令部战时指挥所，即薛岳指挥部，设在岳麓山清风峡内的爱晚亭后。此处荒废的防空洞，就是薛岳指挥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第九战区司令部临时指挥部，后来在该处防空洞口修建了纪念性标识。　资料图片

　　2015年6月23日，记者见到刘俊明时，他已96岁，与改变他命运的第一场炮火相隔了78年——很多人的生命长度。

　　岳麓山防空洞，如今铁门锈迹斑斑，暗淡地偏居一角，但在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前，25位通讯员通过无线电考试，开始听风者的工作，其中包括刘俊明。

　　岳麓山脚防空洞里的听风者

　　6个月的培训日子等着刘俊明的不是升迁，而是未来一场场无声的战争和频繁的调动，在炮火未近身边时，年轻的他还浑然不觉。

　　口述：黄乃仁原来叫黄百川，是我们无线电培训班的同学。他是河南人，也是个美男子，他的个性啊，和我差不多，耿直又憨厚。我们学习了莫尔斯通报技术，一些机务知识和通讯中的干扰技术。后来因为战局的需要，我们从岳麓山到了江西，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到那个时候，6个月的培训就基本结束了。黄乃仁呢，他没有回岳麓山，从江西直接去了桂林。那个年代，我们搞无线电的调动很频繁。

　　我通过考试，留在了岳麓山，当时只有25个人留了下来。第九战区和重庆国民政府当时都靠江南无线电总台和江北无线电总台联系，岳麓山的是江南无线电总台。我开始时担任通讯员，在岳麓山底的防空洞里，我们发密码，收密码，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内容。密码的种类挺多，它有“甲乙丙丁……”比如第九战区发给重庆的电报，上面就写着“甲宗，乙宗……”我们把这些电报发给重庆，再接收从重庆发来的电报，然后送给第九战区，我们就担任这个工作。

　　你真的太像董圣杰了

　　“你长得很像董圣杰(好友黄乃仁的妻子)。”刘俊明握着我的手，浑浊目光中闪烁出光芒。

　　1937年，刘俊明18岁，在山西太原遭遇一场炮火轰炸。硝烟弥漫的夜晚，他死里逃生，跑到陕西潼关，巧遇“抗日敢死队”，自此，老家成为过眼云烟。

　　随“敢死队”南下，刘俊明到湖南岳麓山开始接受基本培训，随后又学习无线电技术，一名高中生自此成为“电波勇士”，同时让他庆幸的是，认识了金兰之交黄乃仁。

　　无线电情报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除了密码破译的谍报人，同样重要的还有莫尔斯码。刘俊明说：“我们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也能听到敌人心中的声音。”隔着70年的岁月，还能否找回真身?对于刘俊明来说，这些都已不再重要，“如果能找到黄乃仁和董圣杰，那就好了。”老人悠悠地说。

　　96岁，刘俊明依旧在寻找爱与温暖。“你真的太像董圣杰了。我把你当成姊妹，什么都跟你说”。

　　我顿了一下，不知所措。

　　一场刺入身体的密码之战

　　当身边的同事卧倒后再也没有站起来时，刘俊明已然不觉自身的伤痛。逝去的生命让活着的人更懂得未来日子的意义。

　　口述：很快就第一次长沙会战，我们电台撤退去了株洲。沿途中，我们派官兵把公路全部破坏，从新墙河到长沙的公路全部被我们挖断了，还埋了很多炸弹。这样，他们的机械化设备不能同行，长沙就是一座空城，到最后他们就这样撤退了。

　　黄乃仁很聪明，在无线电通讯技术上他搞过很多的名堂，与日本人做各类斗争，因此他调动很频繁。他后来又调去了平江，在那里遇到一个女学生，叫作董圣杰，家里人都是基督教徒。黄乃仁说：“认识不到一个月，我们很快就在一起了。”我那时还很天真，黄乃仁比我大一岁，他们的夫妻生活啊，什么都喜欢告诉我。我那时候是光棍，心里很羡慕他们。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我们电台向衡阳转移，在不到株洲的前一站，遇到了日本飞机空袭，有九架飞机。听到飞机警报后，我们马上出去卧倒在地上，等飞机过来，只听见机关枪“嗒嗒嗒、嗒嗒嗒——”有不少人就这样被打死了。无线电台有三十多个人，那一次被打死了9个，当时我也中弹了。我跟三个报务员趴在一起，飞机飞走了以后，我看到他们都不动了，我知道飞机走了，于是我站起来，哪晓得站起来后右腿像流水一样，才知道自己也中弹了。

　　战地服务队的人把我抬到医疗的地方，他们帮我上了药水，然后再把伤口割开，把子弹取出来。当时没有麻药，就直接拿刀子划开，第二天，我的腿肿得跟水桶一样大。我在临时医院疗养了三天后，躺在担架上回到无线电台继续工作。我当时在台里是班长，下面有18个人，每一组三个人，一天有六个班。我们无线电功率比较大，需要24小时保持联系。回来不久后，我就升为了少校台长。

　　战争期间，日军经常全天发射干扰信号，使我们与重庆电台的通讯中断。开始的时候，我们准备了4个频道频繁切换，利用换频道后的几分钟时间，没被发现时把电报发出去。后来，他们掌握了我们电台的信号、通讯的时间，我们呼叫重庆电台，日本电台就冒充重庆电台，要我们把电报发给他们。日军电台的手法、信号与我们规定的暗语不同。于是我们将计就计，直接发报给他们，这样停止电磁波干扰，重庆电台也能收得到，不过，敌台收到电报却不能破译内容，也没有用。

　　战友的分与合

　　战争将人分离，也会让彼此靠得更近。所以，当战争结束后，曾经患难与共的朋友可以继续患难与共。

　　口述：1945年，日本投降时，我在洪江。因为我是电台台长，最早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洪江那边当时是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是司令官。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日本投降了，“啊，靠得住吗?”“靠得住。”王耀武后来带着我和我的电台到了芷江。当时，我好兴奋。后来，我被编入第四方面军，升为了中校科长，肩膀上两朵梅花，袖子上一个黄杠。

　　黄乃仁则被分配到河南开封，在那里担任公安局的局长。河南的封建帮派实力很强，有一个帮派头目放言黄乃仁作为新任局长，应该要先去拜访他。黄乃仁火气上来，拿起手枪就“砰砰”，对着帮会头子脑袋开了两枪，老头子立马倒在了那个地方，黄乃仁也带着爱人和小孩跑到了上海。

　　他到上海后马上打电话给我，我当时已经在青岛了。我不记得那个时候，我给他寄了多少钱。当时的第四方面军司令官是王耀武，我在前进指挥所负责接收日军的各类器材。第四方面军的参谋长叫作郭礼幸，他是我的老师，也是黄乃仁的老师，那时教过我们无线电。黄乃仁坐飞机到青岛见了参谋长，郭礼信便让黄乃仁接收通讯材料，担任少校科长，我负责接收交通等其他材料。

　　战时，爱情里的匆匆

　　战争改变了人们对于爱情的定义，爱情的经历。曾经，有多少错过，多少遗憾，多少节制与多少坚守……

　　口述：最初在岳麓山的日子，我和黄乃仁晚上睡觉枕头都摆在一起，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就躺着聊天。他跟我讲在桂林时的见闻，我跟他讲我的初恋。那是我高中女同学，她叫作路微多(音)，读书的时候，路微多经常给我糖吃。后来，她们一家人都去了美国，大学毕业后跟一个美国人结了婚，还生了三个小孩。她给我写了许多信，随着战局不断变化，后来我就没收到信了。

　　到26岁时，我都没有跟哪个女人真正接触过，朋友们就给我做介绍，我便遇到了我的爱人，她是个新闻记者，第一次正式见面，开始我坐这边，她坐那边，到后来，我们就抱在一起了。我跟她一接触就有了自然的感觉，抗战胜利时，我们结了婚。

　　很快到了1947年，黄乃仁去了香港，从那边打电报来问我：“是不是可以回长沙来?”我回他一个电报：“回来也好，缓来也好。”就这么简单的两句话，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系。1983年，妻子过世了，我一直想找黄乃仁。去年有人了解到他去了美国，但具体在美国哪里不知道，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

　　口述人：刘俊明(1919年农历11月5日-)山西太原人，1937年参加抗日敢死队，后进入第九战区军政部江南无线电总台，第二次长沙会战后不久升任电台台长。1945年编入第四方面军，在天津接收日本投降物资。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教育系统，在长沙第八中学任教三十多年，现和女儿一起住城建科学院宿舍楼。

　　口述时间：2015年6月23日和6月26日口述地点：长沙市城建科学院宿舍楼

　　口述历史签约作者 明鹊 摄影 潇湘晨报记者 马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