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民国公办慈善档案

民国时期，长沙境内战乱频仍，天灾不断，民不聊生。面对天灾人祸，国民政府进行了一些赈灾救济工作；一些社会有识之士，怀揣救民水火、解民倒悬的赤忱，为救济赈灾也四处奔波。其时，社会救济的慈善机构，按经费来源可分为官办、公办、私办、教会办4种。私办即民间慈善机构，其档案已辑录在上部分，下部分将专辟教会慈善机构。本部分将官办、公办合在一起，统称公办慈善机构。

l929年，官办的省城慈善总公所改组为湖南省区救济院，办理育婴堂、养济院、保节堂等政府补助的慈善机关。l937年，省区救济院对下设的救济机构稍作调整，养老、残废两所合并改组成养老残废所，保恤学校改组为第一孤儿所，恤孤所改称第二孤儿所，增设义山保管委员会。经过政府的监管和有力推动，到1938年，全省县市救济院增加到53个，分设养老、育婴等所l37个，年度支出经费376210万元，共有员工426 人，收养孤老、孤儿、残废、婴儿5717人，“贴抱婴儿”20713万人。1948 年更名为湖南省救济院。

其他社会救济团体众多，业务繁杂，大致来说，一是救济残疾孤贫。全省最大的长沙保恤堂曾一年就收留1994名孤祧平民。30年代的湖南孤儿院也蜚声国内。二是救济嫠妇孤女。主要有保节堂、全节堂、励节堂、百善堂、敬节堂、恤乡嫠局等机构。入堂孀妇多数年龄在20—50岁之间，绝大多数贫苦无依仅求一栖身之所，也有家境较好为保节而来，更有为家庭所迫前来守节的。三是育婴。主要是收养社会上的弃婴和无依无靠的幼童。

救水火、解倒悬的慈行善举总代表着社会的良心。然而，当一个社会因生产力整体水平低下，经济凋敝，政局黑暗，一般人民如泥菩萨过河，无以自助与自救时，慈善机构的救济款就如同杯水车薪，获救济受益者甚寡。

灾荒与赈灾

湖南历来为多灾之地，其中水灾、旱灾较多，危害较大。l915年以后，战争频繁，灾害为祸也更多更烈。据地方志和报纸杂志对1915—1926年全省75县水旱两灾的记载可知：1915年全省共受灾52县次，1916年35县次，1917年43县次，1918年29县次，1919年为24县次，1920年50 县次，1921年87县次，1922年72县次，1924年为73(也有说是83县次)县次，1925年77县次，1926年68县次。其中水灾以1918年、l922年最为严重，旱灾以1921年、l925年最为严重。南京政府的十年（1927—1937），湖南水灾以1931年、1935年最为严重。

 1931年6至8月，湖南大雨磅礴，湘、资、沅、澧四水漫溢，山洪暴发，洞庭溃决，汪洋一片，全省酿成巨浸。滨湖各县水灾最重。南县、汉寿、沅江、安乡、华容、常德、澧县、湘阴、岳阳、益阳、临湘、长沙等县开始积潦成灾，加上荆江西水倒灌，洞庭湖波涛汹涌，滨湖障堤相继溃决十之八九，滨湖各县陷入烟波渺渺之境。汉寿全县330垸无一留存，乡村完全被洗者50余处。南县无处不灾，死亡达9000人以上。 

1935年夏，霪雨弥月，湘、资、沅、澧同时水涨，滨湖各县均遭水患。田禾庐宇，概付东流；城垣倒塌，堤浣溃决；人民伤亡惨重，被灾人口达数万，比l931年水灾还要严重。后又遇秋汛，晚稻、杂粮、棉花等皆无收获。受灾县份达52县之多，受灾程度为民国时期之最。

大兵之后必有荒年。抗日战争期间，湖南几乎每年都有水灾，而且受灾面积之广、次数之多、程度之深，皆是匪夷所思，其中最为严重的是l937年。该年秋，全省各县大雨倾盆，兼旬不息，导致湘、资、沅、澧同时上涨，受灾地区最为严重的有长沙、衡山、南岳、衡阳、祁阳、桂东、湘潭等33县市。其后，1938年、l940年、1942年、l943年、l944年的水灾也较为严重。旱灾主要有4年次，其中较为严重的是l945年。是年，因无力耕种而荒废的土地达1450万亩。湘南、湘西各县遭大旱，田土龟裂，颗粒无收。滨湖一带则遭大水，淹没稻田数百万亩。因此，l945年全省粮食产量锐减，仅收稻谷6730万石，较战前1936年18600万石减产64％。

1946年春，内战一触及发，国民政府在湖南省境内集结了26万军队。加之1945年湖南大旱，存粮锐减，又有11万日本战俘滞留湖南，等待遣送。为了供给这数十万人的食粮，国民政府火急摊派军粮l60 万石。各地粮商乘机囤积，半月之间粮价上涨l—2倍，价格最低的长沙也涨至每石5万元。到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长沙虽非重灾区，但也饱尝了饥荒之苦。对于大饥荒的成因，当时上海《申报》分析得十分透澈：“湘灾之成，政治的不健全，当为一大原因。由于战时交通的不便，运输工具非普通商人所控制，于是权势在手的人。也就往往成了粮食商。湖南的食粮，以营利为目的，被竭泽搜括，运往他省，造成今日的灾情。何况通货的膨胀，税捐的苛繁，更不能不令农村由破产而终陷毁灭。所以湘灾之成，除了战争的原因，还有着政治病与经济病。”

可以说整个民国时期，湖南几乎是无年不灾，无年不荒，且旧灾未去，新灾又生，水旱相继为祸，人民苦不堪言。下面这一组档案照片真实纪录了几个年份湖南的大灾及其惨状。

灾之后即为荒，灾害可能无法避免，灾荒却是一定要救治的。救治灾荒是一项非常浩大而艰难的工程，一直以来，备荒和赈济互为补充，同为政府的主要救灾手段。备荒莫如裕仓储，而赈济之策主要依赖政府的蠲免和赈恤；其次则为民间诸多善人创设的各种善举，如临时粥厂、义仓平粜，或进行急赈、冬春赈等。20世纪20年代以后，民间义赈异军突起，曾一度取代官赈成为荒政主力，并全面推动湖南赈务由传统向近代嬗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官赈、义赈并驾齐驱，其他慈善机构和个人对其进行有益补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灾害赈济格局。整的来说，政府对赈灾还是比较重视的。这方面存档甚多，下面仅就1931、1932两年水灾善后加以说明。

1931年12月24日，水灾善后委员会在长沙中山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大会议决推熊秉老（希龄）任水灾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即日去电敦促熊秉老就职。与会者可谓人才济济，委员有何键、赵守钰、曹伯闻、张开琏、陈长簇、彭兆璜、谭常恺、胡子靖、郑家倜、胡翼如、鲁兆庆、周安汉、芦庆、邱维震、成希文、黄根石、曾浴云、陈斌生、粟戡时、刘策成、方克刚、任祖黎、张定、黄贞元、皮宗让、史镒、傅南轩、罗先闿、韦兰生、王先焕、周培钧、赵恒、萧莱生等33人，主席彭兆璜。会议首由主席彭兆璜报告。报告谓：“熊希龄委员长虽未莅临，但是我们相信熊秉老系主办赈务的大慈善家，桑梓关情，决不会谦让的。又幸赵守钰、何键两副委员长已欣然莅临就职，很值得我们热烈欢迎，相信将来赈务，当大有可观。”熊希龄是湖南凤凰人，著名慈善家，民国初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1920年举办香山慈幼院，l921年任湖南华洋义赈会会长，l928年任全国赈务委员会委员、中华红十字会会长。下面的影印件是当年长沙《大公报》关于敦请熊希龄回湘办赈及熊希龄关心湘灾的报道。

1935年，由于灾情紧急且严重，赈务会及水灾善后委员会对灾民的赈济跟不上，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7月灰电指示的九项救济水灾办法大纲，湖南省政府即于是年7月15日，约集国民党省党部及各赈务机关举行联席会议，商议在湖南省政府内设立湖南省水灾救济总会，办理是年全省水灾救济，赈务会、水灾善后委员会、华洋义赈会湖南分会等机构辅助本次水灾赈济。总会以程潜、熊希龄、赵恒惕等l99人为委员，何键、曹伯闻、彭国钧、张开琏、余籍传为常务委员，并推何键为主席委员，综理本会一切事务。并设秘书1人处理日常事务。总会委员无给薪，下属各主任、股长、干事及其他职员等，概由省政府秘书处、民政厅、省赈务会及水灾善后委员会调用，一律不另支薪。总会成立后即令被灾各县成立水灾救济分会，设常务委员3—5人，县长为当然常委员兼主席，综理分会一切事务。下面4幅老照片分别记录了1935年7月水灾后津市、宁乡和益阳三地的赈灾和救济场景。

对于1946年大饥荒，当局也尽其所能予以施救。1946年长沙《大公报》一篇特写《救灾及其他》中就说：“现在中央已经重视湖南的灾情了，存在上海的米麦，都要尽先运到湖南来。而沪汉等地，先后发动为湘灾筹款，有的用募捐方式，有的用节约方式，有的用一日所得方式，有的用演戏方式，名目不一，而其救济湘灾的动机以及对于湘灾的注意和怜悯之心，可以想见了。王东原主席下车伊始，发表施政方针，是救灾第一。各级县长发表政见，也是救灾第一。灾，灾，灾，湖南整个的地域内，都是为了‘灾’字打算。现在各机关团体自动救灾踊跃捐输的空气，非常风行。”上层社会名流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如湘籍抗日名将王耀武动员所属官佐捐薪救湖南之灾，募得500万元送交湖南灾荒赈救会。1946年5月25日湖南《国民日报》曾作报道：

【本市中央社讯】 绥靖总司令官王耀武，去年九月十五日奉命移驻长沙，接受长敌区日军投降时，深感湘省既受敌寇蹂躏，复遭天旱，闾里凋敝，民生饥馑，为状甚惨，曾经三次电呈中央呼吁救济。本年元月，王氏赴重庆，谒见蒋委员长，复呈阅报告湘省灾情，恳颁巨款救济。最近王氏交济南主持鲁省绥署工作，于军务倥偬之际，犹提倡所属官佐，捐薪赈救湘灾，昨将募得之五百万元，电汇长沙该绥靖区司令部留守处，转送该款。曾在会报告各参议员，甚为感激，即送交湖南灾荒赈救会旅赈云。

下面16幅档案照片分别记录了1946年湖南各地的救灾及灾后防疫场景。

对于灾荒与赈灾，省城长沙各大报纸十分关注，作了大量客观的报道，今日也成了重要的档案资料，现将长沙《大公报》和《湖南通俗日报》的部分报道影印如下。

 1935年《湖南大公报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刊载了谢国藻所撰《二十年来之湖南赈务》一文。谢国藻是长期从事湖南赈务的专家，他在该文中对民国时期的湖南赈务有一个总结性的说明，既有对赈务成绩的评价，也有对缺失的检讨，文称：

一、自民国七年(1918)至二十四年(1935)，十八年中，几乎年年有灾。

二、各种灾难中，以水灾为较多而烈。

三、共筹赈款，连同赈粮衣药，在二千万元以上。

四、此二千余万元，除湖南华洋义赈会潭宝路之五十余万元，及农赈贷款之七十余万元，水灾善后委员会工赈贷款之二百十余万元，省赈务会县道工厂等之一百零万元，合计四百余万元。系作积极事业外，其余皆属急赈，完全消耗。

五、所有赈款之来源，大半出自政府之各项附加捐税，殷实富商捐者极少。

 六、义赈多出自私人捐款，官赈多出自附加捐税。

七、每遇灾荒，报灾请赈者，辄在四五十县以上，几于无县不灾。

八、各省争分中央之款，各县争分省有之款，各区争分县得之款，各乡村争分区得之款，各平民争分灾民之款。几成定例。

九、施赈方法沿袭故常，几于千篇一律。

十、官赈义赈，既有常设机关，复有临时组织，而名称不一。每有前会未结束。而后会又继起，令人一时难于辨别。机关多，经费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