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怪愚：怪笔慈悲画长沙

三、社会底层众生相

我们这个社会，从古至今，都是一种金字塔似的结构，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总是占着极大多数。一个记者，你可以悬在空中俯视他们，也可以视而不见，然后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出入各种所谓高雅的场所，歌舞升平地描绘着一派大好的形势，那自然是走到那里都会受到热情接待与理想安排的。然而，严怪愚不愿那么悬着。他出身贫寒，他知道底层生活的苦。但他是个乐天派，还在读小学时，他就一边咬着红薯一边唱：

红薯好吃口好开，吃着吃着唱起来。

唱出心中不平事，越唱心中越自在。

那时候，著名的音乐家贺绿汀是他的老师。老师喜欢他有着“过山岭”的歌喉，于是，一有时间就带着他玩，和他聊天，还去捉泥鳅。捉泥鳅时，严怪愚又唱：

泥鳅滑，泥鳅小，小小泥鳅味道好；

    山珍海味尝不到，捉篓子泥鳅哟吃个饱！

贺绿汀说，等将来长大点要送他到音乐学校去学习。严怪愚自然是喜出望外，说要用自己的嗓子为穷人唱一辈子歌。后来，他虽然没有进音乐学校，但他却用一支笔实现了自己给贺老师许下的诺言。严怪愚一直在报界当着记者和编辑，可他一有时间，便深入到大街小巷中，他关注着各类底层的人物，他深入到他们之中，和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疾苦。他从不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他有时也非常地讨厌他们，和他们吵，和他们闹，甚至打架，甚至拔出枪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然而，他又深深地知道，他们的可怜与可恨是有着深层社会原因的，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记者，你必须面对，必须以心换心，必须融入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之中。于是，从严怪愚的笔下，便流出了一个一个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老渔翁。天心阁下有一条便河，“从南门的六铺街之上，经过老龙潭，浏阳们，火车站、小吴门，经武门，一直流到北门平浪宫方才入湘江。”然而这条便河日渐地缩小，有些地方如浏阳门，火车站等处甚至都找不到痕迹了。老渔翁说：“我守着这一池水，已经六十多年，我还能到别的什么地方讨生活？前清时候，我们八个人租着这点水养鱼，水面又阔得多，每年都只要交一百串铜板作租钱。现在水面小了，租钱却要涨到四百四十元，按月三十九元，假使某个月少缴了一元，市政府便马上派人来催收。全个池，养不到一万尾鱼，八个人合计照料，每年简直找不到什么出息，所以我们只有轮流在水里网点野鱼去卖点外息，然而，现在的野鱼也少得多了。前清时候……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严怪愚听着听着，仿佛进入到了一种梦境，他看见老渔翁那竹篓之中有三四尾小鱼翻着银色的死眼在瞪着他。

街车夫。严怪愚将车夫分为四大类，即街车夫、汽车夫、包车夫和码头车夫。汽车夫和包车夫，地位略高一筹。前者开的是汽车，有技术含量；后者专为某老爷或某太太小姐服务，可以偶尔地狐假虎威一下，因此，在严怪愚看来，要写车夫，最典型的还应该是街车夫和码头上的车夫了。

车夫的苦是不必多说的了。你看着他们可怜，你不忍坐他们的车？你看过胡适的诗《人力车夫》吗？“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因此，你对他们最大的同情就是坐他们的车。可是，长沙的街车夫是很有些古怪脾气的。严怪愚说：“长沙，还是骄傲的都市，所以才有一部分骄傲的车夫，你不唤他，他总是老爷似的坐在车上吸纸烟，绝不会向你逗生意，绝不会到你的身旁，一定要你坐。有些时候，你出不了价，他还会骂你：‘你也想尝这口味！’‘你三世没坐过车子来！’或者说：‘两百钱吧，那是坐牛车！’”关于长沙车夫的这种古怪，北大校长蒋梦麟就曾深有体会，他说长沙的车夫拉着你就像散步一样的缓慢，你要是催他快点，他便说：“你老下来拉吧——我倒要看你怎么个跑法”，让你咽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茅盾在回忆长沙的黄包车夫时，也曾有着很深的印象。即：身穿长袍，漫天要价，拉车不跑。有那码头车夫，也是让人烦。他明明知道你要赶车赶船，他却故意地放慢脚步，让你加钱，甚至到了，还抓住你的行李不放。有一次，严怪愚的一家去看尚小云的戏，回家时叫了四辆车，说好价是每把车子一角钱，谁知回到家，四个车夫却围着要五角钱一把。最后闹得不可开交。那时严怪愚还是军人，穿着军服，他们还敢如此强要，最后严怪愚气得把一支德制的白朗宁都拔出来了，方才了事。严怪愚在写这些车夫时，很有些无奈。“不过，对这类车夫有些恶感，也不算压迫劳动阶级。因为他们都是靠这一手吃饭的”。

拾荒者。有以拾烟蒂为生的，也有拾破布为生的，还有见什么拾什么的。拾烟蒂者看见烟蒂眼睛都是亮的。烟蒂每两可以换得两百文，但要有一两烟蒂，非得有三四百个不行。而且拾烟蒂还有不少竞争对手。比如贩卖糖果的小孩，也兼着拾烟蒂；又比如戏剧影院的清洁工，戏和电影散场之后，他们就把烟蒂扫进撮箕里，然后就交给他们熟悉的人去了。拾破布的是专到垃圾堆里去找，垃圾堆就是他们的天堂。“他们每到一个垃圾堆，就用耙子耙几下，虽然这个地方不到两分钟前，就有和他同样的人用耙子耙过来，然而他毫没有想到这些。他总希望可以得到一点东西，他们所收的除了破布之外，还附带要玻璃、破鞋、烂铁、包纸烟的锡皮，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个人生活资源，破布卖给山货店。玻璃、烂铁、锡皮则以荒货店为销场。”拾荒者被人称之为“垃圾人”，他们在垃圾里讨一份肮脏的生活。他们来自生活底层的各个角落，那些角落是被所谓的上层社会忽略的，遗弃的。然而，他们也是一种生命，他们也要活下去。

乞丐。实在是无法生存了，便把手伸出来，请人施舍。三条路，走中间，不偷不抢不犯法。乞丐有乞丐的理念支撑。严怪愚每次从报社出来，总是会碰到几个野孩子追着他要钱。“每晚总是看见几个野蛮孩子倒在小巷的尽头，马路的两旁，货摊的下面鼾睡着，作他们痛苦流浪的梦。”“他们所住，仍是有风有雨的天空下面，地皮上面的剩余当所，有些时候，还要遭时间空间的占有者的驱逐鞭打。他们所穿的仍是垃圾堆的废布。冬天，风雪可以无阻无碍侵刺他们的肌肉；夏天，蚊虫便成为他们的良伴。”“他们所吃的，是另一支人类口里的排泄物，不管生冷，不管污秽，有吃还是他们最幸运的时候，不然的话，饿过两三天，饿得脸上剥出骨骼来，并不能够向妈妈的怀里去哭。他们没有妈妈，饿死了，也没有妈妈抚着小尸来恸哭。”严怪愚说他一见到这些可怜的孩子，连睡觉都感到异常的难安，总不免要发几声深长的叹息。

妓女。“我们的小西门”，“我们的经武路”，严怪愚在电光的迷濛里看到了一幕幕他不愿看到的情景。那些长得标致或不标致的女人，她们或者站在电线杆下用眼把男人扫来扫去，或者在朦胧之中用香用影子勾引过往的男人。“她们的目的是想用自己的肉体供给一个男人蹂躏一晚，再由男人袋子弄点钱，到明天买米买油。维持明天一个人或一家人的生活。”如果有阔一点的主顾，可以上个旅馆；如果主顾也是个穷鬼，那就到女人的家里去。家在哪？“在河岸的小篷里，在火车站的小篷里，在煤灰堆，总之，在都会的旁边，在这被辉煌的都市遗忘的角落里。”“那里到处住满了人，住满了一些日夜都被都市忘掉的可怜生物。他们十家一区，几十家一堆簇聚在一处草棚里，泥的墙，竹的墙，草的屋顶，薄薄的像纸张一样的门，窗子是开在竹墙上的一个小的纸洞，一手可以摸到屋檐。屋内是潮湿的，地宽的铺一张床，床上有一个黑帐子，花被窝，那便是她的赌桌，她们得在这里消磨几年青春，全部青春或整个生命”。

以上所说的是最低层的妓女，还有略高一筹的，那便是在“台基”中作业的女人。“台基，也便是吊台，在长沙，据说有六十几家之多，散布在都会的角落里，深街小巷中；外面并没有招牌，样子颇有点像一栋公馆，因为那是秘密的场所，被当局发现了，还是违法的。里面呢？有几间很精致的房子，房内铺着一张床——被帐俱全——而且也算精美。床之外，还有一套木器。一把藤椅，同桌上的那张小摆设，看去，却又有点像小旅社了。”在其中寄住的姑娘，被人蔑称为‘坐庄咸肉’。在台基的姑娘是落伍的，不能独立的，或尚未跑红的姑娘。于是，便装作住家的小姐，批零兼卖。据说，有几个湘剧名伶曾经都上过台基。严怪愚有一次到小吴门便河边上去看一位昔日的老乡张妈妈，张妈妈就住在一个破棚子里，她的小儿在外面卖些桔子什么的，她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正当严怪愚喝着张妈妈那杯沉寂了泥沙且杯子的边缘都沾满了污秽的茶时，张妈妈的女儿回来了。严怪愚一见那姑娘的打扮，就大致知道她在干什么了。他和她套了几句近乎，那姑娘就往严怪愚的身上靠，媚荡地说要看电影。严怪愚赶忙出门说“少陪”，张妈妈吞吞吐吐地说：“我们也是没办法。”严怪愚在写这些人物时，心里是难受的。他说：“不管是人肉市场，人肉战场，假如你稍稍有点天良，你一定不曾相信这是一个单纯的性的问题。这里面实在还寓有一个复杂的严重的而且沉痛的问题。”

还有自杀者。还有小偷小摸者。还有孤儿、残疾人。还有还有。

严怪愚在中国的新闻史上，应该有他显著的位置；同时，他为长沙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我们也该知道如何珍惜。借用谢金溪先生的一副挽联作为本文的结尾：

廿年王无冕，廿年紧箍咒，盖棺觅身后荣辱，青松惟见山头立；

一叫叶灵鸡，一叫泥怪鱼，挥笔书史篇真伪，赤子长流纸上声。

（注：叶灵鸡、泥怪鱼均为严怪愚笔名。严怪愚原名严正，严怪愚也是笔名之一。）

（转自彭国梁《长沙沙水水无沙》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