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抗日慈善档案

抗日战争时的长沙青年会

在上一部分“教会慈善档案”中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是最活跃的团体。在抗日战争初期，青年会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在救济难民、参与长沙大火善后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档案中有一份英国人赖朴吾（E.R.Lapwood）所撰的《长沙在行动》（Changsha in Action）一文。赖朴吾，英国伦敦会教士，抗日战争前来华，在上海麦伦中学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燕京大学任教。本文是作者于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采访张以藩夫妇后所撰，并于1940年5月在《中国纪事》刊载。

文中所记张以藩是抗日战争初期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是一位热心慈善事业的基督教徒。张以藩（1906—1957），字次鄂，长沙县人。1930年入上海东吴法学院。1934年在上海章士钊律师事务所赞襄业务。八一三事件后回湘，任长沙青年会总干事。长沙大火后，任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九级组组长。1939年任湖南省参议会议员。后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市政委员、长沙市政协副秘书长等职。1957年因作“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发言而遭到为批判，自杀身亡。1979年平反。

赖朴吾《长沙在行动》一文主要记述了抗日战争初期青年会在长沙的慈善活动，1995年长沙市政协文史委对这篇文章组织了翻译（译者曹子洋），全文转录如下。

长沙在行动

［英］赖朴吾

中国的基督徒在全面抗战期间，在为饱经战乱的祖国所做的贡献中，最突出的要属长沙——这个位于中国中部的城市的张以藩所领导的基督教青年会所做的工作。

1937年夏，张以藩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于是，他辞掉上海一所进步教会中学教务主任及兼任的律师职务，并买好了赴美的机票。但这时他老家长沙的青年会邀请他担任该会的总干事。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他深知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毅然决定去长沙赴任。动身前，他采取了成亲这一颇有见地的准备工作。身边有一位身材娇小、充满活力的妻子的协助，他的办事效率大大提高，长沙青年会很快就成为当地一支新兴的举足轻重的力量。会员们的捐助增长了8倍，因此，人们都渴望成为该组织的一员。大家认为，青年会是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组织，而这些正是他们所需要和欣赏的。

    青年会的工作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青年会这一年的工作报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张氏夫妇所要进行的奉献爱心的项目中，有一项是最引人注目的，那就是应湖南省政府的请求，承担遍及全省赈济难民的工作。现简述如下。

宏大的难民救济计划

1938年一年里，随着战场西移，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和湖北的难民蜂拥而入湖南。省政府为难民的救济和安置问题大伤脑筋，为此特请长沙青年会出面处理这些问题。鉴于任务庞杂，难以处理，青年会董事长和张以藩经过五次讨论，研究这些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最后决定接受任务，承担其组织责任。于是，从1938年10月起，青年会就开始了这项工作。

他们接管了难民收容所，收容所里的病人和孕妇住进了难民医院，给老人和小孩分发豆浆，请来了医生和护士为难民看病。每个难民每天能得到10美分的伙食津贴。他们还反复强调职业介绍和难民的就业安置，是救济工作的重点。张氏夫妇还常常半夜去察看哪些难民确实需要衣服，以及检查收容所的清洁卫生情况。从中他们接触到难民中从苦力到县长的各式各样的人。

通过考核，他们从难民中选拔了一些聪明能干的男女学生，训练他们进行救济工作。这些学生平时是普通难民，与难民同等待遇，朝夕相处，而其中一些人则被派往前方，去收容那些因战火而不得不逃离家园的落难者。这些学生以强烈的拯民于水火之中的精神，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日军后方。

汉口沦陷以后，长沙已变得岌岌可危，不再是收容难民的理想地方。因此，市政府要求聚集在长沙市的3万难民尽快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域去。于是，青年会开始象军事部门一样运转起来，它配置了地图和各种统计数据，作出计划，以均匀往全省各地疏散难民，由当地负担。他们将这些难民分成42个收容所，每个收容所有若干队，由队长负责管理，并且有医生和护土跟随行动。每个难民分发了足够应付两周的伙食费；几千名老人分得了雨伞，一万多双跑鞋也发给了那些需要者（这些雨伞和跑鞋都是由协作机构提供的）。随后，开始了艰苦的长途跋涉，一天大约才行进10英里。当长沙大火发生的时候，最后一批难民撤离长沙仅仅半天时间。

当然，这种疏散并不能完全解决难民问题，老百姓还是要依靠政府的帮助。因此，政府制定了各种计划，将3000难民安置去贵州，9000难民去湘南，由当地按每百户居民摊派一户难民的办法来解决难民的生活问题。另外，还计划兴建10个大工厂，政府还答应拿出20万美元投入到家具、纺织、竹制品和印刷品等行业，进行生产。

救济工作要行之有效，其关键就在于它的组织工作。这种工作，如登记和发放证件等的进行，只看高效率才有可能应付得下这一大群难民。据说张氏夫人和他们的同事刘济尘和李振声住在一传教士家，有时一个星期都见不到房东。这事毫不奇怪，因为他们从清早忙到午夜才能回家。

湖南省政府也深知青年会替他们承担了多么重的一付担子，因此，1938年底，省政府主席亲自出面，要求青年会派张以藩、刘济尘、陈德轩、惠全安、钱国宝等人帮助再搞3个月的救挤工作。

长沙大火

有关长沙大火，前文已有所涉及。它发生在11月12日，是在当时长沙沦陷似乎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中国人把它作为焦土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引发的。大火毁掉了长沙城的70%。这场大火对这里的青年会来说，也是灾难性的。它的那些在全国来说都够得上富丽堂皇的建筑，全市最宽敞的礼堂，省里最好的体育馆，一幢有80间房的两层楼的宿舍，在大火之后，都只剩下的残垣断壁，经济拟失达25万美元。损失更大的，还在于失去了用这些建筑设备为社会服务的机会。

但是，青年会的全体职工无暇为损失了财产而痛心。随着中国人顽强抵抗，赶走日军的形势日趋明朗，他们又重新回到了赈济工作岗位上。张夫人是大火过后回到长沙的第一位女市民。青年会作为首家民众团体，又重新开始工作。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安抚火后的灾民。于是，一个能够容纳5000多人的临时收容所建了起来，而城的另一边，则设立了一个能每天供4500人米粥的施粥场。

对灾民的姓名及受灾程度进行登记，以确定是发给他们救济证，还是贷款证，这大约需要花一周时间。灾民中，凡得到救济证的，可以去另一个事先安排好的收容所，由政府出钱在那儿住上3个月；凡得到贷款证的，可以从指定地点得到10美元的贷款，有了它就可以做小本生意了。旅费按每10英里0.25元来计算发给。在登记和发放工作结束后，却仍有一些从其他市镇来到长沙，而什么也没有得到的火灾灾民，要求能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救济。为了保护那些可靠地申请者的合法权益，工作人员特地花上一天，从下午4点钟一直忙到次日凌晨2点。

在那个月里，总计有不少于12万的人获得了救济。青年会工作人员及其他的人员日月不停地忙着计算距离和费用、准备的登记卡、贷款证和救济证。这些工作都是在大火后的长沙城既没有照明设备，又没有可靠地生活必需品保障之下完成的。

一流的赈济工作决不会漠视被救济者的人格尊严。张氏夫妇所描述的许多事情都体现出他们对难民人格的尊重。他们说，1939年6月的一天，5位来自河南的难童被送到青年会。他们每人背上都背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衣服、辣椒粉、盐和书纸墨水。他们长途跋涉，忍受困苦的唯一目的是寻求一个工作和学习的机会。当他们到达这个城市之后，感到既孤单又饥饿。由于青年会被人们视为以无私奉献为唯一动机的可靠机构，任何看来似乎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到那里都可望得到解决。于是，汽车站长把他们送到了青年会。在那里，他们很快就洗了澡，获得了衣服和食物，5个人共用2张床，并且都穿上了工作服。白天，青年会让其中构2人看管图书室，而另外3人则在军人俱乐部帮忙；晚上，他们学习写字、读书。到1939年10月，他们被送到沅陵县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纺织厂，白天工作，晚上读书。

一位知识分子

又有一次，一名受过教育、既能教书又能抄写的男子，来到就业指导处试图找份工作。但是当时没有适合他的工作。每天，他步履沉重地走出难民收容所，询问情况有无变化，然后就在图书室看看报纸。他不愿让政府供养，最后他从一位于事那里打听到有份苦力的差事，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工作。在中国，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做这份工作是极大的耻辱。那位干事从他的脸上看出了他内心的激烈斗争，于是轻声开导他，“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都能把工作干好。不管你是当首相还是干掏粪工人，你都能诚恳踏实地工作，尽职尽责的干，你就会从中赢得你的自尊”。这位读书人终于消除了精神顾虑，决定申请这份工作。他被派到那家登广告征求苦力的银行。出乎意料的是，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位老熟人，那人认为让他当苦力是一种人才浪费，便让他当了抄写员。他一拿到工资后就为自己和全家人置上得体的服装，然后高兴地带着他的小儿子拜访了青年会的朋友。

1938年10月至1939月10月期间，约1000多难民在青年会的帮助下，在长沙、沅陵、零陵地区找到了工作。在沅陵遭到第二次空袭期间，一支青年会空袭急救队救出了一位被严重炸伤的16岁的女学生。她立即被送往青年会办的伤兵医院，不省人事达二三天之久。“到了第三天，张夫人的报告写道：她开始有所好转，并通过叹息和断断续续的话语表达了要见家人的愿望。然而，经过调查，发现她乃是全家8口人中唯一的幸存者。这位可拎的小女孩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财产，处于无助无望的境况之中。但是青年会的人鼓起了她的勇气，让她认识了生活的意义。在2个月治疗期间，她深深地被基督教的爱心所打动，决定献身于帮助他人的事业。她完全康复后，那所伤兵医院接收她为助理护士。这位小女孩直到今天还在，并非常愉快地致力于病员的护理工作。

巨大的创造力

在这些个扶助和大规模救济工作之间，还有许多对灾民有益的项目，如：有24人被分到一个小厂去制麻草鞋，在3个城市都建立起难民洗衣店，5人获得了统一的制服和资金，使他们得以设立一些出售牙膏、肥皂、袜子等日用品零售摊点。许多学校也办起了类似的摊点。其中有一所学校，32名男生半天读书，半天卖报纸。战时儿童服务团将收到的钱办起了一所难民学校，并且自己充当教师。青年会则资助了另外4所学校。由于不能经常洗澡，青年会免费开放了两所澡堂，里面配有木盆、淋浴设备，还有消毒池，从1939年6月5日至10月31日，共接待了难民82982人次。青年会还出动了难民流动图书车，价值2万美元的冬装也被募捐并发放下去。

一些在火灾和水灾中受害较轻的难民也得到了安置和照顾，约有1250人经训练学会了急救护理，并在长沙遭受12次空袭、沅陵遭受6次空袭期间，包扎救护了342人。青年会的伤兵医院从100张病床中拿出10张，免费为难民服务。难童被送到保育院抚养。鼓励难民通过聚会和参与娱乐活动，以恢复他们以前的正常的社交生活。沅陵还发起了反空袭运动，修建了10个防空洞，每次空袭能躲5000人。

当然，这项不寻常的工作如果没有确实有效的共同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青年会的每一位职工为此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得到了基督教全国青年协会的梁小初和伍立夫先生，以及长沙、沅陵和零陵3地国际救济委员会极其重要和宝贵的支持。

由于张以藩先生丰富的经验和出众的才能，他被当选为湖南文化界的代表，出席了省参议会。在参议会上，通过了他关于生产自救的建议：1.省政府应在各县建立更多的难民工厂；2.省里的职业学校应该让那些难民学生免费入学；3.省救济委员会应该开设一些专门的职业培训课程；4.各县都应有职业指导，并要强调这一工作；5. 政府机关招收公务人员，应该尽量雇佣难民。

未来的设想

实现未来的计划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与之相适应的强有力的活动，张以藩写道：

“由于湖南处在前线，每天都面临着敌军侵犯的威胁，未来情况如何，难以预计。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日军想侵占湖南的企图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得逞，这一点从最近的时局发展已明显得到证明。因此，除了隔前线很近的地区之外，一定的稳定已经成为可能。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感到努力的方向应该是着重消化吸收，利用滞留在本省的外籍人做些有意义的事。”

“因此，职业培训要比过去有更大的规模，要强调适应当前战时的人才需要，特别希望开设无线电报、汉字速记、会计、军医、机械学等专门课程。”

    “为了与政府当前加速生产的步调一致，我们希望在未被占领的地区，利用难民中的农民去开垦荒地，在一些新的试验性的农业项目上进行合作，并设立一所纺织厂。”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努力，我们希望不仅仅是给那些因长期抗战而处境艰难的人们提供救济，而且也是在这场为人道主义和平而战的斗争中，为夺取必将到来的最后胜利做出积极的贡献。”

长沙大火之后，省政府移往沅陵。青年会在沅陵设立了分会，由主任干事李振声和冯崇毅负责，成立了病兵医院、难童小学、难民浴室，并开展了各项体育活动。在零陵也设立了分会，由易怀清负责。两个分会主办了一些学生救济、病兵救济方面的工作。l942年又在衡阳设立了分会，各分会均做过不少有益于逃难群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