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民国民间慈善档案

红卐字会

红卐字会原名世界红卐字会长沙分会，成立于1931年，由社会热心公益人士周季衡、叶挺瑞、王道坚、唐性天、杨宜春等自愿集资，并获总、分各会补助，购买中东长街房屋开办卐慈小学；又在落星田50号设立中西医施诊所救护队。该会成立以来，在办理赈济工作方面有所作为，如1934年赈济邵阳、新化等县旱灾；1936年，放赈滨湖各县一带水灾；抗日战争期间，办理收容所，散放年米、寒衣、医药，开展救护掩埋工作，分设粥厂，专以贫苦工农为对象。敌机炸衡阳时，赈济队长李槎同、主任袁遹善，殉职于汽车西站。还创办小学，开设民众学校，救助失学男女入学，不收学费；开展中西医送诊，便利劳苦大众。

1951年长沙市进行社会公益团体重新登记时，该会理事长方鼎英向长沙市人民政府递交了申请书和《社会公益团体申请登记表》（见影印件）。方鼎英，湖南新化人，系著名抗日将领，国民革命军中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率部在东北坚决抵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省司法厅厅长、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红卐字会在递交申请书的同时，还附了一份《长沙红卐字分会简述》，全文如下：

长沙红卐字分会简述

一、沿革

我会原名世界红卐字会长沙分会，纯为社会救济慈善团体。在旧政府时期，采取纯洁超然立场，不涉政治，不参加党派，不干预慈善范围以外一切事务，专以救灾卹患，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总会设北京，会长为许德辉先生，谋人群之福利，本国各地分支会共二百六十余处。因红十字会起源于欧洲，着重军师战时救护，本会力求世界和平安乐，真正的幸福奋勉从事，以期推及东西各国，为世界人群结一大善缘。长沙自一九三○年，总会派韩福航、李慈开两先生，来湘振灾，征集社会热心公益人士周季衡、叶挺瑞、王道坚、唐性天、杨宜春等筹备，于次年春成立。自动自愿集资，及总分各会补助，购买中东长街房屋，开办卐慈小学；落星田五十号，为中西医施诊所救护队。讵料文夕大火，两处房屋付之一炬，旋迁上大陇，庚续工作。光复后，复由热心职会员，变售私人住宅，函请总分各会，及救济分署补助重建会舍，经成立大会决定，变卖中东长街地皮，方告完成，恢复旧观。

二、救济业务

我会成立以来，办理振济工作，尽心力而为，如廿三年，振济邵阳、新化等县旱灾；二十五年，查放滨湖各县一带水灾；长沙四战一火，办理收容所，散放年米、寒衣、医药，救护掩埋工作，分设粥厂，专以贫苦工农为对相；敌机炸衡阳，振济队长李槎同、主任袁遹善，均殉职葬汽车西站，远近誉扬。始则创办小学，继设民众学校，中西医送诊所，纯为便利无产阶级，救济失学成年男女，不取号金，不收学费。复有救护队，长沙将近解放时，敌机轰炸允嘉巷，死伤难胞，均系我会救护掩埋，各报纪载甚详。去年八月间，城东区公安分局，及区公所，需要合署办公房屋，愿以拔官府后街卅号，及顺星桥十号房屋交换，当经呈准市文教局从新备案，恢复民校于府后街卅号，设送诊所于顺星桥。一期甫满，公安司令部需要府后街房屋集中办公，愿以拨官回龙山十八号房屋交换，办学校，均经房地局保证。历年振济，均有实地，影片稽考。

三、工作概况

附设民众学校，经文教局指示，每期招收新生六十名为限，分为中级班、普通班、复式教育，每名仅收报名费一千元，学杂各费，概行免收，书记课本自备，教学书籍，采用职工业余课程，即政常、语文、算数、珠算、文娱、时事学习、小组讨论，每星期两次。最近奉文教局批示，“根据我们瞭解的情况，你校办理的情形，合符规定，同意继续开班，并将所教课程内容，及小组讨论总结，每两星期到文化科会报一次。”综计学习期满学员考取革大三名，余均稿到工作岗位，尤其准备读纯德会计班的，参加踊跃，因限于经费班次名额，无法安置。送诊所仍设顺星桥，平均每日求诊的在廿人以上，酌情送药品，不收任何费资，有诊断名册可查。

四、经济状况

我会素无固定资产，临时急振，多由总分会乘互助互爱的精神，量力捐集，集腋成裘，受益良多，从未接受伪政府任何津贴，平时经常费全仗会费支持。在会职工，饥溺为怀，只有出钱出力义务，毫无优裕享受念头。现值国家财经尚未好转以前，会员游资间欸，多投入生产事业部门。会费来源断绝，惟有将两处房屋，划一部分佃租纯德学校，及会员居住，月收租米两石六斗五升，开支教职员、医师、工友工薪，惨淡经营，纯是为人民服务。

五、检讨偏差

在旧政府长期黑暗统治时期，无法看到马列主义，学习进步，运用批评武器，提高政治觉悟。以为政府漠不关心群众，恻忍之心，人皆有之，不惜出钱出力，踊跃捐助，甚至迷信佛学“救人即是救己”，见义勇为，全不知从生产自救，自力谋生，有效的实际方法着手，徒知以“怜悯”两字，做微乎其微的工作，增加好逸恶劳分子，长期坐等救济，无形中做了缓和人民对旧政权的反抗，实犯偏差，无可讳言。

六、今后方针

我会创始之初，因当时环境关系，政治觉悟不够，观点亦不正确，既要消极的反对旧社会畸形发展，积极的同情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疾苦；复欲推行顺利开展救济福利工作，以免引起反动统治阶级的仇恨，所以不得不标明超然立场。同时为了集中人力财力完成任务，不得不结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为基础，再对压迫剥削阶级藉道德观念，进行感化，使其回头向善。今后在我们自己的人民政府和人民救济分会领导下，自应将旧社会客观条件逐渐消灭，联系实际，掌握自我斗争，彻底改造，以期符合新社会发展的趋向，全心全意，面向人民做具体工作，并团结一致，共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直接秉承我人民政府和人民救济分会的领导，配合政策推动会务。

但是，当年市政府社会科的一份题为《调查红卐字会情况》的报告却不认定长沙红卐字会是慈善单位。报告称：

红卐字会表面上是一个慈善机关，内部组织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最落后最荒唐的迷信社团——“道院”，这个名称是他们对内的一般称呼。他的起源大概是源本于“同善社”，这个组织的最初出现，大约是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时代，一群下台的遗老，以徐世昌、段祺瑞为首，而以熊希龄为中坚份子，在往时发横财，占地皮太多了，如是被一群“迷信二流子”所利用，以扶乩、打坐、修功为引，假借了世界红十字会的外貌，从佛教如来的佛冠上盗用了一个“卍”字，组成了这个“世界卍字会”，以慈善为名，推行迷信道门为实。

民国十九年，这个组织在华北、东北一带颇为盛行，入会者都是军阀失意的客和地主巨贾们，在东北“九一八”以前，张作霖、张学良等都曾入会，当时日本人还利用这落伍团体，曾经礼聘北京总会派大员到日本去宣扬“大道”，建立分会，日本也曾派一些人到东北入会，联系、打入这落伍机构中，作为活动的掩护。

“道院”的中心信仰和教主是“五教合一”，以“儒、释、道、耶、回”五教合而为一，上贯以一位最高古宰“至圣先天老祖”为教主，“五个宗教”都是老祖的五子或者五个宗派，此外，如观音菩萨、吕祖、济公活佛和关圣等诸神，为道院最“红”的神仙。它用来维系和吸收教徒的中心形式是“扶乩”，每次大典和斋戒忌日、教徒弟子聚集之期都有一次“扶乩”，一切会中大事以至主信徒个人的私事、病痛都依赖“扶乩”来指示解决，信徒平日的修功在于“诵经”和“打坐”，教徒们并没有禁婚或吃素的严格规定，在许多大城市如沈阳、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过去还有单独设立的女道院，或妇女红卍字会。

长沙有红卍子会的分会的成立，在抗战前约当民国廿三四年之间，抗战期间已经解体，抗战胜利后之次年，几位老信徒如唐性天、杨涵虚等，又谋恢复，重新建院（前院址毁于大火）当时他们一面进行捐募筹款，一面又请求政府帮忙，得到省社会处的批准，在救济本署湖南分署方面拨到一大批救济物资，充作兴建补助费，于是在一九四六年兴工，以后又将原在蔡锷中路的一块地皮变卖，才完成了落星田的新址。一九四七年夏举行落成典礼的时候，上海和汉口总会全都派人来参加其盛会，由“扶乩”中指派何云樵（何键）为名誉会长，叶振铎、唐性天、杨涵虚等人为会长，建院完成后还多余了一点经费，外加院址过去以一部份出租所得租金作为维持的经常费用。

因此，该报告得出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根据以上资料，长沙这个红卍字会并没有真正国际性质，自可先予征用或接收。”

1994年长沙市民政局编纂的《长沙民政志》仍然把长沙红卍字会列入民国时期长沙“其他慈善单位”的名录中（见   页）。