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急调 抗战演剧队赴长救灾

　　“文夕大火”那天凌晨，周恩来叶剑英正欲撤离，发现司机和汽车都不见了

　　“文夕大火”那一夜，中国共产党的两位领导人周恩来和叶剑英，全都住在长沙城中。

　　关于周恩来和叶剑英是怎样从“文夕大火”中撤离的，记载非常多。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龙飞虎、童小鹏等均有回忆，并见诸报端，但这两位同志的记载，比对之后，竟多有相互矛盾处。

　　原因无他，一切只因发生“文夕大火”那一夜，龙飞虎和童小鹏等人其实并没有在“文夕大火”现场。

　　龙飞虎说得很清楚：“国民党火烧长沙时，我因公到沅陵，听到这件事，心里很着急”。

　　而童小鹏在回忆录《风雨四十年》中自述称：“我是（1938年11月）12日晚10时左右和几个机要人员，带电台乘小救护车，离开长沙到衡山的，这时长沙已是兵荒马乱，到处是撤退的人群，公路挤得满满当当，行车比走路还慢……”

　　其实，就在长沙“文夕大火”发生时，周恩来和叶剑英身边有一位负责安全保卫的工作人员邱南章（1911—2011），也留有“口述实录”。

　　正是邱南章在“文夕大火”发生那一夜，唤醒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并和他们一起撤离了烈焰腾腾的文夕大火场。

　　长沙文史专家黄曾甫先生在十余年前临去世前，曾赠给我一份“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以下简称“八办”）对邱南章先生的采访油印件。该油印件，在今长沙市蔡锷中路徐祠巷“八办”旧址，可能现在也不一定能够找得到。

　　黄曾甫曾称，1977年11月6日长沙“八办”曾派人前往北京市工人体育场东路6号2单元2号邱南章先生家采访了邱先生。最后“八办”工作人员将之整理成材料，印成油印件分别保存。

　　邱南章在此次采访中谈到，周恩来是在1938年10月25日早晨从武汉最后撤退的，撤退时“已能听到敌人的炮声了”，“总理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这样，武汉、长沙撤退都是走在最后”。10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经澧县到达长沙。邱南章一直随同周恩来和叶剑英两位领导。

　　到长沙后，周恩来、叶剑英和邱南章都住在长沙市寿星街2号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内，而从武汉与周恩来一同撤往长沙的白崇禧、陈诚则住在长沙城外，大家“约好在长沙停留一段后再继续撤退”。

　　邱南章说：“我们在长沙停的时间不长，要做的事情很多，总理日夜忙碌，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到二十个小时的工作，有时整夜都不能休息。他要和国民党当局协商在长沙抵挡敌寇，又要安排地下的我党工作，还要检查撤退工作。”

　　今天我们重读郭沫若的《洪波曲》、翻阅电影《东进序曲》中的新四军谈判代表黄秉光的原型陈侬非的回忆录，都能印证这一说法。

　　陈侬非回忆，1938年11月4日下午，从武汉回到长沙的周恩来，特别抽暇来到天心阁下都正街78号“记者之家”看望住在这里的所有战地记者，和大家一一握手慰问，再三问记者有何困难，好叫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解决。“记者之家”的记者们深受感动。

　　1938年11月12日上午，陈侬非又和范长江、任重等一批记者，来到寿星街2号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访问周恩来。周恩来明确告知记者们，“为了今后的新闻工作，也为安全计，今晚6时前，务必撤离长沙”，当天下午4时，周恩来又派人检查记者们是否做好出发准备，范长江、陈侬非等记者都为周恩来办事细致周密，处处为人着想，异常感动，同时也听从周恩来劝告，不再犹豫，断然于下午5时45分离开都正街，撤离长沙，前往衡阳。结果车行在路上时，忽听到人们惊呼起火了，他们回头望向长沙，长沙城市上空已被火光烧得一片通红。  

　　郭沫若则在《洪波曲》中记述：在11月12日，文夕大火前夕，正当长沙紧张撤退的高潮，面对驻在荷花池长沙师范学校（今为荷园楼盘）内即将撤离的三厅，郭沫若为“人员多，器材多，汽车少、交通堵”而一筹莫展时，周恩来赶到荷花池，亲自指挥撤退，要求行李用卡车运，人员则结队步行，赶紧离开长沙。

　　同一天晚上，周恩来命令身边工作人员童小鹏等同志携电台先行撤离长沙。

　　邱南章回忆说，到了当天晚上12时，“总理要我打电话询问情况。我打电话给陈诚的秘书，询问敌人的情况，对方回答说，‘敌人还在洞庭湖’”。因为这个电话，周恩来决定，“我们准备第二天（11月13日）一早走”，因“周总理和叶参谋长都几天几夜没好好休息了，此时他们打算休息一下”。

　　到11月13日凌晨2点钟，一片爆炸声和人们的哭叫声传来，把邱南章从睡梦中惊醒。邱南章说：“窗外火光冲天，我当时是没脱衣服睡的，马上起来，首先叫醒总理和叶帅，然后下楼叫司机，叫他准备开车。我赶忙上楼拿了皮箱（中型牛皮箱，装电报、公文纸、密码等），拉了总理和叶帅，就往外跑”。但跑到门外，却发现原本停在寿星街上的司机和汽车都已不见了。

　　邱南章称：“因我给总理、叶参谋长做保卫工作，所以每到一地都要熟悉街道地形、方位，防备突然情况变化，当时已是半夜三更，到处大火，全凭我带路，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能保证总理、叶帅尽快脱险境”。

　　当时的寿星街，街道狭窄，两边都是已经着火的木板房，邱南章身穿皮大衣，脚穿马鞋，领着众人一直往河边走。由于江边泥泞，邱南章一只鞋子陷进河边泥泞。邱南章索性把另一只也甩了，从口袋里拿出一双布鞋穿上，最后众人终于从火海中冲出。然后大家“沿着湘江河边走，途经英国领事馆、利华玻璃厂等处，走出长沙到达通湘江的公路，此时已是天亮了”。周恩来、叶剑英此时已经脱险。

　　此后，他们遇上一辆国民党军队辎重团的运输汽车，停在公路边，经交涉，同意送周恩来、叶剑英及负责安保工作的邱南章到湘潭下摄司，在湘潭休整了半天。13日下午周总理又乘汽车去南岳参加国民党中央当局的会议，邱南章也就在14日去衡阳了。其间，总理的小车又一次让撤退的军队给偷走，好在经邱南章寻找马上要了回来。

　　邱南章在“文夕大火”中一直陪伴在周恩来和叶剑英身边。这份口述资料，在今天已成珍贵史料了。

　　“文夕大火”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作为第一批次的救灾人员，最先进入劫后长沙

　　“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国民党中央“喉舌”《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长沙一切损失与牺牲，实为争取最后胜利所付最悲壮最伟大之代价，而长沙一切公私损失已记入抗战总账中。”

　　但当时舆论汹汹，认为时为湖南行政最高长官的张治中对长沙大火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文夕大火”也成为烙在张治中身上一辈子的耻辱。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平时做事是提得起，放得下，而对于长沙大火，是提不起又放不下”，“这是我毕生内疚，耿耿于怀的一件事”。

　　在“文夕大火”发生后，最先进入劫灰烬余火后长沙，第一批次进行救灾的人员，恰恰是周恩来领导的共产党人。

　　时为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抗战演剧八队队长刘斐章在《长沙文史资料》第一辑著文回忆：文夕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11月16日，周恩来总理即乘车赶回长沙，并冒险进城，随即发电报，“调政治部第三厅所属各部人员，包括分配在西南各地的四个演出队和抗宣一队等到长沙救灾”。11月16日傍晚，刘斐章看到郭沫若坐在一部敞篷大卡车副驾位上向他们的驻地开来，车一停，即吩咐：“通知全队快上车，要轻装，生病的不要去，不必带演戏用的东西，我们马上开车，周副部长已在长沙等我们。”当时郭沫若神情严肃，且有些着急。不到十分钟，驻扎在衡阳含章中学的演剧八队所有人员全部爬上卡车，卡车发动，全速前进，刘斐章说：“当时大家很兴奋，因为党信任我们，恩来同志在召唤我们。”

　　《义勇军进行曲》（即今天的国歌）词作者田汉，也是在周恩来召唤下，第一批次进入长沙城从事灾后救济和重建的工作人员之一。 田汉于1938年11月17日重返火后长沙。

　　田汉说，进入长沙时，长沙城内的火还没有全熄，“有些地方还在冒烟。我和演剧六队、九队的同志们传递水桶，救熄了皇仓坪（今五一广场附近）的余火，保全了400多石谷子。正在这时，周恩来同志再次赶回长沙，记得他也帮着提了几桶水。”

　　回忆这段经历，田汉感慨记道，“湖南人被称为‘湖南牛’，是有几分牛脾气的。一家酱园老板回城，见他的店子烧得精光，他不是哭而是笑，说：‘这个放火司令的焦土政策才是完善哩！不过，不要紧，还剩下两口缸，我还能搞起来！’”

　　田汉和刘斐章对于当年在长沙的救灾，印象最深刻的工作均是发放赈灾款：“为了让老百姓能有些资本再从焦土重建家园，我们发了一次赈款，不分男女老幼每人给五元。因为全部赈款是通过演剧队队员的手发给的，由于队员们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周到的组织工作，每元钱都到了灾民手中，所以很解决问题，这也是党所领导的戏剧工作者的荣耀。”

　　在长沙大火后的救济中，张治中既对周恩来及其率领的共产党人心怀感激，又佩服地说：“长沙灾民愿意自力营生的是这样的多（贷款自救者达23804人），而愿意进收容所的是那样的少（愿领灾民证者仅217人），这正反映了湖南民性的坚强处……这个统计数字使我大为感动。”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演剧队组成的“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宣传组进入长沙城内开始对灾民进行救济时，人们发现废墟中有铅字和残缺的印刷机，于是“工作队”开始编印铅字小报，并组织一批受灾儿童作报童，免费分发报纸给报童，卖了钱归报童们作生活费用，作为救济。在报童们等着取报时，音乐家任光则把他带来的一架小风琴放在分发报纸的院内，教孩子们唱歌。任光最先教他们唱的便是著名的《卖报歌》，那里面有句著名歌词：“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