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长沙河西见不到一个红绿灯

1985年，长沙，坐落在岳麓山下、湘江河畔的麓山饭店是河西仅有的标志性建筑。 图/新华社

黄中瑞

　1981年7月，长沙湘江边休息的船民，远处是橘子洲大桥和橘子洲的夜景。

　　一见面，黄中瑞就拿出为采访而准备的“回忆录”，整整十页。

　　他一页页的翻，就像翻他的人生。小时候，河西是他隔江相望的一个地方。后来，他主政河西，他是河西变迁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1996年，岳麓区成为长沙五区中的一个。黄中瑞担任首任区长。那一年，他刚刚过不惑之年。20年过去了，我们听他讲述，就像审视一个区域和它的时代角色。

　　那是城市个性形成的年代。在长沙，没有哪一个区域像河西，经历了如此多的变迁，并被寄予那么多的城市化梦想。2015年5月24日，湘江新区正式挂牌。黄中瑞说，大河西的构想在十几年前已开始酝酿。

　　一个故事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十几年前咸嘉村的农民，生活有了大的转折。而咸嘉新村的居民们，也在自己的房子里憧憬着未来。这些人的生活，在黄中瑞的人生轨迹中都有迹可循。

　　这个夏天，“河西人”黄中瑞娓娓道来，那些具体而微的细节，既是个人的生活踪迹，也是一个时代。

　　河西与下河街一起，曾经属于最繁华的西区

　　我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1955年，长沙划分为东、南、西、北城区四区，小时候我就住在西区，毕业工作后也一直在西区，从最初当工人到后来的区委副书记，都一直在西区。1994年西区区长郑佳明调去宣传部，我接替了他成为西区区长。

　　你要知道，在1996年长沙市调整区划以前，河西属于西区管辖。当时的西区有9个街道办事处，河东5个，河西4个。河东是以黄兴路为界，黄兴路以西，城南路以北、湘雅路附近以南；在河西是南至中南大学，北至三汊矶。虽然河西比较荒凉，但是面积比河东大。

　　西区当时可是长沙热闹的商业区，长沙人逛街主要都到这里，特别是黄兴南路的商业街，以及著名的下河街市场，它在没搬迁之前商业非常火，从早到晚，一年365天人满为患，（注：很多老板来下河街鞋城进货，向福建商人学习管理经验），它在中南地区甚至全国都享有盛誉，西区也因此成为寸土寸金之地。现在的高桥市场都是那时的下河街市场搬过去的。

　　由于这里的商业基础比较好，郑佳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在西区打造全国享有知名度和辐射力的CBD商务中心区。那时CBD概念在中国刚刚出现不久，当时省、市委听后非常支持，市里也作为一件大事在抓，授予西区一部分市级规划的权力。不久，西区河东CBD规划、五一广场商业特区规划出台，湘江风光带的规划也跟着出台，部分建设项目开始一步步推进。正当一些项目如火如荼建设着的时候，行政区划调整开始了。

　　西区变成岳麓区，一开始干部心情有落差

　　1996年7月，长沙将原来的西区调整为岳麓区，南区调整为天心区，北区为开福区，东区大部为芙蓉区。这一调整的背景是，全国开始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很多城市都开始了融城运动，重新调整区划，长沙也是其中之一。

　　划区调整是市委市政府加快长沙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历史的必然，但西区变为岳麓区后，行政区域为原西区的麓山路、银盘岭、橘子洲、望月村4个街道和新划进的岳麓山、望岳2个乡和望城县的天顶乡，以前的商业中心区被划走，只剩下河西的大学院校了，财政收入骤减，近期利益受到影响。说实话，当时，全区干部的心情落差还是很大，这不仅在短期里影响到每个人的业绩，而且要转战的河西分明就是个困难重重的大农村。

　　当时，岳麓区基本无商业可言，只有路边参差不齐的小商铺，溁湾镇以南是大学院校，银盘岭以北是纺织、化工基地。岳麓区稍微繁华一点的地方集中在溁湾镇，往西过了原溁湾镇汽车站就是“大农村”，像现在的西湖文化园以前就是渔场。这里也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到处破烂不堪，下起雨来街道满是泥泞，也见不到一个红绿灯。

　　新的区情得有新的思路。当时的区委书记向力力提出了大西区发展的新思路，并得到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决定成立大河西管委会，授予管委会一部分权力——行使市一级规划和建设的权力，用以统筹协调整个大河西的发展，从体制上进行了理顺。由于首次接受这样全局性的任务，我们特邀省社科院的专家一起讨论制定岳麓区“九五”计划。我当时任大河西管委会主任。

　　桐梓坡路是河西第一条像样的路

　　当时河西的路很烂，我们就决定先修路。首先将道路交通建设作为重点来抓，成立了河西道路指挥部，由市委发文，当时我任指挥长。第一个项目就是拉通桐梓坡路。当时的背景是，所有城市道路都是由市级政府来做，而桐梓坡路是长沙第一条由区级政府牵头修建的道路。

　　为什么会将第一条道路选在桐梓坡？这个问题我们当时确实有反复探讨过。当时我们规划的第二条道路是金星路。金星路南北向、桐梓坡路东西向，这两条路形成十字架，正好贯穿到当时河西的三大社区：桐梓坡小区、望月湖小区和银盆岭小区，那里老百姓相对集中，当时我们就计划将两条道路的交会处打造成河西的“黄兴路商业街”。这两条路解决了三大小区老百姓的出行难题，方便了大家过河。

　　金星路是长沙市第一个试水“以路回报”的工程，就是政府不出钱，由开发商承包修建，政府以地回报开发商。虽然现在对“以路回报”有一些质疑，认为政府以地生财，但你要知道，上世纪90年代初，大部分土地还属政府划拨，不需要钱的，土地出让金制度刚刚萌芽。

　　“以路回报”开发模式是“经营城市”理念的雏形，在政府没有钱的情况下可以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我仍然认为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不能否定它的时代意义。现在来看，过去土地价值的确是被严重低估，而且在土地资源控制上存在不力，但每个事件都应该放在当时的背景来看。

　　在比较穷的咸嘉村试点农民安置

　　拆迁是融城运动躲不过的问题。

　　岳麓区经济当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唯一的出路就是加速城市化进程。但是，伴随着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变的是，突出的征地拆迁与农民利益的矛盾，那时农民闹事是家常便饭。

　　当时，岳麓区房产局黄局长和赵家邦负责桐梓坡路的拆迁与具体实施。我们在不断的平息闹事与矛盾的过程中感觉到，光讲道理是行不通的，依靠强制手段更是走不远，农民的利益和项目推进必须兼顾，只有农民理解和支持，城市化进程才能推进。所以，后来我们就探索出了留地安置的模式，就是拆迁中将一小部分地留给当地居民作为生产、生活用地，农民进行集中安置，他们拥有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这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解决了农民生产生活的后顾之忧。

　　当时我们就以咸嘉村为试点，那时咸嘉新村还是个农区，当地居民主要靠田地谋生，比较穷。但试用留地安置后，生活改善了，农民由此尝到了甜头，很喜欢这种改变，这也减轻了政府负担、减少了社会冲突（注：咸嘉新村也因为当时超前的规划，被评为“全国文明社区”）。1997年，这种经验在全市会议上进行推广，当时由我在会上介绍这个经验。后来我去天心区当区长时把这个经验也带了过去，将农民一次安置到位，可以说大大缓解了征地拆迁中的矛盾，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十几年前岳麓山就出台了生态保护条例

　　后来我离开岳麓区后再看这片地方，觉得它生态环境的确是很美。我到市里后，牵头参与长沙评选国家森林城市的活动，当时70多位市长及生态专家考察完长沙后，对岳麓区的生态赞不绝口，作为一个省会城市、中心城区有这么好的生态真是全国少见。长沙致力于发展“山水洲城”，而这个山、水、洲集中体现在岳麓区。

　　岳麓区在最初规划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就是从一开始便注重文化教育产业的发展以及生态经济的发展，把文化作为立区之本。岳麓区文化特色非常鲜明，我们在布局上也着重围绕文化、生态两大特点。教育事业上，沿湘江带规划布局，我们当时提出了打造教育文化产业带，从规划的角度来进行引导。

　　当时岳麓山就出台了“生态保护条例”。你站在岳麓山上看，这里的生态有多好，从某种程度上说，保护比建设的意义还重要。如果当时生态毁坏了，你再用5倍甚至10倍的精力去建设也不一定能恢复。所以，湘江新区将来的发展前景可观，值得期待，也始终应该保持文化特质、生态特质，这才是它的区域特色。

　　印象

　　过去和现在，不同的温暖

　　6月5日下午，黄中瑞讲完自己手稿上的记忆后不忘问我，“不知我的回答你是否满意？”这是他对历史表达的谦恭。回忆中他没有渲染轰轰烈烈的过程，没有夸张的细节，虽然为整个采访留下些许遗憾，可正是这种遗憾让我心生敬意与温暖。

　　当年桐梓坡路的工程负责人赵家邦现已70高龄，6月8日他在电话中回忆时来了精神：“黄中瑞比我年轻，那时他精力好，他为了桐梓坡路的建设，天天开会抓进度，抓质量，所以我们丝毫不敢懈怠，天天要去检查压路机压得平不平，用材是否有问题……所以那4公里的路相对当时其他的路来说是进度快，质量也好。”

　　在采访结束时，我们闲聊到现在的休闲生活，黄中瑞说自己每天会坚持游泳1千米，有时还跟三五好友一起拉拉二胡，说到此时，言语中有种踏实感。而他说起曾经的同僚郑佳明，退后则开始专心研究史学，自得其乐并小有成就。

　　刹那间，从过去的风云切换到现在的平凡，发现真实的生活潜藏一种温暖的力量。

　　口述人：黄中瑞

　　市委顾问，长沙市原副市长、市政协原副主席、长沙学院原党委书记。

　　1990年—1995年，历任中共长沙市原西区区委副书记、政府常务副区长、原西区区长，1996年设立岳麓区后，任岳麓区首任区长。

　　口述时间：2015年6月5日下午

　　口述地点：中共长沙市委四楼办公室

 　　口述：黄中瑞　采写：潇湘晨报记者杨湘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