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笔下的长沙风景

妙高峰

书院路长沙第一师范靠左，有一小街，街口新建一牌坊，上书：妙高峰城南旧事，其字为著名书法家颜家龙先生题。该牌坊所刻对联，系一流传甚广的旧联，不知为何人所撰，其联曰：

长与流芳，一片当年干净土；

宛然浮玉，千秋此处妙高峰。

清嘉庆进士，两江总督陶澍登妙高峰后，曾作《长沙竹枝词》云：

妙高山色画屏新，妙高山下水粼粼。

多少游人不知味，出山何似在山真。

又，名崇祯《长沙府志》云：“妙高峰高耸云表，江流环带，诸山屏列，此城南第一奇观。”因此，妙高峰又被称为长沙城南第一名胜。

某日，我和熊剑兄沿着这小街缓缓而行。这小街刚整修不久，一中年男子告诉我们，说修这街时，他没日没夜地在此挑沙挑土，现在好了，街道漂亮了。他见我们是专程来看这漂亮街道的，站在那里，仿佛就有了一种满足感。

街道两旁隔那么远，就有一块大理石的碑刻，上面刻着的是与妙高峰和城南书院相关的历史和故事。城南书院，南宋时张浚、张栻父子创建于此。当时的城南书院，颇有些苏州园林的风格，书院中建有丽泽堂、书楼、豢养轩、月榭、卷云亭、琮琤谷、南阜、听雨舫、采菱舟等十景。其时，朱熹在河西的岳麓书院，张栻则在河东的城南书院，两书院仅一江之隔，因此，他们经常地乘船相互往返，故有渡曰朱张渡。他们在一起讨论一些很理学的问题，如“中和”如“太极”，倦了，便穿行于这十景之间，作诗唱和。如张栻咏《月榭》诗云：

危栏明倒影，面面涌金波。

何处无佳月，惟应此地多。

朱熹亦有诗：

月色三秋白，湖光四面平。

与君凌倒影，上下极空明。

张氏夫子创建的城南书院毁于明末，善化禀生俞仪有《九日集妙高峰》为证：

道脉开南楚，朱张仰昔贤。

往来同讲席，沿革又荒烟。

石断苔痕古，碑残绿字悬。

来游重九日，怀古意茫然。

九月九日登高，来到这妙高峰上，想起这“朱张会讲”过的城南书院如今石断碑残，不禁有些怅然若失。后来，这城南书院的废址上又建起了高峰寺，旁边还有报国寺。于是，原本有些凄清的妙高峰上又热闹了起来。从清代诗人毛国瀚的《游高峰寺夜归》中便可见一斑：

南郭高峰寺，松阴入杖藜。

到门江树合，落日海云低。

春殿藏花雾，禅房护燕泥。

上方钟磬夕，夜火出招提。

然而，城南书院毕竟太让人怀念了。历朝历代，有识之士都在想着如何恢复，明正德二年，湖广行省参议吴世忠和湖南提学道陈凤梧就曾想在妙高峰上恢复城南书院，但当时的妙高峰为吉藩府所据而没有了下文。清乾隆十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将天心阁下的都司衙门改成了一座书院，亦称“城南书院”。至道光二年，也就是一八二二年，湖南巡抚左辅又将天心阁下的“城南书院”复迁至六百前年的妙高峰原址，且恢复了原先的“十景”。清道光进士，云贵总督劳崇光有《城南书院赋》记其十景盛况曰：

“草对回环，山川萦束；纳湖供其溯洄，高阜任其瞻瞩。访旧基于月榭，危栏之影依然！叩曩躅于云亭，隐几之吟可续。舫名听雨，闲垂软涨三篙；舟泛采菱，缓度新歌一曲，轩开半亩，养蒙迪我聪明；堂矗三椽，丽泽成吾学问。看红波岳色，潇湘之灵秀如新；仰圣域贤关，闽洛之渊源伊近。”

关于“城南书院”，还有一则笑话值得一记，曾经有一张栻之父张浚手书的“城南书院”四字的匾额，一直保存到了民国。有意思的是，一九三三年，有一位署名什么“西耕”的，估计是一个政府官员，他在撰写《长沙新市政计划中应保存之名迹》一文时，居然把该匾额列为“不保存之列”。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张浚就是那个杀岳飞的奸臣，所以，奸臣手书的匾额自然要毁之而后快。该官员痛恨奸臣之精神可嘉，遗憾的是，他老人家读书读糊涂了，错把张浚当成了张俊。不错，张浚和张俊确实同朝为官，但半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这“西耕”什么的，实在是不知耕耘，因此所撰之文也就不是东西了。可惜好端端一块载着历史和文化的匾，就这样被一个“浚、俊”不分的庸才给毁了。当然，也不能全怪他，因为他那毕竟只是一份“计划”书，那“计划”肯定是要呈送给他的领导审批的，那些个有权在“计划”上批阅然后再发号施令毁其文物的官员，如果有一个能分清“浚与俊”，也就不会闹如此笑话了。

再说“城南书院”到了清末，也就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丽泽风长”的匾额，系道光皇帝御书。当时，著名学者孙鼎臣，余廷灿、贺熙龄、何绍基、郭嵩涛等都曾先后在岳麓书院主讲并主事。曾国藩，左宗棠，王闿运、张百熙、黄兴等风云一时的人物也曾在此修读。据说左宗棠十九岁就读于城南书院，老师夸其曰：

天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

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光绪二十九年，也即一九零三年，城南书院又废，之后改办成湖南中路师范学堂。一九一二年，改成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在此求学五年半，然后又一度再次任教。现在的湖南第一师范是在原城南书院的旧址上创建并完善起来的。原来的“书院十景”呢？据说民国期间还有一卷云亭在，一九三六年《长沙市指南》载：

“卷云亭在妙高峰中学之门楼上。城南十景，惟此独存。亭仅方丈，可容三四人坐憩。湘水前横，麓山在望，春夏之间，凭窗西眺，烟波云雾，叠叠重重。在湘滨向麓顶上升，如卷绵焉！此或‘卷云’之名所由来？”

该指南又载：“妙高峰为本市最高峰，其顶有平地，方可二丈，青草平铺，宛如绿褥。夏间近晚之际，坐憩其地，清风徐来，胸襟顿爽。残阳自麓山反映天际，云霞与江面烟波，互相照耀，往来风帆，悠扬掩映，诚可观也。今建亭于南峰，以供游人休憩。”

说了这么多的妙高峰下的城南旧事，似乎还没有进入正题。其实，我请熊剑作陪来登妙高峰，是想寻找当年谢冰莹躲在这妙高峰上写《一个女兵的自传》时所留下来的蛛丝马迹。

一九三四年，上海的申报公布了一则被通缉者的名单，谢冰莹是被涉嫌“福建人民政府”案而被当权者定罪的，因此，那名单中自然也就有了“谢冰莹”三字。怎么办？往哪里躲。和谢冰莹过从甚密的柳亚子便劝她回家乡长沙躲一躲。于是，谢冰莹便在长沙妙高峰的青山祠里住了下来。正好，赵家壁向她约一部书稿。谢冰莹说：“我那时一来为了想筹备旅费重渡东瀛，完成我的学业，二来借写作减少一点精神上的苦闷。”她拟了几十个小标题，“兴之所至，有时一连写上三天三夜也不想睡觉，有时十来天也不动笔。”这次，谢冰莹的《女兵自传》是没有写完的。但其中的一部分陆续发表后，却受到了相当的欢迎。

谢冰莹八十五岁时，澳大利亚的孟华玲女士在美国旧金山采访她，在谈到爱情和婚姻的话题时，谢冰莹坦诚她年轻时非常浪漫。在和贾伊箴教授结婚前，有三个没有结婚但同居过的男友。其中一个叫符号，他们生下一女孩，叫符冰，后来在“文革”时被迫害致死了。另一个是福建人，谢冰莹亲热地称其为“特”。一九三四年她在妙高峰上埋头写作时，那位“特”是和她住在一起的。每天，晚饭之后，她总是要和她的“特”到妙高峰上或铁道上散步。

“沿着斜斜的马路走上去，就到了一中后面的小亭。我们是从来不在亭子里休息的，迎着将要消失的残阳，漫步地欣赏着快要来到的迷茫晚景。

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先走到老龙潭，看着被晚风吹皱的湖水，有时也比赛投几颗石子，看谁比谁投得远，还要看着一个个倒影在水里的人影，一群群的肥鸭，一缕缕的炊烟……然后慢慢地走回来。”

这是谢冰莹在《黄昏》一文中描述的，其中提到的一中，估计是妙高峰中学。小亭应该是卷云亭。当时，谢冰莹虽然是来“躲”的，但似乎躲得颇为诗情画意，她和“特”相处得也非常地缠绵。因此：“由妙高峰到小亭这一段路，特别美丽，两旁的槐树像仙女似的临风飘舞，雪白的花，衬在翠绿的树叶下更显得清秀、纯洁。芬芳的香气从微风里送来，令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舒服和愉快。”

一切的风景在两情相悦的情人眼里都是美的，更何况在妙高峰这本来就如同仙境的地方。有一次，也是黄昏，谢冰莹还和特一道沿着铁路走到了猴子石。猴子石在妙高峰以南的湘江边上，那是有着好几里路的。现在猴子石那里修了一座大桥，叫猴子石大桥，在猴子石的旁边，还有一座公园叫南郊公园。这些，当时的谢冰莹和特自然是看不到的。他们那时候见到的是草棚茅舍，路上寂静得可怕。走好久好久都见不到一个行人。但有爱为他们壮胆，天黑了，他们的心却亮堂着。“到了目的地，我们快活得大叫起来，回头望望被笼罩在黑暗下的长沙城，像一座寂静的古堡，田垅间的蛙声咯咯，更显得乡村里的寂寞凄清。在大自然的音乐声中，两个紧靠着走的人踏上了他们的归程。”

还有一次，特和她的三哥到外面去了，谢冰莹便邀了比她还小两岁的三嫂“英”到妙高峰的小山坡上放风筝。在那个时候，两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在山上那么疯着，是要引起很多人好奇的。后来，谢冰莹在写《湖南的风》一文时，还津津乐道地回忆着：

“英拿着风筝，我拿着绳子，两个人边笑边跳地跑上了妙高峰的小山坡。有些女人和男人见了我们，总是不约而同地用讥笑的眼光凝视着，谈着。我们在这一刹那间，似乎自己变成了孩子，完全忘记了是大人，没有半点感到羞耻和不安的表情，只是天真地笑着，在暖和的阳光下快步地跑着。”

她和三嫂英都是第一次放风筝，开始时居然把绳子系在了风筝的背上，把围观的孩子都笑得打滚。后来，其中的一个孩子就成了她们的老师：“绳子要紧紧地抓在手里，慢慢地松，不要松得太快，不要松的太多，要先将绳子向自己身边一拉一拉的。然后再慢慢地松过去。”她们照着孩子说的去放，居然顺着风，把风筝放到了与云接界的地方，最后只看到一点黑影在天顶上浮动。后来她的特和三哥回来了，不见了她们的人，“只远远地发现在妙高峰的山坡上，有一对似乎像我们的影子。”但他们都不相信她们真的会去放风筝。等到眼见为实了，三哥便大声喊着谢冰莹的小名说：“冈猛子，不怕羞，这大的人还放风筝。”她的特也用手在脸上划着。谢冰莹和三嫂装作没看见，两人相视的笑里，全都是快乐和骄傲。

一九三四年，谢冰莹是住在妙高峰的青山祠里，那天，我和熊剑兄便到了青山祠，在福王墓上的亭子里站了好久。青山祠的祠主和福王墓的墓主均为赵汝愚。关于青山祠福王墓，我和杨里昂先生合著的《消逝的的长沙风景》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赵汝愚在南宋光宗宁宗时任右丞相。当时外戚韩侘胄专权，位居右丞相之上。因赵汝愚有‘奠安社稷之功’，为韩侘胄所忌，遂被罢斥，贬宁远军节度使。去永州赴任途经衡州时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死去，葬于长沙。韩侘胄伏殊后，朝廷追复赵汝愚原官，封福王，并在墓旁建祠专祀，民间称他为“八方王爷”。衡阳也建有崇祀他的专祠，清代衡阳专祠被水所毁，八方王爷神像顺湘江漂到长沙，被民众捞起，供于楚湘天符庙内。据说，天符庙从此香火大盛。衡阳人得知，前来迎八方王爷神像归位，长沙人坚持不可，双方以卜卦定位，八方王爷神像遂留天符庙中。天符庙又称天符宫，民国时期还在，青山祠则不知毁于何时，如今只留下一条以祠命名的街道。福王墓历经千年依然保存了下来。百姓从来对有功于国而蒙冤的人格外崇敬，爱护，福王墓得以保存至今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一九三四年，谢冰莹住在妙高峰的青山祠里，想必是有着八方王爷的保护，她才能安心地写作，并和她的特那么开心地散步还和她的三嫂那么孩子似的放着风筝。一九三五年，她第二次赴日本留学，一九三六年四月，她因拒绝去欢迎到日本朝拜的伪满皇帝傅仪而被关进了日本的狱中，遭到严刑拷打，要不是柳亚子等对她进行营救，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又去了桂林和南宁。大约在秋天，她又回到了长沙。

一九三六年这次回到长沙，她又住在妙高峰。她在《女兵自传》中追忆道：

“这时候，我住在妙高峰一间阳光充足，空气流通的房子里，每天我规定至少写四小时，有时六小时。我把整个的感情放在里面，写到快乐的地方，我的嘴角自然地浮上了微笑；写到悲哀的地方，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我知道写文章最伤害脑筋，每天我的特别营养是鸡蛋两枚；那时候真便宜，一元钱，可以买一百六十个又大又鲜的鸡蛋。如今回想起来，真使我怀念不已。”

有一位严怪愚先生，一九三六年，长沙《力报》创刊时，他任副刊编辑兼采访主任。一九八三年，他写文章回忆谢冰莹，他说：

“一九三六年春末，我新婚不久，即由长沙北门迁居南门外妙高峰下南村二号楼上，隔壁住的便是谢冰莹和她的维特（谢冰莹一直称她的男人为“维特”，她喊得那么亲，那么甜，那声音至今犹萦绕耳际）。”严怪愚先生说的一九三六年春末，估计有些不准确，因为一九三六年的春末，谢冰莹还在日本，暑假之后，她又到了桂林和南宁。回到长沙怎么说都已经是深秋了。

严怪愚先生说谢冰莹就像一炉火，你接近她，便会一身发热。他们一到那里，她就为他们搬家具，布置房间，打扫地面，甚至打水洗脸。当时，严的妻子正怀着孕，谢便天天到严的家中去看望严妻，亲切如同姐妹。从严的回忆得知，一九三六年谢冰莹回长沙，她的男友维特依然还甜蜜地围绕在她的身边。

严怪愚在回忆时，还谈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有一次，严家的保姆和谢家的保姆在厨房里打架。当天晚上，严就把保姆辞退了。第二天，谢俯在严的窗前说：“对不起，严先生，等我另外雇到了保姆，才能把这个辞退！”严说：“为什么一定要辞退两个人呢？”谢说：“哪还成个道理。”没过两天，谢真的就把那保姆辞退了。由此，严便感到这位女作家还真懂得一点世故。妙高峰，当年这一片干净土，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与文化，也见识了太多的有着鲜明个性的人物。

（转自彭国梁《长沙沙水水无沙》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