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文学月刊》

抗战初期，长沙的新闻出版是颇为繁荣的。其中报纸有四十余种，特别有名的如《观察日报》、《抗战日报》、《力报》、《大众报》、《国民日报》、《大公报》、《市民日报》、《湖南通俗日报》、《中央日报》等；期刊大约八十余种，比如在《长沙文化城》一书中张生力先生撰文介绍过《长沙抗战初期的六刊》，即《湘流》三日刊、《民族呼声》十日刊、《火线下》三日刊、《中苏》半月刊、《时事动态》月刊、《今天》十日刊；谌震先生撰文介绍过《张治中和（湘政与舆情）》；伏笑雨先生介绍过《（战时儿童）三日刊》、此外，胡昭镕先生还简介过当时长沙的十四种期刊，即：《船山学报》不定期刊、《实业杂志》月刊、《前进》周刊、《民族呼声》月刊、《火线下》三日刊、《文学月刊》、《抗战文化》月刊、《新军》旬刊、《湖南妇女》半月刊、《抗战汇报》不定期刊、《新湖南旬刊》、《抗敌画报》半月刊、《育英儿童》第一辑等。在这八十余种期刊中，只有《文学月刊》一种是以文学的形式来参与抗战的。

胡昭镕先生在介绍《文学月刊》时写道：“《文学月刊》，长沙文学月刊社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创刊。文学月刊社的成员、该刊出版期数、休刊年月均不详，今仅存创刊号。从创刊号的《编后》来看，是个统一战线的刊物。《编后》中说：在这全面抗战的时期，文艺工作者的步调，当然是应该统一的，所以本刊的文字，有一致的阵营和一致的态度。由于目前的形势，也会有各方面的意见和主张，所以本刊也许可以见到不常在一块儿工作的作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它的撰稿者中，有张天翼，曹禺、朱自清、熊佛西、黎锦熙、陈铨等人。”这介绍大致是没错的，只是在“撰稿者”不知怎么回事，全错了。也许是胡昭镕先生并未见到《文学月刊》创刊号的缘故，因为他介绍的这些“撰稿者”都是拟在第二期“撰稿”的作家，而在创刊号上，是没有上述作家一篇文章的。

成都龚明德，听说我在写一本长沙文化的书，便提供一信息吊我胃口，他说刚淘到一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在长沙创刊的《文学月刊》创刊号，上有陈子展，魏孟克、孙伏园等人的文章。我说：舍不舍得借我一阅？我知道，龚明德和我一样，都恨不得在书房挂上“借书如借命”的条幅，但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终于“遵嘱快邮寄上”，没两天就到了我的案头，一个小盒子，启开后，一层一层又一层，我数了数，不下十层。这样的包装寄来，你敢不珍惜吗？你敢夺人所爱吗？我听明德说过，他在这方面是吃过大亏的，有一位朋友曾借了他一二十本民国版子作参政，至今快十年了，都未还他。十年的牵挂，十年的心疼，我要是见了那位朋友，一定要想法说说他，怎能如此残忍呢？同时，我也提醒自己，赶快把这文章写了，再将这杂志快邮过去，以免明德兄望眼欲穿。

这杂志的订书针都被扯了下来，故内页已散，估计是被人复印过的缘故。封面和扉页有斯塔洛诺索夫和冈察罗夫的画。鲁迅说冈察罗夫等巨匠在其木刻作品中“各各表现着真挚的精神。”

该刊发刊辞题为《文学月刊的姿态》，其宗旨是鲜明的：“当这危难的时期，再唱什么文学的高调，总不免有些违悖人心。可是，我们的环境绝不是令人消极，一到抗战，作家们都挂丧似的沉默着，未免就把人间快愉的胜利欢感都抹煞了。我们为打破这种沉闷局势，才决议发队（起）文学月刊的组织，以延长这一个生命。这是原因之一。”除发刊辞和编后外，创刊号共发文章十二篇、诗和歌词各一首。其中，为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在杂志的前面部分辟有一“鲁迅特辑”、刊发文章四篇，即齐同的《鲁迅的精神》、魏孟克的《纪念鲁迅》、蒋弼的《鲁迅周年祭》、堵述初的《光辉的一面》。这四位作家中的魏猛克，一九一一年生于长沙。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加入左联，一九三五年留学日本时曾编辑“左联”东京分盟的刊物《杂文》，（后改为《质文》）。一九三六年回上海参加抗日活动。一九三七年春再去日本，但没过多久，就被日本以“抗日分子的名义”谴返回国。抗战爆发后，他就回到了长沙，与张天翼等一道筹办《大众报》，并任社长，同时，他还在《观察日报》任副刊编辑。据作家碧野回忆，张天翼也曾推荐他到湖南长沙《观察日报》编副刊，谁知到长沙后，其班子已换了人，扑了个空。于是“我想见见在北京大学红楼晤过面的作家魏孟克，在长沙逗留了几天。我找到魏孟克的家，他家在近郊，四周菜园围绕着一幢小楼房。不巧魏孟克出了远门，我在他家住了几天，天天由他的嫂子做饭给我吃，待为上宾。等不到魏孟克回家，我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魏孟克历任湖南大学，湖南师院中文系教授以及湖南省文联主席等。在《纪念鲁迅》一文中，魏孟克说：

“鲁迅是从一种黑土地里开出来的鲜花，已结过了甘甜的果实，并且还散播了无数的强壮的种子。中国的文学运动，是从鲁迅的小说而显出最初的实绩，那后来的‘新兴阶级’的艺术起来，则由于他的介绍而奠定了理论的基础。在这十多年来，他又编译了世界的名著，翻印了欧洲的板画，这些东西，虽会使许多文人学士摇头叹气，却终于变成‘艺术修养’上的药石，使后来在我们的文坛上现出了不少新鲜的作品和前进的作家。鲁迅是在憎恶他的社会，苛待他那同辈的人们，而对于未来的新世界，那将要作为新世界的主人的战斗的青年，却始终抱着无限的希望和热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的‘自嘲’，但它正是鲁迅最好的评论，把他自己的个性和怀抱都统统道出来了。“

“鲁迅特辑”四篇文章之后，依次是黎锦明《文艺上的新认识》、向培良《抗战艺术诸问题》、孙伏园《文以记事状物》、陈子展《逃难日记》、方家达《上海的八月》、瑞熙《九月二十六日》、程兆翔《园丁》、夏裔《芦沟桥抗战的前夜》。此外，齐达的诗《我们需要流血》、黎锦晖的歌曲《中国威力无穷》。我将这本杂志从头到尾反复地看了多遍，发现其中与长沙相关的人和事，还有不少是颇值得说道的。

瑞熙的《九月二十六日》所记的是，这一天，有抗敌受伤的将士到长沙来就医，火车站聚满了欢迎的人群。“站的四周仿佛长城似的，比我们先到的工商学军各界的人们都已整齐地鹄立着，恭候着劳苦功高的负伤战士们的降临。”这是一支有组织的欢迎队伍，既有歌咏队，又有军乐队。雄壮的歌声一支接一支。“你们为着老百姓，为着……受了极名誉的伤……帝国主义为着要逃脱深刻的恐慌……他们是那样的疯狂……他们要把中国当做屠场……”受伤的将士们到了，欢呼声一片。一位长官模样的人发表演讲，说治好伤后马上就要返回战场，将侵略者杀出去，以雪国耻。演讲毕，“接着就是一阵掌声、欢呼、歌声和军乐队那边喷出来的欢迎曲子，带着光荣伤痕归来的将士们，才慢慢地换乘着人力车工会派来的几百辆车。”这在长沙抗日救亡活动中，无疑是一件大事。翻阅《长沙文化城——抗战初期长沙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实录》一书中的“活动日志”部分，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有两件大事列入了记载：其一：湖南省学生援助前方将士委员会改称湖南学生抗敌后援会。其二。上海香祖书画社举行书画展，义卖捐款献前方将士。让人遗憾的是，竟然把“上万市民到火车站欢迎前方受伤将士来长就医，人力车工会组织百余辆人力车前往车站接送至医院”这一大事给漏了。好在有瑞熙的这篇文章，给我们留下了长沙火车站那难忘的一幕。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长沙火车站上万市民欢迎受伤将士来长的第二天，时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的陈子展先生的一家正准备启程“逃难”回故乡长沙。也真是凑巧，十年前的九月二十八日，陈子展从长沙启程逃难至上海。那时，陈子展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马日事变”后，他与徐特立等同案被通缉。“马日事变”是指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指示驻长沙的该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的一场政变。这天，许克祥率部一千多人分路袭击省总工会、农民协会、省农讲所、国民党省党部等组织和机关，收缴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的枪支、抢走武汉国民政府用于购买粮食等物质的巨款等。因二十一日的电报代号韵目为“马”字，故名。该事变被称为武汉汪精卫集团公开走上反共道路的一种信号。当时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怪不得陈子展在《逃难日记》中曾写道：“原来同样逃难，却是大有区别。不仅一去一来路向不同，心情更是两样。当时逃出长沙的时候，自相残杀，人心惶惶、谁友谁敌，分不清楚，是非反正，更不必说。”陈子展在回忆那次逃难时说，他最该感谢的是一位叫曹云松的新朋友：“不但他肯容留我这个歹人在家，最后还得到他的助力我才能够成行。生平师友何止十万，数数生死患难之交，他却是第一个。他在我六亲不认的时候，竟一见如故，敢认我做一个朋友呀；”两次都是逃难，可从长沙逃往上海时，陈子展有一种“举国皆吾敌”或“世人皆欲杀”的恐怖，而这次从上海逃到长沙，可怕的只是外来的强冠，除大小汉奸之外，大家的心都是“精诚团结，共同抗敌”。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陈子展夫妇和四个小孩从上海启程，“二十八日午前十一时一刻到了南京下关车站”，二十九日到三十日，他们一家拥挤在一个小小的船舱中，十月一日午后抵达汉口。十月二日午前十时左右到达长沙东站。“大家浮着一个笑脸，抱着一个急跳的心，回到了故乡。”陈子展回长沙后，便积极地投入到了抗日的热潮中，并担任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常务理事。

杂志的最后一页（广告除外），是一首歌曲《中国威力无穷》，词曲皆为黎锦晖所作。曲为五线谱，其词曰：

全国动员！全国动员！集中一切力量加入抗战，几万万人，几万万兵，只须齐声呐喊，促使敌人胆寒。不怕飞机（炸），不怕大炮攻，不怕毒气弹，但凭勇敢。我们为国难，我们救国难，我们赴国难，死也心甘！全民奋起作战，全国沉着应战，准备长期抗战，长期抗战！杀尽倭奴，不让生还，报仇雪耻，还我河山。

努力作工！努力务农！我有无数劳工，更有无数劳农，江河万流，山岳万重，无论什么应有尽有足供使用，哪怕锁海岸，哪怕四面攻，哪怕对外国断绝交通，我们慢慢杀，我们缓缓打，我们天天战，决不放松！我国人力无穷，我国才力无穷，我国威力无穷，威力无穷！杀尽军贼，肃清东亚，根本消灭倭奴蛮种！

在那种特殊的年代，黎锦晖写出这种激昂的抗战杀敌的歌曲来，是很能振奋人心的。黎锦晖系湖南湘潭人，他兄弟八人，有黎氏八俊之称：锦熙，锦晖、锦耀、锦纾、锦炯、锦明、锦光、锦扬，真可谓个个了得。其中黎锦熙是著名的语言文学学家。一九二零年以前曾任过《长沙日报》的总编辑、省立第一师范教员。一九四八年任北师大国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著作有《新著国语文法》、《比较文法》、《国语运动史纲》、《国语新文学论》等；有论者说他是以“制订注音符号、编辑《国语辞典》而著名”。抗战爆发后，曾和梁实秋一道结伴来长沙。《文学月刊》创刊号上的“编后”预告了第二期的执笔者，其中就有黎锦熙的大名。黎锦明、黎锦扬都是作家，且著作颇丰。抗战初期，他们都在长沙。锦明后到湖南大学任教，锦扬在“临时大学”读过书。其他几俊，各有所长，在此从略。关于黎锦晖，还想再抄录郝明义先生《黎锦晖与（何日君再来）》一文中开篇一段非常有趣的文字：

什么人参与了现代第一批白话文国语教科书的编辑与出版？

什么人参与了最早也最长寿儿童刊物的编辑与出版？

什么人写了第一出儿童歌舞剧？

什么人早期大力推动音乐的数字简谱？

什么人打破了清末民初女性不得登台表演的禁忌？

什么人写了近代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

什么人写了传唱至今的《国父纪念歌》？

什么人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歌舞团？

什么人最早展现大中华音乐市场的企图，率人巡回东南亚演唱？

什么人创立了流行音乐界的明星制度？

什么人为中国第一部有声歌舞片写歌？

什么人发掘了红极一时的周璇？

什么人旗下在一九三零年代就有了名之为“四大天王”的歌手阵容？

什么人为上海高级夜总会组了第一支全部华人阵容的爵士乐队？

什么人把爵士乐结合中国民间小调而创造一种全新的汉化爵士乐“时代曲”

什么人能在一九三零年代周旋于国际各大唱片公司之间，录制两百张唱片？

什么人培养的人才，主导了整个三十与四十年代上海的音乐与电影圈？

什么人发掘了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

什么人在一九五零年代之后背负着“黄色歌曲”标签不得翻身？

什么人当年引发的《何日君再来》，时隔四十年后再次吹开长期封闭的中国大陆？

什么人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流行音乐开创了所有的路途，却为人遗忘？

都是一个人。

都是一个名字。

黎锦晖。

关于黎锦晖在长沙的情况，他曾在《我和明月社》一文中有过颇详细的回忆：“一九一四年我在众议院秘书厅供职，袁世凯强行解散国会后，我从北京回长沙，任职于宏文社（出版社）。先后在《湖南公报》和长沙《大公报》，用‘甚么’一词为笔名，写了许多‘莲花落’（湖南快书）、‘渔鼓词’（可配乐歌唱），讥评时政旧俗，读者称快。暑假将满，省城重点学校——明德、修业（男校）、周南、广育（女校）四校，原来聘有两位江浙籍的音乐教员，不知何故，忽然一齐退回聘约，辞职不来了。经教育会介绍，增聘我为音乐教员。救人之急，难以推脱，我只好全部包下来。上学期的老师都是用江浙方音教学，学生不易接受；我用长沙语音讲课，用读音（读书之音）教歌，学生感到语言亲切，兴趣较高。我把歌曲分为：修身、爱国、益智、畅怀四类；划分年级，配定教材，倒也忙而不乱。高小班教些古曲：如《满江红》（‘金陵怀古’萨都拉词）、《阳光三叠》、《浪淘沙》等，还教过齐白石传授的小工调慢板《柳秋娘》。各年级学生都认为中国调比日本调好得多，要求多教有民族风格的歌曲。我只好选用一些短小的雅曲填配文言词句，试行供应。第二年暑假前夕，我用《四季相思》的曲调编配为《四时读书乐》，教给女生，挨了周南女校朱校长严辞训斥。同时，由于在报上发表讥讽‘丘八’扰民的唱词，开罪驻军，有人通风报信说是将要让我挨一顿痛打。那时的报馆编辑，号称‘无冕帝王’，例如报上发表的时事鼓儿词，可以无所顾忌，只要不指名道姓，政府便不取缔，但是招惹了‘老总’，那就会在小巷里‘吃皮裤带’（被打），我曾经尝过一次。这时，我正在彷徨无计，国会恢复了，便打起草包奔赴北京。”

一九三五年，日本有关团体曾邀请他带领其歌舞团赴日演出，他毅然拒绝。随即回到长沙，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并谱写了《中国民族战歌十七首》及《向前进攻》等抗战歌曲。《文学月刊》上所载的《中国威力无穷》便是其中之一。

《抗战艺术诸问题》的作者向培良，系湖南黔阳人。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大学读书时，就与鲁迅有交往。他参与过《莽原》周刊的筹备，又与高长虹等办《狂飚》杂志，并成为狂飚社的主要成员。一九二九年还担任过上海南华书局的总编辑。抗战期间，他担任长沙“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研究班的导师，巡回演出队队长，从事戏剧救亡活动。

《文以记事状物》的作者孙伏园，系中国报纸副刊编辑的老前辈。一九二八年赴法国留学以前，编过《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中央日报副刊》等。文学研究会他是发起人之一，《语丝》周刊他也是发起人之一。他从法国归来后还担任过衡山实验县的县长。抗战初期，他率平民教育抗敌剧团来长沙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参与发起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任常务理事，一九三六年，谢冰莹躲在长沙妙高峰上写作时，孙伏园由河北定县赴衡山，途中过长沙时特地看望谢冰莹。谢冰莹曾经写《从军日记》，就是孙伏园“逼”着她一篇一篇往下写的。开始，谢冰莹耽心日记丢失，便交给当时在《中国日报》副刊的孙伏园保管，谁知孙伏园一见，叫声好，就将那些有着火热战斗生活的日记陆续地发了出来。孙伏园穿着一身白西装，从时任《力报》记者的严怪愚窗下过时，正好被严看见，他本想跟进去采访，可又正好有急事被人叫走了，等回来一看，早走了。一九三七年的二月，孙伏园因参加一个“中华平教会”的会议又来到了长沙，严怪愚逮着个机会，总算坐到了孙伏园的身边。

孙伏园的形象，严怪愚进行了颇为详细的描述：“孙先生穿着一身旧西装，没有系领结，个子矮矮的而且有些胖，与我去年在一瞬中所看到的孙先生没有两样，所不同的是，在这一次招待席上，我看得更为仔细罢了。除了那矮矮的个子，那胖胖的身材，那没有系领结的白西装之外，我还看见孙先生那不大漂亮的脸上有两丛浓黑的髦须，双颊上似乎有几粒红点，面色有点苍老了。然而那苍老的皮肤下，似乎还蕴藏着年轻的血液，嘴唇比较厚，两颗大齿向内突、远一点望去，总以为他缺少了两颗得力的牙齿。”严怪愚还说他说话的声音尖而又圆润，对人对事特别热忱。那天的晚饭后，严怪愚还特地邀了个朋友去采访了住在文昌阁平教会的孙先生，问了不少关于创作关于副刊的问题。

据谢冰莹回忆，由她组织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出征北上时，还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雄壮的抗敌宣誓典礼，前来送行的就有孙伏园先生。

孙伏园先生带队的平教抗战剧团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连续公演了两周，演出的剧目有《后防》、《战歌》、《电线杆子》、《一片爱国心》等。同时，孙伏园因为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常务理事，纪念孙中山诞辰等重大的歌咏、戏剧、演讲等系列活动，他自然就是组织者之一了。

这本杂志的纸都黄了，脆了，且有一角还被虫咬了，但它却留下了这么多与长沙相关的极富史料性的人事，真是难得。此外，要是从广告的角度，还可以写出一篇文章来，封二封底还有一个内页都是广告，特别是内页广告的设计，现在看起来，都显得极富创意。

《文学月刊》社的社址：长沙湘春街第七十三号。每册二角。见到“湘春街”，便想起田汉他们创办《抗战日报》时去吃李合盛的事，只是不知道那时候的《文学月刊》还在不在办？而且，究竟是几个什么人在办，第二期是否出版了，至今都还是个谜。

（转自彭国梁《长沙沙水水无沙》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