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火车站旁遭空袭

再回到林徽因给沈从文的那封信上来。林徽因写过了长沙那十来天讨厌的雨，紧接着又开始写长沙的晴，她说：

“可是今天居然天晴，而且有大蓝天，大白云，顶美丽的太阳光；我坐在一张破藤椅上，破藤椅放在小破廊子上，旁边晒着棉被和雨鞋，人也就轻松一半，该想的事暂时不再想它，想想别的有趣的事：好比差不多二十年前……”林徽因想起了二十年前英国的雨，想起那时候总想着生活中应该有些浪漫的事发生，比如有一个白马王子从天而降地来爱她什么的。然而现实，讨厌的现实一点都不浪漫。比如“大举移民到昆明的事，还是个大悬点挂在空里，看样子如果再没有计划就因无计划而在长沙留下来过冬。”

虽然是晴天，但心情依然晴朗不起来。

林徽因在长沙所租住的地方在火车站的旁边，这火车站称为火车东站，一九一零年，也就是清宣统二年开始修建，一九一二年建成的。原来长沙火车站在新河，一九一八年粤汉铁路汉口至长沙段通车，火车东站便取代了新河车站而成为了长沙铁路的枢纽。一九二五年，长沙的环城马路湘春路段和经武路段竣工后，小吴门至浏城桥路段又随后动工。因为这一条路地处火车东站一带，故又称东站路。东站路建成之后，便竟日人来人往，特别是那些人力车、平板车时常结队而行，旅店饭店也一家接一家，原本颇为冷僻处因为火车东站的缘故而变得热闹起来了。中日战争爆发，火车东站就被炸毁了，直到一九四七年方才重建。限于当时的条件，站场建设非常简陋，仅有一百六十平米的站房和一处可容千余人的临时车棚。这个老火车东站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方才搬迁至现在的新火车东站。那个老火车东站便是现在五一路和芙蓉路交叉偏东北的一大块地方。

林徽因在一九三七年十月给沈从文的信后，还留下了一个通信处：长沙韭菜园教厂坪134刘宅梁。韭菜园原为浏阳门外至小吴门外的一条泥土路，因其东侧种有大片韭菜，故名。二十世纪初韭菜园才陆续开发，先后建有湖南圣经学校、协和神学校、青年会西干事住宅、甲种工业学校等。三十年代又建有湖南孤儿院第二院，教学楼、图书馆及各科工场等都颇为齐备。湖南圣经学院就是当时的“长沙临时大学”所在地，也就是说林徽因所租用的地方距“临时大学”是很近的。

教厂坪，旧称“校场坪”，系明清大校场的所在地。大校场为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兵道徐学聚所建。明崇祯《长沙府志》载：校场原“在小吴门外二里许，有演武厅，将台、走马营二十四座。”后渐渐延至长沙东面城墙附近。大校场，铁马金戈，那可是无数英雄的演武之地。

不知为何，大校场到了明朝末年，便废了。到了清朝的顺治年间，长沙知府张宏猷，总兵徐勇又开始重建，大校场便又有了年轻军人的撕杀之声和刀枪剑戟的撞击之声；到康熙年间，大校场又增建了照壁、鼓亭、将台、廊房、中堂及马王庙。

十九世纪末年，湖南巡抚陈宝箴也看中了“大校场”这块宝地，便在此首创湖南武备学堂，据说这武备学堂还很有些曲折，刚创办、又被迫叫停。没停几年，在巡抚俞廉三手上又恢复。可别小看了这武备学堂，赫赫有名的程潜、鲁涤平、张辉瓒等都毕业于此。再之后，也就是一九零五年，巡抚端方又将这武备学堂改成了湖南陆军小学堂，前后办了五期，唐生智、陶峙岳、贺耀祖等都毕业于该校；再后来，到一九一七年，湘都谭延闿又在陆军小学堂的基础上创办湖南陆军讲武堂。这讲武堂也是起起落落。北伐战争开始后，便解散了，到一九二二年，湘军总司令赵垣惕手上又续办。彭德怀、黄公略、唐生明等均系该讲武堂学生。一九二六年冬，这讲武堂又成了黄埔学校长沙分校。

扯得有些远了，其实无非是想说林徽因一家租住的那个地方虽然有些“不堪”，但实在并非寻常之地。日本鬼子选中那个地方扔炸弹，首先想要破坏的当然是交通枢纽火车站。林徽因的一家在那种非凡时期租房在火车站的旁边，也真的是有些“马虎”。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本鬼子的四架飞机首次轰炸长沙，目标火车站。请看看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的一封信吧：

“在日机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中，我们的住房就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距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在这所房子里我们住了三间——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都在生病。没有人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玻璃的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全部都坍了下来，劈头劈脑地炸向我们。我们冲出旁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

当我们往联合大学的防空壕跑的时候，又一架轰炸机开始俯冲。我们停了下来，心想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们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去承受那悲剧。这颗炸弹没有炸，落在我们正在跑去的街道那头。我们所有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都是从玻璃碴中捡回来的。眼下我们在朋友那里借住。”

再看梁再冰的一段回忆：“在长沙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首次经历日本飞机的轰炸。由于事先没有警报，日本轰炸机到了头顶上，爸爸还跑到旧阳台上去看，以为是中国飞机，直到炸弹落地爆炸起火，才急忙跑回房间把我抱起来。妈妈也立即抱起小弟、搀扶着外婆往楼下跑，当时整个楼房震动，到处都是碎玻璃。在我们跑到楼梯拐角处时，又一批炸弹落下，就落到楼外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事后发现这里有弹坑，还滚着两个路人的头颅）。幸好这楼梯，拐角起了保护作用，我们未受伤害，只是抱着孩子的妈妈在霎那间被震到了院子当中。我们跑到大街上以后，听到飞机再次俯冲，那时毫无战争经验，竟然不知道卧倒，全家人都站在那里，但这批炸弹竟然没有爆炸。”

前面已经说到，长沙第一次遭到日寇的空袭，火车站周围的房屋被炸毁了二十多栋，死伤一百余人。而林徽因的一家就凭着一种“本能”，居然就躲过了一劫，这冥冥之中说不定真的有神灵在护佑着。写到此，我便想到了二零零五年第十二期的《万象》上有一篇张荣明先生的文章《空袭警报下的生命姿态》，写的是梁漱溟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五月三日，日机轰炸重庆，死伤五百多人，复旦中学落弹三十枚，男生部宿舍大部被毁。本文主人公梁漱溟此时正居住在城内的关庙街协进中学内，六十年后有心人记下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当他借住协进中学时，他遇上了空袭警报。

‘那是一九四零年五月初旬的一天，平教会（指平民教育促进会）有赵冕、孙逢吉和我三人住在那里。我们逃警报回来，发现学校操场中心放着一张藤圈椅，问下来知是我们的客人在警报时间内从房内搬来坐着看书的，那客人鼻架无边框眼镜，身穿长袍马褂。是梁先生！袍马褂是国民参政会的礼服。’（戴子钦《梁漱溟在警报中》，载《万象》一九九九年一月号）”

据说，梁漱溟先生十分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不遭横死”的说法。圣人为何不遭横死呢？因为圣人肩负着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如果上苍不想毁灭这个民族，那么上苍有眼，就不会让圣人遭到意外。梁漱溟认为自己肩负的就是复兴民族文化的使命，自己就是圣人，因此，小日本的几颗臭弹是奈何不了他的。一年之后，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再一次遇险又脱险，他说：“我有我的自喻和自信，极明且强，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张荣明先生说：“空袭警报下，梁漱溟坐在操场中心的这一幕，表面上看似平淡如水，但其实质内涵却是惊天动地。”

飞机在天上往下丢炸弹，跑、甚至盲目地跑，都是一种本能。林徽因一家要是没跑，那肯定就成了一种碎片，因此，林徽因是一种常态，而梁漱溟则是非常态。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是真有神灵的护佑，他们都能大难不死，都能化险为夷。特别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有一颗炸弹就落到了林徽因他们的前面，但没有炸，这或许真的就是梁漱溟先生所信仰的“圣人不遭横死”？因为林徽因和梁思成还肩负着民族文化的复兴？不管怎么说，林徽因的一家能从死里逃生，都是值得庆幸的。

关于林徽因租住的韭菜园教厂坪134号刘宅那一处房子，她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是两间，梁再冰后来的回忆也是两间，怎么给费正清和费慰梅的信中又说是三间呢？或许是只租了两间，但房东友好，看他们人多，再让出一间让他们住也未可知。在空袭之前，林徽因说她们是常常聚餐的，只不过是在“小炉子上欣赏我自己的手艺”，她还说在那三间小屋里什么都能做，林徽因的住处依然是教授们谈文说艺的沙龙。只不过，在那些特殊的日子，谈时局，谈联合大学，谈昆明等等话题会要多一些。比如十月九日，与张东荪等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后又与黄炎培组织过中国民主同盟的张君劢老先社就光临过他们的小屋，只是不知道张老先生说了些什么，以至让林徽因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昨天张君劢老前辈来此，这人一切依然及其混沌（我不叫它做天真）。”据当时一些经常到林梁住处闲聊的人后来回忆，他们有时聊天聊到慷慨激昂时，便开始唱歌，大家一起合唱，用中文唱，也用英文唱，而且，每次唱歌都是梁思成指挥。其时，唱得最多的是抗日救亡的歌，比如“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又比如“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等。他们经常唱得从楼下经过的行人纷纷抬头张望。他们悬着，他们漂着，他们借歌声发泄着内心极度的苦闷与仇恨。

林徽因在给费正清和费慰梅的信中说，空袭之后，“眼下我们在朋友那里到处借住。”据梁再冰回忆：“后来，妈妈和爹爹把外婆和我们姐弟送到了张奚若伯伯家（他们全家这时同其他许多教授们一起到了长沙，也租住了两间房，便将其中一间借给我家），自己便匆匆赶回原处去收拾我们的衣物。许多东西都是从土里挖出来的，直到多年以后，我家的箱子中还发现过碎得像棉花似的玻璃渣。”

空袭之后，林徽因他们就更加地无所适从了，吃的住的都成了问题，好在“长沙临时大学”汇集了那么多北大、清华与南开的教授们，也不至于太孤独。于是，林徽因说：“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想来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赴国难的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这里所谓的“星期六朋友”是指一九三二年底，金岳霖享受清华大学教授的待遇，在美国休假一年归来，与林徽因家毗邻而居，之后，在他的住处，每个星期六都来相聚的一些朋友。据说金岳霖的客厅被人戏称为“湖南饭店”，当时经常聚会的，除林徽因夫妇外，还有张若溪杨景仁夫妇、周培源王蒂 夫妇，陶孟和沈性仁夫妇，费正清、费慰梅夫妇，还有陈岱荪、邓以蜇等等。其时，在林徽因家，“太太的客厅”也开始形式。“星期六朋友”和“太太客厅”中的朋友实在太多，比如“高个子如故”的杨振声、后来出任过驻美大使馆参事的陈之近、还有吴宓等等。陈之近在林徽因一家即将离开长沙时，还在“潇湘酒家”设宴相送，作陪的有吴宓，顾毓琇等人。

还有一批好朋友在衡山，因为当时湖南圣经学校房子有限，在其他地方又找不到适合的，故文学院就搬到了衡山。比如金岳霖就在衡山。据冯友兰先生回忆：“文学院设在南岳，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那几个月的学术空气最浓，我们白天除了吃饭上课以外，就各自展开了自己的写作摊子，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好象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候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由此看来，呆在南岳的教授们，情况相对长沙要好一些。

长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呆了，到昆明去，迟走不如早走。长沙临时大学的大部队暂时还按兵未动，林徽因夫妇也不管那么多了。他们是十月十四日到的长沙，到十二月八日正式离开长沙，不到两个月时间。本来，他们买的是十二月二日的票，后来是梁思成想等周寄梅先生，把票退了。后再去，就只有八号的票了。长沙，在林徽因的心中，除了炮火，除了嘈杂、除了潮湿、除了逼仄和拥挤，不知是否还有什么美好的记忆。反正，在当时，早一天离开就是早一天脱离苦海，上路了，不管前景如何，总还有个奔头。

文章至此本已划上了句号，忽又想到前面提起的那次沈从文三弟沈岳荃在“三湘大酒楼”的请客，总感到有些什么不确。十二月九日，林徽因一家到达湘西沅陵，一路风光无限，心情自然也就开朗了。于是，一落脚，找个地方，便又开始给沈二哥写信：“沅陵城也极好玩，我爱极了。你老兄的房子在小山上，非常别致有雅趣，原来你们一家子都是敏感的有精致爱好的。我同思成带了两个孩子来找他，意外还见到你的三弟，新从前线回来，他伤已愈，可以拐杖走路。他们待我们太好……”如果是早几天还在长沙相聚，沈二哥和沈岳荃还作东请了他们夫妇，林徽因会用这种语气来向“二哥”描绘他的“三弟”吗？故记下这一笔，以存疑。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林徽因一家方才到达昆明。从长沙到昆明，他们在途中整整跋涉了三十九天。

（转自彭国梁《长沙沙水水无沙》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