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晚报通讯员 唐天喜 记者 贺文兵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男子打仗在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在东湖干休所,当人们说起今年91岁抗战女兵牟敦芳时,就会想起豫剧《花木兰》中的唱词。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长沙东湖干休所牟敦芳老人的家时看到,朴素的她虽年事已高,但精神却不错。 当上儿童团团长, 栽“消息树”报敌情 抗战期间,山东各地的儿童团团员站岗放哨都带着红缨枪。“小小红缨枪,矛尖光又亮……如若鬼子进村庄,红缨枪请他尝一尝。”昨日,牟敦芳老人讲到兴奋之处,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当时广为传唱的《小小红缨枪》。 “我是山东日照人,父亲是长工,那时家里穷,一家人就住在一个棚子里。”老人说父亲当时还有一个身份,是一名地下党员,负责送情报。“我是儿童团的团长,团员都是七八岁的小孩。” “那时,我们儿童团团员们就像后来电影里拍的,在村外的山头栽上‘消息树’,派专人守在树下,如果发现敌人出动了,便将‘消息树’拉歪。”树倾斜的角度越大,说明敌情越紧急,树尖指向哪里,就表明敌人从哪个方向来,当地群众就跑向相反的方向躲避。年纪大一点的儿童团团员,还要帮助送报纸、送信件、传递公文,牟敦芳就帮父亲送过情报。 纺纱织布支援前线,四次见到过毛主席 “汉奸出卖了我父亲,他47岁就牺牲了。”牟敦芳的母亲缠着小脚,干不了体力活。牟敦芳一个远房叔叔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他把牟敦芳送到了山东兵工厂。兵工厂有做手榴弹、炮弹和枪的,还有做鞋袜、被服的。“我就在被服班,做鞋袜,做衣服。” “日本鬼子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敌人一扫荡,我们就要逃。”老人回忆说,他们逃到安全的地方,用稻草一铺就开始搞生产。那时纺织都是土办法,没有机器,只能用手纺机纺线,她至今都记得纺织机发出的动听声音。 “我4次亲眼见到过毛主席。那都是在开大会,毛主席站在台上,左手叉腰,右手不停地挥动,那架势,那气质,用现在年轻人的时髦话讲,真是‘帅呆了’。”老人笑着说。 革命姻缘结深情,随部队南下安居长沙 尽管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但爱情依旧顽强地开出了花。“我老头子叫曹天平,红军经过湖北监利时,他就去当了兵。”通过组织做媒,牟敦芳和曹天平结了婚。“一开始我没松口,那时我才19岁,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而且我都不认识他,他还比我大14岁。”后来,牟敦芳跟曹天平见了面。“一眼看过去就知道他是个老兵。接触久了,感觉也就有了。”1944年,两人终成眷属。 抗战胜利后,牟敦芳于1946年去了东北野战军5纵,1949年随部队南下来到长沙,1955年复员,1965年定居东湖干休所休养至今。如今,在牟敦芳独居的卧室床头,依然放着两人当年的结婚照。黑白照片已经泛黄,但在丈夫离去的日子里,照片给了老人很多慰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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